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自我认知这个问题，只有当人们有意愿进行严格地自省、自知以满足这个需求时，才会有一个积极的答案。如果这样去做，人不但会发现一些重要的关于自身的真相，还会获得一种心理优势，即成功地认为自己值得被关注、因为同情而获得别人的兴趣。可以说，人会立刻开始宣扬自己的尊严，向他的意识，也就是潜意识，迈出第一步，因为它是宗教经验可以产生的唯一根源。这当然不是说我们认为潜意识可以等同于上帝或甚至可以取代上帝的地位。潜意识只是宗教经验得以流动的媒介。至于这种宗教经验探究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已超越了人类的知识范围。对于上帝的认识是一个超凡入圣的问题。
宗教信仰者在回答一些悬于我们的时代之上的关键问题，比如有关威胁的问题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主观存在是基于他与“上帝”的关系。我给“上帝”这个词加引号，是为了说明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一个拟人化的概念，其精神动力和象征意义都被潜意识精神媒介给过滤掉了。任何想要答案的人，无论是否信仰上帝，都至少要接近这种经验的根源。如果不用这种方法，那就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我们才能亲眼目睹那些奇迹般的转变，其中保罗在大马士革的经历是所有这些转变的模范。宗教经验存在这个事实就无需任何证明了。但是，是否真有形而上学和神学称之为上帝的那种东西，是否神是这些经验的真实基础，却一直有人怀疑。实际上，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它自己就可以进行解答，因为宗教经验有主观上的绝对神圣性。拥有这种神圣性的人为之所吸引，因此也就不再可能会沉湎于那些毫无意义的形而上的或认识论的思考中了。绝对肯定的东西自有其证据，无需拟人化的证明。
鉴于人们对心理学有一种普遍的无知和偏见，我们应当考虑到一种不好的观念，即具有个体存在意义的经验似乎应当在一种肯定能够说明每个人偏见的媒介中找到自己的根源。我们又一次听到这种疑问：“耶稣的故乡拿撒勒能出产什么好东西呢？”即使我们不把潜意识完全看做意识层面之下的垃圾箱，无论如何它也只可能被看做是一种“简单的动物性”。实际上，潜意识的范围和构成在定义上来说都是不确定的，因此对之评价过高或过低都没有意义，只会被当作偏见而为人们所抛弃。所有这些事，在基督教信徒的嘴里显得非常奇怪，他们的神耶稣自己就降生在一个马厩的稻草上，和其他家畜混杂在一起。如果他降生在一座寺庙中，这可能会更符合大多数人的意愿。具有俗世思想的普通大众，总是用同样的方法在群众的集会上寻找这种神圣的经验，因为这种集会能够提供一种肯定比个人灵魂更强大的背景。甚至连教会的基督徒们也会有这种有害的错觉。
心理学坚称潜意识的过程对宗教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这种观点既得不到政治右派的支持，也得不到政治左派的认可。右派认为，在宗教经验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来自外部的历史启示；而左派却认为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因为人根本没有任何宗教功能，当人们突然需要最强烈的信仰时，他们才可能有所信仰，而这时只能信奉那些政党纲领之类的信条。除此以外，这些理念的理论主张各有不同，却都声称自己拥有绝对真理。然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统一的世界里，距离不再以周和月来计算，而是用小时来计算。异域民族不再是民族博物馆里的西洋镜，他们已经成了我们的邻居；昨天还是民族学家专门研究领域的问题，今天已变成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心理学问题。意识形态领域也已开始彼此接触和相互渗透，互相理解、被迫切需要的时刻也可能为时不远了。如果不能深入理解别人的观点，那么要想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让别人理解，肯定是不可能的。对这一看法的思考在双方都会产生一些反响。毫无疑问，那些将阻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作为己任的人，终将被历史所遗弃，而坚守我们那些重要的优良传统却成为可取的，在精神上也很有必要。不管还有多少差别，人类的团结终将不可阻挡。
低估精神的因素可能会对人类采取令人痛苦的报复。因此，是我们应该及时补过的时候了。现在看来，这肯定还只是一种虔诚的愿望，因为对自我的认知似乎是一种不太讨巧的理想主义目标，因为充满了道德的腐朽之气，被心理学阴影所缠绕，也不太受欢迎，所以一有可能，它就被否定了，或者不被谈起。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任务实在是具有几乎无法克服的难度。如果我们对另一种“对知识的摒弃”不感到愧疚的话，这个任务则对我们的责任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因而它只能由那些具有领导力和影响力的人所理解，因为这些人才具有理解我们世界所处局面需知识的。人们或许希望他们能叩问自己良心。但由于这不仅是智力理解的问题，还有关道德结论，所以不幸的是，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过于乐观。我们知道，大自然的恩赐从来都不是那么慷慨大方的，给予高度的智慧，还会给予慈善之心。一般来说，有得有失，如果拥有一样东西，那么就会缺失另一样东西；如果一样东西极尽完美，其他方面就会有所欠缺。智力与情感之间的矛盾是人类精神史上特别痛苦的一页，智力与情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往往互相掣肘。
把我们的时代强加给我们的任务说成是一种道德要求，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最好是把心理世界的情况阐述明白，使得眼不明的人可以识别清楚，使耳不聪的人也可以听明白其间的语言和道理。我们不仅希望那些学富五车、心怀敞亮的人能理解，我们还有必要不厌其烦地向其他人重申这些思想和观点。最终，真理才能得以流传，而不只是流言蜚语。
说完这番话，我很想让读者注意到人类不得不面对的主要困难。独裁国家近来给人类造成的恐惧完全不亚于我们的祖先在不算太久远的年代里犯下的令自身都感到愧疚的所有暴行的总和。基督教国家之间在整个欧洲史上发生过各种暴乱和大屠杀，除此之外，欧洲人还应该对他们在殖民化过程中对有色人种所犯的所有罪行负责。在此方面，白人的确是罪孽深重。这给我们展现出了一幅黑暗得不能再黑暗的人类共同的阴暗面。在人们内心中暴露出来的、而且毫无疑问现在仍然处于人心之中的那种邪恶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教会谈原罪，并把这种原罪追溯到亚当与夏娃那天真无辜的过失上。这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实际的情况远比这严重得多，且被完全地低估了。
由于人们普遍地相信，人类是意识所了解的自己，因此他们就认为自己是无害的，这实在是在罪恶之上又增加了一层愚蠢。虽然他们并不否定已经发生的和仍在继续发生的可怕的事情，他们却认为这些事情是“别人”所为。当这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最近或者发生在遥远的过去，他们立刻就会、而且也很容易会将之遗忘，这时那种头脑糊涂的慢性病就会重来，而我们却称之为“正常状态”。与此形成惊人对比的是，事实上最后什么事情也没有消失，什么事情也没有得到改善。如果只有我们看得见，魔鬼、罪恶、良心的极度不安和不祥的预感便会呈现在我们眼前。所有这一切都是人类造成的，我也是人类的一员，也有人性的一部分；因此我也同别人一样对犯下的过错感到愧疚，但身上具有的不可改变的、难以磨灭的能力和倾向却可能随时将错事再犯一次。从法律上来说，即使我们不是帮凶，但出于我们的人性，我们有可能会一直是潜在的罪犯。实际上，我们只是缺少被卷入凶恶混战的合适时机而已。我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够逃离人类黑色的集体阴影。不管这种罪恶可以追溯到数代人以前还是发生在今天，它都总是残存着处处都能彰显出来的人类特点。因此可能是人类在对“邪恶想象”的控制力方面做得很好，因为只有傻瓜才能够永久地忽视他的本性。事实上，这种忽视是成为罪恶工具的最佳手段。无害和幼稚，就如同对霍乱病人及其周围的人无用一样，对病症的传染性毫无知觉。相反，无害和幼稚还会把这种未被察觉到的罪恶转嫁到“别人”身上。这样一来，它有效地增强了对手的地位，因为转嫁本身就带着恐惧，所以我们便不知不觉中悄悄地在别人身上感觉到我们自己的罪恶，从而相当大地增加了威胁的恐怖性。更坏的情况是，我们自身洞察力的缺乏使我们丧失了对付罪恶的能力。当然，这里我们遇到了基督教传统的主要偏见之一，而这一偏见使我们的政策严重受阻。我们早就被告知，我们应当避开邪恶，而且可能的话，既不要接触也不要谈及它。因为罪恶也是一种不好的预兆，人们都忌讳它、害怕它。对邪恶的规避态度，与明显回避行为一样，都是在遵循我们内心对邪恶视而不见的原始倾向，或者被赶到最前方或其他地方，这就有如《旧约》里的替罪羊一样，人们设想，这样就能把罪恶带到远离人类的荒野之中。
邪恶并不是人类做出的选择，而是与生俱来的人的本性。如果我们不再回避这种认识，那么善恶在心理层面即是平等的且相互对立的伙伴。这种认识直接导致精神二元论，精神二元论深埋在政治世界的分裂中，甚至是在现代人自身潜意识的分裂中。二元论并不是来自于这种认识，更确切地说，我们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分裂的状态。令人痛苦的想法是我们不得不对很多愧疚担负个人自己的责任。因此，我们总喜欢把这种罪恶转嫁到个体或集体犯罪团伙的头上去，而自己表现得很无辜，否认对邪恶有大体的倾向性。这种伪善并不会长久，因为经验表明，人性本恶，除非是根据基督教的观点，人类愿意去假定一个有关罪恶的形而上学的原则。这种宗教观点的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它使人的良心免除了一种沉重的责任感，而将责任转交给魔鬼。用准确的心理学理论来说，与其说人是造物主的牺牲品，不如说人是他的精神构造的牺牲品。考虑到我们时代的罪恶已经将令人类痛苦不堪的一切事情发展到最为黑暗的程度，人们应该叩问于心：我们在司法公正上取得长足进步，在医药和技术方面突飞猛进，我们对生命和健康如此关注，为何各种足以轻易就将人类毁灭的杀伤性武器会被发明出来呢？
没人会认为原子物理学家是一帮罪犯，因为正是他们的努力，我们才有了特殊的人类智慧之花——氢弹。他们为核物理的发展贡献了大量的智力劳动，为完成他们的任务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他们因为为人类发明了有用、有益的东西而轻易地获得奖彰，他们在道德上也值得嘉奖。但是，即便通向一个划时代发明之路的第一步是有意识的决定，与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在这里，那种自发的想法——预感或直觉——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换言之，潜意识也参与进来，并且经常在其中做出决定性的贡献。所以说，上述科学成就的产生，并不能仅仅是意识的功劳；有些地方也应该归功于潜意识，虽然它的目标和意图难以为人所觉察，但它确实在许多地方都有所涉及。如果潜意识把武器放在你的手上，那么就是意在让你施行某种暴力。认识真理是科学的第一目标，如果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我们遭遇了巨大的危险，那么我们对命运印象要比预感来得深。这并不是说，现代人就比古代人和原始人更有罪恶的能力。只不过是当代人能够用更为有效的手段把自己对罪恶的偏爱变成现实。所以，随着现代人的意识日益扩展和分化，他的道德本性却一直落后。这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仅仅具有理性是不够的。
理论上来说，光是核裂变的危险就足以让我们理性地停止如核裂变这样地狱般罪恶的实验。但是，人们对罪恶的恐惧在自己心中是看不到的，却总能在别人心中看到，尽管我们都知道核武器的使用意味着现在的人类世界会走向灭亡。对宇宙毁灭的恐惧或许可以使我们免遭厄运，但是，只要在世界范围内的精神和政治分裂之间找不到一座跨越的桥梁，毁灭的可能性仍然如乌云一般笼罩在我们头上，但是这座桥就如同氢弹一般是肯定存在的。如果只有世界范围的意识能够认识到，所有的分裂和裂变都是由精神中的对立面分裂所造成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该如何着手努力了。但是，即使是个人精神上最小的、最私人的波动，对于它自身来说都无足轻重的那些波动，至今仍未被发觉和认识到，那么这些波动就会继续累积，造成群众纠结和群众运动，很难施以合理的控制和有效的操控。所有直接的努力都无异于是打影子街头霸王，被幻觉弄得晕头转向的是格斗士自己。
关键问题是人自身的二元性，人们对此一无所知。人们泰然自若地认为一元性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个小小的人类个体，人们怀着这种信仰生活了数个世纪之后，伴随着最近以来世界历史上的那些著名事件，二元性这个深渊就突然在人的面前裂开了。即使是在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人们还没有意识到，每一个人都是各种国际组织结构中的一个细胞，因而这些组织的冲突都会导致人也受到牵连。作为个体的人知道，他或多或少是没有意义的，同时他还感到自己是各种无法控制的力量的牺牲品；但是另一方面，他内心深处却隐藏着一种十分危险的阴影和魔鬼，在政治恶魔的黑色计划中充当着隐形帮凶的角色。政治团体的本性总是在对方身上看到罪恶，如同个体也一样，总是根深蒂固地倾向于把那些自己不知道和不想知道的关于自己的东西消除掉，方法就是强加于他人身上。
没有什么比道德上的自鸣得意和责任心的丧失对社会产生更大的分裂和离间作用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像收回自己的投射那样促进对立双方之间的理解与和睦了。这种纠正的方法是有必要的，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因为一个人不能只是让别人收回投射。人们没有对这些投射的认识，正如他们也不了解自己。只有从更广泛的精神层面去了解我们自己和了解别人，我们才能认识自己的偏见和幻想。这样我们准备好去认真地怀疑我们认为是绝对正确的东西，并且细致地良心地与客观事物进行比较。集体国家没有要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意图；与此相反，它拼命促进个体原子化，对个体进行精神孤立。个体之间的联系越缺乏，国家就越牢固；反之亦然。
在民主国家中无疑也是这样，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更大，这减弱了公共福利，更不会对我们的精神需求有益。当然，各种努力都在进行中，通过呼吁人们的理想主义、狂热激情和道德良知来消除令人扎眼的社会反差；然而，别具特色的是，人们却忘了进行必要的自我批评来回答下列问题：谁提出的这种理想主义要求？是不是或许有人为了积极投身具有各种美好说辞的理想主义而超越自己的阴影呢？用富有欺骗性的外表掩盖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阴暗的内心世界，有多少是值得尊敬以及有明显的道德存在呢？人们首先希望能确保，一个满口都是理想的人，自己本身也是理想的，这样他们的言行举止才会比他们看上去的要更理想化。理想化其实是不可能的，因此还有一个未实现的假设。由于我们在这方面一直有非常敏锐的嗅觉，大部分在我们面前进行鼓吹和虚饰的理想主义听起来都非常空洞，只有当它们的对立面为社会公开地承认之后，它们才能变得为世人所接受。如果没有对立面的平衡力，那么理想就会超越人的能力范围，并且因其没有幽默感而成为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最终沦为一种对人的欺骗，虽然没有恶意。欺骗是一种压制和迫害别人的非正当手段，不会产生好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了承认我们的不完美，承认阴影的存在会使我们拥有必要的谦虚。在任何需要建立人与人的关系的时候，这种意识上的认可和考虑就很有必要。人类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分化或完美的基础上，因为分化或完美都只强调差异性，或者正好起到相反的作用；正相反，人类关系是建立在不完善之上，基于人的脆弱、无助和需要支持，这正好是依赖性的基础和动机。完美的人并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助，然而脆弱的人需要，因为脆弱的人寻求支持和帮助，他不会与同伴发生冲突，不会让任何事物使自己陷入不利地位，或者受到羞辱。羞辱感只会非常容易出现在那些理想主义过胜的地方。
这种思考不应被认为是没必要的多愁善感。由于被压抑的大众被原子化，人际关系被普遍的不信任所破坏，人类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当代社会的内部凝聚力是一个当务之急。正义摇摆不定、警察监视比比皆是、恐怖活动无比活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陷入孤立，这当然是独裁国家的目标和目的所在，因为独裁国家就是建立在那些力量减弱的社会分子身上，他们最大可能地纠集在一起。为了对抗这种危险，自由社会就需要一种情结性的纽带，一种博爱的原则，如基督教对邻里间的爱。但是，正是这种对自己邻里同伴的爱让大多数人饱受缺乏理解带来的痛苦。因此，更多地从心理学的角度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对建立自由的社会大有帮助，因为在人际关系中存在着真正的凝聚力以及力量。没有爱的地方，权力就会滋生，暴力和恐怖也会随之而来。
这些思考，不是为了迎合理想主义，而只是为了提升人类精神状况的意识。我不知道在理想主义和公众的洞察力这二者之间，哪一方更为脆弱。我只知道，具有持久性的精神变化需要时间。在我看来，徐徐而至的洞察力似乎比忽悠不定的理想主义更具有持久力，而理想主义却未必能坚持太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