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的思想总是容易不幸地却不可避免地落后于总体局势的变化。它们几乎没有别的选择，因为只要世界上没有事物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这些思想已经或多或少地适应了世界，正令人满意地进行着运转。因此没有强烈的理由要求这些事物再去进行重新的改变和调整了。只有当情况发生剧烈的变化，在外部环境和我们的思想之间产生了令人无法忍受的裂缝，我们的思想变得过时的时候，我们世界观和人生哲学中的普遍问题才会显现出来，而且那些保持本能的能量流动的原始形象如何才能被重新定位或重新调整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它们不能简单地用一种新的理性架设来替代，因为外部环境的塑造力过于强大，而人类的生物方面的需求则不足。此外，这种理性架设不但不能建起通往最初人类内心的桥梁，而且还会一起阻断了解人类的其他途径。
如今，我们的一切基本信念正变得越来越理性化。我们的哲学和古时候已经不同，不再是生活之道，而变为一种高智商的学术研究了。我们那些充满了古老仪式和概念的各种教派的宗教，都足够正当地存在，表达出他们对世界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中世纪没有造成巨大的困难，但对现代人来说却变得奇怪而难以理解。尽管这些看法与现代的科学理念相冲突，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能使人类坚持那些看法。从字面上讲，这些看法没有把近五百年的所有智力发展考虑在内。这样做的显著目的是避免使自己坠入虚无主义绝望的深渊。但是作为一个理性主义者，即使我们觉得有必要一定要对各种教派的宗教进行批评，批评它们为写实主义、思想狭隘、过时腐旧之时，我们绝不能忘了，一个宗教信仰宣告一种教条，虽然关于这些信仰的解读可能会引发争议，然而这些信仰却因为它们的原型特性而具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因此，在一切情况之下，知性的理解无论如何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只有当通过感觉和直觉所进行的评估不够充分，换句话说，在人们对至高无上的理智坚信无疑时，才开始呼唤知性的理解的到来。
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比信仰和知识之间开始展开的鸿沟更典型、更有症状性了。两者间的对比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说，这两者以及两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但是，两者都关注的是我们生活的同一个经验世界，因为甚至连神学也告诉我们，信仰是建立在事实之上的，这些事实是在我们这个已知的世界里，从历史上来说可以被感知的。比如说，基督生为凡人，创造了很多奇迹，经受了命运的磨难，最终死于彼拉多(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之手，随后肉身升天，基督复活。神学拒绝任何把它最早期的文字记载当作神话并据此去象征性地理解它们的做法。事实上，近年来，正是这些神学家们试图使他们信仰的目标“去神话性”，这无疑是一种对“知识”的让步，当然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还是果断地划了一条界线，不容置喙。但是对于有批评性的哲人来说，有一点是再显然不过的，即神话是所有宗教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在不损害宗教信仰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把神话从信仰的主张里排除出去。
信仰和知识之间的裂痕是分裂意识的一种症状，这种分裂意识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精神错乱的一个特点。这就仿佛是两个不同的人分别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发表他们对同一个事物的观点，或者又仿佛是一个处于两种心态下的人在描绘一幅他生活经历的图景。如果我们用“当代社会”来替换“人”的话，那么很显然，当代社会就正在经受精神分裂，即神经错乱。鉴于此，如果一方倔强地向右拉，而另一方向左，那么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这是在每一个神经症患者身上都会发生的情况，让患者深感苦恼的是，正是这种烦恼，将他带到心理分析师面前。
如我上面的简要说明，我没有忘记提到某些实际的环节，如果遗漏的话，读者会感到困惑，那就是医生必须和患者分裂出的两种人格同时建立联系，因为只有了解两个人格才能将患者拼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种人格压制另一种人格情况下的人。而一种人格对另一种人格的压制正是精神病患者一直以来所经受的，因为现代的世界观没给他们任何其他选择。原则上，人的个体情况与集体情况是一样的。人就是一个社会缩影，在最小的范围内反映社会的整体情况，抑或相反，最小的社会单元日积月累会产生集体的分裂。而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因为生命唯一直接的、具体的载体是个体的人格，而社会和国家只是常规的概念，只有当他们由无数的个体所代表的时候才能获得存在的真实性。
我们远未曾留意这样一个事实，对世俗化来说，基督教时代的显著特征，其最高的成就，就是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与生俱来的缺点：上帝的话语及其象征的神圣性代表了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内容。上帝之语被我们奉若神明，理智至高无上，直到现在也依然如此，即使我们都只从传闻里了解的基督教。诸如“社会”“国家”之类的词语如此具化，甚至具有拟人化的特征。市井之辈认为，“国家”远比历史上任何一位国王都要乐善好施；因此“国家”被人们所祈求、被要求对人们负责、成为上诉的对象等，如此这般。社会也被抬到道德原则最高的高度；甚至，社会还被认为富有积极的创新能力。人们似乎还没发现，对上帝之语的崇拜在人类智力发展的某一个阶段是有必要的，但具有危险的阴暗一面。这就是说，经过几百年来教育的成果，一旦上帝之语在人们心中获得普遍的有效性，那么，它就会与圣人形成一种原始的关系。这样一来就出现了拟人化的教会和国家，对上帝之语的信仰就变成了盲从，上帝之语也就变成了具有欺骗性的、令人憎恶的口号了。当盲从成为宣传和鼓动，用政治上的假公济私和折中妥协来愚弄人民，这种欺骗就达到世界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地步。
因此，上帝之语曾经宣称过，所有的人及其联盟都将在大人物的形象中获得统一，这种言论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变成了所有的人都互相猜忌和互相不信任的根源。盲从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之一，但是这种盲目相信也是神经症患者为了平息他自己胸中的质疑者，或者说是为了用咒语的方式把自己从现实中解脱出来而常常采用的权宜之计。人们常常认为，要使人步入正轨，你只要“告诉”他“应当”去做什么就行了。但是，至于此人是否能够或是否愿意去这样做，却是另一回事。心理学家已经认识到，仅仅依靠劝说、规劝、告诫以及给出好的建议都是无济于事的。他还必须熟悉病症的所有细节，掌握有关病人病情的权威知识。因此，他必须和患者个人相处，探索病人思维中的所有沟回脑路，其能力甚至要远超任何一位老师或心灵导师。医生对待科学的客观性，没有排他性，使他不但可以把自己的患者看做一个人，而且还可把患者看做一个类人猿，一个像动物一样的只是依附于肉体的人。医生所受的培训已经使他的医学兴趣超出有意识的人格之外，而进入一个由性和内驱力(自我主张)所控制的潜意识的本能世界，这与圣·奥古斯汀[1]的双子道德观——性欲和权欲也不谋而合。这两种基础本能(种族延续和自我保存)之间的冲撞是无数冲突的根源。因此也就成了道德判断的主要目标，其目的就在于尽可能地避免这些本能冲突的发生。
如我前面解释过的一样，本能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活力与冲动；一方面是特殊的意义和意图。如同在动物身上发现的明显案例一样，所有人类的精神功能都极有可能有一种本能的基础。不难看出，本能是动物所有行为的精神向导。然而当(例如高级类人猿和人类)的学习能力开始发展时，这一言论就变得不太确定了。在动物身上，学习能力的结果是经历了无数的变异和分化；而在文明人身上，由于本能异常分裂，导致只有少数的基础本能可以确定地从其原始的状态中分辨出来。最重要的是那两种已经提到过的基础本能以及它们的派生物，迄今为止它们仍然是医疗心理学关注的专属对象。不过，研究者们发现，在追溯这两种本能的分支的过程中，他们碰到了一些难以确定地归于其中一种基础本能的构造。这里我们只举一个例子即可说明：发现权力本能的人提出一个问题，表面上确定无疑的性本能的表现是否没有比解释成“权力的安排”更好的了？而且，弗洛伊德本人也不得不承认，除了压倒一切的性本能之外，还存在着“自我本能”——这显然是对阿德勒[2]观点的认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毫不奇怪的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神经症病症无论用这两个理论中的哪一个都可以解释得通，且毫不冲突。这种困解并不能说明，这一种或那一种观点错了，或者两者都错了。相反，相对来说两者都是有效的，与某些片面的和教条主义的倾向不同的是，弗洛伊德和阿德勒两人都承认其他本能的存在和各种本能之间的竞争。我前面也说过，虽然人类的本能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但我们在对学习能力的假定方面的推断可能还不至于出错，我们假定学习能力，这一几乎是人类所独具的特有属性，实则来源于动物模仿的本能。人们发现，正是在这种模仿本能的本性中，搅乱其他的本能活动并最终对其他本能进行修改，比如，鸟儿就是采用了其他的音调来歌唱。
没有什么能像学习能力那样，使人与自己本能的行为模式相脱离，而最终成为一种真正的驱动力，驱使人类的行为模式向前转化。正是这种学习能力，使人类的存在发生了变化，使人类需要对文明带来的各种变化进行适应。学习能力也是许多精神紊乱和精神困境的根源，这些精神困境是由于人类脱离了本能基础而引发，或者说，是由于人类脱离了本能基础同时又认同自己的意识知识所引起的，再或者说，是由于对有意识的同时又牺牲潜意识为代价的担忧而引起的。其结果是，现代的人只有在意识到自己的时候才能认识自己，而人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条件和知识，以及取决于可以掌握自己原始的本能倾向需要进行的或被建议进行的某种程度上的修改。因此，人的意识主要是通过观察和研究周围的世界来指导自己的，而且正是意识的这种特性，才使得人们必须不断地适应自己的精神和技术资源。这项任务非常严格，要完成这项任务又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人们在此过程中逐渐忘掉了自己的本能，用关于自我的概念来替代自己的实际存在。这样，人们就在不知不觉中滑到一个纯粹的理念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逐渐取代了客观现实。
人类与自己的本能的分裂使得文明人不可避免地陷入意识与潜意识、精神与本质、知识与信仰的冲突。而当人的意识再也不能对他本能的一面进行否定和压制的时候，这种分裂必然就会成为病态。当一定数量的处于这个关键阶段的个人聚集起来，就会开始一场受压迫的一方志在必得的群众运动。意识在外部世界寻找所有病因，与这一流行趋势一致，对政治和社会改变的呼声高涨，分裂人格的深层问题应该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而一旦这种改变得以实现，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就会出现，这些条件又会把同样的社会弊病改头换面后重新带回。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简单的逆转：底层一跃而为上层，阴暗面取代了光明。而且由于前者总是处于无政府主义和混乱状态，所以，那些“被解放的”受压迫者的自由一定会被残酷地削减。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邪恶的根源并未被撼动，只不过是它的另外一面暴露出来罢了。
除了政治上的困难，西方还一直随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劣势，即使是在纳粹德国时期也一直不悦地感受到这种心理劣势：我们现在可以评论我们的阴暗面了。非常明显，独裁者站在政治前沿的另一边，而我们站在正义的一边，具有正确的理想。不是有一位非常著名的政治家最近坦承他“根本没有想象过罪恶”吗？以人民的名义，他表述了这样一个事实：西方人处于完全丧失自己的影子的危险之中，处于把自己和他虚构的人格混为一谈、把这个世界与科学的理性主义所描绘的抽象图画混为一谈的危险之中。他的精神和道德的对手，如同他一样真实，也已不再栖身于他的胸中，而是超越了地理界线，不再代表外部的政治障碍，而是越来越有威胁性地把意识从潜意识的个人身上分离出去。思考和感觉丧失了它们的极性，宗教取向也行之无效，即使上帝也不能制止释放出来的精神功能向专制王权方向发展下去了。
我们的理性哲学并没有关注过，在我们身上被轻蔑地描述为“影子”的另一个人，是否赞同我们意识的规划和意图呢？很显然，这个“人”并不知道在我们身上确有一个影子，存在于我们的本能之上。一个人不对自己构成极大的伤害就很难忽视本能的活力和意象。对本能的违背或忽视将给个人带来痛苦的生理和心理后果，而要治愈这些后果，首先就要采取医疗手段。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我们已经知道，或者可能已经知道，在人类精神中有一种与意识相抗衡的潜意识存在。医疗心理学目前已经提供了这方面所有必要的经验上的和实验上的证明。潜意识精神现象对意识及其内容有着显要的影响。虽然人们都了解了这一点，但是却没有从中得出任何实际的结论。我们仍然像从前那样思考和行动，似乎我们是单纯型，而非双重型。由此，我们还把自己想象成为单纯无害、通情达理、充满人道的人。我们不怀疑自己的动机，也不自问内省，我们的内心是如何看待我们在外部世界所做的事情？但其实，我们忽视了潜意识的反应和立场，这是轻率、肤浅和不近情理的，且精神上也同样不健康。一个人可以认为，他的胃或心脏无足轻重，置之不顾也无妨，但是却不能阻止饮食过度或者过度使用，而对整个身体产生不良影响。然而我们认为，精神错乱及其后果只需要几句神的话语就可以消除，因为“精神”对多数人来说没有空气重要。虽然如此，谁也无法否认，没有精神就根本不会有世界，更不用说有人性化的世界了。事实上，一切都有赖于人的精神及其功能。我们对之付出再多的关注也是值得的，尤其是现今，所有人都承认，未来祸福既不是由野生动物的威胁决定的，不是由自然灾害决定的，也不是世界范围内的瘟疫决定的，而仅仅是由人的精神变化决定的。只需几个统治者的头脑里的精神平衡发生哪怕是几乎意识不到的错乱，这个世界都将变得哀鸿遍野、战火纷飞、辐射危机重重。能够达到这种局面的技术手段目前在东西方都已具备。而且不受内在对立面控制的意识上的思考可以轻易就被付诸行动，这一点我们从某个“领袖”的例子中就已经看到了。现代人的意识依然执着于外物，以为只有外物才是唯一可靠的，好像一切决定都要根据这些外物来做出一样。某些个人的精神状态究竟是否能够把自己从外物的行为中释放出来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讨论得远远不够，虽然这种非理性的情况我们每天都可以看到，而且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
在我们的世界里，意识的绝望主要是由本能的丧失造成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人类的精神发展在今天大大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时代。人类征服自然的力量越大，他头脑里的知识和技巧就越多，他对那些仅仅是自然的和偶然的事物，对那些非理性数据，包括那些根本谈不上意识的客观的精神，所产生出的轻蔑也就越深。与意识心理的主观性相对比，潜意识是客观的，它主要是用相反的感觉、幻想、情绪、冲动和梦幻的形式来表现自己，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中没有一个是自己生成的，都是客观地相生而成的。甚至在今天，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研究意识内容的科学，它尽可能地用一种集体共有的标准作为衡量标准。个人的精神变成了一种意外、一种边缘化现象，而潜意识，由于只能在真实的“非理性给定”的人类身上才能显现出来，则被完全地忽略了。这不是粗心大意或缺乏知识导致的，而是由于除自我以外完全拒绝承认可能还有另一个精神权威存在。这似乎对自我是一种有意义的威胁，因为其统治地位可能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信仰宗教的人习惯于认为，他并不是自我的唯一主人。他相信，最终做出决定的是上帝而不是他自己。然而，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敢于让上帝的意志来决定自己的一切呢？如果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决定与上帝的决定相去甚远的话，我们中间又有谁不会感到难堪呢？
由此我们可以断定，宗教信仰者受到潜意识反应的直接影响。通常，这种情况，宗教信仰者称之为良心的作用。但是由于同一精神背景只产生精神上的反应而不产生道德方面的反应，所以宗教信仰者便用传统的伦理标准，因此也是集体价值观，来衡量自己的良心。在这方面，教会一直努力坚持不懈地给予支持。只要个人能够紧紧坚守他的传统信仰，只要他所处的时代环境不是那么坚定地强调个人自主，他也就对形势心满意足了。然而正如今天的情况一样，大批追求名利的人被各种外部因素所左右，丧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情况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时，宗教信仰者被迫采取防卫姿态，对自己的信仰立场进行盘问。这时，宗教信仰者不再能够获得“一致同意”所具有的那种巨大暗示力量的支持，而变得难以为继，他还强烈地发现，教会正在一天天衰落，而教会教条的假定也显得不那么确定了。于是，为了与这种形势相抗衡，教会便推出更多的信仰，似乎这一恩赐的礼物取决于人们的善意与快乐。然而，宗教信仰的根基不是意识，而是自发的宗教体验，这种体验使个人信仰和上帝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
这里，我们必然要问：我真的有宗教体验吗？我和上帝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关系了吗？如果有的话，它确定能够使得作为个人的我不至于泯然于众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