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元一八六八年至一九二七年）
西元一八五四年后，日本不得已而与泰西诸国发生外交关系之际，她的文明高度有如那十二世纪的欧洲。社会是十分的严刻、不公平，残暴地分成了在上和在下者，等级非常复杂，武力和习俗之上再没有判别权力与阶级关系的公理。因战争、瘟疫，以及灾荒的频繁不绝，日本在已过三百年间，人口仅仅增加了四百万，此时共约三千三百万。这些人都是在二百七十个诸侯统辖之下；诸侯是住在城堡里，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围绕着他们的武士都是以他们主人的话做法律的。此时往往见到没有头的庸人的躯干卧在路旁，用来试武士们剑的锋利，这无非是为报复那不值当的侮慢。近代所谓权利、特权和自由，当时的平民是没有的。公理是属于强者的，监牢俨然是邪恶和痛苦不堪言状的地狱。因为极小的罪过就被处死的囚犯的登记簿上，凶恶的惨刑每一天都可以见到。在上是权势、尊荣、特权、奢侈和纵欲，在下是压迫、穷困、疾病、冻饿，以及无数的渐然腐毁。想要把这种图画绘下来的人，须要参看此时期里可靠的史籍，或是询之尚在人世的目击者。这种严酷不平的军事组织，在试探忽地临到时，却无能抵御外来的进攻了。结果，日本即刻从她历来重视已往而轻视现在的政策里，有了猛烈的觉醒。
日本在二百五十年消沉之后，因历史研究之复兴，国家主义之气焰于是十分的醇厚起来，此时又受着西方文明骤然的冲击，日本人即觉得有废掉大将军制，恢复天皇的权威，以及采纳近代学识的亟需。很明显的，反对儒家学理的神道学者，已经公然揭穿了大将军制所代表的封建之僭取。泰西各国和日本开始有了商业的交往时，大将军显然是应付不了随之而起的纠葛。分明太老朽不能胜任的政府已不能再苟延了下去。几百年来阳明哲学总指示日本说，知只能由行表现出来；若论到行，幕府却是不够资格。
西元一八四九年，加里佛尼亚（California）发现金矿后，美洲太平洋沿岸骤然满了陆地居民和许多的探海家。横渡太平洋的二百七十八只渔船上的水手，时或流落到日本的海岸，这些人或为逆风所吹，或为寻求食物和饮料，其中有的人受了残忍的待遇，也有的遭了杀害。华盛顿政府决意制止此种情事，一八五三年派将军培理（Commodore Perry）率领舰队向日本进发，期望着冲破了日本的闭关政策，而得到相当的往来，至少是，想和日本缔结一种保障美国人民的协约。著者觉得是十分的侥幸，亲眼认识一位参与培理远征的人员，因他而得以知道七十五年前日本文明的情况。如果读者想要晓得培理远征的详情，那最好请看日本的史籍。我们所当述说的，乃是经了一年的延搁，大将军就迫不得已，与美国缔结了协约。不久别国也向日本要求了去同样的特权，不数年间，日本境内的外国人增了许多。虽然当时在日本的外人不免要遇着危险，但这些人到了日本后，却十分地阻碍了后日国际关系之进展。
西元一八五四年至一八六八年间，外人与日人屡有争端，因为日本当局与泰西各国所结的条约深为一般人反对。大将军（他实是处在恶劣的环境之下）做了那未得国人许可与嘉纳，且是无可饶恕，私与外人缔约的罪过，显然是有伤帝国的主权，结果国人遂决意要把幕府铲除。日本朝野鼎沸，许多的外人和本国人都被害身死，大将军手下的国务大臣井伊扫部头也是其中的一位牺牲者。这时，日本仍是缺乏国际的观念，重视权利而少顾及义务，所以国际关系是谈不到的。日本还不晓得，有时权利可以为正义而牺牲，而义务却无论任何人或国家随时都当尊奉的。此种权利可为大家的幸福而牺牲的观念，在东方文明里是很新奇的事。日本社会里从来没有——权利是有时要撇弃的观念，原故是有权利的人都是有武力作后盾。然而在国际信义重担之下，日本始晓得光看到权利的国家（和个人一样），必以权利为本，但真的文明总是以服役和义务为中心；所以国家如期望前进，只有权利和义务并重之一途。
大将军德川庆喜采取了无抵抗的政策，显出一种武士的气概，突然辞职下野，并将他的职权和田产呈到西京天皇的面前。继而全国二百七十位藩王也随之隐退；此种由一种封建的政体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惊人的过程，人们称之为“无血革命”。但事实上并不像一般人所想那般的容易，读者如欲知其原委，还是请看日本的史籍。原来是杀了外国人，惹得外国海军炮击日本海口，迫着日本交出巨额的赔款，大将军见势不得已而引退的。日本这是晓得外国人铲除不了，没有法子只得忍受，先把权利的脸面放在一旁。一八六七年大将军辞职后，勤王与平民，天皇与大将军的事端仍是不见终结；德川系的藩王不是十分容易甘愿把几百年来所享受的家族声望和特权抛弃了的，他们以为大将军乃是被迫才把他的权位抛给他的世仇，三大强悍部族（萨摩、长州、土佐）的手中，他的藩王也是受了同样的屈辱与损失。实在的，几百年受制于德川的南部联盟，此时都起来做天皇的应援，劝使着天皇在新政府下把北部的实权解除。皇宫的会津护卫换了南部的人时，冲突即开始。羞恼成怒的护卫攻击萨摩人，南北战争从此起来。伏见一战，皇家军击败了大将军的队伍，双方死伤无数，受伤者都惨遭截首。英领馆军医维理思（Willis）为规诫此种非人道的行为起见，曾自动地医救伤者，在日本文明史上留下了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迹。这类惨无人道的事以后从未再演。此种战争虽解决了日本的政体问题，却未能干息了她的排外运动。最初，保皇派的胜利似乎是不仅可以取消了大将军制，就是外人和条约也有摈弃的趋势。
结果日本有两大政党之产生：锁国派主排外，回到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国派主持履行条约，与外国通商交往。排外与联外的呐喊一时甚嚣尘上。更有“复古”的呼声，力主回到未有大将军时的局面，反对澈底的改革以及政治与国家完全近代化的“维新”政策。在这些各趋极端的吵嚷中找一条安全的路，实在是新时代的难题。怎样使没有相当经历的人们，在一种老朽的传统之上建起一个全新的政府来，乃是一个极费思索的问题。直至此际，日本的政情一向和墨罗温朝（Merovingian）治下的法国没有何等的异样，名义上法国墨罗温朝的统治者虽握有政权，实在是宫廷里面的人员把持着一切。互相猜忌争吵且强有力的藩王，过着非常阔绰的生活，绝对不愿舍弃他们安逸的境遇。不料竟然有这类的事发生了，不仅二百七十位藩王放弃了他们的特权和田产，就是数在二百万之上的武士们也情愿丢掉他们的势位，这真可以说是历史上一个最显明的爱国例证了。
此次日本恢复中央政府的大变动，若没有口操英语的国家与以相当的救应，绝对不会若是的顺利。美国使日本与外国有了来往，英国于恢复日本中央政府，扫除封建势力，以及商工业与教育之近代化上，也给了她不少的帮忙。在日本守旧和维新二派，都想要借助于外人的时节，这种外国的态度是十分的危险，真测不透结果要鹿死谁手。某泰西国家甚至想要调大军来帮同恢复大将军的势力，不料德川系的藩王并未接受这种外来的武力的应援。英使哈利帕克斯（Sir Harry Parkes）和美使坦增德赫黎斯（Townsend Harris）等的指导，对于日本维新政府之设立与近代知识之采纳，其价值有不可忽视的地方。千百年来，日本文明的靠山不出中国、印度，和亚细亚的范围，与英国人之文明之依赖条顿人、佛兰克人，以及古典文明正同。人类的两大文明此刻是在日本遇到了一起，形成了另一种文明，我们希望这文明是含有二者的优点，而没有二者的劣点，虽然这种希望不免有过于理想的地方。
日本由封建制度疾驰到近代文明，其原因并非奥秘不可解，想读者亦必早已了然。十六和十七两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商贾，以及十八世纪的荷人和英人，所给与二百年间闭关自守的日本的影响，是不该完全忽视了的。区区出岛荷人殖民地，一向是日本人输入欧西学术的孔道，日本总有许多的学者学习荷语，读各学科的书籍，特别是关于宗教和医学的。宗教书籍虽是在被禁之列，但免不了还有研究的人。科学知识自然是极占势力。有些学者甚至因研究近代的学术而惨遭死刑。西方人在日本的势力所给与日本当权者的印象，只是激起了他们对欧西国家的怀疑，使他们既不欢迎西方的宗教，更厌弃西方的文明。但在外力压迫之下，日本很侥幸的有些前驱者出来，看破日本想要在近代舞台上占一个相当的位置，非先近代化不可。最后不止得到年青的天皇之同意，颁布敕令，制定国宪，组织国会和代议士的政府，他更明令全国各机关各组织，都须要本着近代的原则来改组，陆军、海军，一切公共的机关、教育、实业、商业等在改革之列。此外，并在各种事业上，都聘海外专家来教导近代的学识。
在最近的五十年，日本文明显著的复兴里，英语成了不可少的媒介，不但书籍和刊物是如此，甚至教授们也用英语讲述。此时英语已成了东方商业和外交上不可少的工具，在日语和日本文化上也有明显的影响。在许多国立的高级学校里，英语是必修课，几乎所有的政府以及社会服务、教育、实业、商业、专门职业的高级人员都操英语。英国文学在近代日本文学上的影响也容易找到了证据，给了日本国语的影响也不在少处。
一八六八年革命以后，政府既决意迁到实际上已是多年政治中心的江户，改称为东京。因为日本根本就不适于代议士的政府，所以须费一些时间来预备帝国的宪法，使平民渐渐地负起选举的责任。这时，日本是在分部政治（Bureaucracy）之下。西元一八九〇年始召集第一次国会，自此以后，日本就没有从分部政治解脱了出来。新的帝国宪法完全是模仿普鲁士的，行政机关握有最大的权势。新宪法的最大的成就，即是坚固了历来一般人脑海中的政府和直接与政府有关者的权利。既然皇室总不会有虐待或压制平民的罪，所以那方面不必有任何的保障，人民的权利和义务却都载在法典上。日本的宪法与众不同，它是一个神圣的盟约，神圣君王的赐与，和借摩西的口将耶和华的诫命宣布给以色列人是一样的。足见这宪法虽具有新的面目，在精神与实施上依旧是封建的，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南方的部族代德川氏得势后，专制的色彩确乎是减少了许多，但这种改变仍不能算做近代的代议士政府之实现。铲除南方部族的势力很要费些周折，即或是铲除了，再来的也许是更坏更复杂的党派。在法律和制度的阴影中，个人或部族的野心与传统之争执，是日本最老的一种把戏，在这简短的叙述里随处都可以找到。社会的人格最好是和各种制度同化，个人和全体合作；不过表面与事实往往不能并作一谈。日本帝国的人口约八千四百万，其中有七千万住在本土：这七千万中只有一千二百万有选举权。日本的政党操纵选举是往往有弊病的。部族的势力依旧是不会减掉，分部政治的气焰更是异常的高。分部政治的领袖虽是承认平民的意见，而能来诠释这些意见的却只有他们自己。人民的自由和权利比从前是加添了，处分也比较着公平了许多。
革命领袖纯正的目标是不破坏旧有的文明，他们这一点是可称赞的。于是天皇在宪法里是国家行政和立法机关的总魁，有绝对的否决权。天皇可以直接定一种法令，而不必得到议会的许可，更有全权来直辖军民的长官。从来“元老”（告老或退职的政界名流）对于天皇总有所谏议，而这些人却是逐渐的减少，势力日孤；如果天皇对现内阁表示不满，他就可以交到枢密院去料理。因为实利的关系，日本在形式上坚决地要采用近代政体以及近代文明，而缺乏近代的精神。好皮毛的坏处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虽然不敢深信，从传统里却看得出，称神之化身的天皇管理国家的一切，日本依旧是一个神权的国家。很不容易辨别何者是宗教，又何者是爱国主义，神道在名义上并非是宗教，而是使国人相信人生的祸福为神所赐的一种爱国主义。鼓动非神的人即是造祸与国家。虽然日本诸神似乎是告诉日人不必用宗教和道德的经典，但从历史上看，宗教仍是一国文明演进的基础。否认神道为宗教，神道徒却依然祈祷、献祭，那怎能讲得通呢。此种态度之产生，或许是由于人们感觉着爱国主义的范围太狭窄，而宗教该是普遍的。神道不能算做宗教，因为从来未能广播于世界。这是无可怀疑的定论；不过日本若不以神道为一种宗教，她就是根本没有宗教了。若以比较宗教学做标准，我们也可说神道是一种宗教；但它若是一种缺乏普遍性的宗教，如何能适应近代国家的急需呢？十三世纪日本佛教改革家日莲——日本的路得高丁——曾经主张世界各国都遵守一种道德律，但他是受了枭首之刑。
果真日本文明中的宗教与国家主义很难分辨，日本的社会与国家更是含浑不清，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简直是没有分别。自然，世界各国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都有深切关系，但它们的职能却乎是不同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差不多是自动的，但个人与国家则否。西方文明中，各种组织里都有道德的意义，即国家也是一个道德的形体。缘故是一国之进步，仰赖人民的品格有重于呆板的文明。日本此后仍须在这方面多加注意。人民之不满意现代的道德标准已有明证，特别是对于国家的教育制度，完全是俗化的，宗教是丝毫提不到。日本想把道德建在物质的基础上，其失败并不亚于别国。这与神权的信仰也是不相符合。此种浑乱的确是历来道德和宗教离弃的表现。在已往，人们以为宗教不过是避免神之处罚的一种应付的方策，与人类道德的进步是无关的，有时淫乱也富有宗教性。处在政治、社会，以及实业的难题中，日本始感觉着道德的需要，于是不独要提倡自家的道德，就是基督教的伦理也放在学校课目之中。
近代的日本社会里，已往门第的权势正急于屈服在工商业和航业所造成的新专制之下。许久被上级人践踏着的日本的下级人民，此时在实业主人操纵之下，还比不上那般诸侯之可亲。资本的封建制度比阶级和门第的封建制度更为残暴。在新的日本社会里，金钱的势力比在旧日武士社会的日本要大得多，前者是使人轻视金钱，后者乃是为它而生存。这即是西方文明传入后的主要的变态。我们很容易断定，路径一经指明，全日本在政治、工商业以及道德上，都是要步着西方的后尘。牛顿先生开辟了数学的门径，真能比得上牛顿的人固然是很少，但别人不也可以试走他的路径吗？日本不久便把西方所授的政治和机械的机谋学会，但未能得到造就与维护产生这些机谋的人才之秘诀。她应该晓得，一切的组织都须以道德的理想为基础，组织比理想更容易求得。取得机械是一件事，能否把它运用到适当处断然又是一件事。
在化学、物理学、微菌学、医学、机械学、地震学、海上建筑学，以及一般的艺术上，虽然创造和发明是很少的，她的成就却是不少。日本人心理的特殊倾向，是偏重动作而少有思索。日本很有组织的能力，他们自然的团结往往比加以理解更要澈底，在战时与平时这的确是他们的长处。不过财富用途之定夺，仍然多以习俗和传统为根据，而少含有道德的意义。刺客往往以当权的富豪为他的目的物。自日本和西方的文明接触以后，她是利害并沾的，和她初与中国接触时正同。但她若与西方抗衡，她却有占便宜的地方，因为健全猛进的低级文明，总比疲劳力尽的高级文明多有发展的余地。匈人和罗马人相较，匈人是野蛮的民族，但最后的胜利却操在匈人的手中。西方对于东方的“不忧虑”态度，必有猛烈觉醒之一日。光有高大的理想和承继下来的财富与文化，还是不够用，智慧也是必须的。历史指示我们，善的耐力可用进步的速度来规定，论及智慧则否。此一世代的子孙，常比那些名人的子孙更要聪明。果真西方人以为东方完全在模仿西方时，他们即是忘却了大多数富有发展力的人民，在模仿上所费的时间比在发明上所费的时间要大。在一种事业上，学生往往胜过他的授业师。欲求一种完满的结果，运用方法的精神比方法本身更是切要。如果西方总在耗费科学和财富，借以谋求新的开拓和破坏武器之发明，关于宗教只偏重仪式和伪作的罪恶，而掷真理和社会的改进于不顾，东方以智力和道德为工具，竭力向前挣扎，必有胜过西方之一日，并且避免了（仅有不触发那造成罪恶的动力之）处罚。
晓得日本文明之兴起和进展的过程，即知日本诸神只是与那些不畏艰难困苦以求救的人表同情的。在体格、物质、思想，以及社会的演进中，显然总潜伏着人所特有的伦理的动力，与野蛮的情势相对峙，与阻拦文明有机的自然律争衡。社会分子益能服从这种高尚的动力，社会的进步才愈有把握；任何文明强弱的程度，都是和这种高尚的精神能否实现于社会成比例的。历史每章的记录，都是以文明的领袖和人格为主。一个有如日本那般崇拜英雄的国家，绝不至忽视了伟大的领袖之需要。思想的前驱者从早就是国人所渴望的。可怕的是日本未认清真正伟大的质素，而被差谬的领袖引入了迷途。请问日本最伟大大人物能否做众人奴仆呢？
日本和其他的国家比，她的前途或许少有沉溺在幼稚的民治政体之危机，比柏拉图、喀莱尔（Carlyle）更主张贤人政治，因为中国在无意中给了她一种教训：单纯民治的结局，即是公产和静止的状态。富有才干的领袖，不但是政治和理财以及实业的舞台上所不可少，对于一国的道德和社会之培养更是急需。在一种穷困压迫着人重视物质而忽视道德价值的文明里，国家是不容易支配多数人所拣选的领袖的。日本应该借重金钱与教育来造就伟大的人格，引导国家走向平安之路。在这方面，基督教的影响比任何的宗教都要大。与圣保罗所说很有相似之点，“那力量”是主宰的神所赐，也当以待神的至诚看待它。这种透澈的原理只使得那属神的力量更为庄严。
此时，日本大多数的人仍从事农耕，相信他们的主人是神的化身，习以为常地驯服在封建的统辖之下。这种情形虽是渐渐地与时有所变更，但实际上仍是流行着。在新的政府之下，日本从奴隶和极不公平的境遇里解脱出来，与五十年前的日本相对照，简直是向着安乐园走了去，与西方的文明相较，紊乱的事也并不多。平民的暴动是少见了，有之，也是浅浮而限于一方。罢工虽是非法的，实业上的纠葛往往要引起暴动和大乱来，不过舍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势下是没有的。日本实业界罢工的事件之增多，乃是受了西方的影响，日本资本家榨取工人之血汗，其严酷实为西方所未有；暴动的结果常是生命和财产的损失。但大多数的人始终是崇信他们的主人，全官界与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里，充满了孝敬的精神。因为不重视个人的尊严，普通的工人都俯首听从他们的管理者，受着人类不堪忍受的待遇。教育之进步和实业之近代化，逐渐地使日本人的头脑有了改换。但此时日本实业之膨胀，劳动人口之增多，城市里也有了贫民窟，究竟日本文明能否有一些的进境，还是要看她的领袖如何。
工业革命的一种惊人的现象，即是人工和机械的制造品骤然地代替了爱美的创作，这是艺术，也许是文明前途的障碍。美术家的研究室受了工厂的威吓而失势，大批的货物夺了手工作品的机会。普通的日本人和中国人有些不同，生来是艺术家而非工匠；即是作许多同样的物品，他也在所不顾的。日本人心理的颠倒现象，没有比使艺术家变为模仿者更显著的了。从前富有艺术天资的匠人为他的主人做东西，主人不问时间之多寡，只要匠人能替他做出美丽或有用的东西来，就没有问题。彼时的艺术家不必为生计挂虑。但此时艺术家和匠人都须要为生活奔忙，并非是为艺术而艺术了。因为注意那无数的可售品之制造，他于是缺乏那须要专心和创造力的工作之领悟。手制品不止是本身有它的价值，它的价值更能使作者理会到人生的意义。在此点，日本国民性所受到的苦痛，比那天然趋向实业，缺乏审美的西方更要大，虽然西方文明上的损失显然也是有的。
我们晓得，物质的超越不一定就使工人和文明成了唯物的。由成造物品之目的，始能评断组成社会的个人的品格。许多的东方人以为西方文明根本是唯物的，其实西方的财富用在慈善事业上的，比东方还要多。东方人的生活可以轻轻度过，比西方人更能调和动作与审思，但东方人像是胜不过奇穷的迫压，这或许是道德和知识的贫乏所致。惯性的忍耐是无益而徒然的，人们万不可错疑了聪明和伶俐的动作之必要，这乃是进步的基础。若用一种似是而非的普通的比喻来讲，东方的宗教会阻碍了它文明的进展，留下了好战而贪婪的贪望。
天皇的威权恢复以后，日本处在尊长主义之下，文明之进展是十分的不自然。给老旧的外来文化敷上一种新的文明，自然是一件伟大的工作；日本如此作去而得到成功，这的确是可赞美的。若这种成就含蓄着东方文明的真旨，那诚然是奇迹了。
日本常以从未为一敌国所克服而自豪。但由和平得到的胜利，并不下于武力战胜的光荣。最可能的和平的大胜利，即是高级文明战胜低级文明。日本由此种胜利曾得到莫大的裨益。几世纪以前，日本如何屈服在支那文明和佛教的熏陶之下，她此时是同样地屈服在西方文明和基督教义之下。日本酌量着采纳西方的文明和理想而不勉强，这的确是她机灵的地方。日本处于东西两大文明交流之点，她是调和东西文明的第一个国家。日本领袖们已在那里宣告着，说他们的国家负有一种人类的使命，是人类的调和者。但她至今未能使世界各国的神明得到相互的了解，连本土的诸神也并非一致；诸宗教互相咒骂的事仍未曾止憩。包括天地人的奥秘之真实的“国体”原则，在一般人的脑海里却是很有力的。日本正急于求着诸文明结合日之临到，因为她果然得到了诸文明的结晶，她始能代表世界文明的特质与倾向。种族和国家，对于真理总须要有他们自家的表现，但真理本身一定比任何的国家和种族更为广大。
职是之故，日本文明中新和旧的冲突，常是十分的激烈惊人，这种冲突是否总是错误和真实的斗争，的确是一个关切的问题。如何保护神道，使它不受近代科学世界的攻击，实在是一件精密而艰难的工作。差不多日本总有几位迦流（Galileo）出世，虽然日本仍须受较五十年前轻些的危难。不过，为拥护科学真理的有名学者总不免受着恶劣的待遇，他们的作品总在被焚毁的危难中时，文明永远不会得到自然的进展。当局者相信必须用教育来约束国民的思想，这本不算错误：学校是一切国家和文明的基础。而日本的教育则纯粹是束缚在国家主义之下，所有与此相反的思想都是有危险毒恶的嫌疑，都是要受相当的处罚。对于抑制危险的思想之设备是很完全的。过激主义、共产主义，以及社会主义，都在严禁之列。国家主义派以为不可靠的思想，一经查出必不轻饶。细心研究当局和人民间的许多冲突，即知究竟何者是有害国家是毫无定凭的。譬如毒剂对于肉体之治疗，并非是没有用处，它也是可以治疗政治、思想，以及道德的病症，只看用的适当与否而已。日本一向是以能否增进国家的福利为评判思想之准则。理想虽是很好，实际上却并非总是如此。
现今日本人几乎都相信，现在的文明显然是在前进着。在一方面，物质、思想、道德，无拘是个人的或是大众的，都有显明的进步的证据。虽然未能把近代文明的精髓都实用到适当处，确乎是采纳了；贫困是唯一的障碍。到处都讲科学，但科学的态度则因国家主义的趋向而有异；实用科学往往是专为会运用科学的人而设。此时日本的政治、法律、教育、艺术、实业、宗教，以及一般的知识，都有了相当的进步。对于卫生、安全、快乐和福利，人们都是负有责任的。通常的文明生活之特权，此时已为一般人所反对。这并非是说，日本能利用自然力和人造的幸福来谋资产阶级和平民共同利益的意思。为大家的福利而约束个人，仍是前进路上的主要特点。那是属于道德的问题，多是与人们的心愿有关的。如何使人不自私地运用他的天资和机缘，为社会全体谋利害，实在是一种急待解决的问题。
日本的女人，较其他亚洲国家的妇女的解放程度为高，这不独是新文明一种极有起色的现象，也是新文明最要之果。任何时代文明之进步，都可从当时给与女人的地位得到可靠的核计。一国中的女性的品格乃是其国文明的索引。做妻子和母亲的女人的道德是种族道德的总收获。由男性的权利和女性的禁条看来，社会仍当说是下级的，幼稚的。日本正在急于离开强迫的婚姻，与不嫁二夫的时节。而妓女仍是些妖冶的女性美的标志，妓女为美的王后，往往请来做公共宴会的点缀，有时更用以导领地方或宗教的仪式。近几年来，各处都厌恶女性的卖淫，卖淫是已往日本文明的障碍。大体说来，现今日本妇女所有的权利和西方妇女所有的差不多：她有财产继承权，是家庭的主人，可以请求离婚，且可参加政治的集会。但她们的选举权仍是很难提到。她们是当然的反对政府特许卖淫运动的领袖，日本人每年为这宗事要花无数的钱，同时国库却抽得一大笔捐款。
日本和别国一样，应当晓得将来的希望在能否融合文明的美点，造成人类进化必要的高尚的道德原则之形体。如果进步需要是道德的，必有增加人生的尊严的表现。这才是建造文明的真精神呢。真能存在的文明，是以一切补助或提高人类生活的为善，所有毁坏和阻碍人类生活的为恶的文明。论及此点，日本和别的国家相同，也是有求于基督教的文明。日本现有的七十万基督教徒已影响了其他国人的道德观念，看他们现实势力之增加，将来必逐渐成为改善社会道德的有力分子。在一切慈善事业上，他们总是做领袖的，学法他们此种行为的已大有人在。教会对于将来日本文明的改革上，定然要有西元六世纪后佛教给与她那般大的影响。但这需要等候两三代的功夫；须要经过几世纪的忍耐始有希望和果实，绝对不可贪图暂时的利益而牺牲了真正的目标。
因为有基督教的活跃做刺激，佛教也尽力模仿基督教徒的热心和宣传，采用唱诗、讲经、问答的教授法，以及青年会来收拢新青年，不再讲那些乐善好施以蒙神保佑的道理了。他们认释迦为救主，信他的名字始能得救。日本国的宗教逐渐浸染了各宗教的气派，以真理，提高人生，使人胜过一切的罪恶，特别是打破人类障碍为目标的，都在广包众罗之列。人类行为的刺激即是一切法律、规令、和平与进化的基础，因为文明就是社会的人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