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资本论》英译本的序上，曾经说过，“《资本论》的英文本的刊行，无需有任何的辩白。反之，待我们说明的，宁可说是这个英文本，何以迟至今日方才刊行”。这两句话，完完全全的，可移用来作为我们这个译本的声明。
在我国，一方面既有封建势力的阻碍，另一方面又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摧残，以致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不能在中国有正常的发展。所以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性的民权革命，是以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为其主要任务。这一任务，从现阶段世界革命运动意义上来说，又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因此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运动就在中国有了长足的进步，获有广大的拥护者，同时，反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也就跟着发生了。
但是，战土们以及反对方面的异论者诸君啊，对于诸君，这个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并从历史方面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命运的经典，都是早就该有一个译本了，早就该有一个完整的中文译本了。
这个经典的翻译，是一九二八年在一个寺院内开始的；在同年，我把第一卷译完了。在一个寺院内着手翻译这样一部书，虽表示一个滑稽的对照，但到现在还是使我感到心悸的，倒不是这点，而是另外的一件事。在那时，我对于这个大理论所从以出发的古典派经济学，且也为这个大理论的主要批判对象的古典经济学，还是连初步的认识也没有。但当时正在同一寺院中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后来曾与我合译几部经济学古典著作，现在又为本书合译者的王亚南，就是这时候和我认识的，并且以后不久，就成了最好的朋友。
理解古典经济学，是理解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必要预备。由于我的提议，我们决心系统地译几部古典经济学的著作，用这种翻译，作为一种细密研究的手段。我们选译的第一部，是里嘉图的《经济学及赋税之原理》；接着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都是我和亚南合译，且已在七年以前先后出版了。接着我又独力译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学原理》，也先后出版了。此外我们还分别译了若干经济学上的重要著作，例如耶方斯（数理经济学派的建立者）的《经济学理论》，洛贝尔图（德国的社会主义者，曾与马克思争发明权但曾经恩格斯严厉打击过的人）的《生产过剩与恐慌》（《社会书简》之一），和克莱士的《经济学范围与研究方法》（改名为《经济学绪论》出版）等等。
但在这种预备阶段中，我们几乎把原来的目标遗忘了。假使不是一般社会对于这种缺少现实性和时代性的工作表示冷淡，说不定我们就会像流通中的货币一样，愈流愈远于出发点了。在这里，又是阻碍促使人前进。因此，我们再向着我们的目标了。
第一卷原来的译稿，早已在一•二八的炮火中消毁掉。当我们再开始几年前已经开始的工作时，我们是不得不从开始的地方再开始了。我们当时虽没有想到出版的问题，但在再开始二年之后，我们就得到了读书生活出版社愿为这个译本负刊行责任的好意了。
我们的工作，虽曾因八一三的炮火而延迟，但是，读书生活出版社负责人郑易里、黄洛峰二先生促其早日付印的好意，终于把一切的困难克服了。
就第一卷说，序跋以及由第一篇至第四篇是我译的；第五篇至第一卷终，是亚南译的。就第二卷说，序和第一篇，是亚南译的，第二篇第三篇是我译的。但到第三卷，因为亚南担任更重要的工作的原故，他只能译极小的部分了（第六篇第三十七章至四十章）。其余的部分就都归到我肩上来了。我为使译名统一，笔调近于一致起见，曾对全稿负起责任。但这决不是表示我应享有较优的权利，因为没有亚南的合作，这个书的完成，决不能这样迅速，甚至在我们应再开始的时候，也许根本就不会再开始。一个人对于一件事的贡献，决不能单纯由量来估计。
我们根据的版本，是马恩研究院校正过的德文本。我们所加的若干附注，大都是根据这个版本实行的。虽然这个版本也有若干排印上的错误，但它要算是最新的了。此外，我们还参照了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不过当中只有一种英译本和一种日译本是完全的。在格式方面，我们尽量保持原版的特色。在行文方面，我们尽量使其流畅，但当然，每一个地方，我们都顾虑到了，要使它的文句，不致于弄差它的意义。我们努力了，但这个努力的结果的估价，不是我们的事。
关于译名，有几点要声明。我们在译名上所采的原则是：使其精确但使其有望文生义的效力。译音的方法，除了少数必要的场合，我们是摈弃的。而在我国经济通用语中，我们的选择的标准是：如有适当的通用语，我们是尽量采取，所以在本书，我们可以见到“成本”，“贴现”，“折旧”，“汇票”这一类的商场用语。但一切欠缺科学严密性的通用名辞，我们是摈而不用的。所以，我们不叫“金融资本”，“金融市场”但叫“货币经营资本”，“货币市场”。我们不叫“钞票”，而叫“银行券”。我们不叫“农民”，而分别叫他们为“自耕农民”和“租地农业家”，以及其他等等。
名辞的本身，不是我们研究的目标。但没有严密的名辞，决难获得正确的理解。不过，一个大著作家在使用名辞时，往往也假定他的读者，有水准以上的识别力。所以，马克思对于他们使用的名辞，并不是每一个都下界说的。他还偶然有少数地方，把一个名辞，用在两种意义上。马克思自己也是承认这点的。例如，对于“必要劳动”这个名辞，他就曾在一个注里面（见第一卷），声明那有两重意义。“剩余生产物”这个名辞，有时是指代表剩余价值的生产物部分，有时是指代表平均利润的生产物部分，有时是指代表剩余利润的生产物部分（见第三卷第四十一章），又如“流通”这个名辞，有时是用在“通货”的意义上。甚至第一卷本文开头第一句内“生产方法”（Produktionsweise）这个名辞，也是这样。它本来应和Produktionsmethoden相区别的。前一个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格式，后一个是指生产的技术的方法。但它们是有时被混同了。例如在第三卷第三十八章的一段内。因为“方法”这个语义在中文上本来是多方面的，所以我们一律把它译成“生产方法”了。读者在这里，只要稍为留意，就可以判别它们的区别含义了。又“Industrie”这个字，有时包括农业和工业，有时又单指工业，以与农业相区别。对于这个字，我们就其意义，分别译为“产业”或“工业”。
至若像可变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不变资本与固定资本的区别，流动资本与流通资本的区别，货币资本与货币经营资本的区别；像流通与通流的区别，劳动与劳动力的区别；累积与集中的区别；还有，像生产价格与价值的区别，那都是原著者已经严密区分过的。当然，我们在翻译时，曾假定读者已经由别的经济学著作，知道了某一些名辞的含义，而对于某一些名辞的含义，也能从本文的理解，得到理解。但我们还想编一本说明的辞典，专门用来说明这些名辞。但这只好等待到日后了。
这里，不是我解说任何一种学说的地方。对于这一部已有全世界各种主要文字翻译的，并且具有划时代和创造时代意义的著作，也用不着多费辞句来介绍。我只希望无论赞成它的人还是反对它的人，都应先对它研究，不要捡拾到一句两句话，就觉得满足。我们很愿意接受批评家的批评，但若有错误，那要由译者负责，不能归咎到原著者身上去的。
最后，我们应当感谢的，是郑易里先生，他不仅是这个译本的出版的促成者和实行者，且曾细密为这个译本担任校正的工作。黄洛峰，艾思奇，汉夫诸先生也都有很大的帮助。蔡元培先生曾为本书题字一幅，深为感谢，但因在战时遗失了，没有刊印出来。还有许多对这个译本关心的友好们，我们是只能广泛地表示谢意了。
郭大力
1938年8月13日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