第1节 导论
依照柏拉图以来全部西方思想来看，尼采思想乃是形而上学。在这里，乍看起来似乎任意地，让我们预先来讨论一下关于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概念，而暂且听任这种本质的起源处于模糊状态中。形而上学乃是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真理把存在者所是的什么（即essentia［本质］，存在状态）、存在者存在这一实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带入ἰδέα［相、理念］、perceptio［知觉］、表象、意识的无蔽领域之中。但这个无蔽域却依照存在者之存在改变自身。根据它所允诺的存在者本身，真理把自身规定为这样一种在其本质（即解蔽）中的无蔽状态，并且按照如此这般被规定的存在来为其本质的当下形态赋形。所以，在其本己的存在中，真理乃是历史性的。真理总是要求某个人类，通过这个人类而被安排、奠基、传达，并且因此得到保存。本质上，而且历史性地，真理及其保存乃是共属一体的。如此这般地，某个人类总是要担负起一种决断，即对指定给他们的在存在者之真理中间存在的方式的决断。这样一种真理本质上是历史性的，这并不是由于人之存在消逝于时间序列中，而是由于人类始终被移置（被发送）到形而上学中了，而且只有形而上学才能够为一个时代奠定基础，因为形而上学使某个人类拘执于一种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中，并且因此把它保持在这种真理中。
存在状态（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什么）和存在者整体（存在者整体存在这一实情以及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还有真理的本质方式和真理的历史，以及最后，为了真理之保存而被置入真理之中的人类——这些东西限定了某种五重性，形而上学的统一本质就在这种五重性中展开自身并且总是一再自缚于其中。
作为归属于存在的存在者之真理，形而上学决不首先是某个人的观点和判断，决不仅仅是某个时代的学说体系和表达。形而上学也可以是所有这些东西，但始终只是作为事后效果和门面装饰。然而，一个人受到召唤，要把真理保护在思想当中，这个人如何在先行的生存论上的-绽出的筹划中承担起对真理的罕有安排、论证、传达以及保存，并且因此为某个在真理历史中的人类指定和准备一个位置——这一点并非无关紧要，而是界定了某个思想家的所谓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如果属于存在本身之历史的形而上学因此被冠以某个思想家的名字（诸如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康德的形而上学），那么，这并不是说，形而上学无非是这些思想家作为文化创造的名流大师的成就、财产甚或标志。此种命名现在意味着：这些思想家之所以成就自己，乃是因为存在之真理已经把自己托付给他们，让他们去言说存在，也就是说，让他们在形而上学范围之内言说存在者之存在。
藉着《曙光》一书（1881年），有一道光亮落到了尼采的形而上学道路上。就在同一年里，尼采——当时在“海拔6000英尺高处，比一切人类事物更要高出许多！”——形成了对“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洞察（《全集》，第十二卷，第425页）。[1]从那以后，差不多十年里，尼采的道路都处于这种经验的最明亮的光亮中。查拉图斯特拉开始发言了。作为“永恒轮回”的教师，查拉图斯特拉讲授“超人”学说。由此澄清和确定了如下认识：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乃是“强力意志”，一切世界解释，由于它们具有价值设定的性质，皆源出于“强力意志”。欧洲历史把自身的基本特征揭露为“虚无主义”，并且进入一种“重估以往一切价值”的必然性之中。新的价值设定，根据现在确定地公然承认自己的强力意志而做的新的价值设定，作为一种立法，需要基于某种新的“公正”为自身作一番辩护。
在尼采的这个巅峰时期，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力求在他的思想中形诸文字。行动计划接踵而至。接二连三的草案开启出这位思想家想要言说的东西的结构。主标题不断变化，一会儿是“永恒轮回”，一会儿是“强力意志”，一会儿是“重估一切价值”。如若某个主标题消失了，那它就会作为整部著作的末节标题而出现，或者成为副标题而与主标题配合。但一切都力求促成对那些想“亲身实践价值重估”的人们的教育（《全集》，第十六卷，第419页）。他们是一些“新的真诚者”（《全集》，第十四卷，第322页），对某种全新真理保持真诚的人。
我们不能把尼采的这些计划和草案看作某种未完成和未克服的东西的标志。它们变化多端，但这并不表明那是一种毫无把握的初步尝试。这些草稿并非纲领，而是一些记录，其中保存了尼采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领域里必定要穿越的道路，这些道路虽然被隐瞒起来，却是明确无误的。
“强力意志”、“虚无主义”、“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超人”、“公正”——这乃是尼采形而上学的五个基本词语。
“强力意志”是表示存在者本身之存在的词语，即表示存在者之essentia［本质］的词语。“虚无主义”是表示如此这般被规定的存在者之真理的历史的名称。“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意指存在者整体的存在方式，即存在者之existentia［实存］。“超人”描绘的是那种人类，为这个整体所要求的那种人类。“公正”则是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真理的本质。这五个基本词语中的每一个同时都命名着其他几个词语所言说的东西。惟当它们所言说的东西向来也一起得到思考，每个基本词语的命名力量才完全发挥出来了。
只有从《存在与时间》的基本经验出发，我们才能充分思考我们下面要做的尝试。这个基本经验在于一种震惊，一种不断增长的、但在若干地方兴许也能廓清自己的震惊，即面对下述事件的震惊：在西方思想史上，虽然存在者之存在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思考，但存在之为存在的真理却还是未被思的；这种真理不仅作为可能的经验拒绝了思想，而且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思想还专门——尽管不是有意地——对这个拒绝事件加以隐瞒。
因此，我们下面关于尼采形而上学的解释就必须首先做一种努力，试着从上述基本经验出发，也就是根据形而上学历史的基本特征，来沉思作为形而上学的尼采思想。
所以，我们这种对尼采形而上学的解释尝试就指向两个目标，一个是切近的目标，一个是我们的思想力所能及的最远目标。
在1881年至1882年前后，尼采在笔记本中写道：“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时代就要到了——这场斗争将打着哲学基本学说的旗号”（《全集》，第十二卷，第207页）。在写下这则笔记的时候，尼采开始认识和谈论这些“哲学基本学说”。他还没有考虑到，这些基本学说是以一种奇特的顺序和方式迸发出来的。所以，尼采当时还没有追问，这种顺序产生的基础是否一定在于这些基本学说的本质统一性之中。它们迸发出来的方式是否就能显明这种本质统一，对这个问题需要作一种专门的沉思。这些“哲学基本学说”的隐而不显的统一性构成了尼采形而上学的本质结构。在这种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并且根据这种形而上学的意义，现代的完成展开出它的历史，它的也许持久漫长的历史。
我们在此所尝试的沉思，其切近的目标乃是认识这些哲学基本学说的内在统一性。为此，我们就必须首先分别来认识和描述一下其中每一个“学说”。不过，把这些基本学说统一起来的基础，是从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中获得规定的。惟当这个正在发端的时代得以毫无保留、毫无掩饰地立身于这个基础之上，它才能够根据那种最高的意识、那种与支撑并且支配着我们这个时代的存在相应合的最高意识，来进行“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
这场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以及支撑着这场斗争的形而上学的展开过程，把地球和历史性人类的一个时代带向完成；因为在这里实现了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是世界统治的极端可能性，二是人类纯粹根据自身来决定自己的本质的尝试的极端可能性。
而随着西方形而上学时代的这样一种完成，一种遥远而基本的历史性的立场也一并得到了规定；在那场围绕地球之支配权力的斗争已成定局之后，这种基本立场现在已经不再能够开辟和承荷一个斗争领域了。于是，这个基本立场，西方形而上学时代在其中完成自己的基本立场，本身就陷入一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冲突中了。此种冲突不再是围绕对存在者的控制的斗争。在今天，这种对存在者的控制处处都表明自己是“形而上学的”，并且以“形而上学”为方向，而已经克服不了形而上学的本质。这种冲突乃是存在者之强力与存在之真理之间的争辩（Aus-einander-setzung）。为这样一种争辩作准备，乃是我们这里所尝试的沉思的最远目标。
这个最远目标统领着我们的切近目标，即对作为西方形而上学之完成的尼采形而上学的内在统一性的沉思。诚然，在时间顺序上，这个最远目标远非眼下这个时代可证明的事件和状况。但这只不过是说：这个目标属于另一种历史的历史性距离。
可是，假定历史性人类归属于存在和存在之真理，假定存在从来不需要首先超出某种存在者之切近，假定存在乃是本质性思想唯一的、但尚未被制定出来的目标，假定这样一种思想是开端性的，并且在另一个开端中，这种思想本身甚至必定先行于诗歌意义上的诗意创造，那么，上面所讲的最遥远的东西就还是切近的，比通常切近的和最近的东西更近。
在下面的讨论中，描述和解释相互穿插在一起，从而并非处处都立即能让人见出，哪些内容出自尼采的原话，哪些内容则是我们添加上去的。不过，任何一种解释都未必只能从文本中获取实事内容，它也一定会不露声色、了无痕迹地添加某种东西，某种来自它的实事内容的固有之物。门外汉在不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把某种东西视为文本的内容，以此来衡量，解释时的添加就势必会受到指责，被说成是穿凿附会和任意专断。
第2节 强力意志
何谓“意志”?这是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能在自己身上得到经验的：（意志之）意愿就是对某个东西的追求。而“强力”又意味着什么呢?这也是每个人从日常经验中就能知道的，那就是：力量的实施。于是，“求强力的意志”的意思是如此清晰，以至于人们总是支支吾吾，不愿再给这个词组提供一种特别的解说。“强力意志”分明是对力量实施的可能性的追求，对强力之占有的追求。这个“求强力的意志”还表达出“一种匮乏感”。有所“求”的意志还不是强力本身，因为它还没有明确地拥有强力。对某种尚不存在的东西的欲求被认为是浪漫精神的标志。但作为一种攫取强力的欲望，这个强力意志同时也是对暴力的纯粹贪求。凡此种种对强力意志的解释把浪漫空想与恶意凶险煮于一锅，歪曲了尼采形而上学中这个基本词语的意义；因为当尼采说“强力意志”时，他思考的是别的东西。
我们到底应当如何来理解尼采意义上的“强力意志”呢?意志通常被看作一种心灵能力，心理学的研究早就已经把它与理智和感情划分开来了。事实上，尼采也是以心理学方式来把握强力意志的。只不过，他并不是按照通常的心理学来界定意志的本质，而是倒了过来，根据强力意志的本质来设定心理学的本质和任务。尼采要求心理学成为“强力意志的形态学和发展学说”（《善恶的彼岸》，第23条）。
什么是强力意志?强力意志是“存在的最内在的本质”（《强力意志》，第693条）。这就是说：强力意志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因此，只有在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考察中，也即只有通过形而上学的方式，强力意志的本质才能得到探究和思考。这种关于存在者的筹划的真理性，即根据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存在对存在者的筹划的真理性，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特征。这种真理性决不容忍任何论证，任何乞灵于特殊存在者之特性和机制的论证，因为只有当这个被诉求的存在者本身预先已经根据作为存在的强力意志的基本特征得到筹划时，它才能得到证明。
那么，难道这种筹划只不过是个别思想家的任意所为么?表面看来是这样。这种任意性假象最先也增加了我们的阐释工作的困难，使我们难以阐明尼采在讲“强力意志”这个词组时所做的思考。但在他本人公诸于世的著作中，尼采几乎没有谈论过“强力意志”。这一点可以被视为一种征兆，表明尼采曾经想尽可能长久地守住那个最内在的东西，即他认识到的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最内在因素，并且力图把它置入某种独一无二的简朴言说的保护之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年）第二卷提到了强力意志，但还没有把它张扬为一个基本词语。在其中一节文字中，尼采完成了对如此这般被命名的东西的首次本质洞察；这节文字的标题“论自我克服”就是一种正确理解的暗示。在那里，尼采说：“凡有生命处，就有强力意志；即便在奴仆的意志里，我也看到了想做主人的意志”。据此看来，强力意志就是生命的基本特征。在尼采那里，“生命”被用作表示存在的另一个词语。“‘存在’——除‘生命’外，我们没有别的关于‘存在’的观念。某种死亡的东西又怎么能‘存在’呢?”（《强力意志》，第582条）。但意愿乃是做主人的意愿。这种意志甚至在奴仆的意志中也还存在着，这可不是因为奴仆力求摆脱他的奴隶身份，而恰恰是因为他是奴隶和仆人，并且以这种身份始终还掌管着由他“命令”的劳动对象。而且，只要仆人作为这样一个东西让主人觉得不可或缺，并且因此强制和引导主人依赖于自己（即奴隶），那么仆人就控制了主人。做一个仆人，这依然是强力意志的一种方式。倘若意志不过是一种愿望和欲求而已，而没有从根本上成为一种命令，那么，（意志之）意愿就决不会成为一种做主人的愿意。
可是，命令的本质何在呢?命令就是做主人，就是要支配行为作用的可能性、途径、方式和手段。在命令中被命令的，就是这样一种支配的实行。在命令中，命令者服从这种支配，并且因此服从自己。这样一来，命令者由于还拿自己冒险，就优越于自身。命令乃是自我克服，有时候比服从更困难。唯不能服从自己的人，才一定受别人的命令。从意志的这种命令特征中，强力意志的本质已初露端倪。
然而，强力不是意志意愿达到的在它自身之外的目标。意志并不求取强力，而不如说，意志唯在强力的本质区域里才现身而出。不过，意志仍然并不就是强力，而强力也并不就是意志。我们倒是可以说：强力的本质是求强力的意志，而意志的本质是求强力的意志。惟有根据这样一种对本质的认识，尼采才可能不说“意志”而说“强力”，也可能不说“强力”而干脆就说“意志”。但这决不意味着尼采把意志与强力等同起来了。尼采也不是要把这两者拼合起来，仿佛它们是一个首先分离的、只是后来才组合在一起的产物。而毋宁说，“强力意志”这个词语结构所命名的，恰恰就是一种浑然一体的唯一本质的不可分割的单一性，即：强力的本质。
只有在强力能够主宰已经达到的各个强力等级时，强力才会发挥力量。惟当而且只要强力是强力之提高，并且令自己赢得强力的增长，强力才成其为强力。在强力之提高方面，甚至一种单纯的中止，在某个强力等级上止步不前，就已经是昏聩无能（Ohnmacht）的开始了。强力的本质包含着对它自身的强势作用。[2]就强力是命令而言，这种强势作用起源于强力本身。作为命令，强力为自己赋权，以达到对当下强力等级的强势作用。所以，强力总是在“通向”其自身的途中——不只是通向下一个强力等级，而是通向对其纯粹本质的强行获取（Bemächtigung）。
因此，强力意志的对立本质并不是强力的“占有”，不是那种在与单纯的“对强力的欲求”的对立中达到的强力之“占有”，而是“对于强力的昏聩无能”（《反基督者》，《全集》，第八卷，第233页）。但这样来看，强力意志所表示的无非就是求强力的强力了。确实如此。只不过，这里讲的两个强力并不是指同一个东西，求强力的强力毋宁意味着：对强势作用的赋权过程（Ermächtigung zur Übermächtigung）。唯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求强力的强力才切中了强力的全部本质。作为命令的意志之本质是与这种强力的本质联系在一起的。但只要命令活动是一种对自身的服从，那么，与强力之本质相应，我们同样也可以把意志把握为求意志的意志。在这里，两个“意志”也表示各不相同的东西：一是命令活动，二是对作用可能性的支配。
不过，如果强力是求强力的强力，意志是求意志的意志，那么，强力和意志不就是同一个东西么?在它们本质上共属于一个本质的统一性这个意义上讲，两者是同一个东西。而如果所谓同一是指两个通常分离的东西的无关紧要的单一性，那么，两者就不是同一个东西。很少有自为的意志，同样也少有自为的强力。意志与强力，若是分别来设定，就会僵化为一些概念片断，即人为地从“强力意志”本质中拆解出来的概念片断。只有求意志的意志才是意志，也就是说，才是求强力的强力意义上的求强力的意志。
“强力意志”乃是强力的本质。强力的这个本质（而决不仅仅是强力的数量）当然就是意志的目标；而这是在一种本质性意义上来讲的，意思就是：意志唯在强力本身的本质中才能够成为意志。所以，意志必然地需要这个目标。因此之故，在意志的本质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一种对空虚的恐惧。空虚的要义在于意志的消泯，在于非意愿。所以，对于意志就可以说：“它宁求对虚无的意愿，而不是不意愿。——”（《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篇，第1条）。在这里，“对虚无的意愿”意味着：意愿缩小、否定、毁灭和荒芜。在这样一种意愿中，强力始终还为自己确保了命令的可能性。如此看来，甚至对世界的否定也只不过是一种隐蔽的强力意志。
凡有生命者皆为强力意志。“意愿拥有并且意愿更多地拥有，质言之，意愿增殖——这就是生命本身”（《强力意志》，第125条）。一切对生命的单纯保持就是生命的衰落了。强力就是求得更多强力的命令。然而，为了使作为强势作用的强力意志得以提升一个等级，它不仅必须达到这个等级，而且也必须确定和保障这个等级。唯从这样一种强力的可靠性出发，已经达到的强力才可能提高自己。因此，强力之提高同时本身又是强力的保存。唯有通过对提高和保存的同时命令，强力才能够为自身赋权，成为一种强势作用。这就意味着：强力本身而且只有强力本身才能设定提高和保存的条件。
强力意志本身的这些条件，这些由强力意志本身所设定的、并且因此由它本身所限定的条件，到底是何种条件呢?在他能够清醒地思考的最后一年里（1887—1888年），尼采写下一则笔记，回答了这个问题：“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价值’的观点乃是保存、提高的条件的观点”（《强力意志》，第715条）。
强力意志为着达到它自己的本质的赋权过程而设定的条件，乃是观点（Gesichtspunkte）。惟有通过某种独特的观看的“指点”，[3]这样一些观点才成其所是。这种有所指点的观看着眼于“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复合构成物”。把此种观点设定起来的观看为自己提供一种对“生成”的展望。对尼采来说，“生成”这个了无生气的术语却具有丰富的内涵，即作为强力意志的本质而揭示自身的丰富内涵。强力意志是强力的强势作用。生成并非意指那种不确定的流动，即任意出现的状态的一种毫无特色的变化的不确定流动。不过，生成也不是指“朝着某个目标的发展”。生成乃是对当下具体强力等级的强力超越。用尼采的话来说，生成意指作为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的活动性，也就是那种基于生成本身而起支配作用的强力意志的活动性。
因此，一切存在都是“生成”。对生成的广泛展望乃是一种对强力意志之运作的预见和洞见，其唯一意图是：强力意志作为本身而“存在”。但是，这种对强力意志本身的有所展望的洞见却属于强力意志本身。作为对强势作用的赋权过程，强力意志是预见性的和洞见性的，按尼采的说法，是“透视性的”（perspektivisch）。不过，“透视”决不是一个单纯的让我们观看某物的洞见轨道；而毋宁说，这种透视性的展望指向“保存、提高的条件”。作为条件，在此种“观看”中被设定起来的各种“观点”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即它们必须被指望和估算。[4]它们具有“数字”和“尺度”的形式，即价值的形式。价值“处处都可以简化为那种力的数字表和尺度表”（《强力意志》，第710条）。尼采总是在强力意义上来理解“力”（Kraft），也就是把它理解为强力意志。数字本质上乃是“透视的形式”（《强力意志》，第490条），因此，它维系于强力意志所特有的“观看”，后者本质上是对价值的估算。“价值”具有“观点”的特征。价值并非“自在地”发挥效力，并非“自在地”存在，以便偶尔也成为“各种观点”。价值“本质上乃是观点”，即强力意志的有所发挥和有所计算的观看的“观点”（《强力意志》，第715条）。
尼采在谈论强力意志的条件时，把它们称作“保存、提高的条件”。出于谨慎，尼采在此没有说保存和提高的条件，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被放在一起；因为实际上，这里只有一个东西。强力意志的这种唯一的统一本质规整着它所特有的交织关系（Verflechtung）。强势作用既包括那种作为当下具体强力等级被克服掉的东西，也包括着克服者。有待克服的东西必然要进行反抗，为此，它本身必定是某种持存的东西，某种保持和保存自身的东西。但甚至克服者也必须有一个立足之所，必须是坚定的，否则，它既不可能超越自身，也不可能在提高中毫不动摇并且把握住自身提高的可能性。反过来，一切对保存的预见都仅仅是为了得到提高。正是因为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交织关系，所以，强力意志的条件，亦即价值，才总是关涉于“复合构成物”的。强力意志的这些形态，诸如科学（认识）、艺术、政治和宗教，尼采也把它们称为“支配性构成物”（Herrschaftsgebilde）。
尼采不仅常常把规定这些支配性构成物的条件刻画为价值，也把这些支配性构成物本身称为价值。因为它们提供了道路和设施，从而创造了条件，在这些条件下，世界——它本质上是“混沌”而决非“有机体”——作为强力意志形成了秩序。这样，尼采那个起初让我们感到诧异的说法，即所谓“科学”（认识、真理）和“艺术”乃是“价值”，才变得可理解了。
“什么是价值的客观尺度呢?无非是提高了的和组织起来的强力的量……”（《强力意志》，第674条）。
只要强力意志是强力之保存和强力之提高的变化多端的交织关系，则每一种由强力意志所贯通的支配性构成物就既是持存的（作为自身提高着的东西），又是非持存的（作为自身保存着的东西）。它的内在持存性（即延续）因此本质上就是一种相对的持存性。这种“相对延续”乃为“生命”所特有，生命向来包含着“一种流变的对强力界限的规定”（《强力保持》，第492条），因为生命仅仅存在于“生成范围内”，也就是说，仅仅存在于强力意志范围内。由于存在者的生成特征取决于强力意志，所以，“一切发生事件，一切运动，一切生成，都作为一种对程度和力量关系的确定”而存在（《强力意志》，第552条）。强力意志的“复合构成物”乃是“生成范围内的生命之相对延续”的构成物。
如此这般地，一切存在者就都是“透视性的”，因为它们作为强力意志而成其本质。“透视主义”（即作为设定观点的、有所计算的观看的存在者之机制）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借助于它，每一个力量中心——而不光是人类——都从自身出发来构造其余的全部世界，这就是说，凭藉自身的力量来测度、触摸、赋形……”（《强力意志》，第636条）。“谁若想跳出这个透视世界，就会走向毁灭”（《全集》，第十四卷，第13页）。
按照其最内在的本质来看，强力意志乃是一种透视性的估算，即对它的由它本身设定起来的可能性条件的透视性估算。强力意志本身就是进行价值设定的。
“价值问题要比确信问题更为基本：后者只有在价值问题已经得到解答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其严肃性。”（《强力意志》，第588条）
“一般意愿无非就是要变得强大的意愿，要增长的意愿——而且此外也加上对手段的意愿。”（《强力意志》，第675条）
但根本的“手段”乃是那样一些“条件”，就是强力意志按其本质所服从的那些条件，那就是：“价值”。“在一切意志中都有估价——”（《全集》，第十三卷，第172页）。
强力意志，而且惟有强力意志，才是意愿价值的意志。所以，强力意志最终必须明确地成为并且保持为那个东西，后者构成一切价值设定的出发点并且支配着一切价值估价，那就是：“价值设定的原则”。因此，一旦在强力意志中明确地见出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而强力意志也敢于这样招认自己，那么，我们对在其真理中的存在者本身的彻底思考，亦即作为强力意志思想的真理，就无可避免地变成一种根据价值来进行的思考。
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而且惟有这种形而上学，才有理由成为一种价值之思，并且必然地是一种价值之思。在对价值的估算中，以及在根据价值关系进行的评价中，强力意志对自身作出估算。强力意志的自身意识（Selbst-Bewuβtsein）就在于这种价值之思，在这里，“意识”这个名称不再意味着一种无关痛痒的表象，而是指那种具有强力作用和赋权作用的对自身的估算。这种价值之思本质上属于强力意志的自身存在，属于作为subiectum［一般主体］（某种自立的、处于万物基底的东西）的强力意志的存在方式。强力意志把自己揭示为那种以价值之思为特性的主体性。一旦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这种主体性意义上，亦即作为强力意志而得到经验，则一切形而上学，作为关于存在者本身的真理，必定就普遍地被视为一种价值思考、价值设定。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是要根据价值思想来解说所有在它之前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一切形而上学的争辩都是一种对价值等级的决断。
第3节 虚无主义
形而上学发端于柏拉图的思想。柏拉图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亦即存在者之存在，把握为理念。理念乃是杂多中的一，杂多唯在理念的光照中才显现出来，因而也只有在这样一种显现中才存在。作为这样一个具有统一作用的一，理念同时也是持存的东西、真实的东西，区别于变动不居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从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角度来理解，理念必须被看作价值，最高的统一性必须被看作最高价值。柏拉图本人就是根据最高的理念，即善的理念（ἀγαθόν），来揭示理念的本质的。然而，对希腊人来说，“善”却意味着使……适宜于某物、并且使某物成为可能的东西。作为存在的理念使存在者适宜于成为可见之物，也就是说，使之适宜于成为在场者，即一个存在者。从此，作为在一切形而上学中具有统一作用的一，存在就具有了“可能性条件”的特征。通过对作为对象性（客观性）的存在的先验规定，康德对存在的这个特征作了一种从“我思”的主体性方面得到规定的解释。尼采则是基于强力意志的主体性把这种可能性的条件把握为“价值”。
不过，柏拉图关于善的概念并不含有价值思想。柏拉图的理念并不是价值；因为在他那里，存在者之存在还没有被筹划为强力意志。但是，尼采仍然能够从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基本立场出发，把柏拉图关于存在者的解释（即理念，因而也是超感性领域）解说为价值。在这样一种解说中，自柏拉图以降的所有哲学都成了价值形而上学。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在整体上是根据超感性领域而被把握的，而这个超感性领域同时被认作真实存在者，无论它是作为基督教的创造神和救世主的上帝，还是道德法则，还是理性权威、进步、大多数人的幸福等等。直接现成的感性之物往往是根据一种愿望、一种理想而得到衡量的。一切形而上学都是柏拉图主义。基督教及其现代的世俗化形式是“对‘民众’而言的柏拉图主义”（《全集》，第七卷，第5页）。尼采把这些值得愿望的东西思考为“最高的价值”。每一种形而上学都是一个“价值评估体系”，或者按尼采的说法，都是道德，它“被理解为关于各种支配关系（Herrschafts-Verhältnisse）的学说，而‘生命’现象就是在这些支配关系中间形成的。——”（《善恶的彼岸》，第19条）
这种从价值思想角度来进行的对一切形而上学的解释乃是一种“道德的”解释。但尼采发动这种关于形而上学及其历史的解释，并不是作为一种对过去之物的历史学上的和学究式的考察，而是作为一种对未来之物的历史性决断。如果价值思想成了关于作为西方历史之基础的形而上学的历史性沉思的指导线索，那么，这首先就意味着：强力意志是价值设定的唯一原则。如果强力意志敢于承认自己是存在者的基本特征，那么，对一切事物的评价就都得取决于：它们是提升还是降低或阻碍了强力意志。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强力意志构成在其存在中的一切存在者的条件。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这一最高条件乃是决定性的价值。
只要以往的形而上学没有特别地把强力意志认作价值设定的原则，那么，在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强力意志就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因为从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出发，一切形而上学都在道德意义上被把握为评价了，所以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就变成为价值设定，而且变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设定。它之所以新，就在于它是一种“对以往价值的重估”。
这种重估构成虚无主义的完整本质。但虚无主义这个名称不是已经表明：根据这种学说，一切都是微不足道、一无所有的，任何意志和任何功业都是徒劳的?然而，按尼采的概念，虚无主义既不是一种学说和主张，根本也没有这个在表面上被理解的名称让我们相信的那个意思，即：把一切都消解于纯粹的虚无之中。
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认识起于他的强力意志形而上学，而且本质上归属于后者。他并没有在一种与浮现在他眼前的形而上学历史观的完整联系中把他的这种认识描述出来。但我们却不知道他这种形而上学历史观的纯粹形式，也不再能够从他保存下来的著作残篇中推断出这种纯粹形式。不过，在其思想领域内，尼采仍然在对他来说本质性的角度、层次和方式上深思了“虚无主义”这个名称的意思，并且把他的这些思想记录在不同篇幅和不同强度的零散笔记中。
其中有一则笔记说（《强力意志》，第2条）：“虚无主义意味着什么?——最高价值的自行贬黜。没有目标；没有对‘为何之故?’的回答”。虚无主义是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的过程。这些价值的沦丧乃是迄今为止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的崩溃。因此，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的过程就不是一个其他许多历史性事件中的一个事件，而是由形而上学支撑和引导的西方历史的基本事件。由于形而上学通过基督教而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神学烙印，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过程也就必定通过“上帝死了”这句话而在神学上表达出来。在这里，“上帝”根本上指的是超感性领域，后者作为“真实的”、“彼岸的”永恒世界对立于此岸的“尘世”，起着真正的和唯一的目标的作用。即使基督教会的信仰已经式微，丧失了它在尘世的统治地位，这个上帝的统治地位也并不就随之消失了。而毋宁说，它的形态被伪装起来，它的要求变得僵化而不可辨认了。取代上帝和教会的权威，出现了良知的权威、理性的统治地位、历史进步的上帝、社会本能之类的东西。
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这意思是说：这些理想丧失了它们对于历史的构成力量。但如果“上帝之死”和最高价值的崩溃就是虚无主义，那么，谁还能坚持说虚无主义并不是什么否定性的东西呢?还有什么比死亡、甚至上帝的死亡更加决定性地推动毁灭，推动一种进入一无所有的虚无之中的毁灭呢?尽管作为西方历史的基本事件，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属于虚无主义，但这样一种贬黜决没有穷尽虚无主义的本质。
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首先使得世界看起来是无价值的。以往的价值虽然已经被贬黜，但存在者整体依旧，而要建立一种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急迫性一味地变得愈发严峻了。新价值的必要性日益突现出来。新价值的设定即将来临。这就形成了一种过渡状态，一种贯穿当代世界历史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表现出以下事实：人们既希望以往价值世界的重新返回，甚至于还追求这种重返，而同时，人们又感受到一个新的价值世界的出现，并且——虽然有违于意愿——已经承认了它。只要下面这个假象仍维持着，仿佛历史性的未来还能通过一种在旧价值与新价值之间的折中调和而避免灾难，那么，这种过渡状态就还将持续下去，而在其中，地球上的历史性民族必须对它们的没落或者新开端作出决断。
然而，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并不意味着这些价值的有效性的一种仅仅相对的丧失，而毋宁说，“这种贬黜乃是以往价值的完全颠覆”。这种颠覆包含着新价值之设定的绝对必然性。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进程的历史性序幕，这个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作为对以往一切价值的重估而得以占据支配地位。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从一开始就被嵌入那种在暗中等待时机的对一切价值的重估之中。所以，虚无主义并不追求单纯的一无所有（Nichtigkeit）。它的真正本质在于一种解放（Befreiung）的肯定特性。虚无主义是以往价值的贬黜，它转向一种对一切价值的彻底颠倒。在这样一种转向中，在这种回溯甚远而同时又向前伸展着、总是要对自身作出决定的转向中，隐藏着作为历史的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
但这样一来，对于某种本质上肯定性的东西，虚无主义这个否定性的词语还能意味着什么呢?这个名称为虚无主义的肯定性本质确保了那种摈弃一切折中调和的绝对之物的至高鲜明性。于是，虚无主义就是说：在以往的价值设定中，已经没有什么会发挥效力了，一切存在者都必须在整体上得到不同的设定，也就是说，都必须根据另外的条件而得到设定。一旦世界由于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而显得毫无价值了，那就会有某种极端的东西突现出来，后者又只有借助于另一个极端的东西才能得到消除（参看《强力意志》，第55条）。价值重估必须是一种无条件的重估，必须把一切存在者置入一个原始的统一性之中。而这个原始的、先行的、具有统一作用的统一性构成了总体性（Totalität）的本质。在这个统一性中起支配作用的，乃是Ἕν［一］的规定，后者从西方世界的早期时代以来就为存在打上了烙印。
因为这种根据新的价值设定对混沌的克服已经通过此种价值设定而被置于总体性法则之下，所以，人类在新秩序的贯彻中的一切作用本身就必定带有总体性的特征。因此，历史性地看，“总体之物”的支配地位是随着虚无主义一道出现的。这就显示出虚无主义真正肯定性的本质正在突现出来的基本特征。诚然，总体性从来就不是指一种对半拉子的东西的单纯提高，但它也不是指对熟悉之物的放大，仿佛这种总体之物总是可以通过量的扩充和对业已存在之物的改变来达到似的。总体性始终植根于一种本质性颠倒的先行决定性之中。所以，任何想借助于以往的思想方式和经验方式来对那种起于绝对颠倒的新处境作出清算的企图，也都将归于失败。
但即便我们承认了欧洲虚无主义的肯定性特征，我们也还无法获得它的最内在本质。因为虚无主义既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甚至也不是西方历史的基本特征；它乃是这种历史发生的法则，是历史发生的“逻辑”。诸如对最高价值的设定，最高价值的歪曲、贬黜和贬降，世界的时代性无价值现象，新价值取代以往价值的必然性，作为价值重估的新设定以及这种重估的预备阶段——凡此种种都勾画出价值估价的一个固有法则，而世界解释就植根于此类价值估价之中。
这样一种法则乃是西方历史的历史性，根据强力意志形而上学来经验的西方历史的历史性。作为历史的法则，虚无主义展开出它自身的一系列不同阶段和形态。所以，光是虚无主义这个空洞名称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它在一种歧义性中摇摆不定。尼采也反对下面这样一种意见：虚无主义是堕落的根源；他指出：作为堕落的“逻辑”，虚无主义恰恰超越了堕落本身。而虚无主义的原因倒是道德，此所谓道德是在对“自在地”有效的超自然的真、善、美理想的设定意义讲的。对最高价值的设定同时也设定了这些最高价值贬黜的可能性；而当这些最高价值表明自己具有不可企及的特性时，它们的贬黜也就已经开始了。生命因此就显得是不适宜于实现这些价值的，根本无能于实现这些价值。因为这个缘故，本真的虚无主义的“预备形式”就是悲观主义（《强力意志》，第9条）。
悲观主义否定现存世界。但它对世界的否定却是有歧义的。这种否定可能干脆意求衰败和虚无，但也可能是对现存事物的拒绝，从而为一种新的世界形态开启道路。以后面这种方式，悲观主义就是“作为强者”来展开自己的。它关注存在之物。它看到危险和不安之物，并且寻求能够保证掌握我们的历史性处境的各种条件。一种从事“分析论”（Analytik）的能力表明了强者的悲观主义的特征；但对于这种“分析论”，尼采并没有把它理解为一种对我们的“历史处境”的激烈分解和消解，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冷酷的——因为已经是知识性的——解析和显示，即对存在者何以如其所是地存在的原因的解析和显示。与之相反，那种仅仅看到衰败的悲观主义却来自“弱者”，它往往搜寻阴暗之物，不放过任何失败的机会，并且因此就相信自己能够预见一切未来结局。这种悲观主义通晓万物，对于出现的每个事件，它都能够从过去时代中援引一个对应的事件。有别于“分析论”，尼采把它刻画为“历史主义”（《强力意志》，第10条）。
然而，由于悲观主义的这种模棱两可，现在就有一些极端的立场得以展开出来。它们界定了这样一个领域，惟从这个领域而来，虚无主义的真正本质才在多个层次上显露出来。首先又产生出一种“中间状态”。一会儿只有“不完全的虚无主义”独占一方，一会儿就是“极端的虚无主义”在投机冒进了。“不完全的虚无主义”虽然也否认以往的最高价值，但只不过是在旧位置上设置了新理想（如用“共产主义”取代“原始基督教”，用“瓦格纳音乐”取代“正统基督教”）。这个半拉子的东西延缓了对最高价值的断然废黜。这样一种延缓遮掩了决定性的东西，即：随着以往最高价值的贬黜，首先必须清除的是这些最高价值曾经拥有的位置，也就是那个自在地存在的“超感性领域”。
虚无主义要想成为完全的，就必须通体贯彻“极端性”。“极端的虚无主义”认识到，根本没有什么“自在的永恒真理”。只要这种虚无主义只限于持有这样一个洞见，而且只是袖手旁观以往最高价值的沦落，那它就还是“消极的”虚无主义。与之相反，“积极的”虚无主义却主动出击，通过摆脱以往的生活方式来颠覆一切，还更要赋予垂死之物以一种“对终结的要求”（《强力意志》，第1055条）。
不过，难道这样一种虚无主义就不是否定的吗?难道不正是尼采本人在那段对虚无主义的感人刻画中确证了虚无主义的纯粹否定性的特征吗?尼采写道：“虚无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对于如其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不应当存在；对于如其应当所是地存在的世界，他断定它并不实存”（《强力意志》，第585条A节）。在这里，尼采倒是用一种双重否定绝对地否定了一切：首先否定了现存世界，进而同时也否定了从这个现存世界出发值得愿望的超感性世界，即理想。不过，在这种双重否定的背后，已经潜伏着对这一个世界的唯一肯定，它拒斥以往的东西，靠自身来建设全新的东西，而且不再认可一个自在地存在的超世界（Überwelt）。
这种极端而积极的虚无主义扫除了以往的价值连同它们的“空间”（即超感性领域），并且赋予新的价值设定以优先的可能性。有鉴于极端的虚无主义所具有这样一种创造空间和迈向自由的特征，尼采也说它是“绽出的虚无主义”（《强力意志》，第1055条）。这种虚无主义给人的假象是一味否定，但其实，它既没有肯定现成之物也没有肯定某个理想，而倒是肯定“价值估价的原则”，即：强力意志。一旦我们明确地把这种虚无主义把握和接受为一切价值设定的基础和尺度，则这种虚无主义就适应了它的肯定本质，克服和包容了它的不完全性，并且因此完成了自己。这种绽出的虚无主义就会成为“古典的虚无主义”。尼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把握他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凡在强力意志成为价值设定的激发原则的地方，虚无主义就成为“精神的至高权能的理想”（《强力意志》，第14条）。由于一切自在存在的存在者都被否定掉了，由于强力意志被肯定为创造的本源和尺度，所以，“虚无主义就可能”“成为一种神性的思想方式”（《强力意志》，第15条）。在这里，尼采是在思考狄奥尼索斯神的神性。
对于虚无主义的肯定本质，我们简直不能对之作更为肯定的言说了。于是，根据它的完全的形而上学概念，虚无主义是把以往最高价值消除掉的历史，其依据乃是那种先行发挥作用的价值重估，即那种蓄意地把强力意志承认为价值设定之原则的价值重估。因此，重估也就不光是指：在以往价值原有的同一个旧位置上设定新的价值；相反地，这个名称总是而且首先是指：这个位置本身要得到重新规定。
这就意味着：价值唯在“重—估”（Um-wertung）中才被设定为价值，也就是说，价值唯在它们的本质基础中才被把握为强力意志的条件。强力意志的本质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在形而上学上思考“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可能性。
严格看来，重—估就是根据“价值”重—思（Um-denken）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这也就意味着：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乃是强力意志。只有作为“古典的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才获得它自己的本质。在“古典”意义上考虑，只要关于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乃是在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中得到完成的，而且这种真理的历史是通过这种形而上学而得到解说的，那么，“虚无主义”同时也就是表示形而上学的历史性本质的名称。
但如果存在者本身是强力意志，那么，尼采又是如何来规定存在者整体的整体性的呢?根据那种设定价值的、进行重估的古典虚无主义的形而上学，这个问题就是要问：存在者整体具有何种价值?
第4节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世界的总体价值是不可贬降的”（《强力意志》，第708条）。
尼采形而上学的这个原理并不是要说：人的能力不足以去发现依旧隐蔽地存在的总体价值。即使是对存在者的某种总体价值的寻求，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总体价值（Gesamtwert）这个概念是一个非概念（Unbegriff）；这是由于，价值本质上乃是强力意志为了它自身的保存和提高而设定起来的、并且因此由强力意志限定的条件。为整体设定某种总体价值，这意思就是指：把无条件的绝对者置于受限定的条件之下。
因此就可以说：“生成”（即存在者整体）“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强力意志》，第708条）。这句话仍然不是说：存在者整体是某种空无所有的或者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这话意义重大。它表达出世界的无价值状态。尼采把一切“意义”都把握为“目的”和“目标”，而又把目的和目标把握为价值（参看《强力意志》，第12条）。相应地，尼采才能说：“……绝对的无价值状态，亦即绝对的无意义状态”（《强力意志》，第617条）。“无目的状态本身”乃是虚无主义者的“基本信条”（《强力意志》，第25条）。
然而，在此期间，我们已经不再“以虚无主义的方式”把虚无主义思考为一种进入空无所有的虚无之中的崩溃和消解。进而，无价值状态和无目的状态也不可能再意味着某种缺失，不可能意味着单纯的空虚和不在场状态。此类表示存在者整体的具有虚无主义意味的名称，指的是某种肯定性的东西和本质性地现身的东西，亦即存在者整体的在场方式。而表示这种在场方式的形而上学词语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
尼采本人把他的这个思想命名为在多重意义上“最沉重的思想”。而惟有预先想着去保存惊异状态的人才能把握这个思想中令人惊异的东西；这个人甚至能认识到，这种惊异状态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之所以归属于关于存在者整体之真理的原因所在。所以，几乎比对这个思想的内容的解释更为重要的，首先是要洞识那样一种联系，惟有根据这种联系，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作为存在者整体之规定才能得到思考。
这就是说：本身具有强力意志之基本特征的存在者在整体上只可能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而反过来讲：在整体上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存在者作为存在者必然具有强力意志的基本特征。根据存在者之真理的统一性，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与存在者之整体性相互地要求它们各自的本质方式。
强力意志设定它自身的保存和提高的透视条件，亦即价值。作为被设定的、因而受限定的目标，价值在其目标特征中必须完全吻合于强力之本质。强力并不知道什么“自在的”目标——它可能达到并且得以持留于其中的“自在的”目标。在这种停滞不前的持留中，强力就会否定它最内在的本质，即：强势作用（Übermächtigung）。诚然，目标乃是强力所关注的。但这种关注针对的是强势作用。这种强势作用是在存在着阻力的地方才展开到极致的。因此，强力的目标必定始终具有阻碍的特征。由于强力的目标可能只是一些阻碍而已，所以，它们反而总是已经处于强力意志的强力范围内了。这种阻碍本身尽管还没有“被取消”，但在本质上已经被强行获取作用（Bemächtigung）所克服了。因此，对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来说，决没有什么在它自身之外的目标，是它可以向之行进、也可以弃之而去的外在目标。
作为对其自身的强势作用，强力意志在本质上要向自身返回，并且因此赋予存在者整体，即“生成”，以独一无二的活动特征。因此，世界运动并不具有任何目标状态，任何在某处自为地存在的、仿佛河流交汇处一般把生成接纳下来的目标状态。而另一方面，强力意志并非只是偶尔地设定它的受限定的目标。作为强势作用，强力意志总是不断地处在通向其本质的途中。它永远是积极活动的，同时也必然是径直无目标的——只要“目标”依然意味着一种在它自身之外自在地存在的状态。然而，强力意志的这种无目标的、永恒的强力运作，就其状态和形态而言，同时又必然是有限的（《全集》，第十二卷，第53页）。因为倘若它在这方面是无限的，那么，根据其作为提高的本质，它就必然也会“无限地增长”。但如果一切存在者都不过是强力意志，那么，强力意志的这种提高究竟源自何种盈余呢?
进而，为了它自身的保持，因而恰恰也是为了它自身提高的种种可能性，强力意志的本质本身向来就要求一点，即：它（强力意志）向来以某种固定形式受到了界定和规定，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它已经是某个自身限定的东西了。强力的本质包含着目标自由，[5]因而在整体上包含着无目标状态。不过，恰恰因为这样一种目标自由唯一地总是要求有条件的目标设定，所以，它就不能容忍一种毫无休止的强力泛滥。因此，以强力意志为基本特征的存在者整体，就必定具有一种固定的量。替代“强力意志”，尼采有时也说“力”。他总是把力（尤其是自然力）理解为强力意志。“力当中某种不固定的东西，某种起伏不定的东西，乃是我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全集》，第十二卷，第57页）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呢?是指那些把存在者思考为强力意志的人们。但“我们的”思考乃是一种固定和限定。“世界作为力是不允许被设想为无限定的，因为它不可能这样被思考——我们不许把无限的力这个概念当作与‘力’概念不相容的。也就是说——世界也缺乏永恒更新的能力”（《强力意志》，第1062条）。在这里，是谁不许把强力意志思考为无限的?谁有这种裁决权，胆敢声称强力意志以及由之规定的存在者整体是有限的呢?是那些把自己的存在经验为强力意志的人们，对他们来说，“——其他任何观念都还是不确定的，因而是无用的——”（《强力意志》，第1066条）。
如果存在者本身是强力意志，因而是永恒的生成，而强力意志却要求无目标状态，并且排除了那种向某个自在目标的无休止前进，如果强力意志的永恒生成同时也在其可能的形态和支配性构成物方面受到了限定（因为这种生成不可能是无限地新的），那么，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整体就必须让相同者重新出现，而且相同者的轮回就必须是一种永恒的轮回。如果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强力意志，那么，这样一种“循环”就包含了存在者整体的“原始法则”（Urgesetz）。
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乃是非持存之物（生成之物）本身的在场方式，但非持存之物却是在最高的持存化中（即在循环中）在场的，带有唯一的规定性，即确保强力运作的恒常可能性。被规定为永恒轮回的存在者之返回、到达和离去，往往具有强力意志的特征。因此，轮回着的存在者的相同性首先也在于：在每一个存在者中，强力的力量运作总是发出命令，而且总是根据这种命令限定着存在者性质中的一种相同性。相同者的轮回决不意味着：对每个观察者来说，倘若其存在没有为强力意志所规定，那么，相同的从前现成之物就总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现成存在。
“强力意志”说的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什么，即存在者在其机制中是什么（was）。“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说的是：具备此种机制的存在者整体上如何（wie）存在。凭着这个“什么”，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如何”也一道获得了规定。这个“如何”从一开始便确定了如此实情（daβ），即：每个存在者在每个时刻都是从这个“如何”中获得它的“如此”（Daβ）（它的“事实性”）特征的。因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标志着存在者整体的特征，所以，它就是存在的一个与强力意志共属一体的基本特征，尽管“永恒轮回”命名的是一种“生成”。轮回着的相同者向来只具有相对的持存，因而是本质上非持存的东西。而它的轮回却意味着：总是把它重新带入持存之中，也就是一种持存化。永恒轮回乃是非持存之物的最持久的持存化。而自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以降，存在都是在在场之持存性意义上被理解的；在这里，持存性（Beständigkeit）是有歧义的，既指牢固性也指持久。尼采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概念也表达出存在的这同一个本质。诚然，尼采把作为持存的、牢靠的、固定的和僵化不变的东西的存在与生成区别开来。但是，存在依然归属于强力意志，后者必须根据某个持存之物来为自己确保持存性，其唯一目的是为了能够超越自己，亦即能够生成（werden）。
存在与生成只是在表面上处于对立之中，因为就其最内在的本质而言，强力意志的生成特征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从而也就是非持存之物的不断持存化。因此，尼采才能在一则十分关键的笔记中写道（《强力意志》，第617条）：
“要点重述：
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
双重的伪造，一方面是基于感官的伪造，另一方面是基于精神的伪造，旨在保存一个存在者世界，一个持久之物、等价之物等等的世界。
一切皆轮回，这是一个生成世界向存在世界的极度接近——此乃观察的顶峰”。
在其思想的顶点，尼采必然要极端地遵循这种思想的基本脉络，并且着眼于世界的存在来规定世界。这样，他就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对存在者之真理作了筹划和构造。但同时，在“观察的顶峰”，尼采又说，为了保存一个存在者世界，也即持久地在场者的世界，必须有一种“双重的伪造”。感官以各种印象赋予我们一个被固定的东西。而精神则通过表象活动来确定对象性的东西。两者所做的是对通常活动和生成的东西的固定。作为这样一种对生成的持存化，“最高的强力意志”就可以说是一种伪造了。在“观察的顶峰”，也就是在决定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之真理的地方，势必会有某个虚假的东西和一种假相被安置起来了。因此，真理就会成为一种谬误。
确实如此。甚至在尼采看来，真理本质上就是谬误，而且是那种特定的“谬误种类”，后者的特征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得到充分界定，即：我们已经根据存在之本质——在此也就意味着，根据强力意志——明确地认识到了真理之本质的起源。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说的是：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作为万物本身不具有任何价值和目标的存在者整体如何存在。存在者整体的无价值状态，一个表面上完全否定性的规定，其实是以一个肯定性的规定为基础的，通过后者，存在者才预先分有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整体性。然而，存在者整体的这个基本特征也不允许我们把世界思考为某种“有机体”；因为世界决不是通过一种自身持存的目的联系而构造起来的，也并不指向任何自在的目标状态。“我们必须把它［宇宙大全］思考为一个尽可能远离于有机体的整体”（《全集》，第十二卷，第60页）。唯当存在者整体是混沌，它作为强力意志才获得了一种恒久的可能性，得以在相对延续的向来有限制的支配性构成物中“有机地”构成自己。不过，所谓“混沌”并不意味着一种盲目汹涌的混乱，而是指存在者整体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总是追求某个强力秩序、划定强力界限，总是在围绕强力范围的斗争中力求作出决断。
以尼采的想法，这个混沌整体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当我们达到并且严肃地对待了下面这样一种认识，即对这个思想的思考必然具有形而上学筹划的本质方式，这时候，尼采的这个思想才会成为最可惊讶和最可怕的思想。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只是由存在者本身的存在来规定的。这个真理既不是思想家的纯粹个人性的体验，被禁囿于某个个人观点的有效范围之内，也不能“科学地”得到证明，这就是说，也不能够通过对个别存在者领域（例如自然或历史）的研究而得到证明。
出于一种要把他的同代人引导到他的形而上学“观察”的“顶峰”的激情，尼采本人最后仍乞灵于这样一些证明；这个情况只是表明，一个人作为思想家要能保持在一种由形而上学所要求的筹划及其证明的轨道上面是多么困难和难得。对于那种把存在者整体思考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筹划的真理性基础，尼采是有清醒的认识的。他说过：“生命本身创造了这个对生命来说最沉重的思想；它要超越自己的最大障碍！”（《全集》，第十二卷，第369页）。这里所谓“生命本身”就是强力意志，它通过对当下具体强力等级的强势作用走向自身，把自身提升到至高境界。
强力意志必须面对它自身，它作为强力意志的自身，而且必须是这样来面对，即：为达到其极端强势作用的纯粹赋权过程的至高条件，乃是作为它的最大障碍摆在它面前的。当最纯粹的持存化不只是一次性地，而是持续地、而且作为始终相同的东西摆在它面前时，就会出现这种最大障碍。为了确保这种至高的条件（即价值），强力意志必须成为那种明确地显现出来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它赋予这种生命——而不是一种彼岸的生命——以独一无二的重力。“从事这方面的重新教育，始终还是当务之急：——也许就在形而上学以最沉重的腔调触动这种生命时——根据我的学说！”（《全集》，第十二卷，第68页）
这就是这位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教师所传授的学说。是强力意志本身，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尼采先生”，设定了这个关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思想。非持存之物的至高持存化乃是生成的最大障碍。通过这个障碍，强力意志肯定其本质的最内在的必然性。因为这样一来，永恒轮回就反过来把它的具有限定作用的强力带入世界游戏（Weltspiel）之中。在这种重力的重压下，在那种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关联本质上规定着某个存在者的地方，就会取得一种经验，即：存在者之存在必定是强力意志。而由上述那种关联所规定的存在者乃是人类。我们所谓的经验把人类移置到一种全新的关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真理之中。然而，因为这种与存在者整体本身的关系标志着人的特征，所以，置身于这样一种关系之中的人才获得了它自己的本质，并且为了历史的完成而把自身托付给这种历史。
第5节 超人
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向来通过某种人类而得到采纳、构造和保存。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况呢?对此，形而上学是不能予以思考，甚至不能加以追问的；它几乎没有能力思考这一实情。人类本质对于存在者之保存的归属状态决非基于以下事实，即在现代形而上学中，一切存在者都是某个主体的客体。这种根据主体性来解释存在者的做法，本身就是形而上学的，已经是存在本身与人之本质的隐秘关联的一个潜在后果了。这种关联是不能根据主体—客体关系来思考的，因为主体—客体关系恰恰是对那种关联及其经验可能性的必然误解和不断掩盖。因此，在形而上学之完成中必然出现的拟人论及其后果的本质起源，即人类学主义的统治地位的起源，对形而上学来说还是一个谜，形而上学甚至不能把它当作一个谜来加以注意。因为人归属于存在之本质，人由于这种归属而注定要达到存在之领悟，所以，不同领域和等级的存在者就处于一种可能性之中，即有可能为人所研究和控制。
然而，那种人，那种置身于存在者中间而与存在者——这个存在者作为这样一个存在者是强力意志，而作为整体就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相对待的人，被叫作超人。超人的实现过程包含着下面这回事情，即：存在者在强力意志的生成特征中根据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的最明亮的光亮显现出来。“当我把超人创造出来时，我在超人周围安排了巨大的生成之面纱，并且让正午的太阳君临超人之上”（《全集》，第十二卷，第362页）。因为作为价值重估的原则，强力意志使历史在古典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中显现出来，所以，这种历史的人类也必须在这种历史中向自身确证自己。
“超人”（Übermensch）这个名称中的“超”（Über）包含着一种否定；它意味着对以往的人的“超”离和“超”出。这种否定中的“否”（Nein）是无条件的，因为它来自强力意志的“肯定”（Ja），直接针对柏拉图式的、基督教道德的世界解释及其所有或隐或显的变式。在形而上学上来思考，这种否定性的肯定决定着人类历史走向一种新的历史。普遍的、但并不透彻的“超人”概念首先指的是那种人的虚无主义的—历史性的本质，这种人以新的方式思考自己，在此也就是意愿自己。因此，超人学说的宣告者冠有查拉斯图特拉之名。“我必须赞美查拉斯图特拉，一个波斯人：正是波斯人首先大体地思考了历史整体”（《全集》，第十四卷，第303页）。在那个预先展示全文内容的“序言”中，查拉斯图特拉说道：“看哪，我来教你们做超人！超人乃是大地的意义。就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是大地的意义！”（《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第三节）。超人是对以往的人之本质的带有明确意图的无条件否定。在形而上学范围内，人被经验为理性动物（animal rationale）。这个关于人的本质规定贯穿了全部西方历史，而它的“形而上学”起源迄今还没有得到理解，还没有为思想所决断。这意思就是说：思想还没有从一种分离中脱颖而出，那就是追问存在者之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存在问题与那个更为原初地追问存在之真理、因而也追问存在之本质与人之本质的关联的问题之间的分离。形而上学本身拒绝对这种本质关联的追问。
超人虽然否定以往的人之本质，但他是以虚无主义方式进行这种否定的。他的否定针对的是以往的人的标志性特征，即理性。理性的形而上学本质就在于：以表象性思维为指导线索，存在者整体得到了筹划，并且被解释为这样一个存在者。
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思想乃是对那个使存在者向来成为存在者的东西的知觉性表象。相反地，虚无主义却把思想（理智）把握为一种为强力意志所固有的计算，即对持存保证的指望和估算，也就是把思想把握为价值设定。所以，在对形而上学及其历史的虚无主义解释中，思想（亦即理性）显现为价值设定的根据和标准。一切存在者的“自在地”存在的“统一性”，一切存在者的“自在地”现成的终极“目的”，对一切存在者来说“自在地”有效的真理——凡此种种都表现为这样一些由理性设定起来的价值。然而，对理性的虚无主义否定并没有把思想（ratio）排除掉；而不如说，它把思想置回到动物性（animalitas）的奴役范围内。
不过，连这种动物性也同样被颠倒了，预先已经被颠倒了。它不再被当作单纯的感性和人身上卑下的东西。动物性乃是肉身地存在的身体，也就是从自身而来充满欲望、渴求一切的身体。“身体”（Leib）这个名称指的是一种别具一格的统一性，即意愿生命本身的所有本能、欲望和激情的支配性构成物的别具一格的统一性。由于动物性如其肉身地存在那样生活着，所以，它就是以强力意志的方式存在的。
只要强力意志构成一切存在者的基本特性，动物性就首先注定使人成为一个真实存在者。理性只有作为肉身地存在的理性才是一种活生生的理性。人的所有能力都在形而上学上被预先规定为强力对自己的运作的支配方式。“但是，醒悟者和认识者却说：我全然是身体，而且此外无他；灵魂只不过是一个表示身体上的某物的词语。身体乃是一种伟大的理性，一种具有单一意义的多样性，既是一种战争又是一种和平，既是一个牧群又是一位牧人。我的兄弟啊，你身体上的器官也是你的渺小理性，即你所谓的‘精神’，你的伟大理性的一个渺小器具和玩物”。（ 《查拉斯图特拉如是说》，卷一：“论身体的轻蔑者”）迄今为止形而上学所刻画的人的本质特性，即理性，被移置到肉身地存在的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动物性之中了。
不过，西方形而上学并没有简单地在任何时代都一律把人规定为理性动物。现代的形而上学开端首先开启了那个角色的展开过程的历史，也就是那个使理性赢得其全部形而上学地位的角色的历史性展开过程。只有根据这个地位，我们才能估量：当理性向一种本身已经被颠倒了的动物性回归时发生了什么事。惟有这种作为现代形而上学展开为无条件之物的理性地位，才掩盖了超人之本质的形而上学起源。
现代的形而上学开端是真理之本质的一种转变，这种转变的根据还是隐而不显的。真理变成了确信。确信整个就只关乎能够在表象本身中完成的对被表象的存在者的确保。表象的本质结构与真理之本质的转变是一体的。从形而上学的开端直到现在，表象（νοεῖν［思想］）都成了那样一种觉知（Vernehmen），无论在哪里，它都不是被动地接受存在者，而是在主动地凝视之际使在场者作为这样一个在其外观（εἶδος［爱多斯］）中的在场者给出自己。
这种觉知现在就成了判决（即正确地做和说）意义上的审问。[6]表象从自身而来又向自身而去审问一切照面之物，审问它们是否以及如何承受表象——作为一种旨在保障的“带到自身面前”（Vor-sich-bringen）——为了自己的可靠性而要求的东西。表象现在不再仅仅是达到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觉知的主轨道，也即不再是达到对在场着的持存之物的觉知的主轨道。表象变成了法庭，它对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作出裁决，并且判定：只有在表象中通过表象而已经被设置到它自身面前、并且因此对它来说已经得到保障的东西，才可能在将来被视为一个存在者。不过，在这样一种设置到自身面前（Vor-sich-stellen）中，表象向来必然地一道把自身表象出来；但它并不是事后追加地表象自身，根本也不是把自身表象为一个对象，而毋宁说，它预先就把自身表象为这样一个东西，一切都必须被投置到这个东西那里，而且只有在这个东西的范围内，任何个别之物才能得到保障。
诚然，自身表象着的表象之所以能够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存在者之存在状态作出裁决，只是因为它作为法庭不仅首先根据某种法律进行判决，而且本身就颁布了存在（Sein）之法律。表象之所以能颁布这种法律，只是因为它拥有这种法律，它通过预先把自身变成法律而拥有这种法律。先前的表象的本质结构发生了转移，这种转移表现在：对一切照面之物的表象着的“带到自身面前”把自身确立为存在者之存在。在场的持存性，亦即存在状态，现在就在于一种被表象状态，一种通过这种表象并且对这种表象来说的被表象状态；也即说，就在于这种表象本身。
从前，每一个存在者都是subiectum［一般主体］，也就是一个自发地呈放出来的东西。唯因此，它才处于一切的基底（ὑποκείμενον，substans），处于生生灭灭的一切的基底，也就是进入存在（根据呈放方式进入在场之中）和离开存在的一切的基底。在所有形而上学中，存在者的存在状态（οὐσία［在场状态］）都是这种原始意义上的主体性（Subjektivität）。有一个更为流行、但所指并无不同的名称叫做“实体性”（Substantialität）。中世纪神秘主义（陶勒和绍伊瑟）[7]把拉丁文的subiectum［一般主体］和substantia［实体］都翻译为“位于底下”（understand），相应地在字面上把obiectum［客体］翻译为“对抛”（gegenwurf）。[8]
在现代的开端，存在者之存在状态发生了转变。这个历史性开端的本质就是以这种转变为依据的。Subiectum［一般主体］的主体性（即实体性）现在被规定为对自身进行表象的表象。但正是作为理性动物的人是在一种别具一格的意义上对自身进行表象的表象。于是，人就成为一个别具一格的存在者（subiectum［一般主体］），成为“决定性的”的“主体”。通过我们这里挑明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本质的转变，“主体性”这个名称就为未来保留并且保持了独一无二的意义，那就是：存在者之存在在于表象。与实体性相反，现代意义上的主体性被显突出来，并且最后被扬弃于其中。因此，黑格尔形而上学的决定性要求就如下述：“根据我的观点——我这种观点只能通过对体系本身的阐明才能得到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是把真实之物把握和表达为实体，而是丝毫不少地把它把握和表达为主体”。[9]主体性的形而上学本质并不是在“自我性”（Ichheit）中完成的，更不是在人的唯我论中完成的。“自我”（Ich）向来只是一个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十分切近的时机，在其中，主体性的本质昭示自身，并且为这种昭示寻求一个寓所。作为任何一个存在者的存在，主体性决不只是“主观的”——某个个别自我的偶发之见这种恶劣意义上的“主观”。
因此，如果着眼于如此被理解的主体性来谈论现代思想的主体主义，那我们就必须完全拒绝那种观念，即以为：这里是在讨论一种“纯粹主观的”、自我主义的和唯我论的意见和腔调。因为只要对主体来说一切都成了客体，那么，主体主义的本质就是客体主义。非客体之物——非对象性的东西——也还是从客体出发、通过对客体的防御关联而得到规定的。由于表象把照面之物和自行显示之物摆置入被表象状态，所以如此被投置的存在者就成了“客体”（Objekt）。
一切客体性都是“主体性的”。这并不是说：存在者被贬低为某个任意的和偶然的“自我”的一种单纯观点和意见。一切客体性都是“主体性的”，这意思是说：照面之物被设立为一个立足于自身的对象。所谓“存在状态是主体性”与“存在状态是对象性”，说的是同一个东西。
由于表象首先要把一切照面之物保障为被表象之物，它就不断地扩张有待表象之物的范围。以此方式，表象就通过向来对自身的扩张而超出自身。因此，表象在自身中——而不是外在地——就是一种欲求。这种欲求力求满足自身的本质，即：它要根据作为表象的表象来规定一切照面之物和一切自行发动之物的存在状态。莱布尼茨把主体性规定为一种欲求着的表象。凭着他的这一认识，现代形而上学的全部开端才首先达到了（参看《单子论》，第14节和第15节）。Monas［单子］，即主体的主体性，就是perceptio［知觉］和appetitus［欲求］（也可参看《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第2节）。[10]作为存在者之存在的主体性意味着：除了自身欲求着的表象的立法，没有什么东西还可能制约这样一种表象。
然而，主体性的本质现在却自发地并且必然地力求无条件的主体性。康德的形而上学还遏止了存在的这种本质欲望——不过，这同时也是为了给这种本质欲望的满足建立根据。原因在于，康德形而上学首次把主体性的隐秘本质（作为在形而上学上被把握的一般存在的隐蔽本质）带入概念之中，也就是认识到：存在是存在者之可能性条件意义上的存在状态。
但作为这样一种条件，存在不能由一个存在者来限定，也即不能由某个本身还受限制的东西来限定，而毋宁说，存在只能由存在本身来限定。惟有作为无条件的自身立法，表象——亦即在其本质的受控制的、完全展开出来的丰富性中的理性——才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不过，这种自身立法却标识着“意志”的特征，只要“意志”的本质是在纯粹理性的视界内得到规定的。作为欲求性的表象，理性本身同时也是意志。理性的无条件主体性乃是一种蓄意的自我认识。这就是说：理性是绝对精神。作为绝对精神，理性是现实的绝对现实性，是存在者之存在。理性本身只有以由它构造起来的存在的方式而存在，因为它在对它来说本质性的自我欲求着的表象的所有阶段上使自身显现出来。
在黑格尔意义上，所谓“现象学”就是存在把自身带向概念（作为无条件的自身显现）。在这里，“现象学”并不是指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方式，而是指无条件的主体性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无条件的主体性作为无条件的自身显现着的表象（思想）本身如何是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黑格尔的《逻辑学》就属于“现象学”，因为在其中，无条件的主体性的自身显现只有在下述情形下才会成为无条件的，即：甚至一切显现的各个条件，也就是“范畴”，在它们最本己的自身表象和揭示中——作为“逻各斯”（Logos）——也被带入绝对理念的可见性之中了。
无条件的和完全的自身显现，那种在绝对理性本身所是的光照中的自身显现，构成了绝对理性之自由的本质。虽然理性就是意志，但在这里，作为表象（理念）的理性却决定着存在者之存在状态。表象把被表象者与表象者区分开来，并且为了表象者而把被表象者区分出来。表象本质上就是这种区分和分离。因此，在整个“科学体系”的“序言”中，黑格尔写道：“分离活动就是知性（Verstand）的力量和工作，是那个最可惊奇和最伟大的或者毋宁说绝对的强力的力量和工作”。（《全集》，第二卷，第25页）[11]
惟当理性以此方式形而上学地展开为无条件的主体性，并且因此展开为存在者之存在，这时候，把以往的理性优先地位颠倒为动物性优先地位的做法本身，才能够成为一种无条件的颠倒，也就是一种虚无主义式的颠倒。这种对无条件理性的形而上学优先地位（它规定着存在）所作的虚无主义式否定——而不是对理性的完全排除——，乃是一种肯定，也就是把身体的无条件作用肯定为一切世界解释的命令地位。“身体”这个名称表示的是强力意志的那样一个形态，正是在其中，强力意志才能直接为作为“主体”的人所通达，因为它始终是合乎状况的（zuständlich）。所以，尼采说：“根本点：从身体出发并且用它作为指导线索”（《强力意志》，第532条；参看第489条，第659条）。然而，如果说身体成了世界解释的指导线索，那么这并不意味着：“生物学的东西”和“有生命的东西”被置入存在者整体之中了，而且存在者整体本身被“活生生地”思考了；而不如说，这话的意思倒是：“有生命的东西”的特殊领域在形而上学上被把握为强力意志了。“强力意志”并不是什么“有生命的东西”和“精神性的东西”；相反，通过强力意志意义上的存在，“有生命的东西”（“生命体”）和“精神性的东西”被规定为存在者了。通过把表象当作计算性思维（价值设定）来利用，强力意志就使表象意义上的理性隶属于自身。这种迄今为止可以为表象效力的理性意志（Vernunftwille）把它的本质转变到一种意志中，一种作为存在者之存在对自身发布命令的意志中。
把表象的优先地位颠倒为作为强力意志的意志的优先地位，这乃是一种虚无主义式的颠倒；在这种颠倒中，意志才达到在主体性之本质中的无条件支配地位。意志不再仅仅是对表象性的理性而言的自身立法，这种理性首先作为表象性的理性也才是行动性的理性。意志现在是对它自身的纯粹的自身立法，即：一种为达到其本质的命令，而它的本质就是命令活动，也就是强力的纯粹强力运作。
通过这种虚无主义式的颠倒，被颠倒的表象之主体性不光是被倒转为意愿的主体性了，而不如说，通过意志的本质优先地位，甚至连无条件状态（Unbedingtheit）的以往本质也受到了动摇和转变。表象的无条件状态始终还受制于那个把自身投置给表象的东西。可是，唯有意志的无条件状态才首先为可投置之物（das Zustellbare）赋权，使之成为这样一个可投置之物。无条件的主体性的本质唯在意志的这样一种有所颠倒的赋权作用中才达到它的完成。这种完成并不意味着完满状态，一种还得以某个自在地持存的尺度来衡量的完满状态。完成在这里说的是，主体性之本质的那个极端的、迄今为止都被抑制起来的可能性，现在成为本质中心了。所以，强力意志既是无条件的主体性，又因为被颠倒了，所以也是完成了的主体性；借助于这样一种完成，这种主体性同时穷尽了无条件状态的本质。
现代形而上学的开端把ens（存在者）把握为verum（真实之物），并且把后者解释为certum（确信之物）。表象和被表象者的确信变成了存在者的存在状态。直到费希特的《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年），这种确信还局限于人类的cogito-sum［我思—我在］的表象，而cogito-sum［我思—我在］因为是人类的，所以只可能是一种受造的、从而是有条件的。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中，理性的主体性得以进入其无条件状态而被制定出来。作为无条件的表象的主体性，它虽然承认了感性的确信和身体上的自身意识，但这只不过是为了把它们扬弃到绝对精神的无条件状态中去，因而干脆就否定它们具有一种无条件优先地位的任何可能性。只要在理性的无条件主体性中排除了极端的相反可能性，即自发地进行自我命令的意志的一种无条件的本质统治地位的相反可能性，那么，绝对精神的主体性就是一种虽然无条件的、但本质上依然未完成的主体性。
只有当绝对精神的主体性被颠倒为强力意志的主体性时，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的最后本质可能性才完全展现出来了。反过来讲，在这样一种颠倒中，表象着的理性通过向设定价值的思想活动的转变而得到了承认，但目的只是为了使它效力于对强势作用的赋权过程。无条件表象的主体性被颠倒为强力意志的主体性之后，理性的优先地位，作为存在者之筹划的主导轨道和和审判法庭的理性的优先地位，也就一道崩溃了。
强力意志的完成了的主体性乃是“超人”的本质必然性的形而上学起源。按照以往的存在者之筹划，真实存在者就是理性本身，作为有所创造和有所安排的精神的理性本身。所以，理性的无条件的主体性才能够把自己认作那样一种真理的绝对者，即基督教所传授的关于存在者的真理的绝对者。按照基督教的这个学说，存在者是造物主的创造物。至高的存在者（summum ens）就是造物主本身。创造是以形而上学方式、在制造性的表象意义上被把握的。表象着的理性的优先地位的倒塌蕴含着尼采所谓基督教-道德的上帝死了这样一个事件的形而上学本质。
然而，正是这同一种把无条件理性的主体性转变为强力意志的无条件主体性的颠倒，同时也把主体性移置入它自身本质的一味展开过程的无限制的全权（Vollmacht）之中。现在，作为强力意志的主体性在对强势作用的赋权过程中全然只是意愿它自身，意愿作为强力的它自身。在这里，对自身的意愿意味着：在对自身本质的最高完成中把自己带到自身面前，并且如此这般地成为这个本质本身。因此，完成了的主体性就必须根据它最内在的东西使它固有的本质超出自身之外。
不过，完成了的主体性不允许有它自身之外的一个外部。没有什么有权要求存在，这个不在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强力范围内的存在。根本上，超感性领域和一个超感性的上帝的区域已经崩溃了。现在，因为只有人作为表象着的、设定价值的意志而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中间存在，所以，他就必须为完成了的主体性提供其纯粹本质的场所。因此，作为完成了的主体性，强力意志只能把它的本质置入主体之中；人，特别是那个已经超出以往的人的人，就是作为这个主体而存在的。以此方式被置入其最高位置中，强力意志作为完成了的主体性就是最高的和唯一的主体，即超人。这个超人不仅仅以虚无主义方式超越了以往的人的本质，而且同时作为对这种本质的颠倒超出自身而进入其无条件之物中，也就是进入存在者整体，即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中。如果在存在者中间，在整体上无目标的并且本身作为强力意志而存在的存在者中间，这个新人类意愿自身并且以它的方式意愿一个目标，那么，他就必然要意愿超人：“目标不是‘人性’，而是超人！”（《强力意志》，第1001条）这个“超人”并不是一个超感性的理想；他也不是在某个时候显露出来、在某个地方出现的什么人物。作为完成了的主体性的最高主体，“超人”是强力意志的纯粹强力运作。所以，“超人”这个思想也并不源起于这位“尼采先生”的一种“狂妄自负”。如果人们真的要从思想家角度来思考这个思想的来源，那么这个来源就在于那种最内在的坚定性，尼采正是根据这种坚定性得以服从完成了的主体性（即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最后的形而上学真理）的本质必然性。超人活着，因为这个新人类把存在者之存在当作强力意志来意愿。这个新人类意愿这种存在，因为他本身被这种存在所意愿，也就是说，作为人类被无条件地转让给自身。
因此，传授超人学说的查拉图斯特拉就以下面这句话结束了他的学说的第一部分：“‘所有的神都死了：现在我们意愿超人活着’——在某个伟大的正午，就让这成为我们的最后意志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一卷结尾）。在最明亮的光亮时分，在存在者整体作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显示出来时，意志必须意愿超人；因为只有在对超人的展望中，相同者永恒轮回的思想才能够结出果实。在此有所意愿的意志并不是愿望和欲求，而是强力意志。在此有所意愿的“我们”是那些人，他们已经经验到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基本特征，并且知道：在其顶峰，强力意志意愿它的本质本身，因而是与存在者整体一致的。
现在，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序言中提出的那个要求才变得清晰可见了：“就让你们的意志说：超人将是大地的意义！”这个“将是”所言说的存在，[12]乃是一种被命令的存在，而且因为命令本质上就是强力意志，所以这种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力意志。所谓“就让你们的意志说”，这话首先意味着：让你们的意志是强力意志。但作为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强力意志乃是下面这回事情的根据，即这个存在者并不是超感性的彼岸，而是尘世大地，而且是围绕大地统治地位的斗争的客体；这个存在者的意义和目标成了超人。“目标”不再指“自在地”持存着的目的，它的意思无异于“价值”。价值乃是由强力意志本身所限定的强力意志自身的条件。主体性的最高条件乃是那个主体，即主体性本身把它无条件的意志置入其中的那个主体。这种意志言说和设定存在者整体是什么。尼采把下面这段话献给这种意志法则：
“对于我们已经赋予现实和想象事物的所有美和崇高，我愿把它当作人的所有物和产物来索回：作为人最美好的辩护词。人作为诗人、作为思想家、作为神、作为爱、作为强力——：呵，通过他那种君王般的慷慨大方，他已经把它赠送给事物，旨在使自身赤贫，使自己感到可怜！迄今为止，他最大的无自我状态就在于：他赞赏和崇拜，而且知道如何隐藏自己：他是那个创造了他所赞赏的东西的人。——”（《强力意志》，第二章开场白，作于1887-1888年）
然而，这样一来，存在者整体难道不是根据人的形象被解释，而且“主观地”被制作出来的吗?这种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人化难道不是导致了对世界的缩小么?但相反的问题出现了：在这里人是谁?存在通过谁、根据谁被人化?对世界的“主体化”是以何种主体性为根据的?如果以往的人通过独一无二的虚无主义的颠倒首先必须转变为超人，后者作为最高的强力意志意愿让存在者作为存在者而存在，那又如何呢?
“……不再是保存的意志，而是强力意志；不再是‘一切都只是主观的’这样一个谦恭的说法，而是‘它也是我们的作品！——让我们为之骄傲！’”（《强力意志》，第1059条）。虽然一切都是“主观的”，但这是在为存在者赋权、使之成为存在者的强力意志的完成了的主体性意义上来讲的。“把世界‘人化’，这就是说，越来越多地感到自己是世界的主人——”（《强力意志》，第614条）。然而，人不是通过一种根据偶然的观点和愿望对事物的任意强制而成为“主人”的。成为主人首先意味着：服从于那个对强力之本质的赋权作用的命令。本能首先发现它们的具有强力意志方式的本质是伟大的激情，也即在其本质中为纯粹的强力所充满的激情。它们冒着“自身”之险，它们本身就是自己的“法官、复仇者和牺牲品”（《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卷二，“论自我克服”）。渺小的欢乐对伟大的激情是格格不入的。决定性的并不是单纯的感官，而是把感官扣留于其中的强力特征：“感官的力量和强力——这是一个发育良好的和完完整整的人身上最本质性的东西：首先必须有这个绚丽多姿的‘动物’——否则，一切‘人化’又有什么要紧的！”（《强力意志》，第1045条）
如果人的动物性被归结为作为其本质的强力意志，那么，人就成为最终“被固定的动物”。“固定”（Fest-stellen）在此意味着：确定和界定本质，因而同时使这个本质持存，把它带向持立——在表象之主体的无条件的自身持存状态意义上。与之相反，以往的人，惟在理性中寻求自己的标志的以往的人，乃是“尚未被固定的动物”（《全集》，第十三卷，第276页）。因此，以虚无主义方式来思考，“人化”就意味着：通过把理性的优先地位颠倒为“身体”的优先地位，首先使人成为人。这同时也意味着：根据这种被颠倒的人来解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所以，尼采才能够说：“‘人化’——是一个充满偏见的词语，而且，在我听来几乎与你们听出来的意思相反”（《全集》，第十三卷，第206页）。人化的反面，也就是通过超人造成的人化，乃是“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后者把存在者从以往的人的价值设定中解放出来。通过这种非人化，存在者“赤裸裸地”显示为强力意志即“混沌”（Chaos）的支配性构成物的强力运作和斗争。于是，根据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存在者纯粹地是“自然”。因此，在关于相同者永恒轮回的学说的最早一则草案中，尼采写道：“混沌或者自然：‘论自然的非人化’”（《全集》，第十二卷，第426页）。
在形而上学上把人固定为动物的做法意味着对超人的虚无主义式的肯定。唯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强力意志而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之际，那种虚无主义式的颠倒，即把以往的人颠倒为超人，才可能得到完成，而超人才必须成为由强力意志的无条件主体性为自己树立起来的强力意志本身的最高主体。
超人并不意味着：按照以往的人的方式对通常的暴行的任意专横加以笨拙的放大。与任何单纯的对现存的人进行无度的夸张的做法不同，迈向超人的步伐根本上是要把以往的人转变为“反面”。这个“反面”也不只是要树立人的一个“新类型”。而不如说，以虚无主义方式被颠倒的人首次作为类型（Typus）的人而存在。“关键在于这个类型：人类只是试验材料，是败类的巨大剩余：一片废墟”（《强力意志》，第713条）。强力意志的完成了的无条件性本身为了它自己的本质（作为条件）而要求一点：与这样一种主体性相应的人类意愿自身，并且只能这样来意愿自身，也就是通过有意愿地和有意识地把自己塑造为那个以虚无主义方式被颠倒的人的种类（Schlag）来意愿自身。
在人的这种由自己掌握的自身塑造中，典型之处在于那种简化过程的简单的严格性；此所谓简化过程就是把一切事物和人类都简化为一个统一性，即一个为了大地统治地位而进行的对强力之本质的无条件的赋权过程的统一性。这种统治地位的条件，即一切价值，通过一种对事物的完全“机械化”（Mechinalisierung）和对人类的培养而被设定起来，并且得以实现。尼采认识到机械的形而上学特征，并且在其《漫游者及其阴影》一书（1880年）的一个“格言”中道出了他这种认识：
“作为教导员的机械。——机械通过自身教导人群，在每个人只能做一件事的行动中要相互交错地进行：它提供出一个党派组织和作战的模式。另一方面，它并不助长个体的专横跋扈：它从许多部件中做出一台机械，从每个个体中做出一件只有一个用途的工具。它最普遍的作用就是：教导集中化的用场”。（《全集》，第三卷，第317页）
机械化使一种省力的、同时也即储蓄力量的、时时处处都一目了然的对存在者的掌握成为可能。它的本质区域也包括科学在内。科学不光保持它们的价值；它们也不仅仅获得一种新的价值。而毋宁说，科学本身现在首次成了一种价值。作为对一切存在者的以企业方式进行的可控制的探究，科学把存在者固定起来，而且通过它们的固定限定了强力意志的持存保障。而对人类的培养却不是对感性的抑制和麻痹意义上的驯服，相反地，这种培养乃是对力量的储备和净化，使力量进入一切行动的可严格控制的“自动化”（Automatismus）的单一性之中。唯在强力意志的无条件主体性成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之际，一种种族培养的设置原则才是可能的，也就是在形而上学上必然的；这个设置原则并不是纯粹的自发生长的种族教育，而是自我认识着的种族思想。正如尼采的强力意志思想不是在生物学上的，而是存在学上的，同样地，尼采的种族思想也不具有一种生物主义的意义，而倒是具有一种形而上学的意义。
因此，所有对事物的机械设置和对人类的种族培养，其形而上学的、与强力意志相应的本质就在于那种对一切存在者的简化，即根据强力之本质的原始简单性对一切存在者的简化。强力意志唯一地从这种单一意志的唯一顶点来意愿自身。它并没有在不可综观之物的多样性中丧失自己。它对自己的提高以及这种提高的确保的决定性条件所知甚少。在此所谓“甚少”并不是低微和缺失，而是最高的命令可能性的丰富性；根据其最简单的决定，这种命令可能性对整体之可能性来说具有最广大的开放性。“有一位中国古人说过，他听说：国将没落，法规多多”。[13]（《强力意志》，第745条）
从强力意志本身固有的简单性而来，出现了它的所有形态和种类的清晰性、洗炼性和坚固性。种类、类型之类的东西惟起源于强力意志，并且唯与强力意志相符合。而对一切价值的虚无主义的、古典的重估要预先思考、描画和获取无条件的大地统治地位的条件，其方式却是“伟大的风格”。“伟大的风格”规定着“古典的审美趣味”，后者包含着
“一定量的冷酷、清醒、坚硬：首先是逻辑，精神性方面的幸福，‘三个统一体’，聚精会神，对情感、情绪、机智（esprit）的仇恨，对多样性、不可靠性、彷徨、预感的仇恨，以及同样地对简明、尖锐、漂亮、善良的仇恨。人们不应把艺术家的公式当作儿戏：人们应当改造生命，从此以后，生命必须表达自身”。（《强力意志》，第849条）
伟大的风格的伟大性源于那种简化力量的广度，这种简化始终是强化。但因为伟大的风格预先烙印了涵括一切的大地统治地位的方式，并且始终牵涉于存在者整体，所以，它也就包含着某种巨大之物（das Riesige）。然而，这种巨大之物的真正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多之物的纯粹量上的排列。伟大风格的巨大特性吻合于一种微少，后者包含着那种简单之物的真正的本质丰富性，而强力意志的突出标志就在于对这种简单之物的掌握。这个巨大之物不受量的规定。伟大风格的巨大特性乃是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那种“性质”，后者始终与强力意志的完成了的主体性相符合。所以，虚无主义的“古典性”也就克服了一切浪漫主义，后者始终还隐含着一切“古典主义”，因为“古典主义”仅仅“追求”“古典性”。“在法国的浪漫主义概念意义上，贝多芬是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就像瓦格纳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者……古典审美、严肃风格的两个本能的仇敌——谈不上‘伟大的’风格”。（《强力意志》，第842条）
伟大的风格是强力意志的方式，即强力意志预先把对一切事物的设置和对人类的培养当作对本质上无目标的存在者整体的掌握置入它自己的强力之中、以此强力为基础在持续不断的提高中对每一个步骤进行强势压服并且把每一个步骤预先规定下来的方式。在形而上学上看，这种对大地统治地位的掌握乃是对生成者整体的无条件的持存化。可是，这样一种持存化却违背那个意图，即仅仅要保障一种均匀的单一性的无限地延续的目的状态（End-Zustand）这样一个意图；因为强力意志由此就会停止成为它自身，原因在于它剥夺了自身的提高可能性。轮回复返的“相同者”的相同性在于一种不断地更新的命令。当下具体支配性构成物的可计算的和可控制的“相对延续”，本质上不同于一种麻木不仁的固执的毫无危险的持存状态。这些支配性构成物在某个特定时期里是牢固的，而这个时期却是可控制的。这种牢固性在一种本质上计算性的强力的运作空间里总是具有一种受控制的变化的可能性。
在伟大的风格中，超人证实它独一无二的规定性。如果人们拿以往的价值设定的理想和愿望来衡量完成了的主体性的这个最高主体，那么，超人形态就将从视野中消失。与之相反，如若每一个确定的目标和每一条道路以及每一种构成物向来都只是强力意志的无条件的强势作用的条件和手段，那么，在那里，那个作为立法者首先把对大地的统治地位的条件设定起来的人的单一意义，恰恰就在于它没有为这样一些条件所规定。
超人表面上的不可把握性指示着那种尖锐性，强力意志的这个本真主体正是借助于这种尖锐性而为一种反对任何固定的根本性的反意志（Widerwille）所渗透的。而这种反意志就是强力意志的标志。超人并不知道单纯例外的毫无成效的越位（das Abseits）；超人的伟大性就在于：他把强力意志的本质置入一种人类的意志之中，这种人类在这样一种意志中意愿自身成为大地的主人。在超人中存在着“一个本己的审判权，没有更高的法庭来审判它了”（《强力意志》，第962条）。个体、群体以及它们的相互关联的地位和种类，一个民族和民众团体的等级和法规，取决于它们的命令力量的强度和方式；根据这种命令力量，它们服务于人对自身的无条件的统治地位的实现。超人是那种人类的种类，这种人类首次把自身当作一个种类来意愿，并且把自身打造为这样一个种类。[14]但为此就需要有一把“榔头”，以便用它来打造和锤炼这个种类，用它来捣毁以往的一切，因为后者已经与超人不相适合。因此，在一则为其“主要著作”准备的笔记的结尾部分，尼采是这样开始的：“第四章：榔头。何以人类天生就一定是颠倒过来进行评价的人呢?——”（《全集》，第十六卷，第417页；作于1886年）。在后期的一个计划中，“相同者的永恒轮回”依然是贯穿一切的对存在者整体的规定；其中结尾一节的标题是：“颠倒者。他们的榔头‘轮回学说’”。（《全集》，第十六卷，第425页）
如果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那么，对置身于这个整体中间而必须把自身把握为强力意志的人类来说，就只还剩下这样一种决断：他是否更意愿一种以虚无主义方式被经验的虚无，而不是根本就不再意愿、并且因此放弃他的本质可能性。如果人类意愿那种以古典的-虚无主义方式被理解的虚无（即存在者整体的无目标状态），那么，在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把榔头的敲打下，他就为自己创造了一种状态，一种使颠倒过来的人的类型成为必要的状态。这个人的种类在无意义的整体范围内把强力意志设定为“大地的意义”。欧洲虚无主义的最后阶段乃是一种“灾难”，而后者是在翻转的肯定意义上讲的：“兴起了一种筛选人类的学说……它促使弱者作出决断，也促使强者作出决断——”（《强力意志》，第56条）。
如果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是强力意志，那么，存在者整体作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就必定强势压服了一切与存在者的关联。
如果存在者整体是相同者的永恒轮回，那么，存在者之基本特征就把自身揭示为强力意志了。
如果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支配着作为强力意志整体的存在者，那么，强力意志的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就必须以人类的方式被置入超人的主体之中。
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是通过强力意志和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而得到规定的。这种真理通过超人而得到保存。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历史，以及相应地被这种历史纳入其区域之中的人类的历史，具有虚无主义的基本特征。但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完成和保存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究竟是从哪里取得它本己的本质的呢?
第6节 公正
尼采把“真实之物”（das Wahre）和“真理”（Wahrheit）这两个名称保留给柏拉图所谓的“真实存在者”（ὄντως ὄν，ἀληθῶς ὄν），后者指的是存在者之存在，即理念。因此，对尼采来说，“真实之物”与“存在者”，“存在”与“真理”指的是同一个东西。但因为尼采是以现代方式进行思考的，所以，真理根本上不只是表象性认识的一个规定了，而毋宁说，与表象向着有所确保的投置的转变相应，真理就在于对持久之物的设定。对“真理”的持有乃是一种表象性的持以为真（das vor-stellende Für-wahr-halten）（《强力意志》，第507条）。真实之物乃是在表象性思维中被固定的、因而持存的东西。不过，在虚无主义的重估之后，这个持存之物不再具有自在地现成的超感性之物的特征。持存之物确保着生命体的持存，因为一切生命体都需要一种固定的范围，好让它保存自己。
然而，保存并不是生命体的本质，而只是这种本质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本质在其最本己的意义上倒是保持为提高。因为保存向来把一个固定之物设定为保存和提高的必要条件，但必然是基于强力意志的本质对这样一些条件的设定，并且作为对条件的设定而具有价值设定的特征，所以，作为持存之物的真实之物就具有价值特征。真理乃是一种对强力意志来说必然的价值。
不过，持存化却总是把生成者固定起来。所以，既然真实之物是持存之物，那么，对于在生成中成其本质的现实之物，真实之物就会把它表象为它所不是的样子。真实之物于是就成为与生成者（即真正现实之物）意义上的存在者不相称的东西，因而就是错误的东西——如果根据长期以来流行的形而上学规定，真理的本质被看作表象与事物的适合，则情形尤为如此。而且实际上，尼采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思考真理的本质的。要不然，尼采如何可能把他那个相应的关于真理之本质的界定表达为：“真理就是一种谬误，而没有这个种类，生命体的某个特定种类就无法生活。生命的价值乃是最终关键”（《强力意志》，第493条）。真理虽然是一种对强力意志来说必然的价值。“但真理并没有被视为最高的价值标尺，更没有被视为最高的强力”。（《强力意志》，第853条，第三节）
真理是强力意志的保存条件。保存是强力意志的一种强力运作方式，它虽然是必然的，但决不是充分的，也就是说，决不是真正支撑其本质的。保存本质上服务于提高。提高总是超出被保存者及其保存；但并不是通过单纯的对更多强力的添加。强力方面的这种“更多”（Mehr）在于：提高开启出强力超越当下强力的可能性，使强力意志转变到这些更高的可能性之中，同时激发强力意志由此出发进入其本真的本质之中，也即成为对它自身的强势作用。
在如此这般被理解的强力提高的本质中，关于艺术的“更高概念”得到了完成。艺术的本质要在艺术作品中见出，“艺术作品，在没有艺术家情况下出现的艺术作品，譬如作为身体、作为组织（普鲁士军官团、耶稣教团）等。何以艺术家只是一个初步阶段”。（《强力意志》，第796条）强力意志真正的基本特征的本质，亦即提高，乃是艺术。艺术首先规定了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也可以说，存在者的形而上学性质。因此，尼采早就把艺术命名为“形而上学的活动”（《强力意志》，第853条，第4节）。由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作为强力意志）本质上是艺术，所以，在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意义上，存在者整体必须被把握为“艺术作品”：“世界乃是一件自我生殖的艺术作品——”（《强力意志》，第796条）。这种着眼于艺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筹划与一种美学的世界观毫无共同之处；除非人们以尼采所愿望的方式理解美学，也就是以“心理学的方式”理解美学。这时候，美学就被转变为一种以“身体”为引线来解释一切存在者的动力学（Dynamik）。不过，“动力学”在此指的却是强力意志的强力运作。
艺术是受作为提高的强力意志限定的强力意志本身的充分条件。它是对强力之本质决定性的价值。只要在强力意志的本质中提高比保存更为本质性，那么，艺术也就比真理更有限定作用——尽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真理本身限定着艺术。因此，与真理相区别，艺术“更多地”——可以说在一种更本质性的意义上——具有价值特征。尼采知道：“艺术比真理更有价值”。（《强力意志》，第853条，第4节；参看第822条）[15]
然而，作为必然的价值，真理在强力意志的统一本质范围内具有一种与艺术的本质关联，就如同保存之于提高。因此，只有当真理与艺术的关联以及艺术本身在真理的丰富本质中一并得到思考时，真理的丰富本质才能得到把握。而反过来，艺术的本质也指向首先得到规定的真理的本质。艺术在有所美化或转化之际（verklärend）为对当下强力意志的超越开启出更高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的东西既不是逻辑上无矛盾之物，也不是实践中可实行的东西，而是尚未冒险的、因而还现成的东西的闪亮。这个在有所美化的开启中被设定的东西具有假相（Schein）的特征。我们且让“假相”这个词保持在其根本的歧义性中：在闪烁和闪耀意义上的假相（如：太阳闪耀），以及单纯的看来似乎如此（So-Scheinen）意义上的假相（如：夜晚路上的灌木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人，而实际上只是一丛灌木而已）。前者是作为光辉（Aufschein）的假相，后者则是作为假象（Anschein）的假相。但因为光辉意义上的有所美化的假相始终也按特定的可能性对生成中的存在者整体有着固定和持存化的作用，所以，这种假相也是一种与生成者并不适应的假相。因此，作为力求辉耀着的假相（aufscheinendes Schein）的意志，艺术的本质昭示出它与真理之本质的联系，只要真理的本质被把握为为持存保障所必需的谬误，也即被把握为单纯的假相。
被尼采称为真理、并且首先被界定为与强力相关的必然假相的东西，其完全的本质不只是包含着与艺术的关联；而毋宁说，它只有在预先一体地支撑着真理与艺术的本质性的相互关联的东西中才能获得其统一的规定基础。但这就是强力意志本身的统一本质，当然，现在它被把握为一种“把……带向闪耀和显现”（das zum-Scheinen-und-Erscheinen-bringen），也即把那个对强力意志本身的强势压服作用的赋权过程具有限定作用的东西带向闪耀和显现。而同时，在被尼采命名为真理并且解释为“谬误”的东西中，对存在者的符合（Anmessung）作为对真理之本质的主导性规定也显露出来了。同样地，对有所美化的假相意义上的艺术的解释也在无意间要求以开启和“把……带入敞开域中”（即解蔽）作为它的主导性规定。
符合与解蔽，adaequatio［符合］与ἀλήθεια［无蔽］，在尼采的真理概念中表现为真理的形而上学本质的余音，一种依然回响着的、但完全没有被理会的余音。
在形而上学的开端中，关于作为ἀλήθεια（无蔽状态和解蔽）的真理的本质已经被决定下来了，那就是：真理的这个本质今后将在关于作为符合（ὁμοίωσις，adaequatio）的真理的规定（这种规定唯以真理的本质为根源）面前步步退却，但决不会消失殆尽。形而上学从来没有触及到此后一直起支配作用的真理的本质（作为通过表象对存在者的符合性开启），但它也不加追问地让这种开启和解蔽特征沦于被遗忘状态。不过，这种被遗忘状态却以一种与其本质相吻合的方式，自那个历史性瞬间以来就遗忘了自己；这里所谓的历史性瞬间就是表象向对一切可表象之物的自我确保着的投置、向意识中的确信的转变的时机。表象之为这样一种表象还可能植根于其中的其他一切东西，都被否定掉了。
但否定乃是克服的反面。因此，无蔽状态意义上的真理的本质也决不能真正被重新引入现代思想之中，这恰恰是因为它总是已经而且总是依然在其中起着支配作用——尽管已经被转变、被颠倒、被伪装，因而没有得到认识。与一切被遗忘者一样，如此这般被遗忘的真理的本质并不是一无所有。唯有这种被遗忘者才把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从其隐蔽的开端而来带向这样一个地步，在那里，它把自身置入真理的原初规定的极端的对立本质之中。
作为强力的持存保障，真理本质上是与作为强力之提高的艺术相关联的。基于强力意志的质朴统一性，真理与艺术本质上是一体的。在这里，真理的完全本质有了它的隐蔽的规定基础。那个把强力意志推至极端境地的最内在的东西就在于：强力意志在其强势作用中意愿自身，也就是无条件的、但被颠倒了的主体性。自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开始以主体性方式展开自己，人也就成了主体。因为人借助于自己的理性通过表象与存在者相对待，所以，人就在存在者整体中间存在，其方式是：人把存在者投置给自己，并且由此必然地把自身置入一切表象之中。
人在主体性意义上存在的方式同时也规定了人是谁：他就是那个存在者，一切存在者都被带到他面前，通过他，一切存在者才作为本身而得到合法性辩护。人因此就成为一个立足于自身的基础，以及一个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真理的尺度。这也意味着：随着作为主体性的存在的展开，西方人的历史就开始成为一种解放过程，即把人的本质解放到一种全新的自由中去。这种解放乃是表象从作为接受（νοεῖν）的觉知向作为审问（Ver-hör）和审判权的觉知（per-ceptio）的转变过程的完成方式。[16]可是，这种表象的变化已经是一种在真理之本质中的转变的后果了。这是一个使一种全新的自由得以形成的事件，它的基础对形而上学来说还是隐而不显的。但从中却产生出一种全新的自由。
从否定方面看，向着这种全新自由的解放乃是一种摆脱，即摆脱了启示信仰的、基督教会的救恩保障。在这种救恩保障范围内，救恩真理并不限于与上帝的信仰关联，它同时也对存在者作出裁决。所谓的哲学还是神学的奴婢。在其等级秩序上讲，存在者乃是造物主的受造物，这个受造物被救世主从堕落中挽救出来，被重新提升到超感性领域。然而，因为这种摆脱作为救恩保障的真理的解放把人置入不可靠性的自由境地，并且冒着它本己的本质选择的风险，所以，这种解放本身必定走向一种自由，后者现在才真正完成了一种对人的确保，并且重新规定了人的可靠性。
现在，这种确保只能通过人本身并且为了人本身而得到完成。在这种新自由中，人类意愿可靠地把握那种无条件的自身展开，即为取得对整个地球的无限制统治地位的一切能力的无条件自身展开。基于这样一种可靠性，人才确信于存在者以及人自身。这种确信不仅仅是完成了对一种自在真理的居有，而不如说，它本身就是真理的本质。真理成了为人本身所确保的对一切存在者的保障，也就是人为了取得在存在者整体中间的支配性的自身设置而进行的对一切存在者的保障。新的自由指示着真理的全新本质的展开，这种真理首先把自身设置为表象性理性的自身确信（Selbstgewiβheit）。
可是，因为向一种新自由的解放（在人类的一种自我立法意义上）是作为从基督教的-超世俗的救恩确信那里摆脱出来的解放而开始的，所以，这种解放虽然对基督教有所排斥，但仍旧是与基督教联系着的。因此，对一味向后观望的眼睛来说，新人类的历史就容易显示为基督教的一种世俗化。不过，把基督教的东西纳入“世界”而加以世俗化，这却需要一个预先根据非基督教的要求而被筹划出来的世界。唯在这个世界内，世俗化才能得到展开和设置。要不是真理的一种新本质预先为了对基督教的背弃而得到了规定，要不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已经根据这种新真理而得到显现，那么，单纯地背弃基督教就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也只有当存在者之存在无条件地和完全地作为主体性而取得强力时，这种在主体性意义上的存在之真理才能无限制地展开其本质。
因此，唯在强力意志形而上学中，新自由才开始把它的丰富本质提升为一种新的合法性的法则。随着这种形而上学，新时代首次把自己提升到对它自己的本质的完全控制之中。前面发生的乃是序幕。所以，直到黑格尔为止的现代形而上学始终是对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解释，也即始终是存在学（Ontologie），后者的逻各斯（Logos）以基督教神学的方式被经验为创造的理性，并且被建立在绝对精神基础上（存在—神—逻辑学）。[17]毫无疑问，基督教在将来也仍然是一个历史现象。通过转变、同化、协调，它总是会与新世界和解，并且随着它的每一个进步而更确定地放弃它原有的对历史具有构成作用的力量。因为它所要求的世界解释已经超出了新自由的范围。
相反地，只要作为强力意志的存在者之存在被带向与它相应的真理，则这种新自由就能根据如此被规定的存在者整体之存在来实施对自身本质的辩护。而同时，这样一种辩护的本质必须与这种存在相符合。对新自由的新辩护要求以一种新的公正作为它的规定基础。这种新的公正乃是那种通向新自由的解放的决定性道路。
在1884年的一则题为“自由的道路”的笔记中，尼采写道：
“公正作为构造着的、离析着的、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是从评价出发的：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全集》，第十三卷，第42页）[18]
作为一种“思想方式”，公正乃是一种表象，也即是一种“从评价出发的”确定。以这种思想方式，价值，即强力意志的观点上的条件，得到了固定。尼采并没有说，公正是其他各种思想方式中的一种，一种根据（任意的）评价进行的思想方式。按其原话来说，公正是一种从“这些”明确地被实行的评价出发的思想。它是唯一地设定着价值的强力意志意义上的这种思想。这样一种思想并非只是从评价出发产生的，它就是评价本身的实行。这一点通过尼采对这种“思想方式”的本质的刻画方式得到了证明。尼采用三个易记的、而且以一种本质性的顺序被命名出来的规定，端出了对这种“思想方式”的机制的本质性洞察。
这种思想方式是“构造着的”（bauend）。它制造出那种尚未、而且也许根本上决不会作为某个现成之物而持立的东西。这种制造就是树立。它向高处升起，而且这个高度首先作为这样一个高度被赢获和被开启出来了。这个在构造中被攀上的高度确保那些限制着命令之可能性的条件的清晰性。根据这个高度的清晰性，就只能这样来下命令，以至于在命令中一切服从都被转化为意愿。这个高度指示着正确方向。
这种“构造着的”思想也是“离析着的”（ausscheidend）。以这种方式，它固定和保持着能够支撑大厦的东西，并且拒斥危害大厦的东西。如此这般地，它确保着建筑基础，并且对建筑材料作出选择。
这种构造着和离析着的思想又是“消灭着的”（vernichtend）。它摧毁那个作为固定化和抑制力量阻碍着有所构造的高升的东西。这种消灭（Vernichten）警惕着没落的一切条件的涌逼。构造要求离析。在每一种构造中（作为一种创造）都包含着摧毁。
对作为思想方式的公正的本质的这三个规定，不光是按它们的等级被排列起来的，它们同时而且首先是从这种思想的内在运动而来说话的。作为构造着的思想，它在树立高度之际指向这个高度，因此得以提高自身，把自身与不合适的东西区分开来，并且在其条件方面把后者连根拔起。作为这样一种思想，公正乃是一种对自身的控制，即在对最高高度的有所树立的攀升中对自身的控制。这正是强力意志本身的本质。因此之故，在上面的引文中，尼采用一个冒号过渡到一句加重点号的话：“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对尼采来说，“生命”只不过是表示存在的另一个词语。而存在就是强力意志。
在何种意义上公正是强力意志的最高代表呢?在这里何谓“代表”（Repräsentant）?这个词并不是指某物的一个“代理人”，后者本身并不是这个某物。这个词同样也没有“表达”（Ausdruck）的意思；“表达”作为一个“表达”恰恰决不是被表达的东西本身。倘若“表达”是被表达的东西，那它就不可能、也不必成为表达了。唯有在“再现”成为本质上必然的地方，“代表”才有其真正的本质。[19]根本上，一旦存在被规定为表象（即re-praesentare），这样一个东西就出现了。可是，这种表象的完全本质在于：把自身带到自身面前，把自身带向在场而进入那种唯由它本身来赋形和测度的敞开域之中。存在的本质因此被规定为主体性。作为再现，主体性要求那个代表，后者总是通过再现活动（repräsentieren）而把在其存在中、即在其现时在场（Präsenz）、παρουσία［在场状态］中的存在者本身带向显现，并且因此是一个存在者。
强力意志，强力之提高和强力之保存的本质性交织，通过为了达到强势作用而对它本身的赋权过程，把它本己的本质带向强力，也就是使之在存在者中显现出来。强力意志是设定着价值的再现。而构造则是提高的最高方式。有所区分和有所保藏的离析是保存的最高方式。消灭是保存和提高的对立本质的最高方式。
这三种方式的本质统一性，即公正，乃是在其最高的本质高度中的强力意志。但它的极点却在于对它本身的条件的设定。强力意志为自身赋权，使自身达到自己的本质，其做法是把“观点”设定为条件。以此方式，强力意志就一体地把在它们的双重闪现中的被固定之物和生成之物带向显现。但由于它让存在者如此这般地显现出来，强力意志就把自身带向显现，使自己成为那个东西，后者内在地是这种具有赋权作用的让显现（Erscheinenlassen），即：让……显现到光辉和假象的双重闪现之中。[20]
为一切形而上学所接受和保存的真理的本质——即使只还在完全的被遗忘状态中——乃是一种让显现，是对遮蔽之物的解蔽，即无蔽状态。于是，“公正”，因为它是强力意志的最高方式，就成了真理之本质的真正的规定基础。在强力意志的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中，真理作为“公正”而成其本质。
无疑地，为了按照这种形而上学来思考公正的本质，我们必须排除一切传统的公正观念，一切来自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启蒙运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伦理的公正观念。公正的东西虽然是那种与“正当之物”相合的东西，但指示方向并且给出尺度的正当之物却并不是自在地存在的。正当之物虽然给予我们一种做某事的权利，但它本身并不取决于“权利”之所是。[21]不过，尼采却对权利的本质作了如下界定：“权利=意志，要把一种当下的强力关系永恒化的意志”（《全集》，第十三卷，第205页）。于是，公正就是把如此这般被理解的权利设定起来的能力，也就是意愿这样一种意志的能力。这种意愿只可能作为强力意志而存在。
所以，在与前面第一则笔记几乎同时做的第二则笔记中，尼采关于公正说了下面这番话（作于1884年）：“公正，作为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它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因而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其意图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全集》，第十四卷，第80页）[22]
关于“公正”之本质的两个规定的一致性几乎是不能放过的：公正——“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以及公正——“一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的作用”。
作用在此意味着“起作用”，作为本质展开的实行，因而是这里所谓的强力真正地成为强力的方式。作用指的是“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本身。
这种强力如何全景地眺望?在任何情况下，它都“超越善与恶的细小视角”向外观看。“善与恶”是表示以往的价值设定的观点的名称；以往的价值设定把一个自在的超感性领域承认为约束性的法则。对以往最高价值的穿透性展望乃是“细小的”，有别于“伟大风格”的宏大性；在“伟大风格”中，对一切以往价值的虚无主义的和古典的重估借以成为一种即将到来的历史的基本特征的方式得到了预先规定。作为透视性的、亦即设定着价值的强力，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超越一切以往的透视角度。它是新的价值设定的出发点，也是支配着一切新的价值设定的东西，即：新的价值设定的原则。这种全景式眺望着的强力乃是自行宣告着的强力意志。在“论现代阴暗化的历史”必须考虑的内容的一个目录中，尼采简明扼要地指出：“公正作为强力意志（驯化）”。（《强力意志》，第59条）
公正乃是一种设定着观点的对以往透视角度的超越。这种“构造着的思想方式”在何种视界内设定它的观点呢?它具有“一个广大的优势境域”。我们愣住了——这是什么话！一种针对优势的公正令人难堪地、并且十分粗糙地指示着功用、欺骗和私利的区域。此外，在他的笔记中，尼采还在“优势”（Vorteil）一词上加了重点号，旨在不容置疑地表明：这里所指的公正本质上是以“优势”为目的的。
按照其真正的、现在已经失落了的含义来看，“优势”一词意味着：在分配进行之前预先在一种分配中分得的东西。[23]公正乃是先行于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分得，即分得它瞄准的唯一目标。那就是：“保存比这个和那个个人更多的某物”。公正的意图并不在于某种陈腐的功用，不在于个别人，也不在于群体，也不在于“人性”。
公正向那个人类看出去，这个人类应当被打造和培养为一个种类，[24]后者拥有本质性的能力，能够把对大地的无条件统治地位设置起来；因为只有通过这种统治地位，纯粹意志的无条件的本质才得以在它自身面前显现出来，也就是说，才得以成为强力意志。公正乃是对那些条件的预先构造着的分得，这些条件保障着一种保持，也即一种保存和获得。
然而，要在这种公正中被保持的“某物”（Etwas），乃是作为存在者之基本特征的强力意志的无条件本质的持存化。强力意志具有生成之特征。“给生成打上存在之特征的烙印——这乃是最高的强力意志”。（《强力意志》，第617条）
这种最高的强力意志乃是对存在者整体的持存化；它把自己的本质揭示为公正。因为它支撑并且支配着一切让显现和每一种解蔽，所以它是真理的最内在本质。生成被打上了存在之特征的烙印，其方式是：存在者在其整体性中作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显现出来。但前面我们曾说过，对生成的持存化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伪造”，而且在“观察的顶峰”，一切都成为一种假相。尼采本人把真理的本质把握为一个“谬误种类”。通过真理之本质的规定基础，也即通过公正，这种谬误以它自己的方式得到烙印和辩护。
然而，只有当真理按其流行的、但未展开的概念而被思考为对现实之物的符合时，真理才还是一种谬误和欺骗。与之相反，那种把存在者整体思考为“相同者的永恒轮回”的筹划，却是一种“思想”，一种在前述的别具一格的构造着、离析着和消灭着的思想方式意义上的“思想”。它的真理乃是“生命本身的最高代表”。对于思考这种真理的思想，尼采说：“生命本身创造了这个对生命来说最沉重的思想”。这个思想是真的，因为它是公正的，它使强力意志的本质在其最高形态中显现出来。作为存在者的基本特征，强力意志把相同者的永恒轮回当作那种“假相”来辩护，强力意志的最高胜利就在这种“假相”的光辉中闪烁。在这种胜利中显现出强力意志本身的完成了的本质。
根据这种新的公正的本质，与这种公正相应的辩护方式也才能得到决定。这种辩护既不在于对现成之物的符合，也不在于对某些自在地有效的法则的求助。任何对此类辩护的诉求在强力意志范围内都是没有基础和反响的。而毋宁说，这种辩护倒是在于那个唯一地满足公正（作为“强力意志的最高代表”）之本质的东西中。那就是再现（Repräsentation）。由于某个存在者作为强力意志的一个形态被摆置到强力区域之中，这个存在者就已经有权利，也就是说，它已经在意志中，在那种为自身下达自己的强势作用的命令的意志中。惟有以此方式，人们才能就这个存在者说：在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意义上，它是一个存在者。
“强力意志”、“虚无主义”、“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超人”和“公正”——这五个基本词语吻合于形而上学之本质的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的本质处于形而上学范围之内，对形而上学本身来说还是掩蔽着的。尼采思想服从形而上学的隐蔽统一性。对于这五个基本词语中的任何一个，尼采都没有给予独一无二的优先地位，即唯一地能够指导其思想的一切结构的主标题的优先地位；他必须以此方式来制定、采取和革新形而上学的基本态度。尼采思想坚持于真理的内在运动，因为他总是在每个基本词语的伴随下洞察整体，并且觉悟到所有基本词语的协调一致。尼采思想的这种本质性的不安证明了一点：他是顶着一位思想家所能遭受的最大危险，那就是：放弃原初地被指定给他的位置，即关于其基本立场的规定的位置，并且从异己的、甚至消逝了的东西出发使自己变得可以理解。如果门外汉们想用一些生疏的名目来掩盖他的作品，那就让他们弄个够吧。
然而，如果我们这里所尝试的对尼采形而上学的隐蔽统一性的说明仍旧给它一个形而上学的名称，亦即强力意志的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的名称，那么，难道我们不是在强求尼采已经避免了的事情吗?——尼采已经避免了那种从外部而来的、一味回顾的历史性分类，更不消说那种始终令人难堪的、吹毛求疵的历史学清算了。而且，所有这一切依然都基于一个形而上学概念，尼采思想虽然完成和证实了这个概念，但并没有对之作出论证，也决没有对之作出筹划！
上述诸问题只要求如下唯一的问题：一般形而上学的本质统一性的基础究竟何在?形而上学之本质的起源在哪里?对此问题的解决必须决定：是否这样一种思索仅仅弄来一种事后补充的关于形而上学的理论，从而就还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否这种思索是一种沉思，因而也是一种决断。
如果尼采的形而上学被标识为强力意志的形而上学，那么，难道不是有一个基本词语获得了优先性吗?为什么恰恰是这个基本词语呢?这个基本词语之所以具有优先地位，是不是因为尼采的形而上学在这里被经验为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如果一般形而上学是关于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那么，为什么不以“公正”这个基本词语来标识尼采的形而上学呢?——按说，“公正”这个基本词语倒是命名着这种形而上学的真理的基本特征。
只是在我们前面已经解说过的两则笔记中（它们是尼采本人没有发表出来的），尼采明确地根据强力意志阐发了公正的本质。无论在哪里，尼采都没有表示这种新的公正是真理之本质的规定基础。但在他记下前面两个关于公正之本质的解释那阵子，尼采意识到一点：直到那时，一个决定性的洞见对他来说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清晰性。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一个回顾性前言的残篇中（作于1885-1886年），尼采写道：
“后来我才发现了在我心中真正地完全缺失的东西，那就是公正。‘什么是公正?它是可能的吗?倘若它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又如何经受得住生活?’——我不断地这样问自己。使我惊恐不安的是，我在自己身上四处发掘，所能找到的只有激情，只有褊狭的视角，只有对缺乏公正性之先决条件的东西的无所用心的接受：但审慎（Besonnenheit）何在呢?——来自广博洞见的审慎何在呢?”（《全集》，第十四卷，第385-386页）
不过，从这个后来的洞见中，反过来也有一道光亮照射到先前那个处处贯穿并且支配着尼采思想的预感上；在第二个“不合时宜的考察”中（《论历史学对生命的利与弊》，第6节），这个预感明确地以“公正”取代了历史学科学的堕落的“客观性”；[25]但他这种做法却没有在形而上学上根据主观性来把握客观性的本质，也没有认识到公正的基本特征即强力意志。
然而，假如强力意志的本质被把握为无条件的而且——因为被颠倒了——完成了的主体性，此外也假如主体之主体性的本质是在形而上学上被思考的，最后假如形而上学真理的被遗忘了的本质作为对遮蔽之物的解蔽（ἀλήθεια［无蔽］）而得到重新回忆，而不只是被提及和重复，那么，那几则因为真实而变得简明扼要的关于“公正”的笔记的分量，不是胜过了尼采所有其他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探讨么?尼采做的所有其他关于真理之本质的探讨，只不过是对当代“认识论”的回响而已。但是，因为在尼采的思想中，“公正”是否以及如何是真理的本质特征这个问题依然被掩蔽着，所以，“公正”这个基本词语也不能被提升为尼采形而上学的主标题。
形而上学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无条件的和完成了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在没有言说自己的本质的情况下，把它自己的本质，即真理的本质，思考为公正。据此看来，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就是关于存在者的真理，当然，这种真理的固有本质是根据存在者的基本特征，通过作为存在者之最高形态的强力意志而得到决定的。
那么，每一种形而上学必然在此双重意义上是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吗?真理之所以是关于存在者的，是因为它来自存在者之存在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真理之本质的这种来源言说的是关于它自身的某种东西么?有如此这般的来源，那么真理本身不就是历史性的么?真理之本质的这种来源不是同时也言说着形而上学之本质的某种东西么?确实是这样。而且，它所言说的东西首先只能根据那种防御（Abwehr）来言说：
形而上学不是人的一件制作品。但正因为这样，才必须有思想家存在。思想家总是首先置身于存在者之存在为他们准备的无蔽状态之中。“尼采的形而上学”，现在也就是说，从其基本立场而来被保存到词语中的存在者之为存在者整体的真理，按其历史性本质来看，乃是这个时期的历史的基本特征；惟到现在，从其正在发端的完成过程出发，这个时期才作为现代（Neuzeit）这样一个时代开始了。尼采说：“有一个时期，那时候，陈旧的假面伪装和情绪的道德装饰引起了憎恶：赤裸裸的本性；那时候，强力的数量被简单地承认下来，被认为是决定性的（规定等级的）；那时候，伟大的风格又出现了，作为伟大的激情的结果”。（《强力意志》，第1024条）
问题还是：哪些民族和人类最终地并且先行地服从于那种归属关系的法则，即与正在发端的地球统治地位的历史的这种基本特征的归属关系的法则?在1881年至1882年前后，在《曙光》一书之后，相同者的永恒轮回思想袭击了尼采；其时，他在笔记中写道：“争夺地球统治地位的斗争的时代就要到了——这场斗争将打着哲学基本学说的旗号”。（《全集》，第十二卷，第207页）尼采这里所讲的东西不再构成什么问题，而是已经决定了的。
然而，尼采这话倒并不是说：围绕对作为原料库的地球的毫无限制的榨取以及对“人力资源”的毫无幻想的应用的斗争——效力于强力意志对其基本本质的无条件赋权过程——将明确地乞灵于一种哲学，或者哪怕只是把一种哲学当作它的门面装饰。相反地，我们必须认为，作为学说和文化产物的哲学将要消失，之所以可能消失，是因为它只要曾经是真正的哲学，就已经命名了现实的现实性，亦即存在；而只有从存在而来，每一个存在者才被指派为它所是的以及如其所是的东西。所谓“哲学基本学说”指的就是这些学说所传授的东西，后者是在一种根据存在来解释存在者整体的阐释所阐释的东西意义上讲的。“哲学基本学说”指的是正在自我完成的形而上学的本质；而按其基本特征来看，这种形而上学支撑着西方历史，把西方历史塑造为欧洲现代的历史，并且促使它取得“世界统治地位”（Weltherrschaft）。在欧洲思想家的思想当中所表达出来的东西，也就可以在历史学上被归于这些思想家的理性本质，但决不能被伪装为一种理性的独特性。笛卡尔的思想，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休谟的哲学，都是欧洲的，因此也是全球的。同样地，从其核心处看，尼采的形而上学也决不是一种德国特有的哲学。它是欧洲的、全球的。
* * *
[1] 据尼采自述，他是在1881年8月间，在瑞士上恩加丁山区的西尔瓦普拉那（Silvaplana）湖边形成了“相同者的永恒轮回”这个思想。——译注
[2] 此处“强势作用”（Übermächtigung）或可译为“强势压服”。——译注
[3] 此处“指点”原文为Punktation，原意为“条约草案”，它的动词形式punktieren意为“穿刺”、“在……上打点”。——译注
[4] 此处“指望”原文为rechnen auf，“估算”原文为rechnen mit。我们这里的中译文没有充分表达出德文动词rechnen的“计算”义。——译注
[5] 此处“目标自由”原文为Ziel-Freiheit，意为没有目标的状态。——译注
[6] 此处“觉知”原文为Vernehmen，“审问”原文为Ver-nehmung。海德格尔也曾用“觉知”翻译巴门尼德的νοεῖν（通译“思想”），并认为后者是接受性的，而不是后世形而上学时代的“表象”。——译注
[7] 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年）：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哲学家，艾克哈特大师的弟子，著有《追随基督的可怜生活》（Nachfolgung des armen Lebens Christi）等。绍伊瑟（Seuse），又名苏索（Heinrich Suso，1295或1300—1365年）：中世纪德国神秘主义者，著有《典范》（Exemplar）、《永恒智慧书》（Büchlein der ewigen Weisheit）等。——译注
[8] 此处understand为中古高地德语词语；拉丁文obiectum有“对面、障碍、对象”等义，其动词形式obieciere有“抛向、使遭受、放在……前面、提供”等含义。——译注
[9] 现有中译本把这段话译作：“照我看来，——我的这种看法的正确性只能由体系的陈述本身来予以证明——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和表达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这里的“不仅……而且”结构的译法是成问题的，应为“不是……而是”（nicht——sondern）。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第10页。——译注
[10] 莱布尼茨的《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Principes de la Nature et de la Grace, fondes en raison，作于1714年）常简作《自然的原理和神恩的原理》。——译注
[11] 参看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中译本，贺麟、王玖兴译，北京1983年，第20—21页（译文有改动）。——译注
[12] 此处“将是”原文为sei，为德文系词sein的第一虚拟式。——译注
[13] 这里出处不详，估计出自《左传·昭公六年三月》：“国将亡，必多制”。另参《老子》第57章：“民多利器，而邦家滋昏；……法令滋章，而盗贼多有”。——译注
[14] 此处译为“打造”的德文动词为schlagen，中译文难以体现它与上下文中的名词“种类”（Schlag）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15] 对此更详细的讨论，可参看本书上卷第一章第12节。——译注
[16] 此句中希腊文动词νοεῖν通译为“思想”，海德格尔在此把它理解为接受性的觉知（Vernehmen）；拉丁文动词per-ceptio通译为“知觉”，海氏则把它译解为审问和审判意义上的觉知。两者之间的转变实为希腊思想向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变化。——译注
[17] 此处“存在—神—逻辑学”（Onto-theo-logie）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基本规定，意指“存在学”（Ontologie）和“神学”（Theologie）构成形而上学的两个基本要素。主要可参看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载《同一与差异》，弗林根1957年；中译文见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1996年，第820页以下。——译注
[18] 对此段文字的更详细解说，可参看本书上卷第三章第21节“作为公正的真理”。——译注
[19] 此处“再现”原文为Repräsentation，对应的拉丁文词语为re-praesentare（表象、再现）；“代表”原文为Repräsentant，在词源上亦与re-praesentare相关。——译注
[20] 此处“光辉”原文为Aufschein，“假象”原文为Anschein，“闪现”原文为Scheinen。更详细的讨论可见本节第八段文字。——译注
[21] 注意上下文中的“公正”（Gerechtigkeit）、“公正的东西”（das Gerechte）、“正当之物”（das Rechte）、“权利”（das Recht）之间的字面和意义联系。——译注
[22] 参看本书上卷第三章第21节“作为公正的真理”。——译注
[23] 作者在此用连字符把德文“优势、优越性”一词分写为Vor-teil，暗示它是一种“预先”（vor）“分有”（teilen）。句中的“分配”为名词Teilung，“分得”为动词zuteilen，都含有词根teilen。——译注
[24] 显然是指“超人”。——译注
[25] 参看尼采：《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中译本，姚可昆译，北京1998年，第35页以下。——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