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劳动日一部分所生产的价值，仅与资本所支付的劳动力价值相等。我们在以上的叙述中，皆认劳动日的这一部分，为不变量，而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上，实际也是如此。劳动者是能超过其必要劳动时间，继续作2小时，3小时，4小时，或6小时工作的。剩余价值率与劳动日长度，须视延长的大小而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变的，总劳动日却是可变的。现在，假设劳动日的长度，及其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分配，皆为已定的。以ac线a——————————b——c代表一个12小时的劳动日，ab段代表10小时必要劳动，bc段代表2小时剩余劳动。要增加剩余价值的生产，换言之，要延长剩余劳动，怎能不延长ac，怎能与ac的延长无关呢？

劳动日ac的限界是已定的，bc在不能跨过它的终点（也即劳动日ac的终点）延长时，尚能由它的始点b，向a点后退而延长。假设在a—————————b′—b——c中，b′—b等于bc的一半，或等于1小时劳动。若我们在ac（12小时的劳动日）中，把b点移迟到b′点，bc变成b′c，剩余劳动就增加了1/2了，即由2小时增至3小时了，但劳动日依旧为12小时。但很明白，要把剩余劳动由bc延长至b′c，由2小时延长至3小时，同时必须将必要劳动由ab缩短为ab′，由10小时缩短为9小时。剩余劳动的延长，包含必要劳动的缩短；原来为劳动者自己的劳动时间，现在有一部分，要转化成为资本家的劳动时间了。这当中发生了变化，但变化的，不是劳动日的长度，而是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间的分配。

若已知劳动日的长短和劳动力价值的大小，则很明白，也可知剩余劳动的大小。劳动力的价值（即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假设1小时劳动，以金额表示，等于1/2先令或6便士，劳动力一日的价值等于5先令，则劳动者每日须劳动10小时，始能代置资本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价值，或生产一个价值，与劳动者每日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相等。已知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则劳动力的价值[1]可知；已知劳动力的价值，则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小可知。但剩余劳动的大小，即等于总劳动日减必要劳动时间。12小时减去10小时，尚余2小时。我们还没有讲，为什么，在一定条件下，剩余劳动延长到2小时以上。当然，资本家可不付劳动者5先令，却仅付他4先令6便士，乃至比这还少。这样，要再生产4先令6便士的价值，有9小时劳动就够了；在10小时的劳动日中，于是也有3小时（不是2小时）剩余劳动，剩余价值遂由1先令增至1先令6便士了。但这种结果，是由劳动者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而得的。只有4先令6便士（他在9小时内生产的价值），他所能支配的生活资料，就比以前少了1/10；他的劳动力，将因此不能有顺适的再生产。在这场合，剩余劳动是因其标准限界的突破才延长；剩余劳动的范围则仅因必要劳动时间的范围受了剥夺侵略才扩张。这个方法，在工资的现实运动上，有重要作用；但在此处，我们不要把它考虑，因为我们假定，一切商品，劳动力包括在内，皆以完全的价值卖买。假定如此，则生产劳动力或再生产其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能因劳动者工资低于劳动力价值而减少，只能由劳动力价值低落而减少。若劳动日长度为已定的，则是剩余劳动的延长，由于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不是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由于剩余劳动的延长。就我们所举的例说，劳动力的价值应实际减低1/10即由10小时减为9小时，剩余劳动才会由2小时延长为3小时。

劳动力价值减低1/10以同量生活资料原由10小时生产，今可由9小时生产这件事情为条件。但要做到这样，劳动的生产力是必须提高的。例如有一个鞋匠，用一定的工具，可以在1日12小时内，造成皮鞋一双。若他要在同一时间内造成皮鞋两双，他的劳动的生产力，必须增加一倍。但若非劳动手段，或劳动方法，或二者同时发生变化，劳动生产力是不能增加一倍的，所以他劳动的生产条件，必须发生革命；这就是，他的生产方法，从而他的劳动过程，必须发生革命。劳动生产力增加，即是劳动过程发生变化，使生产一种商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缩短，使较少量劳动有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力量[2]。我们前面讨论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是假定生产方法为已定的。然要由必要劳动转为剩余劳动的方法来生产剩余价值，则资本单采用历史上遗留的或现存的劳动过程形态，单将劳动过程的时间延长，还是不够的。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法，然后才能把劳动的生产力提高。并由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把劳动力的价值减低，从而，把再生产这个价值所必要的劳动日部分缩短。

由劳动日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我把它叫做绝对剩余价值（absoluten Mehrwert）。但若剩余价值是由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产生，由劳动日二部分在量的比例上发生变化而产生，我便把它叫做相对剩余价值（relativen Mehrwert）。

有若干种产业，其生产物决定劳动力的价值，或者说其生产物是属于普通生活资料的范围，或是能替代这种生活资料。要减低劳动力的价值，则在这些产业部门增进劳动的生产力就成为必要的了。但一商品的价值，不仅由该商品所由以取得最后形态的劳动量来决定，而且也由生产手段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例如，一双皮鞋的价值，不仅由鞋匠的劳动决定，且依皮，蜡，线等等的价值来决定。所以，如果劳动生产力，在劳动手段和劳动原料——必要生活资料依以生产的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所从出的产业上增进了，换言之，如果这种种产业的商品便宜了，劳动力的价值也会跌落。但若一种产业即不供给必要生活资料，又不供给必要生活资料依以生产的生产手段，则该种产业的劳动生产力虽增加，也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便宜的商品，不待说，只能比例地——视其以何种比例参加劳动力的再生产——减低劳动力的价值。例如，衬衫是一种必要生活资料，但只是许多种的一种。如果衬衫更便宜了，那只会减少劳动者购买衬衫的支出。必要生活资料的总和，是由种种不同的商品构成，其中每一种商品的价值，皆只在劳动力价值中，构成一个可除部分。劳动力价值，随再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定。此劳动时间全部的减少、等于这各生产部门劳动时间的减少额的总和。我们在这里，是把一般的结果，认为是各个场合直接的结果和目的。当然，当一个资本家，由劳动生产力提高，而把衬衫的价值减低时，他的目的，决不是为要减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依比例减少必要劳动的时间。但因他的行为，结局会助成这个结果，所以它也助成一般剩余价值率的提高。[3]资本之一般的必然的趋势，是必须与其现象形态相区别的。

我们不要在这里考察，资本主义生产之内在的法则，如何表现为资本之外部的运动，如何当作竞争之强制的法则，如何在个别的资本家意识中成为发动的动机。但这是很明白的，天体的现象运动，只有认识其现实运动（那是不能由感官直接知觉到的运动）的人，才能够理解；同样，不先把握住资本的内部性质，则竞争之科学的分析，便不可能。但为使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易于理解起见，我们且根据以上已经得到的结果，作一个注解在下面。

假设1小时劳动表现为6便士或1/2先令的金额，则12小时的劳动日，可生产6先令的价值。假设在一定的劳动生产力下，12小时劳动可以生产12件商品。每件商品所消费的生产手段原料等等；值6便士。在这情形下，每一件商品费1先令，其中6便士为生产手段的价值，6便士为此等生产手段加工时新加的价值。现在，假设有一个资本家，设法使劳动的生产力增加一倍，从而能在12小时的劳动日内，生产该种商品24件，不止12件。生产手段的价值若依旧，则每件商品的价值，将减为9便士，其中6便士为生产手段的价值，3便士为劳动新加进去的价值。劳动生产力虽加倍了，但一劳动日所创造的新价值，依旧为6先令。这6先令是分配在加一倍的生产物上了。所以，每个生产物，仅分有这新价值全部的1/24，不是1/12。是3便士，不是6便士。换言之，当生产手段转化为一件生产物时，从前会把1小时劳动加到生产手段里面去，现在只把半小时劳动加进去。以是，这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将只于其社会价值；换言之，其生产所费的劳动时间，比依社会平均条件生产同种商品所费去的劳动时间更少。平均说，每件商品原费1先令，或代表2小时社会劳动。但生产方法发生变化的结果，它仅费9便士或仅代表1/12小时劳动了。但商品的现实价值，不是个别价值，是社会价值。换言之，商品的现实价值，非由各个资本家实际费去的劳动时间决定，只由该商品生产上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所以，如果采用新法的资本家，是依照社会价值（1先令）售卖商品，他售卖商品的价值，就比其个别价值较高3便士，从而可以得3便士额外剩余价值（Extramehrwert）。但从别方面说，他的12小时的劳动日，从前是由12件商品代表，现在是由24件商品代表。他要把一劳动日的生产物销售掉，商品的需要是应当增加一倍的，那就是，市场应当扩张一倍。在其他事情依然不变的条件下，他的商品必须减低价格，才可以获得较大的市场。所以，他售卖商品的价格，定必在个别价值之上，而在社会价值之下。比方说，每件10便士。如是，每1件商品将可得1便士的额外剩余价值。他总归会发现剩余价值的增加，无须问他的商品，是否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是否有决定劳动力一般价值的作用。所以，即不说有这种作用，各个资本家仍旧有增加劳动生产力，从而，使商品变得便宜的动机。

然即在此场合，剩余价值生产的增加，也是由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剩余劳动的相应的延长上产生的[4]。假设必要劳动时间为10小时，1日劳动力的价值为5先令，剩余劳动为2小时，每日所生剩余价值为1先令。但我们的资本家，现在是生产24件商品，每件卖10便士，共可卖20先令了。生产手段的价值等于12先令，所以14 2/5件商品，代置了垫支的不变资本。其余9 3/5件商品，则代表12小时的劳动日。因劳动力的价格等于5先令，6件生产物已代表必要劳动时间，故其余3 3/5件商品，代表剩余劳动，可知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在平均社会条件下为5:1，在这场合却为5:3。这个结果，还可依下法得到的。12小时劳动日的生产物价值，为20先令。其中有12先令，与再现的生产手段的价值相当。还有8先令货币额，代表一劳动日所代表的价值。此货币额，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所代表的货币额更大；因同种社会平均劳动12小时，仅表现为6先令。有格外生产力的劳动，是当作加强的劳动，而发生作用的，因而会在同时间内，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创造更大的价值，但我们的资本家，依旧以5先令付作劳动力1日的价值。所以，劳动者要把这个价值再生产出来，不必劳动10小时，只须劳动7 1/5小时了。他的剩余劳动，将增加2 4/5小时，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将由1先令增为3先令。采用改良生产方法的资本家，遂比同业的资本家，可以在劳动日中，占有较大的部分，作剩余劳动了。资本全体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上做的事，由他个别地做了。但新生产方法一经普遍采用，从而在生产费减低了的商品上面，把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间的差别消灭，这种额外剩余价值也会消灭的。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法则，既使采用新生产方法的资本家，不得不以社会价值以下的价值售卖商品；它，当作竞争的强制法则，又使他的竞争者不得不采用新的生产方法[5]。即有若干生产部门，其商品属于必要生活资料的范围，从而为劳动力价值的构要成素，所以，当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在这些生产部门发生作用，从而，使这些生产部门的商品便宜时，一般剩余价值率，就会受这全部过程的影响了。

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例。劳动力价值（因其由商品价值决定），也与劳动生产力成反比例。但相对剩余价值，则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例。生产力增，也增；生产加减，也减。假设货币价值不变，则一社会平均劳动日，（Ein Gesellschaftlieher Dur cchscnittsarbeistag）12小时，将生产同一的价值生产物（6先令），而无论此价值额如何分配，无论其以怎样大一部分充作劳动力价值的等价，怎样大一部分充作剩余价值。但若因生产力增加之故，一日生活资料的价值，从而，劳动力一日的价值，由5先令减为3先令，则剩余价值会由1先令增至3先令。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以前必须有10小时劳动，现在只须有6小时劳动了。有4小时劳动会解放出来，可以并入剩余劳动的范围。所以，增进劳动生产力，使商品便宜，并由此使劳动者自己也便宜，乃是资本之内在的冲动和不断的倾向[6]。

商品的绝对价值，在生产商品的资本家看来，是没有关系的。他所关心的，只是商品内含的依售卖而实现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实现，必与垫支价值的收回相伴而起。因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例，商品价值的减落，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例，因同一个过程使商品便宜，又使其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增加，所以我们对于经济学建设者之一的魁奈所提出的谜，可以解决了。即，为什么以生产交换价值为务的资本家，要不断地压下商品的交换价值呢？然当魁奈提出这个矛盾来责难他的反对派时，他的反对派，却竟不能置答。他说：“诸君认为，在产业生产物的生产上，在不损害生产的限度内，因费用或有费劳动的节省可以减少出品价格，所以是愈节省，愈有利益的。但诸君又相信，以产业劳动为基础的财富的生产，即是出品的交换价值的增加[7]。”

增进劳动生产力以节省劳动[8]的企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上，决非以缩短劳动日为目的。其目的，只是缩短生产一定量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劳动生产力已经增进之故，劳动者在1小时内所能生产的商品，10倍于前了，换言之，一件商品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少于先前10倍了，但虽如此，他每日仍须劳动12小时，所以，他先前12小时生产120件商品，现在12小时，却能生产1,200件商品。不仅如此。他的劳动日还可以延长，使他现在每日14小时的劳动，生产1,400件商品。就因此故，所以在麦克洛克，乌尔，西尼耳之类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在这一页，看到他们说，劳动者应感谢资本，因资本发展劳动生产力，曾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在那一页，又看到他们说，为表示感谢起见，他应每日作15小时，不应仅作10小时。总之，在资本主生产内，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乃在缩短劳动者为他自己的劳动日部分，以延长劳动日的别一部分。那一部分，是他为资本家劳动的，无报酬的。但不使商品便宜，我们还能在什么程度内，达到这个结果呢？当我们以下考察相对剩余价值的特殊生产方法时，我们会知道这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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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日平均工资的价值，由劳动者“为生存，为劳动，为生殖所必要的物品决定。”（威廉•配第著《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第64页。）“劳动的价格，常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决定”。“当劳动者的工资，不能依照他们的低级生活状况和地位，来维持他们大体会有的大家庭时，他就没有受到适当的工资。”（凡德林著《货币与一切物相当》第15页）。“只有手臂和手艺的普通劳动者，在未将劳动出卖于他人以前，是什么也没有的。……无论他的劳动属于何种，他的工资，总受限制，实际也受限制于他生存所必需的物品。”（杜尔阁著《富之形成与分配之考察》德尔编全集版第1卷第10页。）“生活资料的价格，事实上，是劳动的生产费。”（马尔萨斯著《地租性质及其进步的研究》1815年第48页注。）

[2]“说一种技术完备，不外指因有新法的发现，一种商品得以较少数的劳动者生产出来，那就是，得在较短时间内生产出来。”（加里安尼《货币论》第159页。）“生产费的节省，不外即是生产所使用的劳动量的节省。”（西斯蒙第《经济学研究》第一卷第22页。）

[3]“若机械改良的结果，工厂主把他的生产加倍了，……他在总收入中，只要以较小的一个比例，就可以使他的工人有衣服穿了，……如是，他的利润提高了。但在这场合，他的利润，也只由这方法受影响。”（兰塞《财富分配论》伦敦第168—169页。）

[4]“一个人的利润，不取决于他对于他人劳动生产物的支配权，乃取决于他对于劳动本身的支配权。如果在工人的工资不变时，他能以较高的价格售卖他的货物；那是一目了然，是他的利益。……他所生产的物，只要用一个较小的比例，就可以把劳动推动，从而，他为自己保留的比例就较大了。”（《经济学大纲》伦敦1832年第49页50页。）

[5]“当我的邻人，因能以仅少的劳动造出多量的生产物，而能以便宜的价钱售卖时，我必须设法和他一样以便宜的价钱售卖。所以，每一种使我们能以较小量劳动，从而以较低费用生产物品技艺，方法，或机械，都会在别人身上，引起一种必要和竞争心，使他们采用同种的或发明类似的技艺，方法，或机械。必须这样，才能全体立在平等的地位；谁也不能以低于邻人的价格，把邻人排在市场之外。”（《东印度贸易对于英格兰的利益》伦敦1720年第67页。）

[6]“假令将产业所受的限制废除，则劳动者的支出减少，其工资会依相同的比例减少。”（《谷物输出奖励金废止论》伦敦1752年第7页。）——“工商业的利害关系，要求谷物和一切食料品尽可能地便宜；因为，使谷物和食料品昂贵的事情，必定会使劳动也昂贵。……在工业不受限制的国家，食料品价格，必定会影响劳动的价格。在生活必需品价格减低时，劳动的价格也会减低。”（前书第3页。）——“生产力增加，工资会依比例跌落。机械使生活必需品低廉，但也使劳动者低廉。”（《竞争与合作的比较功绩论》伦敦1834年第27页。）

[7]魁奈著《商业及工业劳动问答》巴黎1846年达利版第188页189页。

[8]“此等投机家，在他们雇用劳动必须有给付时，他们是竭力要节省劳动的。”（比都J.N. Bidaut著《工业技术及商业的独占》巴黎1828年第13页）。——“雇主无时不要节省时间和劳动”（斯条亚Dugald Stewart全集第8卷爱丁堡1855年《经济学讲话》第318页）。——“为他们（资本家）的利益，他们所使用的劳动者的生产力，应尽可能求其最大。他们的注意，专在或几乎专在生产力的增进。”（琼斯《国家经济学教程》第3讲。）

第十一章　合　作

我们前已讲过，资本主义生产，事实上，是在这个地方开始的，在这个地方，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多数的劳动者，从而劳动过程扩大它的范围，而以较大的规模供给生产物。多数劳动者在同时，在同地（或在同一工作场所），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生产同种商品，无论在历史上，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就生产方法本身说，初期的制造业（Manufaktur），仅在下述一点，和基尔特手工业（Zünftigen Handwerksindustrie）分别。那就是，同一个资本，同时雇用较多数的劳动者。基尔特老板（Zunftmeister）的工作场所，不过是扩大了罢了。

所以，二者的差异，当初只是量的差异。我们曾说明，一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等于一个劳动者所供给的剩余价值，乘同时雇用的工人数。工人数的多寡，就其自身说，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力的榨取程度。就商品价值的生产一般而论，劳动过程的每一种质的变化，都与我们无关。这是以价值的性质为根据的。假设12小时的劳动日，实现为6先令，1,200这样的劳动日，就实现为6先令的1,200倍。在前一场合，体化在生产物中的，是12小时劳动，在后一场合，是12×1,200小时劳动。在价值生产上，多数被视为单位的倍数。所以，这1,200人是分作，抑是在同一资本的命令下合作，决不会在价值生产上，引起差别。

不过，在一定限度内，那可以发现一种变化。实现为价值的劳动，是社会的平均性质的劳动，从而是平均劳动力的支出。但平均量只是种类相同的多数个别量的平均。在每一种产业上，个别劳动者（无论是彼得抑是保罗），都和平均劳动者多少有别。个别差异（数学家称之为“误差”）在同时雇用工人数甚大时，是可互相抵消的。有名的诡辩家阿谀者柏克（Edmund Burke），曾依据农民的实际经验，证明在五个农业劳动者“那样小的集团”内，劳动的个别差异，即会消灭，从而，每五个英国农业工人在一起，和任何别五个在一起的英国农业工人，可以在同一时间，提供同样多的劳动[1]。但无论如何，这总是明白的，即：同时雇用的多数劳动者的总劳动日（Gesamtarbeitstag），被除于劳动者数，即等于一日社会平均劳动。比方说，一个人的劳动日为12小时。假设同时雇用12个劳动者，此12人的劳动日，将形成144小时的总劳动日。在此12人的劳动中，虽然各个人都多少和社会平均劳动有差，以致要完成同一的工作，各个人所需的时间多寡不等，但各个人的劳动日，都当作144小时总劳动日的1/12，皆具有社会平均劳动日的性质。从雇用12个劳动者的资本家的立场看，劳动日便是12个劳动者的总劳动日。无论这12个工人是否在工作上互相帮助，无论他们的劳动是否仅在为同一资本家工作这一点上发生联络，各工人的劳动日，总归当作这个总劳动日的可除部分。反之，若这12个工人2人一组，由六个老板雇用，各个老板所生产的价值量是否相等，各个老板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率是否一致，那就是偶然的了。个别差异是可以发生的。假令一个工人生产一种商品所消费的时间，比社会必要的时间更多得多，则就他而言，个人必要的劳动时间，也与社会必要的或平均的劳动时间，相差甚著。从而，他的劳动不能当作平均劳动，他的劳动力不能当作平均劳动力。这样的劳动不是全然不能出卖，便须在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以下出卖。所以，我们假定，劳动有一定的最低限的效率；以下又会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有方法可以测量这个最低限。最低限的劳动力，虽必须有劳动力的平均价值，但此最低限，仍可与平均数不相一致。所以，六个老板赚到的剩余价值，会有的高在一般剩余价值率上，有的低在其下。其差异虽可以在社会中互相抵消，但不能在个个老板的场合如此。所以，就个别生产者说，价值增殖的法则，必须在如下的场合，才会完全实现；那就是，个别生产者，以资本家资格生产时，必须同时雇用许多劳动者，自始就运转社会的平均的劳动[2]。

即使劳动方法不变，多数劳动者同时的使用，也会在劳动过程的对象条件上，引起革命。多数劳动者工作的建筑物，原料等物的堆栈，同时或交替使用的容器，器具，杂具等等，简言之，生产手段的一部分，现今要在劳动过程上，被共同消费了。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生产手段的交换价值，固然不会因为使用价值的利用已经增加，而增加起来，但共同使用的生产手段的规模，却不能不增加起来的。20个织工人用20架织机工作的房间，必须比一个独立织工人和两个帮手工作的房间大。但生产一个供20个人劳动的工作场所，比生产10个供两个人劳动的工作场所，所费劳动，总归较小。所以，大规模累积供共同使用的生产手段的价值，不与其规模及使用效果，为比例的增加。共同使用的生产手段移转入个个生产物中的价值部分，所以会更小，一部分因为它所转移的总价值，同时须分配在较大最的生产物上，一部分又因为它与个别的生产手段比较，它加入生产过程中的价值，绝对地说虽较大，但就其作用范围相对地说，却是较小。即因此故，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减落了；商品的总价值，也为比例的跌落。其结果，遂和商品生产手段已经更便宜的结果相同。生产手段的使用，于是，更经济了。这种经济，仅因在劳动过程中，有多数人共同消费它。并且；只要有多数工人在同一场所工作，那怕他们在工作上不互相帮助，这种生产手段，与独立劳动者或小老板所使用的分散的相对地说更为多费的生产手段比较，已经具有各种性质，堪称为社会劳动的条件或社会的劳动条件。在劳动过程取得社会性质以前，劳动手段的一部分先取得了社会性质。

生产手段的经济，应从二重见地考察。第一，它使商品较便宜；从而，使劳动力的价值较便宜。第二，它改变剩余价值与垫支总资本（不变资本部分和可变资本部分的价值总和）的比例。后一点，我们留在第3卷第1篇再讨论；为要使讨论有更适当的联络，所以有许多应在此地考究的问题，也留在那里再讨论。对象的割裂，在分析的进行上，是必要的。而且也与资本主义的精神相符。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内，劳动条件是与劳动者相独立而互相对立的，所以，劳动条件的经济，也表现为一种特别的活动，似乎和劳动者没有关系，也和劳动者增进自身生产力的方法没有关系。

多数劳动者，依计划，在同一生产过程内，或在不同的但又互相联络的诸生产过程内，并存着，协助着，互相劳动。这个劳动形态，我称它为合作（Kooperation）[3]。

一个骑兵营的攻势力，非该营骑兵个个展开的攻势力的总和，所可同日而语。一个步兵团的守势力，也非该团步兵个个展开的守势力的总和，所以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劳动者个个发挥的机械力的总和，也与多数劳动者同时在同一不可分的工作上共同劳动所发挥的社会能力，不能相等。此可于举重物，绞起重机，破除障碍物等例，见之[4]。在这场合，结合劳动（Kombinierten Arbeits）的结果，不能由个别劳动者提供，即使能够的话，也必须花费比较更为长久的时间，或仅能以极小的规模得之。合作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并且创造了一种新的生产力，即集体力（Massenkraft）[5]。

多数力融合为一个全力时所生出的新能力且不说，即使是单纯的社会接触，也会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上，成为竞争心与生活精神的刺激，从而，增进各个人劳动的效率。所以，12个人在144小时的总劳动日中共同劳动，比12个人各自做12小时，或一个人每日作12小时连续作12日，定能供给更大得多的总生产物[6]。理由是，人即不如亚里斯多德说天然是政治的动物[7]，无论如何也是社会的动物。

当多数劳动者同时在同一或同种劳动上互相协助时，各个人的劳动，仍得以劳动一部分的资格，代表劳动过程的不同的阶段。合作的结果，使劳动对象，能在这各个阶段中，更迅速地通过。譬如12个泥水匠，可以排成一个序列，从梯足，到梯顶，把砖石运上去。他们各人，做着相同的劳动，但各个人的工作，仍成为一个全部工作的连续部分，成为每一块砖石在劳动过程中必须通过的阶段。也就因此，砖石得由总劳动者（Gesamtarbeiter）的24只手，迅速搬运上去。若由个个劳动者各自用一双手，抱着砖石一层一层爬上去，搬运的速度，必定不会有那样大[8]。依此法，劳动对象得在较短的时间内，通过同一的空间。又，拿建筑物来说。当一所建筑物同时从各方面看手时，各合作者虽是做着同一的或同种的工作，但依然可以发生劳动的结合。144小时的结合劳动日（kombinierie Arbeitstag，在此日内，劳动对象在空间上从种种方面着手），比12个工人各做各的工作1日12小时，必可依较大的速度，把总生产物完成；因为，依照后一种作法，他们的工作，只能从一方面着手，依照前一种作法，则结合的劳动者或总劳动者，等于在前在后都有眼睛和手，从而，在一定程度内，就成为万能的了。依此法，生产物的不同的空间部分，得在同一的时间内成熟。

在上述的例解上，我们着重的事实是：相互补充的多数劳动者，做同一的或同种的工作。我们所以如此着重，是因为这种最单纯的共同劳动形态，现今依然在最完成的合作形态上，有重大的作用。在劳动过程复杂时，只要协同劳动的人数众多，我们就可以把不同的工作，分给不同的工作者，使其同时进行，并使完成总生产物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缩短[9]。

有许多生产部门，在其中，往往必须在紧急时期内，获得一定的劳动结果。这种时期，是由劳动过程的性质规定的。譬如一群羊剪毛的工作，又如若干亩田割麦的工作。这一类工作的生产物，如要有适当的分量和品质，其工作是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开始，在一定的时间终了的。在这场合，劳动过程所必须采取的时期，像青鱼的渔期一样是预定了的。一个人只能在一日中，挖出一个劳动日（比方说12小时），但100个人合作，却可使12小时的劳动日，推广为1,200小时的劳动日。允许劳动的时间虽然短，但这种缺陷，可由在紧急时期在生产范围内投下大量劳动的方法来补救。在这场合，要使工作不错过时间，必须同时利用多数结合的劳动日；效果的量，则取决于劳动者数。但在合作的场合，总比在各自劳动但要在同一时间完成同一工作的场合，需要较少数的劳动者[10]。也就因为缺少这种合作，所以美国西部每年要损失多量的谷物，而在英国统治下把旧日社会组织破坏的印度东部，每年也要损失多量的棉花[11]。

在一方面，合作可使劳动的空间范围扩大。所以，在排水，筑堤，灌溉，开运河，筑马路，造铁路之类的劳动过程上，因要使劳动对象有空间的联络起见，不能不有合作。但在他方面，合作不但使生产的规模在空间上扩大，同时还使生产的活动地点，有相对缩小的可能。活动地点的缩小，与工作范围的扩大会同时发生的事实，使许多虚费（fauxfrais）可以节省。然这现象所以能发生，即因不同诸劳动者密集，劳动过程凝缩，生产手段累积[12]的原故。

与个个互相分开的劳动日的总和比较，等量的结合的劳动日，可以生产较大量的使用价值，从而，减少生产一定量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在这场合，生产力的增加，或是因为劳动的机械能力已经提高，或是因为空间的作用范围已经扩大，或是因为空间的生产地点与生产的规模比较已经缩小，或是因为在紧急时期得以仅少的时间推动许多的劳动，或是因为刺激起了个人的竞争心，提起了他们的生活精神，或是因为多数人的同种的工作得以取得连续性和多面性，或是因为不同的工作得在同时进行，或是因为共同使用的生产手段，得以节省，或是因为个人的劳动，得以取得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无论在何种情形上，结合劳动日的特别的生产力，总归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它总是由合作发生的。当劳动者依计划与他人共同工作时，他把个人的限制打破了，把人类的能力展开了[13]。

劳动者不在一处，决不能有直接共同的工作。所以，劳动者聚合在一定的场所，乃是劳动者合作的条件。所以，倘使工资劳动者不为同一的资本，同一的资本家所同时使用，换言之，他们的劳动力不同时被购买，他们便是不能合作的。所以，在劳动力能在生产过程中集合以前，这种劳动力的总价值，或这种劳动者一日或一星期的工资总额，必须已经集合在资本家的钱袋中。一起支付的300工人的工资，那怕只是一日的工资，也比在全年间一星期一星期支付的较少数工人的工资，须有较大的资本支出。所以，合作劳动者的人数或合作的规模，首须视个别资本家有若何资本可用来购买劳动力而定，换言之，看个别资本家能如何支配多数劳动者的生活资料。

可变资本如此，不变资本也如此。拿原料一项的支出说，一个雇用300工人的资本家，和一个雇用10个工人的资本家比较，是更大30倍。不错的，共同使用的劳动手段的价值量与物质量，无须与所使用的工人数，为同比例的增加；但其增加，依然很显著。所以，生产手段大量累积在个别资本家手中，乃是工资劳动者得以合作的物质条件；合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即取决于这种累积的程度。

以上我们讲过，要使同时被榨取的劳动者数，从而，使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足使劳动雇主自己无须从事筋肉劳动，从而使小老板得转化为资本家，并在形式上把资本关系确立，个别资本就必须在一定的最低限额以上才行。现在，我们又知道，要使多数分散的互相独立的个别的劳动过程，转化为结合的社会的劳动过程，也须有这种最低限的资本为物质条件。

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原来是表现为这一种事实——即，劳动者不为自己工作，但为资本家并在资本家下面工作——的形式上的结果。但随着多数工资劳动者的合作，资本的支配，发展成为劳动过程实行的必要条件了，换言之，发展成为一个现实的生产条件了。现在，生产事业不能缺少资本家的命令，是像战争不能缺少司令官的命令一样。

一切直接社会的或共同的大规模的劳动，都须有一个指导，来使个人活动得以调和，生产总体的运动（与各独立器官的运动相别而言）得以履行其一般的机能。提琴独奏者可以独展其所长，但一个乐队，不能不有乐队长。指导，监督，及调节上的机能，当隶属于资本的劳动互相合作时，便成了资本的机能了。这种指导的机能，一经成为资本的特别的机能，便又取得了几种特别的性质。

资本主义生产之发动的动机和决定的目标，是尽可能，使资本自行增殖[14]，换言之，尽可能生产最大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使资本家尽可能榨取最大量的劳动力。同时被使用的劳动者数增加了，他们的反抗会增加，从而，资本对于这种反抗的压迫，也必然要增加。资本家的指导机能，不是单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引起，单属于这种过程的；同时，它还是社会劳动过程上的榨取的机能，以榨取者与被榨取物的不可避免的对立为条件。生产手段既作为别人的所有物，而与劳动者相对立，故当其范围增大时，管理生产手段使其使用得当的必要性，也会增加[15]。加之，工资劳动者的合作，纯然是同时雇用他们的资本的作用。他们虽在机能上互相联络，并统一成为一个生产的总体；但这种联络和统一，只存于他们外部，存于使他们联络统一的资本内部。所以，劳动者们的劳动联结，在观念上是当作资本家的计划，在实际上是当作资本家的权力，当作别个人——他欲左右工人的行为，以达成他本人的目的——的意志权力，来和他们相对立。

所以，资本主义的指导，在内容上是二重的（因其所指导的生产过程，也是二重的一方面，它是形成生产物的社会的劳动过程，他方面，它又是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在形式上，却是专制的。合作的规模扩大了；随着，这种专制主义也取得了特殊的形态。资本家的资本一经达到最低限，使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得以开始，资本家就会把一切亲手的劳动摆开；同样，直接地不断地监视个别劳动者和各组劳动者的职务，他也交给一种特殊的工资劳动者了。在同一资本命令下合作的劳动者，像军队一样，必须有产业上的将官（经理）士官（工头监工），以资本名义，在劳动过程中，实行支配。监视劳动，成了他们的专属的机能。经济学当它以基于奴隶制度的殖民经济，比较于独立自耕农民和独立手工业者的生产方法时，是把监视的劳动，看做是生产上的虚费的[16]。但他转过来讨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时，由共同劳动过程的本来性质所引起的指导机能，和共同劳动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即阶级对立的性质）所唤起的指导机能，却被他视为同一[17]。资本家所以是资本家，不是因为他是产业上的指导者；乃因为他已经是资本家，所以是产业上的命令者。在封建时代，军事上诉讼上的裁决权，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在现代，产业上的命令权也是资本的属性[18]。

劳动者在以劳动力出卖者的资格而在市场上与资本家相对立以前，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他只能拿自己所有的东西（那就是他自己的独自分存的劳动力）来出卖。但当资本家不仅购买一个劳动力，却购买100个劳动力，不仅与一个劳动者订契约，且与100个互相独立的劳动者订契约时，这种关系仍然不发生变化。他能使用这100劳动者，而不令其合作。所以，资本家支付100个独立的劳动力的价值，但未支付100个结合的劳动力的价值。当作互相独立的人，劳动者是个人分立的。他们与同一的资本发生关系，但彼此间没有关系。他们的合作，是加入劳动过程以后才开始的。但在已经加入劳动过程以后，他们又不属于他们自己了。加入劳动过程，它们便被资本并合了。当作合作者，当作一个活动有机体的部分，他们不过是资本的特别的存在形态。劳动者当作社会劳动者所展开的生产力，于是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只要把劳动者放在一定的条件下，劳动之社会的生产力，便可不费一钱地展开来的。但把劳动者放在这种条件下的，是资本。因为劳动之社会的生产力，不费资本一钱，又因为劳动在未属于资本以前不能把这种生产力展开，所以这种优越的生产力，就好像是资本自然具有的生产力，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了。

单纯的合作，也可以生出伟大的结果来。这可以由古代亚细亚人，埃及人，伊特拉斯康人的巨大建筑物来说明。“在过去时代，这些亚细亚国家，在供给行政上军事上的支出以后，尚有剩余的生活资料，可以用在美观的和实用的土木工程上。他们这种建筑工程；几乎把农民以外的一切人民的手和腕都支配了。尽握在君主及教主手中的剩余生活资料，都充作手段，而在国内各处，树立壮大的纪念建筑物。……巨像与大批建筑材料的运输，曾使人惊奇；在这种搬运上，几乎尽是毫无怜惜地对人类劳动的滥肆征用罢了。劳动者的人数与劳动者努力的累积，已经够完成这个目的了。我们看见了，巨大的珊瑚岩，从海底堆成岛或陆地，但其构成分子，却是微小的，脆弱的，不足道的东西。同样亚洲各帝国农民以外的劳动者，虽只有个人的肉体力可用在工作上，但他们的人数，即是他们的势力。那种种至今仍使我们惊异不置的遗迹，所以能够发生，即因各该帝国的君主和教主，有指挥这大群人的权力。这种种事业，所以有成功的可能，即因给养他们的生活资料，累积在一个或少数人手中”[19]。亚细亚诸国王，埃及王，伊特拉斯康教主的权力，已在近代社会转移给资本家（或者是个别的资本家，或者是资本家的集体，如股份公司）了。

在人类文化初期，例如在狩猎民族[20]及印度共产社会的农业上，我们也可以看见劳动过程上的合作，但这种合作，一方面，是以生产条件的共有为基础，他方面，以各个人不脱离氏族或共同社会的脐带（像个个蜜蜂不与蜂房分离一样）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这二点，使那种社会的合作，与资本主义的合作相区别。在古代世界，在中世纪，在近代殖民地，合作间或也有极大的规模，但这种合作，莫不以直接的支配服从关系，特别是以奴隶关系为基础。反之，资本主义的合作形态，自始即以自由工资劳动者（他们以劳动力售于资本）的存在为前提。从历史方面看，这种合作形态，是与自耕农业和独立手工业（无论是否采取基尔特形态）[21]相反对而发展的。在这样对照之下，与其说资本主义的合作，是一种特殊的历史的合作形态，不如说合作自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有且为其所特有的历史形态。

由合作而发展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同样，合作自身也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特殊形态，而与个人独立劳动者或小老板的生产过程相对立。现实劳动过程自隶属于资本以来，这是劳动过程经验到的第一种变化。这种变化是自然发生的。它的前提——有多数工资劳动者同时被使用在同一的劳动过程中——即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点，那是和资本的存在一同发生的。所以，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法，表现为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的必然性；他方面，劳动过程的社会形态，也表现为资本所应用的方法，其目的在提高劳动生产力，使劳动过程的榨取更为有利。

在以上考察的单纯的形态上，合作是与一切大规模的生产相连系的，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个特别发展时期的特征的固定的形态。在保持手工业境界的初期制造业[22]上，以及和制造业时代相应的大农业（这种大农业，大体说，仅因同时使用许多劳动者，且大规模把生产手段累积，故与自耕农业区别）上，单纯的合作，也至多不过表现得和这种特征的形态相近。单纯的合作，在资本规模虽已甚大，但分工或机械仍不占重要地位的生产部门内，依然是支配的形态。

合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基本形态，虽然它的单纯的形态，会当作一种特殊形态，出现在它的更发展的形态之旁。

* * *

[1]“无疑的，从膂力，技巧，和勤勉这几点说，一个人的劳动的价值，和别一个人的劳动的价值，有很大的差异。但我根据我的可靠的观察，我敢断言，随便那五个人合计，和同年龄的任何别五个人合计，将提供等量的劳动。那就是，在五个人中，有一个，会具备良工的各种资质，有一个会具备劣工的各种资质，其余三个介在中间，彼此不等的，与第一个或最末一个相近。所以，那怕在五个人那样小的集团中，你也能寻出平均五个人所能获得的数额。”（柏克《论饥馑》第15页16页。）——此外，还可参看凯特雷（Quételet）论“平均人”所说的话。

[2]罗雪尔教授先生说他自己发现了，他教授太太使用一个裁缝女工人两日，比同日使用的两个裁缝女工人，可以做成更多的工作。这位教授先生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察，是不应当从婴儿室出发，也不应当从没有主人翁（即资本家）的情状着手。

[3]特斯杜称它为“力的共同作用”。（见《意志及其效果论》第78页。）

[4]“有许多种工作，是如此单纯的，不能再分割的，不由许多双手合作，便不能进行的。把一根大木头抬到搬运车上的工作，就是这样。每一种事情，必须许多双手同时在同一不可分的工作上互相帮助来进行的，都是这样。”（卫克斐尔德著《殖民术论》伦敦1849年第168页。）

[5]“1吨的重，一个人举不起来，十个人必须拼命才能，一百个人只要每个人凑一只手指就举起来了。”（白拉斯著《设立工业大学的建议》伦敦1696年第21页。）

[6]当同数劳动者由一个农民使用在300亩地上，不由10个农民各自分用在30亩地上时，“我们看见，比例于使用人的数目，会有一种利益生出来，这种利益，除实际家，是不易被人认识的；人们自然会说，1与4之比等于3与12之比。但在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有一类工作，例如收获，最好最便利的方法，是许多人在一起工作。在收获上最好能有2人拉车，2人装车，2人投递，2人执叉，其余各人则在禾堆或谷仓内劳动。这样，工作量是可以加倍的。那怕工作人数相同，也不宜把他们分成许多班，叫他们在许多农场上工作”。（《食物价格与农场面积的关系的研究》一个农业家著伦敦1773年第7页8页。）

[7]更准确地说，亚里斯多德是把人定义为天生的都市住民。这个定义标示了古希腊的特征；富兰克林的定义——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却把美国人的特征标示出来了。

[8]“我们必须注意，这种部分的分工，在劳动者从事同种工作的地方，也是可以实行的。例如顺次从底下传砖瓦到上面的泥水匠，他们虽做着相同的劳动，但在他们之间，也有一种分工。他们各人都把砖瓦送上一定的距离，但合起来，他们所做的工作，比各从底下把砖瓦搬至顶上的时候，要更迅速得多。”（斯加尔贝克F. Skarbek《社会的富的学说》第2版巴黎1840年第1卷第97页98页。）

[9]“如果要做一种复杂劳动，那会有许多种事情，必须同时做。一个人做这一样，别一个人做那样，合起来，可以作成一个人永远做不成功的事情。一人执舵，一人划船，一人投网或投叉。必须依这个力的共同作用，捕鱼才能有结果。”（特斯杜《意志及其效果论》第78页。）

[10]“就农业劳动说，在决定时期进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食物价格与农场面积的关系的研究》第7页）。“在农业上，最重要的因素，是时间的因素。”（利比居《农业的学理与实务》布隆斯威1856年第23页。）

[11]“印度所输出的劳动，比世界上任何国（也许除了中国和英格兰）都要多。但在这样的国家，我们却发现一种弊害。想到该国有大量劳动输出的事实，我们是不希望有这种弊害发生的。即，在收获棉花时，那里竟找不到充足的人数，以致有大量棉花，没有人收捡。还有一部分棉花，任其自己落在地上，然后在地上捡。这样，棉花就在地上腐烂，即不腐烂，也变色了。英格兰虽渴望棉花的供给，但印度的栽培者，却因在适当节季缺少劳动之故，不得不忍痛见收获的一大部分丧失。”（孟加拉•哈加鲁《陆上新闻便览二月刊》1861年7月22日。）

[12]“耕作进步的结果，从前散布在500英亩（或不止此数）上的资本和劳动全部，是累积在100英亩深耕的土地上了。”“与所使用的资本量劳动量相对而言，耕地面积固然是累积了，但其生产范围，与单个独立生产者以前所占有所耕作的生产范围比较，却宁可说是扩大了。”（琼斯《财富分配论》第1篇论地租，伦敦1831年第191页。）

[13]“个人的力是极小的，但其结合所获的结果，比其单纯的合计为大。当他们共同协力时，他们的工作，当能以较短的时间成就较大的效果。”（卡利G. R. Carli的注解，见维利《经济学的一种考察》第15卷第196页。）

[14]“利润是营业的唯一目的。”（凡德林《货币与一切物相当》第11页。）

[15]关于孟彻斯德铁丝制造公司劳资合伙经营的事，英国有一个鄙俗的报纸，名叫“旁观报”的，在1868年6月3日，有如下一段记载。“第一个结果，是原料的浪费突然减少了，因为工人是像别的雇主一样，不要浪费自己的财产，而除倒账之外，制造业亏本的最大原因，就是原料浪费。”对于罗虚德尔的合作实验，该报又说，这种实验的根本缺点在：“这种实验，证明工人的组合，也能以良好的成绩，经营商店，工厂，以及各种产业。这种实验大大改良了工人的状况，但未留下任何明白的位置给雇主。”这是何等可怕的事！

[16]凯恩斯教授告诉我们，“劳动的监督”，是北美南部诸州奴隶生产的一个特征。往下他又说“北部的自耕土地所有者，把土地生产物全部占有，所以他们努力，不必再有别的刺激。在那里，监督是完全用不着的”。（《奴隶力》伦敦1862年第48页49页。）

[17]能以明眼观察各种生产方法之特征的社会的区别的斯杜亚爵士，曾说：“为什么大制造业经营会把小经营（个人产业）破坏呢，因为前者与奴隶劳动的单纯性相近呀！”（《经济学原论》伦敦1767年第1卷第167页168页。）

[18]孔德（Auguste Conte）及其学徒，曾论证资本家的永久的必然性，但他可同样论证封建领主的永久的必然性。

[19]琼斯著《经济学教程》第77页78页。伦敦及欧洲其他各国京城所搜集的古代亚叙利亚、埃及等处古建筑物的遗物，可为这一种合作劳动过程的佐证。

[20]林格在其所著民法论中曾说，狩猎为最初的合作形态，人的狩猎（即战争）为狩猎的最初形态。他的话，也许是对的。

[21]小自耕农业与独立手工业二者，在某程度内，都是封建生产方法的基础，但会在某程度内，在封建制度崩解之后，依然与资本主义的经营，相并而现。这二者，在原始东方共有制消灭后，奴隶制度未切实支配生产前，这是古典共同社会（即希腊罗马的共同社会）在全盛时期的经济基础。

[22]“多数人将其熟练，其勤勉，其竞争心结合在同一工作，是不是促进这种工作的方法呢？在此方法之外，英国还有别的方法，能使羊毛制造业取得这样完美的状态么？”（巴克莱Berkeley著《寻问者》伦敦1750年第56页第521节。）

第十二章　分工与制造业

Ⅰ　制造业的二重的起源

以分工（Teilung der Arbeit）为基础的合作，在制造业（Manufaktur）上，取得典型的形态。这种合作，是当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的形态，支配着真正的制造业时期。这个时期，大概是从16世纪中叶，至18世纪末叶为止的。

制造业是依二重方法发生的。

有时，一个生产物，要达到最后的序列，必须通过许多种独立手工业的劳动者的手。当这各种劳动者，在同一资本家命令下，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时，制造业便发生了。试举一例。在昔日，一辆四轮马车，是许多种独立手工业者（如车匠，马具匠，裁缝，锁匠，带匠，旋盘工，缘饰制造工，玻璃细工，画工，漆匠，描金匠等等）的劳动的总生产物。在四轮马车的制造业上，这种种手工业者，是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同时协力劳动的。当然，在一辆四轮马车制成以前，是不能描金的。但若同时制造许多辆四轮马车，则在别部分尚在生产过程的较初阶段中时，可以常有一部分，在描金匠手中。在这限度内，我们尚只有单纯的合作，在人的方面和物的方面，它的材料，都是照旧样存在的。但不久就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专门在四轮马车制造上被使用的裁缝，革匠等等，渐渐失去了在原来手工业全范围内工作的习惯，并渐渐失去这样做的能力。但在他方面，他们的局部化的行为，却使他们在局部的工作范围内，取得极合目的的形态。原来，四轮马车的制造业，是当作多种独立手工业的合并而出现的。但渐渐地四轮马车的生产事业，分成了许多种特殊的工作，各皆结晶为一种劳动者的专门职务了。工作的总体，则由这种种部分劳动者（Teilarbeiter）协力而行。同样，布制造业及其他许多制造业，也由种种手工业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相结合而发生[1]。

但制造业有时由恰好相反的道路发生。作同一或同种工作的多数手工业者（例如造纸，造活字模，造针），可以同时在同工作场所为同一资本所使用。这是最单纯的合作形态。每一个这样的手工业者（或许带有一二个徒弟），都制造商品全部，依次担任制造上种种必要的工作。他的劳动，仍依照旧手工业的方法。但外部的事情，会促使人们，依照别一个方法，来利用劳动者累积在同一场所且同时劳动的事实。限在一定期间供给大量制成品的情形，便是这样。在这场合，劳动不能不分割开来。同一手工业者依次作各种工作的方法不行了。工作被分割开来，个别化了，成为各部分空间上并存的了。每一部分，分给一个手工业者，其全部则由合作者同时进行。这种分割，最初原是偶然的。但这种偶然的分割，愈实行，愈能表示它的特有的优点，因而渐渐成了系统的分工。商品，以前是做许多种工作的独立劳动者的个人生产物，现在转化为一系列专作一部分工作的手工业者的社会生产物了。德意志基尔特的造纸工人，把各种工作当作依次进行的工作。但这种种工作在荷兰的纸制造业上，却成了多数合作工人同时并存的部分工作。牛伦堡基尔特的造针业，是英吉利针制造业的基本要素。但在前者，每一个造针工人也许要依次作20种工作；在后者，却有20个造针工人相并存，各在这20种工作中，担任一种。其后，这20种工作，还依经验，再加分割，个别化独立化为个个劳动者的专属的机能。

所以，制造业由手工业生成，其发生方法，是二重的。一方面，制造业由异种独立手工业的结合而成。在这场合，这种种独立的手工业，失去了它们的独立性，并在一定程度内，特殊化为同一商品生产过程的互相补足的部分工作（Teiloperation），他方面，制造业则是由同种手工业者的合作而成。在这场合，同一个手工业，分成许多种特殊的工作，个别化，独立化，使每一种工作，成为一个特殊劳动者的专任机能。所以，一方面，制造业把分工导入生产过程内，或使其进一步发展；他方面，它又把原来分开的手工业结合起来。但无论特殊的始点是怎样，结局生出的形态总是这样的：那就是一个人为器官的生产机构。

要适当地理解制造业上的分工，我们必须把握住下述二事：第一，生产过程分为若干特殊阶段，在这场合，与手工业活动分为若干部分工作的分割，完全是一致的。无论是复杂的抑是简单的，其工作仍不失为手工业的工作，故仍依存于劳动者个人处理工具的能力，熟练，迅速，和准确。其基础依然是手工业。这个狭隘的技术基础，是生产过程不许有现实的科学的分析，因为生产物所须通过的每一部分过程，都须当作手工业的部分劳动，才能实行。又，因仍旧以手工业熟练为生产过程的基础，所以每个劳动者专门从事一种部分机能，其劳动力也转化为这种部分机能的终生的器官。第二，这种分工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合作，其利益，有许多，是出于合作的一般性质，非出于这种特别的合作形态。

Ⅱ　部分劳动者及其工具

更精密地考察一下，第一，我们明白，终生从事一种简单工作的劳动者，会把自己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这种工作的自动的专门化的器官，从而，比依次作一系列工作的手工业者，得以较少的时间，把工作作完。但构成活制造机构的结合的总劳动者（komb nierte Geamtarbeiter）即是由这种专门化的部分劳动者（Teilarbeiter）构成。所以，与独立的手工业比较，制造业可以用较少的时间，生产更多的生产物，或者说，增进劳动的生产力[2]。并且，当部分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属机能时，部分劳动的方法是会自行完成的。他既反复作同一的有限的行为，把注意力累积在有限的事情上，故得由经验，知道怎样才能以最小的努力，获得所期望的效果。加之，因将有数代劳动者在同时度共同的生活，并在同一制造业上任共同的工作，所以他们由经验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又得以固定，蓄积，和遗传下去[3]。

制造业，会在工作场所之内，把社会已有的自然发展的分业（Sonderung der Gewerbe）,再生产出来，并系统地，把这种分业推进到极端，所以在事实上生产了部分劳动者的熟练。以部分劳动化为一个人终生职业的转化，又适应初期社会的冲动，使职业成为世袭的，凝固为世袭阶级（Kasten）。当一定的历史条件，使个人能违背世袭阶级制度而发生变动时，又凝固为基尔特制度（Zünfte）。世袭阶级制度和基尔特制度所由而起的法则，即是使动植物分化为物种和亚种的自然法则。惟其间有一点不同；即阶级的世袭性或基尔特的排他性，发达到一定点以后，便当作社会法则来公布了[4]。“达加的莫斯林布，论优美，是赛过一切的，科隆曼多的加里科布以及他种布匹，论染色的光亮耐久，是赛过一切的。但这各种布匹的生产，都不曾用资本，机械，和分工，也不曾采用任向其他使欧洲工业深蒙其利的手段，那里的织者，都是分立的个人；他们织布，是应顾客的招请；所用的织机，是极简单的，有时只是几根木棍，麻麻糊糊，装合在一起而成的。他们的织机，有时，连卷经线的器具也没有，从而，织机必须展得很长，以致不能在生产者的小屋内，找到容纳的地方，其劳动不得不露天进行，每遇气候变化，即不能不停止。”[5]使印度人能像蜘蛛一样巧妙的，乃是一代代蓄积，由父传子，由子传孙的特殊熟练。与大多数制造业劳动者比较，这种印度人的劳动是极复杂的。

手工业者，要生产一种制成品（Machwerk），必须依次经过不同的部分过程，时而改变地位，时而换用工具。由一种工作到他种工作的推移，自会中止劳动的继续而在劳动日中生出间隙来。这种间隙，当他全日继续作一种工作时，即可凝缩拢来的。总之，工作的变化愈少，其间隙也愈依比例缩小。在这场合，生产力的增进，是因一定时间内劳动力的支出已经增加；那就是劳动的强度已经增加，或劳动力的不生产的消费已经减少。每次由静止到运动所需要的过量的努力，会由标准速度达到后能继续较长期间的事实补偿了。不过继续作一种工作，终未免妨害生活精神的紧张力和活动力。生活精神，是以活动本身的变化，为休养和刺激的。

劳动生产力不仅取决于劳动者如何熟练，且取决于其所使用的工具（Werkzeuge）如何完备。同样的工具，像刀锥槌那样，可以在不同劳动过程上使用，并且可以在同一劳动过程上有不同的用途。但一个劳动过程的种种工作一旦彼此分开来，以致每一种部分工作，皆在部分劳动者手中，取得仅可能适当的专属形态时，原来可充种种用途的工具，也不能不有变化。形态变化的方向，视原工具曾经验到何种特殊的困难而定。劳动工具的分化（其结果，同种的工具，会适应于特别的运用方法，取得特别的固定的形态）及其特殊化（其结果，特殊的工具，只能在特殊的部分劳动者手中，被充分使用），才成为制造业的特征。在伯明翰一处，大约有500种槌生产出来。不仅每一种槌仅适合一个特殊的生产过程，且往往有许多种槌，专门在同一个过程，担任不同的工作。制造业时期，使工具适合于部分劳动者的专属的特殊的机能，从而，使工具简化，使工具改良，使工具的样式增加[6]。它由此创造了机械的物质条件之一。机械，就是由简单工具的结合构成的。

部分劳动者及其工具，是制造业的单纯要素。以下我们且讨论制造业的全貌。

Ⅲ　制造业的两个基本形态——混成的制造业

（Heterogene Manufaktur）与有机的制造业

（Organische Manufaktur）

制造业的组织，有两个基本形态。此二者，虽有时互相交错，但在本质上，依然构成两个不同的种类。当制造业后来转化为机械经营的大工业（Grosse Industrie）时，二者也表演完全不同的作用。这种二重性，是由制成品自身的性质引起的。制成品，或由彼此独立的部分生产物机械地凑合而成；或经过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过程和操作，始取得完成的形态。

例如一个火车头。那是5000以上的独立部分凑合成的。但此尚不能在最严密的意味上，说明第一种制造业。因它是大工业的生产物。钟表才是恰好的说明。威廉•配第既以此说明制造业的分工。在牛伦堡，钟表原是手工业者的个人生产物，但在现在，那是不可数计的部分劳动者的社会生产物了。这不可数计的部分劳动者，如发条制造工，字板造工，细发条制造工，穴石制造工，爪石制造工，指针制造工，盘制造工，螺旋制造工，矿工，此外还有许多小类，如轮制造工（那又可分铜轮制造工和钢轮制造工），轴制造工，机制造工，装轮工（以轮装于轴上，并将其磨亮），枢轴制造工，装配工（使各种轮轴装妥），修轮工（雕刻轮齿，凿孔），制动器制造工，圆筒制动器的圆筒制造工，制动轮制造工，平准轮制造工，快慢针制造工，本制动器制造工；次之，又有配箱工（将发条箱与盘完成者），磨钢工，磨轮工，磨螺旋工，写字工，面板白蜡工，龙头制造工，蝶铰工，表盖弹簧工，刻物工，小凿刻物工，磨盖工等等；最后还有装置全表，使其可以行走的各种工人。在表的构成部分中，仅有极少部分，要经过数人的手。这一切散离的部分，是直到在配置全机的人手中，才集合在一处的。完成生产物与其各种要素的外部关系，使各部分劳动者，在这一类的情形下仅偶然在一个工作场所相结合。譬如在瑞士的瓦得和纽采，德尔二州，这各部分劳动，就依然当作互相独立的手工业经营。但日内瓦，则有大钟表制造厂；在那里部分劳动者是在一个资本命令下直接合作的。并且，在日内瓦，字板，发条，盖，也多半不在制造厂内制造。在这场合，结合的制造业的经营，只在例外情形下，经营有利。因为，（1）在自己屋内劳动的劳动者，将发出最剧烈的竞争；（2）把生产事业分为许多异质的过程时，多半会不许人们把劳动手段共同使用；（3）工作分散，使资本家可以节省建筑物及其他种种必要的支出[7]。不过在自己屋内但仍然是为资本家（即制造业者）劳动的部分劳动者，和直接为顾客劳动的独立的手工业者，依然是完全不同的[8]。

制造业的第二类，是制造业的完成形态，其所生产的制成品，须通过互相关联的各发展阶段，通过一序列的阶段过程。例如针制造业的针条，须通过72种乃至92种特殊的部分劳动者的手。

这种制造业，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因此，在供给制成品的各特殊生产阶段间，空间的距离，就缩短了。它由一阶段转至他一阶段的时间缩短了，作这种移转的媒介的劳动，也同样缩短了[9]。与手工业比较，制造业是在生产力上增进了。这种利益，是由制造业一般的合作性质发生的。但在他方面，制造业所特有的分工原则，又使各不同的生产阶段，必须分立为同数互相独立的手工业的部分劳动。各分立的机能，既必须联络，且必须维持这种联络，故制品也必须不断地由一人移转至他一人，由一过程移转至他一过程。从大工业的观点看，这种必要，乃是制造业所特有的一种缺陷，那是破费的，内在于制造业原理中的[10]。

就一定量原料（例如纸制造业的烂布，针制造业的针条）观察，我们觉得，这种原料，会在各不同的部分劳动者手中，在达到最后形态前，顺次通过各不同的生产阶段。但若把工作场所当作一个总机构来观察，我们却看见，原料是同时存在它所有的一切生产阶段中。在由部分劳动者结合而成的总劳动者中，有一部分使用某种器具的人，把针条拉开，一部分使用某种器具的人，把它拉直，还有一部分使用某种器具的人，把它切断，还有一部分使用某种器具的人，把它磨尖等等。不同的阶段过程，在时间为纵列的，在空间为横列的，因此，就得在同时间内，供给较大量的制成品了[11]。当然，这种同时性，也是由总过程的一般合作形态发生的，但制造业不仅接受现成的合作条件，并且会把手工业活动分解，从而局部地创造合作条件。不过，从别一方面说，制造业把劳动过程的这种社会组织完成了，但它所用的方法，不过是使劳动者固定做劳动的某一部分。

因为每一个部分劳动者的部分生产物（Teilprodukt），都仅是同一制造品的特殊的发展阶段，所以一个劳动者是供给别一个劳动者，一组劳动者是供给别一组劳动者以原料。一个或一组劳动者劳动的结果，即是别一个或别一组劳动者劳动的始点。所以在这里，是前者直接使用后者。获得所期效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在每一个部分过程，都由经验规定了。制造业的总机构，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上：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一定能取得一定的结果。不同而互相补足的劳动过程，就因为在这个前提下，所以真能够不断地在时间上空间上并行。很明白，各种劳动从而各种劳动者直接互相依存的事实，使各人在履行各人的机能时，仅许使用必要的时间；因此，制造业所引起的连续性，划一性，规律性，秩序性[12]，尤其是劳动强度，和独立手工业或单纯合作相比，就迥然不同了。就商品生产一般而言，其生产仅许使用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过是竞争从外部所加的强制；因为，肤浅地说，每一个生产者，都须依照市场价格来售卖商品。但就制造业而言，则在一定劳动时间提供一定量生产物，却成了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法则了[13]。

但不同的工作，必须有不等的劳动时间，从而，在相等的时间内，会提供不等量的部分生产物。是故，假使同一劳动者每日是做同一的工作，则不同工作所须雇用的劳动者的比例数也不同。譬如，假使在活字铸造业上，一个铸造工人每小时可铸2,000个，一个分切工人每小时可分切4,000个，一个磨擦工人每小时可磨擦8,000个，则雇用一个磨擦工人，便须雇用4个铸造工人，和2个分切工人。在此，最单纯的合作原理——即同时雇用许多人做同种工作——又用得着了。但在此，这个原理已经是一个有机关系（organischen Verhättniss）的表现。制造业的分工，不仅使社会总劳动者的各种在本质上相异的器官，单纯化，多样化；且为这各种器官的分量（那就是，为相对的劳动者数，或为各组担任特殊机能的劳动者的相对量），创立一个数学的固定的比率。它既然使社会劳动过程发展为质的划分，又使它有量的规律和均衡。

在一定的生产规模上，各组部分劳动者间，有最适合的比例数。这种最适合的比例数一由经验决定，则各组劳动者必须依此倍加，然后能将规模扩大[14]。有几种工作，个人做起来，是不论规模大小，总是一样的。例如监督的劳动，及以部分生产物由一生产阶段运至他一生产阶段的劳动。要把这种机能独立起来，或把它交给特殊的劳动者担任，必须在所雇劳动者数已经增加以后，方才有利的。但这种增加，又必须依此例，在各组劳动者中都实行。

从事同一部分机能的劳动者若干，构成一组（Gruppe），这种组由同质的要素构成，而在总机构中，形成一个特殊的器官。但在某一些制造业上，这种组就是一种有组织的劳动体（gegliederter Arbeitskörper）；全机构，则由这种生产要素有机体（Produktiren Elementarorganismen）的反复或倍加而成。试以玻璃瓶制造业为例。那分为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预备阶段。其工作在调置玻璃的材料，把砂和石灰等等混合，并将此混合物，熔解成为流质的玻璃[15]。最后一阶段，则从干炉将瓶取出，拣选，包装好等等。在这二阶段，都使用种种部分的劳动者。这二阶段间的中间阶段，便是真正制造玻璃的阶段。在这阶段，流质的玻璃被加工了。玻璃炉每一个口边，都有一个工人，在英吉利称为“火口工人”（hole）。每组都有一个工人制瓶，一个工人吹气，一个工人收集，一个工人堆积，一个工人搬入。这五个部分劳动者，可说是一个劳动体的五官。那是以统一体的资格活动的，故其活动，必须五人直接合作。其一缺席，则其全部解体。但一个玻璃炉有几个口。在英吉利，通有四口或六口。每一个口，都有一个土制坩埚，其内充满流质玻璃，并有五个工人编成一组。每一组的组织，都直接以分工为基础，各同种的组之间的连结，却是单纯的合作。因生产手段（在此是玻璃炉）可以共同消费，故其使用比较经济，每一个有四组至六组工人的玻璃炉，构成一个玻璃制造房；若干这样的制造房，再加以准备生产阶段和最后生产阶段所必要的设备和工人，便构成一个玻璃制造厂。

又，制造业可以一部分由异种手工业的结合而成，但也可以发展为异种制造业的结合。例如，英吉利的大玻璃制造厂，常自己制造土制的坩埚；因生产物的优劣，在本质上，常须视坩埚的优劣而定。生产手段的制造，在这场合，便和生产物的制造相结合了。反之，生产物的制造业，也有时和用该生产物作原料，或用该生产物和它自身生产物混合的制造业相结合。例如硬玻璃的制造业，常与磨玻璃业及铜铸造业相结合（后一种制造业，是种种玻璃制造品镶嵌金属所必要的）。这样互相结合的种种制造业，成为一个总制造业的多少可以在空间上分离的部门，为互相独立的生产过程，且各有各的分工。不过，制造业的这样结合虽然也有若干利益，但决不能在制造业的基础上，取得现实的技术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当制造业经营转化为机械经营时，方才取得。

制造业时代，一旦以商品生产上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为意识的原则[16]，机械的使用，就间或地发展了。在能大规模进行，且必须有巨力支出的单纯的准备过程上，机械的使用，尤为发展。例如在纸制造业上，烂布的捣碎，就常使用纸磨，在金属制造业上，原矿的捣碎，就常使用矿磨[17]。罗马帝国，已经以水磨（Wassermühle）的形态，将机械的原始形态，传于后世[18]。在手工业时代，已经有指南针，火药，印刷品，自鸣钟等等大的发现。当然，大体说来，诚如亚当•斯密所论，机械尚在分工之旁，演辅助的节目[19]。但17世纪机械的间或的应用，仍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当时的大数学家，就以这种应用，为实际的支点和刺激，以创造近世的力学。

但制造业时代的特有的机械，总归是由许多部分劳动者结合而成的总劳动者。商品生产者所必须依次担任，而在劳动过程全体中交错着的种种工作，是以种种方式，向他提出要求。一种工作，要求他有较大的力。第二种工作，要求他有较大的熟练；第三种工作，要求他有较大的注意。同一个人决不能以相等的程度，具有这种种资质的。制造业既然把这种种工作分开，使它们独立起来，一个还一个，故劳动者也可依照各人的特长，一类一类地一组一组地划分了。他们的天赋，是分工的基础；同样，制造业一经被采用，又会把原来只宜专任特殊机能的劳动力发展。总劳动者现在可以用相等的程度，具有生产上必要的种种资质，并使其各器官（即特殊劳动者或各组劳动者），专任它的专属的机能，从而，依最经济的方法，把这种种资质使用了[20]。当部分劳动者成为总劳动者的肢体时，他的片面性和缺陷性，便成为完全性了[21]。专任一种机能的习惯，使他成为一个作用当然更准确的器官；同时总机构上的联络，又强迫他必须以机械部分的规律性来工作[22]。

因为总劳动者的各种机能，有些是更单纯的，有些是更复杂的，有些是低级的，有些是高级的，故其器官（即个别的劳动力）所必要的练习程度，也有种种不同，从而，所有的价值，也有种种不同。因此，制造业发展了劳动力的等级制度（Hierarchie），并相应地发展了工资的等级制度。从一方面说，个别劳动者专任一个一面的机能，并终生为这个一面的机能所吞并；从他方面说，这个等级制度中的各种工作，也尽被弄成与生得的及习得的熟练相适合[23]。不过，每一个生产过程，仍须有某种任何人皆能担任的单纯的操作。现在，这种操作，也和内容较充实的活动要素失去了流动的关联，硬化为专属的机能了。

所以，制造业会在它所侵入的手工业内，生出一个不熟练劳动者（ungeschickter Arbeiter）的阶级来。这一个阶级，在手工业经营上，一向是毫无地位的。制造业既牺牲完整的劳动能力，以完成局部的特殊技能，同时，又把一切发展都没有，也当作一种特殊的资格。制造业即造成一种等级制度，又划分一种单纯的区别，把劳动者分成熟练者和不熟练者。后者几不须有学习的费用；前者的学习费用，也因职务已简单化，故比手工业者的学习费用，更少得多。在这二场合，劳动力的价值都减低了[24]。固然，劳动过程的分解，曾引出一种新的总括的机能，那在手工业上，还是全然没有的，即有，其范围也没有这样大。但这只是例外。学习费用消灭或减少的结果，是劳动力价值的相对的减低。这种减低，却直接包含资本价值增殖作用的提高；因为，每一种事情，只要它能缩短劳动再生产所必要的时间，它就会把剩余价值的范围扩大的。

Ⅳ　制造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我们先讨论制造业的起源，次讨论它的单纯要素（部分劳动者与其工具），最后，讨论它的总机构。现在，我们要略述制造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之关系。后者构成商品生产的一般基础。

仅把劳动放在眼里，我们可以说，社会生产分为农业（Agrikultur）工业（Industrie）诸门的分工，是一般的分工（Teilung der Arbeit im allgemeinen）；门分为纲或种的分工，是特殊的分工（im besondren），一个工作场所内部的分工，是个别的分工（imeinzelnen）[25]。

社会内部举行分工，和各个人专营特殊职业的现象，像制造业内部的分工一样；是由二对立的始点发展的。在家族之内[26]，嗣后更在部族（Stamm）之内，由性和年龄的差别，引起了一种自然的分工，那纯然是以生理的原因为基础的。因共同社会扩大，人口增加，尤其是相异诸部族间互相冲突互相吞并之故，这种分工的材料，是益益增大了。在他方面，又如前述，在相异诸家族诸部族诸共同社会的接触点上，发生了生产物的交换。在文化初期，以独立资格互相接触的，原不是个人，而是家族部族等等。不同的共同社会，是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内，发现不同的生产手段和不同的生活资料。所以，它们的生产方法，生活方法，和生产物，乃是不同的。也就因为有这种自然的差别，所以，当不同的共同社会互相接触时，生产物会互相交换，并渐渐转化为商品。交换不在各生产范围之间创造差别，但使已经不同的生产范围发生关联，并且使它们在社会总生产上，转化为多少互相依赖的部门。在此，社会的分工，是由原来不同且互相独立的生产范围之间的交换引起的。但在前一场合（以生理分工为始点的场合），则是直接互相关联的全体，将其特殊器官互相分离。这个分离过程，原来也是以诸相异共同社会间的商品交换为主要刺激的。但益益分化的结果，到后来，各种劳动之间的联络，遂仅有生产物当作商品的交换，作媒介了。在一场合，是使原来互相独立的，变成互相依赖的；在他一场合，则是使原来互相依赖的，变成互相独立的。

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都市与农村的分离为基础[27]。我们未尝不可说，社会全部经济史，是包括在这个对立物的运动中。但在此，我们不要再进一步说明它。

制造业内部的分工，以同时使用一定数劳动者的事实，为物质的前提。同样，社会内部的分工，也以人口数及人口密度为物质的前提。人口在社会内密集，有如工人在工作场所内密集[28]。但人口密度，是相对的。人口比较稀薄但交通机关比较发达的国家，可以比人口比较多但交通机关比较更不发达的国家，有更大的人口密度。就这意义说，北美合众国北部诸州，是比印度有更稠密的人口的[29]。

商品生产与商品流通既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一般的前提，所以，制造业要有分工，则社会内部的分工必须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反之，制造业的分工，又会发生反应作用，使社会的分工发展并且增加。劳动工具分化了，生产工具的职业，也益益分化[30]。又，从前当作主要职业，或辅助职业，与他种职业相联合，而由同一生产者经营的职业，一经采取制造业经营的方法，即会与他种职业脱离，而成为互相独立。又在一种商品的诸生产阶段中，只要一个阶段采取制造业经营的方法，其他各生产阶段，也会随着变成互相独立的职业。我们还讲过，在制成品仅机械地由部分生产物凑合而成时，各部分劳动，可再独立地化为真正的手工业。因要使制造业内部的分工更完全起见，一个生产部门，还可依照原料的种类，或同种原料的形态，分成种种制造业，且在某程度内，几乎成为全新的制造业。早在18世纪前半，法国就曾有100种以上的丝织品织造出来；但在阿维格龙等处，依法，“每一个徒弟，只能从事一种织造业，且不得学习一种以上的织物的制造”。限某种生产在某处经营的地方分工，也从制造业经营（要利用各种特殊性的制造业经营）上，取得了新的刺激[31]。世界市场的扩大与殖民地制度（在制造业时期，二者皆为制造业的一般的存在条件），又给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丰富的材料。当然，分工方法，不单侵入经济范围，且会侵入社会每一个范围。它会在任一个处所，立下专门化的基础，使人为了发展一种能力，而把其他种种能力丧失，以致福开森——亚当•斯密的老师——叹说：“我们造成了一个奴隶国家，没有一个自由民[32]”。但在此，我们且不要讨论这点。

社会内部的分工和工作场所内部的分工，虽有许多类似处和关联处，但二者仍不仅有程度的差别，且有本质的差别。曾不同职业之间有内部的连带，而互相结合时，二者的类似，才最为显明。例如，饲畜业者生产兽皮，鞣皮业者使兽皮转化为皮革，制鞋业者使皮革转化为皮鞋。在此情形下，他们各个人所生产的，都仅是阶段生产物（Stufenprodukt），最后完成的形态，乃是他们时特殊劳动的结合生产物（kombinierteProdokt），且还有种种劳动部门，以生产手段供给饲畜业者，鞣皮业者，和制鞋业者。在此，我们可以和亚当•斯密一样，认为社会分工与制造业分工，只有主观的区别。那就是，只在观察者看来有区别。因制造业在同一地点进行的种种工作，观察者可以一目了然，但在社会分工上，各种部分劳动，是散布在广大的面积，各特殊部门所使用的人数又极众多。故相互间的联络，易于被看落[33]。但饲畜业者，鞣皮业者，制鞋业者这各种人的独立的劳动，是以什么作关联呢？那便是，“各个人的生产物，都是以商品的资格而存在”这一件事呀。反之，制造业的分工又是以什么为其特征呢？那便是“部分劳动者不生产商品”这一件事呀[34]！变成商品的，是部分劳动者的共同生产物[35]。使社会内部发生分工的，是不同劳动部门的生产物的卖买；使制造业各部分的劳动发生关联的，是各种不同的劳动力售于一个资本家，被一个资本家当作结合劳动力来使用的事实。制造业的分工，以生产手段累积在一个资本家手里这一件事为前提；社会的分工，则以生产手段分散在许多独立商品生产者手里这一件事为前提。在制造业内，比例数或均衡的铁则，使一定数的工人，担任一定的机能；在社会内，商品生产者与生产手段，应如何在各社会劳动部门之间分配，却是偶然的，随意的。是的，各生产范围之间将不绝保持平衡。一方面，因为每一商品生产者都必须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必须能满足一种特别的社会欲望。各欲望的范围虽有量的差别，但各种欲望量之间，却有一个内部的连带，可以连结成为一个自然发生的体系。他方面，又因为商品的价值法则，决定社会在其所有的总劳动时间之内，能以几何用在各种商品的生产上。但各生产范围保持平衡的不断的趋势，只是平衡不断破弃所引起的反应。工作场所内部的分工，有一种先定的计划的规律；但这种规律，就社会内部的分工说，却是后发的，当作一种内部的无言的自然必然性来发生作用。这极自然必然性，是可以在市场价格的晴雨表一样的变动中，知觉到的。商品生产者们的无规律的随意的行动，就由这种自然必然性统制着。又，制造业的分工，以资本家对于工人（他们只是资本家所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的无条件的权力为前提；社会的分工，却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这种商品生产者，只认竞争是权力，只认相互利害关系的压迫这不能不容忍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各个对各个的竞争，相当保存了各种动物的生存条件。资产阶级的意识，即盛称制造业分工，劳动者终生从事一种部分工作并无条件隶属于资本的事实，为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又以同样的热烈。力斥社会生产过程之意识的社会的统制和调节，为侵犯个别资本家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权，和自决权。这是很特别的，热心辩护工厂制度的人，在反对社会劳动之全般的组织时，只能说这种组织会把全社会变为工厂。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社会内，社会分工的无政府与制造业分工的专制，成了互为条件的二条件；反之，在专业现象自然发生，然后结为定形，最后立为定法的初期社会形态内，我们却发现，一方面，有社会劳动之计划的命令的组织，他方面，工作场所内部是全然没有分工，即有，也是规模极小，或偶然发生的[36]。

太古的狭小的印度共同社会，有一部分，还继续存在到现在。这种社会的基础，是土地共有，农业与手工业的直接混合固定的分工。其分工，在一个新共同社会或立时，还是当作一定的计划和设计来实施的。每个共同社会，占有100英亩至1,000英亩的面积，各成为自足的生产体。生产物的主要部分，是用来满足共同社会自身的直接的需要，不是当作商品。所以，生产本身，也和印度社会全境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毫无关系。转化为商品的，只是生产物的过剩部分，但就在这过剩部分中，也还有一部分，到国家手里，才转化为商品。在印度，自不可记忆的时代起，就有一定量生产物，必须当作实物地租，而流人国家手里。这种共同社会形态，在印度，是随地方不同的。在最单纯的形态上，土地是共同耕作的，生产物则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同时，每一个家庭都纺绩织布，以此等等为家庭副业。在这个从事同种工作的大众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个以一身兼任审判官，警察官，收税官三种职务的“要人”；一个记账员，他记录农业的一切收支，并登记与此有关的各种事项；一个官吏，他处罚犯人，保护从他村来的旅客，并引导他到邻村去；一个边界巡查，他巡查边界，防止邻村的侵入，一个运水员，他为灌溉的目的，从公共贮水池，把水分配到各处；一个婆罗门僧，他司理宗教的一切仪式；一个教师，他在砂地上教儿童读书写字；一个司历僧，他以占星师的资格，通告什么时候宜和什么时候不宜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各种农业工作；一个铁匠和一个木匠，他们制造并修理各种农具；一个陶土工，他制造村民使用的各种容器；一个理发匠，一个洗衣工人；一个银匠；有些地方，还有一个诗人，在共同社会内，他的地位，是代替银匠或代替教师。此十数人，由共同社会全体出费维持。若人口增加，则在未经占有的土地上，照样成立新的共同社会。共同社会的机构，指示了一种计划的分工，但制造业的分工，在那里，却是不可能的。因为铁匠，木匠等人的市场，是不变的；至多，在共同社会范围扩大时，由一个铁匠，一个陶工，增加为二个或三个[37]。共同社会分工所依于调节的法则，在这里，是像自然法则一样，以不可抵抗的权力，发生作用；像铁匠那样的特殊手工业者，则以相传的方法，在自己的工作场所内部，不承认任何统制的权力，独立进行专属于自己的一切工作。这种自足的共同社会，是不断以同一的形态再生产；如偶然被破坏，也会在同一地点，以同一名称，再现出来[38]。但其单纯生产组织，却给了我们解决一个秘密的钥匙。由此，我们可以说明，为什么亚细亚诸国不绝解散，不绝重建，王朝也不绝变更，但亚细亚诸社会，却毫无变化，社会经济基本要素的结构，不因政治风云的袭来，受丝毫影响。

我以前讲过，基尔特的规则，为要计划地阻止基尔特老板转化为资本家，曾严格限制老板个人所能使用的人数。又，他还只能在他自己所属的手工业内，使用工人。基尔特热心排斥一切商人资本——这是他们遇到的唯一的自由的资本形态——的侵入。商人可以购买任一种商品，但不能购买那当作商品卖的劳动。他只能以手工生产物卖买者的资格出现。设外界的情形，使分工必须更进一步，则现有的基尔特，将自行分裂为若干附属的基尔特，或在旧基尔特周围，建立新的基尔特。但不同的手工业，仍不因此，而联结在一个工作场所内。所以，基尔特组织，虽曾使各种职业分离，使它们个别化，使它们完成，因而对于制造业时代的物质的存在条件有深切的贡献，但仍完全不许有制造业的分工。大体言之，劳动者与其生产手段，还是不能分离的，好像蜗牛与其背壳不能分离一样，是以，制造业的第一基础——即生产手段成为资本，而与劳动者相对立——依然是缺少的。

社会内部的分工（那或以或不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经济社会组织所共有的；制造业的分工，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有的创造物。

Ⅴ　制造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

多数劳动者在同一资本命令下的事实，不仅是合作一般的自然的始点，也是制造业的自然的始点。但制造业的分工，又使所使用的劳动者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一个资本家所必须使用的劳动者数的最低限，现在，为已有的分工所预先规定了。若要得到进一步分工的利益，则劳动者数必须增加，且必须依照倍数来增加。但可变资本部分增大了，不变资本部分也必须增大；但除建筑物，熔炉等等共同生产条件必须增加外，原料的增加，还须比劳动者数的增加，更速得多。分工可以增加劳动的生产力，但劳动生产力增大了，则一定量劳动在一定时间消费的原料量，须依同比例增大。所以，由制造业的技术性质，我们可得一定律如下：每个资本家手里所必须有的资本最低额，必须提高；换言之，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手段，必须益加转化为资本[39]。

机能的劳动体（funktionierende Arbeitskörper），在单纯的合作上，是资本的一个存在形态；在制造业上，它同样是资本的一个存在形态。由多数个部分劳动者构成的社会的生产机构，是属于资本家的。所以，由劳动结合而生的生产力，也会在资本的生产力这一姿态下出现了。真正的制造业，不仅使以前独立的劳动者，受资本的命令和训练，且曾在劳动者间，创立一个等级的组织。单纯的合作，大体说来，未变更个人的劳动方法；制造业却从根柢上把它革命了，并在根本上变革了个人的劳动力，制造业使劳动者化为一个畸形体。拉布拉达诸州的屠户，专为毛皮或脂肪，而杀去兽的全身；同样，制造业也牺牲一个生产冲动和生产能力的世界，拔苗助长地，助长他一部分的熟练。不仅特殊的部分劳动，分配在不同的个人间；各个人现在也把自身，分割为部分劳动的自动的原动机[40]。门纳尼亚斯•阿格利巴（Menenius Agrippa）的无稽的寓言——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的一部分——竟成为现实的了[41]。劳动者原来是因为自己没有生产商品的物质手段，所以把劳动力卖给资本；现在，他的个别的劳动力不卖给资本，即无由工作了。它的机能，只能发挥在这样的联络中；这种联络，必须在它售卖之后，才在资本家的工作场所内存在的。依照自然的性质，制造业的劳动者，不能独立作——他必须当作资本家工作场所的附属物，才能展开生产的活动[42]。耶和华的选民，在额上书有“为耶和华所有”的字样，分工却在制造业劳动者面上，烙印上了“为资本所有”的字样。

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像野蛮人把一切战争技术当作个人计略来行使一样，是以小规模，展开他的知识，判断，和意志的。但现在，这种种能力，只对于工作场所全体，才是必要的了。生产上的精神能力，就因为已在许多方面消灭，所以能在一方面把规模扩张。部分劳动者所丧失的东西，累积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43]。制造业分工的结果，劳动者是和物质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那是当作他人的所有物，表现为支配劳动者的权力），相对立了。这个分离过程，开始于单纯的合作，发展于制造业，完成于大工业。在单纯的合作上，资本家是在个个劳动者面前，表现为社会劳动体的统一和意志。在制造业上，劳动者被畸形化为部分劳动者。在大工业上，科学是当作一种与劳动分离的独立的生产能力，为资本服务的[44]。

在制造业上，总劳动者（从而资本）富有社会的生产力，劳动者个别的生产力就必致于贫乏。“无智是迷信之母，也是产业之母。思虑与想象是易于错误的。手足的活动习惯，既与思虑无关，也与想象无关。所以，制造业最繁荣的地方，即是人类最少思索的地方。在那里，工作场所，可以看作是一座机械，而以人为其构成部分”[45]。事实也是这样，18世纪中叶的制造家，宁愿使用半白痴的人，来担任若干单纯的工作。但构成工业秘密的，也就是这种单纯的工作[46]。

亚当•斯密说：“大多数人的悟性，都是由他们日常的工作必然形成的。终生从事少数种单纯工作的人……没有使用悟性的机会。……他们普通是尽人类之所能，成为最愚钝最无智的”。斯密描写部分劳动者的愚昧以后，接着又说：“单调的固定的生活，自然会堕落他的志气。……那还会堕落他的身体的活动力，使他在惯作的部分工作之外，不能活泼地，持久地，运用自己的力量。他在他的特殊工作上，取得了技巧，但这种技巧的取得，不免把他的理智的，社会的，斗争的能力牺牲掉。在每一个改良的文明的社会内，这都是贫穷劳动者（即人民大多数）不可免的状态[47]。为要防止多数人民因分工而起的完全的萎缩，斯密曾提议以国家设施的国民教育，为预防性的同类疗法。加尼尔（G. Garnier）——法国第一期帝制下的当然元老院议员，曾注释斯密的著作，并将其译成法文——会反对这一点，实为事之当然。他以为，国民教育，是与分工的根本法则相抵触的，有了它，“我们所有的社会制度，会全被推翻”。他说：“像其他各种分工一样，筋肉劳动与理智劳动[48]间的分工，也因社会（他是用这二字指示资本，土地所有权，和他们的国家）愈富，而愈明确。像其他各种分工一样，这种分工，是过去进步的结果，是未来进步的原因。……政府应当反对这种分工么？应当阻止它的自然的进行么？应当用国库收入的一部分，来使这两种应互相分开的劳动，互相混合么”？[49]

社会的分工，不免会在人类的身心方面引起相当的萎缩。但因制造业时期更把社会的分工推进，并由一种特殊的分工，从生命的根源攻袭个人，所以，制造业时期，又给了工业病理学最早的材料和刺激[50]。

“把一个人分割开来，如得其当，便是处死他，不得其当，便是虐杀他。……劳动的划分，是人的虐杀”[51]。

以分工为基础的合作或制造业，在初发生时，是一种自然发生的产物。但当其存在已相当取得固定性和广袤性时，它便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意识的计划的系统的形态。真正的制造业的历史，将指示制造业所特有的分工，怎样最初是经验地，在当事人背后，获得适当的形态，然后像基尔特手工业一样，传统地固守着它一度获得的形态，有时竟固守数百年之久。除若干无关重要的情形外，这种形态发生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劳动工具的革命。近世制造业——不是指那以机械为基础的大工业——或是发现诸种现成的构成要素，那诸种现成的要素是分散的，不过要合拢起来（大都市上的成衣业，就是一例）；或是应用分工的原理，单纯地，使一种手工业生产（例如钉书业）的各种工作，成为特殊劳动者的专职。在这场合，不要一星期的经验，就可以把各种机能所必要的工人的比例数，发现出来[52]。

制造业的分工，由手工业活动的分解，由劳动工具的特殊化，由部分劳动者的成立，由部分劳动者的分担及总机构的结合，而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创成质的编配和量的均衡，并因而在社会劳动中，创立一个确定的组织，展开一种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制造业，在当时发现的基础上，原只能采取资本主义的形态。而当作社会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形态，制造业又只是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或资本价值增殖的一个特殊方法。其法，是牺牲劳动者，而以社会之富，“国民之富”等等名义为借口。它会增进劳动之社会的生产力，但其增进，只为资本家，那不但无益于劳动者，且会牺牲个别劳动者，以惠益资本家。它创造了资本支配劳动的新条件。所以，一方面它在社会经济的形成过程上是历史的进步，是必要的发展要素；他方面，它又是受过洗炼的文明化了的榨取手段。

经济学，当作一种真正的科学，是在制造业时代最初出现的。它考察社会的分工时，只从制造业分工的立场[53]，认为社会分工是以同量劳动生产多量商品的手段，或者说是使商品便宜，从而使资本蓄积加速的手段。他们着重量与交换价值。与此恰恰相反的，是古代的著作家。他们只注意质与使用价值[54]。他们以为，社会各生产部门分离的结果，商品会制造得更精良，人类的各种冲动和能力，会选得适宜的活动范围[55]；没有限制，任何重要的事都是作不成功的[56]。所以，生产物与生产者，皆会由分工而改良。他们虽偶然提到生产物量的增加，他们也只说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他们从不说到交换价值，从不说到商品便宜。这种以使用价值为主的立场，是柏拉图（Plato）[57]（他认为分工是社会划分阶级的基础）和塞诺芬（Xenophon）[58]（他有资产阶级所特有的本能，比较更注意工作场所内的分工）所共有的。柏拉图的共和国，认为分工是国家的组织原理，但就这点说，他的见解不过是埃及世袭阶级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埃及在柏拉图那时候，被他当时人认为是模范的工业国。伊苏格拉底（Isokrates）便是一例[59]。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人，也还不脱这种见解[60]。

在真正的制造业时代——在那时，制造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支配形态——有多方面的障碍，使它所特有的倾向，不能充分发展。制造业虽引起了劳动者的等级编制，单纯地把劳动者分为熟练劳动者和不熟练劳动者，但仍因熟练劳动者有压倒势力，以致不熟练劳动者的人数极为有限。又，制造业虽曾以其特殊工作，适合于其活劳动器官的年龄，力气，与熟练程度，从而，有一种趋势，要对妇女和儿童，施以生产的榨取，但这个趋势，大概说，仍为习惯及成年男工人的反抗所阻碍。又，手工业活动的分解，虽减低了劳动者的教育费用，从而，减低了他的价值，但较难的部分劳动，仍须有长时期的训练，甚至在修业时期已不必要时，工人们仍热心要把这个时期保存。例如，在英格兰，我们就发现，定修业时期为七年的学徒法，在制造业末期，依然有效，其覆灭，必须待大工业已经兴起之后才行。又，因手工熟练依然是制造业的基础，因制造业的机能的总机构，在劳动者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客观的骨骼，所以，资本仍不断要与劳动者的不服从性格相战。所以，我们的朋友乌尔曾大声说：“因有人性的弱点，所以劳动者越是熟练，他就越是骄横，越是不高兴，从而越不宜于充作总机构的构成部分。他会大大地损害全体”[61]。也就因此，在全制造业时期都可听到劳动者训练不足的怨声[62]。即令没有当时著作家的话可作证据，这样的事实——自16世纪至大工业时代，资本尚不能占有制造业劳动者全部可以利用的时间，各种制造业都是短命的，往往因劳动者由一国迁至他国，便须由该国迁至他国——已可为充分的左证。在1770年，那位屡次被我们引用的“工商业论”的作者，曾叹说：“无论如何，必须把秩序建立起来。”66年后安德鲁•乌尔博士也说，“经院派分工学说”为基础的制造业，还缺乏“秩序”。“阿克莱特（Akwright）把这种秩序创立了。”

制造业既不能侵占社会生产的全范围，也不能使社会的生产，从根本上发生革命。当作一种经济的作品，制造业是耸峙在都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工业（Landlich hauslichen Industrie）的基础上。制造业的狭隘的技术基础，一经发达到一定的阶段，便会和它自身所创造的生产需要相矛盾。

制造业最完成的产物之一，是生产工具（尤其是当时已经使用的复杂的机械装置）的工作场所。乌尔曾说：“一个这样的工作场所，会展览多样等级的分工。凿子，锥子，旋盘，各有各的工人，并依熟练程度，一级一级地，妥为编制。”但制造业分工所得的这个产物，又生产了机械（Machinen）。即赖机械之力，手工业的活动，才不复为社会生产的支配原则。于是，一方面，劳动者终生从事一个部分机能的技术基础，不复存在了；他方面，这个原则对于资本支配权所加的限制，也消灭了。

* * *

[1]下述一段话，可为制造业的形成方法，提示一个较近的例。“里昂和尼姆的丝纺织业，全然是家长式的；它们雇用许多妇人和儿童，但没有使他们衰弱或堕落。他们依然住在德洛谟，沃尔，伊塞尔，沃克鲁士诸河流域，以养蚕缲丝为业。这种产业，从来没有化作真正的工厂。在那里，也有分工，但分工的原则，有一种特征的性质。那里有许多缲丝女工人，纺绩工人，染色工人，刷浆工人，织工人；但他们不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也不隶属于一个雇主，他们是互相独立的”。（布隆基著《产业经济学教程》，布赖塞编巴黎1838年及39年，第79页。）自布隆基写上面那一段话以来，这一切独立劳动者，已有一部分集合在工厂内了。——第4版注。自马克思写以上那一段话以来，蒸汽织机已在此等工厂内采用了，急激地，把手织机驱逐了。克赖肥尔特的丝工业，也有同样的经验。——F.E.

[2]“把包含多种工作的制造业，分配给不同的专门劳动者去作，结果会依比例，提高制品的品质，增加进行的速度，且减少时间和劳动的损失。”（《东印度贸易的利益》伦敦1720年第71页。）

[3]“容易的劳动，不过是传留的熟练。”（荷治斯金Th. Hodgskin《通俗经济学》伦敦1827年第48页。）

[4]“在埃及，技术已经达到必要的完美程度了。因为，只有埃及这个国家的手工业者，绝对不许过问其他市民阶级的事情，而必须终生从事依法应在氏族中世袭的职业。……在他国，我们常见职业人口，把他们的注意，分散在许多对象上面。他们时而下田耕种，时而经商，时而兼任几种职业。在自由国家，他们大都要出席民众大会。……反之，在埃及，如手工业者参预国家大事或同时作几种职业，那是要受处罚的。因此，他们在职业上，就可以专心致志了。……并且，许多准则是世代相传的，所以他们都热心想发现新的利便。”（西库鲁士《历史文库》第1卷第74章。）

[5]穆雷（Hugh Murray）威尔逊（James Wilson）等合著的《英领印度的历史与现状》爱丁堡1832年第2卷第449页405页。印度的织机是直立的，其经线是以垂直形张开的。

[6]达尔文（Darwin）在其划时代的著作《物种原始》中，关于动植物的自然器官，曾说：“当同一的器官有种种不同的工作要做时，其可变性的根据，或可在下述的事实上发现：即，自然淘汰对于小形态变化的保存作用或抑压作用，在这场合，比在专供一种目的用的场合，是更不周密。这好比，用来切各种物的小刀，大体只有一个形态，但专供一种用途的器具，却是用途不同形态也不同的。”

[7]1854年日内瓦生产80,000只表，与纽采德尔州的产额比较，不及1/5。周特峰市（那里，全市可认为是一个钟表制造厂）每年的产额，二倍于日内瓦。在1850年至1861间，日内瓦生产了750,000只表。参看日内瓦钟表业的报告（见英国大使馆秘书处关于工商业的报告1863年第六号）。钟表这类物品，是由部分凑合而成的，其生产分成许多过程，这些过程因为彼此没有关联，所以要把这种制造业转化为大工业的机械经营，是极难极难的。但在此之外，还有两种阻碍，使这种转动化不能办到。即（1）其构成要素是巧小玲珑的，（2）表是一种奢侈品，有种种的式样。在伦敦最大的钟表制造店，在一年中，也难得有一打表，是作得恰好一样的。反之，采用机械成功的维齐龙康斯坦丁钟表工厂，却在形态大小上，至多不过出三种或四种出品。

[8]钟表制造业，是混成制造业的典型的实例。我们可以在这种制造业上，极正确地看到这种现象；即，由手工业活动实行分散之故，劳动器具也相应地分化和专门化。

[9]“在人如此密集的地方，运输的劳动必然会更小的。”（《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106页。）

[10]“因使用手工劳动之故，制造业的各阶级是分立了。这种分立，曾大大增加生产的成本。这种损失，主要是因为必须由一个过程转移到别一个过程发生的”。（《国家的工业》伦敦1855年第2篇第200页。）

[11]分工“引起时间的经济，那把工作分成许多部门，使其可以在同时进行。……这各种不同的过程，在一个人，本来是要分开进行的，现在它们可以同时进行了。从前切断一枚钉或磨利一枚针所必要的时间，已可用来完成多量的针了。”（斯条亚前书第319页。）

[12]“一种制造业所使用的劳动者（artists）越是多种多样，各种劳动越是有秩序有规律，因此，各种劳动所必要的时间就减少了，劳动就减少了。”（《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第68页。）

[13]制造业的经营，在许多部门，仅极不完全地得到这个结果，因它对于生产过程的化学条件和物理条件，没有力量可以正确地操纵。

[14]“各制造业，依照生产物的特殊性质，决定最宜将其本身分成若干过程，使用若干劳动者。这样决定之后，如有制造厂不依照此数的倍数来进行，他就必定要负担较大的费用了。……制造业设备扩大的原因之一便由此发生了。”（巴伯基Ch. Babbage《机械经济论》第一版伦敦1832年第21章第172页173页。）

[15]在英格兰，熔炉是和玻璃加工炉分开的。在比利时，却是一个炉在两种过程上使用。

[16]参看威廉•配第，约翰•白拉斯，安德鲁•耶伦通（Andrew Yarranton），《东印度贸易的利益》的匿名著者，凡德林等人的论述。

[17]16世纪末叶在法国，尚用擂钵把矿石捣碎，用手筛把矿石洗濯。

[18]我们可由磨谷水磨的历史，探出机械全部发展史的迹象。在英格兰，工厂仍被称为mill（磨）。在19世纪初叶德意志的工艺学文献上，Mühle（磨）仍被用来指示一切由自然力推动的机械，且被用来指示一切有机械装置的制造厂。

[19]我们可从本书第四部（即《剩余价值学说史》）更详细地知道，亚当•斯密关于分工，不曾提出一个新命题。但他所以成为制造业时代首屈一指的经济学家，就因为他特别着重分工。他只给机械以次要的地位。这个事实，在大工业开始时，唤起了洛窦德尔（Lauderdale）的反对论调，而在稍后的发展时期，又引起了乌尔的反对论调。再者，亚当•斯密还把工具的分化（在这种分化上，制造业的部分劳动者，颇与有力），和机械的发明，混为一谈。在机械发明上有地位的，不是制造业劳动者，只是学者，手工业者，和自耕农民（例如布尔特勒Brindley）。

[20]“制造厂主将工作分成各种各样的过程。这各种过程所需的熟练程度和膂力程度，是各不相同的。但制造厂主就因把工作分成了多种过程，故能按照各种过程的所需，来购买适量的熟练和膂力。反之，假令全部工作是由一个人做，他即必须有充分的熟练，来做最难的工作，又必须有充分的膂力，来做最苦的工作了。”（巴伯基前书第18章。）

[21]例如筋肉之片面的发展，骨的屈曲等等。

[22]在答复调查委员的问题——少年人如何能不断勤勉——时，马夏尔君（一个玻璃制造厂的总经理）的答复是很对很对的。他说“他们不能忽略工作；动工之后，他们必须继续做下去，正好像是机械部分”。（童工委员会第四报告1865年第247页。）

[23]乌尔博士，在他赞美大工业的赞辞中，比他以前的经济学者（因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面没有论战的兴味），甚至比他同时的经济学者（例如巴伯基，他在数学方面力学方面，确比乌尔高一着，但他特别喜欢从制造业的立场，来理解真正的大工业），是更锐感地感到了制造业的特征。乌尔说：使劳动者适合于特殊工作这件事，便是“分工本质”。别处，他又说分工是使“劳动适合于各人不同的才能”；最后，又说全部制造业制度，是“劳动分割或排成等级”的制度，是“依熟练程度将劳动分割”。（乌尔《制造业哲学》19页至22页及以下各处。）

[24]“每一个手工业者，因此，已能在一种单纯工作上完成他自己，……又因此，他就成了更便宜的工人了。”（乌尔前书第19页。）

[25]“分工以最不同种职业的分离开始，乃至将制造同种物品的工作，分归许多工人负担，例如在制造业上。”（斯托齐《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1卷第173页。）“在已有相当文明程度的国家，我们发现了三种分工：第一种，我们称之为一般的分工，即使农业生产者制造业者，和商人分离，而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便是国民产业的三个主干；第二种，我们称之为特殊的分工，即使各种产业分为各属种，第三种分工，便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分工，那是在单个手工业或职业内部发生的，大多数制造业和工厂，都有这种分工的。”（斯加尔贝克前书第84页85页。）

[26]第3版注——关于人类原始状况，此后的根本的研究，曾使著者得到如下的结论：原来不是由家庭发展为部族。反之，部族乃是原始的自然发生的以血缘基础的人类社会形态。部族结合开始解体之后，才发展为种种式式的家族形态。——F.E.

[27]在这点，斯杜亚爵士的研究是最精的。他的著作，虽比《国富论》先十年出版，但至今日仍然很少被人注意。此可由下述一事来推论：即，马尔萨斯的赞美者，直不知道，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第一版，除纯粹修辞的部分外，几乎在参考沃拉斯（Wallace）汤孙德（Townsend）之外，纯然是抄写斯杜亚的见解。

[28]“社会的交通，劳动生产所赖以增进的合力，都须有相当的人口密度。”（詹姆士•穆勒《经济学要论》伦敦第50页。）“当劳动者数增加时，社会生产力的增进，与劳动者数的增加乘分工的效果，成复比例。”（荷治斯金《通俗经济学》第125页126页。）

[29]自1861年来，棉花的需要增大了，因此，在东印度若干人口最稠密的产棉区域，牺牲了米的生产，来扩大棉的生产。结果是发生局部的饥馑。因交通手段不完备之故，一个地方的米的不足，又不能由别个地方的供给来补充。

[30]所以，早在17世纪，梭的制造就在荷兰成了一种专业。

[31]“英国的羊毛制造业，不是随地之所宜，分成了若干部分或部门，使各部分只在某一些地方进行，或主要在某一些地方进行么？精毛织物不是在桑牟塞州，粗毛织物不是在约克州，长尺织物不是爱克塞特市，绢罗纱不是在苏特伯勒市，绉罗纱不是在诺威齐市，棉罗纱不是在肯达尔市，毛布不是在惠特尼市么？”（巴克莱著《寻问者》1750年第250页。）

[32]福开森著《市民社会史》爱丁堡1750年第4部第2篇第285页。

[33]亚当•斯密说，“分工在真正的制造工业上似乎较大；因为，各劳动部门使用的人，往往能集合在一个工作场所内，可以在监工员的面前一目了然。反之，一种制造业（!），如其以供给大多数人民的主要欲望为目标，则其工作各部门，须雇用如此多的工人，以致不能全体集合在同一工作场所内，……这当中的分工，也就没有这样显明了。”（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这一章里面还有一段话——以“试考察文明繁盛国内最普通手工业者和日佣劳动者的财产”一语开始——著者曾说明，有怎样多数怎样多种的产业，合起来供给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欲望。但这段有名的话，几乎是逐字抄引孟德维尔（Bernard de Mandeville）的《蜜蜂寓言•私恶及公益论》（在1706年第一版内，没有“论”字，这个字是1714年加上去的）。

[34]“已经没有什么，还可称作个人劳动的自然报酬。每个劳动者都只生产全体的一部分，这各部分，就其本身说，是没有任何价值或效用的。没有什么，劳动者还可在其上说，这是我的生产物，应归我所有”。（《拥护劳动反对资本要求》1825年第25页）此优秀著作的著者，便是以上曾经引用过的荷治斯金。

[35]第2版注。——社会分工与制造业分工的区别，已经由美国人在实际上证明了。南北美战争中，在华盛顿，有几种新税创立。其中的一种，是课“一切工业生产物”以6%的税。问：什么是工业生产物？立法者答说：一切在它被造成时，被生产了；在它可以拿出来贩卖时，被造成了。任举一例如下，纽约和菲拉德尔菲亚的制造厂，从前除制造伞的各附属品外，还把伞“造成”。但因伞是由极不同种的部分合成，这各部分从来都渐渐变成“完成品”，而在不同场所，由独立经营的工业独立生产。这各种工业的部分生产物，是当作独立的商品，送到伞制造厂去，集成全体的。美国人常称此种物品为“集成品”（Assembled articles）。当作课税的集成，这个名称尤其是恰当的。各构成部分价格的6%的税，及其全体价格的6%的税，就这样，集成在一柄伞里面了。

[36]“我们可以说，依照一般法则，在社会内部决定分工的权力越小，则工作场所内部的分工越是发展，越是受个人权力的支配。因此，工作场所内部的权力和社会内部的权力，就分工这一点说，是成反比例的。”（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80页181页。）

[37]魏尔克斯中校（Lieut. Col. Mark Wilks）著《印度南部的历史概述》伦敦1810年至1817年第一卷第118页至120页。——对于印度共同社会的各种形态，有一个很适切的记述，见康培尔（George Campbells）著《近代印度》伦敦1852年。

[38]“在这个单纯的形态下，……该国居民不知生活了多少年代。村的限界，是很少改变的；虽有时村被损坏了，或被战争饥馑疫病破坏了，但同一名称，同一村界，同一利害关系，甚至同一家族，常保存数百年之久。居民对于王国的解体或分裂，没有任何悬念；只要村能保持完整，他们绝不问自己所属的村，是隶属在何种权力下面，是受那一个君主支配。其内部经济是保持不变的。”（赖福士Thomas stamford Raffles——前任爪哇总督——所著《爪哇史》伦敦1817年第一卷第285页注。）

[39]“手工业细分所必要的资本（宁可说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和生产手段），应先存在社会内。但这还不够。这种资本还须在企业者手中蓄积到充分的数量，使他们能够大规模经营。……分工愈进步，不断使用一定数劳动者所必要的资本（在工具，原料等物上的）支出，也愈增大。”（斯托齐著《经济学教程》巴黎版第一卷第250页251页。）“生产手段的累积和劳动的分割不能分离，像在政治领域内，公共权力的累积和私人利益的划分不能分离一样。”（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34页。）

[40]斯条亚把制造业劳动者定义为“在部分劳动上使用的活的自动机”。（斯条亚全集第8卷1855年《讲话》第318页。）

[41]在珊瑚，个体便实际是全群的胃脏。它供给全群以养料，不像罗马贵族那样从全群取去营养料。

[42]“能支配一个手工业全部的劳动者，可在任何处依此来谋生；但制造业劳动者不过是附属物，离开一同劳动的人，便没有用处，且不能独立，所以，随便什么规则，只要人认为妥当，他就不得不接受。”（斯托齐前书圣彼得堡1815年第一卷第204页。）

[43]福开森《市民社会史》第281页。“其一（劳动者）之所失，即为其他（工厂经营者）之所得。”

[44]“有知识的人和生产劳动者，可以被此分得很远。知识，不复在劳动者手中，当作增加自身劳动力的手段，那几乎在各处都是与劳动者对立的。……知识成了一种与劳动分离并且对立的工具。”（汤姆孙W. Thompson《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伦敦1824年第274页。）

[45]福开森《市民社会史》第280页。

[46]杜克提（J. D. Tuckett）《劳动人口今昔状况史》伦敦1846年第I卷第148页。

[47]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五篇第1章第2节。福开森，对于分工的不利结果是很着重的。亚当•斯密即是福开森的弟子，他在这一点，当然是非常明白的。但在著作的绪论中，他是赞美分工，而仅暗示那是社会不平等的源泉。到第5篇，论国家收入的地方，他才再提出福开森的见解来。我在拙著《哲学的贫困》中，已经说了我们必要说的话，那可以说明在分工问题的批判上，福开森，亚当•斯密，列曼台（Lemontey）和萨伊间有怎样的历史的关系。在那本书，我最先把制造业的分工，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殊的形态。（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巴黎1847年第122页以下。）

[48]福开森已经在《市民社会史》第281页说过了这个话：“思维在这个分工时代，也成了一种特殊职业。”

[49]加尼尔译注的《国富论》为5篇法译本第2页至5页。

[50]勃笃亚实用医学教授拉玛志尼（Ramazzini）1713年公刊一个著作，题名《工业病》。此书1781年译成了法文；1841年，再为医学百科全书所采录。在大工业时代，工人疾病的目录，当然是大大增加了。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方台勒（Dr. A. L. Fonteret）著《大都市（特别是里昂）工人的生理卫生与道德卫生》巴黎1858年，及《各种地位年龄性别所特有的疾病》全六卷乌尔谟1860年。1854年技术协会曾委派一个调查工业疾病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所搜集的各种文书，收在托威金汉经济博物院的目录中了。政府的《公共卫生报告》，尤为重要。还可参看莱希（Eduard Reich M. D.）所著《论人类衰颓》欧兰根1868年。

[51]厄哈特《通用语集》伦敦1855年第119页。黑格尔关于分工，是抱极异端的见解。他在《法律哲学》中说：“我们说有教育的人，原来是指那一种人，他能做每一件有人做的事情。”

[52]现今在德国教授间（例如罗雪尔教授），尚流行一种可笑的信念，认分工的发生，由于个个资本家的先天的发明天才。依罗雪尔教授的看法，分工是以现成的形态，由资本家的万能头脑飞出来的，因此，必须有“种种工资”报酬他。实则，分工程度的大小，非取决于资本家天才的大小，乃取决于资本家钱袋的大小。

[53]像配第，《东印度贸易利益》匿名著者等等较早的著作家，还比亚当•斯密，更透辟地，指示了制造业分工的资本主义性质。

[54]有少数18世纪的著作家，在近世学者中，形成一个例外。例如培卡利亚（Beccaria）与哈利士（James Harris）。他们在分工问题上，和古代人的见解相同。培卡利亚说：“依各人的经验，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不断把他的手和精神，应用在同种工作和生产物上，他一定比那种必须为自己生产各种物品的人，能够得到较轻易较良好较丰富的结果。但人类，就因此为全体的利益和个人自己的科益，被分成不同的阶级和状况了”。（培卡利亚著《公共经济要论》库斯多第版近世篇第Ⅺ卷第28页。）哈利士（后来的马尔麦斯伯勒伯爵，曾任驻圣彼得堡大使以《出使日记录》闻名于世，所著《幸福问答》1741年出版于伦敦，此书复收印在《三论》中，第三版出版于1772年伦敦）也说：“我说以分工为基础的社会，是自然的。我的论证，是从柏拉图《共和国》，第1篇采取的”。

[55]参看荷马史诗《奥特塞》第14章第228节，“不同的人，乐于从事不同的工作。”又，阿基罗卡斯（Archilochus）在《塞克士杜•恩比利古士》中，也说：“各人高兴作各人自己的事。”

[56]“他能做许多种工作，但没有一种工作做得好。”——雅典人认他们自己，比斯巴达人，是较优的商品生产音，因为斯巴达人在战争时能够支配人，但不能支配钱。依照修西提第斯（Thukkydides）的记载，培利克利斯（Perikles）在波斯战争中会鼓舞雅典人说：“为自给而生产的人，宁可用自己的生命，不用钱来战争”。（修西提第斯史书第1部第141章。）不过，就在物质生产上，雅典人也还以“自给”为理想，而反对分工。“盖因分工仅保证幸福，自给犹可保证独立。”但在此我们必须记着，甚至在30僭主没落的时代，雅典也还没有5,000人没有土地财产。

[57]柏拉图是从这个事实，说明社会内部的分工。即个人的欲望是复杂的。个人的才能却限于一方面。他的主要论点是，应由工人适应于工作，不应由工作适应于工人。在工人同时作几种手艺，或有别种手艺作副业时，工作适应于工人的情形，就是不可免的。“劳动不能等劳动者有闲暇的时候做；劳动者必须聚精汇神去做他所做的事情，不能把劳动看得随随便便的。——这是必要的。——因此，我们说，各种东西，如果由天性适于生产这种东西的人，在适当的时间，专心致志去生产，它们的生产将更丰饶，更精美，又更容易”。（柏拉图《共和国》第1篇。）——修西提第斯（在前书第142章）也说：“航海术，像别的熟练手艺一样，是一种技术，不能当作副业来做。别种手艺，也不能当作航海业的副业来做。”柏拉图说：如果工作必须等待劳动者，则适当的生产时机将会错过，制品将受损害。柏拉图的这个观念，在英吉利漂白业者反对工厂法规定一切工人必须在同时午餐时，再出现了。漂白业者说，他们的职业不能就劳动者的方便，因为“假设在干燥，洗濯，漂白，压平，加光彩，染色那种种工作上，必须在定时停止，那不免有损害制品的危险。……励行一切工人在同时午餐的规定，那不免有时要使贵重的财物，因工作不完全而受损害。”不知柏拉图主义下一次又在什么地方起来？

[58]塞诺芬告诉我们从波斯国王食桌上受食物，不仅是一种荣誉；那种食物，实际也比别的食物更可口。“这是不足异的，因为，一切手艺都是在大都市上最完成的；献于王桌的食物，当然是依精美方法烹调的。若在小市上，那么这种工人就还得制造床，门，犁，和桌子；甚至要造房子；并且，那怕这样，他们还是不容易找到充分的主顾来维持生活。当然，像这样做多种职业的人，是不能精通一种职业的。但在大都市上，每一种职业都有许多的需要。一个人只要从事一种手工业，就可以谋生了。甚至不必做一种手工业的全部。甲专做男鞋，乙可以专做女鞋。有时候，甲可以仅把鞋钉好，乙接着把它切好，丙把鞋面做好，而由丁把各部分合起来。这样只做一种专门工作的人，当然能够把工作做得更好。烹调的工作，也是这样的。”（塞诺芬《塞洛勃第亚》第8部第2章。）塞诺芬在此只注意使用价值的质量，但他已知分工程度定于市场范围。

[59]“他（俾西利士）将他们一切人分成特殊的世袭阶级……这样吩咐他们，一个人应常常做一种职业。他知道，常常改变职业的人，是什么职业也做不精的，反之，常常做一种职业的人，却能把这种职业做得完好。我们在事实上也发觉，在技术和职业上，他们是胜过他们的竞争者，像名手胜过拙工一样。他维持君王制度和其他各种国家制度的方法是如此巧妙，所以，论究这个问题的最有名的哲学家，皆称埃及的政制，优于其他各国。”（伊苏格拉底著《俾西利士》第8章）

[60]参看西库鲁士的著作。

[61]乌尔前书第20页。

[62]本文所说的话，用在英格兰，比用在法兰西妥当；用在法兰西，比用在荷兰妥当。

第十三章　机械与大工业

Ⅰ　机械的发展

约翰•穆勒在其所著《经济学原理》中，曾说：“一切已有的机械发明，曾否减轻任何人日常的劳苦，是有疑问的”[1]。但资本主义使用机械的目的，决不在此。机械，像其他各种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其目的，仅在使商品便宜，缩短劳动者为自己工作的劳动日部分，从而，延长劳动日的别一部分，那是他毫无代价，给于资本家的。总之，机械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

生产方法的革命，在制造业，是以劳动力为始点；在大工业，是以劳动手段为始点。所以我们最要研究的是：劳动手段如何由工具（werkzeug）转化为机械（Maschine）?机械与手工业工具有何种差别？在此，我们只要考察显著的一般的特征就行了。因为，地质学上的时代，不能划分抽象的严密的界限，社会史上的时代，也是这样。

数学家和力学家，皆认为工具是单纯的机械，机械是复杂的工具。英国的经济学者也有时复述他们这种见解。他们在二者间不能发现本质上的区别；杠杆，斜面，螺旋，楔那样单纯的机械力，也被他们称为机械[2]。不错的，机械随便怎样假装了，结合了，它仍旧是由这诸种单纯机械力合成的。但从经济学的立场说，这样的说明，却是没有用处，因其中未含有历史的要素。但在他方面，又有人以为，工具与机械的区别，在于这一点；即，工具以人为原动力，机械以兽水风及种种非人力的自然力，为原动力[3]。果如此，则用牛拉的犁（那是各生产时代通用的方法）是机械；一个劳动者用手推动的克洛生式的回转织机（Claussens Circular Loom，一分钟，它可以织96000个眼），却是工具了。并且，同一织机，用手推转时是工具，用蒸汽推转时是机械了。且兽力的使用，原为人类最古的发明之一。这样说，我们就可以说，机械生产是在手工生产之先了。但1735年，惠特（John Wyatt）宣布其纺绩机械的发明，而开始18世纪的产业革命时，他并不曾提到，这种机械将不由人推动，而由驴马推动。这种工作后来是由驴马担任的，但依他自己的说明书，这个机械却只是一个“不用手指纺绩”的机械[4]。

一切发展了的机械，都由三个在本质上不同的部分——发动机，配力机，与工具机（即工作机）——构成。发动机，是全机构的动力。那或者像蒸汽机，热气机，电磁机一样，发出它自己的动力；或者像水车（利用水流的力）风磨（利用风力）一样，由现存的外部的自然力，受到冲动。配力机以飞轮，动轴，齿轮，滑车，带索，绳，小齿轮，以及各种各样的联动机，调节运动，并在必要时，改变运动的形态（例如由直线运动变为圆形运动），并以运动分配传达到工具机上。所以，这二部分，专为推动工作机，从而，使劳动对象得被把捉，为合目的的变更。第三部分为工具机或工作机（Werkzeugmaschine, Arbeitsmaschine）。18世纪的产业革命，实以机械的这一部分为出发点。直到现今，在手工业经营或制造业经营转化为机械经营的地方，依然以这一部分为出发点。

试更精密地考察工具或真正的工作机一下，就知道，手工业者及制造业劳动者工作时所使用的设备和工具，都以大大变化了的形态，再现了。但从前它是人的工具，现在它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换言之，是机械的工具了。全机械，或者像机械织机一样[5]，仅仅是旧手工业工具的改订版，或者像纺绩机内的纺锤，织机机内的织针，锯机内的锯，斫机内的刀一样装置在工作机骨骼内的工作器官，全是旧相识的。这种工具与工作机本身的区别，可由其出生地方来辨别。此等工具，大多数依然由手工业或制造业生产，后来才装到由机械生产的工作机本身里面去[6]。所以工具机是一个机构，它被推动之后，便使用它的工具，和以前使用同种工具的劳动者，作同样的工作。就这点说，发动力无论是由人生出，抑是由一个机械生出，部下致影响问题的实质。自真正的工具从人那里移到一个机构上来后，机械便代替了单纯的工具了。即在还是用人自己为原动力的场合，二者的差别，仍可一望而知。劳动者能同时使用的工具数，要受天赋生产工具（那就是他自己的身体器官）的限制。在德意志。初时曾有人试验要使纺绩工人踏两架纺车，那就是同时使用二手和二足。但这种工作太吃力了。后来确曾有人发明有两个纺锤的纺车，但要找一个能够同时纺两根纱的纺绩工人，并不比找一个双头人容易。反之，多轴纺绩机（Jenny）却自始就能用12个至18个纺锤；织袜机同时可用几千枚织针。工具机所同时运转的工具数，自始就不像手工业者的工具那样，受生理器官的限制。

当作动力的人和当作工作者的人的差别，在许多手工工具上，也显明地存在着。以纺车为例，纺绩者的足，只是原动力，而操纵纺锤，引纱捻纱的手，则担任真正的纺绩工作。产业革命，最先是袭击手工具的后一部分。它除使劳动者以目照顾机械，以手纠正机械的错误外，仍使他们担任原动力的纯机械的职务。反之，推转磨柄[7]，抽动唧筒，拉风箱，用擂钵擂粉等等原来只以人类为原动力的工作，很早就用动物，水，风[8]。等等充作原动力去应用了。这种种工具，在制造业时代以前许久，已经在此处彼处，化为机械，只不过不曾在生产方法上引起任何革命罢了。在制造业时期内，一部分也是这样。大工业时期的情形。也证明这种种工具，在手工业形态上，已经是机械了。例如，1336—1837年荷兰人用来抽干哈伦湖水的唧筒，就是依照普通唧筒原理构造的。其间只有一个差别：即，其活塞，不由人力而由大蒸汽机关推动。又，英国铁匠普通使用的极不完全的风箱，也只要把风箱口和蒸汽机关连起来，就可转化为机械的风箱的。蒸汽机关是17世纪末叶制造业时代发明的，但继续至18世纪80年代之初[9]，还不曾引起产业革命。反之，工具机的发明，却使蒸汽机关有革命的必要。当人不以工具直接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仅当作工具机的原动力时，以人类筋肉为原动力的事实，纯然是偶然的，那很容易用风，水，或蒸汽来代替的。这种变化，当然会在原来打算以人为动力而构成的机构上，引起显著的技术上的变化。例如，在今日，像缝机，制面包机等必须找寻出路的机械（除预先决定只供小规模应用者外），就全是构造得既宜以人力，也宜以纯机械力为动力的。

当作产业革命始点的机械，是用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劳动者，这种机构，有许多同种的或类似的工具在一起工作，而为一个任何形态下的原动力所推动[10]。在此，我们有了机械，但那还只是机械生产的单纯要素。

工作机范围的扩大，与同时在工作机上发生作用的工具数的增加，使较大的发动机构，成为必要的。这个机构要克服它的抵抗力，必须使用比人力更强的原动力。且不说此。当作生产工具的人，还不适于生产划一的继续的运动。在他只当作单纯的原动力时，他的工具为工具机所代替了，现在，自然力又能把当作原动力的他，代替掉。在一切从制造业时代留传下来的大原动力中，马力是最劣的了；一部分，因为马有它自己的头脑，一部分，还因为它的价值大，而可在工厂使用的范围又有限[11]。但在大工业的儿童时期，马是用得很广的。当时农业家的怨言，可为一证；直到今日仍沿用马力二字表示机械力的习惯，也可为一证。风是不定的，并且是不能控制的。在英国（大工业的发祥地），在制造业时期，已经应用着水力了，而且比较上应用得最多。早在17世纪，就有人用一个水车，推动两个上磨和两个下磨。但配力机范围扩大之后，一向使用的水力就嫌太小了。这件事情，使人们对于摩擦律（Reibungsgesetz）进行更精确的研究。同样，因磨由杠杆前后动转而推动时，其动力作用不甚规则，遂又引出了飞轮的学理和应用[12]。这个学理后来在大工业上是极重要的。大工业所必要的根本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就这样在制造业时代展开了。阿克莱特发明的塞洛纺绩机（Throstles-spinnerei），最初还是用水推动的。但以水力为主要动力，有种种困难。（1）不能随意增加；（2）在缺乏时不能补充；（3）有时全然没有；（4）纯然是地方性质的[13]。直到瓦特（Watt）发明第二种复式蒸汽机关那时候，才发现一种原动机，既可由煤与水的消费造出原动力来，又完全受人支配。这个原动机，自身是能动的，同时又是他动的；是都市的，不像水车一样是农村的；其生产可累积在都市，不像水车一样，是分散在各处的[14]；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比较说，在地址的选择上，可不受地方情形的影响。瓦特天才的伟大，可取证于1784年4月他的专利说明书。在这个说明书内，他不把他的蒸汽机关，看作是为特殊目的的发明；他把它看作是大工业可以普遍应用的要素。他在说明书中指出的用途，有许多（例如汽槌）直到半世纪后才被人采用。但蒸汽机关能不能在航海上应用，他不敢断言。他的后继者波尔登（Boulton）与瓦特，才于1851年，把海洋轮船使用的大蒸汽机关，送到伦敦工业博览会去展览。

自工具由人身有机体的工具，变为机械装置的工具（即工具机）以来，发动机也就取得一个独立的完全不受人力限制的形态了。我们以上所述的个别的工具机，也就降为机械生产的一个要素了。现在，一个发动机，可以同时推动许多工作机了。同时运转的工作机数增加了，发动机也增大了；配力机也就扩大为多方面的装置了。

同种机械间的合作与机械体系（Maschinensystem），在此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先说同种机械间的合作。在此场合，制品是全部由同一的工作机造成的。工作机所做的各种工作，先前，是一个手工业者使用工具（例如织者使用织机），或由若干手工业者以独立者的资格或以制造业构成分子的资格，使用种种工具，依次担任[15]。例如：近代的信封制造业。它用一个工人用折篦将纸折好，用第二个工人涂树胶，第三个工人将边折回来，预备印上图样，第四个工人把图样印上等等。一个信封通过一次部分工作，即须转一个工人的手。现在，这种种工作，是同时由一个信封制造机担任，可以在一小时内，造成3,000以上的信封了。1862年伦敦工业博览会，有一种纸袋制造机，是美国的出品，它可在一分钟内裁纸，涂浆糊，折好制成纸袋300个。在制造业内分割开来顺次执行的总过程，由一个结合种种工具的工作机，完成了。这种工作机，或是一个复合手工具之机械的再生，或是种种已在制造业上专门化的单纯工具之结合。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在工厂（即以机械经营为基础的工作场所）内，再发现了单纯的合作。暂把劳动者除开不说，这种合作，乃是若干同种又同时共同发生作用的工作机，在空间内的集合。例如，当许多机械织机，在一个工作建筑物内集合时，那便成为一个织布工厂；当许多缝机在一个工作建筑物内集合时，那便成为一个缝衣工厂。但在其中，有一个技术上的统一。多数同种工作机，同时以配力机为媒介：由一个共通原动力的鼓动，受到相同的刺激。并且，配力机也有一部分是共通的，因配力机仅以特殊的分枝，和各工作机连结。像许多工具仅为同一工作机的器官一样，各工作机现在也成为同一发动机的种类相同的器官了。

劳动对象，有时，必须通过一系列相关的但不同的阶段过程，而由一系列不同的但互相补足的工具机来加工。必须在这个地方，真正的机械体系，才会代替个个独立的机械。在此，我们又有了以分工为基础的制造业所特有的合作了。但这种合作，现今是表现为部分工作机的结合。例如羊毛制造业各种部分劳动者（槌者，梳者，剪者，纺绩者等等）所使用的特殊工具，现在，都转化为专门工作机的工具，此等工作机，各在结合的工具机构（Werkzeugmechanismus）的体系中，成为特殊的器官，担任特殊的一种机能。在最先采用机械体系的各产业部门，制造业已经替机械体系，把生产过程的划分和组织的原始基础，预备好了[16]。不过，这当中，仍有一个根本的差别。在制造业内，每一特殊部分过程，都由使用手工具的一个一个或一组一组的劳动者担任。劳动者固须适合于过程，但过程也须预先安排好，使适合于劳动者。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在机械生产上，是消灭了。在机械生产上，总过程是客观地，在其自体上，分解为各构成阶段；如何执行各部分过程，如何结合各部分过程的问题，概由机械学化学等等的技术应用解决了[17]。当然，在这场合，像在前一场合一样，理论的概念，也是要由大规模蓄积的实际经验来完成的。部分机械，是顺次供给次一部分机械以原料的；但各部分机械既然同时发生作用，故生产物必须不绝在形成过程的各个阶段上，并不绝在由一生产阶段到他一生产阶段的过渡中。在制造业土，部分劳动者间的直接的合作，会在各组与各组之间，创造一定的比例数；同样，在编制好了的机械体系中，各部分机械不绝互相推动的结果，也会在各部分机械的数目，大小，和速率上，确立一定的比例。结合的工作机，现在成了一个体系，而由各种一个一个的或一组一组的工作机所编成了。总过程越是成为连续的，原料由最初一阶段至最后一阶段的推移越是不致中断，换言之，其推移越是不凭人手，而凭机构自身，结合的工作机便越是近于完全。在制造业，各特殊过程的分离，乃是分工本身所规定的原理；但在充分发展的工厂，则占优势的，是特殊过程的连续性。

机械体系，有的像在织布业上一样，只以若干同种工作机的合作为基础，有的像在纺绩业上一样，是以不同种工作机的结合为基础，但无论如何，只要是由自动的原动机推动，那便形成一个大自动机了（Automaten）。但是，就令全体系是由蒸汽机关推动，其工作机仍会有若干，在某种动作上，必须有劳动者。例如，在自动妙尔纺绩机（selfactingmule）发明以前，就须有劳动者将“机器”推动；在今日，在精工纺绩上依然是这样的。又，有一种机械，其某部分，像工具一样，必须由劳动者操纵，始能动转。例如在机械的建造上，当名叫滑台（Slide rest）的回转装置，未转化为自动机（Selfactor）以前，就是如此。但自从工作机不要人力的帮助，已可行原料加工所必要的一切运动，从而，只须有人在旁边照料以来，我们就有了自动的机械体系了。惟此自动机械体系，仍不断在微细之处有改良。例如纱断时纺绩机自动停止的装置，又如梭中纱线用完时改良蒸汽织机自动停止的自动开关。那完全是近代的发明。在此，近代的制纸工厂，是可以用来说明生产的连续性和自动机原理的应用的。在制纸业，我们不仅可以研究以各种生产手段为基础的各种生产方法间的差别，而且可以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对这各种生产方法的关系。德意志往日的造纸法，是手工业生产的标本；17世纪荷兰的造纸法和18世纪法国的造纸法，是真正的制造业生产的标本；近代英国的造纸法，则是自动机造纸工业的标本。此外在中国和印度，我们又可在造纸业上，发现两种不同的亚细亚的形态。

以配力机为媒介而由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组织体系，是最发达的机械经营形态。在那里，有一个机械的怪物，代替个个的机械。这个怪物的躯体，充满全工厂建筑物，它的干肢是转动很慢的，以致最初一看，似乎看不见它的魔力。但这种魔力终于爆发了，它使无数真正的工作器官，发生了狂热的旋风运动。

在未有一个劳动者专门制造妙尔纺绩机和蒸汽机关以前，已有妙尔纺绩机和蒸汽机关了。这就好像，未有缝师以前，人类已经穿着衣服了。沃康生（Vaucanson），阿克莱特，瓦特等人的发明所以可能，乃因在他们面前，已有许多现成的熟练的机械工人，那是制造业时代供给他们，让他们利用的。这种工人，有一部分，是从事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有一部分，已于上述，集合在严格实行分工的制造业内。发明增加了，新发明机械的需要增大了，机械建造业益益分裂为多数独立的部门；同时，建造机械的制造业内部，也益益实行分工。于此，我们在制造业中，看见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大工业赖有机械，始能在若干生产领域，将手工业经营和制造业经营废弃，但生产这种机械的，却就是制造业。所以，机械经营，乃是在与本身不适合的物质基础上，自然发生的。但机械经营，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定会把这个本来完成但沿照旧形态更向前进展的基础颠覆，并创造一个更与自身生产方法相适合的新的基础。个个的机械，在尚由人力推动时，必非常微小；在蒸汽机关尚不能代替动物，风，水那种种现成的动力以前，机械体系是不能自由发展的；同样，在大工业引为特征的生产手段（机械），尚以个人力量和个人熟练为基础，从而，其存在，仍以筋肉的发达，视力的敏锐，手的灵巧（制造业的部分劳动者与手工业者，就用这些，来操纵他们的微小的工具）为基础时，大工业也不能有完全的发展。这样发生的机械，必然是极贵极贵的（这个事情，当作意识的动机，支配着资本）。姑不说此。我们也须知道，机械经营的产业的扩大，新生产部门的机械的侵入，是以一类劳动者——这一类劳动者的职业，带有半艺术的性质，其人数的增加，殊不能急致，只可缓图——的增加为条件的。不过，大工业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自会在技术上，和它的手工业基础制造业基础相冲突。发动机配力机工作机的范围越是扩大，工作机越是和手工业的原型（工作机的建造，本来是受这种原型支配的）相分离，越是依照机械的任务，取得自由的形态[18]，则上述诸机械的构成部分，也越是复杂，越是纷歧，同时，又越是规则。于此，自动机的体系完成了，同时，比较难于操纵（例如铁，那比木更难操纵）的材料，必须使用了。但这各种自然发生的问题的解决，仍到处遇到人的限制。在制造业上结合的劳动者，尚不能根本地，只能相当地，把这种限制打破。例如近代的水压机；近代的蒸汽机，织机，近代的梳整机，就都不能由制造业供给。

一个产业范围内生产方法的革命，唤起别个产业范围内生产方法的革命。因社会分工，而各自生产商品，但各皆以总过程一阶段的资格互相连系的诸产业部门，最先如此。所以，机械纺绩业，使机械织布业成为必要；二者合起来，又使漂白业，印花业，染色业，有发生机械化学革命的必要。同样，棉花纺绩上的革命，又唤起缫棉机（使棉纤维与棉子分离）的发明；必须有缫棉机发明，棉花的生产，才能依必要的大规模生产[19]。工业和农业生产方法的革命，又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有发生革命的必要，那就是使交通机关运输机关有发生革命的必要。那以小农业及家庭辅助工业为枢纽，及以都市手工业为枢纽的社会（佛里埃的用语），其交通运输机关，绝不够满足制造业时代的生产需要。在制造业时代，社会分工的扩大，劳动手段与劳动者的累积，殖民地市场的开放，已经使交通运输机关，不能不在事实上发生革命了。制造业时代传下来的交通运输机关，对于大工业，尚为不能忍耐的桎梏。这因为大工业是有热病样的生产速度，有庞大的生产规模，有多量资本与劳动由一生产部门到别一生产部门的不绝的移转，有世界市场的新创造的联络。所以，暂不说帆船建造上的革命的变化，我们也发觉，交通运输机关不得不渐渐以川河轮船，铁路，海洋轮船，电报等等的组织为媒介，而与大工业的生产方法相适合了。但锻炼，锻接，截断，穿凿，镕铸极大量铁所必需的各种大机械，不是制造业的机械建造方法所能建造的。

所以，大工业必须掌握着它的最特别的生产手段，即机械；且必须以机械生产机械。要这样，它方才有适当的技术基础，有它自身的立足点。19世纪最初10年机械经营发达的结果，机械在事实上渐次支配工具机的建造了。但到最近10年间，大规模铁路的敷设和海洋轮船的建造，才唤起庞大的机械，被用在原动机的建造上。

以机械建造机械的最必要的生产条件是；有一种发动机，可供给动力至任何程度，同时又完全受控制。这个条件，在蒸汽机关，是已经具备了。但各机械部分所必要的严格的几何学形态（例如直线，平面，圆，圆筒，圆锥，球）也须用机械来生产。这个问题，在19世纪最初10年间，是由亨利•毛兹利（Henry Maubsley）的名叫滑台的发明解决了。这种滑台，不久就改为自动的了。依照原来的计划，发明人原只要把它用在旋盘上，但不久，就以修正的形态，应用到各种建造机械的机械上面。这种机械装置所代替的，不是特殊的工具，而是人的手。一向要造出一定的形态，必须用手执持切器的锋，使其对着或刻着在劳动对象（例如铁）之上。有了这种发明之后，各机械部分所必要的几何学形态，遂能便易地，准确地，迅速地，生产了。“这种便易、准确，和迅速，虽最熟练的工人也不能由经验蓄积而得”。[20]

设在建造机械的机械中，我们只注意真正的工作机那一部分，手工具就以极大的规模再现了。凿孔机的工作机，只是蒸汽机关所推动的大锥；然若没有这种机械，则大蒸汽机关与水压机的圆筒，皆不能生产。机械旋盘，只是普通足踏旋盘的大规模的再现；机械刨，也只是一个铁制的木匠，通普木匠以刨用在木料上面，这个铁制的木匠，却以刨用在铁上面。又，伦敦码头用来剪切盖面板的工具，是一把大剃刀；剪铁如剪布一样的剪截机的工具，是一把古怪的剪刀。汽槌，也是用普通的槌头工作，但这个槌头，连雷神也不能拿起来挥击[21]。这种汽槌，是纳斯密兹（Nasmyth）发明的。其重量达六吨，而由七尺的垂直距离，从上击下，击在36吨重的铁砧上。这种汽槌，可以轻易地将花岗石击得粉碎；但它也能以轻轻的拍击，把铁钉钉到柔软的木头里去[22]。

劳动手段，在其机械形态上，包含着一个物质的存在方法，它会以自然力代替人力，以自然科学之意识的应用，代替经验的例规。在制造业，社会劳动过程的编制，纯然是主观的，是部分劳动者的结合；大工业在其机械体系中，却纯然是客观的生产组织体。这个组织体会当作完成的物质的生产条件，出现在劳动者面前。在单纯的合作上，甚至在以分工为特色的合作上，社会化劳动者驱逐个别劳动者的事实，还多少是偶然的事实；但机械（除以后提到的少数例外之外），就必须以直接社会化的劳动或共同的劳动为媒介了。所以，现在，劳动过程的合作性质，是依照劳动手段自身的性质，成为技术上的必要条件了。

Ⅱ　由机械到生产物的价值移转

我们讲过，由合作及分工而生的生产力，不费资本一钱。那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像蒸汽和水那样与生产过程适合的自然力，也是不费资本一钱的。但像人类呼吸必须有肺一样，他要在生产上消费自然力，必须有“人手的制造品”。要利用水的推动力，水车是必要的；要利用蒸汽的伸张力，蒸汽机关是必要的。就这点说，科学是和自然力一样的。电流作用范围内磁针的自差法则，或铁周围通电流后即行磁化的法则一经发现，它是无须再花费一个铜钱[23]。但要在电报等各种用途上利用此等法则，却必须有费用极多的复杂的装置。我们以前讲过，工具不会被机械驱逐。它将由人四肢操纵的小工具扩大起来，增殖起来，成为人所创造的机构中的工具。现在，资本不使工人手执工具去劳动，却使他们用机械（它会操纵它自己的工具）去劳动了。不过，大工业使大自然力和自然科学体化在生产过程中，曾异常增进劳动生产力，虽为一目了然的事实，但这生产力的增进，非由劳动支出（Arbeitsaugabe）的增加来购买，这个事实就不这样明了了。机械是不变资本的部分；像别的部分一样，它不创造价值，只以自身的价值，移转到由它帮助来生产的生产物内。在机械已有价值，从而会把价值移转到生产物去的限度内，它是生产物的价值构成部分。它不是使生产物更便宜，却是使生产物比例于它的价值而加贵。很明白，机械与发展的机械体系（这是大工业特别的劳动手段），和手工业经营的以及制造业经营的劳动手段比较，不知要在价值上大多少的。

最先，我们必须注意，机械常常以全部参加劳动过程，但仅以一部分参加价值增殖过程。机械加入生产物的价值，决不比它由磨损而平均丧失的价值更大。所以，机械的价值，和它按期转移到生产物去的价值部分，有大的差别。当作价值构成要素的机械，和当作生产物构成要素的机械，也有大的差别。而同一机械在同一劳动过程内反覆使用的期间愈长，其差别也愈大。当然，我们讲过，每一种堪称为劳动手段或生产工具的东西，都以全部参加劳动过程，而仅以一部分（其大小与每日平均的磨损成为比例）参加价值增殖过程。但利用量与磨损量间之差；在机械要比在工具更大得多；第一，因为建造机械所用的材料，比较经久；第二，因为机械的应用，按照严密的科学法则，从而，其构成部分的支出及其消费手段（Konsumtionsmittel）的支出，都更有节省的可能；第三，因为机械的生产范围，与工具的生产范围比较，不知要大多少。若把每日的平均费用（即由每日平均磨损及炭油等等补助材料消费所附加在生产物上的价值部分）计算好，机械是和工具一样，不须有丝毫代价，就可使无人类劳动协力而自然存在的自然力，发生作用；机械在生产上的作用范围，既比工具的更大得多，所以，机械的无须代价的服务，也比工具的更大得多。人类到大工业时期，始能大规模利用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之生产物，使它和自然力一样，无须代价地发生作用[24]。

在考察合作和制造业时，我们已经说过，有某种一般的生产条件（例如建筑物之类），与个别劳动者的分散的生产条件比较，得由共同消费而节省许多；从而，使生产物不那样昂贵。就机械体系说，工作机本身是由许多工具共同消费的；发动机及配力机一部分，又是由许多工作机共同消费的。

若已知机械的价值和由机械转移到每日生产物去的价值部分二者之差，则此价值部分使生产物加贵的程度，最先取决于生产物量的大小，换言之，取决于生产物的面积。布莱克朋的倍恩斯（Baines），曾在1858年刊行的一篇演讲内，提出这样的计算：“一实马力[25]可以推动450个自动的妙尔纺锤及其预备装置，或推动200塞洛纺锤，或15架40吋布织机及其附设装置，如引线器刷浆器等等。”那就是一蒸汽马力每日的费用及其所推动的机械的磨损，在第一场合，将分配在450个妙尔纺锤每日的生产物上；在第二场合，将分配在200个塞洛纺锤每日的生产物上；在第三场合，将分配在15架机械织机每日的生产物上。所以，由机械移转到一盎斯棉纱或一码布内的价值部分，是极小极小的。上述的汽槌的例，也是这样。汽槌一日所槌的铁量是惊人的。汽槌每日的磨灭和煤的消费等等，既须分配在如此巨重的产铁上，所以附在100斤铁上的价值部分，是极小的。然若用此巨大的器具来钉小铁钉，则所移转的价值部分就极大了。

已知工作机的工作范围（那就是工作机的工具数目，若所论为力，便是其工具的大小），则生产物量，取决于工作机使用的速度，例如纺锤回转的速度或槌一分钟槌击的次数。有许多大汽槌，每分钟槌70次；莱德（Ryder）以小铁槌制造纺锤的专利机械，每分钟可以槌700次。

已知机械移转价值到生产物去的比率，则所转移的价值部分的大小，定于机械自身的价值的大小[26]，它所包含的劳动愈少，它移转到生产物去的价值也愈小。它所转移的价值愈小，它的生产力便越是大，它的服务便越与自然力的服务相近似。但机械由机械生产的事实，却会使机械的价值，与机械的范围及作用比较，趋于减少的。

试以手工业或制造业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来和机械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价格，作比较的分析，我们一般可以得这样的结果。就机械生产物说，以劳动手段为基础的价值构成部分，相对说是增大，绝对说是减少、那就是，这个价值部分的绝对量将减少，但与生产物（例如一磅棉纱）的总价值比例而言，则将增加[27]。

如果生产机械所费的劳动，与应用机械所节省的劳动恰好相等，那很明白，在这场合，单有劳动的换位，一个商品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总额不减少，劳动生产力也不增加。但生产机械所费的劳动和机械所节省的劳动之差，换言之，机械生产力的程度，非由机械自身的价值与其所代替的工具的价值之差而定。当生产机械所费的劳动，从而，由机械移转到生产物的价值部分，比劳动者使用旧工具在劳动对象上附加的价值为小时，这个差额总是存在的。机械的生产力，乃由机械代替人类劳动力的程度来量度。照倍恩斯君的计算，由一个蒸汽马力推动的450个妙尔纺锤及其预备机械，只须二个半劳动者从中照顾[28]。每个自动妙尔纺锤，以1日10小时计，可以纺绩113盎斯中号棉纱。如是，二个半劳动者，一个星期，可以纺绩365 5/8磅棉纱。为简明计，把尾数去掉，说是366磅罢。这样，366磅棉花转化为棉纱时，仅吸收150小时劳动，或15个10小时的劳动日。但若用纺车，假设一个手纺绩工人，在60小时内生产13盎斯棉纱，则同量棉花将吸收27,000劳动时间，或2,700个10小时的劳动日[29]。在旧手工业染色方法或木板印花方法，为机械印花方法所驱逐的地方，用一架机械，一个成年男工或少年工人，就和从前200个成年男工在一小时内印成的四色花布相等[30]。在爱利•惠特尼（Eli Whitney）1793年发明缫棉机以前，要去掉一磅棉花的种子，须费一平均劳动日。有这种发明之后，一个黑种女人，每日可以缫100磅棉花；此后，缫棉机的效率，还曾经大有增进。原来，要费五角来生产的一磅木棉纤维，后来照一角的价格卖，已包含更大的利润，那就是包含更多的无给劳动。在印度，人们用一种半机械的名叫Churka（搓架）的工具，使棉花和棉子分开；用这种工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每日可以缫棉28磅。但用数年前福伯斯（Forbes）博士发明的改良搓架，一个男人和一个少年人，每日已可缫棉250磅。若再用牛，蒸汽，或水作发动力，那就只须少数儿童作添料工人（feeders），把材料供给机械，16架这样用牛拉动的机械，比从前750人，每日平均还可以做好更多的工作[31]。

以前我们说过，一个使用汽犁的蒸汽机关，在1小时内，费3便士（或1/4先令）所作的工作，和66个劳动者，在一小时内，费15先令所作的工作，是同样多。我们所以再用这个例一遍，是因为要辟除一种错误的见解。这15先令，决不是66个人一小时劳动的表现。假令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为100%，则这66个劳动者每小时，会生产30先令的价值；工资15先令所表现的，不过是33小时的劳动。假设一架机械费3,000镑，和它所驱逐的150个劳动者一年的工资恰好相等，则3,000镑，决不是这150个劳动者一年在劳动对象上附加的劳动的货币表现。它所表示的，只是这全年劳动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他们为他们自己劳动的，已经表现在他们自己的劳动工资上了。反之，机械3,000镑的货币价值，却表示其生产支出的劳动全量，不问其中有百分之几，形成劳动者的工资，有百分之几，形成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所以，那怕机械的费用，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费用相等，那对象化在机械内的劳动，仍往往比它所代替的活的劳动，更少得多[32]。

把机械看作是使生产物便宜的手段，机械只能在这样的界限内使用，即生产机械所费的劳动，必须比使用机械所代替的劳动更少。但就资本的立场说，其界限还更小。资本所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只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因此，就资本的立场说，机械的使用，必须为机械的价值与其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差所限制。劳动日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其分割，是一国和一国不同的；在同国，又是一时代和一时代不同的；在同时代，又是一职业部门和一职业部门不同的。并且，劳动者的现实工资，有时会跌在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以下，有时会高到以上。因此，虽生产机械所必要的劳动量与其所代替的劳动总量二者之差不变，机械的价格与机械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格二者之差，仍然可以大有变化[33]。从资本家的立场说，决定商品生产成本，并由竞争的强制，以影响资本家的行动的，乃是后一种差额。就因此故，所以，现在英国发明的机械，有时只在北美被使用；16世纪17世纪德国发明的机械，只在荷兰使用；18世纪法国发明的机械，有许多只在英国被使用。在旧的发达的国家，机械在若干产业部门被使用的结果，会在其他部门，生出劳动的过剩（里嘉圆称之为redunbancy of labour）。因此，在这其他各部门，工资将跌在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妨碍机械的采用，使其采用，从资本的立场说，成为不必要，乃至不可能。盖资本的利润，非由于所用的劳动减少，乃由于有工资的劳动减少。就英国羊毛制造业说，有若干部门，其所雇童工，近已显著减少，有若干部门，且已完全不用童工了。为什么！因为工厂法规定童工须分两班轮换使用，一班作6小时，一班作4小时，或两班各作5小时。但他们的父母，不愿意“半时间工”，比先前“全时间工”，以更低的价钱出卖。因此“半时间工”，遂为机械所代替了[34]。在矿坑工作未禁止雇用妇女和10岁未满儿童以前，资本家常觉得，虽在成年男子中间，夹用裸体的妇人少女，也完全不违背他们的道德经典，且又和他们的算盘相适合。必待禁止令实行之后，他们才肯采用机械。北美人发明了碎石机，英国人不采用它；因为一向担任这种劳动的是“穷乏者”（Wretch英国经济学用以指示农业劳动者的术语），他们的劳动仅有极小部分是有工资的，所以，从资本家的立场说，机械反有使生产费昂贵的作用[35]。在英国，直到现在，尚有时不用马力；而用妇人拉运河内的船舶[36]。生产马和机械所必要的劳动，是数学上确定的分量；反之，过剩人口中的妇女的维持生活费，却是随便有一点就行的。英国虽为机械国，但比任何处，都更为卑下的目的，无耻地，拿人的力量来滥费。

Ⅲ　机械经营对于劳动者的最初的影响

我们讲过，大工业的始点，是劳动手段的革命；变革了的劳动手段，又以组织的工厂的机械体系，为最发达的形态。但在考察人身物质（Menschenmaterial）如何与这个客观组织体（objektiven Organismus）相并合以前，我们且考察一下，这种革命，对于劳动者自己一般有怎样的影响。

A　资本对于补助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

机械使筋肉气力成为不必要的。在这限度内，机械是使用无筋肉气力的，身体尚未成熟发展的，四肢尚甚柔软的劳动者的手段。所以资本主义采用机械的第一个标语，就是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机械是代替劳动和劳动者的最有力的手段，同时，它又不分男女老幼，把劳动者家庭中的人，尽数驱使在资本的直接支配下，所以，它又是增加工资劳动者数的手段。为资本家利益的强制劳动，不但把儿童游戏的地位剥夺了，并且把在家庭范围和伦理限界内实行的家庭自由劳动的地位剥夺了[37]。

决定劳动力的价值的，不仅是成年劳动者维持个人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是维持劳动者家庭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机械既把劳动者家庭中的各个份子尽数驱人劳动市场，所以，又把成年男子的劳动力的价值，分散而为家庭全体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它是把劳动力的价值压低了。假设一个劳动者家庭有四个人可以作工。购买四个劳动力，比先前购买家主一个人的劳动力，也许要多费一些，但以前只有一劳动日，现在有四劳动日了。四劳动日的剩余劳动，超过一劳动日的剩余劳动；他们的劳动力的价格，则比例于这种超过，而减低。现在，要维持一家生活，不仅须有四个人劳动，且须有四个人供给资本以剩余劳动了。于是，我们知道，机械增加了资本榨取的人身物质，增加了资本榨取人类的范围[38]，同时，又增加了资本的榨取程度。

机械又从根柢上，使资本关系的形式的媒介——即劳动者与资本家间的契约——发生革命。在商品交换的基础上，我们的第一个前提是：资本家与劳动者，皆以自由人的资格，以独立商品所有者的资格（一方为货币及生产手段的所有者，一方为劳动力的所有者），互相对待。但现在，资本要购买未成年者或半成年者了。从前，劳动者虽出卖了他自己的劳动力，但在形式上，依然是自由的人。现在，他要出卖妻和儿女了。他成了奴隶商人（Sklavenhändler）了[39]。儿童劳动的需要，在形式上，就往往与美国报纸广告栏招募黑奴的需要，极相类似。有一位英吉利工厂监督专员曾说：“我所辖区域的最大制造业都市之一，曾有一段广告新闻吸引我注意：要雇用12名至20名少年人，合格年龄为13岁。工资每星期4先令。报名处云云”[40]。“合格年龄为13岁”一语，是针对工厂法，13岁未满儿童只许劳动6小时的规定而言的。审查年龄的，为一法医。工厂主规定应募儿童，必须在外貌上像13岁已满。于是，依照最近20年的英国统计，13岁未满的工厂儿童数，突然减少了。这种减少，依照工厂监督专员的供述，大部分是这种法医造成的。他们为满足资本家的榨取欲，满足父母的利欲起见，常把儿童的年龄提高报告。在伦敦北兹纳•格林区，每逢星期一早晨星期二早晨，有一种公共市集，9岁以上的男女儿童，就在那里，等待伦敦丝制造厂来雇用，“普通的条件。是每星期1先令8便士（这是归父母得的），和2便士茶点钱（这是儿童自己得的）。契约以一星期为期。市场上的情景及交谈，是极不体面的”[41]。妇人“从救贫院把儿女取出来，为每星期2先令6便士的报酬，让儿女被任何一个买者使用。”这在英国，是件极普通的事[42]。虽有法律禁止，但在英国，仍有2,000以上的儿童，经父母的手卖出去担任扫烟囱的工作（虽在那时，已有许多机械可以担任这种工作）[43]。机械在劳动力卖者和买者间的法律关系上，引起了一种革命。这种革命，使他们之间的交易，失去了自由人与自由人的契约的外观。因此，英国国会后来也有以国家干涉工厂的法律理由了。当工厂法在原不受限制的产业部门，限制儿童每日只许劳动六小时的时候，工厂主总有一度觉得不平的。他们说，有一部分为父母的人，会从受法律限制的产业，把儿女取出来，俾便在“劳动自由”的产业里，把他们卖掉；因为，在劳动依然自由的产业里，13岁未满的儿童，可以和成年男工人一样劳动，从而，可以依较高的价格出卖。资本生来就是平等主义者。资本在一切生产部门，是把劳动榨取条件的平等，当作天赋人权来要求的。所以，当一个产业部门的儿童劳动受法律限制时，那会在其他产业部门，成为同样限制的原因。

我们以前讲过，机械最初是直接使儿童少年人和妇女，在以机械为基础的工厂内，受资本的榨取，其次又间接使他们在其余各产业部门受资本的榨取，从而，使他们的身体萎缩。所以，在这里我们只要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劳动者的儿童，在生后数年内，有惊人的死亡率。英格兰，有16个户籍区，其周岁内儿童每年的平均死亡率，以十万计算为9,000（某一区为7,047）；有24个户籍区，在10,000以上，11,000以下；有39个户籍区，在11,000以上，12,000以下；有48个户籍区，在12,000以上，13,000以下；有22个户籍区，在20,000以上；有25个户籍区，在21,000以上；有17个户籍区，在22,000以上；有11个户籍区，在23,000以上；在荷，沃尔味汉浦登，亚胥登来恩，蒲勒斯登，在24,000以上；在诺亭汉，斯托克卜特，与布拉德福，在25,000以上；在威士比希，在26,000以上，在孟彻斯德为26,125[44]。依1861年医政调查所示，除地方的原因外，儿童死亡率高的主要原因是，母亲兼有家庭以外的职业，结果引起的儿童照料的不周或不当，如营养不足，食物不宜，服药等等，那还使母子间发生不自然的隔阂，并由此引起故意不给食物或毒杀儿女的事[45]。反之，在“妇女职业最少的农业区，死亡率就很低了[46]。但1861年的调查委员会，却得到一个意料之外的结果，即，在北海沿岸若干纯粹农业区，死亡率几乎和最坏的工厂区一样高。于是亨德尔医师（Dr. Julian Hunter）被派去实地调查这种现象。他的报告，收录在“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中[47]。人们总以为，每10个儿童中，有一个儿童，是为疟疾及其他低湿地特有的疾病所杀。但调查恰好得到相反的结果，即“驱逐疟疾的原因——使冬为沼地夏为牧草地的土地，转化为谷物栽培地——曾引起异常高的婴儿死亡率[48]。亨德尔在此等农业区，曾审问70个名医师。他们的意见，在这一点，是异常一致的。实在说，土地耕作的革命，曾促进产业制度的采用。和少年男女在同队中工作的已婚妇人，依名叫庄头（他为全队接洽事务）的吩咐，为一定额的工资，而受农业家支配。队有时开往离村数哩之处，他们朝夕相遇于路上，穿短裤，着相配的上衣和鞋子，有时也穿长裤子，外表上好像非常健壮，但通例染有种种不道德的习惯。他们爱独立忙碌的生活，绝不顾虑家里的可怜的儿童，将由此发生怎样不祥的结果”[49]。工厂区域的各种现象，都在那里再生了；在那里，隐蔽的杀婴事件，和以睡药给儿童吃的事件，甚至比工厂区域还多[50]。西门医师（Dr. Simon枢密院医官，公共卫生报告主编人）说：“我目击这种种弊害，故对于产业上大规模使用成年妇女的办法，深抱疑惧”[51]。工厂监督专员贝克尔也说：“倘规定一切有儿女的已婚妇女不能在工厂内工作，则为英国制造业区域计，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幸事”[52]。

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之资本主义的剥削，曾怎样引起道德上的堕落，恩格斯著《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一书，及其他各著述家，已经说得很多。在此，我只要把这一点提到就够了。但人为地把未成熟者化为单纯制造剩余价值的机械，还曾引起智力的荒废。这种荒废，和自然的无智状态，是极有分别的。因后者不过把智力停止在休耕状态中，不曾把它的发展能力，把它的自然丰度破坏。也就因为有这种荒废，英国国会乃规定每一种受工厂法取缔的产业，如在生产上使用14岁未满的儿童，依法，皆须授以普通教育。工厂法关于所谓教育事项的不伦不类的文句，励行强迫教育的机关的缺乏，工厂主对于这种教育法规的反对，和他躲避这种法规的诡谋，再明白没有地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对此，立法院应负其责；它所通过的，只是一种幻想的法律；它规定一切在工厂作工的儿童，应全受教育，但没有规定，这个目的，应如何达到。它只规定，每星期内，须有若干日，每日须有若干小时（三小时），必须在称作学校的四壁之内把儿童关着，规定儿童的雇主，每星期必须收集上学证明书，证明书上必须有男教师或女教师签名”[53]。1844年修正工厂法通过以前，上学证明书常由男教师或女教师画个十字代替签名，因为他们自己也不会写字。“有一次，我参观一个名作学校的发行上学证明书的地方，我看见教师的无知状态，吃了一惊，问：‘先生，敢问先生识字不？’他答说：‘唉，一点点。’他也发行上学证明书，为辩护这种权利计，他说：‘无论如何，我总是在我的学生面前的’。”当1844年法案尚在制定期间，工厂监督专员，关于所谓学校的丑态，是指发无遗的。从那里发出来的上学证明书，他不能不承认。但由他们的力争，自1844年法案通过以来，上学证明书的数字，必须教员亲笔填写，且必须把完全的姓名签在上面了[54]。苏格兰工厂监督员约翰•金凯德爵士（Sir John Kincaid）曾提示同样的经验。“我们参观的第一个学校是安•居麟夫人（Mrs. Ann Killin）主持的。我们叫她把姓名拼音时，她一开口就错。她用一个C字开头，但立即改口，说她的姓名，是K字开头的。但在她签名的上学证明书上，我却发觉，她有种种签法，她的笔迹，证明她还没有教书的资格。她自己也承认，她不能登记上课簿册。……在第二个学校，我发觉教室有15呎长10呎宽，但有学生75人，在讲一些叫人不能懂的事情”[55]。“当然，从这种发行儿童上学证明书的地方，不能受得任何有价值的教育。但不仅如此，即在师资相当可以的学校内，也因为有各种年龄（三岁以上）的儿童挤在一块，以致教师徒劳无功；这种教师的生活是极苦的，他的生活费，是由学生缴纳的一个便士一个便士凑合起来的。加以，校具是极稀少的，书籍及其他教授用品是不足的，拥挤的嘈杂的空气，对于贫苦儿童的影响，又是极有害的。我曾参观许多这种学校，发现其中的学生，绝对不作什么事情；但这样就算上学，在官厅的统计上，这种儿童也就算受了教育”[56]。在苏格兰，工厂主曾竭力避免雇用必须上学的儿童。“不要别的证据，已经可以证明，工厂主所嫉恨痛恶的工厂法的教育条款，将使这种儿童没有人雇用，并使工厂法所期待的教育上的利益，不能发生”[57]。这种事实，以惊人的程度，发生在印花工业上。印花工业受一种特别的工厂法限制。依照该法，“每一个在印花工厂作事的儿童，必须在雇用前6个月内，至少进学校30日，时间应在150小时以上。又，在雇佣每6个月期间内，至少须进学校30日，时间也应在150小时以上。……上学的时间，必须在午前8点钟至午后6点钟。每日上学的时数，不得少于2 1/2，也不得多于5小时。不然，是不能算在150小时之内的。在普通情形下，儿童在30日内，每日午前午后都须上学，因每日至少须上学5小时。到30日满后，150小时法定的上学时间已经有了，用他们的话说，上学证明书已经有了，他们才到印花工厂去，一直作到6个月满。然后，次一个上学期间来了，他们再上学，再到已有上学证明书的时候为止。有许多已经上学满150小时的儿童，在印花工厂作满6个月后，再回到学校里来，是和初次进学校的时候一样。上一届上学所受得的一切教育，都失去了。……就别一些印花工厂说儿童上学的时间，完全视营业的情形而定。法定的上学时间，是在6个月内，零零碎碎，每一次三点钟至五点钟，凑合成的。……譬如，今天是午前8点钟至11点钟上学，明天是下午1点钟至6点钟上学，接着几天不上学，然后又在下午3点钟至6点钟上学；三天或四天或一星期上学之后，又连接三星期或一个月不上学；此后，又随雇主的便，间或到学校去几点钟。总之儿童忽从学校推到工厂，忽从工厂推到学校，至150小时已经数满为止”[58]。儿童与妇女，以过大的数目，加入结合的劳动队伍以来，成年男工人在制造业时期对于资本专制的反抗，就终在机械下面，被打破了[59]。

B　劳动日的延长

在劳动生产力的增进上，从而，在商品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上，机械是最有力的手段。同时，以资本担当者的资格，它在最初采用机械的各种产业上，又是超过一切自然限制，将劳动日延长的最有力的手段。机械一方面创造新的条件，使资本这种不断的倾向可以自由发挥，他方面又创造了新的动机，使资本贪图他人劳动的欲望更为尖锐化。

第一，在机械形态上，劳动手段的运动与作用，是和劳动者相对而独立的。这种劳动手段（机械），假如当作它的助手的人们不会受到一定的自然的限制（身体的虚弱，自觉的意志等），那么，它就成为不断生产的产业上的永动体（Industrielles Perpetuum mobile）了。自动机，当作资本，既然在资本家那里取得了意识和意志；所以，当作资本，它总想把反抗的但可伸缩的人的自然限制，减为最小的反抗[60]。同时，机械劳动外貌上的轻易，和比较容易驾驭的女工童工，又把这个倾向助成了[61]。

我们讲过，机械的生产力，与由机械移转到制成品的价值部分的量，成反比例。机械发生作用的期间越是长，由机械转移出来的价值越是分配在多量生产物上，则由机械附加在每个商品上的价值部分便越是小。但机械的活动的生存期间，分明是由劳动日的长短决定的，换言之，视每日劳动过程的时间，乘过程复演的日数而定。

机械的磨损，决非在数学的意义上，与其利用时间相符合。就使如此，在七年半之内，每日活动16小时的一架机械，也和在15年之内每日活动8小时的一架机械，包括相同的生产时间，并以同样多的价值，附加到总生产物上去。但在前一场合，比在后一场合，机械价值将以二倍的速度再生产出来；前一场合资本家以此为媒介在七年半时间内吸收的剩余劳动量，在后一场合，必须在15年时间内才能吸收到。

机械之物质的磨损，是二重的，其一由于使用，那好像铸币在流通中磨损一样；其一由于不使用，那好像剑藏鞘中也会生锈一样。后一种磨损，以自然力的作用为基础。前一种多少与机械的使用成正比例，后一种则在一定程度内，与机械的使用成反比例[62]。

机械除有物质的磨损外，尚有所谓精神的磨损。构造相同的机械，能依更便宜的方法再生产，或有更优良的机械加入竞争时，旧机械的交换价值，就会依比例减少[63]，在这二场合，那怕旧机械还是非常年轻，其价值也不复由实际在其中对象化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却将由自身再生产或较良机械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其价值必致丧失若干。是以，其总价值再生产的期间越短，则精神磨损的危险也越小。但劳动日越长，则此期间越短。且当机械初在某生产部门采用时，使机械再生产趋于便宜的新法[64]，和不仅影响一部分（或一部分装置）且影响全构造的改良，会次第出现。是以，在初采用机械时，延长劳动日的特殊动机，也会以最激切的程度发生作用[65]。

在劳动日不变，其他一切事情也不变时，要增加被榨取劳动者数一倍，则不仅投在原料，补助材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增加一倍，投在机械与建筑物上的不变资本部分也是必须增加一倍的，但劳动日若延长，则生产规模的扩大，可无须增加投在机械和建筑物上的资本部分[66]。如是，不仅剩余价值可增加，榨取剩余价值所必要的资本支出，也可减少。当然，在任何场合，劳动日的延长，都会有这种作用；但在这场合，它的这种作用，更为重要；因转化为劳动手段的资本部分，一般会更见重要[67]。所以，机械经营的发展，将使资本以益益增加的部分取得这个形态，在这个形态上，它的价值可不绝增殖，但一停止与活的劳动相接触，即会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都丧失掉。英国大棉业企业家亚胥伟兹君，有一次，就教训西尼耳教授说：“农夫把锄头放下来，不过是使一个18便士的资本成为无用罢了。但若我们的人（工厂劳动者）有一个离开工厂，那就是使一个价值十万镑的资本成为无用了”[68]。试想想，一个价值十万镑的资本，在一瞬间，就成为“无用”的了！这样，我们的人居然会有一个离开工厂，就实在是一件可惊的事了。因此，像受教于亚胥伟兹的西尼耳的所见一样，机械使用范围的增加，遂使劳动日的不断的延长，成为“满意的事”了[69]。

机械生产相对剩余价值，不仅直接因为它可以减低劳动力的价值，间接因为它可以减低劳动力再生产所必要的种种商品的价值，而且因为，当机械最初在各地间或有人采用时，机械所有者所使用的劳动，将被转化为强度较大的劳动，机械生产物的社会价值，将被提高在个别价值之上，从而，在一日生产物中，资本家只须以一较小部分代置劳动力一日的价值。在这过渡时期，机械经营还是一种独占，其利润还是额外的。这时期，资本家自然会尽可能把劳动日延长来彻底利用这个“初恋时期”。利润之大激励了利润增加的热望。

随着机械在一个生产部门的普遍化，机械生产物的社会价值也降落到与其个别价值相等，并且使这个法则实现出来：剩余价值的发生非以资本家用机械排出的劳动力为来源，反之，乃以资本家用机械使用的劳动力为来源。剩余价值仅由可变资本部分发生；我们又讲过，剩余价值量是由两个因素决定，其一是剩余价值率，其一是同时使用的劳动者数。已知劳动日的延长度，则剩余价值率定于劳动日划分为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率。同时使用的劳动者数，则定于可变资本部分与不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机械经营，无论会怎样提高劳动生产力，因以牺牲必要劳动而增加剩余劳动，但很明白，这个结果的发生，总是因为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劳动者数已经减少所致。机械的使用，会把原来可变的资本部分，换言之，把原来投在劳动力上面的资本部分，转化为机械，从而，转化为不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部分。2个劳动者决不能和24个劳动者，被榨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在24个劳动者中，若各在12小时内提供1小时剩余劳动，合计便是提供24小时剩余劳动。但两个劳动者的总劳动，尚不过24小时。所以，在剩余价值的生产上，机械的使用，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因为，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由二因素决定的，其一（剩余价值率）增大，其他（劳动者数）必须减少。这个内在的矛盾，当机械在某产业部门普遍化，从而，使机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规制同种类一切商品的社会价值时，是会明朗化出来的。而且也就因为有这种矛盾，所以，资本家才会不仅要以相对剩余劳动的增加，而且要以绝对剩余劳动的增加，来补偿被榨取劳动者的比例数的减少。这样，劳动日就于无意识之间[70]断然地延长了。

机械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一方面，引起新的有力的把劳动日无限制延长的动机，并使劳动方法与社会劳动体的性质发生革命，从而，把这个倾向所遇到的抵抗全打破；他方面，又由资本一向不能染指的各种劳动者的加入，由机械所驱逐的劳动者的游离，创造了一个不得不听资本命令的过剩的劳动人口[71]。近代产业史上一种可以注目的现象——机械把劳动日之道德的限制和自然的限制全行扫灭——就是这样发生的。经济上一种不可思议的现象——机械本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但会变成一种手段，最确实地，把劳动者及其全家的生活时间全部，都转化为可以利用来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也是这样发生的。古代最大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曾想像说“假令每一个工具在被命令时，或在自己发动时；能够像德多鲁斯的作品一样自己动转，或者像黑伏士多斯的鼎一样可以自动作神圣的劳动；明白言之，假令织人的梭自然会织布，那么，熟练的师傅不要徒弟，领主也不要奴隶了”[72]。西瑟罗时代的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士（Antipatros）歌咏磨谷水磨——一切生产机械的要素形态——时，也称这水磨为女奴隶的解放者，为黄金时代的挽回者[73]。“这些异教徒，咳！这些异教徒！”他们是像聪明的巴斯夏，更早的更聪明的麦克洛克所发现的那样，是不了解经济学和基督教的。比方说，他们就不知道机械是延长劳动日的最确实的手段。他们辩护着说，一人为奴隶，乃是他一人完全发展其人间性的手段。但他们尚缺少特别的基督教器官，故尚不致为大众的奴隶制度说教，俾使少数粗陋的或不曾受多少教育的傲慢者，成为“卓越的纺织业者”，“大规模的灌肠业者”，或“有势力的鞋油业者”。

C　劳动的强化

机械在资本手中，无限制地把劳动日延长了。我们以前讲过，这种无限制的延长威胁着生命的源泉，遂致后来在社会上引起反动，并由此引起用法律限制的标准劳动日。而在标准劳动日的基础上，一种我们以前讲过的现象——劳动强度的增进——就更发展而取得决定的重要性了。在分析绝对剩余价值时，我们假定劳动的强度为既定的，仅从劳动的外延量上来立论。现在，我们要考察的，是劳动外延量转换为劳动强度这一事实。

机械组织愈进步，机械劳动者阶级的经验愈蓄积，劳动的速度与强度，也自然会愈增进。所以，英国在五十年间，劳动日的延长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是同时并进。但若舍去这种热病样的暂时的活动不说，只考察日日进行且以划一活动为特征的劳动，我们结局便会达到一个限界点，在这点，劳动日的延长与劳动强度的增进将互相排斥，以致劳动日如要延长，则劳动强度必须减低，反之，劳动强度如要增进，则劳动日必须缩短。自劳动阶级的反抗次第增进，国家对于劳动时间不得不强制地缩短，并对于真正的工厂，励行标准劳动日那时候起，换言之，自剩余价值的生产，绝不能由劳动日的延长而增加那时候起，资本才以全部力量，以全部意识，想促进机械体系的发展，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同时相对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发生了一个变化。一般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是：因劳动生产力增进之故，劳动者得以同一的劳动支出（Arbeitsausgabe），在同一时间内，生产较多的生产物，以致同一劳动时间加在总生产物内的价值，现在虽和以前相等，但这个依然不变的交换价值，现在表现为较大量的使用价值，从而就把各个商品的价值减低了。但自劳动日强制缩短以来，情形是一变了。现在，有一种极有力的发展生产力和节省生产条件的刺激；同时，又有一种刺激，要增加同一时间内的劳动支出，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细密地填满劳动时间的微孔，总之，使劳动者把劳动密集到一个程度，这个程度必须在已经缩短的劳动日内，才是可以达到的。在一定时间内密集的较大量的劳动，本来是较大的劳动量，现在我们也须算它是较大的劳动量了。劳动时间的量计，不能单以“外延量”为标准；其密度也不能不顾到[74]。更强的一日10小时中的1小时，可以和更松的一日12小时中的1小时，包含同样多甚至更多的劳动（即支出的劳动力）。所以，更强的1小时劳动的生产物，比更松的1 1/5小时劳动的生产物，可以有同样大甚至更大的价值。因此，即不说相对剩余价值因劳动生产力增加而起的增加，现在，3 1/3小时剩余劳动，6 1/2小时必要劳动为资本家生产的价值量，也和以前4小时剩余劳动8小时必要劳动生产的价值量相等了。

现在，劳动强度如何增加的问题发生了。

劳动日缩短的第一个影响，是以一个自明的法则——劳动力的作用能力与其作用时间成反比例——为根据的。所以在一定限度内，劳动力支出在时间上的损失，可由劳动力支出在程度上的利得来补偿。并且资本也由支付工资的方法，保证劳动者在实际上会支出更多的劳动力[75]。如在制陶业那样机械不甚重要或不占重要地位的制造业上，工厂法的实施就曾明白证明，劳动日的缩短，曾异常增加劳动的规律性，划一性，秩序性，继续性与能力[76]。但在真正的工厂内，这个影响曾经发生过了么？那似乎是还有疑问的。因为，在真正的工厂内，工人本要依存于机械之连续的划一的运动，这种依存性，早已造成了最严格的训练了。所以，当1844年劳动日减至12小时以下的议案提出讨论时，工厂主几乎异口同声说：“各劳动室的监工，已充分注意使工人不浪费时间；工人方面的细心与注意，已无增进之可能，所以，假令机械的速度及其他条件不变，则在经营适当的工厂内我们已经不能希望由工人注意的增加及其他事情，得到任何重要结果了”[77]。但这种断言，是被实验的结果攻破了。加德讷氏（R. Gardner）在蒲勒斯登有两个大工厂。他从1844年4月20日起，将劳动时间由每日12小时减为每日11小时。实行大约一年的结果是：“同量的成本得到同量的生产物；工人全体现在11小时所得的工资，和先前12小时所得的工资相等”[78]。在此，我且不说纺绩室与梳整室的实验，因实行此等实验时，机械速度曾增加2%。在织物部（编织各种式样的装饰用品），各种客观的生产条件，是未发生一点变化的。实验的结果是：“自1844年1月6日至4月20日，每劳动日12小时，平均每人每星期工资为10先令1 1/2便士；自1844年4月20日至6月29日，每劳动日11小时，平均每星期工资为10先令3 1/2便士”[79]。现在11小时的生产物，比以前12小时的生产物更多了；其增加，完全是因为工人更注意，更经济时间。当工人得同额工资，但多获得1小时的自由时间时，资本家也得同额生产物，但可节省1小时煤炭煤气等等费用。浩洛克士与杰克生的工厂，曾实行类似的实验，也得到相似的结果[80]。

劳动日的缩短，创造了劳动密集的主观条件，换言之，创造了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流出较大量劳动的能力。但劳动日的缩短，一旦成为强制的法规，则资本手中所有的机械，又将成为一种客观的手段，系统地被用来在同一时间内，榨出更多的劳动。这个结果，是由二重的方法得到的。第一，是提高机械的速度，第二，是扩大同一劳动者所监视的机械范围，即扩大他的劳动范围。从一方面说，要以较大的压榨力加在劳动者身上，机械构造的改良，是必要的；但从他方面说，这种改良，又可说是劳动强度增加所伴起的结果，因劳动日的限制，使资本家不得不严格节省生产成本。蒸汽机的改良，曾增加一分钟内活塞开闭的次数，同时，又因能力较节省之故，同一的发动机，可由同量或较小量煤炭的消费，推动一个更大的机构了。又，配力机的改良，曾减少磨擦，并使各种轴的直径和重量不断减少，以至于最小限度（这是近世机械与旧式机械最大的差别）。最后，工作机的改良，或是将机体减小，但增加其速度，加大其作用（例如近代蒸汽织机），或是将机体增大，又将其所运转的工具的范围与数目增加（例如纺绩机），或是依极小的部分改革，来增加工具运动的速度（例如1850年后数年间自动妙尔纺织机，纺锤，曾由此增加速度1/5）。

在英格兰，劳动日缩短为12小时的事情，是1833年开始的。1836年就有一个英国工厂主曾说：“与三四十年前比较，今日工厂内的劳动，是加重得多了。因为，机械运转速度显著增加的结果，劳数者已必须有较大的注意和活动了”[81]。1844年，阿胥勒公（Lord Ashley即今日的沙夫兹柏勒伯爵）也根据文书，在下院致辞如下：

“在制造业过程上被使用的人的劳动，现在已经有当初的三倍。先前需要百万人的筋肉来作的工作，现在由机械作掉了，那是不容疑问的。但在机械惊人运动下受着支配的人的劳动，曾异常增大，却也是事实。……1815年，照应两架纺四十号纱的妙尔纺绩机的人的劳动，在每日12小时内，等于走8哩路。1832年，照应同样两架妙尔纺绩机的人的劳动，等于走20哩，且往往在20哩以上。1815年，纺绩工人在12小时内，使用一架妙尔纺绩机，每日伸张次数为820，每个人照应两个，合计为1,640。1832年，每人每架每日为2,200，合计4,400。1844年，2,400合计4,800。有时，必要的劳动量（amount of labour）还更大。……1842年，我曾接到别一种文书，证明劳动是以累进率增加的。所以如此者，不仅因步行的距离已经更大，且也不仅因生产量增加，但工人数相对减少，而且因为现在纺绩的，是更难纺绩的劣等棉花。……在梳整部，劳动也已大增加了。原来分归两人作的工作，现在是由一人担任了。织物部所雇的工人数是极多的，且主要是女工，……因机械速度增进之故，这一部分的劳动，在过去数年间，曾增加10%。1833年，每星期纺成的纱为18,000捆；1843年为21,000捆。1819年，蒸汽织机的梭，每分钟60次；1842年，每分钟140次。这都可以说明劳动曾怎样增加”[82]。

在1844年12小时工作法下，劳动已经非常强化了。因此，当时英国工厂主如下的说明也似乎很有理由。他们说，要在这方向再向前进步是不可能了，所以，劳动时间如再缩减，即等于减少生产。这种理由的外表上的正确性，只能拿工厂监督专员荷尔讷（他们的不倦的检察人）当时的话来论证。他说：

“大体说，生产量的多寡，既须受节制于机械的速度，工厂主自然会在不违背下述诸条件的限度内，使机械的速度，趋于极度。这些条件是：妥为保存机械，使其败坏不致于过速；妥为维持制造品的性质；使工人在照应机械运动时，不致太吃力，而不能持久。所以工厂主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顾到上述种种条件，什么是机械转动的最大速度。他往往发觉速度已经太大，速度的增加，不能抵偿破坏与出品低劣的损失，因而不得不放慢一点。所以我断言，活动的聪明的工厂主，既然会发觉安全最高限度，他在11小时内自不能和在12小时内，生产同量的生产物。我又以为，依计件工资法（Stücklohn）给付工资的职工，也会在能够以同一程度继续劳动的限度内，为最大的努力”[83]。所以，不管加德讷等人作过的实验，荷尔讷仍结论说：劳动时间减至12小时以下，结果必然是生产减少[84]。但十年后，他却引述他1845年所持的意见，来证明自己，那时候，曾怎样把机械与人类劳动力的伸缩性估计低了。劳动日强制缩短的结果，将使二者同时拉紧至于极点。

以下讨论的，是英国棉织业工厂，毛织业工厂，丝织业工厂，麻织业工厂1847年实行10小时工作法以后的时期。

“纺锤的速度，在塞洛纺绩机，每分钟增加了500转，在妙尔纺绩机，每分钟增加了1,000转。那就是塞洛纺绩机的纺锤在1839年每分钟转4, 500次，现在（1862年）转5,000次，妙尔纺绩机的纺锤，原来每分钟转5,000次，现在转6,000次。在塞洛纺绩机，速度增加了1/10，在妙尔纺绩机，速度增加了1/6”[85]。孟彻斯德附近巴特里克洛夫特有名的土木工程师纳斯密兹曾于1852年致荷尔讷函中，说明1848年至1852年蒸汽机关改良的性质。他说明蒸汽机关的马力（因官厅的工厂统计常以1826年的成绩为计算标准）[86]，只是名义的只能用作实马力的指数；往下又说：“我相信，由同重量的蒸汽机关，我们现在至少平均可以多得50%的功用；在速度以每分钟220呎为限时，仅供给50马力的蒸汽机关，现在大都可以供给100马力以上”……。“又，100马力的新式蒸汽机关，因构造已经改良，汽罐的能力与构造已经改良之故，比之旧式蒸汽机关，已能供给远较为大的力”……。“与马力比例而言，所雇的工人数，虽然是和旧时一样，但与工作机比例而言，则所雇的工人数，已经减少”[87]。“1850年，英吉利联合王国的工厂，共使用134,217匹名义马力，推动25,638,716个纺锤和301,445架织机。1856年，纺锤数为33,503,580，织机数为369,205，若所需的名义马力，与1850年相同，则1856年所需马力；应为175,000。但依该年官厅报告，仅为161,435马力。依1850年标准计算，此数低估在一万马力以上”[88]。“1856年官厅报告，证明了这样几种事实，即工厂组织在急切增加；与马力比例而言，所雇人数虽和以前相等，但与工作机比例而言，则所雇人数已经减少；蒸汽机关，因动力节省及其他方法，已能推动重量较大的工作机；又，因工作机与制造方法的改良，因机械速率的增加，因其他种种原因，是有较多量的生产物可以生产了”[89]。“各种机械的大改良，曾大大增加生产力。毫无疑问，劳动时间缩短，是这诸种改良的刺激。而机械的改良与工人劳动的加强，又发生了如下的结果；即缩短2小时或1/6的劳动日，至少，和以前的更长的劳动日，生产了同样多的生产物”[90]。

当劳动力的榨取加强时，工厂主的富曾如何增加，可由一事证明；即，自1838年至1850年，英国棉织等等工厂，以平均32%的比率增加，自1850年至1856年，增加率为86%。

自1848年至1856年那8年间，在10小时劳动日的支配下，英国工业固有极大的进步，但自1856年至1862年那6年间，进步是更大了。以丝工厂为例，在1856年，纺锤计1,093,799个；在1862年，计1,388,054个；在1856年，织机计9,260架；在1862年，计10,709架。但职工数在1856年为56,131名；在1862年为52,429名。纺锤数增加了26.9%，织机数培加了15.6%；职工数减少了7%。又，1850年，毛绒线工厂计使用875,830个纺锤；在1856年，计使用1,324,549个纺锤（增加51.2%）；在1862年，计使用1,289,172个纺锤（减少2.7%）。但1856年的计算，曾将复捻纺锤计入；1862年的计算，却未曾把这种纺锤计入。故若将此数扣去，我们就发觉，1856年后，纺锤数目几乎没有变化。反之，1850年后，纺锤与织机的速度，却有许多地方增加了一倍。毛绒线工厂的蒸汽织机数，在1850年为32,617；在1856年，为38,956；在1862年，为43,048。职工数，在1850年，为79,737；在1856年，为87,744；在1862年，为86,063；但其中包括的14岁未满的儿童数，在1850年，为9,956；在1856年，为11,228；在1862年，为13,178。所以，与1856年比较，1862年织机的数目是大增了，但所雇用的劳动者总计却已减少，被榨取的儿童总计则已增加[91]。1863年4月27日，弗兰特君在下院说：“我谨代表兰克夏和彻夏十六区的劳动代表，在此发言。依据他们的报告，工厂的劳动，因机械改良之故，是不断在增大。以前，一个职工和两个助手，只照料两架织机，现在，一个职工，没有助手，尚须照料三架；甚至四架，也不是稀罕的事。依报告的事实推论，12小时劳动，现已压缩为10小时劳动不到。过去10年间工厂工人的劳动曾怎样增加，由此可见一斑了”[92]。

对于1844年及1850年工厂法的好影响，工厂监督专员曾不绝地，正当地，予以推扬。但虽如此，他们仍承认，劳动日的缩短，曾使劳动强化到破坏工人健康及工作能力的程度。他们说：“就大多数棉织工厂，毛织工业，丝织工厂言，前数年机械动转速度，加速的结果，工人照应机械，已非有极度精神紧张不可。这个事实，在我看，似乎是肺病死亡率过度增加（这是格林浩医师在最近一次报告内指出的）的一个原因”[93]。劳动日的延长，既由法律永远禁止了，资本自会有一种倾向，要由劳动强度之系统的增加来补偿，并要使一切机械的改良，成为更能吸取劳动力的手段。这个倾向不久就会引起一种状态，使劳动时间有再度缩短的必要[94]。犹忆1833年前曾有半世纪采用机械，而其劳动日是毫无限制。1833年至1847年，劳动日规定为12小时。自1848年至今日，劳动日规定为10小时。但英国工业在1833年至1847年的进步，是胜过在1833年以前的进步，在1848年以后的进步，又胜过在1833年至1847年的进步[95]

Ⅳ　工　厂

在这一章的开头，我们考察了工厂的躯体，即机械体系的组织。我们知道，机械怎样由妇女劳动与儿童劳动的占有，以增加资本榨取的人类物质；又怎样由劳动日的无限制的延长，将劳动者的全部生活时间没收；它的进步——这种进步，使生产物能在不绝缩短的时间内大大增加——又怎样当作系统的手段，使每一单位时间流出的劳动增加，或使劳动力所受的榨取不断加强。现在我们要考察工厂。在这样考察时，我们视其为一全体，为一最完成的形态。

自动机工厂的抒情诗人乌尔博士，一方面说这种工厂是“各种成年或不成年劳动者的合作，他们努力地熟练地，照应一个生产机械的体系，那是不断由一个中心动力推动的；”他方面，又说这种工厂是“一个大自动机，由各种机械的和自意识的器官构成，那些器官全隶属在一个自动的动力之下，并在不断的协力中，为生产一个共同的对象而动作。”这二种表现，决不是相同的。就前一种表现说，结合的总劳动者，或社会的劳动体，表现为能动的主体；机械的自动体，则表现为客观体；就后一种描写说，则自动体为主体，劳动者不过是有意识的器官，被视为与自动机的无意识的器官相等，且也和那种无意识的器官，同隶属在中心动力之下。前一种表现，在机械各种可能的应用上，都嵌得上去；后一种表现，却仅仅表现了机械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仅仅叙述了近世工厂组织的特征。所以，乌尔宁可认发动的中心机械为Autokrat（专制者），不单认它为Automat（自动机）。“在这样大的工作场所内，宽仁的蒸汽力，在它自己周围，召集着无数的臣下”[96]。

操纵工具的熟练，和工具一道由劳动者移转到机械上了。工具的能率，从人类劳动力之人格的限制，解放出来了。于是，当作制造业分工的基础的技术条件，被扫除了。制造业分工所特有的专门化工人等级制度消灭了，在自动机工厂内代起的，是当作机械助手的各种劳动一律平等[97]。部分劳动者间的人为区别消灭了；代起的，是年龄与性别的自然区别。

分工再现在自动机工厂之内，但这种分工只是把劳动者配分在各种专门机械下，把各群劳动者（不是有组织的组），配分在工厂的各个部分。在每一个部分，他们使用若干同种类且并置在一处的工作机来劳动，所以，在他们之间也只有单纯的合作。制造业的有组织的组，为主要劳动者与少数助手的结合所代替了。在那里，劳动者主要区别为实际使用工作机的劳动者（少数照料发动机和添煤炭的工人包括在内），和此等机械劳动者的助手（大都是儿童）。在助手中，几乎一切以劳动材料供给机械的teelers皆包括在内。但在这种主要的区别之外，尚有若干为数不多的人员，例如技师，机械师，细木工，他们照应全部机械，并不断地修理它们。这是一种高级工人，一部分受过科学的教育，一部分有手工业的熟练。他们不属于工厂劳动者范围内，不过和他们在一块[98]。这种分工纯然是技术的。

一切以机械为手段的劳动，要求从幼时训练好。自动机的运动是划一的，连续的；劳动者必须从幼时训练起，始能使自己的运动，与自动机的运动相适合。在总机械为杂多的同时协同动作的机械之体系时，以此为基础的合作，要求以各组劳动者，分配在各种机械下。但制造业分配工作使各个工人不断做同一工作的必要[99]，是在机械经营下废止了。工厂的总运动既非以劳动者为起点，而以机械为起点，故随时更换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过程中断。1848年至1850年，英国工厂主反抗期中实行的轮班制度，可为此事实的最显著的例证。又少年工人学习一种机械劳动既如此迅速，所以，养成专门机械工人的必要也消灭了[100]。助手的职务，则在工厂内，可以一部分由机械代替[101]，一部分因为是极单纯的，也可以急速地不断地把服务者更换。

机械虽在技术方面扫除了旧的分工制度，但这个制度，当初仍当作制造业的传统，在工厂内，残存了一个时期；此后，才在资本手里以更可厌的形态，系统地再生产出来，确立起来，成为劳动力榨取的手段。以前是终生专门使用一种部分工具，现在是终生专门服侍一个部分机械。机械被误用了，其目的，在使劳动者自己，从幼时起，即变为部分机械的一部分[102]。如是，不仅劳动者自己再生产所必要的费用显然减少；同时，劳动者完全屈服在工厂全体下面，屈服在资本家下面的过程，也因以完成了，在此处，像在别处一样，我们必须分别，同是生产力的增进，但一则以社会生产过程的发展为基础，一则以社会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的榨取为基础。

在制造业及手工业，是劳动者使用工具；在工厂，则是劳动者服侍机械。在前者劳动手段的运动，是由他推动；在后者，他却须追随在机械运动之后。在制造业，劳动者是一个活机构的构成部分。在工厂，则有一个死机构独立在劳动者外，以劳动者为活的附属物，而与其并合。“同一机械过程不断反复着，这无限的单调的苦工；是像西细佛士的劳动一样。劳动的负担，是像西细佛士所转动的岩石一样，不断落在辛苦的劳动者身上”[103]。机械劳动，既使神经系统极度疲乏，同时又抑压筋肉的多方面的作用，并在心身两方面，不许有自由的活动[104]。甚至劳动的减轻，也成为一种虐待的手段，因机械不使劳动者免除劳动，仅使他的劳动没有兴趣。不错的，在资本主义生产不仅为劳动过程，且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限度内，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的情形，乃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所共有的特点。但这种颠倒，在机械被采用时，才取得技术的一目了然的现实性。劳动手段，当化为自动机时，是当作支配活劳动力和吸收活劳动力的死劳动，当作资本，而在劳动过程中，与劳动者对立的。生产过程的精神能力与筋肉劳动分离了。此种能力已转化为资本对于劳动的支配权。如我们以上所说，这种分离与转化，是完成在以机械为基础的大工业下面。没有内容的个别的机械劳动者，虽仍有部分的熟练，但这种熟练，在科学面前，在大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大群劳动面前，是当作极微细的附项，消灭了。科学，大自然力，社会的大群劳动，则与机械体系相结合，构成“主人”（master）的权力。在“主人”的头脑中，机械与机械的独占，被认为是不能分离的。所以，当他与劳动者发生冲突时，他总是嘲笑地向他们说：“工厂劳动者必须牢牢记着，他们的劳动实际是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什么，还比那种劳动更容易获得，在质的方面，更易受充分的报酬，更易由短期间极少经验者的训练，获得丰富的供给。他们的劳动与熟练，只要有六个月的训练，就可以习得，并且随便那一个，都可以习得。所以比较起来，在生产事务上，主人的机械，实际要占更为重要的地位”[105]。

劳动者在技术上屈服在劳动手段的划一的进行下。劳动体又由不分男女不分老少的个人构成。这情形，创立了一种兵营一样的纪律。此种纪律，又引起更完全的工厂纪律，并如上所述，充分发展监督的劳动，同时又使筋肉劳动者（产业上的兵卒）与劳动监督者（产业上的下级士官）分工。“自动机工厂的主要困难在必须有一种必要的纪律，来使人们放弃劳动上无规则的习惯，而以自身的劳动，与大自动机的不变的规律性相一致。但要发明，并实施一种与工厂需要和速度相合的纪律法典，是一个怪力士（Herkules）的事业，这个事业是阿克莱特的高贵的伟绩！即工厂制度已经组织完全，劳动已极轻易的今日，要使一个已过青春期的人，成为有用的工厂劳动者，还几乎是不可能的”[106]。资产阶级虽在其他方面欢迎分权制度和代议制度，但在劳动法典上，资本却以私立法者的资格，专擅地确立对于劳动者的独裁权。当劳动过程，因实行大规模合作，使用共同劳动手段，尤其是使用机械之故，而必须实行社会的统制时，这种法典不过是这种统制的资本主义的漫画而已。驱策奴隶的鞭，为监视人的罚簿所代替了。当然，一切处罚，都还原作罚金和扣工资的形态了。不仅如此，工厂立法者（Fabrik-Lykurge）的立法智能，还会造成这种局面，使法律的遵守，反不及法律的违犯那样于自己有利[107]。

在此，我们只提示了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在密集的机械内，尚有无数数人，冒生命的危险。这是一季一季的工业死伤报告，告诉给我们的。[108]且不说此。温度之人为的提高，空气内原料粉屑的积满，震聋耳鼓的喧嚣，也会损伤工人的五官。社会生产手段的节省，是在工厂制度下助长了，但这种节省，却在资本手中，组织地，被用来劫夺工人在劳动继续中的生活条件，劫夺空间，空气，日光，劫夺在生产过程中防止种种危害生命妨害健康的设备。谋工人舒适的设备，是不待说了[109]。无怪佛利埃（Fourier）会称工厂为“柔性的监狱”[110]。

Ⅴ　劳动者与机械之间的斗争

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间的斗争，是与资本关系一同开始的。这种斗争，在全制造业时期，皆甚猖獗[111]。但劳动者反抗劳动手段——资本之物质的存在方法——的斗争，却是机械采用以后的事。劳动者视生产手段的这个形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物质基础，而反抗之。

在17世纪，全欧几乎都有劳动者，反抗Bandmühle（或称Schnurmühle, Mühlenstuhl，是一种织丝带和花边的工具）[112]。约在1630年，有一荷兰人在伦敦附近开办一个风力锯木厂，为暴民所袭击。十八世纪初叶，英格兰用水力推动的锯木厂，仍为民众反抗，这种反抗，因得国会方面的后援，是颇费了些力气，才克服下来的。1758年，爱维累德（Everet）始造成用水力推动的羊毛剪裁机。但卒为十万失业者所焚毁。阿克莱特的粗梳机与梳刷机初被采用时，有五万一向以梳毛为业的工人，向国会请愿禁止。十九世纪初十五年间，英国制造业区域，机械（主要是蒸汽织机）的大破坏，被称为“鲁第运动，（Ludditen bewegung）”的，曾成为反雅各宾党政府（主要人员为西特莫兹Sidmouth，凯赛里Castlereagh等）采用极反动高压手段的借口。工人要能分别机械与机械之资本主义的使用，从而，不以物质生产手段，而以物质生产手段之社会的榨取形态为攻击目标，那尚须有相当的时日和经验[113]。

制造业内部的关于工资的斗争，是以制造业为前提，但不否定它的存在。制造业的成立，曾遭遇反抗，但反抗乃从基尔特的老板和特权的都市那方面来，非从工资劳动者那方面来的。因此，在制造业时代的著作家眼里，分工虽然是可能代替劳动者的手段，但不是现实驱逐劳动者的手段。这个区别，是自明的。试举一例以明之。比方说，我们说，今日英吉利五十万劳动者用机械纺绩的棉花，若用旧式纺车纺绩，必须有一万万劳动者。我们说这句话的意思，自然不是这数千万从来不存在的劳动者，已为机械所代替。我们仅说，要代替这种纺绩机械，必须有数千万劳动者始可。反之，若我们说，在英吉利，蒸汽织机曾使八十万织工失业。我们的意思就不是说，现存的机械只能由一定数劳动者代替，却只说一定数现存的劳动者，已在事实上为机械所代替，所驱逐。在制造业时代，手工业经营是已经解体了，但依然是基础。中世纪留传下来的都市劳动者，比较是很少的；新殖民地市场的需要，不能由此满足。同时，真正的制造业，又为因封建制度崩溃而从土地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开放新的生产范围。所以，在当时，工作场所内的分工和合作，也多从积极方面被考察，被认为可以增进所使用的劳动者的生产力[114]。不错的，应用到农业上来，合作与劳动手段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也曾在多数国家，远在大工业时代以前，在农民生产方法上，从而，在农民的生活条件及职业手段上，引起突然的强烈的大革命。但这种斗争，原来，与其说发生在资本与工资劳动之间，宁说是发生在大地主与小地主之间。并且，就这个场合来说，在劳动者为劳动手段（羊马等等）所驱逐的限度内，也自始就以直接的暴力行为，为产业革命的前提。劳动者从土地被逐出来，然后羊进去。像英吉利那样大规模的土地剥夺，乃是大农业成立的第一步[115]。所以，这个农业革命，最初即多有政治革命的外观。

劳动手段一经采得机械的形态，它便会成劳动者自己的竞争者[116]。资本由机械而起的价值增殖，与由机械而生存条件被破坏的劳动者数，成正比例。我们讲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全体系，是立足在劳动者以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的事实上。但分工尚仅使劳动力化为操纵部分工具的完全特殊化的熟练。自操纵工具的事务也归于机械以来，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和它的使用价值一同失效了。劳动者变成了不能出卖的东西，像不许通用的纸币一样不能出卖。以机械之故而被转化为过剩人口（在资本增殖上，他们不复是直接需要的人口）的那一部分劳动阶级，一方面，或者是在旧式手工业经营和制造业经营对机械经营的不均衡的斗争中消灭，他方面，是流入比较容易接近的产业部门，拥挤在劳动市场内，使劳动力的价格低于其价值。这些贫苦无救的劳动者，每每一方面以为他们自己的痛苦，只是暂时的痛苦（一时候的不便），他方面又以为，机械仅徐徐侵入一生产领域全部，其破坏作用的范围与强度或可得以缓和，而自慰的。但前一种安慰，适足以攻破第二种。在机械徐徐侵入一生产领域的地方，机械会使那些与机械竞争的劳动者，陷于继续不断的贫乏。而在急速推转的地方，其影响又是急切的，广被的。英吉利手织工人渐次的消灭（那曾荏苒数十年之久，至1838年，才算完全），是世界史上一幕空前可怕的悲剧了。其中，有许多是饿死的，有许多是长期间每日以2 1/2便士养活一家的[117]。反之，英国木棉机械，却在东印度，引起了急切的影响。1834—35年，印度的总督曾说：“这样的穷乏，在商业史上，实难有其匹。棉织工人的白骨，把印度平原的土地都漂白了。”当然，就这一辈已经辞世的织工说，机械所给于他们的只是“一时候的不便”，但就其余各点说，因机械会不断侵入新的生产范围，故机械的“暂时的”作用，实际也是永久的。我们以前讲过，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一般，会在劳动条件与劳动生产物上，附加上与劳动者相对立相独立相分离的形态。这个形态在机械形态上，才发展为完全的对立[118]。所以，劳动者对劳动手段之粗暴的反抗，也是和机械的采用同时初次发生的。

劳动手段扑杀劳动者“这种直接的对立，在新被采用的机械，与旧手工业经营和制造业经营相竞争的地方，暴露得最为分明。但在大工业内部，机械之无间断的改良，和自动机组织之发展，也有同样的作用。机械改良之目的，是减少筋肉劳动，或以铁的装置代替人的装置，以完成工厂生产过程的一环。[119]”“以蒸汽力或水力装在机械上以代替人力的事情，几乎每日都有发生。……以节省动力，改良制成品，增加同时间的工作量，或驱逐一个儿童，一个妇女，或一个成年男子为目的的机械小改良，是不断发生的，那在外表上虽似不甚重要，但也会引起重要的结果”。[120]“一个过程必须有手工的熟练与把握时，此过程每要尽速从太过狡猾太易犯规则的工人手里夺下来，交给一个特殊的可由一个儿童照料的自动机构去担任”[121]。“在自动机的体系下，熟练劳动益益被驱逐”[122]。“机械改良的结果，不仅使一定结果的获得，无须和先前雇用等量的劳动，且使一种人类劳动可以代替他种人类劳动，使较不熟练劳动可以代替较熟练劳动，使幼年劳动可以代替成年劳动，使妇人劳动可以代替男子劳动。这一切变化，都会在工资率上不断引起扰乱”[123]。“以自动妙尔纺绩机代替普通妙尔纺绩机的结果，是使成年男子纺绩工人大部分失业，而将少年儿童保留”[124]。由实际经验的蓄积，由现有的机械手段，由技术的不绝进步，工厂组织得有非常的伸缩力。试一考察工厂组织在劳动日强迫缩短以后的长足的进步，当可证明这是实在的。但1860年（英国棉业极发达的年度），谁会梦想到，在此后三年间，在南北美战争的刺激下，机械会异常进步，手工劳动会相应地被驱逐呢？对此，工厂监督专员的政府报告，曾提示一二例证，可以援引在下面。孟彻斯德有一个工厂主说：“以前我们的工厂有梳整机75架，现在只有12架，生产额现在却是和以前一样。……我们使用的工人，减少了14名，因此，每星期可以节省10镑工资。依我们估计，所节省的棉屑约当所用棉花量10%”。在孟彻斯德别一个细纱纺绩工厂内，“据报告，因速度增加及采用自动机之故，劳动者人数，在某一部分减少1/4，在某一部分减少约1/2，而以梳刷机代替第二梳整机的结果，又曾把梳整室以前使用的职工数减少许多。”别一个纺绩工产，据估计，曾节省劳动10%。孟彻斯德纺绩业者基尔末公司报告说：“就送风部说，我们估计我们使用新机械的结果，足减少了，1/3的工人和工资……在起重室，支出和工人，约减少1/3。在纺绩室，支出也约减少1/3但还不止此。本公司制成的纱，因采用新机械之故，已改良多了，所以，到织布业者手中时，它比用旧机械纺成的纱，可以生产较大量又较便宜的布匹来”[125]。在同报告中，工厂监督专员勒德格莱夫还说：“减少工人而增加生产的事情，是不断发生；在毛织物工厂，若干时以前，工人即已开始减少，且继续在减少”。数日前，罗虚德尔附近一位校长对我说，女学校生徒的大减少，不仅因为市面萧条，且因为毛织业工厂机械的改革，因此，有七十个“半时间工”被裁了[126]。

下表，可以说明，南北美战争曾在英国棉业的机械上，引起怎样的改良。各年的工厂数如下表：

由上表，可知1861年至1868年间，有388个棉工厂消灭了，那就是，生产力较大的规模较大的机械，已累积在较少数资本家手中了。蒸汽织机减少了20,663架，但同时期蒸汽织机的生产物反而增加，可知改良织机必比旧织机生产得更多。又，纺锤数增加了1,612,541个，职工数则减少50,505名。工人因棉业恐慌而蒙受的“一时的”穷乏，因机械有急速的不断的进步，而益加增进，永久化了。

但与工资劳动者对立的机械，不仅是一个占优势的常常使工资劳动者“过剩”的竞争者。它还是对抗工资劳动者的势力。资本是这样大声说，也是断然这样做的。劳动者反对资本的专制，举行周期的暴动罢工等等，机械便成了压抑罢工的最有力的武器[127]。依加斯克尔（Gaskell）说，蒸汽机关自始即是“人力”的对敌。工人的益益增大的要求，几乎给当时方始萌芽的工厂制度以恐慌的威胁，资本家所以能把工人的这种要求压倒，就赖有这个对敌[128]。我们可以说，1830年以降的全部发明史，都表明它是资本压抑劳动者反抗的武器。在这里，最先叫我们想起的，是自动妙尔纺绩机，因此为自动机时代的发端[129]。

纳斯密兹，汽槌的发明者，曾在职业工会调查委员会前，关于他1851年因机械工人长期大罢工而采用的机械改良，提出如次的报告。“近代机械改良的特征，是自动工作机的采用。现在机械工人所从事的事项，虽儿童也能从事。他们无须自己劳动，只须监督机械的美丽的劳动。因此，专门依赖熟练的工人阶级，在今日，就全然消灭了。以前，我雇用一个机械工人，须雇用四个少年工人。感谢新的机械结合，我现在雇用的成年男工人，已由1,500人，减为750人了。结果，我的利润大大增加了。”

乌尔关于印花工业使用的一种染色机，曾说：“资本家终依科学的资源，渐渐从这种难堪的束缚（那就是使他们扼腕的劳动契约条件）解放出来，并迅即恢复了他们的合法的支配权，即头脑支配肢体的机力。”关于一种曾因引用而直接引起罢工的整纱机的发明，他说：“到这时候，自认在旧分工线后占有不拔阵地的这一群不平者，才发觉他们的侧面，已在新机械的战术面前崩解，发觉他们的防御已经无效，不得不无条件降服了。”关于自动妙尔纺绩机的发明，他说：“这一种创造，负有在产业各阶级间恢复秩序的使命。……这一种发明，印证了以上阐明的原理，即：资本利用科学，反抗的劳动者遂不得不降服。”[130]乌尔的著作，是1835年出版的，那时候，工厂制度比较尚不甚发展，但虽如此，他的著作，因含有无掩饰的犬儒主义风味，且坦白地把资本头脑的无意义的矛盾暴露出来，故仍不愧为工厂精神的典型的表现，例如，他说资本得御用科学之助，常可使“反抗的劳动者不得不降服”之后，又对于世人非难机械物理学的话（认机械物理学为巨富资本家压迫贫苦劳动者的工具），表示愤懑。他以一大篇话，说明机械急激的发展如何如何于劳动者有利之后，又对劳动者警告，说他们的反抗，他们的罢工，曾加速机械的发展。他说：“这种粗暴的反抗，表示了近视者是可鄙的自苦者。”但数页之前，他的说话，又正好相反。他说：“若不是工厂的职工，因怀谬误的见解，以致发生激烈的冲突和停顿，则工厂制度必有更速的发展，对于各方当事人也必更有利益。”但往下，他又说：“幸而，在大不列巅棉业区域，机械的改良是徐徐的。我们曾听人说，机械改良，曾将成年工人一部分驱逐，使成年劳动的供给过剩，从而使他们的工资低减。但它曾增加幼年劳动的需要，从而，把他们的工资率提高了。”但这位安慰者，又以儿童工资率低微，为可赞成的事情。他说这种事情，使父母不致把年龄过幼的儿童送到工厂去作工。总之，他全书，不外为无限制的劳动日辩护。当立法院禁止十三岁未满儿童每日作工12小时以上时，他这种自由主义的精神，使我们回想起中世的黑暗时代。但虽如此，他仍劝工厂劳动者感谢上帝，因上帝曾以机械使他们有闲暇反省自己的“永久的利益”[131]。

Ⅵ　机械驱逐劳动者同时会予以赔偿的学说

詹姆斯•穆勒，麦克洛克，托伦斯，西尼耳，约翰•穆勒等等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者，认机械驱逐劳动者，但同时必然会把相当的资本，游离出来雇用同数的劳动者[132]。

假设某资本家，在壁纸制造业上雇用100工人，每人每年工资30镑。每年支出的可变资本，等于3,000镑。现在他裁去50个工人，而以值1,500镑的机械，使用其余50人。为使问题简明起见，我们且不计入建筑物煤炭等等。再假设每年消费的原料，现在是和从前一样值3,000镑[133]。这种形态变化，曾游离出任何资本来么？在形态变化之前，6,000镑的总额，半为不变资本，半为可变资本。在形态变化之后，则6,000镑中，4,500镑为不变资本（3,000镑为原料，1,500镑为机械），1,500镑为可变资本。可变资本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原为总资本1/2的，现已减为1/4。在此场合，不但没有资本游离出来，且有一部分资本被拘束在不能与劳动力交换的形态上，那就是，由可变资本转为不变资本。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条件下，6000镑的资本，仍旧不过雇用50个劳动者。而机械每改良一次，所使用的工人还会减少一次。当然，如果新采用的机械，比机械所驱逐的劳动力和工具所值较小，比方说，机械不值1,500镑，只值1, 000镑，则由可变资本化为不变资本的数额，仅为1,000镑，因而有500镑的资本会游离出来。假设工资不变，这样游离出来的500镑，将成为一种基金可以在被解雇的50人中，大约雇用16人。但一定不及16人，因这500镑转化为资本时，其中也须有一部分再转化为不变资本，而仅以一部分转化为劳动力。

又假设，新机械的建造，会需要较多的机械工人，但这能说是壁纸制造工人解雇后的赔偿吗？并且，建造新机械所使用的人数，与使用机械所驱逐的人数比较，是必较少的。1500镑的总额，以前代表壁纸工人的工资，现在他们被解雇了，这数额，将在机械形态上，代表（1）建造机械所使用的生产手段的价值；（2）建造机械所使用的机械工人的工资；（3）雇主所得的剩余价值。再者，机械一经完成，不到磨灭的时候，是不必要更新的。所以，这追加的机械建造工人数，如要不断有职业，则壁纸制造业者，必定要一个一个，相继用机械把工人驱逐出来。

当然，这些辩护论者，所指的，不是这样的资本游离。他们所指的，是被游离出来的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就上例言，我们不否认，机械不仅游离出了50个劳动者，任凭他人去利用，同时它还把他们和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的关联破坏，使这种生活资料游离出来。这个单纯的决非新奇的事实——机械使劳动者从生活资料那里游离出来，——用这些经济学者的话来说，便是：机械游离了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或是把这种资料，转化为使用别的劳动者的资本。总之，不过说明方法不同罢了。恶的事用好的名目掩饰了。

按照这个学说，价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将形成资本，而依那被解雇的50个壁纸工人的劳动，发生价值增殖。所以，这个资本虽在50个人被逼停工时不被使用，但它会继续寻求新的“用途”，俾能再由这50个人实行生产的消费。所以，资本与劳动迟早会再会在一起，从而得到赔偿。这样说，机械所驱逐的工人的苦痛，便也和这个世界的富一样，是暂时的了。

但这值1500镑的生活资料，决不能再以资本的资格，和被解雇的工人相对立的。以资本的资格和他们相对立的，是现在转化为机械的1500镑。在更精密的考察下，这1500镑货币，不过代表那被解雇的50个工人每年生产的壁纸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在货币形态上不是在实物形态上，当作工资，由雇主付给他们的。他们一向就用这种已换成为1500镑的壁纸，来购买等价值的生活资料。所以，在他们看，这种生活资料，不是资本，只是商品，而与此种商品相对而言，他们也不是工资劳动者，只是购买者。机械使他们从购买手段游离出来的事实，使他们由购买者变为非购买者了。因此，这种商品的需要减少了。但就不过如此。如果这种减少，不由他方面需要的增大来补偿，商品的市场价格是会跌落的。假令这种情形居然持久下去，扩大开来，则原来为生产此种商品而被使用的劳动者，也会有一部分被驱逐。以前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可以在别种形态上再生产出来的。在价格跌落，资本被驱逐时，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劳动者，也会从他们的工资的一部分游离出来。所以，资本辩护论者，与其用他们的至高至上的供求律来证明，当机械把劳动者从生活资料游离出来时，它会使此等生活资料，转化为再使用他们的资本，实无宁用这个法则来证明，机械不仅会在采用机械的生产部门，并且会在不采用机械的生产部门，将劳动者驱逐。

经济学者的乐观主义，把事实的真相曲解了。事实的真相是：从工作场所，被机械驱逐出来的劳动者，走到劳动市场上来，在那里，增加原来的任凭资本榨取的劳动力的数目。本书第七篇将说明，机械的这种作用，不但不是劳动阶级的赔偿，反之，那正是劳动阶级最可怕的刑罚。在此，我只要说：从一产业部门被逐出的劳动者，无疑，可以在某别的产业部门求职业。倘他们求得了，他们和被游离的生活资料间的结合，会再缔结起来，那一定因为，曾有新的追加的资本，投下来作媒介，决非因为原先使用他们现已转化为机械的资本，在当中作媒介。并且，就使他们果真能够求得，他们的前途也是何等暗淡啊！他们已由分工之故，变成了不健全的；他们在原劳动范围之外，几乎是没有用处的，所以，他们所能加入的职业，只有少数低级的报酬甚差而求职者又非常拥挤的劳动部门罢了[134]。再者，每一个产业部门，每年都会吸引一种新的人口之流，来补充缺额并准备扩充的。当机械在某产业部门将有业工人一部分游离出来时，补充队也会重新分割，而为其他部门所吸收。不过，原来的牺牲者，却大都在过渡期间饥饿死了。

无疑的，劳动者从生活资料的游离，机械是一点责任也不负的。机械会在采用机械的生产部门使生产物便宜，并使其量增加，但在当初，其他产业部门所生产的生活资料量是不发生变化的。所以，在机械被采用后，社会所有的可用来给养被解雇劳动者的生活资料，即不较前为多，也必和以前相等；而年生产物中由不劳动者浪费的极大部分，尚不计算在内。这就是经济学辩护论者的根据点了！与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为不可分离的矛盾和对立，是不存在的；因为这种矛盾和对立，非生于机械本身，仅生于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因为机械本身是缩短劳动时间的，是使劳动变为轻易的，但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却延长劳动日，却加强劳动；因为机械本身是人类对于自然力的胜利，但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却使人类隶从于自然力；因为机械本身可以增加生产者的富，但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却使生产者化为待救济的贫民——就因此，所以资产阶级经济学者直接了当地说，就机械本身观察，这一切表面上的矛盾，都是普通的现实之单纯的假象，从而，在事实上，在学理上，都是不存在的。于此，他们不要再绞一下脑筋，便说反对派不攻击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而攻击机械本身，是再愚蠢不过的。

当然，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否认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会引起一时的不便；但那里有没有里面的徽章！在他们看，机械只能有资本主义的使用。所以，在他们看，机械由劳动者使用，即是劳动者由机械使用，没有两样。所以假使有人对他说明，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实际是怎么一回事，他就会把这个人看作是反对使用机械的，是社会进步之敌[135]！这是有名的杀人犯比尔塞克的论法。“审判官先生们，这个旅行商人的头是割掉了。但这不是我的罪。这是刀的罪。我们能因有这种一时的不便，就不用刀么？先生们自己想想看。没有刀，那里有农工业？没有刀，外科医生怎样医病？没有刀，解剖学者怎样辨识呢？又，筵席的备办，不也要用刀么？若把刀废止，我们必定会再陷于野蛮”[136]。

机械虽必然会在采用机械的劳动部门驱逐劳动者，但它不是不能在别的劳动部门，引起雇佣的增加。惟此结果，与所谓赔偿说，没有任何同点。机械生产物（例如一码机织品），既比它所驱逐的同种类手工生产物更便宜，其结论当为如次的绝对法则：即，如机械生产物的总量，与它所代替的手工业的或制造业的生产物的总量相等。则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必减少。而生产劳动手段（机械，石炭等等）所必要的劳动的增加额，必小于使用机械所引起的劳动的减少额。否则，机械生产物必和手工生产物一样贵，也许还会更贵。不过，较少人数使用机械所生产的物品总量，比它所驱逐的手工生产物总量，实际是更大得多，决不止相等的。用蒸汽织机织四十万码布，比用手织机织十万码布，所须使用的工人数虽较少，但在四倍的生产物中，是包含四倍的原料。所以，原料生产也必须四倍。就所使用的劳动手段（如建筑物，石炭，机械等等）说，其生产所必要的追加劳动可以在什么限界内增加呢？这个限界是与机械生产物的量与同数工人的手工产物的量之差，一同变化的。

机械经营在一个产业部门扩大，供此产业部门以生产手段的别的产业部门的生产也须增加。所以，若劳动日的长度与劳动的强度为已定的，则被雇劳动者数如何增加，乃定于所使用的资本的构成，换言之，定于不变部分与可变部分的比例。此比例，随机械侵入（已经侵入或方在侵入）此等产业的程度，而有显著差别。因英吉利的机械组织进步之故，被迫往矿坑或碳坑内工作的工人数，是大增加了——虽然在过去数十年间，因采矿业采用新机械之故，其所雇工人数的增加，已比较缓慢[137]。此外，还有一种新的劳动，与机械同时出现。那就是生产机械的劳动。我们知道，在这生产部门，机械经营是以益益大的规模侵入[138]。再拿原料来说[139]。无疑的，棉纺绩业之长足的进步，又曾助长美国的棉花栽培业，助长非洲的奴隶贸易，且曾使黑人饲养，成为边境若干州的主要营业。1790年，美国第一次奴隶调查的结果，知美国境内的奴隶，共697,000人，但1861年，人数总计已约有四百万。不过在他方面，我们也可同样证明，机械毛织工厂的兴起，及由耕地到牧羊地的渐渐的转化，确曾大批将农业劳动者驱逐，使他们成为过剩的。此际爱尔兰正在发生这样的过程。自1845年以来20年间，其人口曾减少几乎1/2，照此看去，人口不减少到与爱尔兰地主和英吉利毛织工厂主的需要恰好符合的地步，这个趋势是不会停止的。

假设在劳动对象达到最后形态所必须经过的种种准备阶段或中间阶段中，有任一个阶段采用了机械，劳动材料的供给会增加，同时，由机械供给原料的手工业或制造业的劳动需要也会增加。例如，用机械纺绩的结果，棉纱的供给是如此便宜了，如此丰饶了，以致手织工人当初虽以全部时间作工，也无需有追加的支出。他的收入，就因此增加了[140]。于是，有许多人加入棉织业，直到后来，由多轴纺绩机，塞洛纺绩机，精纺绩机在英国唤起的八十万棉织工人，才为蒸汽织机所扑灭。又因机械生产的衣服材料加丰之故，男女缝衣工人的人数也继续增加，至缝机出现之时始止。

机械经营以比较少数工人为助，可以增加原料，半制品，劳动工具等等的量。其量愈增，则此等原料与半制品的加工事业，必分成无数亚种。社会生产部门的复杂性，于是增加了。机械经营，比制造业，还更增进社会的分工；因采用机械的职业的生产力，得以不能比较的程度，增进起来。

机械的直接结果，是增加剩余价值，同时，代表剩余价值的生产物也增加。资本阶级及其附随者所消费的物质既更丰饶了，社会上这一个阶层的人数也会增加。他们的财富增加了，生产第一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者数相对减少了，那除引起新的奢侈欲外，还会引起满足此种欲望的手段。社会生产物中有较大部分转化为剩余生产物，而剩余生产物中，又有较大部分，在精制的多样化的形式上，再生产出来，消费掉去。换言之，奢侈品的生产将增加[141]。又，大工业所创立的世界市场的关系，又曾使生产物的形式精致，式样繁杂。因此，不仅有较大量外国享乐资料，来与国内生产物相交换，且有较大量外国原料，补助材料，及半制品输进来，在国内工业上用作生产手段。再者，因有世界市场的这种种关系，运输业的劳动需要也增加了，并且把这种产业分成了许多新的亚种[142]。

劳动者数相对减少而生产手段与生活资料皆增加的结果，是在运河、船坞、隧道、桥梁那种种只能在较远的将来结实的产业部门，把劳动的需要扩大。那还形成若干新的生产部门，若干新的劳动领域，直接以机械为基础，或以和机械相应的一般产业革命为基础。不过，那若干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劳动者数，即在最发达的国度，也未曾在总生产上，占显著的位置。且这诸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劳动者数，又与其唤起的对于粗筋肉劳动的需要，成正比例。这一类产业，最主要的，有瓦斯制造业，电报业，照相业，轮船航业，铁道业。依据1861年国势调查（英格兰与威尔斯），瓦斯工业（瓦斯制造业，瓦斯机械生产业，瓦斯公司经理处）使用人员计15,211人；电报业使用人员计2,399人，照相业使用人员计2,366人；轮船航业计3,570人；铁路业计70,599人（其中约有28,000人是不熟练工人和管理上商务上的人员）。所以，这五种新产业被使用的人员，总数计94,145人。

最后，大工业领域内生产力异常的增进，使其他各生产范围劳动力的榨取在强度上广度上均增加了，且容许在工人阶级中有不断增加的一部分，被使用在不生产的方面，于是往日称为家庭奴隶，今日称为“仆役阶级”（例如男仆，女仆，随从等等）的人，就以不断加大的规模再生产了。依据1861年国势调查，英格兰及威尔斯的总人口，计20,066,244。其中，有9,776,259是男子，有10,289,965是女子。把一切年纪过大或过小不能劳动的人除外，把一切“不生产”的妇人及少年人幼年人除外，再把一切从事“观念”事业（例如官吏，僧侣，法律家，军人等）而在地租利息等形态下以消费他人劳动为唯一职业的人除外，最后，再把被救恤贫民，浮浪人，犯罪者等等除外，——英格兰威尔斯各种性别各种年龄的人，概计为八百万。其中尚包含在生产，商业，金融各方面从事的资本家。在这八百万人中有：

农业劳动者（包括牧人，农业家属下的农仆下婢）……………2,098,261人

棉，羊毛，绒绵，亚麻，丝，黄麻等制造厂，及以机械织袜，织花边等种职业使用的人………………………………………………642,607人[143]

炭坑及金属矿山使用的人……………………………………………565,835人

金属工厂（镕铁厂，辗铁厂等）及各种金属制造业使用的人…396,998人[144]

仆役阶级…………………………………………………1,208,648人[145]

金属矿山煤矿与织物工厂的使用人员，合计只1,208,442人；金属制造业与织物业的使用人员，合计只1,039,605人，皆较家庭奴隶人数为小。请看看，机械之资本主义使用，曾获得怎样辉煌的结果罢！

Ⅶ　机械经营的发展及劳动者所受的

斥力和引力：棉业恐慌

每一个有相当地位的经济学者，都承认机械的新采用，对于立即立在竞争位置的旧手工业和制造业的工人，会发生有害的影响。他们都叹息工厂劳动者的奴隶状态。他们赌的是怎样一付大牌呢？他们说，采用时期和发展时期的恐怖状态一成过去，劳动奴隶结局是会增加，不会减少的。经济学者居然会欢欣鼓舞地，提出这样可厌的学说（每一个信资本主义生产有永久的自然必然性的慈善家，都觉得这个学说讨厌），承认以机械经营为基础的工厂，经过一定的发展时期，经过一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后，它所压伏的工人，会比它当初逐出的工人更多[146]。

在工厂异常扩充（例如英国的绒线工厂与丝工厂）的一定发展阶段中，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不仅相对减少，且绝对减少。1860年，在国会命令下，联合王国曾举行了一次全国工厂的特别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说明工厂监督专员贝克尔君所辖区域（即兰克夏，彻夏，约克夏三州），计有工厂652所，其中570所共有85,622架蒸汽织机，6,819,146个纺锤（复捻纺锤不包在内），使用27,439马力蒸汽，1,390水马力和94,119个人。1865年，这570所工厂共有织机95,163架，纺锤7,025,031个，蒸汽28,925马力，水力1,445马力，使用人88,913个。自1860年至1865年，织机是增加了11%，纺锤增加了3%，蒸汽马力增加了5%，使用人数却减少了5 1/2%[147]。自1852年至1862年，英国毛织业显著增加了，但其所使用的工人数，却几乎没有变更。“这证明，新采用的机械，曾怎样大规模驱逐前一时代的劳动”[148]。在若干场合，使用工人数虽增加了，但这种增加只是外观的。其增加非因在机械经营基础上已经建立的工厂扩大，乃因有诸种副业次第合并。例如，“蒸汽织机及其所使用的人数，在1838年至1856年间，曾大增加，其增加，在英国的棉业，是单纯因为该营业已经扩大，但在他业，却是因为毡条织机，丝带织机，麻布织机，一向用人力推动的，今皆改由汽力推动”[149]。故这诸种工厂劳动者人数的增加，不过是被雇劳动者总数已经减少的表示。最后，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还完全把如下的事实置于度外；即，除金属工厂外，几乎随便在那里，工厂使用人中，皆以少年人（十八岁未满者），妇人，儿童为重要分子。

但无论机械经营在现实性上，会驱逐多少劳动者，在可能性上会代替多少劳动者，我们总能了解，怎样随着机械经营的发达，同类工厂的增加，或现有工厂规模的扩充，工厂劳动者人数结局会比机械所驱逐的制造业劳动者或手工业劳动者人数，更大得多。比方说，在旧经营方法下，在每星期使用的500镑资本中，有2/5为不变资本，3/5为可变资本。这就是说，200镑投在生产手段上，300镑投在劳动力上（假定是每人一镑）。采用机械经营的结果，总资本的构成方法变化了。假设现在是4/5为不变资本，1/5为可变资本。这就是，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只有100镑。如是，原先雇用的工人，将有2/3被解雇。假令工厂经营的规模扩大，其他生产条件不变，惟所使用的总资本，由500镑增至1500镑，则现在使用的工人，是和产业革命以前一样，是300名。若所使用的总资本更增加至2000镑，则所使用的工人为400名。如此，则与往时比较，就更多1/3了。不过，被雇人员的人数，虽绝对地增加了100名，却相对地（即与垫支总资本比例而说），减少了800名，因在旧经营方法下，2000镑资本，应不只使用400名，而应使用1200名。因此在所使用的工人数相对地减少时，工人数未尝不可以绝对地增加起来。以上我们皆假定总资本增加，但因生产条件不变，故资本的构成方法也不变。但我们已经知道，机械组织每进步一次，则由机械原料等物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将会增加，而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部分，将会减少。我们又知道，在别种经营方法下，改良并不是这样不断发生的，从而，总资本的构成方法也不是这样时时变化的。但这种不断的变化，会不断地因有休止点而致于中断，在休止时期，技术的基础依然，是只能有量的扩充的。如是，使用的工人数，就增加了。1835年在联合王国，棉织工厂，绒线工厂，麻织工厂，丝织工厂使用的工人总数，只354,684名，1861年，单蒸汽织机一项所使用的织工人数（男女合计，满八岁者皆计算在内）已有230,654名。当然，假如我们想到1838年英国手织工人，包括参加工作的家人（且不说亚洲及欧洲大陆方面为蒸汽织机所驱逐的织工人数），尚有八十万[150]，则上述的增加原算不了什么。

关于这一点，我还有若干注解要提出。但我在这若干注解上所论及的实际情形，在此以上，尚为我们的理论的说明所不曾究及。

当机械经营在一产业部门牺牲旧手工业与制造业而扩大时，其结果之确实，殆如持新式枪炮的军队，必能将以弓矢为武器的军队打败。机械夺取作用范围的这个初创时期，因曾帮助生产异常的利润，故有决定的重要性。这种利润，不仅是促进资本蓄积的一个源泉，且会在追加的不绝创造又不绝寻求新用途的社会资本中，吸引大部分，到最有利的生产范围来。这种激动的初创时期，是有特殊利益的。这种特殊利益，且会在新采用机械的生产部门，反复生产出来。但工厂制度已获得相当立足点，相当成熟之后，换言之，为其技术基础的机械，已能由机械生产之后，石炭与铁的采掘，金属加工事业与运输机关已经革命之后。总之，与大工业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已经成立之后，这种经营方法，就会在原料供给与市场销路的限制内，取得伸缩性，取得突然的跳跃的伸张力的。就一方面说，机械会成为原料增加的直接原因，例如缫机的发明，会引起棉花生产的增加[151]。在他方面，机械生产物的便宜，与运输方法交通方法的变革，又是征服外国市场的武器。机械经营压倒外国手工业生产物的结果，强迫地使外国化为自己的原料的生产地。例如东印度，现在就成了英国出产棉花，羊毛，亚麻，黄麻，蓝靛的地方了[152]。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的过剩化，又助长了移民及殖民的举动，从而，使殖民地成为祖国的原料的栽培地。举例言之，澳大利亚就是这样变作羊毛生产地的[153]。一种新的与机械经营支配相适合的国际分工，于是发生了，当世界某一些地方成为主要的工业生产区域时，其他各地即转化主要的农业生产区域。这种革命，与农业上的种种激变相伴而起。惟在此，我们对于这种激变，无需乎进一步考究[154]。

1867年2月17日，英国下院在格莱斯登提议之下，曾对于1831年至1866年联合王国各种谷物，谷粉的输出入总额，提出一个概括的统计。我们且将结果摘计如下。谷粉也换算为谷物的单位（卡德）。

工厂制度之异常的跳跃的伸张力，及其依存于世界市场的依存性，必然会引起热病样的生产，以致市场壅塞，并由市场的收缩，引起生产的停滞。工业的生命，是不绝地在生意转好，营业振兴，生产过剩，恐慌，和停滞这几个时期的顺序中变动。而机械经营在工人职业和工人生活状况上引起的不确实性不安定性，也与工业循环的周期变化，一同成为常态的。除在营业振兴时期，资本家时时都要用激烈的竞争，才有在市场上获得个人势力范围的希望。各个人的势力范围，是与生产物的便宜程度成正比例的。为求商品便宜之故，资本家是抢着以改良的机械代替劳动力，并抢着采用新的生产方法。但这种竞争达到一定点之后，他们为求商品便宜，还会以强力压下工资，使其低在劳动力的价值之下[155]。

工厂劳动者人数的增加，比例地说，以工厂投资总额的增加尚更为迅速这个事实为前提。但工厂投资总额的增加，必须在工业循环的涨潮退潮期中实行。加之，技术的进步——那或在可能性上代替劳动者，或在现实性上驱逐劳动者——又常使这种增加中断，所以，当工厂的量的扩大，把被逐工人和新来工人收进时，机械经营的质的变化，却不绝把劳动者从工厂逐出，或把工厂的门关着，使新来的工人不得进来。如是，工人是不断被排斥又被吸引，不断地来来往往，同时在性别，年龄，熟练上，也不断发生变化。

试一瞥英国棉业的命运，那可以把工厂劳动者的命运，再明白没有地，表示出来。

自1770年至1815年，只有五年，棉业是陷于不振或停滞状态的。在这45年内，英国制造业者独占了机械和世界市场。自1815年1821年，在不振状态内；1822年与1823年，营业振兴；1824年，取缔工会的法律废止，工厂到处大扩充；1825年恐慌；1826年，棉业工人陷于非常的穷苦，曾引起暴动；1827年稍稍好转；1828年，蒸汽织机的使用与输出皆大增加；1829年，输出（尤其是对印度的输出）超过以往各年；1830年，市场壅塞，大危机来到；1831年1833年，仍不振，东印度公司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独占权撤消；1834年，工厂及机械大增加，劳动者不足，新救贫法使农村劳动者益加迁移到工厂区域来，儿童大批由农村赶到都市来，白奴贸易发生；1835年，营业大振兴，同时手工棉织工人濒于饿死；1836年，大振兴；1837年与1838年营业不振，恐慌来到；1839年，复兴；1840年，大危机，暴动，军队出而干涉；1841年，1842年，工厂劳动者可怕的穷苦；1842年，工厂主为达到撤废谷物条例的目的，把劳动者逐出工厂，劳动者大群流人兰克夏约克夏的都市内，为军队赶回，其领袖受兰克夏法庭裁判；1843年，大穷苦；1844年，复兴；1845年，大振兴；1846年，初犹振兴，后渐起反动，谷物条例撤废；1847年，恐慌，在“大面包”的名义下工资一般减低至10%以上；1848年，仍不振，孟彻斯德不得不由军队保护；1849年复兴；1850年振兴；1851年物价跌落，工资低贱，罢工频仍；1852年，景况渐好，罢工继续，工厂主以输人工人为恐吓；1853年，输出增加，普勒斯登市罢工八个月，大穷乏；1854年振兴，市场壅塞；1855年，美国，加拿大，东亚各处市场失败的消息频频传来；1856年，大振兴；1857年恐慌；1858年，恢复；1859年，大振兴，工厂增加；1860年，英国棉业繁荣至极点，印度，澳大利亚，及其他各处的市场，皆壅塞，直到1863年，仍不能全部售脱；英法通商条约订立，工厂与机械大增加；1861年，仍暂时振兴，但旋即发生反动，美国发生内战，棉花缺乏；1862年至1863年，完全崩溃。

棉花缺乏的历史是这样特别的，我们不能不稍为叙述如下。试研究1860年至1861年世界市场的状况，即知棉花缺乏是发生在无害于工厂主的时期的；不仅无害，且于他们相当地有益。这事实曾为孟彻斯德商会报告所承认，曾由拔麦斯登（Palmerston）与德尔贝（Derby）二氏在国会宣述，且为以后的事情所说明了[156]。1861年联合王国的棉业工厂数，计2,887家，其中，有许多是规模极小的。依工厂监督专员勒德格莱夫说，在他所管辖的区域内，计有工厂2109家，其中有392家或19%，所用蒸汽在十马力之下，有345家或16%，所用蒸汽在十马力至二十马力之间，有1372家，所用蒸汽在二十马力以上[157]。小工厂大多数是织布厂，是1858年以后营业振兴时期创立的。创立者大都是投机家，他们往往是一个出棉纱，一个出机械，一个出房屋。经营者大都是旧任工头或小有资财的人。此等小工厂，大多数消灭了。棉花缺乏，把商业恐慌防止了，若这个由棉花缺乏防止的商业恐慌竟发生了，他们自也不能避免这个命运。他们在工厂主的总数中，虽占有1/3的比数，但他们的工厂所吸收的资本额，与投在棉业的总资本比较，却不过占一个极小的部分。依可靠的估计，在1862年10月，是有60.2%的纺锤，58%的织机，陷在休业状态中的（这当然是就棉业全体说，未曾将地方的差异计入）。每星期以全时间（即60小时）作工的工厂，只有极少数，其余都是时断时续。即就以全时间作工，并领取普通计件工资的少数劳动者说，也因良棉忽换用劣棉，美国棉忽换用埃及棉，美国棉埃及棉忽换用东印度棉，纯棉忽换用棉屑与东印度棉混合之故，以致每星期的工资，不得不缩少。东印度的苏拉棉，纤维是极短的，成分是极不洁净的，纱是脆弱易断的，其经线的糊刷，又不用谷粉，而用各种较重材料。此种种原故，皆足减少机械的速度，或减少一个织工所能照应的织机数，增加改正机械错误的劳动，并减少生产物的量，从而减少计件工资。当所用棉为苏拉棉时；作完全时间的工人，须蒙受20%，30%，或以上的损失。且不只此。工厂主大都把计件工资率减低了5%，7.5%或10%。所以，这些每星期只作工三日，三日半，或四日，或每日只作工六小时的劳动者的状况是不难想像而知的。1863年情形比较好了，但纺绩工人和织工人每星期的工资，仍不过三先令四便士，三先令十便士，四先令六便士，五先令一便士[158]。但在工人情形如此可怜时，工厂主克扣工资的发明精神，仍不稍休止。由棉花不良或机械不适合而起的出品上的缺点，在某程度内，成了扣工资的借口，成了工人受罚的理由了。而在工厂主为劳动者小屋的所有者时，还须从那徒有其名的工资，扣下一定额的房租。工厂监督专员勒德格莱夫告诉我们，自动机看守人（看守一对自动妙尔纺绩机的工人），“作满十四日全工，得工资八先令十一便士，扣去房租后，工厂主虽再以房租之半退还，作为特别待遇，也仅得六先令十一便士。在1862年后半年，织工每星期工资有低至二先令六便士者”[159]。作短时间的工人，也往往要从工资扣房租[160]。无怪在兰克夏若干地方，会流行一种饥饿病！但更特色的，是生产过程以劳动者为牺牲的革命。像解剖学者以蛙为实验一样，他们是以无价值的身体为实验。工厂监督专员勒德格莱夫说：“我虽曾列举许多工厂职工的实在收入，但他们未必每星期每星期得同样的工资，工厂主常常实验，职工的所得是非常不固定的。……职工的所得，随棉花混合物的品质如何而增减，有时仅及从前的所得15%，但在下星期，或许竟与从前的所得，相差50%乃至60%”[161]。这种实验，不仅以工人的生活资料为牺牲，且以工人的五官为牺牲。“以苏拉棉花为制作原料的劳动者，甚抱不平。他们告诉我，在开棉花包时，有一种难闻的叫人生病的臭味走出来。……在原料掺和室，粗梳室，梳整室内，尘埃与屑粉纷飞，刺激喉头，叫人咳，叫人呼吸困难。……因苏拉棉花纤维甚短之故，纺绩之际，不能不使用多量动物性和植物性的浆。……因尘埃纷飞之故，气管支炎甚为猖獗，喉头炎也甚流行。又，因苏拉棉花混有多量刺激性的污物之故，皮肤病也不少。纱频频折断，织工不得不从梭眼把经线吸过，因此，常发生疾病和消化不良症。”此外，以谷物以外的不纯洁物为浆，因可增加纱重之故，早已成为工厂主的聚宝盆了。这个方法，使“15磅原料，织成后，有26磅重”[162]。1864年4月30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曾有这样的话：“现在，这个方法，异常被人利用。我曾得确实的报告，重8磅的布，是由5 1/2磅棉花和2 3/4磅浆造成的；还有重54磅的布，内有浆2磅。普通输出的作里衣的布，都是如此。别一些布，有时含浆50%，因此，有一位工厂主曾自夸他的致富方法，是使布每磅的卖价，低于纱每磅的买价”[163]。但工人不仅须忍受工厂主在厂内的实验，和市政当局在厂外的实验，不仅须忍受低微的工资，和工作的缺乏，忍受贫穷和慈善，且须忍受上下二院的甘言。“因棉花缺乏，早已失业，而被挤在社会外的妇女劳动者，虽在商情已经好转，职业已经增加之后，仍不能脱离这不幸阶级的遭遇，将来恐怕还是不能脱离这种遭遇。据我所知，现在城市里年轻的娼妓，就比过去二十五年间增加了”[164]。

我们知道，英国棉业在最初四十五年间（自1770年至1815年），只有五年陷在恐慌与停滞中，但我们须记着，这是英国棉业的世界独占的时期。第二时期，自1815年至1863年，共48年，内仅有20年是复兴时期和振兴时期，却有28年是不振的停滞的时期。在自1815年至1830年那15年间，欧洲大陆与美国，已开始与英国竞争。自1833年以来，亚细亚市场的推广，是以“人类的破坏”为手段的。自谷物条例撤废以来，在1846年至1863年，有八年比较尚称繁荣，但却有9年是不振的，停滞的。但却在振兴时期，棉业成年男子工人的状态，也可由本文的注解来推断[165]。

Ⅷ　大工业在制造业，手工业，家内劳动上引起的革命

A　以手工业及分工为基础的合作的废止

我们已经讲过，机械是怎样把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合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制造业废止。前者的实例，是刈草机，那代替刈草人的合作。后者的实例，是造针机械。依照亚当•斯密的话，他那时候，十个工人，依分工方法，每日可以成针四万八千枚以上。但一架造针机械，就可在一日十一小时内，成针十四万五千枚。一个妇人或女孩可以照应四架这样的机械，故每日约可成针六十万枚，每星期可成针三百万枚以上[166]。在以单纯工作机代替合作或制造业的限度内，手工业经营依然可以用这种工作机作基础。但这种以机械为基础的手工业经营的再现，不过是工厂经营的过渡。当推动机械的人类筋肉为机械动力（如蒸气与水）所代替时，工厂经营就出现了。不过，小规模的经营，也间或地暂时地能够使用机械动力。例如，伯明翰若干制造家曾租赁他人的蒸汽。织布业若干部门，也曾使用小型蒸汽机关，以达到此目的[167]。科文特勒市的丝织业，曾首创一种“小屋工厂”（Cottage Fabriken）的实验。有许多小屋在一个方场排列着，方场的中央建立一个蒸汽机室，以轴，使蒸汽机关与各小屋内的织机相联结。蒸汽是必须支付租钱的，比方说，每一架织机付租钱二先令六便士。无论织机是否动转，蒸汽租钱总须每星期支付一次。每一间小屋有织机二架至六架，那有时是劳动者自己的，有时是赊买的，有时是租赁的。这种小屋工厂曾与真正的工厂抗争十二年之久，结果，是把三百家小屋工厂完全消灭了[168]。而在生产过程性质自始即不许有大规模的地方，我们又发觉有若干种新产业在最近数十年间兴起，例如信封制造业，钢笔制造业等等。此等新产业，通例须通过手工业的经营方法，然后通过制造业的经营方法，当作工厂经营方法的暂短的过渡。当制成品之制造业的生产，不包含顺序的渐进阶段，而包含许多异种过程时，这种转形是极困难的。比方说，这个事实，便是钢笔制造工厂一个大的障碍。但大约距今十五年前，有一种自动机发明，可以同时进行六种异种的过程。1820年，手工业制造的钢笔十二打，须费7镑4先令；1830年，制造业制造的钢笔十二打，须费8先令；现在，在工厂经营下，十二打钢笔的批发使价格，不过2便士至6便士[169]。

B　工厂组织对于制造业和家内劳动的反应作用

工厂组织发达了，农业革命伴着发生了，于是，不仅其他各产业部门的生产规模扩大，共性质也发生了变化。机械经营的原则——以生产过程分解为构成阶段，并应用力学化学等自然科学，来解决当前的各种问题——到处都成了决定的。机械之侵入制造业，是逐渐将其部分过程占夺。于是，制造业组织的坚固的结晶，一向以旧分工方法为基础的，现在是开始分解，而发生不断的变化了。且暂不说此。总劳动者或结合劳动者的联合，也发生了一种根本的革命。这时代，和制造业时代是恰好相反的。在现在，分工的计划，到处都以妇人的劳动，各种年龄的儿童的劳动，不熟练者的劳动，总之，以英国人所谓“廉价劳动”（Cheap labour）为基础，但有这种情形的，不仅是使用机械或不使用机械的大规模的结合的生产；在工人自己家内或在小工作场所内进行的所谓家庭工业（Hausindustrie）也是这样。所谓近代家庭工业，和旧式家庭工业——其存在，以独立都市手工业，以独立自耕农业，尤其是以劳动者全家有一间住屋为前提——除有相同的名称之外，再没有别的同点。它现在已经变作工厂，制造厂，或货栈的厂外部分了。资本除将工厂劳动者，制造业劳动者，手工业劳动者聚在一处，并直接命令他们之外，还由一个不可目见的带，统率着散布在市内及郊外的一个军队，即家内劳动者（Hausarbeiter）。譬如，爱尔兰的伦敦德勒地方，就有一家公司，名第累公司，它的衬衣制造所，曾在厂内僱用一千人，在厂外雇用九千家内劳动者[170]。

便宜的未成熟的劳动力之榨取，在近代制造业，比在真正的工厂，还更无廉耻。这是因为，工厂制度的技术基础——以机械代替筋肉力，使劳动更为轻易——在近代制造业，大抵还是不存在的；同时，妇人的与未成年人的身体，在近代制造业，又依最无意识的方法，受有害物等等的影响。但这种榨取，在所谓家内劳动，又比在制造业更无廉耻，这是因为劳动者的反抗力因分散而减少了，因为有一群劫夺的寄生者，介在真正的雇主和劳动者之间；因为家内劳动到处须与同生产部门内的机械经营或制造业经营相竞争；因为劳动者的贫困，使劳动者不能有最必要的劳动条件，如空间，光线，通气设备等等；因为职业的不安定性更增加；因为大工业和农业下面“过剩化”的人口，既以此为最后避难所，劳动者间的竞争当然也在此达到极点。由机械经营始系统完成的生产手段的经济，本来与劳动力的毫无怜惜的浪费和劳动机能的正常条件的劫夺，是完全一致的。而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与结合劳动过程的技术基础越不发达的部门，这种经济，也越是会把这个对抗的杀人的方面暴露出来。

C　近代制造业

以下我要举个实例，以说明上述的原理。实际，我们在讨论劳动日的那一章，已经揭举若干例证了。伯明翰市及其附近的金属制造业，在一万妇人之外，尚雇用三万儿童和少年人，从事极重的工作。他们是从事有害卫生的铜铸造，钮扣制造，珐琅，镀金，和漆细工的工作[171]，伦敦印刷报纸和书籍的印刷所，就因所雇成年及未成年工人劳动过度之故，致有“杀人所”的恶名[172]。钉书业有同样过度的劳动，而以妇人，少女，幼童为主要的牺牲者。制钢业的未成年人的劳动，是极重的。制盐业，蜡烛制造业及其他各种化学工业的未成年人的劳动，多系夜间劳动。而在未采用织机的丝织工厂，少年人的劳动，直把人累死[173]。但最可耻，最不干净，待遇最坏，且最常雇用妇女的一种劳动，是检选烂布的劳动了。英国除贮藏本国的烂布之外，尚是全世界烂布贸易的中心点。烂布，从日本，从南美最远隔的诸国，从加纳利群岛流进来。但主要的供给地，是德意志，法兰西，俄罗斯，意大利，埃及，土耳其，比利时，与荷兰。这种烂布被用作肥料，被用以制造床垫，制造人造羊毛，并用作造纸的原料。检选烂布的女工，就这样，成了天花及其他各种传染病传染的媒介了，而最先在这种种疫病下牺牲的，也就是她们[174]。且在煤矿及其他各种矿山之外，我们还可在砖瓦制造业，发现典型的例来说明过度的劳动，说明过度的和不适当的劳动，并说明这种劳动对于幼年从事该业的工人，曾发生怎样残暴的影响。在英格兰的这两种制造业上，新发明的机械，尚（1866年）只间或地被人采用。在五月至九月之间，工作自晨五时至晚八时，而晒干工作须在户外进行的地方，工作尚往往从早晨四时至晚九时。自早晨五时至晚间七时的劳动日，便算是减轻的，适度的了。六岁甚至至四岁的男女儿童，都被使用。他们的工作时间，和成年人一样，甚至更长。工作是很重的。夏季天热，更使人易疲劳。莫斯勒某一个砖瓦工厂，有一个24岁的年轻妇人，每日通例要制成瓦二千枚，仅有两个搬运黏土和堆瓦的少女作助手。这种少年人每日须从30呎深的坑，由210呎的距离，搬运十吨黏土上来。“每一个儿童，要通过瓦制造所的炼狱，皆非蒙受道德上的堕落不可。……他们从幼小时起，即习闻种种下流的话，他们是在不识不知的半野蛮的情形内，在这种卑陋，猥亵，无廉耻的习惯中，成长起来的。这种习惯，遂使他们成长以后，也无法无天，成为无赖之徒。……道德堕落的一个可怕的原因，是居住方法。每个模型工人（他常常是熟练工人，且常为组长），以食宿的地方，供给他属下的七人。无论他们是不是一家的人，总是男女儿童混住在一个小屋里面。每一个小屋，通例有二个房间，最多也不过三个房间。他们通睡地板，空气是极不流通的。他们白天的工作使他们如此疲劳，他们是一点也不讲究卫生，一点也不讲究清洁，一点也不讲究礼节。这种小屋，简直就是紊乱，污秽，与尘埃的标本。……但这种工作雇用少女的最大的弊端，仍在此：即，这种工作，使她们自幼到老，无时无刻不过无赖的生活。她们，在自然告诉她们自己是一个女人以前，总是粗暴的口舌不好的少年。她们身上，披着几块脏的烂布，大腿露出，颜面与发皆污浊不堪。礼貌与羞耻的感情，通统不放在她们心里。在食事时间，她们是躺在地上，或偷看在附近运河内洗澡的男孩。她们的艰苦工作完毕之后，她们换一身比较好看的衣服，就同男朋友到酒场去了。”在这个阶级内，人们会从幼时起就如此放纵，乃是当然之理。“最不良的现象，是瓦制造工人的自暴自弃。他们之中，有一个比较好的人，曾对梭塞尔菲的牧师说：“先生要感化恶魔，等于要感化一个烧瓦工人。”[175]

近代制造业（包括真正工厂以外的一切大规模的工作场所）在劳动条件上，力求经济。关于这种资本主义的资本经济，我们可以在公共卫生第四报告（1863年）与第六报告（1864）上，寻得政府公布的充分的材料。关于这些工作场所，尤其是关于伦敦印刷工场和缝衣工场，这两个报告的描写，虽最幻想的著作家的最不快意的幻想，也比不上。其对于工人健康的影响，是自明的。枢密院主任医官及公共卫生报告主编者西门医师曾说：“在第四报告（1863年）内，我曾说明，要工人主张他们的健康权，那是实际上不可能的，这所谓健康权是，无论雇主叫他们作什么工作，雇主皆应在自己能够负责的限度内，设法防止一切可以避免的不卫生的事情。我曾指出，在工人能自己实行这卫生权以前，他们不能在御用的卫生警察那里，得到有效的支持。……几十万男女工人的生命，现在，是无益地，在无止境的职业所引起的肉体痛苦中，被鞭打，被缩短了”[176]。西门博士为要说明工作场所对于劳动者健康状况的影响，还揭举了一个死亡表如次：[177]

D　近代家内劳动

我现在要转而论所谓家内劳动。我们要了解这个以大工业为背景的资本榨取范围，和它引起的怕人的结果，可观察英格兰若干僻远区域的外表上非常恬静的制钉业[178]。但在此，我们只要从花编制造业和草帽缏业（那还未采用机械，且也未与机械经营或与制造业经营相竞争），引述几个例证。

在英国花编业所使用的十五万人中，受1861年工厂法取缔的，约有一万。在其余十四万人中，大部分是妇人，少年人，和儿童（男性的仅占少数）。这种“便宜的”榨取材料的健康状况，可从下表推知。这是托鲁门医师（Dr.Trueman诺亭汉普通疗养院医师）编制的。在686名患病的花编女工中（大多数是17岁至24岁），患肺病的人数，占如下的比率：

1851年每45人中有1人 1853年每28人中有1人

1854年每17人中有1人 1855年每18人中有1人

1856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7年每13人中有1人

1858年每15人中有1人 1859年每9人中有1人

1860年每8人中有1人 1861年每8人中有1人[179]

肺病率的增加，即在最乐观的进步主义者和德意志自由贸易主义的最大的诳言贩卖家看来，也应该是满意的。

1861年的工厂法，限制以机械制造的花编制造业（以机械制造花编，在英国，已是常例）。我们要在此略加考察（只考察在家内劳动的工人，不问在制造厂及货栈内工作的）的部门，又可分为二部；其一为花编加工（在机械所制成的花编上加工，那又包含许多亚种）；其二为花编织造。

花编加工的工作，当作一种家内劳动，是在“主妇家”（Mistress houses）内进行，或在女工自己家内独力或得儿女帮助进行的。“主妇家”也是由极贫穷的妇人开设的。工作场所，是她自己的住室的一部分。她从工厂主栈房主那里包下工作来，雇用妇人，少女，和幼童劳动。使用的人数，视房间的大小与营业的需要而定。被雇女工数，有时自二十至四十，有时自十至二十不等。儿童开始劳动的最低年龄，平均为六岁，但有许多儿童在五岁未满以前，就开始工作了。通常的劳动时间，自早晨八时起至晚间八时，中间有一小时半可以出去吃饭。吃饭的时间是极不规则的，且往往不得不在龌龊不堪的工作场所内吃饭。在生意好的时候，工作往往从早晨八时（有时是六时）起，至晚间十时，十一时，或十二时不等。英国营房，依法律规定，每个兵士应占有五百立方呎至六百立方呎的空间；在陆军医院内，每个兵士必须占一千二百立方呎的空间。在这样的工作场所内，却每人不过占六十七立方呎至一百立方呎的空间。还有煤氧灯，要把氧气消耗。为使花编保持洁净起见，工作场所皆铺有石板或砖块，但即在冬间，工作的儿童也不得不把鞋脱去。“在诺亭汉，我们常看见十四名至二十名儿童，挤在一个不过十二平方呎大的小房间内，每日作十五小时工作。这种工作是吃力的，因其甚无味且甚单调且劳动条件又极不卫生。……最年幼的儿童，也须有惊人的紧张的注意和速度，从不让指头的运动停止或减缓。设有人向他们问话，他们决不抬起眼睛来，让瞬刻的光阴虚掷过去。劳动时间越是延长，‘主妇’鞭策用的‘长棒’越是用得多。儿童渐渐疲劳了，当他们长久从事一种单调的，费眼力的，因姿势必须保持不变而消耗精力的工作，快要终了的时候，他们简直像鸟一样，不能安逸下来。他们的工作，简直是奴隶的工作”[180]。反之，女工在自己家里（这所谓家，是指一间租赁的房屋，多半是一间阁楼），和儿女一道劳动的情形，是更坏。这种劳动，是在诺亭汉周围八十哩内进行的。在栈房内作工的儿童，于晚间九时或十时归家时，往往还带一包花编回家去，在家里加工。而伪善的资本家在此时，还由雇员之口，以这样的甘言对他们说：“这是给母亲作的”。实则他很知道，这班可怜的儿童，仍非坐下来帮助不可[181]。

花编制造（Spittenklöppelns, pillow Lacemaking），在英格兰，主要是在英国两个农业区域内经营。其一是汉尼登市附近花编制造区域，该区沿德文夏南岸二三十哩地方，并包括北德文夏若干地方。其二包括巴金汉，贝德福，诺桑蒲吞诸州的大部分，及牛津汉亭登二州的邻近的地带。工作场所往往便是农业工资劳动者居住的小屋。有许多制造家，使用这种家内劳动者三千名以上。那大都是儿童与少年人，全是女性。花编加工业所有的各种情形，都在这里复演了。唯一的差别是“花编学校”代替了“主妇家”。这种学校，就在贫妇人的小屋里办的。“学校”中的儿童，是从五岁起，至十二岁或十五岁。年龄最小的，在最初一年，每日作工四小时至八小时。稍长的，即从早晨六时起，作至晚间八时或十时。“工作的房间，通例即是小屋的卧室。为防止大风侵入，那里的烟囱是闭着的。工人须由自己的体温，保持自己的温度，在冬季，也往往如此。有时，这所谓教室，简直像一个没有火炉的小贮藏室。……这种窠一样的小屋，是异常挤的，空气是非常坏的。水沟，便所，腐败物，及其他各种龌龊，也会发生有害的影响。”关于空间位置，则“就甲校说有十八个少女和一个主妇，每人仅占有三十五立方呎，就乙校说，气味是闻不得，有十八个人，每人仅占有二十四立方呎半。在这种产业，有二岁和二岁半的幼童被使用”[182]。

在巴金汉与贝德福二州花编织造业告终之处，即有草帽缏业。赫特福州的大部和爱色克斯的西部北部，也有这种产业。1861年，草帽缏业与草帽制造业，共使用40,043人中，有3,815人是各种年龄的男子，其余都是女性。二十岁未满的女子，共14,913人，其中有幼童7,000人。在这种产业上，虽没有花编学校，但有草缏学校。儿童通例从四岁起，且往往从三岁起，就开始学习制草缏的方法。当然他们不曾受任何教育。他们到这种学校来每日织三十码草缏，仅为服从那饿得半死的母亲的命令。儿童自己为要区别这种吸血机关，常称普通小学校为“自然学校”。他们的母亲还往往在他们放学后，叫他们在家里工作，一直作到晚上十时，十一时，乃至十二时。麦蒿刺着他们的手；因必须不断以唾液使麦蒿浸湿故，他们的口常被割破。照巴拉德医师（Dr. Bellard）说，“伦敦各医官一般的意见，是每一个人的寝室或工作室，至少应有三百立方呎的空间。但草缏学校的空间位置，比花编学校还小。每人，少则12 2/3立方呎，17立方呎，18 1/2立方呎，多也不及22立方呎”。据童工委员淮特说，十二立方尺，与一个每边长三呎的箱相此，尚不及其二分之一。但儿童却要在这情形下，生活到十二岁乃至十四岁。几乎要饿死的穷极无聊的双亲，也只知道拚命榨取儿童的劳动。无怪儿童一旦长成，即离开父母，不管他们的事。“在这样培养起来的人口中，无怪会如此无知，如此邪恶。……他们的道德，是最堕落的。……大多数妇人都有私生子。这样年轻的女人就有私生子，所以，那怕最熟习犯罪的人，见此情景，也不免吃一惊”[183]。但基督教问题专家曼台兰伯特伯爵（Graf Montalemlert），还说有这种模范家庭的国家，是欧洲的基督教的模范国家！

在上述二种产业，工资当然是极低的，草缏学校的儿童，最多每星期不过得三先令。又因其中通行以货物支付工资的方法（Trucksystem此法，在花编织造区域，尤为盛行），所以名目上已经很低的工资，实际还要打一个折扣[184]。

E　由近代制造业和家内劳动到大工业的推移；工厂

法在这二种经营方法上的施行及由此促进的革命

妇人劳动力及未成年人劳动力的滥用，一切正常劳动条件和一切正常生活条件的盗掠，过度劳动与夜间劳动的野蛮——那种种都会使劳动力，变得便宜。但这种种作用，终久会碰到自然的难于跨过的限制。从而，以此等方法为基础的商品便宜化过程，和资本主义的榨取一般，也都会碰到这种限制。达到这一点，当然须经相当的年日。但这一点一经达到，采用机械的时候就到了，分散的家内劳动（或制造业）急遽转变为工厂经营的时候就到了。

这种转变的最大的实例，是穿着物的生产。照童工雇佣委员会的分类，这种产业包括草帽制造业，女帽制造业，制帽制造业，裁缝业，女冠服制造业[185]，衬衫制造业，紧身物制造业，手套制造业，鞋制造业，及其他许多小部门，如制造领带，硬领等等。1861年，英格兰威尔斯这各种产业所使用的女工数，为586,298名，其中至少有115,242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下，有16,650名，在十五岁以下。又，联合王国1861年这诸种产业所使用的女工数，为750,334名。同时，英格兰与威尔斯帽制造业，手套制造业，鞋制造业，裁缝业所使用的男工人数，为437,969名，其中有14,964名年龄在十五岁以下，89,285名年龄在十五岁至二十岁之间，333,117名年龄在二十岁以上。属于这方面的许多小部门，未计算在内。我们对于这种计算，且不表示意见。如此，我们将发现，单就英格兰和威尔斯说，依1861年国势调查所示，被雇在穿着物制造上的人数，全部为1,024,277名。其所使用的人数，与农业及饲畜业所吸收的人数，大约相等。由此，我们可以理解，机械为什么可以咒出这样大量的生产物，“游离”出这样多量的劳动者来。

穿着物的生产，一向是由制造厂（在其内，不过再生产了一种分工，构成这种分工的分散的份子，都是现成的）经营，由手工业的小老板（他们不复像先前一样为个别消费者劳动，而是为制造厂及货栈房劳动了，因此，一个都市全体，或一个区域全体，可以专门从事一种生产事业，例如鞋制造业）经营，并由所谓家内劳动者（他们是制造厂，货栈房，乃至小老板的外围部分）经营[186]。其劳动材料，原料，半制品等等，是大工业供给的；便宜的人间物质是由大工业和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者构成的。这种制造业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资本家欲有一个随时应付需要变动的工人队伍[187]。这种制造业，也还许分散的手工业经营和家内经营，当作广阔的基础而继续存在。这诸劳动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很大的，其所生产的物品是一步一步便宜的。这在过去和现在，皆主要因为工资降至维持生存所必要的最低限，而劳动时间则曾至人体上可能的最高限。其生产物的销路向来所以不绝扩大，且犹继续扩大，是因为转化为商品的人的血汗非常便宜。就英国的殖民市场（在那里，盛行英国本国的趣味与习尚）说，尤其是如此的。但那终久会达到一个界点。到这一点后，旧方法的基础，——劳动材料之残暴的榨取和系统发展的分工——就不复能应付扩大的市场，不复能应付增进得更速的资本家的竞争了。采用机械的时候到了。而在这生产范围内对准无数部门（如女服制造业，裁缝业，制鞋业，针绣业，制帽业等等）一齐加以袭击的革命的机械，是缝纫机。

对于劳动者，这个机械，和一切在人工业时期征服新职业部门的机械，有相同的影响。太过年轻的儿童是被远斥了。与家内劳动者（他们大多数是“贫民中最贫苦的人”）的工资比较，机械劳动者的工资是相对地提高了的。而与机械竞争的处境比较好的手工业者的工资，却减低了。新机械劳动者完全是少女与少妇。得机械力之助，她们把成年男工人在重工作方面形成的独占破坏了，同时在轻工作方面，她们又把年长的妇人和未成熟的儿童驱逐了。这种一面倒的竞争，扑灭了最弱的手工劳动者。最近十年间伦敦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的激增，是与机械缝纫的扩大相并而行的[188]。新的女工，或兼用手足，或单用手，或坐着，或站着（视机械的轻重大小，与构造如何而定），把缝纫机运转。在这种工作上，她们必须支出多量的劳动力。她们的劳动时间虽大体比在旧制度下面更短，但她们的职业，仍因过程继续的时间甚长，而于健康上有害。在已经很小，已经很挤的工作房间，例如制鞋，制紧身，制帽等等的房间内，再把缝纫机摆进去，不卫生的影响，就更增加了。委员洛德曾说：“在有三四十个机械工人作工的天井极低的房间内，站一会，也受不住。……房间内的温度（有一部分因为热熨斗的煤气管的作用），是可怕的……即令工作时间不过度（比方说从早晨八时起至下午六时止），每日照例仍有三四个人闷过去。”[189]

社会经营方法的革命——那是生产手段变化的必然的结果——须通过种种过渡形态。这种种过渡形态，随缝纫机在一产业部门采用范围的大小与时期的长短而变，随工人原先的状况而变，随制造业经营手工业经营或家内经营的优势而变，且随工作场所的租金[190]而变等等。例如，女服制造业，在那里，劳动人体已由单纯的合作，而组织了，所以，缝纫机最先就是当作制造业经营的一个新因素。而在裁缝业衬衫业制鞋业等业上，则一切的形态，互相交错。有时是真正的工厂。有时是中间雇主（Zwischenanwander）从真正资本家那里领下原料来，而在“房间”或“廊下”，在缝纫机周围，聚合十名，五十名，或五十名以上的工资劳动者工作。还有时（当机械尚未成为组织体系，仅小规模被使用时，情形往往如此），是手工业者或家内劳动者，和家里人或少数雇来的劳动者在一块，利用自己所有的缝纫机[191]。而今日在英国实际盛行的制度，是：资本家在自己的建筑物内，累积着许多机械，而以机械生产物分配给家内劳动者的队伍间，叫他们为更进一步的加工[192]。不过，过渡的形态虽有种种，但其转化为真正工厂经营的趋势，却不因此隐蔽。培养这种趋势的，有几种事情。第一，缝纫机本身的性质，就是培养这种趋势的，这种机械的多样的用途，使以前分散的各职业部门，能集中在一个建筑物内，在同一个资本的命令之下。第二，各种预备的用针工作，及其他若干工作，最宜在缝纫机安置的场所进行。第三，以自有机械从事生产的手工业者与家内劳动者，必致于被剥夺。这种命运，已经在某程度内加在他们身上了。投在缝纫机上的资本量，不绝地增加[193]。此事，曾刺激生产，使市场壅塞，并指示家内劳动者，把他们的缝纫机卖却。而缝纫机本身的生产过剩，又使难于找到销路的生产者，把缝纫机一星期一星期租给人家，从而，以致命的竞争，压在机械的小所有者身上[194]。而机械构造的无止境的变化，机械价值的无止境的减低，又使旧的机械，不断地折价，结局不得不大批卖给大资本家；因为，这种旧式机械，要在大资本家手中，方能应用得有利的。最后以蒸汽机关代替人力的结果，乃在这场合，像在一切类似的革命过程中一样，把问题决定。使用蒸汽力之初，也逢到种种技术上的障碍，例如机械的摇动，速度调节上的困难，轻机械之急速的磨损等等。但这一切障碍，不久就为经验所克服了[195]。许多工作机在一个大制造厂内累积，固曾引诱人使用蒸汽力，然蒸汽与人类筋肉的竞争，也曾促使工人与工作机累积在大工厂内。因此，英国今日在穿着物的大生产范围内，像在大多数产业上一样，经验到了由制造业，手工业，家内劳动，转化为工厂经营的革命了。惟在此之前，这种种已在大工业影响下完全被变化，被分解，被歪曲的生产形态，虽不包含工厂制度的积极的发展要素，却曾引起甚至过分引起工厂制度的一切恐怖[196]。

自然进行的产业革命，又因工厂法推广施行于一切使用妇人少年人和儿童的产业部门受到人为的促进。劳动日在长短，休息，工作始终点上受到强制取缔，儿童的轮班制度，及未满一定年龄的儿童的使用，受到禁止。这种种，都使机械必须增加[197]又使当作原动力的筋肉必须由蒸汽代替[198]。而在他方面，因要在空间上补偿时间上的损失，共同利用的生产手段如熔炉建筑物等等，又是不得不扩充。一句话，生产手段须更累积，劳动者须相应地更密集。不过，在工厂法威胁下的各种制造业，虽唱热烈的异议，但它反复援引的论据，不外是要保持旧来的营业规模，已须有较大的资本支出。但制造业与家内劳动之间的中间形态，与家内劳动本身，当劳动日与儿童劳动受这样的限制时，却是只有没落的。这种种产业形态所有的竞争力，乃以廉价劳动力之无限制的搾取为唯一基础。

工厂经营的本质的条件，是结果之标准的确实性；明白的说，即在一定期间，造出一定量商品或有用效果。而在劳动日受取缔时，尤其是如是。又，工厂法规定劳动日须有确定的休止时间，但这种规定所以可能，也因周期地突然地停止劳动，不会给方在生产过程中的制品，以任何损害。在纯机械性的产业，当然比在物理化学过程占相当地位的产业（例如制陶工业，印花工业，染色工业，面包制造业，及大多数金属制造业），更易有结果的确实性和劳动停止的可能性。在劳动日绝无限制，夜间劳动不受禁止，人间生命得任意浪费时，每一种自然发生的障碍，都被视为是生产之永久的“自然限制”的。但任何驱除害虫的毒药，也不及驱除这种自然限制的工厂法那样确实有把握。没有谁，还比制陶业方面的诸位先生，更高声叫“不可能”。但1864年工厂法实施到制陶业上来十六个月后，一切不可能就都消灭了。工厂法在制陶业上唤起的“改良的方法，即以压缩代替蒸发的制造陶土的方法，和改良的烘制陶器的炉等等，都是制陶技术上的重要事项。其所划出的进步，实为前世纪所不能梦想到。……炉的温度大减低了，燃料大节省了，但其在陶器上发生的作用，却更迅速了”[199]。虽有各种预言，但陶制品的成本价格，总没有增加，陶制品的生产量却大增加了。1864年12月至1865年12月那十二个月间，陶制品输出额，比前三年间平均的输出额，要在价值上，超过138,628镑。再就火柴制造来说，一向人们总以为，少年工人在吃中饭时，仍须继续以木签浸入燐熔液中，使发散的毒气，与工人的面部接触。他们视此为自然法则。但工厂法（1864年）的实施，使时间的经济，成为必要，因此有一种“浸机”出现了；赖有此，其毒气已不复能接触到劳动者身上了[200]。又，在今日依然不受工厂法限制的花编制造业各部门，人们也以为，因各种花编材料干燥所必须经过的时间有种种不同，有的只须三分钟，有的必须有一点钟以上，所以，要使食事时间有规则，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种主张，童工委员也答说：“这里所说的情形，与第一报告所述的壁纸印刷业的情形，正好相同。经营此业的大制造家曾有人说，从所用材料的性质及各式各样的过程看，非发生大损失，决不能在任何定时，为食事而将劳动突然停止。……1864年工厂法的增补条例第六节第六条，却规定食事时间的实行，自该法制定日起，得延迟十八个月的时间[201]。但这个法律在议会通过不久之后，工厂主就发现了如次的事实：即，“工厂法在我们这种制造业上施行，当初我们总以为一定会发生弊端，我们现在很高兴说，这种弊端是没有发生。我们不见生产受任何干涉。我们在同时间内的生产，是已经增加了”[202]。很明白，实事求是的英国国会，已由经验知道，要扫除劳动日限制在生产上遇到的所谓自然障碍，单制定一个强制的法律，已经很够。因此，当工厂法将在某产业部门实施时，总会给与六个月乃至十八个月的犹豫期间，责成工厂主，使他们扫除种种技术上的障碍。米拉波（Honoré Mirabeau是法国的政治家，不是那位经济学家）的格言“不可能么？不要对我说这一句无意思的话”，最适用于近代的工艺学。不过，工厂法虽如此促成制造业经营转化为工厂经营所必要的物质条件，但同时，因工厂法使资本支出必须增大，故又促进了小老板的消灭和资本的累积[203]。

不说技术上的障碍及可在技术方面除去的障碍，则工人方面的不规则的习惯，也会妨止劳动日的取缔。在计件工资制度盛行，此日或此星期时间上的丧失，得由以后过度劳动或夜间劳动来补偿——这个方法，使成年工人野兽化，把他的未成年的和女性的伴侣破灭——的地方，情形尤其是如此[204]。劳动力支出的这种无规则的情形，固然是可厌的单调的劳动苛求之自然的粗暴的反动，但也有极大部分，是由于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以资本无限制搾取劳动力为前提。即不说产业循环上一般的周期的变迁，及各生产部门上特别的市况变迁，我们也还可以讲一讲所谓“季节”（saison）——那或以航海季节的周期性为根据，或以时式为根据，因此突然接到的大批定单，必须在最短期间内交货。因铁路及电报普及之故，这种定货习惯，更为屡见了。“铁道组织在全国扩展的结果，对于近期交货的习惯，颇有助长的趋势。购买者不像以前一样，向零售店购买了，他们每二星期从格拉斯哥，孟彻斯德，和爱丁堡到批发的都市贩卖所来买一次。数年前，我们可以在生意冷淡的时候，为应付下一季的需要，把货物准备好，但现今谁也不能预先断定下一季的需要是怎样”[205]。

依然不受工厂法取缔的工厂与制造厂，在所谓节季时期，因接到突然的定单故，往往会周期地陷于极可怕的过度劳动。在工厂，制造厂，和货栈的厂外部，即所谓家内劳动，职业是极不规则的，其原料，其定单，皆取决于资本家的喜怒。在这场合，资本家全不必顾虑建筑物机械等等的消耗，而只以劳动者的皮为冒险。他们在这场合是组织地养成了一个可以随时利用的产业预备军（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这个产业预备军，在一年中某一个时期，在劳动强制下，忙得要死，而在他一个时期，却因工作缺乏，饿得要死。童工委员报告上曾说：“当特别需要劳动时，雇主即利用家内劳动的习常的不规则性，使工作到夜间十一时，十二时，乃至二时，即俗所谓‘全时间’。臭气之烈，可以使你昏倒，所以，当你到门口，将门启开时，你会没有进去一步的勇气”[206]。有一个证人（一个制鞋工人）说：“他们是古怪的人，他们觉得，使工人在半年内从事过激的工作，在其余半年内几乎没有工作，也于工人毫无损害”[207]。

这种“与职业一同发展的习惯”，像技术上的障碍一样，今仍被当事的资本家，称为生产的自然限制。英吉利棉业初受工厂法威胁时，棉业大王是最喜欢这样叫喊的。固然，他们的产业，比任何产业，都更以世界市场，从而以航海业为基础，但经验却证明他们的主张是谎言。近来，英格兰的工厂监督专员，把一切自称的营业障碍，都看作是假话了[208]。童工委员的诚意的调查，已经证明——在若干产业取缔劳动时间，结果是使一向使用的劳动量，更平均地，分配在全年间[209]；这种取缔，对于杀人的，无意义的，本身就与大工业制度不适合的应时习惯，是最早的合理的约束[210]；海洋航海与交通机关一般的发展，曾把季节劳动技术的基础扫除[211]；一切其他的被认为难于控制的事情，也因建筑物增加，机械增加，同时使用的工人数增加[212]，及此等原因曾在大商业制度（das system des Grosshandels）引起反应之故[213]，被一扫而空了。但虽如此，若不受国会限制劳动日的法令的压迫[214]，资本依然不会赞同这种改革。这是资本代言人屡次说明过了的。

Ⅸ　工厂法（卫生条款与教育条款）及其在英国的普遍化

社会，对于社会生产过程的自然发生的形态，实以工厂法的制定，为最早的意识的计划的反应。我们讲过，工厂法，和棉纱，自动机，电报一样，是大工业的必然的产物。但在转论工厂法在英吉利的普遍化以前，我们且就英国工厂法，略述若干与劳动日时间限制没有关系的条款。

卫生条款（Gesundheitsklauseln）的字义，是极笼统的，使资本家很容易规避。然姑不说此。它的内容也非常贫弱；事实上，它不过规定，墙应粉白，其他若干点应讲求清洁，空气要流通，机械的危险应设法保障。我将在第三卷，详述英国工厂主，曾怎样热狂反对这种只要出少数钱即保障“工人”肢体的条款。在这个场合，自由贸易主义的信条——在利害关系互相冲突的社会内，只要各人寻求各人自己的利益，即可增进公众的幸福——再度被试验了。且举一例如下。我们知道，在过去二十年间，亚麻工业曾在爱尔兰大扩张，随着，打麻工厂也在爱尔兰增加了。1864年，该处，有打麻工厂一千八百所。照例，在秋冬二季，妇人与少年男女，即附近小农民的妻室儿女，一种完全不熟习机械的人，会离开田间工作，被吸到打麻工厂来，从事以亚麻投入辗辘机内的劳动。由此发生的灾害，论范围与强度，皆成为机械史上空前的例。考克附近居尔第南有一个打麻工厂，自1852年至1856年，发生过六次死亡和六十次残废的事件。每一次这种意外的事件，原都只要数先令的破费，以最简单的设备，就可以防制的。淮特医生（丹巴特利克的工厂鉴定医师），会在一个政府公报（1856年12月15日）中，说：“打麻工厂发生的意外事件，都是最可怕的。多数是身体被铡去四分之一，罹祸者或死亡，或残废，终生痛苦。工厂在该处增加以后，这种可怕的结果也必定会增加……我相信，使打麻工厂受国家的适当的监视，定可防止一个巨大的生命和身体上的牺牲[215]。”维持清洁与卫生的最简单的设备，也须由国家制立法律来强制实行。还有什么事实，能比这个事实，更明白地，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特征吗？在制陶工业方面，1864年的工厂法，“曾粉白扫净二百以上的工作场所。这种工作场所，有许多已经二十年不曾粉刷，有一些是从来不曾粉刷过”（这就是资本家的“节欲”），其所雇用的二万七千八百工人，一向就在过度的日间劳动，和夜间劳动中，呼吸这有毒的空气，从而使一种在其他方面比较更少害处的职业，成为疾病与死亡的渊薮。法律曾使换气的手段改良许多[216]。同时，工厂法的这个部分又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在本质上，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来进行各种合理的改良。我们一再讲过，英国的医师曾一致地声明，在继续工作的地方，每一个人至少应占有空间五百立方尺。好的！但若工厂法已由其强制规定，间接促进小工作场所的工厂化，从而间接侵害小资本家的所有权，确保大资本家的独占权，那么，规定每个工人在工作场所内必须占有适当的空间，就会使成千小资本家在这强制规定的一击之下，被直接剥夺！那会动摇资本主义生产方法的根本，即以劳动力之自由购买自由消费为手段，使大大小小的资本价值增殖。是以，提到五百立方尺空气，工厂法便无路可走了。卫生官员，工业调查员，工厂监督专员，都曾反复说明，五百立方尺空间是必要的，但要强迫资本接受这种要求，却是不可能的。他们在事实上说明了，工人患肺结核病或其他诸种肺病，是资本的生存条件之一[217]。

大体说，工厂法的教育条款（Erziehungsklauseln）也是贫弱的，但它仍以小学教育为劳动的强制条件[218]。这个条款的成功，第一次证明了，以教育与体操[219]和筋肉劳动相结合，是可能的，以筋肉劳动和教育与体操相结合，也是可能的。工厂监督专员，在审问学校教师时，发觉了工厂儿童，与正式日校学生比较，虽只受半时间的教育，但所得的学业是一样多，且往往更多。“这种现象是单纯的。他们虽只半日到校，但他们时时觉得新鲜，且时时准备受教。他们以半时间从事筋肉劳动，以半时间受教育的制度，使工作与教育成为交互的休息和安慰。从而，使工作与教育，都更与儿童适合。一个终日在学校内的儿童（尤其是暑天），不能和一个刚刚把工作放下，心情非常活泼的儿童竞争，乃是当然的事”[220]。关于这一点，西尼耳1863年在爱丁堡社会科学大会的演说，也可为证。在那里，他曾说明，上中阶级儿童的单调的不生产的长时间的受业时间，徒然增加教师的劳动，同时，教师又不仅无益地，并且有害地，浪费儿童的时间，健康，与精力[221]。像欧文所详细说明的那样，未来教育——这种教育，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结合起来，使每一个已达一定年龄的儿童皆可享受，此不仅为增加社会生产的方法，且为生产健全人类的唯一方法——的种子，是从工厂制度发芽的。

制造业的分工，使一个完全的人，终生为一个部分工作所吞并。我们讲过，大工业在技术发展中，把这种分工废止了。但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形态，又依一种更可怕的形态，再生产出这种分工来。这在真正的工厂内，是因为劳动者变成了一个部分机械的有意识的附属物；而在其他各处，却一部分因为机械及机械劳动的间或的使用[222]，一部分因为妇女劳动，儿童劳动，及不熟练劳动，被采用作分工的新基础。制造业的分工与大工业的本质，是相矛盾的，这种矛盾，现在是热烈地发动了。而在这种可怕的事实——近代工厂制造厂使用的儿童，大部分，从极幼小的年龄起，就被束缚专门从事一种最单纯的工作，但经过多年的榨取后，仍不能学会一种后来可以在同制造厂或工厂内有用的劳动——上，这种矛盾，是表现得尤为显著。试以英国的印书业为例。该业的旧制度，是与旧制造业和手工业相应的。依照这种制度，每一个徒弟都由较轻易的劳动，进而从事内容较充实的劳动。他们须经过种种训练，然后成为完全的印刷工人。无论何人，要从事这种用手作的职业，皆须能读与写。但自印刷机被采用以来，这一切都变化了。印刷机只使用两种劳动者。一种是成年工人，他们是照应机械的；一种是十一岁至十七岁的少年工人，他们的专门职务，是把纸张送到机械里去，或把已经印好的纸张从机械取出。他们每星期有几天要从事这种单调的工作（特别在伦敦），至十四小时，十五小时，乃至十六小时，有时且连续工作至三十六小时，其中只有两小时吃饭和睡眠的时间[223]。他们大多数不认得字，大多数是粗野的变态的人。“他们从事这种工作，不必有任何智识上的训练。那用不着熟练，更用不着判断力。他们的工资，与一般儿童的工资比较，虽比较的高，但其标准，不与年龄一同提高，他们大多不能希望有较良的待遇，不能希望提升到机械照应工人的位置，因为每一个机械只用一个照应工人，但至少须用两个往往四个少年工人”[224]。所以，当他们的年龄长大，不适于作这种工作之后（十七岁以后，便不适于作这种工作了），他们便会从印刷所解雇出来。他们从此流落街头，成为犯罪者的补充队。虽有人为种种尝试，希望给他们以别的职业，但他们的无知，他们的野性，他们肉体上精神上的堕落，使这一类企图，皆归无效。

关于工作场所内制造业分工我们说的话，也适用于社会内部的分工。在手工业与制造业仍为社会生产的一般基础时，生产者专属于一个生产部门的事实，和原有的职业多面性的裂断[225]，乃是一个必要的发展步骤。立在这个基础上面的每一个特别的生产部门，皆经验地发现它的适合的技术形态，徐徐完成它，而达到一定成熟程度之后，还极迅速地使它结晶起来。除由商业供给新劳动材料外，唯一能引起变化的事情，就是劳动器具的徐徐的变化了。但一经由经验认为适合的形态，依然会凝固着。此可由如下的事实来证明。即，一种形态，由一代传至一代，往往相传数千年，不生一点变化。有一个特征的事实，可以在这里讲讲。一直到十八世纪，各种特制职业，都被称为秘诀（Mysteries）[226]。只有经验上职业上内行的人，能够通透其中的奥义。这一幅帷幕，使人类自己的社会的生产过程，在人类的面前隐蔽着，使各种自然发生的特殊的生产部门，对于职业外的人，甚至对于职业内的人，化作秘密。大工业把这一幅帷幕撕开了。大工业的原理（即不顾人的手，将各生产过程分解为构成要素），创造了近代的工艺学（Technologie）。社会生产过程之杂多的，外表上不互相联络的，凝固的形态，分解为自然科学之意识的，计划的，为所期效果而系统分化的应用。力学，在最复杂的机械体系内，仅发现单纯机械力的不断的反复。工艺学也只发现少数基本形态。各种生产行为所使用的工具虽复杂异常，但都必然要采取这种基本形态的。近世工业决不视生产过程的现存形态为确定的。所以，从前各种生产方法的技术基础，在本质上是保守的，近世工业的技术基础，却是革命的。[227]劳动者的机能及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须经由机械，化学过程，及其他各种方法，而与生产的技术基础，一同不断地发生革命。它们还使社会内部的分工也不断发生革命，使大量的资本和大群的工人，不绝从一生产部门，移转到他一生产部门。所以，大工业的性质，是一方面以劳动的变更。机能的流动，劳动者的全面的变动性为条件。但在他方面，它又在它的资本主义的形态上，再生产了旧式的分工，及其凝固的特殊性。这是一种绝对的矛盾。我们曾讲过，这种绝对的矛盾，怎样夺去了工人生活状态的安静，安定，安全；并在夺去工人的劳动手段时，不断地夺去他的生活手段；[228]在废绝他的部分机能时，又使他变成过剩的。我们还讲过，这种绝对的矛盾，怎样引起劳动阶级的不断的牺牲，劳动力的无限的浪费，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的荒废。惟以上皆属于消极方面。当劳动的变更，现在竟当作无可如何的自然律，并在遇到障碍时，以自然律的盲目的破坏力，发生作用时[229]，大工业也会在他方面，由它自身的激变，引起一个存亡问题。那就是，劳动的变更与劳动者的尽可能最大的多方面性，必须视为是一般的社会的生产法则；各种关系，也必须和这个法则的正常的实现相适合。那就是，时时变化的资本榨取欲所得而随时利用的贫穷劳动人口，必须为时时变化的劳动需要所得而绝对利用的人类所代替；仅从事社会一部分机能的部分的个人，必须为交互从事各种社会机能的发展完全的个人所代替。一个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自然发生的革命要素，是工业学校与农业学校，还有是职业学校。在那里，工人的子女，对于工艺及各种生产工具的实际使用法，受得若干的教育。工厂法，虽不过从资本手里挖得最初的贫弱的让步，虽只以小学教育和工厂劳动相结合；但这是没有疑问的，工人阶级在不可避免地夺得政权之后，工艺教育仍会在理论方面和实用方面，在劳动学校内，占得它的位置；这也是没有疑问的，这种以废止旧分工为最后目标的革命酵母，正好与资本主义生产形态及相应的经济的劳动开关系互相矛盾。但一种历史的生产形态之矛盾之发展，乃是该种历史的生产形态所由以崩解，所赖以取得新形态的唯一的历史的路。“让鞋匠固守他的职业”那一句话，虽是手工业者的识见的绝顶，但自钟表匠瓦特发明蒸汽机关，理发匠阿克莱特发明塞洛纺绩机，宝石工人福尔敦（Fulton）发明轮船以来，那一句话也成了可怕的陋见了[230]。

在工厂法仅取缔工厂制造厂等等的劳动时，它不过表现为资本榨取权的干涉。当工厂法进而取缔所谓家内劳动[231]时，它又可表现为父权（即近代所谓亲权）的干涉。胆怯的英国国会，很久不敢这样做。但事实之威力，使英国国会也不得不承认，大工业把旧家庭组织的经济基础及与此相应的家内劳动推翻时，是连带把旧家庭关系也推翻了。儿童的权利，已经不能不主张。1866年童工委员最后的报告，也说；“根据各种证据，我们都不能不忍痛地说，男女儿童在父母的压力下面，最需要国家保护。儿童劳动（广言之），家内劳动（狭言之）的无限制榨取制度，是这样维持的；即，父母不受一点约束，对于自己幼弱的儿女，可以发挥专擅的有害的权力。……父母不应有这样的专制权，以致把儿女变作机械，冀图尽可能，在各个星期榨取出工资来。在任何场合，儿童皆有权向立法院请求在亲权的滥用下受保护，俾自己在体力方面得免于破坏过早，在智力方面道德方面，得免于堕落”[232]。但不是亲权的滥用，使资本对于不成熟的劳动力为直接的或间接的榨取；反之，乃是扫除父权经济基础的资本主义榨取方法，使父权滥用。旧家庭组织在资本制度内的瓦解，虽显得可怕并可厌，但因大工业曾在家庭组织范围之外的社会的组织的生产过程中，给与妇女和少年男女儿童以极重要位置，故又为家庭及两性关系的较高的形态，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基督教日耳曼的家庭形态，和古罗马的家庭形态，古希腊的家庭形态，东方的家庭形态，都不是绝对的。但合起来，则成为一个历史的发展系列。又很明白，不分男女老幼的结合劳动体，虽在自然发生的粗野的资本主义的形态（在那里，是劳动者为生产过程，不是生产过程为劳动者）下，是不道德状态与奴隶状态的有毒的源泉，但在适当的情形下，那却必然会激变为人类发展的源泉[233]。

工厂法本来是以例外法律的资格，专取缔最初采用机械经营的纺织业的。但大工业之历史的发展，却证明了，这种例外法律有转化为一般法律（取缔一切社会生产的法律）的必要，换言之，有普遍化的必要。在大工业的背后，制造业，手工业，家内劳动的旧形态，完完全全地革命了。制造业不断转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转化为制造业；而在一个比较非常短的时期内，手工业和家内劳动的范围，又变成了贫苦的洞窟，让极凶暴的资本主义的榨取，在那里，为自由的活动。但最后把问题决定的，是两件事情。第一，反复更新的经验，证明了，如资本在社会范围内这一处受到国家的取缔，它会在他处，更无节制起来，冀由此得到赔偿[234]。第二，资本家自己也要求竞争条件的平等，换言之，要求对于劳动的榨取，加上平等的限制[235]。关于后一点，我们且听听两种伤心的呼吁。布里斯托市库克斯勒公司（钉，锁等物的制造家），曾自动实施工厂法的条例。“因附近各工厂仍实行旧时不规则的制度，所以库克斯勒公司蒙受了一种不利，其童工，往往被引诱在下午六时后，再到别的工厂去继续工作。该公司自然会说，这是对于他们不公正也不利益的事。这种额外的劳动，将消耗童工体力的一部分，使他们不能充分利用他们”[236]。伦敦纸盒纸袋制造业者辛浦孙氏，也曾向童工委员陈述：“他愿意在请求法律干涉的请愿书上签名。……他在夜间关门后，往往终夜睡不好，生怕有别家作工到较晚的时间，把他的生意夺去”[237]。童工委员更总括起来说：“大雇主的工厂受取缔，而同业小雇主的工厂则不受法律取缔，那是对于大雇主的一种不公。一则受时间上的限制，一则不受时间上的限制，这当然是竞争条件的不平等。但除这种不平等之外，那对于大制造业家，还有一种不利；即，他们所雇用的未成年人与妇人的劳动供给，往往为不受法律取缔的工作场所夺去。又，这个办法，还会引起小工作场所的增加，这种小工作场所，就健康，快乐，教育，及人性改良诸方面说，几乎一律是不适宜的”[238]。

童工委员最后一次报告，提议使一百四十万以上的儿童，少年男女，妇人——约有半数，是小经营和家内劳动使用的——受工厂法取缔[239]。内云：“若我等的提议，为国会所采纳，……则无疑，此种立法，不仅对于幼弱（这是立法的直接对象）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即对于人数更众的成年工人（他们在这诸种职业上，也将直接〔妇女〕或间接〔男子〕受这种法律的影响），也会发生最有益的影响。这种法律，将使他们的劳动的时间规则而且适度，将使他们的工作场所卫生而且清洁，将培育而且改良他们的体力（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幸福的基础，也是国家的幸福的基础），将从破坏身体引致早死的青年时期的过度工作，救出下一代的人，且使他们在十三岁以前有受小学教育的机会，把无知识的状况——这种状况，童工委员的报告，曾予以翔实的描写，那使我们每次想到，都引起深切的痛苦，使我们对于民族堕落的情形，发生深刻的感觉——扫除”[240]。保守党内阁借1867年2月5日的诏书，才宣称工业调查委员的建议[241]，已列入议案。但要作到这样，一个延长二十年之久的以无价值体为对象的实验，乃是必要的。1840年，国会已派遣委员研究儿童劳动的状况。其报告（1842年刊发的），果如西尼耳所说，曾揭发“雇主与父母是怎样贪婪，自利，和残忍，少年男女与幼童是怎样贫苦，堕落，和破坏。……人们也许会说，它所描写的，是过去时代的情形。但有种种证据，证明这种种惨状，现在是和以前一样厉害。二年前哈特威克（Hardwicke）曾刊行一小册，说1842年报告所描写的种种弊害，现今（1863年）依然在全花竞放的时候。这个报告二十年来居然无人留意，而在这期间生育起来，无道德，无知识，无宗教，也无人情的儿童，又竟然作了一代人的父母。这事实，很可证明关于劳动阶级儿童的道德状况卫生状况，还是一般被人忽略”[242]。

社会状况已经变化了，国会虽拒绝了童工委员1840年的要求，但已不敢再搁置童工委员1862年的要求。因此，1864年童工委员报告尚只发表一部分时，土器工业（包括制陶业），壁纸，火柴，药包，雷管等工业，绒布加工业，已经加入，须和织物工业一样受法律取缔了。当时的保守党内阁，由1867年2月5日敕诏宣布，以童工委员最后建议（其调查工作，至1866年始竣）为基础的法案已被采纳。

工厂法扩充条例（Factory Acts Extension Act）在1867年8月15日，工作场所管理条例（Workshop's Regulation Act）在8月21日，先后得国王裁可。前者适用于大规模经营，后者适用于小规模经营。

受工厂法扩充条例取缔的，有镕矿厂，制铜铁厂，铸造厂，机械建造厂，金属制造厂，树胶制造厂，造纸厂，玻璃制造厂，烟草制造厂，印刷所，装钉所。总之，一切这一类的工作场所，同时雇用五十名工人以上，每年至少有一百日开工的，皆受该条例管理。

要了解这个法律扩充以后的适用范围，我们且引述其中数种定义如下：

“称手工业者，谓任何职业的，或以营利为目的的筋肉劳动，为贩卖而制造物品或物品一部分，或将物品变更，修理，装饰，或加工者也。”

“称工作场所者，谓有任何儿童，未成年人，或妇人在内从事任何手工业，雇用者有权入内管理之任何房屋或屋外场所”。

“称受雇者，谓得工资或不得工资，而在主人或一个尊亲之下，从事任何手工业。”

“称尊亲者，谓父母，监护人，或有权保护或监督儿童或未成年人之人。”

该法第七条规定，凡违法雇用儿童，未成年人，或妇人之人，课以罚金。受罚者不限于工作场所的占有者（尊亲或其他人），即“尊亲，或从儿童未成年人，或妇人劳动得直接利益，或对其有监督权的人”，也包括在内。

取缔大规模经营的工厂法扩充条例，因曾设立种种例外，并对资本家作卑怯的妥协，把工厂法的效力限制了。

工作场所管理条例的各细目，本来是极贫弱的，其执行，最初是授权于市政及县政当局。在他们手里，那等于是具文。1871年国会才把执行权收回，委工厂监督专员任其事。工厂监督专员所辖区域，一举增加了十万个以上的工作场所和三百个炼瓦工厂。但工作如此增加了，本来就不敷分配的职员，却仅增加了八人[243]。

1867年英国这种立法的特征是：一方面，支配阶级的国会，不得不以原理上非常的手段，大规模地，防止资本主义榨取的过度；他方面，在实行这种手段时，他们却这样不彻底，这样不热心，这样无诚意。

1862年的调查委员，还建议对于采矿业，制定一种新法规。与其他各种产业比较，采矿业是具有一种特征的：即，在那里，土地所有者的利害关系与产业资本家的利害关系相一致。这两种利害关系的对立，对于工厂立法，颇为有利。故其缺乏，已经可以说明，矿业法的制定，何以会如此因循，如此诡谲。

1840年调查委员曾如此惊人地把真相暴露，耸动了全欧人士的耳目。国会因良心过不去，才于1842年通过矿业法（Mining Act）。但该法仅禁止使用妇人及十岁未满儿童在矿山从事地下劳动。

此后于1860年制定的矿山监督条例（Mines Inspection Act），规定矿山应受节制于专任公员，并规定不得僱用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除已有学校证明书或以一定时数入学校者。因专任的监督人数过少，其职权极贫弱，以及其他种种我们将要说明的原因，这个条例几乎完全是具文。

关于矿山问题最近发表的蓝皮书之一，是“矿山特别调查委员报告及供述，1866年7月23日”。在这以前，曾在下院议员中选任一委员会，赋以传召审问证人的权力。这个报告，就是由这个委员会制成的，那是对开本的一厚册。报告本文只有五行，其内容是：委员会没有任何事要说，还须再审问证人。

这个委员会审问证人的方法，与英吉利法庭的审问方法是相类的。在英吉利法庭上，是由一方的辩护人，用突如其来的叫人摸不着头脑的问题，使证人仓卒间不知怎样回答，并由证人口里钩出话来。在这场合，辩护人即下院选任的委员当中有好几位是矿山所有者和开矿业者。而与证人相当的就是矿工，其中大多数是炭坑工人。这全套滑稽戏，极富有资本主义的精神，其报告，我们不能不摘录如下。为简明计，我把调查的结果分类叙述。问与答，在英国蓝皮书中就是附有号码的；此处引述的证言，全是炭坑工人供述的。

（一）十岁以上儿童在矿山上的使用——矿山的工作，把来往的时间包括在内，通例有十四小时或十五小时之久，有时自午前三时，四时，或五时，至午后四时或五时。（第6号，第452号，第83号）。成年工人分两班替换工作，每班作八小时；但为节省费用，少年工人是不轮班的。（第80号，203号，204号）。较年幼的少年工人，以开闭炭坑各部气口为主要职务，较年长的少年工人，从事较重的工作，如搬运煤炭等。（第122号，739号，1747号）。他们在地下作这样长久的时间，一直作到十八岁或二十二岁，然后才从事真正的炭坑劳动。（第161号）。儿童与少年工人现在的待遇，比以前任何时都更坏，工作比以前任何时都更苦。（第1663号至1667号）。矿山劳动者现在是异口同声，要求国会颁布条例，禁止十四岁未满的儿童，从事炭坑劳动。胡塞•维菲安（他自己也是一个开矿业者）问：“这要求，不随父母贫苦的程度有别么？”布鲁士也问：“在父亲受伤，或害病，或死亡，而只有一个母亲的情形下，禁止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儿童，使不得为家庭幸福，每日去赚1先令7便士的工资，你不觉得是一件残忍的事么……你们必定要订立一般的规则么？……你们赞成制定法律，使十二岁至十四岁的儿童，在父母处任何情形下，皆不得被使用么？”答：“是的”。（第107号至110号。）维菲安又问：“假设真通过一种法律，禁止十四岁以下的儿童不得使用，……儿童的父母不将在别的方面，例如在制造业上，为儿童找职业么？”答：“我想不尽是这样”。（第174号）。金讷尔特问：“少年工人有些是管气口的吗？”答：“是”。问：“每一次你关闭气口，都很吃力吗？”答：“每每是这样”。问：“这种工作，好像是很轻的，实际却是很苦的么？”答：“关在那里，像关在牢里一样”。维菲安又问：“把灯给儿童，他也不能读书吗？”答：“是的，如果他找到蜡烛，他就可以读书的。但若他被发觉在读书，他就犯规了。在那里，他要以全力作自己的事，他有他应尽的义务，他必须尽他的责任，我想在坑内读书是不准的。”（第139号，141号，143号，153号，160号）。

（二）教育——矿山工人要求仿照工厂的成例，为他们的儿童，制定一种强迫教育的法律。1860年的法律，虽规定十岁至十二岁的儿童，必须有学校证明书方得雇用，但他们认这个条文，完全是具文。关于这个问题，资本辩护人的讯问，是滑稽极了。问：“尚须有补充条文，来取缔雇主呢抑取缔两亲呢？”答：“我想，对于二者，都须予以较多的取缔。”问：“你不能说，对那一方面应有较大的取缔？”答：“不，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第115号116号）。问：“雇主方面绝不愿儿童有时间上学么？”答：“决不愿意；工作时间决不会为这个目的缩短”。（第137号）。金讷尔特问：“你说，挖煤工人一般会改进他们自己的教育么？你能举出一个例来证明已开始工作的人，会大大改进自己的教育么？”答：“他们大都退步，不会改进，他们大都会染得恶习，染得饮酒赌博种种嗜好；完全变坏。”（第211号）问：“他们不进夜校吗？”答：“设有夜校的炭坑是极少数的；在有夜校的炭坑，也很少儿童到夜校去，他们身体太疲劳了，决不愿再到学校去。”（第454号）。问：“这样看，你是反对教育了。”答：“决不反对。”（第443号）问：“但雇主不是必定要儿童交学校证明书吗？”答：“照法律，他们是要，但我不知道，他们实际是否要”。问：“然则，你以为，关于学校证明书的规定，未曾在炭坑内切实施行吗？”答：“确未切实施行”。（第443号，444号）问：“炭坑工人对于这个问题，都很感兴味吗？”答：“多数人很感兴味。”（第717号）。问：“他们都渴望法律切实施行吗？”答：“多数人是这样渴望”。（第718号）。问：“你以为，在我国，不得人民帮助，一项法律也能切实施行吗？”答：“有许多人反对雇用儿童，但他们也许会由此成为被人注意的人物”。（第720号）问：“被谁注意”？答：“被他的雇主”。（第721号）。问：“你以为，遵守法律的人，也会被雇主找到过失吗？”答：“我相信会”。（第722号）问：“你听说有工人反对使用十岁至十二岁不能写也不能读的儿童吗？”答：“这是不让人有选择自由的问题”。（第723号）问：“你要求国会干涉吗？”答：“我想，倘要在煤炭工人儿童的教育上作一点切实的事情，则以国会通过的法律实施强迫教育，乃属必要之举”（第1634号）。问：“你只要以这种义务，加在煤炭工人身上，抑还要以这种义务，加在英国一切工人身上呢？”答：“我现在是以煤炭工人的资格说话”（第1636号）。问：“你为什么区别炭坑儿童和其他儿童呢？”答：“因为我觉得他们是通例的例外”。（第1638号）。问：“就那一点说呢？”答：“就生理方面说”。（第1639号）问：“为什么，对于他们，教育是特别有价值呢？”答：“我不说特别有价值；但因煤矿的工作太苦了，被使用的儿童，更少有在星期学校或日校受教育的机会。”（第1640号）答：“这样的问题，是不能有绝对的答案的。”（第1644号）。问：“那里的学校够吗？”答：“不够”。（第1646号）。问：“假使每一个儿童都必须送到学校去，有这样多的学校让儿童去进么？”答：“没有；但我以为，若情形改良，学校便会增设起来的”。（第1647号）问：“我恐怕，有一些儿童，是全不能写，不能读的。”答：“大多数不能。大多数成年工人也不能”（第705号726号）

（三）妇女劳动——自1842年后，妇女是不准从事地下劳动，仅能在地面上担送煤炭等物，搬运炭桶至运河或火车上，或拣选煤炭了。最近三四年间她们受雇的人数显著增加了。（第1727号）她们大多数是炭坑工人的妻女或寡妇，年龄自十二岁至五十岁或六十岁。（第645号1779号）问：“关于妇女劳动，炭坑工人的意见怎样呢？”答：“我想他们大都反对。”（第648号）问：“你觉得其中有什么地方可以反对？”答：“我想，因为可以引起性的堕落。”（第649号）问：“有一种特别的服装么？”答：“是的，那简直是男子的服装，我相信，那有时会掩没一切的羞耻心。”问：“妇人吸烟么？”答：“有一部分会。”问：“我猜想炭坑内的劳动，是极不干净的？”答：“极不干净。”问：“她们身上都是墨黑的，脏的？”答：“她们和地下工作的人一样脏。有儿女的人不在少数。我相信，她们对儿女一定不能尽母亲的责任。”（第650号，654号，701号）问：“你以为，这种寡妇可以在旁的地方找到工资相等的职业吗（每星期有8先令至10先令的工资）？”答：“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第709号）问：“你还准备使她们不能在这种职业上谋生么？”答：“我准备如此。”（第710号）问：“关于妇人劳动，你们这地方一般人的意思怎样？”答：“一般人都以为，这可以使妇人堕落，我们以矿工的资格，愿意更尊敬她们，不忍见她们在坑边从事工作。工作的一部分是极苦的，有些女子，每日须担煤炭十吨之多。”（第1715号，1717号）问：“你以为，在炭坑作事的妇人，比在工厂做事的妇人，更无德性么？”答：“与工厂女人比较，坏的百分比，略为高一点。”（第1237号）问：“你对于工厂的道德状况，也不满意么？”答：“不满意的。”（第1737号）问：“你也要禁止工厂女工么？”答：“我不要。”（第1734号）问：“为什么不要呢？”答：“我觉得，工厂的劳动，对于妇女，是更适宜的。”（第1735号）问：“你以为，那也有害于女人的道德么？”答：“比炭坑旁边的工作，当然要好些；但我考虑的，更是社会方面，不只是道德方面。炭坑工作对于妇女的社会地位，有十分悲惨的影响。这四五百女人成为煤炭工人的妻以后，男人大都受这种堕落女人的苦，因而离弃家庭，常常到酒店去。”（第1736号）问：“如果不准妇人在炭坑作工，你以为，也应禁妇人在制铁厂作工么？”答：“关于别一种职业，我不能发表意见。”（第1737号）问：“制铁厂内妇人的工作，和炭坑上面妇人的工作，有什么区别呢？”答：“我不能确实答复你，但我逐家探问的结果，知道我们这一个区域的情形，非常可悲。”（第1750号）问：“在妇人劳动可使妇人堕落的地方，你都要加干涉吗？”答：“是的，英国人的最好的感情，都是由母亲的教诲得到的。”（第1751号）问：“农业妇人的工作，也是这样，不是吗？”答：“是的，但农业只有二季工作，炭坑却是四季工作。她们的工作往往是昼夜不断的，浑身透湿的，她们的身体虚弱，不健康。”（1752号）问：“你对于这个问题未曾研究么？”答：“我确曾就平日观察的所得，对于这个问题研究过，我不会发现什么，是和炭坑旁边的妇人劳动一样发生影响。这是男子的工作，是强壮男子的工作。”（第1753号，1793号，1794号）问：“你对于这问题全部的意见是，想改良自己的优良的炭坑工人，未曾得妇人帮助，仅受她们牵累么？”答：“是的。”（1808号）这般市民再盘问一些问题之后，他们对寡妇，对贫家的“同情心”的秘密，毕竟暴露出来了。他们说：“炭坑所有者指派一些绅士去督察。这种绅士，因要博得称许，通例把事情处理得非常经济。成年男工人每日须付工资二先令六便士，若改雇女工人，每日就只须付工资一先令，至多一先令六便士了。”（第1816号）

（四）验尸陪审官——“在你们这一区的工人，在意外事件发生时，相信验尸的种种手续么？”答：“不，他们是不相信的。”（第306号）问：“为什么呢？”答：“主要因为，选任的验尸陪审官，对于矿山及其他类似的事项，多不明了。他不召唤工人作证。被召唤的，通常是附近的小商人，他们往往受矿山所有者（他们的顾客）的影响，他们不知道矿坑的情形，也不懂证人的话。我们要求在陪审宫中，有一部分应由炭坑工人充任。以往的判决，往往与证人的供述相矛盾。”（第361号，364号，366号，363号，371号，375号）问：“陪审的目的，在求审判公平，是不是？”答：“是。”（第379号）问：“陪审官大部分由工人充任，就公平么？”答：“我不知工人为什么要褊袒。他们对于矿山的情形却的确有更优的知识。”（第380号）问：“工人不会为工人的利益作不当的苛刻的判决么？”答：“不会，我想是不会。”（第378号，379号，380号）

（五）虚伪的度量衡——工人要求改每二星期付工资一次的办法为每一星期付工资一次，要求不以桶的立方容积计算，而改以重量计算，并要求保障不使用虚伪的度量衡（第1071号）。问：“设有某处诈伪地把桶加大，工人不会用十四日前的通知，辞去那里的职务么？”答：“别处是和那里一样的。”（第1071号）问：“那里不对，不会走么？”答：“到处都如此，没有走处。”（第1072号）问：“只要有十四日前的通知，就可以走，是吗？”答：“是的。”（第1073号）但他们还不满意。

（六）矿山监督——工人所苦的，不仅是气体爆发的灾变（第234号以下）。“工人极喊苦的，是炭坑空气太坏。空气一般是坏到这样，叫他们简直不能呼吸。他们只要在那里做一些时工作，随后，随便到何处去也不能再作工了；在我做工的那个炭坑，有些工人就因此被逼去职回家。主要坑道的空气虽好，但不曾设法把空气通入我们劳动的所在”。问：“为什么你们不向监督专员告诉呢？”答：“敢说实话的工人是极少的，有许多人，因告诉监督专员致于失业。”问：“为什么，告诉了，就会变作被注意的人（Gezeichneter Mann）么？”答：“是”。问：“他不能到别个炭坑找到职业么？”答：“不能”。问：“你以为，你那里的炭坑从不曾在监督专员手里，确实施行法律么？”答：“不会，那简直可以说没有监督，自监督专员视察一次以后，现在已经七年了。在我的那一区域，监督专员的人数不够。那里只有一位七十余岁的老人，要监督一百三十多个炭坑。”问：“你们希望有副监督么？”答：“是。”（第234号，241号，251号，254号，274号，275号，554号，276号，293号）问：“你们自己不告发，单靠监督专员监察，政府哪能聘用这样多专员，来替你们做事呢？”答：“这几乎等于是不可能的事”。问：“你们希望专员多来几次么？”答：“是。”（第277号280号）问：“你以为，监督专员多视察几次，就会把供给良好空气的责任（?）由炭坑所有者肩上，移到政府官吏肩上么？”答：“不，我不是这样想；我以为，励行现行的法律，是监督专员的责任。”（第285号）问：“你说副监督时，你是指比现监督专员薪水少位置低的人吗？”答：“如果可以不更低，我们并不要他们的位置更低。”（第294号）问：“你只要增加监督专员的人数，抑要添加一个低级的监督专员呢？”答：“我们要一种有作为，处世公正，不顾一己利害的人物。”（第295号）问：“若你们的希望竟实现了，委派许多副监督下来，你不怕他们有熟练不足的危险么？”答：“我不怕，我想政府一定会委派适当的人来。”（第297号）这样的审问，叫委员会主席也忍不住插进来问：“你们要有一种人物，能视察矿坑的一切事由，到每一个矿坑，每一个山角去视察，然后将视察的所得，报告监督专员，监督专员再在事实上应用科学的知识么？”（第298号299号）“假令一切旧矿坑，一律改换通气的设备，不太破费吗？”答：“是的。费用固然要紧，人命更要紧。”（第531号）有一位炭坑工人反对1860年条例的第17条。他说：“现在，如果监督专员发觉矿坑某部分不宜于工作，他就陈报矿山所有主和内政部。然后，以二十日的时间给矿山所有主研究，到二十日终了时，他有权拒绝专员的提议，而不作任何修理；拒绝时，矿山所有主呈报内政部，内提出五名技师，内政部即在矿山所有主提出的五名技师中，指定一位或数位作仲裁人；所以，在这情形下，仲裁人实际是矿山所有者自己指派的。”（第581号）于是，资产阶级的审问官（他自己也是一位矿山所有主说）：“这不是一种架空的抗议么？”（第586号）问：“这样，你们对于矿山技师的人格，是很鄙视啊？”答：“他们确实是极不公正的人。”（第588号）问：“矿山技师都不公吗？他们都像你们忧虑的那样，不能公平判断吗？”答：“我相信，在多数时候，他们作事是极不公正的，在这种人命关系的情形下，他们实不应如此。”（第589号）这位资产者竟不怕羞，问道：“气体爆发，矿山所有主不也受损失么？”还问：“你们工人在兰克夏，不是无须政府帮助，已能维护你们自己的利益么？”答：“不能。”（第1042号）1865年，大不列巅计有煤坑3217个，监督专员共12名。依约克夏一位矿山主计算（见1867年1月26日《泰晤士》报），把监督专员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除外，每一个矿山，必须经过十年，才有一个专员来视察一次。无怪在过去十年间（1866—67年），气体爆发的事件，就次数和程度说，都是逐渐增加。有时，每爆发一次，要牺牲二三百人。自由资本主义生产的美点，就在此！

1872年通过的条例，是极不完备的，但第一次限制矿山儿童劳动时间，使开矿业者及旷山所有者对灾害须负相当责任的，就是这个条例。

1867年会依敕令，委派一委员会研究儿童，少年人，和妇人在农业上的职业。该委员会曾公布若干极重要的报告，并曾几度尝试依修正的形式，将工厂立法的原理，应用到农业上来，但至今完全没有成功。我愿在此叫人注意的一点是，工厂立法原理的普遍化，已成为一个不能避免的趋势了。

工厂法是劳动阶级在肉体方面精神方面的保护手段。但当工厂法的普遍化为不可避免时，则如上所示，由小规模分散的劳动过程到大规模社会结合的劳动过程之转化，资本之累积，工厂制度之独裁，也会普遍化，急速化。工厂法的普遍化，把局部隐蔽资本支配的古代形态和过渡形态，悉加破坏，并以资本之直接的公然的支配，代替它们。同时，它又使反抗资本支配的直接的抗争，也普遍化。工厂法的普遍化，既在个个工作场所内励行划一性，规律性，秩序性，与节约；又由劳动日的限制和取缔，在技术上给与了极大的刺激，从而，加甚了资本主义生产全般的无政府状态和激变，提高了劳动的强度，增进了机械与劳动者间的竞争。过剩人口的最后的避难所，从而全社会机构一向备有的安全办，也和小经营及家内劳动的范围，一同被破坏了。总之，当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与社会结合由此成熟时，其资本主义形态的矛盾与对立，同时，新社会的形成要素与旧社会的革命要素，也由此成熟了[244]。

Ⅹ　大工业与农业

大工业曾在农业及农业生产当事人的社会关系上，引起革命。关于这种革命，我且留待以后研究；在此，我们仅要将其若干结果，作简单的暗示。机械使用对工厂劳动者在生理方面发生的影响，是可以在农业上面避免的[245]。但使劳动者过剩的作用，却在农业上面更强烈，更无抵抗。这一点，我们也将在以后详述。为说明起见，我们且以剑桥及萨福克二州的情形为例。最近二十年间，这二州的耕地面积曾显然增加，其农村人口却不仅相对减少了，且已经绝对减少了。在北美合众国，农业机械仅驱逐可能的劳动者（那就是，准许生产者耕作较大的面积），但尚未驱逐现实使用的劳动者。但1861年在英格兰威尔斯，制造农用机械的人数，有1,034人，而以蒸汽机及工作机从事的农业劳动者数，仅1,205人。

大工业在农业范围引起的最大的革命，是剿灭旧社会的堡垒——自耕农民（Bauer）——而以工资劳动者代替他们。社会变革的要求，与阶级对立的事实，在农村，是和在都市一样了。最陈旧最不合理的经营方法，为科学之意识的工艺学的应用所代替了。原来在幼稚未发展形态上使农业和制造业互相结合的家庭脐带，为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所割断了。但同时，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又以农业和工业对立发展的形态为基础，而为一个新的较高级的综合——农业和工业的结合——造成了物质的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使集在大中心点的都市人口，益益占得优势。所以，一方面，它把把社会之历史的动力集中了；他方面，它又破坏了人与土地间的物质交换，那就是，使人类在消费食物衣物后，不能以消费掉的土地成分归还土地，从而，把土地永久丰度所赖以维持的自然条件破坏。因此，它使都市劳动者牺牲肉体的健康，又使农村劳动者牺牲精神的生活[246]。不过，它虽破坏这种物质交换的自然发生的条件，但同时会把这种物质交换作用，当作社会生产之规律的法则，依一种与人类完全发展相适合的形态，系统地，恢复过来。在农业，像在制造业一样，生产过程之资本主义的转化，是表现为生产者的苦难史，劳动手段则表现为使劳动者被压服被榨取而致于贫乏的手段。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组织地，压迫着劳动者个人的活力，自由，和独立。但都市劳动者的累积，足以加强他们的抵抗力，农村劳动者分散在广大地面的事实，却足以削弱他们的抵抗力。又，近世农业，和都市工业一样，是以劳动力本身的浪费和削弱为代价，以增进劳动生产力和劳动实现力（Flüissgmachung der Arbeit）的。但资本主义农业的进步，不仅为劫夺劳动者的技术的进步，且为劫夺地力的技术的进步：在定限时间内增进丰度的方法的进步，结果都成为丰度永久源泉的破坏。是以一国（例如北美合众国）越是以大规模工业为背景而迈步发展，则此破坏过程也进行得越迅速[247]。

资本主义生产虽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促进了社会生产过程的结合，但同时它又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劳动者。

* * *

[1]穆勒应说：“曾否减轻任何自食其力的人的日常劳苦。”因为，没有疑问的，机械会大大增加养尊处优者的人数。

[2]例如胡登（Hutton）的《数学教程》。

[3]“由这个观点，我们很容易在工具和机械当中，划出一个严峻的限界来。锄，槌，凿等等，无论怎样精巧复杂，它们总是以人为动力的。杠杆装置，螺旋装置，……这些，通统称作工具；但由动物力拉动的犁，由风推动的磨等等，则属于机械的范围。”（苏尔兹wilhelmSchulz著《生产的运动》舒里克1843年第38页。这是一本多方面被称赞的书。）

[4]在惠特时代以前，已有人使用极不完善的预纺机械。这或许要以意大利为最早。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将可说明，18世纪的各种发明，很少是任一个人的功绩。但这样一部书，一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出世。达尔文使我们注意自然的工艺史，那就是，注意动植物的器官，当作生产工具（为动植物自身生活而用的生产工具），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那是各种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不是同样值得注意么？诚如韦柯（Vico）所说，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区别点，在前者为我们自己所造成，后者非我们自己所造成。但不就因为这样，人类工艺史要比自然工艺史更容易写么？工艺（Technologic）这件东西，可以启示人类对于自然之能动的关系，启示人类生活之直接的生产过程。从而，启示人类的社会的生活关系，及以此为基础的精神的概念。若把这个物质基础舍去，宗教史也将成为非批判的。当然，依分析，以发现宗教幻想的现世的核心，是件更容易得多的工作；而由现实生活关系展开它的天国化的形态，却是件更难得多的工作。但后者是唯一的唯物论的方法，从而是唯一科学的方法。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论之缺点是排斥历史过程。要知道这一点，请注意，这种唯物论的发言人，一离开他们的专门领域，便会发出种种抽象的观念学的概念来。

[5]在机械织机的原来形态上，旧手工织机的样子，一看就可以看到的。但在机械织机新近的形态，它是在本质上变化了。

[6]约在1850年后，工作机的工具，才有不断增加的部分，在英格兰，改用机械来造。不过，依旧不在建造机械的工厂制造。造机械工具的机械，举例来说，是自动卷纱轴的制造机械，梳毛刷的装置机械，梭的制造机械，妙尔纺锤和塞洛纺锤的制造机械。

[7]埃及的摩西说：“你不应该把打稻的牛的口套住”。但德意志基督教的慈善家，当他们用农奴来推磨时，却在农奴颈上，加一块大木板，叫他不能伸手把麦粉放到口里。

[8]一部分因为缺少活的向下流的水，一部分因为要与洪水奋斗，所以荷兰人不得不使用风作原动力。风磨是他们由德国弄来的。在德国，风磨的发明，曾在贵族，牧师，和皇帝之间，引起一种有趣的争论：即，风是谁所有的。但在德国，空气造成占有状态，在荷兰，风却吹来了自由。在荷兰，由风而为人所占有的不是荷兰人，却是荷兰人的土地。1836年荷兰，仍有6,000马力的12,000个风磨，被利用来使全国2/3的土地，得免再转化为池沼。

[9]瓦特第一种蒸汽机关（即所谓单式蒸汽机关）的发明，已经把它大大改良了；但在这个形态上，它依然是水和盐泉的汲水机械。

[10]“把这种种单纯工具结合起来，为一个发动机推动，那便成了机械。”（巴伯基《机械经济论》。）

[11]1861年1月莫尔顿（John C. Morton）在技术协会宣读一篇论文《农业使用的动力》。其中有一段说：“每一种使土地划一性增进的改良，都使蒸汽机关更能用来生产纯粹的机械力。……当有屈曲的篱垣或其他障碍物防止划一的动力时，马力是必要的。这种障碍，现在是一天比一天扫除了。但对于各种更需有意志而更不需有现实的力的工作，是只有一种力可以使用的，那就是在每一瞬间都能由人意支配的力。明白说。便是人的力。”莫尔顿氏曾将蒸汽力，马力，和人力，还原为蒸汽机关通用的单位（即在一分钟内，提举33,000磅重量至一尺）。依他计算，由蒸汽机关供给一马力，每小时费3便士，若由马供给，每小时便须费5便士半。又，一匹马如果要养得强壮，它每日至多只能使用8小时。蒸汽力的使用，使农民在耕田的七匹马中，至少可以省去三匹。并且，在一年之中，蒸汽机关的费用，决不超过马在三个月或四个月间（被蒸汽机关代替的马，在一年中，也只有三个月或四个月实际被人使用）的费用。又，当马在农业上为蒸汽机关所代替时，农产物的品质也会改良的。要做一架蒸汽机关的工作，必须有66个劳动者，每小时共须费15先令，要做一匹马的工作，必须有32个劳动者，每小时共须费8先令。

[12]伏尔赫伯式，1625年，德•考士式，1688年。

[13]近时涡水磨（Turbimen）的发现，曾为产业上的水力利用，扫除许多限制。

[14]“在织物制造业初期，工厂的地位，取决于河流的有无。工厂所在的地方，必须有充分的向下流的水，来推动水车。水磨的采用，虽为家庭工业制度破坏的始端，但水磨只能在有水流的地方设立，一个水磨往往和别一个水磨的距离甚远，所以，那与其说是都会组织的一部分，宁说是农村组织的一部分。直到水力为蒸汽力所代替那时候，工厂才汇集在都市上，汇集在有充分煤炭和水（那是生产蒸汽所必需的）的地方。蒸汽机关是工业都市之母。”（勒德格莱夫在1866年4月30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36页的话。）

[15]从制造业分工的立场看，织不是单纯的手工劳动，而是复合的手工劳动。同样，机械织机也是一种做许多种工作的机械。认制造业分工将诸种工作单纯化，近世机械不过将这种工作夺取过来，那大体说应当说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见解。在制造业时代，纺和织分成了许多新种，把它们使用的工具修正了改良了，但劳动过程本身并未分割开来，依然保持手工业的性质。机械的出发点，不是劳动，只是劳动手段。

[16]在大规模工业时代之前，毛织物制造业是英国的支配的制造业。所以，18世纪前半期的实验，也大多数是在这个部门进行的。由此得到的经验，后来转用到棉织物制造业上来。棉织品的机械加工，比羊毛织品的机械加工，本来不需有那样麻烦的准备的。但在更后的时期，情形是反转来了。羊毛的机械工业，是以机械棉纺绩业和棉织业为基础而发展了。直到最近十年间，毛织物制造业的个个的要素（例如梳毛），才为工厂制度所并合。“梳羊毛的过程，应用机械力了。而自梳毛机，尤其是利士特式梳毛机被采用以来，机械力的应用又推广了。这个事实，无疑引起了这样的结果；即，有许多工人因此失业了。以前，羊毛大多数是在梳毛业者住的小屋内，用手梳的。现在普遍是在工厂内梳了，除少数种宁用手梳的劳动外，手工劳动是被淘汰了。多数手工梳毛业者在工厂内找到了职业，但因手工梳毛业者的生产额，与机械的生产额相比，相差得太远，所以，失业的手工梳毛业者，乃有极大一个人数消灭了。”（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6页。）

[17]“工厂制度的原则，是以过程分为根本的要素，而以这种分割，代替劳动在手工业者间的分割或分级。”（乌尔《制造业哲学》第20页。）

[18]机械织机，在其最初形态上，主要是用木头造成的，但改良的近代机械织机，是用铁造成的。在初时，生产手段的旧形态，还支配着它的新形态。要知道这一点，只须表面地比较一下近代蒸汽织机和旧式蒸汽织机，比较一下镕矿炉近代的吹风具和当初模仿普通风箱复制的机械风箱。但最足说明这一点的，也许是火车头的发展了。发明火车头的最初的尝试，是在机械里面安起两只足来，像马足一样，替换着踏在地上的。机械学大进步，实际经验多多蓄积之后，机械的形态，才充分依机械的原理决定。必须如是，机械的形态，才能把工具——蛹化为机械的工具——的原形完全解脱。

[19]直到最近，在18世纪发明的各种机械中，还要以惠特尼的缫棉机，最少有本质上的变化。在过去十年间（即1867年前的十年间），才有纽约州阿尔班尼的爱默利君（Emery），用一种单纯的有效的改良，使惠特尼的缫棉机成为过时的。

[20]《国民的工业》（伦敦1855年第2篇第239页）。该书还有一段话：“这种旋盘附属器具是单纯的，表面上是不重要的。但我相信，就说这种附属器具在机械改良和推广上的影响，不下于瓦特蒸汽机关的改良，也不为过言。这种附属器具的采用，曾立即使机械完成，使机械便宜，并刺激起新的发明和改良。”

[21]在伦敦被用来制造扑轮轴（Paddle-Wheel shaft）的这个机械，实际是叫做雷神（Thor）。这个机械可以制造16 1/2吨重的轮轴，其制造，还像锻冶工人制造蹄铁一样容易。

[22]小规模用在木头上加工的机械，大多数是美国人发明的。

[23]一般说，科学是不费资本家一个铜钱的。但这个事实，不能阻止资本家利用科学。资本并吞他人的劳动，也并吞“他人”的科学。但无论科学也好，物质财富也好，“资本主义的”占有都和“个人的”占有截然不同的。甚至乌尔博士，也叹惜着说，他的亲爱的利用机械的工厂主，对于机械学漠然无知；利比居也举许多事情，证明英国化学工厂厂主对于化学一点不懂。

[24]里嘉图有时不注意机械的这个作用，像不注意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区别一样。但有时，他又太过看重这个作用，结果遂把从机械移转到生产物去的价值部分忘记了，甚至把机械和自然力一样看待。例如，他说：“亚当•斯密并不低视自然要素和机械对于我们的服务，但他很正当地，把此等物所加于商品的价值的性质分别了。……它们是无须代价地做它们的工作，它们所给于我们的帮助，不会把交换价值增加。”（里嘉图前书第336页337页。）——当里嘉图用这个见解来反对萨伊的见解时，他当然是正确的。依萨伊说，机械也提供创造价值的“服务”，其所创造的价值，即为“利润”的一部分。

[25]第3版注——1马力等于一分钟的33,000呎磅（Feetppund）的力，那就是在一分钟内将33,000磅重的东西，提高至一呎的力，也就是在一分钟内将一磅重的东西提高至33,000呎的力。本文所说的马力，就是这种马力。但在普通的用语上（即在本书的引语当中，也有些地方，是照普通的用法），有所谓“名义马力”和“商业马力”或“指示马力”的区别。名义马力或旧马力，是依照活塞的行程和圆筒的直径计算的；汽压和活塞速度是完全不顾到的。为实际的目的，我们常说，这个蒸汽机关，若用波尔登和瓦特时代一样小的汽压和活塞速度来推动，它是有50（比方说）马力。但自那时代以后，汽压和活塞速度是大大增加了。我们为要测量一个蒸汽机关实际供给的机械力，乃在圆筒上装一个指示汽压的指示器。活塞速度是容易确定的。在计算一个蒸汽机关的指示马力或商业马力时，圆筒直径，活塞冲程，活塞速度，汽压，须同时顾到。由这样的算式，我们可以准确知道，一个蒸汽机关在一分钟内实际能够提举若干倍的33,000呎磅。因此。一名义马力在实际上，或能供给三指示马力，四指示马力，或五指示马力不定。指示马力，便是实马力。此注，是为要说明以下各处的引语，才加入的。——F. E.

[26]为资本主义观念所拘囚的读者，在这里，看见我们不提到机械比例于其资本价值而附加到生产物中去的“利息”，当然会觉得惊异的。但这是很容易认识的；机械是像别的不变资本构成部分一样，不生产新价值，不在“利息”名义下附加新价值。又很明白，在我们考虑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不能先假定剩余价值有任何部分在“利息”名义下存在。资本主义的计算方法，一看就是不合条理的，与价值形成的法则相矛盾的。关于这点，我们将在第3卷加以说明。

[27]由机械而附加的价值部分，当机械所驱逐的马或代劳动物一般，只当作动力用，不当作物质代谢机械（Stoffwechselmaschinen）用时，却绝对说相对说都会减少的。在此，我可以顺带讲一笔。把动物定义为机械的笛卡儿（Descartes），在这场合，是从制造业时期的观点来看，是针对中世纪而言的。中世纪是把动物视为人的助手。后来湾•赫勒尔（VonHaller）在其所著《国家科学的复兴》中，也是这样看。但笛卡儿是像培根（Becoh）一样，认生产形态的变化和人对于自然的实际支配，为思维方法变化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他的思想方法论来说明。在该书，他说，他导入哲学中去的方法，“可以取得极有用于生活的种种知识。所以，假使学校不教思辩哲学，却从此等知识，寻出实际的应用，则在手工业者的职业之外，我们还可由此，对于火，水，空气，星，及其他各种环绕在我们周围的物体的力和作用，得到正确的认识。如此，我们将能在适合的地方利用它们，使我们自己成为自然的支配者和所有者，并促进人类生活的完成。”——诺芝爵士在《贸易论》（1691年）的序言中也说，笛卡儿的方法，应用到经济学上来，使经济学在货币贸易等等问题上，脱离古神话和迷信概念的束缚。但一般说，英国前期经济学者，是把培根霍布士，当作他们的哲学家的。后来，洛克又在英法意三国，成了经济学的“哲学家”。

[28]依1863年10月爱森商业评议会年报，1862年克虏伯钢厂有161个镕矿炉，32个蒸汽机关（在1800年，孟彻斯德全市所使用的蒸汽机关大约相等），14柄汽槌（合计代表1236马力），49个锻冶厂，203架工作机，约使用工人2,400名，每年生产约13,000,000磅铸钢。在此，劳动者数与马力数之比，尚不及二与一之比。

[29]依巴伯基计算，在爪哇，单纺绩一项（或几乎如此），就会以117%的价值，加到棉花价值里面去。而同时（1832年）精纺绩工业的机械和劳动，却仅把33%的价值，加到原料价值里面去。（《机械经济论》第214页。）

[30]机械印花的方法，还可节省染料。

[31]参看滑第生博士（Dr. Watson）1860年4月17日在技术协会宣读的论文。滑第生曾向印度总督府提出关于生产物的报告。

[32]“这个哑子（机械），它生产所费的劳动，比它所代替的劳动，更少得多。那怕二者有相等的货币价值，也是如此的。”（里嘉图前书第40页。）

[33]第2版注。——所以，机械在共产社会的使用范围，和它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使用范围是完全不同的。

[34]“劳动的雇主，不要在13岁未满的儿童中，不必要地，维持两班。……事实上，已有一些工厂主（羊毛纺绩业者），很少使用13岁未满的儿童（即半时间工）了。他们采用各种改良的新式的机械，从而，使13岁未满的儿童，变作不必要的。我且引述一个过程来说明儿童人数的减少罢。以‘接纱机’加装在现有机械上的结果，6个或4个（随各机械的构造而定）半时间工的工作，能由一个少年人（在13岁以上的）做好了。……半时间工作制度，刺激起了接纱机的发明。”（《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58年10月31日。）

[35]“在劳动（他是指工资）未昂贵之前，机械屡屡不能被采用。”（里嘉图前书第579页。）

[36]见《爱丁堡社会科学协会报告》1863年10月。

[37]当南北美战争伴着引起棉花恐慌时，斯密医生（Dr. Edward Smith）由英国政府派往兰克夏彻夏等处调查棉业职工的健康状况。他的报告说，不说劳动者被逐出工厂的事实，单从卫生的观点看，这一次恐慌，却有几种利益。女工人现在可以喂乳给她们的婴儿，不要用睡药来毒害不幸的婴儿了。她们有学习烹调的时间了。引为遗憾的，她们是在没有得吃的时候，才有学习这种技能的机会。该报告又说明了，资本为要增殖其价值之故，曾如何将消费上必要的家庭劳动，横加掠夺。又，这个恐慌，还送工人的女儿到专门学校去学习裁缝。那些为全世界纺绩的少年女工人，要有学习裁缝的机会，也须有一次美国革命和世界恐慌！

[38]“益以妇人劳动代替男子劳动，以儿童劳动代替成年劳动的结果，劳动者的人数是大大增加了。三个13岁的每星期得工资6先令至8先令的少女，代替了一个成年的每星期得工资18先令至45先令的男工人。”（德•昆齐Thomas De Quincey《经济论理》伦敦1845年147页注。）因有若干家内工作（例如照料婴儿和喂乳），不能完全省除，故须为那被资本没收的一家之母，找得相当代替的人。家庭消费所必要的种种劳动，例如缝衣，补衣等等，也须在现成商品的形态上购买了。因此，家内劳动的支出减少了，但这种减少，包含货币支出的增加。劳动者家庭的生产费渐渐增加，以致与增大的收入相抵消。加之，生活资料利用上调理上的经济和配合，又成了不可能的。关于这种种事实，——那是正式经济学所不谈的——我们可在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童工委员会报告，尤其是公共卫生报告，发现极丰富的材料。

[39]在英吉利工厂内，妇人儿童劳动时间的缩短，是成年男工人从资本手里强蛮夺到的。但在这个大事实的对面，我们却在最近的童工委员会报告内，发觉劳动者的父母，是像奴隶商人一样，从事儿童的贩卖。资本主义的伪善者，像报告中所见的那样，对于他们自己一手造成，扶持，并且利用的这个暴行（他们称其为“劳动自由”），是不惜随声指骂的。“儿童劳动被送去作帮助，……为他们自己日常吃用的面包而劳动。他们没有体力可耐不适当的劳苦，没有教育可指导他们未来的生活，他们被掷在生理方面道德方面都甚污浊的情景里面。犹太历史家关于泰杜斯破坏耶鲁萨冷这件事，曾这样说过：耶鲁萨冷会遭这样的破坏，是毫不足怪的，因为，不近人情的母亲，还忍心把自己的儿子牺牲，来满足自己的肚皮的需要。”（《公共经济简论》加里司尔Carlisle 1833年第56页。）

[40]勒德格莱夫在1858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的话，见第40页41页。

[41]童工委员会第五报告伦敦1866年第81页注31。——第4版注。北兹纳•格林的丝工业，现在是几乎灭绝了。——F.E.

[42]童工委员会第三报告伦敦1864年第53页供述第15号。

[43]前揭第五报告23页供述第137号。

[44]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伦敦1864年第34页。

[45]1861年的调查，说明了，在以上描写的情形下，婴儿因忽略和照料不得其当（这是母亲入工厂劳动所不能免的现象）而夭折了，同时，母亲还极度把对儿女的自然感情丧失掉，不但见儿女的死毫无惜意……有时她们还直接下手，把儿女害死。”（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伦敦1864年。）

[46]公共卫生第六报告第454页。

[47]公共卫生第六报告第454页至463页，亨德尔医师关于英格兰各农村区域婴儿高度死亡率的报告。

[48]前揭报告第35页及455页至456页。

[49]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伦敦1864年第456页。

[50]在英格兰的工厂区域和英格兰的农业区域，鸦片的消费，在男女工人间，都不断地增加。“推进睡药的贩卖，已经成了企业批发商人的大目标。睡药在药房已经成了主要商品。（前揭报告第459页。）常吃睡药的儿童，萎缩为小老人，或像小猴子一样。”（前揭报告第460页。）——我们在此知道，印度和中国是怎样报复英国。

[51]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伦敦1864年第37页。

[52]1862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59页。这位工厂监督专员，曾经有一个时期行医。

[53]荷尔讷在1857年6月30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中的话，见第17页。

[54]185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8页19页。

[55]金凯德爵士在1858年10月30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中的话，见第31页32页。

[56]荷尔讷在1857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中的话，见第17页18页。

[57]金凯德爵士在1856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中的话66页。

[58]勒德格莱夫在1857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中的话，见第41页42页。在本工厂法（在本文，印花工厂法是不包括在内的）已实行相当时期的英国各产业部门内，教育条款实行上的障碍，近几年来，已经相当克服了。但在不受该法取缔的产业，则玻璃工厂主吉德士的见解，依然盛行。他对调查委员淮特君说：“据我所见，过去数年间，劳动阶级一部分所受的教育增加了，但这种增加，是一种祸害。那是危险的，因为那种教育会使他独立。”（童工委员会第四报告伦敦1865年第258页。）

[59]“E君，一个工厂主，他曾对我说，他的蒸汽织机，是全使用女性的，……已婚的女性，尤其是有儿女必须扶养的已婚女子，最受欢迎。这种妇人，要比未婚女人更注意，更老实，她们不得不用最大的努力，来获取生活必需品。人类的美德，尤其是女性特有的美德，是被用来害她们自己了。女人是更守义务，更柔性的，但这一切都成了使她们受压制受痛苦的手段。”（亚胥勒公1884年3月15日的一篇演说，题名《10小时工作法》。见该演说辞第20页。）

[60]“自多费的机械被一般采用以来，人的本性，是被拉长到平均能力的程度以上许多了。”（欧文《论制造业制度的影响》第二版伦敦1817年。）

[61]英国人动辄认一物之最初的经验的现象形态，为该物的原因。由同样的看法，他们又常认工厂劳动时间延长的原因，是这种事实：即，在工厂制度开始时，资本曾从救贫院和孤儿院，举行一种壮大的绑架儿童运动，由此，它把一种全无意志的人身物质吞并了。例如：菲尔登（J. Fielden也是一位英国工厂主）就说：“延长的劳动时间，是由这个事实引起的；即，有许多贫苦无救的儿童，从国内各地输来，以致雇主可以不依赖工人，但适用于这种可怜的人的习惯一旦成立，要把它应用到别的工人身上，就非常容易了。”（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灾害》伦敦1836年第11页。）关于妇人劳动，工厂监督专员桑特士在1844年的工厂报告中说：“在女工中间，有若干女人，在接连好几个星期之内，除少数日外，是从早晨六时工作到半晚，中间只有二小时的食事时间，所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在每日24小时内就只有六小时，给她们从家中来去，和睡觉了。”

[62]“不动作，使金属机械的活动部分受伤害。”（乌尔前书第28页。）

[63]以前讲过的孟彻斯德那位棉纺绩者（《泰晤士报》1862年11月26日），关于机械的费用，曾说：“机械磨损的计算，还须顾到由这个事实不断引起的损失；即，在机械未磨损尽以前，如遇有新式的构造更好的机械出来，它就会被驱逐。”

[64]“依粗略的估计，新发明机械的原型比依原型仿造，大约要多费五倍之多。”（巴伯基前书第211页。）

[65]“数年来，网布制造上有接二连三的重要的改良，因此，本来值1,200镑的一点也不坏的机械，数年之后，就只能卖到60镑了。……改良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因此，有些尚未完工的机械，不得不在新改良品之前，在建造者手中停止建造。”（巴伯基前书第233页。）——所以，在这个激变的时期，网布制造业者不久就把劳动日由8小时，延长为24小时，实行轮班工作了。（前书第233页。）

[66]“这是自明的，在市况进退不定，需要时伸时缩中，会不断发生这样的情形，在这情形下，工厂主使用追加的浮动资本（Floating Capital），可不使用追加的固定资本……不在建筑物和机械方面增加支出，已可将追加量的原料加工好。”（托伦斯《论工资与结合》伦敦1834年第6页。）

[67]本文所述，仅为求叙述完备之故。到第三卷，我才讨论利润率，即讨论剩余价值对垫支总资本的比例。

[68]西尼耳《论工厂法书》伦敦1837年第13页14页。

[69]“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比例的增大，使劳动时间的延长，成为一件满意的事。机械的使用增加了，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随着增大，只有这样，固定资本的较大的比例，方才有利益。”（前书第11页至13页。）——“有若干种经营工厂的经费，例如房租，地方捐税，课税，火险保险费，固定员役的工资，机械的折旧等等，常常是相同的，不必问其进行时间长短。这种种费用对利润所持的比例，会因生产范围缩小而加大的”。（1862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9页。）

[70]为什么资本家个人和为资本家见解所拘囚的经济学家，都不能意识到这个内在的矛盾呢，那是我们要在第3卷第1篇解说的。

[71]里嘉图的伟大功绩之一，是认识机械不单纯是商品的生产手段，并且是“过剩人口”的生产手段。

[72]比塞（F. Biese）著《亚里斯多德的哲学》柏林1842年第2卷第408页。

[73]这首诗的译文，有在此处附录的价值。因为，这首诗，和以上关于分工的各种引语一样，可以说明古代的见解，怎样和近代的见解相对立。

“推磨的姑娘！时光已经不早，

你还不睡么，雄鸡已经报晓，

停一停呀，神会命令宁妇

从轮上跳下来，替你摇动轮的轴，

更用它的轴转动重的石臼。

我们将再尝到太古生活的快乐，

拜受神女的不劳的赐物。”

[74]劳动的强度，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当然是有差异的。但如亚当•斯密所说，因各种劳动有各自的副随条件，所以这种差异至少有一部分可以互相抵消。并且，劳动时间充作价值尺度的作用，是不受这件事情的影响的，除非劳动的内含量（即强度）和外延量（即持续的时间），表现为同量劳动的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表示。

[75]此处所说，尤与计件工资相合。计件工资，我们将在第6篇讨论。

[76]见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

[77]1844年及1845年4月30日第一季的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20页21页。

[78]前揭报告第19页。计件工资是不变的，故每星期的工资定于生产物之量。

[79]前揭报告第22页。

[80]前揭报告第21页。在上述的实验中，道德的要素演有重要的节目。工人曾向工厂监督专员陈述：“我们以更活跃的精神工作，我们时时在心中存着晚间可以早一点下工的希望，全工厂从最幼的接纱工人至最年长的工人，都充满着活泼的快活的精神，我们很可以在劳动上互相帮助”。（前揭报告。）

[81]约翰•菲尔德著《工厂制度的祸害》伦敦1836年第32页。

[82]亚胥勒公《十小时工作法》伦敦1844年第6页至9页及以下。

[83]1845年4月30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20页。

[84]前揭报告第22页。

[85]1862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62页。

[86]这个情形，自1862年的“议会报告”以来是改变了。这个报告已不复用名义马力，而用近代蒸汽机关和水车的实马力了。再者，复捻纺锤在1839年，1850年，1856年的报告内，虽与真正的纺锤混合计算，但现在也分别计算了。又，就羊毛工厂说，“起毳器”的号数，也加上了。黄麻工厂与大麻工厂是和亚麻工厂分别了。最后，织机工业是第一次在报告中出现了。

[87]1856年10月31日工产监督专员报告第11页。

[88]前揭报告第14页15页。

[89]前揭报告第20页。

[90]1858年10月31日报告第9页10页。参看1860年4月30日报告第30页以下。

[91]1862年10月31日报告第100页及130页。

[92]假设布的品质，长宽是一定的，用旧蒸汽织机每星期不过织四匹布的织工人，用新式蒸汽织机，每星期却可在二架织机上，生产24匹。1850年后不久，这种布每匹的织费，就由2先令9便士，减为5 1/8便士了。——第二版加注。“在30年前（1841年），一个纺绩工人，用三个接纱工人，至多只照料两个精纺机，300至324个纺锤。现在（1871年），他和五个帮助他的接纱工人，照料二千二百个纺锤；与1841年比较，生产的纱至少是七倍了。”（勒德格莱夫工厂监督专员，在1872年1月5日“技术杂志”上说的话。）

[93]1861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25页26页。

[94]八小时运动，现在（1867年）在兰克夏，已经在工厂（真正的工厂）职工中间开始了。

[95]下表可表明1848年以来英联合王国的工厂出品额，曾怎样增加。（该表见蓝皮书，联合王国的统计摘要第8号13号，1861年及1866年。）兰克夏工厂数在1839年至1850年，仅增加4%，在1850年至1856年，增加19%，在1856年至1862年，增加33%；但每11年期间所使用的工人数，绝对说是增加了，相对说却是减少了。（参看1862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63页。）棉工业是在兰克夏占支配势力的。在棉纱棉织物的制造上，这一郡的比例地位，可由如下的事实来说明；即，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爱尔兰的这一类工厂有45.2%，其纺锤有83.3%，其蒸汽织机有81.4%，其织物工厂所用的蒸汽马力有72.6%，其织物工厂所使用的职工总数有58.2%，是属于兰克夏的。（前揭报告第62页63页。）

[96]乌尔《制造业哲学》第18页。

[97]前书第20页。参看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第140页141页。

[98]英国的工厂法，把本文最后所举的一种劳动者，排除在外。依照法律，这种劳动者，被列在“非工厂劳动者”中。但国会的报告，却不但明白把技师机械师等等，并且把工厂监工，营业员，职员，外勤职员，货栈员，包装员等等包括在内——总之，除工厂主外，一切人都包括在工厂劳动者中的。这种混淆，是统计蓄意将真相蒙蔽的特征。这种统计的蒙蔽，在其他各点，也很容易看到。

[99]乌尔也承认这一点。他说：“在必需的场合”，工人可随监工的意思，自一机械移至他一机械。他还得意地喊，“这种转移，很明白，是与旧分工方法相矛盾的。旧分工方法，叫一个工人造针的头，别一个工人磨针的尖端。”（《制造业哲学》第22页。）不过，他其实宁可反问一下，为什么“旧方法”，在“必需的场合”，才在自动机工厂内被放弃。

[100]在困穷中，例如在南北美战争的困穷中，工厂劳动者有时被资产阶级使用来做最粗的工作，例如筑路等等。英国1862年以后的“国民工场”，是为失业的棉业工人设的，那和1848年法国的国民工场有别。在后者，工人是由国家出钱，做种种不生产的劳动；在前者，他们却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做生产的都市劳动。他们被用来和常做该种劳动的人竞争，但比较起来，他们是更便宜的。“棉业工人的生理状况，无疑是改良了。我以为，……就男工人说，这个结果，要归功于公共工程的户外劳动。”（这是指蒲勒斯登工厂劳动者在蒲勒斯登郊外的工作。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59页。）

[101]例如：自1844年的法律通过以来，就有各种机械装置，被采用来代替儿童劳动。当工厂主属下的儿童，必须经过“学校”始能在工厂充当助手时，这个几乎还完全没有开发的机械学领域，就有显著的进步了。“自动妙尔纺绩机，也许和别的机械一样是危险的。由此发生的灾害，大多数是发生在幼年的儿童身上。这种幼童，要在妙尔机转动时，爬在妙尔机下面扫地板。有若干照料妙尔机的工人，被诉告（到工厂监督专员那里），被判罚金了，但一般说没有多大的利益。假令机械制造家能够发明一个自动的扫机，幼童爬在机械下面的必要，就可由这种机械的使用，来预防了。那在我们的保护设备中，一定是一个可喜的贡献。”（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6年10月1日第63页。）

[102]这个批评，对于普鲁东的幻想，也是适用的。普鲁东“解析”机械时，不认机械是劳动手段的综合，却认它是为劳动者自己的部分劳动的综合。

[103]恩格斯《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第217页。就连普通的乐观主义的自由贸易家摩里纳利（Molinari），也说：“每日照料机械的划一的运动15小时，要比同时间的筋肉劳动，更易使人衰老。在时间不过分延长时，这种照料劳动，或许对于精神尚是有益的训练，但若过度，则结局于身心两方面都有损害。”（摩里纳利《经济学研究》巴黎1846年。）

[104]恩格斯前书第216页。

[105]纺绩业老板和制造业者的防卫基金委员报告孟彻斯德1854年第17页。我们以后会看到，这些“老板”，在他们忧虑“活”自动机的丧失时，却吹奏一种不同的腔调。

[106]乌尔《制造业哲学》第15页。知道阿克莱特的生平的人，决不会把“高贵”这两个字，加在这位天才理发师头上。在18世纪的各大发明家中，他无疑是偷窃他人发明的大盗，是一个最平庸的人。

[107]“资产阶级所加于无产阶级的奴隶状态，在工厂制度内，最为显著。在法律上和事实上，自由都在那里消灭了。工人在早晨五时半，就要到工厂来；迟到一二分钟，就要受罚。若迟到十分钟，他就须待早餐后，才准进厂，这样，他就把一日工资的四分之一丧失了。他的饮食睡眠，都须依命令以行。……暴虐的钟声，叫他们从床上起来，叫他们把早餐或午餐立刻停止。而当他们进工厂后，他们的情形又怎样呢？那里，工厂主成了专制的立法者。他放照自己的意思，制定工厂的规则，又依照自己的意思，将这种规则修订或增补。那怕他制定的规则极不合理，法庭仍旧会对工人说，这种契约是你们以自由意志订结的，所以你们应当遵守。……这种工人注定了，必须从九岁起，就在鞭笞（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鞭笞）下度日，以至于死。”（恩格斯前书第217页以下。）法庭是怎样说，可由下2例来说明。第一例，是1866年岁暮席菲尔德发生的。一个工人曾在该地某炼钢厂订结二年的劳动契约。当他与厂主因某项争执而离厂时，他说，在任何情形下，他都不愿再在这位老板下面做事。因此。他就以违约罪被控，被判处两个月的拘禁。（若工厂主违约那就只能向民事法庭控告，因此，他所冒的危险至多不过是罚金。）这个工人两个月的拘禁满期出来后，那位工厂主依照旧契约的条件，再要他回厂去作工，他拒绝了。违约的罪已经处罚了。但厂主再控告他。虽有一位法官希先生反对——他说，使同一人为同一罪，在全生涯中受几度处罚，是一件法律上可惊的事——法院终究把这个案子受理了。这个案件，不是“伟大的尽义务者”（地方的笃格柏勒）判决的，乃是伦敦最高法院之一判决的。〔第4版注——这个办法现在已经废止。除少数例外（例如公用煤气工厂），工人和雇主，在违约事件上，是立在平等地位，都只能在民事法庭控告——F.E.〕第二例是1862年11月底在菲尔特州发生的。韦斯特柏勒•莱的利奥渥布厂经营者哈鲁普，雇有差不多30个使用蒸汽织机的女工人。哈鲁普习行的办法是，凡工人早晨迟到2分钟，扣工资6便士，迟到3分钟扣工资1先令，迟到10分钟扣1先令6便士。为这个问题，一次罢工发生了。依照这种扣法，每小时是应有工资6先令，每日应有工资镑10先令的；但他们全年平均，每周工资至多不过10—12先令。并且，哈鲁普又是怎样计算时算时间呢？他是用一个少年工人报告工厂时间的。这个少年，在早晨6时以前就起来。当他吹的叫子停下来时，工厂的门就关起来了，凡门外的工人都要受罚。这个工厂是没有定时刻的。一群不幸的工人，完全在这个少年计时员的掌握中。这个少年计时员又是在哈鲁普掌握中的。罢工的工人（那或是人家的母亲，或是人家的女儿）宣言说，只要能够用一面定时钟代替这个计时员，能够将罚金率改得合理一点，她们就愿意复工。哈鲁普却在法官面前，控告19个妇人和少女违约。结果，她们每人被处6便士的罚金，和1先令6便士的诉讼费。旁听的人都很愤激。哈鲁普从法院出来时，有一群叱骂他的人，跟在他后面。——工厂主有一得意之作，是以材料损害，为扣工资的理由。1866年，这个方法，在英国制陶业区域，引起了一种同盟罢工。依童工委员会的报告（1863年—1866年），有若干工人，在这种处罚方法下，不但不曾得到一个钱工资，反而对善良的老板负着若干债务，最近的棉业恐慌，也提供了若干堂皇的实例，说明工厂专制者在克扣工资这件事上，是怎样精明。工厂监督专员贝克尔说：“我近来接到若干控告某工厂主的诉状，因为他在这困难的时期；还向他雇用的若干少年工人，扣10便士的工资，作医师年龄证明书的代价。这种证明书（他自己只出6便士），依照法律，不得扣至3便士以上，依照习惯，还是一个钱不要的。……我还得到报告，说有某工厂主，当医师证明一个儿童有从事纺棉职业的资格时，即向其扣取1先令，他称此为学习纺棉技术和秘诀的学费。这样，他可以达到相同的目的，但又不致与法律抵触。因此，在这时候这情形下面，像罢工这一类异常的事情，还是有潜伏的原因存在着。这种异常的事情，不加解释，是一般人不易了解的。”贝克尔在这里，特别是指达文地方1863年6月机械织工人的罢工。（见1863年4月30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50页51页。）读者应注意，工厂报告所记的日期，往往是提前的。

[108]在危险机械中保护工人的法律，曾发生有益的效果。但有一些灾害原因，在20年前，还是没有的；就中，尤以机械速率增加一事，为尤著。车轮，辗轮，纺锤，梭的运转速度，现在是加速了，且仍在加速中。因此，纱断必须接纱时，手指的活动也必须更敏捷更灵巧。一不敏捷，一不当心，手指就要牺牲的。……有许多灾害，是因工人急望工作完成发生的。我们必须记着，工厂主认为最重要的事，是机械能不断运转，那就是，能不断有纱和货物生产出来。一分钟的停止，也会引起动力的损失，且会引起生产的损失。监工是想生产增多的。劳动者在监工的督促下，会使机械不停动转；工资依制品重量或数量计算的职工，也要使机械的动转不停止。所以，虽有多数工厂乃至大多数工厂，严格禁止机械在动转中洗扫，但即不说全部工厂，大多数工厂仍是这样办。他们仍在机械身体转动时，把废屑收拾，把轮轴揩拭。因此，单由这一个原因，在6个月中，就发生了906件灾害。……扫除的工作虽是每天都有，但普通是把星期六规定为全机器洗扫的时候。这种洗扫也大部分是在机械动转中进行的。因为这种洗扫的工作没有工钱，工人当然想把它快做好，并且愈快愈好。因此“在星期五，尤其是星期六，灾害的次数，要比别的日子更多得多。在星期五，差不多比前四天的平均次数，多12%，在星期六，差不多比前五天的平均次数，多25%；再考虑到星期六的劳动时间——别的日子，每日劳动十小时半，星期六只劳动七小时半——则星期六发生的灾害次数，比其他五日的平均次数，要更多65%”。（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6年10月31日第9页，15页，16页，17页。）

[109]第三卷第一篇，我将说明英国工厂主，对于工厂法在危险机械中保护“工人”的条文，近来是怎样反对。这里，我们只要引用工厂监督专员荷尔讷在正式报告上的话。“我曾听说，有若干工厂主，以极无思虑的态度，谈述若干灾害事件；例如，把一个指头的丧失，看作件非常小的事。但工人的生活和前途，是这样依靠手指的，其丧失，对于工人自己，却是一件大事。所以，当我听到这种无思虑的话时，我总提出这样的问题：假设你缺少一个工人，却有两个工人想得到这个位置。这两个工人在其他各方面是一样适合的，但其中一个没有大拇指或食指。请问，你宁愿雇用哪个？对于这个问题的答复，是从没有人觉得踌躇的。……他们认它是假的慈善，用一种错误的偏见来看待它。”（185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这些工厂主都是“聪明人”，他们热心支持奴隶所有者的反叛运动，当然不是毫无所为的！

[110]在工厂法——它强制地限制劳动时间，并取缔其他若干种事情——下受取缔最久的工厂，已经把以前的种种弊害，取消了许多。机械的改良，又相当要求工厂建筑物的改良，这是于劳动者有利的。参看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09页。

[111]特别可参看豪登（John Houghton）。著《改良的农工业》伦敦1827年；《东印度贸易的利益》1720年；白拉斯著《设立工业大学的建议》伦敦1696年。雇主与其劳动者，不幸常在战争状态中。雇主的不变的目的，是尽可能以低廉的价格得到劳动。他们不惜用种种手段来达到这个目的。但劳动者也想利用每一个机会，使雇主不得不容纳他们的更高的要求。（《现时食物价格腾贵的原因的研究》1767年第61页62页。）此书系福斯特（Nathaniel Forster）牧师所著，是站在劳动者方面说话的。

[112]Bandmühle（丝带机械）是在德意志发明的，一个意大利僧人兰塞洛蒂（Lancellotti），曾于1636年在威尼斯出版一本书（那是1579年写的），里面有这样的话：“约在五十年前，丹锡人安东•缪勒（Anton Müller）在这个都市看见一个极精巧的机械，那可以同时织四匹至六匹。但丹锡市会因恐这个机械的采用，会使许多工人失业，把这个机械烧毁了，发明者是秘密地绞杀了或溺杀了。”在勒登，这个机械，直到1692年才有人使用。在那里，当初也曾在丝带织工间，引起暴动。市议会虽以1623年1639年的法令，限制它的使用。最后，依1651年12月10日的法令，它还只能在一定条件下使用。关于丝带织机在勒登市的采用，博克士荷恩（Boxhorn）在《法制论》（1663年）中说：“在这都市，差不多在20年前，发明了某种织的工具，用这种工具，不仅比普通人，可以在相同时间内织出更多的丝带；所织成的丝带也更精致。因此，地方上发生了一种扰乱，织工人群起不平。后来由协议会禁止使用了事。”在科隆，1676年，这个机械被禁了。差不多在同时，这个机械输到英格兰去，也曾在工人间引起骚扰。1685年2月19日的敕令，在德国全部，禁止这个机械的使用。在汉堡，是以市会命令，公开把这种机械烧毁的。1719年2月9日，查理六世重申1685年的敕令；在萨克逊侯国，这个机械也到1765年，才公开准许采用。但这个如此轰传世界的机械，实际便是纺织机械的前导，是18世纪产业革命的先驱。一个无经验的儿童，只要把起动杆拉动，就可以把织机及其所有的梭推动。改良后，它已能同时织40匹至50匹了。

[113]在旧式制造业，我们发觉，即在今日，工人对于机械，仍不时发生粗暴的反抗。1865年席菲尔德的锉刀工人，就是一例。

[114]斯杜亚爵士也完全从这个意义，考察机械的影响。他说：“我以为，机械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会（在可能性上）增加活动的人数，但不会引起给养费的增加。……机械的作用，和新住民的作用，就由这一点区别。”（《经济学原理》法译本第1卷第1篇第19章。）配第还更素朴地说，机械把“一夫多妻制”（Polygamie）代替了。这个见地，至多只能适用于北美合众国若干地方。反之，庇尔西•莱文斯登（Piercy Ravenstone）著《公债制度及其影响》一书（伦敦1824年第45页），却说：“使用机械以缩短个人劳动这一件事，是很少成功的；其建造所费的时间，会比其应用所节省的时间更多。在它能有大规模作用的时候，换言之，在一个机械能帮助几千人工作的时候，它才是有用的。因此，机械最多的地方，必定是人口最众，游惰者最多的地方。……采用机械的原因，不是劳动者稀少，只是劳动得以集合使用的便利。”

[115]第四版注——这也适用于德意志。在盛行大农业的德国各处，尤其是德国东部，大农业的成立，是“自耕农民驱逐（Bauernlegen）”的结果。这种驱逐，自16世纪以来，尤其是自1648年以来，是极流行的。——F. E.

[116]“机械与劳动，在不断的竞争中。”里嘉图前书第479页。

[117]在1834年新救贫法实施以前，手织机与机械织机的竞争，在英格兰有一个时期，是由这个事实而延长的：即，工资降到最低限以下的工人，得受教区津贴，以为补足。“杜尔讷牧师在1827年是彻夏州威谟斯洛地方（一个制造业区域）的教区长。移民委员的质问和杜尔讷君的答复，曾说明人类劳动对机械的竞争，是怎样维持。问：‘机械织机的使用，曾驱逐手织机的使用么？’答：‘毫无疑问的；不设法支持手织工人，使他们能够容忍工资的减低，则被驱逐的，尚不止此数。’问：‘在这样容忍下，他所接受的工资，不够维持，因此，不得不仰望教区的津贴来补足吗？’答：‘是的。实际，手织机和机械织机的竞争，是由救贫税来维持的。’工业人口由采用机械所得的利益，是屈辱的救恤，或移住，那不过把高尚的且相当独立的手工人，变为萎缩的贫乏者，使其必须赖屈辱的慈善面包来生活。但他们称此为一时候的不便。”（《竞争与合作的比较功绩论》伦敦1834年第29页。）

[118]“增加一国收入的原因，同时会使人口过剩，劳动者的状况恶化。”（里嘉图前书第469页）。在那里，里嘉图说明了，他所谓“一国收入”，是指地主和资本家的收入。从经济学考察，他们的收入，等于国家的收入。——机械改良的永久的目标和趋势，是实际驱除男人的劳动，或以妇女儿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子的劳动，以不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工人的劳动，以减低劳动价格。（乌尔《制造业哲学》第1卷第35页。）

[119]1858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43页。

[120]1856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5页。

[121]乌尔前书第19页。——“火砖制造上使用机械的大利益，是在这点：即，雇主可以完全不依赖熟练工人”（童工委员会第五报告，伦敦1866年第180页第46号）。——第二版加注。大北铁道公司机械部监督斯台洛克（Sturrock），关于火车头等等机械的建造，曾说：“英国的多费的工人，是一天比一天，更少被人使用了。因采用改良工具之故，生产是增加了，照料这种工具的，又是低级劳动。……以前，蒸汽机的各部分，都须用熟练劳动。现在，蒸汽机的各部分，是用熟练较小的劳动和优良的工具来生产了。所谓工具，我是指机械建造上所使用的机械。”（敕命铁道委员会述证伦敦1867年第17862号，17863号。）

[122]乌尔《制造业哲学》第20页

[123]前书第321页。

[124]前书第23页。

[125]1863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08页109页。

[126]1863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09页。——机械在棉业恐慌中的急速的改良；使英国的工厂主，在南北美战争刚刚停止不久，就以制品塞满在世界市场。在1866年最后六个月间，织物之类的东西，是完全卖不出去。于是，开始把商品送往中国和印度，那当然是使市场壅塞的情状更恶化。1867年初，工厂主遂用他们常用的办法，把工资减低5%。劳动者纷起反对，宣言说（这种说法，从理论的见地说，完全对的），唯一的救治方法，是缩短工时，即每星期只开工4日。争持许久之后，工业界的自委的队长，不得不照这样办，但有些地方的工资还是减低5%，不过有些地方是照旧。

[127]“在硬玻璃瓶玻璃的工业上，雇主和工人的关系，等于一种慢性的罢工。因此，压缩玻璃的制造，一时就旺盛起来了，因为压缩玻璃主要是由机械造的。纽凯赛有一个公司，以前每年生产350,000磅硬玻璃，现在是生产3,000,500磅压缩玻璃了。”（童工委员会第四报告1865年第262页263页。）

[128]加斯克尔著《英国制造业人口》伦敦1833年第3页4页。

[129]在机械建造上机械的应用，有若干重要的地方，应归功于肥尔贝伦（Fairbaim）在罢工中所得的经验。他是一个造机械的工厂的所有主。

[130]乌尔《制造业哲学》第368页370页。

[131]乌尔前书第368页，7页，370页，280页，321页，281页，475页。

[132]里嘉图原来是抱这个见解的；但此后，他是用他特有的科学无偏性和真理爱，把这个见解明白放弃了。参看其所著《原理》第31章《论机械》。

[133]注意，我是仿照那几位经济学者的方法，举这个列举的。

[134]一位里嘉图学徒反对萨伊的愚论说：“在分工甚发达的地方，劳动者的熟练，不能在取得这种熟练的特殊部门之外被使用；他自己就是一种机械。像鹦鹉一样反复说事物有归于水准的趋势，有什么用处呢？看看我们周围的事物，我们就知道，事物的长期的水准是找不到的；就使找到，那也常比过程开始时的水准更低。”（《需要性质的原理》伦敦1821年第72页。）

[135]麦克洛克便是一个这样自大的白痴病的能手。他像一个八岁的小孩，天真无邪地说：“如果益益发展工人的熟练，使其能以同量劳动或较小量劳动，生产益益多量的商品，是有利益的。那么，为要最有效地达到这个结果，虽利用机械的助力，也必定是有利益的。”（《经济学原理》伦敦1830年第182页）

[136]“纺绩机的发明，把印度破坏了，但这个事实很少影响到我们。”（提尔士A. Thiers著《财产论》巴黎1848年）提尔士君把纺绩机和机械织机混在一起，但这个事实也很少影响到我们！

[137]依照1861年的国势调查（第二卷伦敦1863年）英格兰威尔斯煤矿使用的工人数，计246,613名，其中有73,545名是20岁未满的，173,067名是在20岁以上的。在上项内，有835名是5岁至10岁，有30,701名是10岁至15岁，有42,010名是15岁至19岁。铁矿，铜矿，铅矿，锌矿，及其他种种金属矿山使用的工人数为319,222名。

[138]英格兰和威尔斯生产机械所使用的工人数，在1861年，为60,807人。此数，已将工厂主及其属员包括在内，在这生产部门营业的代理人商人，也包括在内。但锯机之类的小机械和纺锤（工作机内用的）之类的工具的生产者，不包括在内。土木工程师的总数，为3,329名。

[139]铁为最重要的原料之一。1861年在英格兰威尔斯，计有镕铁厂工人125,771名。其中有123,430名为男工人，2,341名为女工人，在男工人中，有30,810名20岁未满，92,620名在20岁以上。

[140]“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一个有四个成年人织棉布，两个儿童绕纱的家庭，每日劳动10小时，一星期可收入4镑。如果工作加紧，还可多得一些。……在此以前，他们常感到棉纱供给的不足。”（加斯克尔前书第25页至27页。）

[141]恩格斯在其所著《英国劳动阶级的状况》中曾说明，奢侈品工业所使用的工人，大部分是过的怎样悲惨的生活。关于这个问题，还可参看童工委员会的报告。

[142]1861年商船使用的人数，在英格兰和威尔斯，计为94,665人。

[143]其中仅177,596名，是13岁已满的男子。

[144]其中，仅30,501人是女性。

[145]其中，仅137,447人是男性。不在私人家内服役的人，是不包括在1,208,648名内的。第二版注。1861年至1870年间，男仆人数几乎加倍了。1871年国势调查中的男人数，为267,671名。1847年，野猎人（那是供贵族阶级野猎时使用的）计2,694名，1869年计4,921名。——伦敦小市民家中使用的少女，通称为“小奴”（little slavers）。

[146]甘尼尔认机械经营的最后结果，是劳动奴隶人数绝对减少。但绅士阶级（gens honnêtes）以劳动奴隶为牺牲，将有较大的人数可以生存，可以发展他们的“可以完成的完成能力”（perfectibilité perfectible）。对于生产的运动，他是很少理解的，但至少他感到了：如果机械的采用，会把有业的工人，化为待救济的贫民，如果机械的发展，会使它驱逐的工人较它所唤起的工人更多，机械便是一种极不祥的制度。至若他的立场的愚昧，那是只有引用他自己的话，才可以充分表示出来的。他说：“必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阶级的人数将减少；反之，指导劳动，安慰抚化全人口的阶级的人数将增加，……他们将占有由劳动费减少，生产物丰富，消费品便宜所生出的一切利益。人类将由此向天才至高的创造领域上升，通过宗教的神秘的堂奥，以确立健全的道德原则（那就是有闲阶级去占有一切利益的道德原则），以制定保障自由（必定要从事生产的阶级的自由？），保障权力，保障顺从，保障正义，保障义务，保障人道的法律。”以上的梦呓，是从他所著《经济学体系》（巴黎1821年）第2卷第224页引述的。还可参看该书212页。

[147]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58页以下。但同时，雇用追加数工人的物质基础，早就在有11,625蒸汽机械，628,756纺锤，2695蒸汽马力和水马力110个新工厂内，具备了。见该报告。

[148]1862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79页。第二版加注——1871年12月底，工厂监督专员勒德格莱夫在布拉特福新机械学会演讲说：“过去若干时叫我注目的一件事，是毛织物工厂的外观的改变。原来，工厂里面是充满着女人和儿童，现在，似乎一切工作都由机械担负了。我曾问一个工厂主，请其解释，他给我如下的答复：‘在旧制度下，我使用63人；自采用改良的机械后，我把工人数减为33，后来，因有新的大变化，我又把工人数由33减为13了’。”

[149]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6页。

[150]“手织工人的痛苦，曾成为一个敕命委员会调查的对象。他们的痛苦被承认了，被叹息了。但虽如此，他们的状况的改良（!），依然委诸机会和时间的变迁。现在（二十年后了！）我们可以希望，这种种痛苦，几乎已经扫除了，但那也许是蒸汽织机大大扩张的结果。”（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56年10月31日第15页。）

[151]机械影响原料生产的别的方法，留待第三卷再讨论。

[152]由东印度到大不列巅的棉花输出。

1846年： 34,540,143磅

1860年： 204,141,168磅

1865年： 445,947,600磅

由东印度到大不列巅的羊毛输出。

1846年： 4,570,581磅

1860年： 20,214,173磅

1865年： 20,679,111磅

[153]由好望角到大不列巅的羊毛输出。

1846年： 2,958,457磅

1860年： 16,574,345磅

1865年： 29,920,623磅

由澳大利亚到大不列巅的羊毛输出。

1746年： 21,789,346磅

1860年： 59,166,616磅

1865年： 109,734,261磅

[154]北美合众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尤其是英国）大规模工业的产物。在它现在（1866年）的形态上，从经济上说来，它依然要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第四版注。——此后，北美合众国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了，但它的殖民地性质，依然没有完全除掉——F. E.

由北美合众国到大不列巅的棉花输出。

1846年 401,949,393磅

1852年 765,630,543磅

1859年 961,707,264磅

1860年 1,115,890,608磅。

由北美合众国到大不列巅的谷物输出（以cwts为单位）。

1850年 1862年

小麦 16,202,312 41,033,503

大麦 3,669,653 6,624,800

燕麦 3,174,801 4,426,994

莱麦（Rye） 388,749 7,108

小麦粉 3,819,440 7,207,113

荞麦 1,054 19,571

玉蜀黍 5,473,161 11,694,818

萆麦（Bere或Bigg）（大麦的一种） 2,039 7,675

豌豆 811,620 1,024,722

蚕豆 1,822,972 2,037,137

合计 34,365,801 74,083,351

[155]1866年7月，被解雇的莱塞斯特的制鞋工人，曾向英格兰贸易协会诉愿说，“二十年前，莱塞斯特鞋业发生一次革命，那是用钉法代替缝法的结果。那时，我们都能得良好的工资。各商店间有激烈的竞争，各想制造最上等的鞋。但不久，一种更坏的竞争发生了，他们各皆要在市场上，以较低的价格出售（undersell）。由此发生的有害结果，迅即表现为工资的减低。劳动价格既减低得如此迅速，以致许多鞋店所付的工资，仅等于原工资的半数。而每当工资益益减低时，利润却乘工资标准的变化，增加起来。”——营业不振的时期，竟也在工厂主手中，被利用来把工资减低到极端，那等于直接偷窃工人的生活资料，以赚取额外利润。试举一例。那是考文特勒丝织业恐慌中的事情。“据我从工厂方面和工人方面所得的报告，工厂主借口国外生产者竞争及其他各种事情的必要，把工资减低了，但其减低程度，毫无疑问，超过了这种种事情所必要的程度。……大多数工人现在的工资，减少了30%至40%。一匹丝带的织成，五年前，工人可得工资6先令或7先令，现在只能得3先令3便士，或3先令4便士了。原来以4先令或4先令3便士计算的，现在是以2先令或2先令3便士计算了。工资的减低，似乎超过了增进需要所必要的程度。并且，就多数丝带说，织的成本减低了，但制品的售价，却没有相应地减低。”（隆格F. D. Longe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1866年第114页第1号。）

[156]参看1862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30页。

[157]前揭报告第19页。

[158]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41页至45页。

[159]1863年10月31日报告第41页42页。

[160]1865年10月31日报告第51页。

[161]前揭报告第50页51页。

[162]前揭报告第62页63页。

[163]1864年4月30日报告第27页。

[164]1865年10月31日报告所载波尔登市警察局长哈里斯君的信。见该报告第61页62页。

[165]1863年春，兰克夏等处的棉业工人，曾请求组织一个移民会。请原愿中说：“要使工厂劳动者脱离现在的苦境，大规模的工厂劳动者的移民，实为绝对必要之事。这一点是很少有人否认的。但不断的移民在一切时候都是需要的，没有这种移民，工人们将不能维持他们平常时的地位。为要说明这点，我们乞求诸先生注意下述的事实。1814年，棉制品输出的公布价值（那只是量的指数），计17,665,378镑，其实际市场价值则为20,070,824镑。1858年，棉制品输出的公布价值，计182,221,681镑，其实际市场价值反为43,001,322镑。那就是，售量比以前多十倍，售价反比以前约多一倍余。这个结果，对于国家全般，是一种大的不利，对于工厂劳动者尤为不利。这个结果，是若干原因共同作用所引起的。在这些原因中，最明白的一个原因，是劳动的不断的过剩。没有这个事实，这种在结果上如此有害，且须不断扩张市场才不致于消灭的营业，是决不能被人经营的。我们的棉工厂，会由周期营业停滞（在现制度下，这种现象，像死一样是不可避免的）而停滞，但人的心是时时在活动的。我们虽信过去二十五年间从英国迁出的人数不止六百万，但人口自然繁殖，和机械驱逐劳动（为求生产便宜）的结果，仍有一大部分成年男工人，在最繁荣的时期，也发觉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不能在工厂找到工作。”（1863年4月30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51页52页。）在以下某章，我们又知道，工厂主在棉业大激变中，曾怎样努力用他们所有的方法，甚至要求国家的干涉，来防止工厂劳动者的移出。

[166]童工委员会第四报告1864年第108页第447号。

[167]在北美合众国，手工业常在机械的基础上这样再现。所以，当该国工厂经营的过渡成为不可避免时，由此引起的累积，与欧洲比较，甚至与英格兰比较，是更有长足进步之势。

[168]参看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64页。

[169]伯明翰最早的一家大钢笔工厂，是基洛特君设立的。早在1851年，它每年就能生产一万八千万枚以上的钢笔尖，每年消费120吨钢。联合王国的这种工业，是由伯明翰独占的。现在，每年那里可以生产几十万万枚钢笔尖。照1861年的国势调查，其所使用的人数计1,428人，其中有1,268人是女子，年龄最小的是五岁。

[170]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1864年第68页第415号。

[171]现在，席菲尔德锉刀业实际就使用儿童。

[172]童工委员会第五报告1866年第3页第24号；第6页第55号；第7页第59号60号。

[173]前揭报告第114页115页第6号第7号报告中说，在别的地方，是机械代替人，但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是少年人代替机械。这个注解是很正确的。

[174]参看公共卫生第八报告1866年。该报告有一附录（第196页至208页），关于烂布贸易，曾有若干报告和解说。

[175]童工委员会第五报告，1866年第16页第96号97号，第130页第3961号。还可参看1864年的第三报告第48页56页。

[176]公共卫生第六报告伦敦1864年第31页。

[177]前揭报告第30页。——西门医生说，伦敦缝工人印刷工人25岁至35岁间的死亡率，比本文表上的计算，更大得多。伦敦的雇主，常从农村输入许多30岁以下的少年人到这种职业上来学艺，那就是充当“徒弟”或“见习”（improvers）。这些人，在国势调查上是算作伦敦人，从而，把伦敦死亡率所依以计算的人数增加了，但这种人，不曾依比例增加伦敦人的实际的死亡数。他们多数会回到农村去；并且，当重病时，他们总是回农村去的。

[178]在这里，我是指槌的钉，不是指由机械切造的钉。参看童工委员会第三报告，第11页第19页第125号至30号，第53页第11号，第114页第487号，第137页第674号。

[179]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第22页第166号。

[180]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1864年第19页，20页21页。

[181]前揭报告第21页26页。

[182]前揭报告第29页30页。

[183]前揭报告第40页41页。

[184]童工委员会第一报告1863年第185页。

[185]Millinery严格说，是只制造头部穿戴物的，但也制造女子外套和短外套。Dressmakers则与德国的Putzmacherinnen相当。

[186]在英国，女帽制造业（Millinery）女服制造业（Dressmakers），大部分是在雇主屋内经营的，工人一部分是住宿的订有契约的女工人，别一部分是住在外面的日佣女工人。

[187]委员淮特曾视察一个军服制造厂，那里雇有1,000至1,200人，几乎全是女性，曾视察一个鞋制造厂，那里雇有1,300人，几乎半数是儿童和少年人。（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第17页第319号。）

[188]举一例。1864年2月25日，户籍调查员的每周死亡报告，说有5人饿死。同日《泰姆土报》也报告一件饿死的事。一星期有6个人为饥饿的牺牲品！

[189]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1864年第67页第406—9号，第84页第124号，第73页第441号；第66页第6号；第84页第126号；第78页第85号；第76页第69号；第72页第483号。

[190]“工室的租金，似乎是决定这个问题的最后的要素。也就因此，所以，将工作分授于小雇主和家庭的旧制度，在首都维持得最久，并且恢复得最早。”（前揭报告第83页第123号。）最末一语，是专就制鞋业而言的。

[191]在手套制造业上，工人的状态，几乎和被救恤民的状况，没有区别，所以不见有这种现象。

[192]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1864年第2页第122号。

[193]莱塞斯特靴鞋批发制造业，在1864年，已经使用800架缝纫机。

[194]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1864年第84页，第124号。

[195]伦敦平利谷地方的军服制造业，伦敦德勒地方的底利•汉德森衬衫工厂，利梅里克地方的合特制服厂（那里约雇用1,200工人），都有这种情形。

[196]“到工厂制度的倾向”。（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1864年第67页）。“这全部职业，现今正好在过渡状态中。这种过渡状态，花编业织布业等等也正在通过”。（前揭报告第405号。）“一个完全的革命”。（前揭报告第66页第318号。）1840年童工委员被任命时，织祙还是手工业。1846年后，有各种织祙机械被采用了；现在，这种机械，都是由蒸汽力推动的。英格兰织祙业使用的总人数（三岁以上的男女工人），在1862年，约有十二万九千。但依照1862年2月11日的议会报告，在此总数中，只有4,063人，受工厂法取缔。

[197]拿制陶业作例。“不列巅制陶所格拉斯哥”的科克冷公司，曾报告说：“为维持我们的产量起见，我们曾大大扩充机械，那是由不熟练的劳动照料的；每日的经验，都告诉我们，这个方法的产量，比旧法的产量大”（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3页。）“工厂法实施的结果，是促进机械的进一步的采用。”（前揭报告第13页14页。）

[198]工厂法推广到制陶业后，以机械辘轳代手辘轳的现象，是大增加了。

[199]1864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96页及127页。

[200]这种机械及其他若干种机械在火柴制造上的采用，曾在一个部门，用32个14岁至17岁的少年男女，代替230个少年男女。1865年采用蒸汽力时，劳动的节省更进步了。

[201]童工委员会第二报告1864年第9页第50号。

[202]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22页。

[203]“我们必须记着，这诸种改良虽曾在若干工厂充分地实施，但并未普遍地实施。要把这种种改良，应用到许多旧制造厂来，那非增加资本的支出不可。但这种增加的资本支出，是许多开设工厂的人没有的。……工厂法的施行，必然会伴着发生暂时的紊乱。紊乱的大小，则与所要救济的弊害的大小，成正比例。”（前揭报告第96页97页。）

[204]“拿镕矿所作例。每到星期之末，劳动时间就会大大增加，因工人在星期一，乃至在星期二的一部或全部，有怠于劳动的习惯。”（童工委员会第三报告，第6页。）“小老板的劳动时间，通常是极不规则的。他们会轻易把二日或三日放过，然后昼夜劳动以弥补。……他们常常使用自己的儿女，如果他们有”。（前揭报告第7页。）“劳动开始点的漫无规则，是因为过度劳动，能够并且实际能够把损失填补这件事引起的。”（前揭报告第18页。）“在伯明翰，有莫大的时间损失掉……一部分是无所谓地消磨，别一部分却像奴隶一样劳苦。”（前揭报告第11页。）

[205]童工委员会第四报告第32页33页。“铁道组织的扩张，据说，曾大大助成近期交货的习惯，因此颇引起工作的急促，食事时间的忽略，和工作时间的超过。”（前揭报告第31页。）

[206]童工委员会第4报告第35页第235号237号。

[207]童工委员会第4报告第127页第56号。

[208]“说到营业因定货运送时间不适合而起的损失，我记起了1832年和1833年工厂主所爱唱的论调。这种论调，在蒸汽未将距离缩短，未将新的交通规则确立以前，是有力的，但若在现在提出，却不是这样了。在那时，这个主张，已经受不起事实的试验，现在还更受不起。”（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2年10月31日第54页55页。）

[209]童工委员会第4报告第18页第118号。

[210]白拉斯在1699年就说过这样的话。“时式的变化，增加了贫乏的人。那有两个大的害处。第一，工人在冬季，曾因没有工作而陷于贫困。织物商人或织布业者，在春天尚未来到，时式尚未分晓以前，不敢投资本使用他们。第二，到春天，工人往往嫌不足。织布业者为满足一季或半年的国内需要，必须雇用许多徒弟。这个办法，夺去了耕作的手，枯竭了劳动者的农村，使都市充满乞食者，并在冬间，使若干不愿乞食的人饿死”。（白拉斯著《贫民制造业商业，殖民和不道德》第9页。）

[211]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第171页第31号。

[212]布拉德福输出商人的代表供述：“在这种种情形下，不需有一个少年工人在货栈内，在午前八时至午后七时半之外，做额外时间的工作。所需要的，是额外的劳动和额外的费用。如果不是因一些雇主太过贪钱，这些少年人的劳动实无到这样晚的必要。一个额外的机械，仅值16镑，或18镑。像现在这样的额外时间，有许多是设备不充分和场所不充足之所致”。（前揭报告第171页第31号，36号，38号。）

[213]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伦敦有一位工厂主，他认劳动日之强制的取缔，对工厂主而言是保障劳动者，对大商人而言，是保护工厂主。他曾说：“我们营业上所受压迫，是由运送业者造成的。他们要用帆船将货物在一定节季送到目的地，俾便从中赚取帆船运费和汽船运费的差额。如有两条汽船开行，他们又必定拣最先开行的一条，俾能抢先赶到国外市场”。

[214]有一位工厂主说：“在一般国会条例的压力下，那种情形只有推广事业，才能除掉的。”（前揭告第10页第38号。）

[215]前揭报告第15页第72号。

[216]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27页。

[217]我们由实验发现了，一个健全的平均的个人，一次普通强度的呼吸，约须消费二十五立方吋的空气。每分钟，人约须呼吸二十次。所以，一个人在每日24小时内，必须消费空气七十二万立方吋，即416立方呎。又，我们知道，经过呼吸的空气，必须在自然大工作场所内洗净，方才能在同一过程上再有作用。依瓦伦亭（Valentin）和布鲁内（Brunner）的实验，一个健全的人，在一小时内，约吐出1300立方吋的炭酸气。这就是，在24小时内，由肺部排出的固体炭素，约有8盎斯。“每个人至少应有800立方呎”。（赫胥黎Huxley。）

[218]依照英国的工厂法，父母不得送十四岁未满的儿童，到“受取缔”的工厂去作工，除非同时让他们受初等教育。这个法律的遵守，是由工厂主负责任的。“工厂教育是强制的，那是劳动的一个条件”。（1863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11页。）

[219]以体操（在少年人为军事训练）结合于强制教育，对于工厂儿童和贫民学校儿童，会发生有利的结果。关于这点，可参看西尼耳在社会科学促进协会第七届年会的演说辞。（这篇演说，曾载在《议程报告》中，伦敦1863年第63页64页。）还可参看1865年10月31日工厂监督专员报告第118页119页120页，126页以下。

[220]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18页。有一位诚直的丝工厂主对童工委员说：“我确信，生产优秀工人的真的秘诀，是从幼年期起将教育和劳动结合。当然，工作不能太重，不能太烦，不能太不卫生。我希望，我自己的儿童有劳动和游戏，这样，他们的学校功课才不致于单调无味”。（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第82页第36号。）

[221]西尼耳《议程报告》第65页66页。——试比较西尼耳1863年的演说，和他1833年对于工厂法的诽谤；或比较这个大会的见解，和英国若干农村区域今日仍有许多穷父母为饥寒所逼不得教育其子女的事实，我们就可以说明，大工业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即能由物质生产方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变革人的头脑。关于穷父母不得教育子女这一点，斯累尔（Snell）曾报告说，在桑牟塞特，贫民因要请求教区救济，往往不得不使子女退学。菲尔登市牧师沃拉吞（Wollarton）也曾述，有若干家庭，“因送儿童上学”，故其救济请求不蒙批准！

[222]有些地方，手工机械（即由人力推动的机械），直接或间接与发展的机械体系（即由机械动力推动的机械）相竞争。那些地方，就推动机械的劳动者说，是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原来是蒸汽机关代替劳动者，现在是劳动者代替蒸汽机关。劳动力的紧张和支出，达到可惊的程度，而受这种苦处的，还多处是未成年人。委员隆格就发觉，在考文特勒及其附近，往往雇用十岁至十五岁的儿童来推动丝带织机。此外，还有推动小机械的还更年幼的儿童。“这是异常吃力的工作。儿童只是蒸汽力的代用品。”（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1866年第114页第6号。）——关于这种“奴隶制度”（this system of slavery）的杀人的结果，亦可参看该报告。“奴隶制度”，亦是政府报告给它的名称。

[223]前揭报告第3页第24号

[224]前揭报告第7页第60号。

[225]苏格兰高地有若干处，不多年前，依《统计书》所示，还是每一个自耕农民，用亲自揉造的皮，亲自制作皮鞋。还有许多牧羊者和小屋农民，他们和妻子到教堂去时，是穿自己缝纫的衣服，而制造衣服的材料，却是自手所剪的羊毛和自手所耕的亚麻。并且，制造此等物品所用的东西，除鞋针，缝针，顶针，戒指，及铁制的织机装置外，几乎没有一件是买来的。染料也主要是由妇女在草木上采取的。（斯条亚全集哈弥尔登编伦敦第8卷第327页328页。）

[226]在挨提恩•波洛（Etienne Boileau）的名著《职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帮伙（Ceselle）要升作老板（Meister），必须宣誓，“以兄弟的爱，爱护同行，在职业上扶助同行，不故意泄漏本行的秘诀，为全体的利益，决不为要推销本人的货品，故意叫买者注意同行的出品的缺点。”

[227]“不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资产阶级是不能存在的。反之，旧生产方法的原样的保持。却是从前一切产业阶级所依以存在的第一个条件。资产阶级时代与其他一切时代所依以区别的特征是，生产的不断的变革，社会状况的不断的扰乱，永久的不安和变动。一切固定的刻板的关系，以及伴起的传统的见解观念，都被扫除了。新形成的东西，尚未凝固，就成了陈腐的。一切安定的固定的东西，都被蒸发了，一切的圣物，都被冒渎了。一切人都不得下以冷眼注视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参看恩格斯，马克思合著《共产党宣言》伦敦1848年第5页。）

[228]“你夺去我生活的手段，

你也把我的生命夺去了”。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

[229]一个法国工人，他从旧金回来时，曾这样自述。“我在加里福尼亚曾做种种的职业。我决不能相信，我是能作这样多种的职业的。我以为，我只宜印刷业。……但一旦置身在这个冒险者的世界中，我也像别的冒险者一样，像换衬衫一样，更换自己的职业了。因矿山劳动的待遇不甚好，我就到市镇上去，在那里，我曾做活版工人，铺石工人，铅管工人等等。当我发觉随便那种工作我都宜做时，我觉得，我更不像一个软体动物，更像一个人了。”（科尔朋C. A. Corbon《职业教育》第2版巴黎1860年第50页。）

[230]经济学史上一个特出的人物白拉斯，早在17世纪末叶，就极明白地了解了，现在的教育制度和分工制度，有废止的必要。这种教育和分工，在社会的一极端，生出了病态的肥大，在社会的别一极端，生出了病态的瘦小。他说，“不劳动的学，比于不劳动，不能更好多少。……筋肉劳动，那是原始的神的制度。……劳动之于身体健康，有如饮食之于生存；游惰固使人免除痛苦，但疾病会把痛苦带来。生命的灯，依劳动而加油，思考则是将油点用。……儿童的愚陋的使用（那是对于巴西多Basedow及其近世模仿者的预觉的讽刺），使儿童的心也愚陋。”（《设立工业大学的建议》伦敦1696年第12页，14页，及18页。）

[231]这种劳动，大多数是在小工作场所。这种情形，是可以在花编业草帽缏业上看到的。要知其详细，还可研究席菲尔德，伯明翰等处的金属制造业。

[232]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第25页第162号；第2报告第38页第285号第289号，第35页191号。

[233]“工厂劳动，能够和家内劳动一样成为纯洁优美，也许更纯洁优美的”。（工厂监督专员报告1865年10月31日第127页。）

[234]前揭报告第27页32页。

[235]关于这点，可在工厂监督专员报告内，找出许多例证。

[236]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第10页第35号。

[237]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第9页第28号。

[238]前揭报告第25页；第165号，166号，167号。关于大经营优于小经营的地方，可参看童工委员会第3报告第13页第144号；第25页第121号；第26页第125号；第27页第140号等等。

[239]受取缔的产业部门，有如下述：花编制造业，袜织业，草帽缏业，衣类制造业（及其所属的多种部门），人造花业，制鞋业，制帽业，手套制造业，裁缝业，自镕矿业至造钉业的各种金属工业，制纸业，玻璃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印度橡皮制造业，纽带（织工用的）制造业，绒毡手制造业，雨伞日伞制造业，纺锤及纱卷制造业，印刷业，装钉业，文具制造业（包括纸袋，卡片，色纸等等），绳制造业，黑玉装饰品制造业，丝手织业，考文特勒织业，制盐业，油脂蜡烛业，水泥制造业，砂糖精制业，饼干制造业，木材加工业，及其他各种混成产业。

[240]童工委员会第5报告第25页第169号。

[241]工厂法扩充条例，是1867年8月12日通过的。受该法取缔的产业，有各种金属铸造业，金属锻冶业，金属制造业（包括机械建造）；还包括玻璃制造业，纸制造业，古达白查树胶制造业，弹性橡皮制造业，烟草制造业，印刷业，装钉业，以及一切使用工人在50名以上的工作场所。——劳动时间取缔法，是1867年8月17日通过的。受该法取缔的，是各种小工作场所，及所谓家内劳动。关于这两个法令及1872年的新矿业法等等，我将在第二卷回头来讨论。

[242]西尼耳《社会科学协会》第55页56页及57页以下。

[243]工厂监督局的职员，计二监督专员，二助监督专员，四十一副监督员。1871年，如本文所述，加派了八位副监督员。英苏爱三处工厂法的实施费，在1871至1872年年度中，合计不过25,347镑，其中还包括控告雇主的诉讼费用。

[244]欧文，——合作工厂与合作商店的倡始人，他的信徒对于这个孤立的转形要素的意义抱有幻想，但如上所述，他自己是没有这种幻想的——不仅实行了他的工厂制度的试验，且在理论上认这个制度是社会革命的始点。但莱登大学经济学教授菲塞林（Vissering）君，关于这点，似乎是怀疑的。其所著《实际财政学纲要》（1860年至1862年），曾在最适切的形式上，复述庸俗经济学的一切庸俗的主张。他是赞成手工业经营，反对大工业的——第4版注。英国的工厂立法，用它的互相矛盾的工厂法，工厂法扩充条例，及工作场所法，形成了一个“新的立法上的合尾鼠”，那是不能再忍耐了。因此，1878年，制定了工厂与工作场所法（Factory and Workshop Act），将这一类的法律，全部括在一起。当然，要在这里详细评述英国现行的工业法典，是不可能的。只要简括地说说就够了。这个法律所包括的范围如下：（一）织物工厂。在那里，几乎每一件事情，都和先前没有两样。十岁以上的儿童，每日准劳动五小时半，或每日（除星期六）六小时。少年人和妇人，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十小时，星期六不得过六小时半。（二）非织物工厂。在那里，要比先前，更与织物工厂受相同的取缔了；但仍有许多袒护资本家的例外。在许多情形下，这种例外，只要得内政部的认可，就可以扩大。（三）工作场所。其定义和先前大体相同。在工作场所也雇用儿童，少年人，和妇人的限度内，它是和非织物工厂受大体相同的待遇，但仍有许多细处减轻了。（四）不雇用儿童少年人，但兼雇用十八岁以上男女工人的工作场所。这种工作场所，更有许多减轻的地方。（五）家内的工作场所（Domestic Workshops）即在家内使用家人的工作场所。在那里，限制更有伸缩性。且因工厂监督专员，非受大臣或审判官的命令，不得擅入兼作住屋的工室，以致法律实施，更多一层障碍。最后，草帽缏业，花编业，手套制造业，还无条件认为是家内工业。不过，有这种种缺点的这个法律，和瑞士联邦1877年3月23日制定的工厂法，在这一类法律中依然要算是最优的。试一比较这两个法典，也很有兴味。这种比较，可以曝露两种立法方法的长所和短所。英国的立法是采取“历史的”方法，是由一件到一件的；大陆方面的立法，却以法国革命的传统为根据，而以概括为主。引为遗憾的，是英国的法典，就它对于工作场所的规定言，尚因监督专员人数不足之故，大部分只是具文。——F. E.

[245]关于英国农业的采用机械，可参看汉漠（W.Hamm）在《英格兰的农具与农用机械》中的适切的叙述（第二版1856年）。但关于英国农业的发展，他的叙述，却未免盲从拉味尔尼（Lèonce de Lavergne）。——第4版注。当然，这个著作现在已经过时了。——F. E.

[246]“你们将人民分成两个对敌的营垒，一个是健壮的农民，一个是文弱的矮子。天啊！一个分割为农业利害关系和商业利害关系的国家，不但不以这种奇怪的不自然的分割自惭，反以此自称为健全的国家，甚至自诩为开化的文明的国家。”（厄哈特《通用语》第119页）。这一段话，正好说明一种批判方法的长所和短所。这种批判方法，能批判现在，非难现在，但不能理解现在。

[247]参看利比居著《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第7版1862年，尤其是第1卷《农业的自然法则概论》。利比居的不朽的功绩之一，是：他从自然科学的立场，把近代农业的消极方面展开了。再者，他对于农业发展之历史的叙述，虽不免有严重错误，但总算在这方面，包含着卓越的见解。但他竟发出这样的无意义的议论来，那是值得遗憾的。他说：“把土壤耕得更深，犁得更频繁的结果，是于松土内部的空气流通有益的；并且，受空气作用的土壤面积，又得以扩大和更新。但很容易知道，土地的盈余收益，不与土地上所用的劳动成比例。因前者比后者，是用较小得多的比例增加”。但接着他又说：“这个法则，最初是约翰•穆勒依如下的方法，在其所著《经济学原理》（第1卷第11页）中叙述的。他说：‘在其他事情相等的限度内，与所使用的劳动者的增加相对而言，土地生产物是以渐减的比率增加的。这是一个农业上的普遍法则’。”（在这个引语中，穆勒是用错误的公式，覆述里嘉图学派的法则；因为，所使用的劳动者的减少，和农业的进步，在英格兰总是相伴而起的，这个在英格兰发现并且为英格兰发现的法则，至少，不能在英格兰应用）。“这是一个极堪注目的事实，因穆勒并不了解这个法则的根据。”（利比居前书第1卷第143页。）且不说利比居对于“劳动”一辞的解释是错误的，和经济学上的解释完全不同的。还有一件 “极堪注目的事实”是，他认约翰•穆勒是这个学说的首倡者。实则，这个学说最先是由亚当•斯密时代的安徒生（James Anderson）发表的；又曾在19世纪初叶，在若干种著作上，反复被人重述过。剽窃的能手马尔萨斯（他的人口理论，是一种最无耻的剽窃），在1815年，采用过这个学说；韦斯特（West）曾与安徒生同时，但独立地展开过这个学说；但到1817年，这个学说，才被里嘉图用来和一般的价值学说联结，因而在里嘉图大名下，为世界所周知。1820年，詹姆斯•穆勒（约翰•穆勒的父亲），把这个学说通俗化了。最后，这个学说，才当作一个老生常谈的学派教义，由约翰•穆勒等人反复叙述。这是不容否认的，约翰•穆勒的“极堪注目的权威”，几乎完全得力于这一类的颠倒错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