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元一二〇〇年至一六〇〇年）
日本封建制度，是始于天皇和部酋把土著的土地凌夺了来，土著做了奴仆或农奴的时候。起初为奴仆而后又做了农奴的人中，有许多已做了“自由人”，对他们的主人只有相当的服役，种地而不纳租。这种制度在它未十分和欧洲封建相像的时际，几百年间已在迟缓地发展着；虽然二者从没有完全的一致——日本诸侯的领地在名义上是隶属中央政府的，欧洲诸侯则以领地归自己的主权之下——但大体说来，日本和欧洲只有名义上的差异，诸侯支配他的领地实无异于支配他自己的财产。我们已经晓得，军阀之兴起如何颠覆了西京政府的权威，这是平安中叶以后显著的事实。结果日本成了三大家的舞台：藤原氏握宫廷和中央政府的锁钥，平氏事实上领有南部诸省，北部大都是在源氏的统辖之下。因平、源——皆属皇族，于是二者针锋相对，藤原氏设尽方法使着平、源二氏自相干戈，借以保持它孤立的权势。谁料平、源二氏之争日益剧烈，甚至弱小的部酋皆不得已而投身于平氏，或仰承鼻息于彼号召一切的源氏。
西元一一五五年，日本有保元之乱，使源氏与平氏实力派公然地挑起袭来，结果国分成了两个对峙的局面，中央政府倒塌，文明危殆。此种纷纭的状态愈演愈烈，后人称之为“源平之战”——“源”即源氏，“平”即平氏。一一五五年之争，胜利终属于平氏，一一五九年又有所谓“平氏之争”，结果也是如此。后次之争，由他们驱逐已经失败了的无辜的家族，而使用的那般残忍的报复的手段看来，简直是非拼个你死我活，不易止休。战争的结果是平氏代藤原氏掌了政权。有名的战士和政治家平清盛握政权柄后，他对待美貌的女人所有的卤莽而无厌的情欲，潜使着他答应了这样的条件：美丽的寡妇常磐要归从他，他就饶了已死源氏的首领义朝的两个幼子（赖朝和义经）的性命。从此封就了平氏的运命，过了不多年赖朝就长成归来，与其族属北条氏起而共谋推翻平氏的方策。
清盛的确是顺捷了一时的。不过等到宫廷和中央政府的实权都到了他手以后，他的骄慢凌人的气概比藤原氏还要有过而无不及；他强迫着天皇娶了他的女儿，且要假无上的威权迁都到神户去。源氏见势乃渐同情于皇室，一俟赖朝出世，举族愿为声援，日本有史以来最凶残的内乱不久就开演了。赖朝与其弟义经，都是大无畏的且富于军事天资的战士，经了多次的血战始把陆地上的平氏军全数扫平，一一八五年又在下关附近的檀之浦截毁了平氏海上的军力。这时候要算源氏最有势力了，于是天皇封赖朝为“大将军”。从前大将军是每年赐与抚服土著或开疆辟土，功勋卓著的将士的名誉职，现在却是封与驱逐了所谓（毒恶的平氏）之一人，这以后，大将军就成了当权的家族领袖的职分。
中国的以德以能而不以门第和爵位授官的原则，这几百年来显然是已经侵入了日本政治的巢穴。在新土的唯一特色，乃是未曾引起朝代的变迁，而中国则从未有过这样的幸运。在大将军制下，天皇是被幽禁着的，政府是操纵在一位专政的军阀手中，他往往用世袭的把戏来保持他的权位，掷“以德授官”的原则于不顾。日本谚云，“大将军之子必不孝”；这种说法既有赖朝和他大多数承继者可征，足见世袭的原则在大将军制下较在皇室制下从未好了几分。至今赖朝依旧是日本史中名将之一。他既没有遗下能以保留大将军之位的子嗣，政权于是落到了他的亲族北条氏的手里。北条氏为家臣（regent），建起更新奇的三人政治的政府来：天皇因大将军而治，大将军又因家臣而治，而实际上则大多是家臣的意旨运用着一切。在此种情形之下，婴孩是十分容易被操纵的。有某冲龄皇帝，他手下又是一个很年青的大将军，所靠的只有一位大权在握的家臣去应付一切。百余年后，势力更大的足利氏代北条氏而为家臣，足利氏握朝政二百余年为织田信长所倾；信长被刺后，世称“日本之拿破仑”的丰臣秀吉掌大权；秀吉去后，政权又到了他手下的大将军德川家康之手，他在西元一六〇〇年荣任大将军的职位。
日本内乱期间（西元一二〇〇至一六〇〇年）的文明情况，猜想或比叙述更为切近。西元一一八五年，赖朝继平氏握有政柄后，他决意扫尽所有平氏的子嗣，而他所用的手段更是十二分的残酷。一一九二年，他不顾一切国家的先例，在镰仓建起了他自己的军事首府，在这第二座首府，他以军事执政的资格来管理国家的大事。他离开天皇所在的首都，乃是希望着脱开宫廷的阴谋和佛教徒的搅扰，与西元七九四年桓武天皇由奈良迁都西京似乎是具有同心。大体说来，这确是大将军乖巧的一着。不久这新的权威所在就成了一个百万多人的大城市，至今这城的残墟依旧是存在着。第一位大将军的政府，比日本从来组织都精密了许多。他创置了很与近代内阁相像，由国务大臣组成的行政机关；各省区置军事长官及民政长官，军事长官负有监督民政长官的责任。全国各部酋对大将军须要绝对地表示服从（有如服从中央政府），其实，中央政府的一切设施，是要大将军来执行的。与中国相仿的法庭及刑律是采用而实施了。不论是大地主或小地主，都须要按期去给镰仓当局纳税，所谓一切土地国有的原则是严格地实施了；如果诸侯有执拗的行为，大将军即有权撤换他并收没他所有的领地。大将军和中央政府平分国家税收，所分的比例大都是由大将军任择，因为西京政府在经济上，与在军事上和政治上一样，也是在那里仰承镰仓的鼻息。
各诸侯须要对他所辖区域的治安和设施负责。如果邑宰（feudatory）有越轨的行为，其他的邑宰即有监视的本分。从前这些藩王都是半独立的，不受任何的约束，此时却完全不是那么回子事了，中央的监视是非常的严厉。我们已经觉得，在这些半独立的诸侯所统辖的区域里，武士阶级怎样地演成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实力。诸侯有“从人”来替他们照料田地，从人是已经得到自由的人，照料农奴和奴隶乃是他们的职责。从人是要督促着仰赖诸侯的领地生活的人（奴隶或佃户），使他们作出相当的工作。果然有何等的枝节发生，他们是可以用武力来解决的。从人常会使他们主人的地亩加多，至于他们所用的妙法，不问可知。武士阶级至此已发达到了极点，已成了维持农村秩序所不可少，而对于省区他也似有了相当的地位。为维持武士的纪律起见，于是有一种森严的规律之制定，这种规律即所谓“武士道”。武士道的两大原则：一是忠，二是孝。在一种异常喜战的文明里，以当兵为业的要算最受人看戴的了。日本的封建社会里，舍了贵族，最高贵的就是丘八。当时社会所分的四阶级，为士、农、工、商；士，兵也，农，即农夫，工为匠人，商则代表买卖人；士为一等，农次之，工又次之，商第四。武士们的纪律是十分严刻的，剑在武士法典里成了本分的象征。剑匠算是最体面的匠人了。武士法典里面所说的忠，恐怕和（下者总须要服从上者，为上者谋利益的）儒家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出入。武士至死总须服从他的主人，武士的家族也是和武士一样。如果他的主人，他自身，或是他的家族受了欺侮，他必须求报复，因为武士法典里有那种的规定。武士是不准贪财和位分的。为使武士法典遵守得极其完满，把剑用到适当之处，武士需要在佛教禅宗所讲的“坐禅法”上费一番的苦工。在此种奥秘的熏陶里，武士可以深切地明了人生之虚妄，于是他对于死可以毫无惧心。深切地了解“观心法”和“不动心”乃是成功必经的路途。
从伦理方面看，我们一定要承认这种制度使日本的文明变成了强悍的，不顾公理与慈悲。其实武士道不过是一类人的规律，对于一般的民众并丝毫无所补益，且使一般人在军事的统治之下更多受了许多的痛苦。武士道绝不会启发一种建立在天赋权利上的文明。武士道的教训是：武士当为他的主人牺牲，他的妻室儿女当为他牺牲：这即是说，主人对武士没有相当的义务，同时丈夫对他的妻子和家族也是如此。这类忠的观念是太狭陋太片面的，实在不容易使一般人赞服。所谓忠，既不足以当为国之忠，又不足以当伦理之忠，纯粹是对他自己的主人的忠；不顾理屈理直，总是为他的主人而抵抗其他的，或与国家和政府为敌，也说不定。近世以前，日本人所谓忠的对象并非是国家。结果武士成了受排斥，不洽与情的一类人，他们丝毫不替在他们指挥之下的人着想：他们是可以（也常是那样作）任意地把常人杀掉。一种培殖私德而妨害公德的制度，实在是难以久长。
赖朝统治下封建制度之进展，对于多年战乱中已崩溃的社会之复兴，实是急需不可待的，无论如何总是比无政府的状态好些。但在此种猛涛激荡之下，弱小的势力，无关重要的贵族和他们所在的村镇，都变成臣属了。日本与欧洲有些不同，欧洲有所谓自治的城市，在十二世纪以前的日本，西京而外就没有城市。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和宗教的组织也不似从前那般的骄横了。一切的权利和赏赐都是采邑把持着，差不多生活上最琐碎的事都受了限制，但早已有的组织，在封建制度之下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宗教，贵族政治以及君主政治，在日本（和欧洲）的封建制度下一向得到了解救，而更终归得到了出头之日。封建制度不止提高了少数人的地位，大多数的人遭了殃，更使私有的财产比公有的财产更为重要。然而它却遏制了许久的滥无法纪与纷纷扰攘的情况，维持下相当的秩序。可惜这种纪律光是用来约束下级人的，有权有位的人就晓得保持着他们的武力，以防危险之来临。上下之间是没有伦理关系的。主人有使奴隶生死之权，主人吩咐怎样就得怎样，毫无驳辩的余地；果真主人愿意把他们卖掉也非是不可的。所以封建制度不止未能促使着个人和社会尊重法律与秩序，就是维持个人和社会对二者的敬意也恐怕办不到。欲施行这种制度，只能用强迫的手段。日本人刚刚脱开了封建制度的羁绊，他们尊崇皇室的心意便显然比他们看待诸侯好了许多，因为天皇是代表民和民人所拜的诸神，而诸侯代表的只是他们自身。
赖朝虽然在镰仓握有政治和军事大权，他的性质却是异常的残暴而邪特。他嫉妒乃弟义经富有将才而把他杀掉，并使他那美貌的弟妇在他和他的群妾面前蹈舞；继而又把他的弟妇所生下的婴孩杀掉，他恐怕帮忙他打倒了平氏的乃弟的子嗣日后起来和他为难。他派他的岳父北条时政到全国调查有无平氏的亲族，见者无论男妇老幼杀无赦。他有一种外交家和政治家的弱点，一种最不好的沉默不直爽的怪癖——这种怪癖曾演成世间许多不幸的收场。在日本史和欧洲史里都能找到多次的事件，果真双方是以诚相见，危险的结局必是能避免了的。日本诸侯因为（有理性的人以为）极不值得的琐事，就会烧杀了无数的人。果真他们以诚相见，在某种情况下他们是想要怎样，必是可以得到完满的结局。赖朝虽是对佛教权威存着怀疑的态度，他却和许多军事的首领一样，也感觉到宗教的援应之不可少，于是在他怂恿之下，镰仓的庙宇之辉煌足可与首都的庙宇比肩。他既感觉到缺少了宗教的权威，无以镇服邑宰，为自身的利害他确乖巧地把宗教利用了。他训令给镰仓的大庙铸一座大阿弥陀铜像，可惜像尚未铸成，他却先与世辞别。这铜像此刻依旧是有的，面向着那两次使该庙迁徙的天蓝色的海浪，这是一件人类虚荣心的纪念物。
赖朝去世后，他懦弱的儿子作了大将军，结果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把持大权，天皇和大将军都成了他的傀儡。北条氏的江山，最初是富有干才的女人政子创下的。北条氏的家臣，好多是极有才干的，他们维持法律和秩序的能力并不亚于赖朝，至少有一时是如此；西元一二七九年更把蒙古人击退，这次蒙人的来侵是多年的末次，又有许多人到了日本群岛。但在一种有强权无公理的制度下，正义总是谈不到的。日本史学家公然地承认，当时的法官往往接受诉讼双方的贿赂，因此他们有时发出八面玲珑的判辞。北条氏觉得儒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说法确是一种“他山之助”。如果近世法学家说，北条氏为家臣的时代，司法制度已较前大有了进境，他们实在不无过于归罪既往的地方。是的，北条氏家臣承认“公断”是一种有益的事，他们曾经设法使民人不受诸侯的劫夺——赖朝去世后，诸侯曾急于恢复他们劫夺的政策。西元一三二五年北条氏失势，一位懦弱贪乐的官员主持国政，他用傀儡式的天皇的名义，驾驭着傀儡式的大将军，结果到处满了不平、残暴和疾苦。到期不纳税或是因为饥馑而无力纳税时，当事人的妻室和儿女即要被捕去为质，他并不顾虑多少人是如何的激忿。但当时人们是没有任何的方法来免除这类的凌辱。家臣是镇日地和他无数的妾室鬼混在一起，看些淫荡的戏剧，跳舞，以及斗狗等。
依北条氏给与儒家以德授官的原则来解释，天皇的地位和威权显然是比他家当权的时候更蒙轻视了。西元一二二一年，北条义时放逐了三位前任的天皇，据说是为国家的安宁，其实是为他个人的利害。此种声势浩大家族之更替，无拘是执政、大将军，或家臣，似乎少有影响到文明的地方。末后北条氏的家臣为人十分懦弱，简直成了众强大诸侯的鱼肉。及至天皇诏足利氏急起以挽狂澜，足利氏的首领即闻命到了首都，驱逐北条氏一系的官员，并收复了北条氏北部的屏藩，于是镰仓威权的命运终了。不料天皇一经脱了束缚，他即露出一种爱憎无常的气概，轻忽了当器重的人，且有时和这些人发怒。因此，足利氏的首领尊氏废弃了这位天皇，立了他自己拣选的皇子为天皇。被废弃的天皇逃到日本的南都，在那里立了一个伪政府；如是五十五年间，日本同时总是有两位天皇。
一般人轻视合法当局从未有此时之甚。从来人民对国家和地方的忠义之心，此时尽成破竹之势。这是欺诈和阴谋最盛行的时节，颇反映出日本文明的面貌来。想把汉人的政治施之于大和文化，显然是失败了。据有南部的天皇，拥护旧有的世袭君主政治的原则；足利氏所立的天皇，所代表的也不过是拥有大权之家的威权。众诸侯又呈现未有的大将军以前的情势，互相肆意杀夺。一般人都感觉到尊奉着（攘夺了天皇而成了暴主的）英雄的苦恼，中国官界的贿赂和腐败的风气，也成了当时日本官员主要的动机；放荡在各界都风靡了一时。从一四六七年起，十一年间，西京在烧杀抢掠之余，残毁得很不成样子；这都是两姓为夺大将军的位子所演出来的。足利氏与平氏有血统关系，和源氏则否，所以足利氏没有任大将军的资格。足利氏既是想谋得大将军的职位，所以必积极设法和源氏发生关系，家族的争端于是起来。赖朝已经做过的平服倔强诸侯的工作，此时又须从头做起。暴动、劫掠、叛乱，此起彼伏，杀人放火所在皆是。能得到善终的部酋实在是很少。遍地尸身横卧，无人顾问。澄豪本不是一个道德健全的人，而他尚以宗教不出寺院之门为憾事。他说，当时醉酒是一件普通的事，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故意灌醉了他人以取笑。
足利氏当权的二百五十余年里，有二足利的族长是被他们自己的臣属杀掉了的，死于放逐者五，更有一位是自尽身死的。和儒教开玩笑的滑稽家，为这时期起了一个“下剋上”的名称，意思是“在上的人被在下者推翻了”，这是武士道里边的一个笑谭。然而那的确是信义沦丧的一种讨厌的标记，是日本史的黑暗时代。诸侯以下的实力派都有他们自己的城寨，更据重兵乘机抢掠，或夺邻有的田产。若某人的妻室长得有几分的姿色，某人绝不敢说她一定能和他偕老，因为当时诱拐的事是非常的普通。西元一四四四年，大将军义政处决了许多的有夫之妇，原故是她们没有答应他的要求；但她们之中有的亲属较牺牲在亨利第八手下的亲属要勇敢些，因为这位大将军不久即被刺身死。对于人的生命甚且不以为意的文明，当然更看不起人生之果——钱财：于是在骄奢淫逸上靡费了无数的金钱，以至凶荒饥馑都无法解救。义政是足利氏健者之一，他建了一所住宅滨之御所，用去金镑四百五十余万之多，为他的妾室们盖了一所分娩时的住室，又用去金镑十五万以上，金顶棚的金阁寺，银顶棚的银阁寺，都是当时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和匠人所手成。华丽宫殿，十分讲究的消遣，和浮躁的社会握手齐行，丝毫没有顾虑到一般人的痛苦。冻饥而死的尸身往往是在风雨摧残之中，许久无人掩埋。及至十五世纪的末叶，宫廷的穷迫已经到达了极点，有某天皇借卖字来维持生计，又有某天皇的尸身，因为国库空乏，以至放了四十天始得到埋葬。
在此所谓室町时代，“茶汤”的仪式极负盛名，据说在道德上美术上都有些意义，可以培养清洁、有礼、谦恭、沉静等美德，其实这些都只是仪式而已。极值钱的礼服和釉花瓷的家具，为这仪式中所不可少的东西。有名的艺术家雪舟等，特为这种瓷器绘出精细的花样，更在器的里面不易见到的部分，藏着异常惊奇的艺术与技巧。日本贵妇用最上等的丝缎来做内衣，或许是这种精妙的艺术之反响。“插花”也是一种时髦而爱美的消遣，在文质的社会里，至今依旧是有的。这艺术是将花或盛开的花枝插在一座花瓶里，而使各式各样的花都确切地显出它的个性来。每种植物是有它特别的性、形、色的，若经一番适当的体验，即可把它确切地描写出来。插花艺术的目的，对称并不算十分的重要，要在从参差不齐里找到了平衡。
此时期的金属艺术品，其优美并不亚于釉花瓷器。画家也是空前的，自然是受了些武士们的敦促，因为武士多有愿将他们的伟绩画下来流传后世者。此外名家如兆殿司、如拙、奥村征信、狩野元信等，都能不费若许的力气和色彩，而得到无数人的欣赏。文学堕落得几乎成了寺院僧侣独有的东西。但是在一个喜动的社会里，有一种剧是出现了，最初（和欧洲中世纪的宗教与神迹剧相仿）带有宗教的色彩，目的是在上流人面前显示一些道德和灵性的意想。此种抒情剧叫做“能”，剧中所用的假面和外衣都是艺术的精品。本身已经军事化了的宗教，总是在谋求战争的胜利品，在道德和灵性方面，对于纵情的朝臣和朝臣的太太们，歌、舞、吟诗的社会，丝毫没有警惕的力量。有一类人只顾了腐败的享乐，但大多数的人却受着横暴的主人的榨取而无人来过问，在此种文明里，慈悲和真理是谈不到的。中国书上说，此时日本海盗是非常的多，并且是极其可怕，中国沿海许多的地方受了蹂躏。寺院和寺院之间也常似诸侯和诸侯那般的争吵，某次僧侣大战，死去的僧人约有三千之众。
在这种情势危殆之秋，织田信长以一精明而严厉的军人崛起北部，他决意效法昔日的赖朝争雄日本：他惦记着推翻了足利氏的势力，恢复中央的权威。多数南部的诸侯反对他，僧人也攻击他。一五七三年，信长进了首都，免了大将的职，足利氏之政权猝然结束。信长以一富有干才的大胆军人，说自己是军神的化身，为自己建起了辉煌的祠堂（生前即有人去祭拜），强使着一般人在祭台前致敬礼。西元一五四三年，信长声势正在膨胀的时节，欧洲人初次到了日本去——中国的葡人船只中途流落到了日本。信长欢迎他们，请求他们也同日本通商，因为当时葡人已经和中国有了往来。其后，葡船就按时到日本去，所载有军器、弹药，及其他物品，以惊人的货价赚取日人无数的现金。舶来的大炮发放第一声后，六阅月内，日本人仿外国造的枪即有了六百只。一五四九年，法兰西斯扎维厄（Francis Xavier）所创始的基督教会，发展不遗余力，有些诸侯当时都信了教。但自葡人把上等的军械带到日本后，不安分的诸侯就益发难以约束，他们争着和外国贸易，特别是买些军器弹药等物。信长所以欢迎外国传教士，不只是因为传教士能供给他军械，更是因众传教士和他一致反对僧侣。僧侣是信长的竞敌。信长曾以武力压制和他为难的僧侣，攻打西京僧侣的重要机关，杀掉了无数的僧侣。此种人是要招起大的仇恨的，果然，他被他手下的官员刺死，这人是因为信长用了扇的秃头敲打他的头颅而出此。
织田信长去后，他的一位将官丰臣秀吉继之而起，秀吉的军事天资为日本空前所未有。这位小而丑的人，本是雕木匠的儿子，起初不过是信长的马童，其后做了信长手下最有力的将官，他为信长曾打过多次的胜仗。纯粹是因为他的天资过人，不多年就得到政府里最高的位子，克服了一切与他角逐的诸侯。这是日本初次得以统治在一个领袖之下，天皇不但任他为“关白”（国务卿），又任他为“太阁”（总司令）。以军事天资而论，秀吉是不在古代或近代任何人之下的。以割据昭著的诸侯，毛利、岛津、北条等，不久即被他降服，他的威风镇于全国，最后敢起来和他反抗的简直是扫地无余。为使皇族和他的族系发生血统的关系，而可在门第和实力上都得到相当的地位，于是他自己承认是藤泽的后裔，事后天皇即赐给他上述的头衔。秀吉更是日本有数的奸猾政客，至少该如此说。他在各种事上都是能者，政治、军事，别人是比不了的，他对于欺骗、诱陷、谋害敌对者的艺术上也是一位国手。然而他的确有些前人所不及的大政治家的手腕。他相信用武力克服的仇敌总是仇敌，用妥协的手腕很容易化敌为友。他应付南部最有势力的诸侯岛津，所用的就是此种手腕；岛津败后，秀吉把他带到了西京监视起来，却使岛津之子代岛津来作为萨摩地方的诸侯。如秀吉理会某人有才，他必要设法保全某人，但条件是以后某人总是要为他来谋划。他毫未看重所谓正直与清洁。他急等用钱时，如果他所要的款子不赶快按数交到，有时即截毁了一座城镇的全部，他也是所不惜的。
起初秀吉并不反对外国传教士。后来他晓得他们不满意他的品行，因为他有妾三百人，类似妾者七百人，为搜罗几个最美貌的基督教徒女子来补充他的闺闱，他即下令严禁外教。织田信长是压制僧侣，对基督教徒表示好感的；秀吉却觉得僧侣是他的助手（特别对于他所办的密探组织是有用的），因为全国到处都有僧侣，他们是熟知各地的情形的。那替秀吉网罗处女的淫媒就是一位僧人，这些僧侣更是使基督教徒殉难的主要侦探。我们须要承认，耶稣会教父（Jesuit Fathers）所做的事并非得当，因而触犯了他们所当劝导的邪异社会。秀吉不满意外国水手的放荡行为，外国水手们是听完了弥撒经（Mass），即毫不犹豫地去醉酒败行的。他更反对捉了日本国民，贩卖到亚洲奴隶的商场的外人。外国人往往更把有用的牲畜（如牛类）宰了吃。耶稣会徒鼓励焚毁佛教的庙宇，提倡罗耀拉（Loyola）的军事教义，使众诸侯信徒本着此种策略，去禁绝他们所在领地的异教。但邪异的社会都是建在军事基础的上面，基督教会采取了这种策略，实在不足以制胜。街道上往来的，耶稣会徒穿有惹人注目的礼服，以及那极其庄严的弥撒仪式，当时的日人见到了定会有很深的印象。但日本人对于各处所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像，却以为是一种奇异的宗教：在一个以酷刑待遇罪犯的国家里，此种想象是理有固然的。当基督徒为他们的信仰而牺牲时，教友们就要围着他们祈祷，而异教徒却以为这些教徒又是在咒诅他们。在平时他们也是这样想，秀吉在他讨伐九州的时际，也理会许多的诸侯对新教表示好感，并且他们都备有舶来的武器，于是他怀疑这些人对祭司比对他还要敬重。西元一五八五年，日本境内有耶稣会教父百三十七人，信徒约三十万，且有诸侯十七人受了洗礼。同年秀吉所发反对基督徒的勅令，并未即刻奏效，他于是下令把教徒二十五人的耳官和鼻官割下。游街后，到长崎处决示众。
秀吉住在一所伟大的宫院里，表面上好似是一位天皇，他和信长更有相似之点，也为自己建了一座祠堂，令人们以国家护卫者的名义来崇拜他。他克服了许多的诸侯，收没了他们的田产之后，立刻就豪富得不了。他是惯于标榜的，请官员和众诸侯在他的宫里酒宴，宴罢送给他们许多值钱的礼物。如果有密探告诉他，某某诸侯的形迹可疑，秀吉必赶快请某某诸侯到首都来见他，诸侯来时不可少的（赏下人和买贵重礼物）花费很多，结果必闹到钱财空洗，再也顾不到捣乱。他所制定的法律实行得非常的严格，切于实际而奏效，使平民不受毫无顾忌的诸侯之掠夺，对于保护平民是特别有功。他为别人所拟的信条是：避免愤怒、酒、女人、争辩、诙谐、烦闷、粗率的人们，火、狂妄的想象和举动，轻视他人；他更劝人要早起，总向将来方面着想。他仍然主持，衣服依阶级和爵位而异，不得含浑。
敌人既已征服，国家又已经得到从未有过的统一局面，秀吉手下的士卒遂渐渐地松懈起来；为防止他们在国内作乱起见，他遣他们去伐高丽，因为高丽拒绝了他假道中国去；他是想征服中国的。他所派的士卒号称二十万，这是“南非战争”以前渡海远征最大的军力。而结果并未夺得任何东西，送回日本三万七千个人的鼻官藉以纪念他的军队的劳绩，然后把这些可怕的战利品掩埋了，上面立了一座伟大的纪念碑，藉以安慰此次伤亡的灵魂。但高丽境内的日本军队终于败绩，因为高丽人断绝了海上的交通，日本军队迫得不退有所不能了。正在那显贵的高潮，秀吉得了一种奇特的疯症，于西元一五九八年突然长逝，留下了永远洗刷不去的强悍残暴的名望。他曾经因为怀疑，把他的六个妾室斩了首，又孩童二十因为在他的宫墙上滥涂而处死，更猜疑他的侄子和他侄子的全家谋划他，也把他们的性命送到了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