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_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_弗洛伊德_在线阅读

1905

彭舜杨韶刚译

宋广文校

杨韶刚修订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论述潜意识的专论之一。全文分为三部分：分析部分、综合部分和理论部分。

分别就诙谐的技巧、目的、动机、心理起因及诙谐与梦、潜意识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文中所涉及的诙谐、滑稽、幽默、梦等问题，不仅有助于对潜意识的了解，而且还具有更广泛的人类学、美学、语言学意义。

英文版编者导言

目前这个名为《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全新译本是由詹姆斯·斯特雷奇翻译的。

在讨论诙谐与梦的关系时，弗洛伊德曾提到他“从事诙谐问题研究的主观原因”（第173页[1]）。

简言之，它起因于这样一件事：弗利斯（Fliess）在1899年秋阅读《释梦》的证据时，曾抱怨梦里有太多的诙谐。《释梦》（1900a，标准版，第4卷，第297～298页）的一个脚注已对这段情节做了阐释；由于我们拥有弗洛伊德1899年答复弗利斯抱怨的信件，所以我们能准确断定此事发生的年代。这封信写于1899年9月11日，地点为巴伐利亚州的贝希特斯加登。正是在这里，弗洛伊德为《释梦》进行了最后的润色，并宣布他打算在书中为看来是诙谐的梦里所呈现的稀奇古怪的事实做出解释（弗洛伊德，1950a，信118）。

无疑，这件事是一个催化剂，促使弗洛伊德更加密切地注意这个主题；但这却不可能是他对诙谐问题感兴趣的起因。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一课题早在几年前就存留于他脑海中了。从他立即答复了弗利斯的批评，以及他在《释梦》中（标准版，第5卷，第605页）论及“喜剧”效果的机制，并由此预先否认了该书最后一章的一个主要观点的事实，均证实了这一点。但不可避免的是，弗洛伊德一开始着手梦的严密调查，就对梦本身或梦的联想中频繁出现类似于诙谐的结构而深感震惊。《释梦》中随处可见这一事实的例证。但这一事实的最早的记录可能是卡西利·M夫人（Frau CäcilieM）的“双关梦”（punning dream）。该梦在《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2卷，第181页）的脚注中进行了报道，这是关于伊莉莎白·R小姐（Fräulein Elisabeth von R）病历的脚注。

不过，除了梦以外，还有其他证据表明，弗洛伊德对诙谐表现出来的早期理论兴趣。在1897年6月12日写给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50a，信65）中，他先援引了一个有关两个“乞丐”的笑话，接着写道：“我必须承认，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编辑一本具有深远意义的有关犹太人的轶闻趣事的选集。”几个月后，即1897年9月21日，他又“从我的选集中”引用了另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出处同前，信69）。此外，在弗利斯的信件及《释梦》（特别参见第五章第二节，标准版，第4卷，第194～195页）中，也有许多其他的故事。自然，正是从这本选集中，弗洛伊德衍生出了大量作为其理论主要依据的轶闻趣事的例子。

大约在这段时间，李普斯（Theodor Lipps，1825～1914）也给弗洛伊德以很大影响。李普斯是慕尼黑大学的一位教授，他撰写了一些心理学与美学的著作，并引进了“感情移入”（empathy）这一术语。弗洛伊德对他的兴趣可能最初始于1897年的一次心理学大会，李普斯在会上宣读了一篇有关潜意识的论文，弗洛伊德为之吸引。《释梦》，标准版，第5卷，第611页以下）最后一章的冗长讨论正是以此事为基础的。从弗利斯的信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898年八九月间，弗洛伊德正在读李普斯的早期著作《心理生活的基本事实》（1883），再次对李普斯就潜意识问题进行的评论产生了深刻印象（弗洛伊德，1950a，信94、95、97）。不过，李普斯在1898年还出版了另一本著作，这一次它所探讨的是另一个更为特殊的主题——《喜剧与幽默》。诚如弗洛伊德在此问题研究一开始告诉我们的那样，正是这一著作，激发了他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弗利斯的关键性的评论为弗洛伊德对此课题的研究撒下了希望的种子。不过，尽管如此，弗洛伊德亦是在好几年以后才摘取到丰硕的果实。

1905年，弗洛伊德出版了三部主要著作：《对“杜拉”的分析》，虽然此书在4年前就写了大部分，但直到是年秋季才出版；《性学三论》和《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后两本书的写作是同时进行的：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955，第13页）告诉我们，弗洛伊德将两部手稿放在两张毗连的书桌上，依据其心境的不同决定到底写哪本。这两本书几乎同时出版，无法断定孰先孰后。《性学三论》的书号是1124，《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书号则是1128；但琼斯（出处同前，第375页注）说后一数字是“错误的”。[2] 这也许意味着出版的先后顺序应颠倒过来。但在同一自然段中，琼斯确信《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出版在《性学三论》之后。其确切的出版日期肯定早于6月初，因为6月4日维也纳日报《时代报》（Die geit）刊登了一篇很长的赞扬性评论文章。

该书后来的经历与弗洛伊德这一时期写下的其他主要著作大不相同。《释梦》、《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及《性学三论》在其后的版本中均有增补或修改，乃至面目全非。《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12年再版时有6处小的增补，而没有更深刻的变化。[3]

这种情况似乎有可能与该书在某种程度上不同于弗洛伊德的其他著作这一事实有关。弗洛伊德本人可能也持这种看法。在其他著作中，他相对较少地提及《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4]；在《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15讲中，他说过《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曾导致他走过一段短暂的弯路；在《自传研究》（1925d），标准版，第20卷，第65～66页，谈及此事时似乎流露出些许轻视的口吻。出乎意料的是，间隔20多年后，他发表的《幽默》（1927d）的短文重新提出了这个一度中断的话题。在该文中，他运用新近提出的心理结构观阐明了有关一个费解的问题的新观点。

琼斯将这一情节说成是弗洛伊德著作的最鲜为人知之处。对非德国读者来说，这肯定是事实，而且根本无须惊讶。

“Traduttore-Traditore！”〔翻译（家）—叛徒〕这一单词——弗洛伊德下文讨论诙谐时用的一个词（第34页）——在本卷的扉页上应适当地饰以醒目的颜色。对译者来说，翻译弗洛伊德的著作难免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本卷却是一个特例。像翻译《释梦》、《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等著作那样，在翻译本卷时，我们或许会在更大程度上遇到大量的牵涉到其词汇无法翻译的情景。在此，我们只能像在其他情况下那样，仅仅对本版本所采用的相当坚定的策略进行解释。在过去处理某些棘手的事例时，我们通常采用下述两种方法中的一种——要么将这些棘手的事例完全抛弃，要么代之以译者自己的事例。然而，无论两种方法的哪一种，都不适于一个打算给英语读者尽可能准确地展现弗洛伊德本人思想的译本。因此，在这里我们将满足于提供德文原版中的关键词语，并尽可能简洁地在方括号里或脚注中对其做出解释。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诙谐不可避免地会消失。但应当记住的是，无论采取哪种方法，所消失的只是部分，有时是弗洛伊德论点中最有趣的部分。并且可以设想的是，所消失的部分不是作为一时的消遣的部分，而是已在读者视野中的部分。

然而，在翻译这本特殊的著作时，还存在着大量的更为严重的困难——贯穿全书的专门术语的困难。或许源于神秘的天意（探究其原因将非常有趣），涵盖本书所讨论的这些现象的英文和德文术语似乎从来就没有巧合：不是过于狭窄就是过于宽泛——彼此之间裂缝永存，或者重叠。对本书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问题是标题“Der witz”。将它翻译成“Wit”势必带来令人遗憾的误解，在日常英语里，“wit”和“witty”含义极为有限，仅适于那种最精炼、最需智慧的诙谐。稍加审视就可发现，本书所举事例中所显示的“Witz”和“witzig”的含义要宽泛得多。[5]另一方面，英文“诙谐”（Joke）一词似乎过于宽泛，也涵盖了德文“Scherz”的含义。

在类似于这种困境中，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是选用一个英文词来代表某个相应的德文词，并使它们始终保持一致。即便遇到在某个特定的上下文中其含义总是错误的，也要如此。运用这一方法，读者至少能对弗洛伊德所用术语的含义形成自己的结论。因此，纵观全书，“Witz”就是“诙谐”的意思，“Scherz”则为“俏皮话”之意。翻译形容词“witzig”的麻烦更大。在多数情况下，“witzig”只是作为“Witz”的限定性形容词来使用。在《简明牛津词典》中，的确有形容词“joky”（诙谐的），但未加注解。此间省去了译者无数拙劣的迂回说法，但译者承认没有勇气使用它。“Witz”被译成“wit”的地方只有两三处（如原文第140页）。在这些地方，这个德文词被用做“心理功能”而非“心理产物”（如前面那个脚注所解释的那样），并且，似乎不可能找到相应的英文词加以替换。

翻译德文词“das Komische”与“die Komik”亦会遇到麻烦，虽然麻烦不那么大。人们试图区分这两个术语，以“comic”（喜剧）代表前者，以“comicality”（喜剧性）代表后者。

但鉴于第144页该段末尾的情况，我们未用这一译法。在该段落中，前后相继的两个句子中出现了这两个不同的术语，它们的含义虽然相同，但仅仅是为了“致雅变化”（elegant variation）的目的才交替使用的，因此我们系统地采用了这个非常造作的英文词“comic”（喜剧）来代表上述两个德文词。

最后，还应看到，理当用来代表德文词“Humor”的英文词“humour”（幽默），在其处于某些上下文关系之中时，英国人听起来肯定不自然。这个词在今天已很少为人使用：除了在“幽默感”的短语中之外，它很难出现。然而，在这里读者又再次获得了一个由自己独立决定弗洛伊德所运用的这个词的含义的机会。

我们衷心希望，这些困难（毕竟只是表现上的困难）将不会从一开始就将读者吓住，本书充满了引人入胜的材料，其中许多是弗洛伊德其他著作所没有的。除《释梦》外，其所包含的对复杂心理过程的详尽阐释，没有任何著作能与之相媲美。它的确是同一个天才所迸发的产物——他为我们撰写了一部巨著。

第一章分析部分

一、引言

（一）

凡是有机会随时考察美学与心理学中阐释诙谐性质及其所处地位的人，恐怕不得不承认，哲学对诙谐的研究远未达到诙谐在我们心理生活中所应该起到的作用。只有为数不多的思想家深入探讨过诙谐问题。但是，在讨论过诙谐的那些人当中，有小说家让·保罗（Jean Paul）（里希特）、哲学家费舍尔（T.Vischer）、费舍（K.Fischer）和李普斯等著名人物。但他们只是把诙谐这个主题作为陪衬，主要研究兴趣则转向于更具综合性、更有吸引力的喜剧（comic）问题上去了。

从这些文献中获得的第一印象是，除非将诙谐与喜剧联系起来，不然，对诙谐的任何处理都是非常不切实际的。

按照李普斯（1898）[6]的说法，诙谐是“某种完全主观的喜剧的东西”——亦即某种由我们所创造，依附于我们的行动，依附于我们总是处于主体位置，而不是客体的位置，更不是有自由意志的客体位置的喜剧（同上书，第80页）。他还进一步对此进行了解释。他指出，一般说来，我们称诙谐为“喜剧的东西”的任何有意识的和成功的再现，不管喜剧是观察到的还是实际情境之中的（同上书，第78页）。

费舍（1889）借助于漫画来说明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按他所说，漫画处于诙谐与喜剧之间。喜剧同时与某种表现形式上的丑陋相联系：“如果它（丑陋的东西）被隐藏着，它一定会被人用观察事物的喜剧方式揭示出来；如果只被稍加注意或完全未得到注意，它一定会被人弄得明显，以便达到清晰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种方式；漫画便产生了。（同上书，第45页）——我们整个的精神世界，我们的思想和观念的理智王国，在得到外部观察之前并未展现出来，它既不能直观地，也不能形象地直接为人所想象到和看到，它还包含着抑制、弱点和畸形——大量荒唐和喜剧的对比。为了突出这些对比，并使之接近于审美要求，就需要一种不仅能直接使人想见客体而且其本身就能对这些想象进行反思并使之澄清的力量：一种能阐明思想的力量。唯一的这样的一种力量便是判断。诙谐就是一种产生喜剧性对比的判断；它在漫画中发挥着无声的作用，但只有处于判断中它才能获得其特有的形式及其所展示的自由领域。”（同上书，第49～50页）

显然，李普斯在喜剧范围内将诙谐区分出来的特征归结为动作，归结为主体积极的活动，但费舍则将区分的诙谐的特征归之于它与对象的关系。在他看来，这种关系乃是思维领域内掩藏着的丑陋性。我们不可能测定诙谐的这些定义的有效性——的确，它们确实不易弄懂——除非把它们重新置于它们原来所处的上下文之中加以考虑。因此，我们有必要先读完这些作者对喜剧的描述，才有可能从中了解有关诙谐的凤毛麟角。不过，在其他章节里，我们又发现，无须关注诙谐与喜剧的关系，上述作家能描述诙谐的基本的、一般来说是有效的特征。

最令费舍满意的诙谐的特征似乎是如下所述：“诙谐是一种游戏性的判断（playful judgement）。”（同上书，第51页）为了更清楚地阐明这句话的意思，他进行了这样的类比：“恰如审美自由寓于对事物的游戏性的注视。”（同上书，第50页）在另一处（同上书，第20页），他又将对客体的审美态度的特点看做是由这种状况促成的：我们丝毫不问及这一客体的任何情况，特别是不问及它对我们强烈的需求的满足，但我们却满足于注视该客体的乐趣。和工作相比，审美态度是游戏性的。——“从审美自由里，还可能产生一种判断，一种摆脱了常规的判断，按其起源，我将它叫做‘游戏性的判断’（playful judgement）。这一概念包含着上述的‘第一个决定因素’。

该因素即便不是完整的程式，亦能解决我们的问题。‘自由导致诙谐，诙谐亦导致自由’。”让·保罗写道：“诙谐仅仅是观念的游戏（同上书，第24页）。[7]”

长久以来，有一个受人喜欢的定义：诙谐是在不相似的事物——亦即暗含类似性的事物——之间发现相似性的能力。保罗以诙谐的形式表达了这种想法：“诙谐是位乔装打扮的神父，他将每对夫妇都撮合在一起。”费舍尔又给这句话加了注解［1846～1857，第1卷，第422页］：“他最喜欢的是将亲戚们并不赞同的一对男女进行联姻。”然而，费舍尔却认为存在着没有比较的诙谐——因而无疑也是不必发现类似性的诙谐。因此，与保罗稍有不同，他把诙谐定义为，能够将一些实际上在内容和内在联系上互不相干的观念迅捷地联结在一起的能力。另外，费舍强调这样的事实：在大量的诙谐判断中，人们发现的不是相似，而是差异；李普斯则指出，这些定义和作为诙谐者拥有的一种能力的诙谐活动有关，而不是和他所制作的诙谐有关。

其他已提出的，或多或少有些相关的描述或定义诙谐的观点是：“观点的对比”、“胡说的意义”（“sense in nonsense”）、“困惑与启示”。

克勒佩林（Kraepelin）[8]的诙谐定义所强调的是对比的观点：“诙谐是两种在某些方面相互对比的观念的任意联系和联结，其通常手段是语词联系”。李普斯之类的批评家毫不费力地指出了这一公式的所有不足；但他并不能使自己排除对比因素的存在，而仅仅是从其他方面对此做了解释。“对比是存在的，但不是某种附属于这些语词的观点之间的对比，而是语词的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或矛盾。”（李普斯，1989，第87页）他曾举例说明如何理解这一观点：“对比得以产生，仅仅是因为……我们可以赋予对比以词的意义，但却不能赋予对比以意义。（同上书，第90页）。”

假使最后这个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意义与无意义”之间的对比就变得重要了。“我们某时看起来有意义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却毫无意义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就是构成喜剧过程的东西……当我们出自心理学的需要赋予某一说法以某种意义时，这个说法就显得很诙谐。但我们这样做，又把它取消了。

借助于这种‘意义’（significance）我们得以理解各种事物。我们把‘意义’（sense）赋予一种表达，又知道从逻辑上来说它不可能有任何这种意义。我们发现其中有个真理，然而，根据经验法则或思维的一般习惯，我们又不能从中找到这一真理的存在。我们认定它具有超越其真实内容的逻辑的或实际的后果；但一旦清楚地识别这一表达的性质，我们又只有否认这些后果。在每一个例子中，诙谐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所唤起的，同时也是喜剧感受赖以寄身的心理过程，存在于从意义的赋予、真理的发现、结果的认定到对相对无意义事物的意识或印象的瞬即转变之中”（同上书，第85页）。

然而，无论这场讨论听起来有多么精密深奥，但问题却会产生，即就诙谐与喜剧的不同而言，喜剧感受所赖以寄身的有意义与无意义事物之间的这种对比，是否也有助于对诙谐这个概念的界定。

“困惑与启示”的因素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诙谐与喜剧之间的关系问题。康德（Kant）[9]对喜剧做过一般的探讨，他认为喜剧具有某种仅能蒙骗我们于一时的明显特点。海曼斯（Heymans，1896）则阐明了喜剧的效果如何产生于继迷惑之后而来的启示。他引证海涅（Heine）说的一个高明的诙谐来说明他的意思。海涅说他的一个角色可怜的彩票掮客，赫希·海厄辛斯吹嘘伟大的罗特希尔德男爵视他为同等人——相当地“famillionairely”[10]骤然一看，这个表达该诙谐的词汇犯了构成法的错误，不可理解、不能接受而且莫名其妙。正因为如此，它使人迷惑。拨开困惑的迷雾，理解这一语词的含义，喜剧效果便产生了。李普斯（1898，第95页）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观点。他认为继启示的第一阶段——即令人困惑的语词意味着这个或那个——之后是第二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意识到这一无意义的语词先令我们困惑，随后才将其真实的意义展现给我们。正是只有这第二次启示，这种发现，才使一个按普通语言学的用法，毫无意义的语词构成了整个事件的关键——影响到问题的彻底解决。只有这第二次启示，才导致了喜剧效果的产生。

对我们来说，无论这两种观念中的哪一个使问题变得更清楚，这场有关困惑与启示的讨论都能使我们更接近于一个特殊的发现。因为如果海涅的“famillionairely”的喜剧效果取决于外表毫无意义的语词问题的解决的话，那么，“诙谐”肯定无疑地归因于该语词的形成及由此而形成的该语词的特征。

诙谐还有另一个特征，这一特征与我们已经考虑过的上述特性毫无联系，但在权威们看来却是不可或缺的。让·保罗说（1804，第2部分，第42段）：“简洁乃妙语的形体与灵魂，它就是它的自我。”这句话不过是莎士比亚的剧本《哈姆雷特》（第二幕第二场）中那个饶舌老人所言之语的更改而已：

既然简洁乃妙语之魂。

既然长篇大论会为他肢解。

继而剩下外表华丽的词藻。

那么，我还是言简为好。

在这一点上，李普斯（1898，第90页）所做的有关诙谐的简洁性的说明是非常重要的：“诙谐说它不得不说之事，并不总是用很少的词，而是用太少的词——亦即，所用的词未达到严密逻辑或普通思想和言语方式的最低要求。诙谐实际上是通过不说而说了它不得不说之事。”

从诙谐与漫画的联系中，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一定要使暗含或隐藏之物显露出来”（费舍，1889，第51页）。我之所以再次强调这一决定性因素，是因为它与诙谐本质的关系比与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的关系更为密切。

（二）

我完全清楚，摘自作家们有关诙谐的这些不充分的只言片语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考虑到我在对如此复杂且微妙的思维做丝毫不差的正确描述时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不能不使那些好奇的求知者花较大力气从原始资料中获取他们想要的信息。但我不敢保证他们将满意而归。上面罗列的那些作家所提出的有关诙谐的特征和标准——活动性，与我们的思想内容的关系，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不相似的东西之间的匹配，对比的观点，“胡说的意义”，困惑与启示的相继发生，隐含意义的显露，妙语的独特简洁性——所有这些，在我们乍一看是如此中肯，如此容易为事例所证实，以致我们不可能有低估这些观点的危险。然而，它们不过是些只言片语，我们希望看到它们能够联结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有权要求一部传记通过一系列轶闻趣事对一个人的人格做出描述；然而，当一切都说了和做了之后，它们对于我们关于诙谐知识的增加并不会比一部传记做得更好。我们对于可能存在于那些分离的决定因素之间的联结仍一无所知，比如诙谐的简洁性与游戏性判断的特征之间究竟有何关系。我们还想了解，为了成为一个适当的诙谐，诙谐是否必须满足所有这些决定因素，抑或只满足部分即可。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哪些决定因素可为其他因素所替代，哪些决定因素又是不必要的。我们也希望依据看来是不可缺少的特征对诙谐进行分组和归类，我们从文献中所发现的归类，一方面基于诙谐中采用的技术性方法（如双关语或文字游戏）；另一方面，也基于诙谐在言语中的运用（例如，用于漫画、特征刻画以及冷落目的之诙谐）。

因此，对于阐明所有新的揭示诙谐奥妙的目的，我们不应该有什么困难。为确保成功，我们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要么导入新的视角进行研究，要么通过集中注意或增进兴趣，竭力洞察得更加深远一些。我们可以确保，至少在后一方面我们不会失败。令人惊讶的是，为达到他们的研究目的，权威们均满足于少量的已得到认可的诙谐事例。并且，他们每个人均从其先驱那里选取同一事例。我们一定不要推卸责任，即分析那些曾帮助第一流的权威研究诙谐问题的同样事例。

但我们仍试图将目光对准新的材料，以便为我们的结论奠定一个更广泛的基础。因此，很自然，我们应该选择一些诙谐的例子作为我们研究的主题，在我们的生活过程中，我们自己曾被这些例子最深刻地打动，这些例子也使我们笑的最多。

诙谐这个主题值得如此劳神吗？我想答案是肯定的。撇开激励我探索诙谐问题、照亮我研究之路的个人动机不谈，我提醒大家注意。所有心理事件之间均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一事实保证了，甚至在一个遥远的领域内所获得的心理学发现，也将在其他领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们还应记住诙谐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的、甚至激动人心的魅力。一个新的诙谐几乎能像一个普遍感兴趣的事件一样发挥作用；它能像有关胜利的最新新闻一样从张三传到李四，再从李四传到王五。即便是显赫人物，当他们认为值得讲述其出身、所到过的城市和国家、所接触过的要人的故事时，也绝不会为在其自传中报道自己曾经听到过某些精彩的诙谐而感到羞愧。[11]

二、诙谐的技巧

（一）

我们还是循着机遇的引导，考虑一下前一章里我们所遇到的第一个诙谐的例子吧。

在题为“卢卡浴场”的《旅游图》那部分里，海涅介绍了汉堡的赫希·海厄辛斯——一个讨人喜欢的彩票掮客和爆米花制造商，他向诗人吹嘘他与有钱的罗特希尔德男爵过往甚密，最后他说道：“博士，如同上帝将会赠予我一切好东西那样真切，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

他视我为与他平等的人——非常famillionairely。”[12]

海曼斯和李普斯运用这一诙谐（一个公认的绝妙而且最有趣的诙谐），来例证他们的有关诙谐的喜剧效果观。他们认为，诙谐的喜剧效果源于“困惑与启示”（同上，第12页）。不过，我们暂且不谈这一问题，而要问另一个问题：“是什么东西使赫希·海厄辛斯的这种说法变成了诙谐呢？”只有两个可能的答案，要么是句子所表达的思想本身拥有成为诙谐的特征，要么是诙谐存在于句子所给定的思想表达之中。无论诙谐的特征存在于哪一方，我们都要进一步探讨并试图予以查明。

一般说来，一种思想能用各种不同的语言形式——也就是说，用各种不同的语词来表达，——不同的语词能同样恰当地表达某一思想。赫希·海厄辛斯的表白以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呈现了他的思想。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形式非常奇特，且不那么容易为人理解。我们可以试着用其他语词尽可能精确地表达同样的思想。李普斯已经这样做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哪种方式阐明了诗人的意思。他写道（1898，第87页）：“我们知道，海涅的意思是说，他（海厄辛斯）受到这一款待是以亲近为基础的——不是那种一般的亲近。这种亲近并非是具有百万富翁特点的人普遍接受的规范。”假如我们换个说法而又不改变其意思，那么下述说法可能更符合赫希·海厄辛斯的含义：“罗特希尔德视我为他的同等人，相当的友好——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我们只想补充一句话：对于任何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一个富翁的屈尊总包含着某种不那么非常令人愉快的东西。[13]

迄今，不管我们坚持该思想的两种同等有效的表达方式中的哪一个，都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解答了我们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在该事例中，成为诙谐的特征并不存在于思想之中。海涅借赫希·海厄辛斯之口说出的是一种正确而敏锐的观察，一种显然是痛苦的观察。这种观察在一个面对如此巨大财富的穷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冒险把它描述为具有诙谐的性质。无论何人，在思考翻译的过程中，如果不能摆脱他对由诗人所赋予的该思想的形式的回忆，因而觉得思想本身也包含在诙谐的本质中，那么，我们就可告诉他一个确切的标准，即诙谐的特征在翻译中已经丧失了。

赫希·海厄辛斯的话确实使我们捧腹大笑，然而李普斯的或我们自己对它的翻译，虽然能使我们愉悦和深思，却不能使我们发笑。

但是，倘若使我们的事例成为诙谐的东西不存于其思想中，我们就应该在形式上，在其表达思想的措辞中去寻找。我们只需研究其表达形式的独特性，就可了解什么可以叫做诙谐的言语或表达的技巧，什么是与诙谐的本质有密切关联的东西。因为假使代之其他的东西，诙谐特征与效果就消失了。此外，在将诙谐的言语形式看得如此重要这一点上，我们与权威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费舍因此写道：“首先是纯粹的形式（sheer form）才使一个判断变成了诙谐（1989，第72页）。”并且，我们还想起让·保罗的一句格言，在这句格言中，他阐明了诙谐的这一确定的特点：“无论是在勇士们当中还是在话语中，阵地（position）是沙场制胜的利刃。”

那么，构成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思想，例如此处的事例所表达的那种思想，要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才能变成使我们捧腹大笑的诙谐呢？通过将我们的译文与诗人的原文相比，我们发现发生了两件事情。首先，出现了相当多的缩写式。为了充分表达该诙谐所包含的思想，我们不得不将一句字数少得不能再少的附言“that is，so far as a millionaire can”（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加到原文“R.treated me quite as his equal-quite famillionarely”（R待我如同等人，相当的友好）之上。即便如此，我们仍觉得还有必要提供一个进一步解释的句子。[14]

诗人添加得更为简短：“R.treated me quite as this equal-quite famillionairely”在这一诙谐中，由第二个句子添加到第一个中，说受到友好款待的所有限定，已经消失殆尽了。

但也不是根本没有保留一个能使我们重新建构它的替换物，因为又发生了第二个变化，[15]在这种思想的非诙谐性表达的“familiär（友好）一词，已被转换为诙谐性表达中的“famillionär”（famillionarely）一词；毫无疑问，诙谐之所以成为诙谐的特征及其引起大笑的力量正是取决于这种言语的结构。这个新合成的词的前一部分与第一句的“familiär”重叠，其后面的音节则与第二句：“Millionär”（百万富翁）对应。它代表第二句的“Millionär”部分，因而也代表整个的第二个句子。于是，它促使我们去推断诙谐表达中所省略的第二个句子。它可以被视为由“familiär”和“Millionär”两个成分合成的“复合结构”。图解这一合成词从作为其成分的这两个词[16]中派生出来的方式将是非常有趣的：

FAMILI ÄR

MILIONÄR

FAMILIONÄR

这样，便可以用下述方式表示将思想转变为诙谐的过程。乍看起来，这一方式难以置信，然而却产生了活生生地摆在我们面前的准确效果：

“R.treated me quite familiär

that is，so far as a Millionär can”

（R待我如他的同等人，也就是说，尽了一个百万富翁之所能。）

现在，让我们设想在这两个句子上有一种压力作用，并且，由于某种原因，第二个句子具有较少的抵抗性。随即，第二个句子便消失了。但其最重要的成分，“millionär”一词，由于成功地抵抗了压力的作用，便被挤向第一个句子，并与第一个句子中非常类似于他的成分“familiär”融合在一起。这样，便出现了第二个句子的基本成分得以保留的机遇。这一机遇更倾向于拆解其他次要的成分，于是，诙谐就产生了：

R.treated me quite famili on är

（mili）（är）

的确，我们对这种压力尚缺乏了解。但如果我们不阐明类似于这种压力的话，诙谐得以形成的过程——亦即，诙谐的技巧——在这一例子中就可能被描述为“伴随着替代词的形成的凝缩”；并且在眼下这个例子中，替代词的形成存在于“合成词”的构建之中。合成词“famillionär”本身难以理解，但在其上下文关系中却能迅速获得理解，并被视为是富有意义的。它是诙谐致笑效应的中介——然而，诙谐致笑效应的机制却没有因为我们发现了诙谐技巧而变得更清楚。一个语言学的凝缩过程，包括以合成词为手段的替代词的形成过程，以何种方式才使我们高兴并发笑呢？显然，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在找到达到它的捷径之前，我们暂且撇下这一问题不管。就目前而论，我们将继续讨论诙谐的技巧。

我们希望，诙谐技巧的研究对诙谐本质的揭示而言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这促使我们立即查找是否还有其他类似于海涅的“famillionär”之类的诙谐的例子。这类例子并不多见，但却足以构成一个小类以说明复合词形成的特点。海涅本人就已经从“Millionär”一词中衍生出了第二个诙谐——可以说，这是他对自己的复制。在《思想观念》第十四章，[17]他谈到了显然是由“Millionär”和“Narr”[18]合并而来的“Millionär”，和第一个例子一样，它表达了一个被压抑的次要的思想。

下面是我偶尔碰到的其他例子——柏林有一座人造喷泉（Brunnen）。它的建造使福克贝克市长陷入了不利境地。柏林人称之为“Forckenbecken”，这一称呼肯定蕴含有诙谐，虽然有必要用废弃的对应词“Becken”来代替“Brunnen”，以便将它与“Burgomaster”连结为一个整体。“欧洲之声”曾基于一位君主一度与名叫克劳的女士过从甚密的事实，将其名字由“Leopold”改为“Cleopold”，因此造成了一个残忍的诙谐。这一诙谐无疑是凝缩作用的产物，它仅用一个字母便确保了一个令人讨厌的隐喻的鲜活——一般说来专有名词很容易成为这种诙谐技巧的牺牲品。维也纳有两个名叫“Salinger”的兄弟，其中一个是“Bärsensensal”（证券经纪人，Sensal＝经纪人），这为人们称他为“Sensalinger”提供了把柄。与此同时，人们给他的兄弟取了一个难听的名字“Scheusalinger”，[19]以与哥哥区别开来。这样做很方便，也的确能造成诙谐；我无法说这样做是否公正，然而，诙谐一般不对此进行过多的考究。

我还听说过下述的有关凝缩作用的诙谐。一个迄今一直在国外过着放荡生活的年轻人，在离开此地相当长一段时间后，回来拜访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很惊讶地看到来访者手上戴了一只“Ehering”（结婚戒指）。“什么？”他大喊道，“你结婚了吗？”“是的，”来访者答道，“Trauring，但却是真的。”[20]这是一个绝妙的诙谐。“Trauring”这个词兼有两个成分：变成“Trauring”的“Ehering”与句子“trauring，aber wahr”（悲伤，但却是真的）。这一合成词像“famillionär”一

样，不难理解，也是一种不存在的结构，然而却是一个与其所代表的两个成分中的一个完全重叠的结构。

这一事实并没有妨碍诙谐效果的发挥。

在与人对话的过程中，我自己也曾不自觉地为一个非常类似于“famillionär”的诙谐提供了素材。我向一位女士谈起一位受到不公正冷遇的科学家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噢，”她说，“这个人应得一块monument（纪念碑）。”“或许有一天他会得到，”我说，“但momentan（目前）他成就太少。”“monument”是“momentan”的反义词。该女士继续合并二者：“好吧，让我们祝愿他取得一项monumentan[21]的成就。”

我还有几个外文的例子，[22] 它们得自布里尔（A.Brill，1911）用英语对这一课题所做的一次精心的讨论，其机制与我们“famillionär”的凝缩作用相同。

布里尔告诉我们，英国作家德·奎西（De Quincey）曾经在某个地方说过，老年人倾向于陷于其“aneedotage”里。这个词是两个部分重叠的词的融合：

ANECDOTE（轶事）

DOTAGE（老年糊涂）。

布里尔还从一篇未署名的短篇故事里发现，圣诞节被说成“the alcoholidays”——一种由下列两成分构成的类似于前例的融合：

ALCOHOL（酒）

HOLIDAYS（节日）

福楼拜（Flaubert）的著名小说“SalammBö”《萨朗波》描写的是发生在古代北非迦太基（Cagthage）的故事，出版后，圣-彪维（Sainte-Beuve）基于其细节的描绘嘲笑过它，把它说成“Carthaginoiserie”：

CARTHAGINOIS（迦太基的）

CHINOISERIE（中国式装饰风格）

然而，在这组诙谐事例中，最好的一个当推奥地利的一位官员所制作的诙谐。这位官员过去从事的是重要的科学研究和社会工作，现在是国家的高级官员，由于很难找到更好的事例，我冒昧地运用了他制作的诙谐，作为研究的素材，[23]事实上，他制作的所有诙谐均给我留下了同样的印象。

一天，N先生将注意力定位于一位因给一家维也纳日报写了显然是无聊乏味的系列文章而著名的作家。其文章所涉及的全是有关拿破仑一世与奥地利关系的芝麻小事。N先生一听到别人提起该作家的名字，立即就问道：“草率处理拿破仑家世（Napoleonids）故事的不正是这位‘roterFadian’[24]吗？”

欲探明这一诙谐的技巧，我们需要使用还原法（the process of reduction）[25]。此法处理该诙谐的途径是，改变其表达方式，介绍其原有的全部含义。这些含义从一个好的诙谐中是能够推论出来的。N先生所做的关于“roter Fadian”的诙谐出自两个成分——一个是对作家的贬低性判断；

另一个则是对一个著名的明喻的回忆，歌德（Goethe）曾运用该明喻介绍了“Wahlverwandtschaften”[26]之《来自奥蒂莉厄的日记》的引申含义。不怀好意的批评可能会这样说：“所以，这就是那个除了写出拿破仑在奥地利的烦人故事外，再也写不出任何东西的人！”

这种表达一点也不诙谐。歌德的那个漂亮的类比也是如此，也肯定不能引我们发笑。只有当两个成分被置于相互关联之中，并服从于凝缩（condensation）和融合（fusion）的特殊过程时，才会出现诙谐——而且是第一流的诙谐。[27]

把在“Wahlverwandtschaften”中的巧妙类比和对烦人的历史学家的贬损性判断连结起来，比在其他类似的例子中来得更不简单（由于种种原因，我还不能使其明白易懂）。我将试图以下述建构来表征可能是事件的实际过程的东西。首先，这些故事中经常复现的同一主题的元素，可能唤醒了N先生对“wahlver-wandtschaften”中那一非常熟悉的段落的模糊回忆，这一段落常被人错误地引用：“它像一根‘roter Faden’（鲜红的丝线）一样发挥作用。”类比物“roterFaden”现在对第一个句子的表达发生了矫正性的影响。随机出现的结果是，使人受辱的情景也就变成了rot（红的）——也就是说有了红色的头发。于是，N先生的批评就转换为：“所以，正是那个红头发的人写了有关拿破仑的烦人故事！”至此，导致两个片断凝缩的过程开始了。其压力也因此在成分“rot”的类似物中获得了第一个支点。在这一压力的作用下，“boring”（枯燥乏味的）被吸收到“Faden（线）”中，进而转换为“Fad”（单调乏味的）；随后，这两个成分得以融为一体，成为该诙谐的实际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该表达中的引语享有着较那个贬低性判断更大的分量，理所当然从一开始就单独出现。

“So it is that red person who writes this fade stuff about N［apolean］The red Faden that runs througheverything”“Is not that the red Fadian that run through the story of the N（apoleonids）？”

在其后一章里，当我开始基于某种观点而非纯粹的形式分析这一诙谐时，我将为上述说明添加一个正当的理由，同时也做出一定的校正。然而，无论上述说明还有什么其他令人怀疑之处，毋庸置疑的是，凝缩过程确实发生了。一方面，凝缩过程的结果再度表现为相当数量的缩写词。然而，另一方面，其所形成的已不再是一个明显的合成词，而是它的两个成分的构成物的一种相互渗透。

的确，“roter Fadian”有可能仅仅作为一个滥用词而存在，但在我们的例子中，它肯定是凝缩过程的结果。

至此，如果读者对某种未能解释诙谐快乐的来源而威胁要破坏他对诙谐的欣赏的研究方法感到愤慨的话，那么，我应该恳请他暂时放耐心点。目前我们所处理的仅仅是诙谐的技巧；如果我们将这一问题钻研得相当深入，我们就有望获得很多新的成果。

最后一例的分析，已为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其他的例子中，如果我们又碰到这种凝缩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由于某种东西被压抑的替代词可能不是一种复合结构，而是其表达形式的某种其他转换，从N先生的另一个诙谐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替代词的这种其他形式可能是什么。

“I drove with him tête-à-bête”（我正与他tête-à-bête驱车前进）[28]这一诙谐已被还原得不能再还原了。显然，它的意思只能是：“我与X tête-à-bête（面对面地）驱车前进，X是一头蠢驴。”

上面的这两句话没有一句是诙谐。我们可以把它们放在一起：“我与那头蠢驴X面对面地驱车前进，”然而这也不是诙谐。只是省去“蠢驴”二字，并将一个“tête”中的“t”转换成“b”[29]

使之作为蠢驴的替代词，诙谐才会出现。伴随这一微小的变更，被压抑的“蠢驴”又再次得到了表达。这组诙谐的技巧可称为“伴随着微小变更的凝缩”。或许还可设想，这种变更愈小，[30]诙谐就愈好。

另一种诙谐的技巧尽管有其复杂性，却与上一诙谐类似。在谈论一个在某些方面应当受到表扬，而在很多方面应当受到批评的人时，N先生说：“是的，虚荣是他四个阿基里斯脚踵中的一个。”[31]这句话的微小变更在于这样的事实，在这里，主人公应该拥有的不是一只阿基里斯的脚踵，而是四只。问题出现了。四只脚踵——只有动物（ass）[32]才有四只脚踵。因此，在诙谐中被凝缩的两个思想就可以这样表达：“如果没有虚荣心，Y是一个杰出的人，尽管如此我还是不喜欢他——他是一头动物而不是一个人”。[33]

在一个家庭圈子的对话中，我碰巧听到过一个与上面的诙谐类似但又比较简单的诙谐。兄弟俩都在学校读书，其中的一个成绩优异，另一个成绩一般。碰巧有一次那个模范生退步了，母亲谈及这个问题时，面显关切，担心这件事也许意味着她儿子的无休止的堕落的开端。一直生活在他兄弟阴影下的另一个男孩很快抓住这个机会说：“是的，卡尔正用四条腿往后退。”

这句话的变更在于，在他也认为其兄弟正在退步的自信中，有一个简短的增补成分。但这种变更却表达并取代了他为袒护自己而做的那种激昂的辩解：“你绝不该仅仅因为他在学校成绩好，就认为他比我聪明得多。毕竟他只是一头蠢驴——也就是说，比我还蠢得多。”

N先生的另一个非常著名的诙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简单明了的伴随着微小更改的凝缩的例子。

他评论一位从事公务的要人时说：“He has a great future behind him”（他身后前途无量）

此诙谐所涉及的那个人相当年轻，他的家族、教养和个人素质似乎已注定他将来要做某个大政党的领袖，并进入政府担任首脑。但时代变了；该政党也变得不孚民望。显而易见，这位曾注定要做领袖的人物也将一事无成。所以取代这一诙谐的最简洁的还原[34]应是这样的句子：“The manhas had a great future before him，but he has it no longer”（这个人前途无量，但他不会再有了。）作者除去掉了“had”（已经）和第二个从句外，对主句仅做了微小的修改，即将“before”（生前）变成了反义词“behind”（身后）。[35]

在一个有关一位绅士的诙谐中，N先生几乎运用了同样的变更技巧。该绅士仅由于拥有做过农场主的资格而当上了农业部长，公众舆论有机会发现他是担任此公职的最无能的人，当他辞去公职，解甲归田时，N先生说起过他：“像辛辛纳图斯一样，他已回到了他的犁前。”

然而，这位也是从乡下应召来到办公室的罗马人，回到的是他的犁后。无论那时还是现在，走到犁前的只能是——an ox[36]（一头公牛）。

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成功的伴随有微小变更的凝缩的例子。他写道，一本黄色刊物的记者去过巴尔干半岛的一个国家旅行，其所乘坐的是“Orienterpresszug”[37]无疑，这一词合并了两个其他的词：Orientexpresszug（东方快车）和Expressung（敲诈，勒索）。由于上下文关系，“Erpressung”这个成分只能作为变更了的“Orientex-presszug”出现——动词“旅行”所需要的一个单词。这一假借印刷错误所引起的诙谐，还引起了我们对其他问题的兴趣。[38]

与此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我以为，我们无须添加新的例子，以便使我们能清楚地把握这第二组凝缩——伴随着变更的凝缩的技巧特征。如果我们把第二组凝缩和第一组凝缩，即伴随着合成词的形成的凝缩做一番比较，我们马上就会看出二者的差异并不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之间的转化也是经常的。无论合成词的形成还是变更，均可纳入替代词的形成这一概念之内；同时如果我们愿意，我们还可以把合成词的形成说成是用第二个成分对基本单词的变更。

（二）

不过，我们的叙述可以在此做第一次暂停，看看我们的第一个研究结果与我们从这一课题的文献中所了解到的哪些因素有着完全或部分的重合。很明显，答案是让·保罗称为“妙语之魂”的那个简洁因素。但简洁本身并不构成诙谐，否则任何简洁的表达都成诙谐了。诙谐的简洁必须是一种特别的简洁。我们还记忆犹新，李普斯一直都在试图更准确地描述诙谐的这种特殊的简洁性。现在，我们的研究已揭示并阐明了诙谐的简洁乃是一个特殊过程的产物，该过程在诙谐的措词上留下了第二个痕迹——一个替代词的形成。但是通过运用旨在消除这一特殊的凝缩过程的还原法，我们也发现，诙谐完全依赖于通过凝缩过程构建的言语表达。当然，我们现在的全部兴趣都转移到了这种特殊的、但迄今几乎还没有被考察过的过程上。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一过程究竟怎样发生了诙谐中所有有价值的东西，产生了诙谐所带给我们的乐趣。

在其他领域的心理事件里，我们是否已经了解到和我们在此称为诙谐技巧相似的那些过程了呢？我们发现，在一个独特的，显然也是很遥远的领域里存在着这些过程。在1900年，我出版了一本书，就像其标题《释梦》所表明的那样，它试图阐明梦中令人费解的东西，试图将它们作为我们正常心理机能的产物来探讨。在该书中，我有机会将通常离奇的“显梦”（manifest content of the dream）与完全合乎逻辑的、作为梦源的“隐梦”（1atent dream-thoughts）进行比较；进而研究了从隐梦到显梦的转换过程，以及介入这一转换过程的精神力量。我将所有这样的转换过程称为“梦的工作”（dream-work）；而把凝缩过程描述为梦的工作的一部分。

我发现，在梦中出现的凝缩过程与在诙谐技巧中发现的凝缩过程极为类似——二者均导致了简缩（abbreviation），并产生了具有同样特点的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s）。回忆自己做过的梦，我们每个人都会熟悉梦中显现的人与物的复合结构。[39]的确，梦甚至用言语建构它们，然后通过分析，这些复合结构能被解剖。（例如，“Auto-didasker”=“Autodidakt”+“Lasker”。）[40]在其他场合——事实上更经常——梦的凝缩工作所产生的不是复合结构，而是除了另一种资源——变更，也就是像N先生诙谐那样的变更——所导致的增补或改变以外，还产生了完全类似于某物或某人的心理图像。毋庸置疑，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所面对的是同样的心理过程，根据其完全相同的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识别出来。将诙谐技巧与梦的工作进行如此意义深远的类比，无疑增进了我们对诙谐技巧的兴趣，使我们得以期望，比较诙谐与梦将有助于对诙谐的了解。不过，我们暂不进行这项工作，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到，迄今我们仅考察了为数非常有限的诙谐技巧，我们还不能确定导引我们行动的类比建议是否拥有实际的价值。因此，我们将撇开诙谐与梦的比较问题，回到诙谐技巧的研究上去。在这里，我们对这一研究先不收尾，以后我们或许会继续进行诙谐与梦的这一比较研究。

（三）

我们首先想要了解的是，伴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是否可以在每一诙谐中得到发现，是否因此可将其视为诙谐技巧的一个普遍特征。

在此，我回想起一个我在特定情境下听到后一直无法忘怀的诙谐。我年轻时曾碰到一位很好的老师，我们都以为他不能欣赏诙谐，也从未听他讲过一个诙谐。一天，他笑着走进学校，急不可耐地向我们说起他何以如此开心：“我刚读了一个很不错的诙谐，”他说，“一位年轻人被引荐进了巴黎的一个沙龙。他是伟大的让·雅克·卢梭Jean-Jacgues Rousseau的一位亲戚，他的名字也叫卢梭。另外，他有一头红发。但是，他的行为举止非常笨拙、呆板，因此，女主人一脸不快地向引荐他的那位绅士发牢骚道：‘你使我认识了一位roux et sot，[41]但不是Rousseau。’”

讲到这里，我的老师又一次忍俊不禁。

用权威的术语来讲，这一诙谐可归入“语音诙谐”（Sound-joke）[42]范畴，且属较拙劣的一类，其所玩弄的是一个专有名字——例如，像《华伦斯坦的营地》这部著作中嘉布遣修士的布道中的诙谐一样，众所周知，后者是亚伯拉罕·圣·克拉拉（Abraham a Santa Clara）风格的模仿：

Lässt sich nennen den Wallenstein ja freilich ist er uns allen ein stein des Anstosses und ärgernisses[43]

但这一诙谐的技巧是什么呢？我们马上就可发现，在首先出现的这一新场合，并不存在我们期望能够得到的普遍证实的那一特点（即伴随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这里既没有省略，也几乎没有缩写词。该女士在诙谐中几乎一览无余地袒露了她思想的全部。你让我期待着会见一位让·雅克·卢梭的亲戚——可能是一个精神上的亲戚——没想到，他竟是一位红头发的傻小子：一个‘roux et sot’。”我确实做了些改动，但这种还原的尝试并没有消除诙谐。诙谐存在并附丽于语词ROUSSEAU/ROUX SOT发音的同一性中。由此可见，伴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在这一诙谐产生的过程中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别的技巧吗？还原新尝试使我相信，如果不用另一个词替代“Rousseau”这一名字，诙谐便难以出现。比如，假设我们以“Racine”（拉辛）代之，该女士的斥责仍像以前一样能表达出来，却再也找不到一丝诙谐的痕迹。现在我已知道我应该在什么地方寻找这一诙谐的技巧，虽然我仍犹豫是否该对它进行系统的阐述。我将试着阐述一下：这一诙谐的技巧在于，同一词——那个名字——以两种方式被使用了：一次是整体的使用；一次被分割成像字谜游戏一样的不相干的音节。

我还能举出几个技巧完全相同的例子。

据说，一位意大利贵夫人[44]在报复拿破仑一世向她说的一句不得体的话时，曾运用一个词的双关技巧制作了一个诙谐。在一次宫廷舞会上，拿破仑一世指着她的同胞对她说：“所有的意大利人都跳得这么糟糕！”她很快回敬了一句：“不是所有的意大利人，而是“buona parte”。（布里尔，1911）[45]

当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Antigone）在柏林一度上演时，评论家抱怨该戏缺乏适宜的古代风韵。柏林的才子用下面的话将该评论据为己有：“Antik[46]？噢，没有。”费舍尔（1846～1857）第1卷，第429页，和费舍，1889［第75页］。

类似的肢解音节的诙谐在医学界随处可见。如果有人问一位年轻的病人他是否手淫过，回答肯定是“O na nie！”[47]

在上述三个足以说明问题的诙谐例子中[48]，我们看到的是同样的诙谐技巧：在每一个例子中一个名字被用了两次，一次是作为整体，一次则被分解成孤立的音节。在后一种情况下，原来的那个专有名词便有了另外的含义。[49]

同一语词的多重使用，一次作为整体，一次被分解为不同的音节，是我们遇到的不同于凝缩的技巧的第一个例子。但只要稍加思考，从向我们涌来的大量例子中，我们就应该相信，很难把新发现的技巧局限于这种单一的方法之内，存在着大量的可能的方法——到底有多少很难猜出——在这些方法中，同一语词或同一言语材料在一个句子中就可能会有多种用法。所有这些可能性均能看做诙谐制作的技巧吗？似乎确实如此。接下来的这些诙谐事例将证明这一点。

首先，我们可取同样的言语材料，仅在其“排列方式”（arrangement）上做出某种改变。

这种改变越小——我们对同样的语词表达不同的含义的印象就越深——该诙谐在技巧上就越好。

“X夫妇过着称心如意的日子。一些人认为，丈夫已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能够存下一点（sich etwas zurückgelegt）；另一些人仍然认为妻子能放松一点（sichetwas zurtickgelegt），所以她能赚回很多。”[50]

多么巧妙的诙谐呀！效果的获得竟只用了如此简捷的方法！“赚了很多——存下一点（sich etwas zurükgelegt）；放松一点（sich etwas zurtickgelegt）——赚了很多。”仅仅颠倒了这两个词组，就把人们对丈夫的说法和对妻子的暗示分开来了。顺便说一下，该诙谐的全部技巧并不限于此（见原文第40、75页）。[51]

如果我们扩展“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的含义，使之适于这样的案例：诙谐赖以寄身的那个词（那些词）第一次出现时不予更改，第二次出现时才予以微小的变更，那么，诙谐的这一技巧就能进入一个广泛的游戏领域。在此，可以N先生的另一个诙谐为例：

他听到一位犹太出身的绅士说了句对犹太人的民族性格充满恶意的话：“霍夫纳特先生，”他说，“你的antesemitism（亲犹太倾向）我是清楚的，你的antisemitism（反犹太倾向）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此处仅改变了一个字母，在随随便便的对话中，人们几乎不会觉察这一变更。这一例子使我们回想起了N先生的其他变更性诙谐［第25页以下］[52]，但不同之处在于，此处缺乏凝缩；不得不说的东西在诙谐本身中说出来了。“我知道早些时候你自己就是犹太人，所以，我对你竟然会讲犹太人的坏话感到吃惊。”

这种变更性诙谐的一个极好的案例是那句众所周知的感叹：“Traduttore-Traditore！”[53]

这两个词非常相像，几乎成了同一个词。这就给人留下一种极为强烈的印象：一名翻译不可避免的走向违背原文的“犯罪”道路。[54]

在诸如此类的诙谐中，微小变更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几乎没有完全类似的诙谐。

这里还有一个据说产生于法学考试期间的诙谐。考生必须翻译《法令大全》中的一段文字“‘Labeo ait’I fall，says he”［“labeo，啊……我堕落了，他说。”］“you fail，say I”（我说，你考试不及格）主考官回答道，考试便结束了。[55]任何一位将伟大的法学家的名字误解为动词形式，进而回答错了的考生，毫无疑问会名落孙山。但这一诙谐的技巧还在于这样的事实：主考官几乎是运用证明考生无知的同样语词来宣布他的惩罚。更有甚者，此诙谐是“敏捷的妙语应答”（ready repartee）的事例，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种技巧与我们在此所例证的技巧是大同小异的。

语词是一种可塑性很强的材料，人们可将它塑造成任何形式。有些词在一定的语义联系中失去了它本来的全部含义，但在另一些语义联系中又能恢复其本来面目。利希腾贝格在他的一个诙谐中对语义环境进行了精心设计，在这一环境中，一些语义含糊的语词又重新获得了它们的全部含义：

“How are you getting along？”[56]（你现在过得怎样？）一个盲人问一个瘸子。“就像你所看见的那样。”瘸子回敬道。

在德文中，有一些词可根据其含义的“丰满”与否理解为一种不同的含义，的确，不止一种含义。因为同一个词干可以派生出两个不同的单词，一个意义丰满，一个则成了意义苍白的音节或后缀。然而，二者的发音完全一致。意义丰满的单词和意义苍白的音节在发音上的一致性可能是偶然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诙谐技巧均能利用在语言材料中流行的那些条件。

例如，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提供的一个诙谐便是使用了这些技巧[57]的真实例证，因而它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Eifersucht（忌妒）is a Leidenschaft（情感）which mit Eifersucht（急切地寻找）What Leiden schafft（引起痛苦）”（忌妒是一种情感，它急切地寻找引起痛苦的东西。）

不可否认，这个例子是一种诙谐，虽然其效果并不特别明显。大量的因素在这里并不存在，它们就可能误导我们对其他诙谐进行分析。其措辞所表达的思想毫无价值；其所提供的忌妒定义无论如何难以令人苟同。不存在“无意义中的意义”，也找不到“暗含意义”或“困惑与启示”的任何踪迹。费尽心机，也难觅“观念的对比”：存在于语词间的对比及其含义踏破铁鞋方能得来。它没有缩略的迹象；相反，却给人留下一种冗长的印象。然而却是一个诙谐，甚至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诙谐。同时，它的唯一明显的特点就在于，缺乏下述事实诙谐就会消失。这一事实是，在此同样的语词得到了多种不同的用法。于是，我们便可确定是把这种诙谐纳入那种先把语词作为整体使用、随后将语词分解为不同音节的诙谐子类（Sab-Class）（例如，卢梭或安提戈涅），还是将它纳入那种由其言语成分的含义丰富与否所产生的多重运用的另一子类。除此之外，从诙谐技巧的角度看，只有另一个因素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一种不平常的既成事态：出现了一种“统一化”（unification），因为“Eifersucht（忌妒）”的定义是用它自己的名字——亦即它自己来界定的。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也是一种诙谐的技巧。所以，这两个因素本身就足以给诙谐的特点做出一个表达。

如果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同一语词“多重运用”形式之变化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注意到，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或语词玩弄（play upon words）的案例——长期以来受到人们普遍了解并承认为诙谐技巧的形式。那么，既然我们同样能从最浅显的诙谐论文里搜集许多现成的例子，为何还绞尽脑汁去发掘某些新玩意儿呢？一开始，我们只能这样自圆其说，我们现在讨论的仍然是语言表达的同一现象的另一侧面。权威们所揭示的作为一种“游戏”的诙谐的特点已被我们归类到“多重运用”的标题下面。

还有很多“多重使用”的例子，可纳入“双关含义”名下，作为一个新的第三组。这些例子也很容易分出一些子类。当然，这些子类的区分不是截然的，正如我们不能把作为整体的第三类与第二类截然分割一样。我们发现：

（a）由名字及由其表示的“某一事物”构成的双重含义。例如，将自己从我们的营地里发射出去，Pistol！[58]（莎士比亚，［H.亨利四世第二幕，第四场］）

“Hof（求婚的）多于‘Freiung’（结婚的）！”一个谈吐风趣的维也纳人就许多貌美的姑娘多年来为人倾慕却永远找不到一位情投意合的丈夫而感叹道。其中，“Hof”和“Freiung”也是维也纳市中心两个相邻的广场的名字。

在汉堡，当权的不仅不是恶棍麦克佩斯，而是“Banko”（既指人名，又指银行里的钱）。（海涅［Schnabelewopski］第三章）

当一个名字无法未经改变就加以使用（我们也许应该说是“误用”）时，我们可以通过运用我们所熟悉的微小变更从中找出双重含义：

有人问道，在过去的时间里，“为什么法国拒绝了‘Lohengrin’？”“为了‘Elsa’（Elsass，阿尔萨斯）的缘故。”

（b）由语词的字面意义和隐喻意义产生的双重含义。对诙谐技巧而言，此乃最富有的资源之一。我仅引用一个例子：

一位以诙谐著称的医生朋友有一次对剧作家阿瑟·施尼茨勒[59]说：“我对你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毕竟你父亲hold a mirror up to his comtemporaries。”（用一面镜子照遍了他的同时代人。）剧作家的父亲，著名的施尼茨勒大夫使用的是一面喉镜。[60]《哈姆雷特》中一句著名的台词告诉我们，戏剧的目的，同时也是剧作家创作它的目的，始终是反映自然（to hold the mirror up to the nature）显示善恶的本来面目，给它的时代看一看它自己演变发展的模型（第三幕第二场）。

（c）双重意义本身或文字游戏。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多重使用”的一个理想案例。此处不存在对语词的曲解；没有将语词分解成独立的音节；亦未将语词从其所属的领域（如专有名词领域）转换到另一个领域。语词及其在句子中的位置一点没有改变，只是由于特定的有利情境，它能同时表达两种不同的含义。

此类例子很多，我们几乎可以随手拈来：

拿破仑三世夺取政权之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查抄奥尔良家族的财产。针对此事，当时流行着一句绝妙的双关语：“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此乃雄鹰的第一次vol。）

其中“vol”既有“飞翔”之意，又有“盗取”之意。［费舍所引用，1889，第80页］路易十五想验证他的一位大臣是否拥有如人们所说的机智才能，刚等到有这样的机会，他就命令该大臣制造一个应以他，即国王为sujet（主题）的诙谐。该大臣立即做出了一个聪明的回答，“Le roi n’est pas sujet”［国王不是一个“subject”（主题；臣民）。转引自费舍，1889，第80页。］当一名医生离开一位女士的病床时，他摇着头对女士的丈夫说道：“我不喜欢她的looks（脸色）。”丈夫连忙表示同意：“很久以来我就不喜欢她的looks（容貌）。”

医生指的自然是女士的病情。然而医生用来表达对病人的关切的话，却被该丈夫理解为他的婚姻令人生厌的一种证实。

海涅在谈到一部讽刺性喜剧时说道：“This satire would not have been so biting if its author had had more to bite”（假如其作者有更多的东西可bite［讽刺］的话，那么，该讽刺作品就不会如此“biting”［辛辣］了。）这一诙谐与其说是一个文字游戏本身的例子，不如说是一个比喻与文字双重语义的例子。但此处做出这一明确的区分，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呢？

权威们（海曼斯和李普斯）还以一种晦涩难懂的形式为我们讲述了另一个很不错的文字游戏的例子[61]。

不久前，我在一部诙谐集里偶尔发现了该轶事的正确译本和背景。除了这点外，这部集子，再无其他任何用处了。[62]

“一天，萨斐和罗特希尔德相见了，他们聊了一会儿后，萨斐说：‘喂，罗特希尔德，我的钱已快用完了，你也许可以借给我100达克登。’‘噢，没问题，’罗特希尔德说，‘对我来说，这不成问题——但条件是你得讲个笑话。’‘对我来说这也不成问题，’萨斐回答道。‘好，那么，明天你到我办公室来吧。’萨斐第二天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噢，’罗特希尔德看到萨斐进来，便说，‘Sie kommenum Ihre100Dukaten’（你是为你的100达克登而来的。）‘不，’萨斐答道，‘Sie kommen um Ihre100Dukaten’（你将失去100达克登。）因为，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我将不想把钱还给你。”[63]

“这些雕像vorstellen［象征（代表）或者表达］什么意思？”一位初来乍到柏林的陌生人在公共广场看到一排纪念碑时间一位当地人。“噢，”回答是“要么是他们的左腿，要么是他们的右腿。”[64]

“此刻，我回想不起所有学生的名字（names），即便是一些教授们至今也没有什么名望（name）。”（海涅《哈尔茨山游记》）

“如果我们此时把另一个有关教授的著名的诙谐加进来，也许在特征区别方面，会给我们提供另一个练习的机会。普通（ordentlich）教授与杰出（ausserordentlich）[65]教授之间的区别是普通教授没有做出惊人之举；而杰出的教授又做不来普通的事。当然，这是‘ordentlich’（普通的）和‘ausserordentlich’（非凡的、惊人的）这两个词意义上的玩弄，即一方面ordo（权力机构）‘之内’与‘之外’，另一方面是‘效率的’和‘杰出的’。但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诙谐和另外其他的诙谐之间的雷同，使我们注意到，在这里‘多重使用’（multiple use）比‘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更为引人注目。在整个句子中，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连续不断反复出现的ordentlich（普通的）。有时是这么一种形式出现，有时则被修饰后具有了否定的含义”［参阅第33页］。另外，借助于本身的措辞又获得了给一个概念下定义的技法（参见“Eifersucht”（忌妒）一例），或者更明确地说，通过相互利用巧妙地交织在一起后，又获得了给两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即使只是否定地）下定义的技法。最后，“统一化”（unification）的这一面也能在此得以强调——在陈述的各成分之间能推导出一种比一个人有权从其本质所预期得到的更为密切的关系。

“教区助理[66] Sch［äfer］（舍费尔）与我打招呼时就如同我的同事，因为他也是一位作家，而且在其半年的写作生涯中经常提及我。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引用（cited）[67]我的话。如果他在我家找不到我，他总是很友好地把溢美之词（citaton）用粉笔写在我的书房门上。”（海涅《哈尔茨山游记》）“丹尼尔·斯比泽在《维也纳漫步者》（Wiener Spaziegfänge）一书中，对（普法战争后）突然发生的投机买卖这样一种极为盛行的爆发式的社会势态做过一番简明扼要、切中时弊的传记体式的描述，这种描写无疑也是一种妙趣横生的诙谐。‘Iron front-Iron cash box-Iron Crown’（钢铁防线——钢铁钱箱——钢铁王冠）’[68]（最后一个词是一个带有高贵职衔的阶层）。该诙谐是‘统一化’的一个极好事例。每样东西可都是钢铁制成的！相互并不呈鲜明对照的形容词‘iron’的多重意思，使这种‘多重运用’（mutiple-use）成为可能。”

文字游戏的另一事例使我们更易于进一步对一种新的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的亚类进行转换。在上面已提到过的那位爱开玩笑的医生同事，要对德勒福斯[69]讼案时的那个诙谐承担责任：“This girl reminds me of DreyfusThe army doesn’t believe in her innocence”（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

这个诙谐是建立在“innocent”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上的。这个词在一定的语境中是作为“过失”或“罪行”的反义词使用的；但在另外的语境中却有“性关系”的含义，其反义词是性经验。

现在，这种双重含义的例子是很多的，在所有这些例子中，诙谐的效果特别要依赖于性的意义。

对这类诙谐我们可称之为：“语义双关（double entendre［Zweideutigkeit］）。”这种含义双关的例子中极出色的一个便是已提到过的斯比泽的那个诙谐：“一些人以为丈夫赚了很多钱，所以他能存一点了（sich etwas zurückgelegt），另一些人又认为妻子能放松一点（sich etwas zurückgelegt），所以她能赚回很多钱。”

如果把这种伴随有语义双关的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 accompanied by doubleentendre）的例子与其他的例子做一番对比，从技巧角度来看，一个很重要的特征便渐趋明显了。在“innocence”这个诙谐中，这个词的意思与另一个词的意思同样可以使我们理解；我们很难确定是其性的含义还是非性的含义更常用和更普遍。但斯比泽的例子则完全不同，在这个例子中，“Sich etwas zurückgelegt”这句话的含义才昭然若揭。而它们的性的含义却被掩盖和隐藏着，甚至可以完全逃脱无猜忌之人的注意。这里还有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双重含义的例子，其中没有任何掩盖性的意义的企图。比如，海涅对一位讨好别人的女士的性格描写道：“除了她的水分，她再也不能撒出（abschlagen）[70]任何东西。”这句话听起来像一段淫秽的话，几乎不会给人以诙谐的印象。然而，在双重含义，那两种意思同样不明显的情况下，这种独特性也能在没有性的含义的诙谐中表现出来——不管是因为一种意思比另一种意思更常用，还是因为与句子其他部分的关系而被推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比如：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这是“鹰的第一次飞翔的例子”。）我建议将所有这些都称之为“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

（四）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许多不同的诙谐技巧。因担心我们有把握不住它们的危险，所以让我们先大致概括一下：

Ⅰ.凝缩

（a）伴有合成词形成的凝缩。

（b）变更性凝缩。

Ⅱ.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

（c）整词使用和部分使用。

（d）在不同词序中的运用。

（e）伴有微小变更的运用。

（f）同一语词的丰满性和空洞性。

Ⅲ.双重含义

（g）名字含义和事物含义。

（h）隐喻含义和字面含义。

（i）双重含义本身（文字游戏）。

（j）（含有猥亵含义的）双关语。

（k）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

技巧上的多样性和多变性会引起一定的混乱，因为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多的时间来考察诙谐的技巧方法，所以落到如此境地会使我们感到恼火。这也许还会使我们对是否过高地估计了作为发现诙谐的基本本质的方法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但这种方便的猜测碰到了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即如果我们在表达时摒弃了对这些技巧的操作，诙谐就会荡然无存！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在这种多样性中寻找其一致性。唯有如此，方能将这些技巧归结到一个标题之下。正如我们以前讲过的那样，把第二组和第三组技巧联合起来并非异想天开，因为双重含义（文字游戏）的确是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的理想的案例。很显然，在这些案例中，同一材料多重使用是一种

范围更广的概念。分成独立音节、对同一材料的重新组合和伴有微小变更的多重运用等所有的例子（e，d和e）——尽管有一定的困难——却可以归纳到双重含义这一概念之中。但是第一组（伴随着替代形成的凝缩）的技巧与其他两类（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的技巧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共同之处呢？

我原以为它们的一致性是非常简单和明了的。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毕竟只是凝缩作用的一种特例。文字游戏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没有替代形成的凝缩。凝缩仍然是一个更为宽泛的范畴。所有这些技巧都受到压缩，抑或更确切地讲是一种节省倾向的支配。看来这纯粹是一个节省问题，用哈姆雷特的话讲：“节省，节省，霍雷旭！”

让我们检验一下在不同的例子中的节省吧。C’est le premier vol de l'aigle，即这是鹰的第一次飞翔；但这是一次掠夺性的飞翔。幸运的是，为了这种诙谐的产生，“vol”不仅意味着“飞翔”，且又意味着“盗窃”，其间没有产生凝缩和节省吗？答案是肯定的，即它节省了第二种思想，没有留下一个替代物就消失了。“vol”一词的双重含义使得这种替代物成为累赘，或者同样可以说“vol”这个词无须增补或改变第一个句子，就包含了那个被压制想法的替代成分，这便是双重含义的优势所在。

另一个例子：“钢铁防线——钢铁钱箱——钢铁王冠”与“钢铁”无处扬威的其他相似的表达结构相比，“钢铁”一词便产生了巨大的节省效果：“借助于必要的胆识和昧着良心，要积攒大宗财产是不困难的，而一个头衔将是对做出这些贡献的一种当仁不让的奖赏。”

显然，凝缩以及随之而来的节省的确存在于这些例子中。但是，我们还将证明这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如此。在诸如：“卢梭——红头发傻小子或安提戈涅”——“古代风韵这类诙谐中，节省隐藏在何处呢？”“噢，没有”。这类诙谐中，我们首先注意到了凝缩作用的缺失，当我们提出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这种技巧时，我们的主要动机何在呢？的确，凝缩作用在这些事例中是无用武之地的；不过，假如我们借用节省这一更广泛的概念；就毫无困难可言了。要想指出在卢梭和安提戈涅等例中我们所省掉的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们给自己省去了进行评论、做出判断的麻烦，这两种情况都已包含在其名字本身之中了。在“Leidensehaft-Eifersucht（情感忌妒）”这个例子中，我们免去了建构定义的劳作之苦：“Eifersucht（忌妒），Leidenschaft”（情感）——“Eifer sucht”（急切寻找），“Leiden schaft”（引起痛苦）。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加上连接词，我们的定义便轻而易举地畅行了。我们已经分析过的其他例子，情况大同小异。

像在萨斐的语词玩弄“Sie kommen um Ihre100Dukaten”（你是为你的100达克登而来的，或你将失去100达克登）中，尽管节省得不多，但无论如何，还是节省了一个回答句的新措辞：

提问的语词；也同样可用于回答问题。虽然节省只有一点点，但诙谐也正好存在于其中。在问题和回答中，多重运用相同的语词无疑是一种“节省”。请注意哈姆雷特是如何描述他父亲的死和他母亲的再婚这两件神速地连续发生的事件的：

葬礼中剩下来的残羹冷炙，正好宴请婚筵上的宾客。（第一幕，第二场）

但是，在我们承认“节省趋向”（tendency to economy）是诙谐技巧的最一般的特性之前，在我们探问它源于何处、意义何在以及诙谐何以带来快意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接受一种合情合理的疑虑。或许每一种诙谐技巧在表达时都显示出一种节省的倾向。但此种关系是不可逆转的，所以，并不是表述中的每一种节省或缩写都是一种诙谐。当我们在过去仍然希望从每一个诙谐中寻找凝缩时，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对此表示过正确的异议，认为精练的话语并不足以构成诙谐。因此，诙谐的特点所依赖的一定是一种特殊的缩写或特殊的节省；因为我们对这种特殊性的本质知之甚少，所以，只有当我们发现诙谐技巧中的普遍因素后，我们才更接近于对问题的解答。此外，我们有勇气承认诙谐技巧所做出的节省并没有给我们造成多深的印象，这种节省使我们油然想起，许多家庭主妇因为某个市场的蔬菜仅便宜几分钱，而不惜花费时间和金钱远道求购的情形。一种诙谐通过其技巧能节省些什么呢？它为何不把几个不用费力便能拼在一起的生词拼凑在一起，而偏自找麻烦，去寻找那种包含有两种思想的词呢？事实上，它必须常常把一种思想转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则为第二种思想合并提供了基础。当两种思想碰巧出现，即使并不含有共同的表达方式时，要想表达它们难道不更简单、更容易、事实上更节省吗？为了节省词语表达而非保持平衡，不是要破费更多的智力劳作吗？通过它，谁被节省了？它对谁有好处呢？

如果我们将这些疑惑转移到另一个位置上去，我们就会暂时避开和摆脱掉它们。我们真的已经发现了所有形式的诙谐技巧了吗？在搜集新例子并对之进行认真分析时，还是慎重一些为好。

（五）

实际上，我们至今尚未考虑许多——或许是最大多数的诙谐。这也许是受低估了这类诙谐的观点的影响而造成的。这类诙谐是那种众所周知的Kalauer（calembourgs）［“双关语”（puns）］，[71]并且是作为言语诙谐最低级形式流传下来的，很可能是因为它们“最低廉”——编创起来最省力气。事实上，它们对表达技巧的要求也最低，正如文字游戏本身对表达技巧要求最高一样。在后者，两种意思总是用同一个词来表达，因为这一缘故，这个词通常只用一次。

对于双关语来说，只要表示两种意思的两个词由于结构、同韵谐音、或者共有头几个字母等的组合，或其他类似的方面有某种难以言表的类似性，就解决问题了。在《华伦斯坦的营地》[72]这本书中嘉布遣修士的布道里，像这样为数众多的并不适合于“Klangwitze（语言诙谐）”的例子比比皆是：

Kümmert sich mehr um den Krug als den Krieg Wetzt lieber den Schnabel als den Sabel，Frisst den Ochsen lieber als den Oxenstirn Der Rheinstrom ist worden zu einem Peinstrom Die KLäster sind ausgemommene Nester，Die Bistümer sind verwandelt in Wüsttiimer Und alle die gesegneten deutschen Lander Sind verkehrt worden in Elender.[73]

诙谐特别易于改变一个词里的元音。于是，赫维希（1888，第87页）记录了一位反帝国的意大利诗人，这位诗人后来被迫在六韵步诗行组成的诗中赞美一位德国皇帝：Since he could not exterminate the Cäisaren［Caesars］，he at least eliminated the Cäsuren ［Ecaesuras］（因为他不能消灭Cäsaren［恺撒］；他至少略去了一行诗中间的Cäsuren［停顿］。）

在供我们使用的大量的双关语中，举出一个真正拙劣的例子似乎特别有趣，看来海涅要难脱罪责了。[74]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在自己的情人面前冒充“印度王子”，一天他拿掉假面具，并承认：“夫人，我欺骗了你。I have no more ever been in Kalkutta（Calcutta）than the Kalkuttenbraten（roast Calcutta fowl）what I ate for luncheon yesterday”［我和昨天中餐吃的加尔各答烤鸡（Kalkuttenbraten）一样，并没有一直住在加尔各答（Kalkutta）。］这个诙谐的错误明显地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诙谐中两个类似的词不仅仅类似，而且还确实相同。他吃过的那只烤鸡叫做Kalkuttenbraten，因为它来自或者被人们认为是来自加尔各答。

费舍（1889，第78页）一直很注意这种形式的诙谐，并且尝试着把它们与文字游戏明确地区别开来。他说：“双关语是一种很拙劣的文字游戏。因为它不把一个词当做词，而是当成一个语音来利用。”但是，文字游戏则是“把自己从该词的语音转移到这个词的本身之中”。（出处同上，第79页）。另一方面，他把像“famillionär” Antigone（antik oh nee）等等这样的诙谐归入“语音诙谐”之中。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没有必要对费舍亦步亦趋。按我们的观点，在文字游戏中，单词只是这种意思或那种意思赖以栖身的语音表象（sound image）。但正是在此，语言学的使用方法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在处理语言时对文字游戏推崇备至，而对双关语嗤之以鼻的话，那么，这些价值的判断就似乎是由动机而非由技巧原因所决定的了。我们很值得记住那些被认定为双关语的诙谐形式。当人们兴致盎然时，能在很长时间里用双关语回答他们听到的每一句话。我的一位朋友是一位思考缜密之人，他在科学上的重大成就与此有关，所以他很为自己的这种能力而沾沾自喜。在某一场合中，他以这种方式搞得一群人屏息静气，人们对他的耐受力表示了由衷的钦佩。“是的，”他说，“我在这里耐心地注视着（auf der KaLauer）。”[75]当人们最后恳求他停下来时，他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封他为“Poetd Ka-laureatus”（桂冠诗人）。

不过，这两句话都是很出色的伴有合成词形成的凝缩作用的诙谐。（‘I am lying here auf der Lauer（on the look-out）for making Kalauer ［rpuns］’）（“我是躺在这里专注地创作双关语。”）

总而言之，我们已能从界说双关语和文字游戏的争论中得出结论：前者无法帮助我们发现一种全新的诙谐技巧。在有双关语的情况下，假如我们放弃在不止一种意义上使用同一种材料的要求，其重点也总会落到对所熟悉的事物的重新发现和构成该双关语的两个单词之间的一致性上；所以，双关语仅仅构成这一组中的一个子类，它在真正的文字游戏本身达到了自己的顶点。

（六）

但是，还有一些诙谐，不过我们的确无法将它们的技巧归入迄今为止所考虑过的任何一组中去。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一天晚上海涅参加了巴黎的一个沙龙。当时他正与剧作家、小说家苏利埃[76]交谈。这时巴黎的一财政巨头走了进来，人们把他与迈克斯[77]相比——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财富的缘故。很快地他便被一群人围了起来，这些人对他点头哈腰，摇尾争宠。“你瞧，”苏利埃对海涅说，“看看19世纪的人们是怎样崇拜金犊的！”海涅瞥了一下那个被崇拜者，似乎以纠正其朋友的话的口气讲道：“噢，他现在一定比金犊的年龄大一些？”（费舍，1889，第82～83页）

“这一精妙绝伦的诙谐的奥妙何在呢？”费舍认为它妙在文字游戏：“比如说，金犊这两个词既指财富又指崇拜物。在一种情况下，黄金是人们所追求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变成了这种动物的雕像；用一种不太恰当的话来讲，它还可以道破一种特性：有些人很有钱，但缺乏头脑。”（在上述引文中）如果我们做一个实验，把“金犊”去掉，那么诙谐同时也会立刻荡然无存。在此情况下，苏利埃可能会说：“瞧啊！那伙人仅仅因为那个呆子有钱便诚惶诚恐地麇集在他周围。”如此这般便没了诙谐的成分。海涅也只能默不作声了。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感兴趣的不是苏利埃的明喻——这也可算是一个诙谐——而是海涅的回答，他的作答要更为诙谐和风趣的多。所以我们无权乱动“金犊”这个词组：它是海涅的妙语（mot）的前提，我们的还原只能在后者中进行。如果我们把海涅的话扩展一下，那么：

“噢，他现在一定比金犊的年龄大一些。”这句话只能用这样的话来取代：“噢，他不再是一头小牛犊，他已经长成一头成年公牛了。”所以，海涅的诙谐基于此；他不再取金犊一词的隐喻，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人，并将之指向那个有钱人本身。其实这个双重含义在苏利埃的话里就已经有所暗示了。

还得稍等片刻！现在看起来，仿佛这种还原并没有彻底破坏海涅的诙谐，而是与之相反，它还没有触及这个诙谐的本质因素所在。照目前的情境，苏利埃会说：“瞧，19世纪的人们是怎样崇拜金犊的！”海涅回答道：“噢，他不再是只牛犊了，他已经成为一头公牛了。”用这种形式表达仍不失为一个妙趣横生的诙谐。但再想用另一种方式来还原海涅的话便不可能了。

很遗憾，这个绝妙的例子包含了如此复杂的技术条件，由于我们不能再进一步弄清楚些，所以只好先将它放下，寻找另一个我们似乎可以发现与前者有关系的例子来。

这是一个关于加利西亚犹太人厌恶洗澡的“洗澡的诙谐”。因为我们并不坚持我们所举的例子一定要温文尔雅，也不刻意去追溯其根源，而只是看它的实际效果——它们是否能逗我们发笑，能否为我们的理论兴趣服务。这两个要求正好可通过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得到最好的满足。

两位犹太人在澡堂附近不期而遇。其中一个问道：“Have you taken a bath？”（你已洗过澡了？）“什么？”另一个反问道：“Is there one missing？”（难道少了一个澡盆吗？）

当一个人听到一个笑话而开怀大笑时，因当时心绪极佳，不可能对笑话的技巧追根究底。所以当我们对其进行分析时，便会遇到很多困难。我们往往会说：“这是一个喜剧性的误解。”情况的确如此，但诙谐的技巧何在呢？很显然在上面的笑话中，“take”一词有两种意思，对问话者而言，“take”是一个平常的惯用动词，对答者而言，它却变成了一个意义丰富的词。现在的情况是，同一个词一会儿词义“丰满”一会儿又词义“贫乏”。如果我们用更简单的同义词“bathed”（洗过澡）来取代“taken a bath”，这个诙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回答也便文不对题了。所以，这一诙谐的可笑性便在于“take a bath”这一表达形式。

事实的确如此，但在这个例子中，还原似乎用错了地方。因为这个诙谐不在于问句而在于答句——即第二个问题：“What？is there one missing？”（什么，难道少了一个澡盆吗？）

只要其意义不受干扰，那么不管人们如何扩展或改变，都无法剥夺答句的诙谐性。我们还有一个印象，即在第二个犹太人的答句中，对洗澡这一概念的忽视比对“take”一词的误解更显重要。

不过，到此为止问题还没有弄清楚，我们还得求助于第三个例子。

这仍是一个犹太笑话。但这一次只有这个笑话的背景是犹太人的，其本质对所有的人都有意义，毫无疑问，这个例子也含有违人心愿的复杂性。但幸运的是还没有复杂到我们无法弄清楚的地步。

一个穷人在其贫困潦倒时，向一位富有的熟人借了25弗罗林，并有声有色地讲一遍他的窘迫困境。就在同一天，债主便在一家餐馆里遇见了他，在他面前放着一盘鲑鱼炒蛋黄。债主不无怨气地责怪他：“怎么？你向我借了钱，然后便自己来吃鲑鱼炒蛋黄了？你就是这样用我的钱的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借钱人反唇相讥道：“没钱时，我无法吃上鲑鱼炒蛋黄，有了钱，我又不应该享用它，那么，如此说来，我什么时候才能吃鲑鱼炒蛋黄呢？”在此，人们将不再能找到更多双重含义的痕迹了。甚至连“鲑鱼炒蛋黄”反复使用也不是该诙谐的技巧所在，因为这算不上是同一材料的多重使用，而是这个趣闻轶事的主题所需的同一材料的单一重复。对这一分析，我们或许会一度感到迷惑不解，有点狼狈，甚至会拒绝承认这个趣闻轶事具有诙谐的特征——尽管它使我们发笑。

那么，在这个穷人的回答中还有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可供评论吗？很显然，其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的逻辑性。但就事实而言，这个回答是不合逻辑的，也是不合理的。借钱人竭力为自己用借来的钱吃美味佳肴而辩解，同时还装模作样地反问，他何时才可以吃上鲑鱼。但这显然是答非所问，债主责备他并非因为他借到钱的那一天便吃鲑鱼；而是意欲提醒他，就其目前的窘迫而言，他根本就没有权利去享受这种奢侈品。这位俏皮的穷美食家无视责备中这个唯一可能的意思，而是答非所问，仿佛他误解了这种责备似的。

这个诙谐的技巧是否在于这种回答是对责备之意的偏离呢？如果是这样，一种类似的观点变化和精神重点的转移也许可以从前面的两个例子中看出来，我们发觉它们与这个笑话如出一辙。

看哪！这一建议很容易成功，事实上也揭示了这些例子的技巧问题。苏利埃向海涅指出，19世纪的社会崇拜金犊，这如同住在荒野中的犹太人一样。海涅所应做的适当的答复似乎应当是：“是

的，这就是人的本性，几千年来在这方面毫无改变。”或者诸如此类的表示赞同的话。但是，海涅用自己的方式偏离了向他提出的思想，而且，对此根本没有回答。他借题发挥利用了“金犊”一词可以从旁门左道上去理解的双重含义，抓住了这个短语中的一个词‘犊’，并煞有介事地回答：“噢，他不再是只牛犊了，等等。”[78]好像苏利埃的话所强调的也正是这个词。

洗澡这则诙谐的转换更为明显，这个例子需要进行一番生动的文字描述。

第一个犹太人问：Have you taken a bath？（你洗过澡了吗？）其强调的重点在“bath”（澡）这个词上。

第二个犹太人回答时，仿佛问题为：Have you taken a bath？（你拿了一个澡盆吗？）其重点是“taken”（拿）。

重点的转移只有通过措辞“taken a bath”才成为可能，假如换成“Have you bathed？”（你洗澡了吗？）移置作用便不复存在了。那时不再诙谐的回答可能变成了：“Bathed？What do you mean？I don’t know what it is”（洗澡？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那是什么。）但这个诙谐的技巧在于重音从“bath”转到了“taken”上去了。[79]

让我们再转到“鲑鱼炒蛋黄”的例子上来。因为这是一个最直截了当的转移式诙谐；其中的新东西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了不同的方面。首先，我们必须先给这一例子中所发现的技巧取个名字，我建议将其称为“移置”（displacement），因为其实质在于思想序列的转移，在于心理上的重点转移到了另一个与开始不同的主题上。我们的下一个任务便是揭示移置技巧与诙谐表达方式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例子（鲑鱼炒蛋黄）向我们表明，移置式诙谐（displacement joke）在很大程度上与言语表达无关。它不依赖于语词而依赖于思想序列。只要保留了回答的意义，语词的移置将对去掉此类诙谐无济于事。只有当我们改变了思想序列，并让那位穷美食家直接回答他的诙谐中一直避而不答的责备，还原才有可能发挥作用。还原后的说法可能如此：“我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不管从哪里搞到钱来结账，这无关紧要，现在你该清楚我为什么在借你钱的当天就在此吃鲑鱼炒蛋黄了吧。”这就不再是诙谐了，而只能算作一种挖苦嘲讽了。

将这一诙谐与另一个在意思上与之非常类似的例子比较一下，会给我们不少启示。

一位酒鬼靠在一个小镇上当私人教师聊以糊口。不过他嗜酒的毛病渐渐为人们所熟知，结果大多数学生都离他而去。一位朋友受人之托劝其改过自新：“你看，如果你戒了酒的话，你将获得本镇上最好的老师的称号，所以将酒戒掉吧！”“你认为你是什么？”他恼羞成怒地回答道，“我教书就是为了能喝上酒，我能以戒酒来换取私人教师的职位吗？”

这个诙谐装出一副我们已在“鲑鱼炒蛋黄”里注意到的符合逻辑的样子；但它已不再是一种移置式的诙谐了。此回答一览无余，隐藏在前一个诙谐中的冷嘲热讽在此被公开袒露：“对我来说，喝酒最为重要。”这个诙谐的技巧确实少得可怜，而且不能解释其作用。它仅仅在于对同一材料做了重新安排，或者更确切地讲，在于颠倒了喝酒与教书之间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一旦我的还原不再以其表达方式强调这一因素，诙谐就会消失。比如说：“这是多么愚蠢的建议！对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喝酒，而不是当私人教师。毕竟当私人教师只是使我能得到更多美酒的一种手段而已。”因而，事实上这个诙谐取决于其表达方式。

在洗澡的诙谐中，诙谐对其措辞“Have you taken a bath？”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

若改变这一措辞，诙谐便不复存在。因为在这个例子中技巧是一种更复杂的综合体——双重含义（子类别）[80]和移置作用的结合。问题的措辞包含着双重含义，这个诙谐产生于这样的一个情境中：置原提问者的意思于不顾，而抓住一个与之不同的次要意思不放，因此我们能够找到一种还原，这种还原允许语词的双重含义继续存在，但破坏了诙谐，我们只有通过消除移置作用方能做到这一点。

“Have you taken a bath？”——“What do you think I’ve taken？A bath？What’s that？”（“你洗澡了吗？”——“你认为我拿了什么？一个澡盆吗？那是什么意思？”）但这不再是诙谐了，而是一个恶意或玩笑式的夸张。

在海涅关于“金犊”的诙谐里，双重含义的确起到了完全类似的作用，它使回答能够从暗含的思想序列中转移开去。（这种转移在“鲑鱼炒蛋黄”中没有得到措辞的任何帮助便实现了。）

如果假以还原，苏利埃的话和海涅的回答或许是这样的：“这里的人们仅仅因为他有钱而围在他身边的样子，使我生动地想起崇拜金犊的趣事。”海涅的回答便是：“由于他富有，人们崇拜他还不是最令我惊异的，倒是你没有看到，因为他富有，人们原谅了他的无知。”在这种情况下，双重含义将会继续保存着，而移置式诙谐将被排除。

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准备着会遇到一种反对意见，即认为我们企图把那些具有微妙的差异、实际上属于一个整体的东西割裂开来。难道不是每一个双重含义都为移置——为思想序列从一个意思转移到另一个意思提供了机会？难道我们准备同意“双重含义”和“移置作用”作为两种大相径庭的诙谐技巧的代表，而被供奉起来吗？在双重含义与移置作用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与我们区分不同的诙谐技巧毫不相干。在双重含义中，诙谐除了包含一个能做解释的词之外，并不包含其他。它允许听者去发现从一种思想向另一种思想的转变——一种转变只要曲解一种观点，就可以等同于移置。不过，在移置式诙谐中，诙谐本身包括一系列思想，此间这种移置作用便完成了。在这里，移置作用已成为促使诙谐产生的一分子；

并非是理解这一诙谐必要的一部分。如果对这一区别我们尚不清楚，我们还可以使用还原这个确证我们观点的方法。但是，这一反对意见，有其优点，它提醒我们注意，不能把构成诙谐（诙谐工作）[81]的心理过程与包含在接受（理解的工作）诙谐中的心理过程混为一谈。

我们目前的研究只能围绕着前者展开。[82]

还有别的移置技巧的例子吗？发现它们并非易事，下面的这个诙谐却提供了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而且不具有在我们的范例中过分强调符合逻辑性的特征：

一个贩马商在向一位顾客推荐他的一匹坐骑时说：“如果你买下这匹马，在早上4点骑上它，6点半你就到普雷斯堡了。”——“早上6点半我在普雷斯堡干什么呢？”

移置在这个例子中一览无遗，贩马商说骑上这匹马能尽早到达那座地方小城，只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证明这匹马的实力。这位顾客尽管对此不加怀疑，但对这匹马的实力置之不理，却偏偏离题而捡起下半句话来反问一句，所以这个诙谐的还原较易说明。

另一个例子的困难要更大一些。其技巧是最含糊不清的，不过可以通过双重含义与移置两者的结合来加以解决。这个诙谐描述的是一个犹太婚姻介绍人的含糊其辞，因此，它会成为我们经常关注的一类诙谐中的一个。

介绍人向那位求婚者保证，说那位姑娘的父亲已不在人世了。宣布订婚后，真相大白，姑娘的父亲仍然健在——正在监狱里服刑。求婚人向婚姻介绍人抗议。介绍人回答道：“Well，whatdid I tell you？you surely don’t call that living？”（我告诉了你什么？你把那［坐牢］也叫生活吗？）

此处的双重含义在于“living”这个词。移置作用则在于介绍人避开了这个词的一般含义。

即与“死”相对的意义，却取了“that’s not living”（那不叫生活）中“living”一词的含义，如此一来，尽管这个多重使用在这个特殊情况下并不合适，但他借此而将前面的说法解释成了双重含义。就此而言，这一技巧很像“金犊”诙谐与“洗澡”诙谐的技巧。不过，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由于它的强行介入而扰乱了我们对该技巧的理解。我们可以称它为“性格化”诙谐（charactering joke），它试图用一个实例来说明这位介绍人既厚颜无耻、又巧言善辩的混合性格。我们将会发现，这只是这一诙谐的外壳和假面，其含义，即它的目的却有所不同，我们在后面将尝试着还原这一诙谐。[83]

在领教了这些特难分析的复杂的例子之后，我们将怀着满意的心情，转而分析一个径直明了的移置式诙谐的例子：

一个犹太乞丐乞求一位有钱的男爵，资助他到奥斯坦德旅行一次，他说，大夫向他建议海水浴有助于他恢复健康。“很好，”这位有钱人说，“我将给你一些资助，但你非得去奥斯坦德不可吗？那儿可是所有海水浴胜地中最昂贵的地方。”“男爵先生，”乞丐用责备的口气回答道，“我认为相对于我的健康而言，没有什么更贵的了。”这种观点毫无疑问并没有什么错，但对这一个乞求者而言便有点过头了，这个回答纯粹应是一位一掷千金的富翁的回答。这个乞丐如此作答，似乎他是在为了健康而花他自己的钱，好像钱和健康是这同一个人所关心的事似的。[84]

（七）

让我们再引用一下那个颇有教益的“鲑鱼炒蛋黄”的例子，它也向我们显现了一个假面，在这个假面中显示出一系列惊人的逻辑思想。通过分析这个例子，我们得知这种逻辑被用以掩饰一些错误的推理——即思想序列的移置。如果只借助于对比联系，我们就会想起与之相反的一些诙谐。这些诙谐表现某些无意义或者是愚蠢的迹象。我们非常想搞清楚这类诙谐的技巧所在。

我将从这一组例子中先取最有说服力、同时又是最易懂的一个作为开始，它还是一个有关犹太人的诙谐。

艾特齐格虽适合于在炮兵团当兵，他看上去是一个头脑聪明的小伙子，但很执拗，且对当兵

不感兴趣。一位对他很友好的上司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说：“艾特齐格，你在这里是大材小用了，我建议你自己买一门大炮，自己独立干吧！”

这个令我们捧腹大笑的建议显然是无稽之谈。一个人既买不到大炮，也不可能作为一个军事单位单独作业，可以说是不能经商的。但是我们一时却无法怀疑，这个建议不是一般的胡言乱语，这是诙谐式的胡说，一个极出色的诙谐。那么，这个“胡说”（nonsense）是怎样变成一个诙谐的呢？

无须绞尽脑汁，我们便可从本书序言部分权威们的评论中推断出这一诙谐式胡说暗含的意义，而且正是这个意义才使胡说成为诙谐。上面例子中的意思很容易找到，给那个炮兵艾特齐格提这个荒谬建议的军官只是假装糊涂，以便让艾特齐格清楚自己的举动是何等的愚蠢。

他是在模仿着艾特齐格的样子说：“我将向你提出一个与你一样愚蠢的建议。”他深知艾特齐格的愚蠢所在，同时通过把这种愚蠢当做一个必定会满足艾特齐格奢求的建议的基础，而使艾特齐格能意识到自己的实情：即使艾特齐格已拥有一门大炮，且可以独立地执行军事任务，他的聪明与抱负对他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他何以能得心应手地照料他的这门大炮，并通晓大炮的机械装置，以便和其他拥有大炮的人相抗争呢？

我将暂时放下对手头这个例子的分析，转而举出一个更短小、更简单且不太引人注意的胡说式诙谐的例子，看看与上例相同的胡说中的含义。

“非死不可者最好不要降生到人间。”[85]《飞叶》[86]杂志上的哲学评论还补充说：“不过，10万人当中很难有一个人会有这份儿福气。”

对这一古谚所加的现代式注解显然是一派胡言。并通过表面上的似乎谨小慎微的“scarcely”（几乎不，很少）一词，使之变得更加愚蠢。但这一补充与原话联在一起，毋庸置疑地起到了限制作用，它使我们明察秋毫。事实在于：这一被接受的至理名言并不比一句胡说好到哪里去。

只有没有被生出来的人才根本不会死去。对其而言不是好，更说不上最好，所以，这个诙谐中的废话是以揭露或显示另一种废话，如同炮兵艾特齐格的例子中一样。

我在此还可附带加上第三个例子。从其内容上看，这个例子几乎不需要详细说明，但它有助于描述诙谐中胡说的使用方法，以便于说明另一些胡说。

一个即将远途旅行的人将其女儿托付给朋友，并恳求在他外出时保护好女儿的贞操。几个月后他回来了，却发现女儿怀孕了，当然就对其朋友大加责难。然而朋友似乎无法解释这一不幸。

“唉，”那位父亲最后问道，“她一直睡在什么地方呢？”——“与我儿子住在一间屋里。”

“在我如此恳求你关照她的情况下，你怎么能让她与你儿子同住一间屋呢？”——“毕竟他们之间有个屏风，你女儿的床在一边，我儿子的床则在另一边，屏风就放在他们之间。”——“假如他绕过屏风会怎么样？”——“对，就是那样。”那位朋友若有所思地答道，“可能就是那样发生的。”

且不说这一诙谐的其他特性，我们可轻而易举地对这个笑话进行还原。显然，这句话可以这样讲：“你无权指责我，你怎么会如此愚蠢，以至于将你女儿留在一个她肯定会和一个年轻人朝夕相处的人家里呢？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让一位局外人来保证一个女孩的贞操！”在这里，这位朋友表面上的迂腐正好反映了那位父亲的愚笨。通过还原，我们已经去掉了这个诙谐中所含的愚蠢，同时也去掉了诙谐本身。但“愚蠢”这个因素本身尚保留，因为在被还原到其真意之后，它可以在句子的上下文中找到另一栖身之所。

现在我们可试着还原一下关于大炮的那个诙谐了。那位军官本应该这样说：“艾特齐格，我知道你是一位具有经商头脑的聪明人；但我必须表明，如果你搞不清一个人在部队里不能像在生意场上一样的话，你就太蠢了。生意场上是人人为己，不顾他人，而在部队里，军人的天职便是服从和合作。”

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胡说式诙谐的技巧实际上在于提出某些愚蠢而又荒诞不稽的东西，其意义在于可以揭示和说明另一些愚蠢而荒唐的东西。

诙谐技巧中荒诞的使用总是会有同样的意义吗？下面还有例子能对之做出肯定的答复。

“有一次，当福基翁[87]演讲完受到听众的热烈鼓掌后，他回过头来问他的朋友：‘怎么，我说了一些愚蠢的话吗？’”

这一提问听起来很荒唐，但我们立刻便明白他的意思：“那么，我说了些什么话才使这群笨家伙如此高兴？我应该为这些掌声感到羞愧难当，如果我说的话使得这帮蠢人高兴，我的话本身便不会是聪明合理的。”

然而，其他的例子也告诉我们，荒诞常用于诙谐技巧之中，但目的并不在于揭示另一个胡说。

一位著名的大学教师，习惯于在讲授那门枯燥乏味的专业课程时用一些笑话增添些许趣味。

他年迈之年喜得贵子，许多人前来道喜。“是啊，”他对贺喜者说道，“人类之手如此神奇，竟能完成如此壮举。”这句话似乎特别荒唐且不合时宜。毕竟孩子一般被认为是上帝的恩赐，与人的手工制品极不相同。但很快我们就会听到这句话的弦外之音，且具有猥亵之意。毫无疑问，这位欣喜的父亲是在装疯卖傻，以显示某些事、某些人的愚蠢的。如同权威们所说的那样，这个表面上毫无意义的回答给我们留下了令人吃惊、使人困惑不解的印象。像我们已看到的一样，他们会将诸如此类的诙谐的整个作用都归之于“困惑与启示”之间的更迭变换。我们将在后文对这一诙谐做出判断；眼下我们必须心甘情愿地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诙谐的技巧在于它显示了某些令人困惑而荒谬的东西。

下面的利希腾贝格的一个诙谐在胡说式诙谐中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

“令他感到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在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对一些实际上就属于本体的东西感到惊诧，毫无疑问是愚蠢透顶的事情。它使人们想起了米什莱特严肃而认真地发出的一句感叹[88]，下面是我尽力而回想起的：“大自然把一切安排得多么奇妙啊！

孩子一出世马上会有一位母亲来照料他！”米什莱特的这段话的确蠢到了极端，但利希腾贝格的那段话则妙不可言，它有目的地使用了荒诞手法，背后却另有所指。但那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必须承认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予答复。

（八）

现在我们已经从以上两组例子中发现，诙谐作用的发挥是利用非常规思维的结果——移置与荒诞——作为产生一种诙谐表达方式的技巧方法。那么，人们期望发现其他类型的错误推理也具有类似的作用，这无疑也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我们也能够举出几个这样的例子：

“一位绅士走进一家糕饼店，点了一块蛋糕；但他很快又把蛋糕退了回去，要求换成一杯酒。他喝完了酒，没有付账就想离开，店老板拦住了他。‘你想要什么？’这位顾客问道。

——‘你还没付酒钱呢？’——‘但是我是用那块蛋糕和你换的酒。’——‘蛋糕的钱你也没付呀。’——‘可是我没吃蛋糕呀。’”

这则趣闻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那只是一种错误推理的貌似有理的幌子。其中的错误很明显地在于，这个诡谲的顾客在退回蛋糕和其换酒之间建立起一种并不存在的关系。这个情节事实上可以分成两个过程，这两个过程从卖方考虑是彼此独立的，只有从买方的意图角度考虑，它们才可以相互替代。首先他拿了蛋糕，然后又退了回去，因此他在蛋糕上并不欠什么；然后他拿了酒，于是他就欠了酒钱。我们可以说这位顾客在双重含义上使用了“交换”关系。但是更确切地说，他利用这种双重含义建立了一种现实中根本无效的联系。[89]

借此机会，我们要做一次并非不重要的坦白。我们正致力对实例中的诙谐技巧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应该保证所选的例子都是名副其实的诙谐。然而，在一些例子中，我们很怀疑它们是否应被称为诙谐。在我们的研究能提供一个标准之前，我们尚无标准可用。语言学的使用方法是不可信赖的，其本身的合理性还需要考证。要做出我们的决定，我们只能基于某种“感受”，而不是其他东西。我们可以把这种感受理解为，用我们的判断做出决定时所依据的标准，是用我们的知识所无法把握的。在刚才的例子中我们一定感到怀疑，它是否应该被说成是一个诙谐，或者可能是一个“诡辩的”诙谐，或者只是一段诡辩而已。因为事实上我们尚不知道诙谐的特点到底在何处。

另一方面，下面的例子所表现出的错误推理或许可以说是对上例的一个补充，是一个毋庸置疑的诙谐。这又是一个婚姻介绍人的故事：

“小伙子很挑剔那个姑娘，介绍人护着他所推荐的姑娘而同小伙子争辩。‘我不喜欢我岳母，’小伙子说，‘她是个既刻薄又愚蠢的人。’——‘但是你毕竟不是娶你的岳母，你想要的是她的女儿。’——‘是的，但是她也不年轻了，而且确切地说也并不漂亮。’——‘没关系。如果她既不年轻又不漂亮，她就会对你更加忠诚。’——‘况且她又没多少钱。’——‘谈钱干什么？难道你要和钱结婚吗？毕竟你想要的是一个妻子。’——‘但是她还是个驼背。’——‘不错，可你想要什么？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陷吗？’”

这确实是个问题，一个并不漂亮的姑娘，年纪也不小了，嫁妆很少，又有一位令人讨厌的母亲，而且还有着严重的身体畸形——这些对于订婚来说可不是什么诱人的条件。可是这位婚姻介绍人却能在谈到每一缺点时，都能指出那是可以安然处之的，然后他还能把那个不容辩驳的驼背说成是一个小缺点，而每个人都应该允许有一点缺陷。他再次打起合乎逻辑的幌子，这个幌子带有一点诡辩的特征而且意欲用来掩饰错误的推理。很显然，这位姑娘有许多缺点——其中有些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一项却不容不考虑：她是不适宜结婚的。这位介绍人表现得好像每一个分离的缺点都可以通过他的托词除掉，而实际上每一个缺点都会造成对这位姑娘的一定程度的贬低，这种贬低的效果会累加到下一项缺点上。介绍人则坚持孤立地看待每一项缺点，而拒绝把它们整个地加在一起。

同样的忽略也是引起人们很多笑谈的另一类诡辩的核心，但它是否应被称为诙谐还值得怀疑。

“A从B那里借了一把铜壶。可是当A归还了铜壶之后，却受到了B的起诉，因为现在那个铜壶上有一个大洞，已经不能再用了，A的辩辞是：‘首先，我从没有向B借过那个壶；第二，当我从他那里拿到壶时，那个壶上已经有了一个洞；第三，我把壶完好无损地还给了他。’”每一条辩辞本身看起来都是无懈可击的，可是放到一起来看，它们就是相互排斥的。就像那个婚姻介绍人创造性地处理那位姑娘的缺点一样，A把那个本应该被看成是有联系的整体的东西孤立起来。

我们也可能会说：“A在只能用‘或……或……’的地方用了一个‘和’。”[90]

在下面这个婚姻介绍人的故事里，我们发现了另一种诡辩：

“要做新郎的小伙子抱怨新娘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一瘸一拐的。介绍人反对说：‘你错了，假定你娶了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你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会日复一日地担心，难保她不会跌跤，摔断一条腿而成为终生残疾。然后再想想那种痛苦、焦虑和医生的账单！但是如果你娶了这位姑娘，这些事儿就不会发生了，因为你得到了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faitac compli）。”

这个例子中的逻辑表现很无力，没人宁愿接受一个“既成的不幸”，而这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可能。这一系列思想中的错误在下一个例子中可能更容易说明——这个例子中的方言我还不能完全克服：

“在克拉科夫的寺庙里，大拉比N正和他的信徒坐在一起祈祷。突然，他发出一声大叫，信徒们匆忙询问出了什么事，他声称：‘就在刚才，大拉比L死于利沃夫。’于是，教区便为死者举行了哀悼仪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人们打听从利沃夫来的人：拉比L是怎样死的，他得了什么病？可那些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离开拉比L时，他还健健康康。最后，确凿的事实证明，当拉比N通过心灵感应感觉到利沃夫的拉比L去世时，他并没有死，而且依然健在。一个陌生人趁机抓住这件事来嘲笑克拉科夫拉比的一个信徒道：‘当你们的拉比看到拉比L死在利沃夫时，他可出了一个大丑。因为那个人至今还活着。’‘那没关系，’这位信徒答道，‘不管怎么说，能够从克拉科夫一眼看到（Kück）[91]利沃夫毕竟是很了不起的。’”

上面两个例子中的错误推理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明显。与现实相比，幻想的价值被过分地提高了，使得一种可能性变得几乎和一个真实的事件相等同了。越过隔开克拉科夫和利沃夫的那一大片区域远眺，如果他真正发现了什么，那无疑是一项心灵感应的重大成就。可是这位信徒并不对此感兴趣。利沃夫的拉比有可能在克拉科夫的拉比宣布他的死亡时真的死了。但这位信徒却把强调的重点从令他的老师值得敬佩的条件上，转移到了对老师的无条件的敬佩上。“In magnisrebus voluisse sat est”[92]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像在这个例子中一样，出于对可能的情况的偏爱而忽视了现实。在前一个例子中也是如此，婚姻介绍人向未来的新郎建议：由于意外而使新娘成为瘸子的可能性应该被看做是比新娘是否真瘸更重要的事情。

另一组有趣的诙谐与这种错误推理的“诡辩的”部分相类似，其中的错误推理被称为“自动的”。也许是出于某种巧合，我将要提出的这一组新的事例又都是婚姻介绍人的故事：

“一个婚姻介绍人带着一个助手去推荐一位被介绍的新娘，并让他证实自己所说的话。‘她像松树一样挺拔，’婚姻介绍人说。——‘宛若青松，’附和者重复道。‘她有令人倾倒的眼睛，’——‘双眸美妙，’附和者进一步证实。‘她受的教育比任何人都好。’——‘多么有教养！’‘不过，有一点是真的，’介绍人承认，‘她的背稍微有点驼，——‘好大的驼背！’附和者又进一步证实。”其他几个故事与此相似，但更有意思。

“当把新娘介绍给新郎时，新郎感到很诧异而且非常不满意，他把介绍人拉到一边，低声地抗议：‘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呢？’他责备道，‘她又丑又老，还是个斜视，牙齿龌龊，并且又烂眼睛……’——‘你不必放低声音，’介绍人插嘴道，‘她还很聋。’”

“新郎在介绍人的陪同下第一次去未来的新娘家拜访。当他们正在客厅里等候女方的家人出来时，介绍人注意到，在装有玻璃门的柜橱里陈列着一套精致的银盘。‘喂，看那个！从这些东西上就能看出这家是多么富有。’——‘可是，’小伙子疑心重重地问道，‘难道不可能是他们为了今天这种场合而借来的吗？这样是为了给人留下富有的印象。’——‘这种想法多荒唐呀！’介绍人反驳道，‘你认为谁肯借什么东西给这家人吗？’”

在这三个例子中，出现了同一种情况。一个连续好几次以同样的方式做出反应的人，在下一个并不恰当的地方也重复了这种表达方式，而且这样会使他自己的意思成为泡影。由于屈服于那个自动的习惯行为，他忘记了根据形势的需要来调整自己。因此，在第一个故事里，那位助手忘记了带他去的目的是为了使未来的新郎对被推荐的新娘产生好感。在一开始，他很出色地执行了自己的任务，当新娘的每一个优点被提到时，他都重复一遍以强调新娘的优点。可接下来他却继续夸大了新娘羞于承认的驼背，而他本该把这一点说成是极不重要的。第二个故事中的介绍人被新娘的缺点和毛病搞得晕头转向，以致他以自己所知的情况来结束了对那一长串缺点的描述。不过，那肯定不是出于他的本意。最后，在第三个故事中，他迫切地想让那个年轻人相信新娘家很富有，可是他被这种热切的愿望冲昏了头脑，为了使他的证据真实可信，他竟脱口说出了一句令他的所有努力都可能前功尽弃的话。在每个事例中，自动的行为都压倒了思想和表达方式的适当变化。

这些都很容易被看出来；不过，当我们注意到，正像我们不得不把这三个故事称为“诙谐”一样，我们也有同样的理由可以称之为“滑稽”（comic），这样一来就必定会令人困惑了。和任何一种自我揭示及自我暴露一样，揭示心理上的不由自主性也是滑稽的技巧之一。说到这一点，我们突然发现自己面临着诙谐和滑稽的关系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想要回避的问题。［见导言］这些故事或许只是“滑稽的”而不是“诙谐的”吗？这里的滑稽与诙谐是采取同样方式而起作用吗？还有，是什么构成了诙谐的独特特征？

我们必须坚持我们的观点，即我们最后研究的这组诙谐的技巧只不过是提供了“错误推理”。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对它们的考察使我们的费解多于理解。可是我们并没有放弃我们的期望，对诙谐的技巧的更全面的理解会使我们取得相应的结果，这一结果可以作为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出发点。

（九）

下面用来进行研究的有关诙谐的事例都很容易理解。特别是它们所用的技巧能使我们回想起那些已知的东西。

首先，这是利希腾贝格的一个诙谐：

“1月份是我们向我们亲爱的朋友们表示良好祝愿的月份，而其他月份则是这些愿望无法实现的月份。”

由于这些诙谐都表达得长于精巧而短于夸张，达到效果的方式也不是很有说服力，所以我们在开始时多举几个例子以加强其效果：

“人生可以分成两部分。在头半生里，人们期待着后半生早日到来；在后半生里，人们期待着前半生能够回来。”

“经验就在于经历我们不想去经历的事。”（这两个诙谐都出自费舍，1889［第59～60页］）。

这两个例子自然会使我们想起前边已经讨论过的那一组，而且是以“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著称的那些诙谐。特别是最后一个例子会使我们产生疑问，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例子放到那一组中，而是在一种新的联结中来介绍它呢？就像我们前面用到的“忌妒”这个词一样，“经验”再次以自己的措辞加以表达。我不想很认真地对这种分类法提出异议。但是说到另外两个例子（它们具有同样的性质），我认为另一个因素远比同一词语的多重使用更突出、更重要，而在这种同一词语的多重使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对这种双重含义辅以说明。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一旦一些全新的、没有预想到的统一体建立起来，那么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就要通过一个一般性的第三因素来下定义或做参照。我想把这一过程称为“统一化”（unification）。它很显然颇类似于压缩成同一词语的凝缩作用。因此，人生的两半是通过在人们在中间存在的相互关系所表述的：在前半生中我们期望后半生的到来，在后半生中我们期望前半生回来。更确切地说，作者选择了两个极其相似的相互关系来表述人生。由于词语的类似而造成了关系的类似，这确实会使我们想到

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期望……到来”和“期望……回来”。在利希腾贝格的诙谐中，1月份和与其相对照的月份是以与第三因素的（重复的、修正的）关系为标志的；这就是良好的愿望，人们在1月份接受这些愿望，而在其他月份则无法实现。这样与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它与双重含义很近似）的区别就很明显了。[93]

这里有一个无须多加解释的、简单明了的统一性的诙谐：

“法国诗人卢梭写了一首《子孙颂》。伏尔泰（Voltaire）认为这首诗不可能流传到后世，过他眼睛失明的那殷时光的。这种谜语是以高度的统一性为特征的，而这种统一性为谜语增添了特殊的魅力。例如，举一个简单明了的例子，就是第203条字谜（引自米赛斯博士［费希纳笔名］的Rfitselbochleir第4版，扩充版，未注明日期）：

Die beiden ersten finden ihre RuhestätteIm Paar der andern，und das Ganze macht ihr Bette［“我的头两个音节（Toten，死者）在我的后两个音节（Graber，坟墓）那里找到了它们的休息处。而我的整体（Totengraber，掘墓人）为死者（Toten）造床铺。］我们除了知道这两对音节之间的关系外，谜面什么也没有告诉我们，只有靠我们自己去猜；而对于这个词的整体，我们也只是知道了它与第一对音节之间的关系。

下面两个例子都是用同样的关系或稍做修改的第三个成分来表述的：

Die erste Silb’hat Zähn’und Haare.

Die zweite Zähne in den Haaren.

Wer auf den Zähnen nicht hat Haare.

Vom Ganzen kaufe keine Waren.第170条

［第一个音节（Ross，马）既有牙齿又有毛，第二个音节（Kamm，梳子）则在头发中有齿，齿上无毛的人（如，不关心自己利益的人）应该在整体（Rosskamm，马贩子）（那儿买东西。］

Die erste Silbe frisst，

Die andere Silbe isst

Die dritte wird gefressen，

Das Ganze wird gegessen.第168条

［第一个音节狼吞虎咽（Sau，母猪），第二个音节吃（er，他），第三个音节大口大口地吃（Kraut，杂草），整个词（Sauerkraut，泡菜）被吃完了。请注意，在德语中，根据动作的执行者是动物还是人，两个不同但类似的动词都可以表示“吃”。］在施莱尔马赫的一个谜语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最理想的统一性的例子，而且我们不能否认此谜语具有诙谐的特征：

Von der letzten umschlungen.

Schwebt das vollendete Ganzze.

Zu den zwei ersten empor.

［被我最后的音节（strick，绳子）缠绕着，我的整个词（Galgen，流氓）摇摇晃晃地向我的头两个音节（Galgen，绞刑架）的顶端靠近。］

绝大多数的谜语都缺乏统一性。亦即，猜测第一个音节的线索完全不依赖于指明第二或第三个音节的线索，也与分别发现整个词的暗示无关。

就诙谐地说道：‘这首诗到达不了它的目的地。”（费舍，1889，第123页）

上一个例子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这种本质上的统一性构成了可以称之为“机敏妙答”性诙谐的基础。因为机敏妙答在于以攻为守，扭转局势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就是在于在攻击和反击之间建立一种意想不到的统一。例如：

“一个旅店的老板手指头得了脓疮，面包店老板对他说：‘你一定是因为把手指头伸到你的啤酒里去了，才得了这种病。’‘并非如此，’旅店老板说，‘是你的一块面包钻到我的指甲缝里去了。’”（选自于贝霍斯特的《滑稽者三世》，1900，第2页）

“Serenissimus（殿下）[94]在他的国土上到处巡视，他发现人群中有一个酷似他的显赫的要人，他就招呼那个人过来，问道：‘你的母亲过去曾经在我的王宫里干过活儿吗？’——‘没有，阁下，’那个人答道，‘但我父亲曾在那儿干过。’”

“符腾堡的查尔斯公爵在一次遛马的时候，偶然碰到了一个正在干活的染匠。公爵指着他胯下的灰马喊道：‘你能把它染成蓝色的吗？’‘当然可以，阁下，’染匠答道，‘只要它受得了开水煮。’”（费舍，1889，第107页）

在这个绝妙的“也一样”的回答里，一个荒谬的问题碰上了一个同样不可能的条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技巧性因素在起作用，如果这个染匠回答：“不能，阁下，我怕马受不了开水煮。”

那么这个技巧性因素就不存在了。

统一性还有另一个特别有趣的技术手段可供使用，那就是用“和”这个连词把各种事物牵扯到一起。如果以这种方式把事物牵扯起来，也就意味着它们是有联系的：我们常常会情不自禁地这样去理解。比如，海涅在《哈尔茨山游记》中谈到哥廷根市时写道：“一般说来，哥廷根的居民可分为学生、教授、市侩和蠢驴。”我们能准确地感觉到，海涅所强调的是这句话后面应该加上的那一句：“这四种人如出一辙，并无明显区别。”再如，当（同上书）他谈起学校时，他说他不得不忍受“那么多的拉丁语、听装罐头和地理课。”这个事例，由于把“听装罐头”的位置放在两门课程之间而特别显眼，它告诉我们，男生们对听装罐头的明确无误的态度也可以扩展到拉丁语和地理课上去。

在李普斯（1898，第177页）所提供的关于“诙谐的列举”（“并列关系”）的一些例子中，我们发现下面被引用的诗行与海涅的“学生、教授、市侩和蠢驴”非常近似：

“Mit einer Gabel und mit Müh，

Zog ihn die Mutter aus der Brüh”

［用一把叉子和好大的劲儿，

他妈妈把他从炖肉边拉开。］

（李普斯评论说）这里是Müh（麻烦，费劲儿）好像被看成了和叉子一样的工具。然而，虽然我们觉得这些诗行很滑稽，但却远远看不上是诙谐，而海涅的列举则无疑是一种诙谐。当我们再回避滑稽与诙谐的关系问题时，我们或许以后还会回想起这些例子。

（十）

在公爵与染匠的例子中我们观察到，如果染匠回答：“不能，我怕那匹马受不了开水煮。”那它仍旧是一个运用统一性的诙谐。可染匠的回答是：“当然可以，阁下，只要它受得了开水煮。”

用“当然可以”取代了那个很恰当的“不能”，这样就构成了一种新的诙谐技巧方法。在某些其他例子中，我们将继续研究其使用问题。

下述的诙谐比较简单，它与我们刚才提到的例子（同样由费舍引述，1889，第107～108页）极为类似：

“腓特烈大帝听说西里西亚有一位以与鬼魂打交道而闻名遐迩的传教士。他便派人把这个传教士请来，刚一见面他就问：‘你能用魔法招魂吗？’传教士答道：‘奉陛下之命，但它们不来。’”

很显然，该诙谐使用的方法只不过是用反义词替换了唯一可能的回答“不是”。要完成这种替换，必须把“是”加上“但是”，这样“是”加上“但是”在意义上就等于“不是”。

我们所谓的“对立物的表征”（representation by the opposite）以各种方式为诙谐工作服务。

下面两个例子中的“对立物的表征”可谓完美无缺。

“这个女人在诸多方面与米洛的维纳斯十分相像。和维纳斯一样，她年逾古稀，牙齿脱落，淡黄色的皮肤上也有白色的斑点。”（海涅）

在这个例子中，丑陋的表征被当做与美相似的东西表述出来。的确，这些相似性只能存在于用双重含义的词语所表达的特征或不太重要的细节中。后一特征更适用于我们的第二个例子——利希腾贝格的《大人物》：

“他集所有伟大的特征于一身。他像亚历山大一样斜着头，像恺撒一样，总是不得不戴着假发（toupet）；他能像莱布尼兹一样喝咖啡；而且一旦安坐在扶手椅里，他就会像牛顿一样忘了吃喝，并且也像牛顿一样要别人叫醒；他像约翰逊博士一样戴着假发；同时像塞万提斯一样，裤子的扣子总有一个没扣上。”

冯·福尔克（1897，第271页）从爱尔兰旅行回来时带回来一个格外精湛的对立物表征的案例，其中绝对没有使用任何双重含义的词语。故事发生在一个蜡像展览馆里（好像是图索德夫人的），参观者有老有少，讲解员正挨个儿向他们，讲评：“这就是威灵顿公爵和他的马，”他讲解道。一个年轻姑娘随即问道：“哪一个是威灵顿公爵，哪一个是他的马？”“随你怎么想吧，我可爱的孩子，”讲解员答i道：“只要你付钱，你就可以随便选择。”

将这个爱尔兰诙谐进行还原，它将是这样的：“竟敢把这些蜡像拿出来展览真是无耻至极！

人们根本分不清马和骑马的人！（玩笑似的夸张）但就是这样一个展览，还要人们花钱来参观！”

这个愤慨的感叹通过一桩小事就栩栩如生地表达出来了。一位女性代替所有参观者站出来说话，同时骑士的形象也得到特别强调：他一定是威灵顿公爵，在爱尔兰是如此深受人们爱戴。然而展览馆老板或讲解员却只知道赚公众的钱，而从不给公众以任何回报。这一无耻之处通过反话——即通过他自诩是凭良心办事的生意人，其最大的愿望就是尊重公众通过付钱而获得的权利这句反话予以表征的。由此可见，这一诙谐的技巧并不简单。就此诙谐能使骗子坚持其凭良心办事来看，它就是一个对立物的表征的案例；就此诙谐导致骗子的这一行为是发生在要求骗子说出某些不同的东西的场合——以致他用我们所期待的、亦是生意人的同一性所要求的、类似于生意人的可尊重性话语来回答——它是移置作用的一个案例。此诙谐的技巧存在于这两种方法的联结之中。

该例子与另一组可称之为“夸大性（overstatement）”的诙谐非常接近。在还原这些诙谐时，较为贴切的肯定词“是”被否定词“不”取代了，不过，由于其内容的缘故，这个否定词同样含着一种强烈的肯定意义，反之亦然。否定常常可以取代一个被夸大的肯定。从下面这首莱辛的讽刺短诗里可以看出这种特点。[95]

Die gute Galathee！Man sagt，sie schwärz’ ihr Harr；

Da doch ihr Haar schon schwarz，als sie es kaufte，war［好个加拉蒂！人们认为她总是把头发染成黑色；

其实她的头发买来时就是黑色的。］或许利希腾贝格对哲学的蓄意防御也是如此：

“天堂和世上的东西比你在哲学里所向往的要多得多，”哈姆雷特王子轻蔑地说道。利希腾贝格完全明白这一谴责根本不够严厉，因为它并没有把人们对哲学所表示的所有反对意见都考虑进去。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遗漏的话：“但哲学里还有许多在天堂和世上都找不到的东西。”

他的话弥补了哈姆雷特在谴责哲学时的不足。但与此同时，这种弥补却暗含了对哲学的另一层更强烈的谴责。

更明显的是下面这两个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它们没有任何移置作用的痕迹，不过它们都属于粗俗的诙谐一类。

“两个犹太人在谈论洗澡的问题。其中一个说：‘不管我需要与否我每年都要洗一次澡。’”

很明显，这种表明自己很爱干净的自吹自擂只能说明他不爱干净。

一个犹太人注意到了另一个犹太人的胡须上有饭屑。“我知道你昨天吃什么东西。”——“噢，你说出来让我听听。”——“小扁豆”——“你错了，那是我前天吃的！”

下述例子是一个极精彩的“夸大性”诙谐，我们很容易把它归结到对立物的表征一类。

“国王屈尊参观一个外科诊所，正碰上该诊所的外科教授在切除病人的一条腿。他饶有兴趣地看着手术的各个步骤，同时不时地满意地大声赞许道：‘很好！很好！我亲爱的教授！’手术完毕后，教授走到国王跟前，深施一礼，然后问道：‘陛下的旨意是否是要我把他的另一条腿也切除掉？’”

不管用什么别的词语都不能如此确切地表达出国王赞许时教授的想法。他当时想的是“从国王的赞许看来，他一定认为，我切除这个可怜的家伙的病腿，是受了他这个国王的指示，或者是为了使皇室满意。我做这个手术当然另有原因。”但他并没有这样说，而是走到国王跟前，说：

“我做这个手术只是奉陛下的旨意。您的赞许令我深感荣幸，因此我在恭候您的旨意，把他的另一条健全的腿也截去。”这样，通过说反话，他就成功地说出了自己想说而又一定不能说出口的东西，这种反话其实就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夸张。

正如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对立物的表征是一种人们经常使用而且非常有效的诙谐技巧。

但是我们不应忽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这种技巧并不仅仅与诙谐有关。当马克·安东尼[96]在古罗马广场上做的长篇讲话改变了听众对恺撒葬礼的情绪态度后，他最后大声地再次宣布：

“布鲁特斯[97]是一个品行高洁的人……”这时，他完全知道听众一定会冲着他喊出他的话的真正含义：

“他们是叛徒：好个品行高洁的人！”或者，当Simplicissimus[98]用种种闻所未闻的野蛮和愤世嫉俗来描写一些“善感的人”时，这也是一种对立物的表征。不过，我们并不称此为诙谐，而把它称作“反语”（irony）。概括反语特点的唯一技巧就是对立物的表征。此外，我们也读过和听说过“反语诙谐”。所以，毋庸置疑，仅仅通过对立物的表征这一技巧并不足以说明诙谐的性质。除此之外，还需要某种我们尚未发现的东西。不过，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并不矛盾的事实，即要是去掉了诙谐的这一技巧，诙谐也便随之消失了。目前我们还很难把我们在解释诙谐时所获得的这两个固定的观点结合起来。

（十一）

如果对立物的表征是诙谐的技巧之一，那么我们可以设想诙谐或许可以利用其反面，即通过类似或同类的某个东西来表达。实际上，如果进一步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这是一组新的而且特别广泛的概念诙谐（conceptual jokes）的技巧。[99]如果我们是通过“相关的”或“相联系的”，而不是通过“同类的”东西来表达，我们就能更恰当地说明这一技巧的特性。事实上，我们将用一个事例来研究并说明这后一个特性，作为我们的出发点。

下面是一则美国趣闻[100]：两个心狠手辣的商人，通过一系列的冒险行为挣了一大笔钱。现在他们想挤进上流社会。他们想到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请城里最有名、收费最高，而且其作品也最有名气的画家给他们画张像。当那些昂贵的帆布油画首次在一次盛大的晚会上展出时，两位东道主亲自领着最有影响的鉴赏家兼艺术评论家走到并排挂着他们两个肖像的那面墙前，期望获得这位鉴赏家对他们的好评。这个鉴赏家在两张肖像前审视良久，接着摇了摇头，仿佛那儿有什么他想找却未找到的东西似的，然后他指着两张肖像之间的空隙静静地问道：“可是，救世主在哪儿呢？”（比如，“我怎么没有看见救世主的肖像。”）

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它也表述了某种不能直接表达的意思。这种“间接表征”（indirectrepresentation）是怎样产生的呢？通过一系列极易证实的联想和推断，让我们返回去从诙谐的表征着手分析吧。

从“救世主在哪儿？救世主的肖像在哪儿？”这些问题中，我们可以推测出，看见这两幅肖像使说话人想起了一种与此类似、为他所熟悉的排列方式。不过，这种排列方式却包括一个这里所漏掉的成分一其他两幅的肖像之间救世主的肖像。而这种情况只能有一个：就是救世主的肖像挂在这两个窃贼之间。这个诙谐不仅强调了这个缺掉的成分，而且也强调了悬挂在救世主左右两侧的两张肖像，尽管该诙谐没有直接提及。所以，我们可以说，挂在墙上的两张肖像只能说明他们都是贼。评论家想说却不能说的话，“你们是一对无赖，”或者更确切地说：“对于你们的肖像，我关心什么呢？我只知道你们是一对无赖！”当然他不能这么说，但是经过一番联想和推断，他还是把上面的话说出来了。我们把这种技巧称之为“隐喻”（allusion）。

讲到这里，我们马上就会想起我们在前边碰到过的隐喻——也就是说，它与双重含义有关。

当同一个词表示两个意思时，其中一个意思由于较常使用的缘故，所以我们会立刻想到它。而另一个意思由于比较疏远，使用较少，所以毫不显眼。故我们建议把这种情况称为“带有隐喻的双重含义”（double meaning with an allusion）。在迄今为止考察过的所有事例中，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技巧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意识到，“隐喻”就是其中的一个复杂因素。［参阅，比如：关于那个由于已经放松，所以能够赚很多钱的妻子的逆向诙谐（inversion joke）；或者关于那个教授用人类之手如此神奇，竟能完成如此壮举的话来答谢人们祝贺他老年得子的荒诞诙谐（nonsensical joke）。］上面那则美国轶事就是一个不带双重含义的隐喻。同时我们可以看出，此隐喻的特点被概念联系中与之相联系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可以很容易地猜测出来，这里采用的联系不止一种。为了不致因举例太多而使人迷惑不解，我们将只讨论那些最显著的变化情况，而且只举为数很少的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用于移置作用的联系也许仅仅是语音上的类似，这样，这个亚类就与言语诙谐（verbal jokes）中的双关语相类似。然而，这里的联系却不是两个语词之间语音上的类似，而是句子与句子之间短语与短语之间等方面的类似。

例如，利希腾贝格编了这样一个谚语：“New spas cure well”（新的矿泉水能治好病）；

它使人马上想起了“New brooms sweep clean”（新官上任三把火）这条谚语。这两句话的头一个半词、最后一个词及整个句子结构都完全相同。[101]毫无疑问，这完全是这位风趣的哲学家仿照那条人尽皆知的谚语编造出来的一句话。这样，利希腾贝格的谚语就是对后者的暗示。用这种暗示，哲学家说出了某些不能明说的东西——即除了温泉的那些普遍特点之外，洗这种澡能治病还另有原因，新的矿泉水肯定还有其独特的作用。

利希腾贝格的另一个俏皮话（Scherz）或者妙语（Witz）[102]使用了一个类似技巧的解释：

“A girl scarcely twelve Moden（modes）old”（一个才12个式样大的女孩）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儿像“twelve Morden moons”（12个月亮）。比如说，12个月，这或许最初是由于笔误；或者在诗歌中允许这样表达。但是用式样的不断变换来取代月亮的不断变化，并以此作为计算女性年龄的一种方法，也是讲得通的。

除了“微小变更”以外，这种联系也可能在于相似性方面。因此，这种技巧也跟一种言语技巧相同。虽然这两种诙谐给人的印象几近相同，但假如从诙谐工作的过程方面来考虑，我们就能更好地把它们区分开来。

下面是一个言语诙谐或这种双关语的例子：玛丽·威尔特是一个著名的大歌星，不仅是因为她的嗓音洪亮、音域宽广。她还遭受着人们用从朱尔斯·维恩的著名小说改编的剧本之名所起的绰号的侮辱，而且还因肥胖而成了人们影射的靶子：“Round the Wilt in80Days”[103]（绕着威尔特（世界）走一圈要80天。）

又如，“每一英寸都是一位王后”，它是莎士比亚的名句“每一英寸都是一位国王”的变体。

人们用它来暗指一个有贵族气派、体格大得出奇的女人。如果有人想把这一诙谐归之为“伴随有替代词变更的凝缩”（condensations accompanied by modifications as substitute）人们大概不会有很大的反对意见。（参见“tête-à-bête”［第25页］。）

一位朋友曾说起过一个有宏伟目标，并力求实现其目标的人：“Er hat ein ldeal vor demKopf（他的头的前面总有一个理想。）”俗语是：“Ein Brett vor demKopf haben”（字面意义：“某人的头的前面有一块木板”即“愚蠢的”。）这种变更隐喻了这句俗语，同时为了其自身目的而利用了这句俗语的含义。所以，在这里，这种技巧可称为“变更性凝缩”。

如果把变更限制在字母的变化上，那么，我们就很难把“变更性隐喻”（allusion by means of modification）和“替代性凝缩”（condensation with substitution）区分开来。例如：

“Dich teritis”[104] 对“Diphtritis（有喉）这种灾难的隐喻表明那些二流作家们的著述是另一种公害。

只要稍加变化，否定性词缀就能构成很好的隐喻：

海涅称斯宾诺莎为“my fellow-unbeliever Spinoza”（我的同样不信教的斯宾诺莎）。

“We，by the ungrace of God，day-labourers，serfs，negroes，villeins”（承蒙上帝之恩，我们这些工人、农奴、黑人、佃农……），利希腾贝格就是通过提到这些不幸的人们而开始他的演讲的（他没有提到更多的人）——他们比国王和贵族更有权利以不加变更的形式高呼“承蒙上帝之恩”。

最后，“省略”（omission）中还包含了另一种隐喻，我们可以把它比作没有替代形成的凝缩。实际上，每一个隐喻中都省略了某些东西，即导致该隐喻的一连串思想。它只取决于那个更明显的东西是隐喻措辞中的空白，还是部分地填补了这个空白的代替物。因此，我们只要通过一系列事例，就能从很明显的省略追溯到隐喻本身上去。

在下面的例子里，我们发现了没有代替物的省略。[105]在维也纳有一位风趣而好斗的新闻记者，他言辞犀利，出口伤人，所以多次遭到他的攻击对象对他进行的人身攻击。一次，在谈论他的老对手的一个新的不道德行为时，有人大声说：“如果XX[106]听到了这件事，他又会挨耳光。”

这个诙谐的技巧首先包括在其明显的胡说中的困惑，因为我们根本搞不清一记耳光怎能成为听到某件事的直接结果。如果我们在这个空白处加上下面这些话：“那么，他就会写一篇非常刻薄的文章攻击这个人，……”这样一来，这句话的荒诞就消失殆尽了。这样，通过省略隐喻，加上胡说，就成了该诙谐使用的技巧。

“他如此赞美自己，以致连消毒用的烟熏蜡烛都在涨价。”（海涅）这个空白很容易填补。

在这里，被省略的成分被一个推理替换了，然后这个推理又反过来导致被省略成分：“自我吹嘘惹人嫌。”

我们再讲一个有关犹太人的故事。两个犹太人在一家浴室前邂逅相遇了。

其中一人感叹道：“一年又过去了。”

毫无疑问，这些例子都说明省略是隐喻的一部分。

下述例子包含着明显的省略，它才真正算得上一个名副其实、纯正无瑕的隐喻诙谐。继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艺术家宴会之后，出了一本笑话集，下面这个警句就是该笑话集里一句最杰出的句子：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都会乘出租车。”

一把伞不足以挡雨。“迟早”一语的意思只可能指：“如果下大雨”，同时，出租汽车是一种公共交通工具。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只关心这种类比的表现方式，所以暂且不深究其微，待后再议。

海涅的《卢卡浴场》里有一个十分螫人的真正隐喻，它极其艺术地使用了这种诙谐形式来辩驳普拉腾伯爵[107]。远在读者想到有什么东西在起作用之前，通过对那种变化最多的材料的暗示，就把某个难以直接表达的主题表现出来了，例如赫希·海厄辛斯的绕口令：“You are too stout and I'm too thin；you have a good deal of imagination and I have all the more business sense；I am practicus and you are a diarrheticus；in short you are my complete anti podex”（你太胖，我太瘦；你的想象太丰富，我爱挣钱心眼活；我当医生，你害痢疾；总而言之，你是我的死对头。）——“venus urinia”（维纳斯小便）——“the stout Gudel von Dreckwall” of Hamburg（汉堡的那个矮胖的加戴尔·冯·德雷克沃尔）等等。[108]作家在后面的话里转了个弯，刚开始，他似乎只是想展示一下自己顽皮的个性，但很快暴露出这句话与其辩驳意图的象征关系，同时他的话就完全变成了暗示。最后，[109]对普拉腾的攻击愤然而出，而对伯爵热爱人类的种种暗示（我们早已熟悉）就像鼎沸之水，也从海涅针对其对手的才能及性格所给予的攻击的每一句话中喷射而出。例如：

“即使缪斯不支持他，他也有演讲天才。说得更确切一点，他知道如何诋毁他，因为他对这位天才缺乏仁爱。另外，他对这位年轻人一定是穷追不舍。同时他也知道怎样去抓那些表面形式，不管它们的曲线多么可爱，这些外部形式决不会高贵地说出来。”

“他就像鸵鸟一样，相信如果把头藏进沙子里，只把屁股留在外面，便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而我们的这种尊贵的鸟本来可以把屁股埋在沙子里，而把头露在外面给我们欣赏，这样它就会隐藏得更好些。”

隐喻（allusion）可能是最普遍、最容易使用的诙谐手段，而且是我们常常编织到我们的谈话中的大部分简短诙谐的基础，它们无法从原始土壤中分割开来，也不能独立存在。但是，隐喻再一次使我们想起了在研究诙谐技巧时使我们开始感到迷惑不解的事实。隐喻本身并不构成诙谐；有许多得到完美建构的隐喻并不具备诙谐特性。只有那些具有诙谐特性的隐喻才能称为诙谐。因此，那些我们甚至已经探究了其技巧的诙谐的标准又从我们跟前跑掉了。

我偶尔把隐喻称为“间接表征”（indirect representation）；现在我们也许已经注意到，各种各样的隐喻、对立物的表征以及我们将要提到的其他技巧均可以联合一个单一的一大类。把这类称做“间接表征”，大概更容易为人所理解。这样，“错误推理”、“统一性”、“间接表征”——就成了诙谐的不同类别，我们可以把我们已经熟悉的概念诙谐的那些技巧也归入这些类别之中。

如果继续研究这些材料，我们就会发现间接表征的一些新的子类别，尽管我们能准确地描绘其特征，但可以引证的例子却很少。它是某种很小的或极其微小的东西的表征。[110]（representation by something small or very small）——它常常通过微小的细节来完成充分表达整个特征的任务。倘若我们认为这个细小的东西与要表达的东西有关，同时还认为它就是这东西演变来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组例子纳入“隐喻”一类。比如：

“一个加利西亚的犹太人正乘火车旅行，他已经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解开了大衣的扣子，并且把双脚都放在了座位上，这时一位衣着时髦的绅士走进了包厢，这个犹太人马上规规矩矩地坐好，并尽力摆出一副得体的姿态。这位陌生人把自己手里拿的笔记本翻了几页，嘴里念念有词地推算着，沉思片刻，突然对犹太人说：“请问，我们离犹太赎罪日（Yom Kippur）还有多久？”“哦嗬！”犹太人说，还没答话就把两只脚重新放到座位上去了。

不能否认，这种通过微小事物进行的表征与我们在研究言语诙谐技巧时所发现的最后一种共同因素“节省倾向”有关。

下面的例子与此相似：

“一位大夫被请来给临盆的男爵夫人接生，他说时候还没有到，并建议男爵一起到隔壁去玩一会儿扑克。片刻之后，他们两个人听见男爵夫人惨叫一声：‘啊，上帝啊，疼死我啦！’男爵马上跳了起来，但大夫却示意他坐下来：‘没啥。咱们继续玩吧！’又过了一会儿，那位正在分娩的女人又叫了一声：‘上帝啊，上帝啊，疼死我了啊！’‘你不想进去吗，教授？’男爵问。

‘不，一点儿也不想，时候还没到呢。’大夫回答说。最后，隔壁屋里传来了清晰可辨的哭声：‘呵咦，呵咦，啊咦！’大夫马上扔下手里的牌，大声说道：‘现在时候到了。’”

这个用正分娩的贵夫人连续变化的惨叫编成的有趣笑话，同时说明了两个问题。其一是，疼痛怎样使男爵夫人原始的天性冲破她所受过的层层教育。其二是，怎样依靠一个显然是微不足道的现象恰当地做出一个重要决定的。

（十二）

还有另一种为诙谐所使用的间接表征，这就是“类比”（analogy）。我们这么长时间一直未讨论过这种技巧，因为一研究它就会遇到新的困难，或者说这样做将会暴露出我们在别的情况下已遇到过的一些特别明显的困难。我们已经承认，在一些已经研究过的例子中，我们还不能清楚这个疑虑，即它们是否真正算得上是诙谐［如，第50页和第61页］；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种不肯定性严重地动摇了我们研究的基础。但与其他材料相比，我只在类比诙谐中更强烈或更经常地意识到了这种不肯定性。有一种感觉——在相同情况下，其他许多人或许也有同感——这种感觉常常告诉我，这是一个诙谐，甚至在这种隐藏着的诙谐的基本性质被发现之前，我也能断言它是诙谐。然而，就诙谐类比来说，这种感觉却经常使我陷入困境。如果一开始我就毫不犹豫地宣称类比就是诙谐，片刻之后我就会发现，它给我的乐趣与我经常从诙谐中获得的乐趣有着本质的差别。此外，许多诙谐很少能像一个好的诙谐那样使我们捧腹大笑。这种情况使我不能用平常的方式——即通过把我自己限制在那些最好的和最有效的例子中——来消除疑虑。

很容易举出一些特别优秀、特别有效的类比例子来，但它们根本不能给人留下诙谐的印象。《奥蒂莉厄日记》中的温柔与英国舰队的红线之间的类比就是一个极为出色的类比。这里，我忍不住还要引用同样意义的另一个例子，我对它一直赞美不已，而且关于它的印象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费迪南德·拉萨尔关于它的印象也一直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费迪南德·拉萨尔就是用这个类比结束他的一个著名辩辞（科学与工人）的：“就像我刚才给你们说明的那样，一个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科学与工人’这条箴言的人给人的印象，正如一个专心致志进行科学实验的化学家受到责难时一样。一旦这种干扰消失，对棘手的材料眉头一皱，他又能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继续他的工作与研究。”

在利希腾贝格的作品里，我们可以发现许多贴切而诙谐的类比（1853年的哥廷根版的第2卷）。

我正是从那里选用我们的研究材料的。

“举着真理的火炬从人群中走过而同时又不烧焦别人的胡须，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毋庸置疑，这句话骤然一看似乎是诙谐的；但经过仔细检查，我们就会发现，其诙谐效果并不来自这个类比本身，而是来自一个次要的特征。因为“真理的火炬”这一表达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类比，而是一个长期为人们所使用，已经变成了陈词滥调的类比——如果某一类比有幸在语言学上被广泛应用，便会经常发生这种情况。尽管我们几乎不再去注意“真理的火炬”这句话中的类比，但利希腾贝格却使它突然恢复了它原来的全部力量，因为他对这个类比做了进一步的补充并从中推引出了一个结果。但是，我们早已熟悉了这样一个作为一种诙谐技巧，使一个语义模糊的表达恢复其全部意义的过程。它属于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这一范围。利希腾贝格这句话所产生的诙谐印象很有可能就是由于它对这种诙谐技巧的依赖。

同一种判断无疑也可以说明同一作家的另一个诙谐类比。

“诚然，这个人并不是一盏伟大的灯（licht），但却是一个了不起的烛台（leuchter）……他是一位哲学教授。”

把一个学问高深的人说成是一盏伟大的灯，即一个有才能的人（lumen mumdi）这早已不再是一个有效的类比了，不管它原来是否是一个诙谐。但如果对这个类比稍加变更，并由此建立起第二个新的类比，那么这个类比就会变得新鲜起来，同时也会恢复它的全部力量。第二个类比产生的方法似乎是决定该诙谐的条件，而不是这两个类比本身。这与火炬例子中的诙谐技巧情况大致相同。

下述事例可能因为另一个原因才具有诙谐的特征，但是，我们也必须以类似的方式来判断它。

“我认为评论是一种儿童疾患，新出版的书或多或少都会患这种病。据记载，最健康的书可能死于这种病，而最虚弱的书却往往能够活下来。还有一些书能完全逃脱这种疾病。许多书常常想用序言和献辞这些护身符来预防此疾患，更有甚者，有的书用作家本人的评价来给它作预防注射，但这样做均收效甚微。”

把评论比做一种儿童疾患，首先基于书籍问世后就很容易受到评论这个事实。到目前为止，我仍不敢冒昧地断定这种比较具有诙谐的特征。但如果继续这种比较，就会发现新书后来的命运可以在相同类比的范围内或者通过相关的类比表述出来。这样的继续比较无疑是具有诙谐性质的，但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诙谐风格是靠统一性和一种出乎意料的联系的确定等技巧来实现的。不过，这种统一性的特点并没有因为在这个例子里它是对第一个类比的补充这个事实而发生什么变化。

在另一组类比里，人们总想把无疑具有诙谐特性这种印象归因于另一个本身与该类比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因素。这些类比常常包含着一个特别醒目的并置（juxtaposition），这一并置常常是一种听起来很荒诞的组合，或者这些类比常常被作为类比的结果的某种东西所取代。利希腾贝格的绝大多数例子均属此类。

“很遗憾人们看不见作家们博学的肠子，否则就能发现他们都吃了些什么。”“博学的肠子”是一个使人困惑、荒谬绝伦的表述词语，而正是通过这个类比，它的意思才清晰明了。倘若把这个类比的诙谐印象完全彻底地归因于这个并置的令人困惑的特点，情况将会怎样呢？倘若如此，它将符合我们所熟知的一种诙谐手段——荒谬表征（representation by absurdity）。

利希腾贝格曾运用阅读和有教育意义的资料的吸收与物质营养的摄取之间的同样的类比制造了另一个诙谐：

“他高度评价在家里进行的学习，因此，他完全赞同习得的马厩喂养方式。”

由同一位作家创作的其他类比展示了这些表述词语同样荒谬，或者至少是引人注目的形容词的表述。我们现在开始意识到，这些形容词是这种诙谐的真正手段。

“那是我的道德素质久经风霜的一面，在那一面，我可以忍受一切。”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德背面。除非特别需要，否则他绝不会把这一面暴露出来。同时他总是用体面这条马裤尽可能长久地把这一面掩盖起来。”

“道德背面”（moral backside）——这个引人注目的表述词语的属性就是这个类比的结果。但是，另外，这一类比还用一个真正的文字游戏——“需要”——再加上另一个更不寻常的本身可能就是诙谐的并置（体面的马裤）而得以继续，至于马裤，由于它们是体面的马裤，所以，可以说，马裤本身就是诙谐的。因此，如果整个叙述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诙谐的类比印象，我们也不必感到诧异。我们已经开始注意到，在评价事物时，我们常常倾向于把按理只属于部分的特点扩展到整体上。顺便提一句“体面的马裤”一语会使我们想起海涅的某些与此类似的且同样也令人困惑的诗行：

…Bis mir endlich

endlich alle Knopfe rissen

an der Hose der Geduld.

［…直到最后，每一粒纽扣才最终

从我忍耐的马裤上崩掉了。］[111]

毫无疑问，最后这两个类比都有一种我们在所有好的（也就是说，所有适当的）类比中找不到的特性。我们可能会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有贬低意义”，因为它把一个类属很高的东西，（如，这些例子中的“体面”和“忍耐”）和一个非常具体，类属很低的东西（裤子）相提并论。

我们将在另一种关系中来考虑这个独特性是否与诙谐有关。现在先让我们试着分析另一个例子，其中的贬低特性表现得特别明显。温伯尔·内斯特雷的滑稽剧《他想痛痛快快乐一番》中的小职员，在想象中盘算着，如果有朝一日成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商人时，他将怎样回顾其青春的时光：

“在一次诸如此类的推心置腹的长谈中，坚冰在记忆的仓库前被打得粉碎。”他说，“那时，过去的拱门再次被打开，想象的陈列柜里装满了昔日的商品……”[112]这些当然是抽象事物和非常普遍的具体的东西之间的类比。但该诙谐或全部或部分地取决于这个事实：一个小职员用从他日常活动范围中得到的东西进行类比，而如果把这些抽象概念与他生活中的普通事物联在一起，那就是统一性了。

让我们回到利希腾贝格的类比上来吧。

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动机可以像32种风［二罗经（方位）点］那样按顺序排列，而且它们的名字也可用类似的方法分门别类，如“面包——面包——名声”或者“名声——名声——面包”[113]利希腾贝格的诙谐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对某个恰当、巧妙和机敏的东西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致我们对构成该诙谐的性质的判断常常被引入歧途。假使在一段这样的话里某种诙谐的东西掺合着绝妙的意义，我们很可能受它的欺骗，从而宣称整个叙述是一个很出色的诙谐。而且我敢冒昧地说，这段话中真正具有诙谐性质的东西都是由于我们对“面包——面包——名声”这一奇特组合感到诧异才产生的。因此，就诙谐而言，它是一种“荒谬化表征”。

奇怪的并置或者一个荒诞的形容词可单独作为一种类比的结果而存在。

利希腾贝格曾说过：“a zweischäfrige woman”（一个睡双人床的女人）。“An einschäfrigerchurch-pew”[114]（一个能睡一个人的教堂长椅）。在每层意思的背后，都有一个床的类比；在这两种类比中，除了“困惑”技巧以外，还有“隐喻”这个技巧因素在起作用——一个暗示的是讲道使人瞌睡的效果，而另一个影射的是永不衰竭的性关系这个主题。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发现，如果某一类比显得很诙谐，那这种现象往往是由于它和我们已经熟悉的某一诙谐技巧有关。不过，还有一些别的例子似乎最终能证明类比本身可能就是一个诙谐。

利希腾贝格就是这样来描述某些颂歌的。

“正如雅各布·伯姆[115]的不朽著作是用散文体写成的一样，颂歌是用诗歌体写成的——它们

是一种野餐，在这种野餐里，作者提供语词，读者提供意义。”

“当他进行哲学探讨时，他总是给他的话题洒上一片惬意的月光，这种月光总的说来相当宜人，但不会把任何单个的物体照得一清二楚。”

下面是海涅的一段描写：

“她的脸酷似一张（将原有文字擦去后）重新书写的羊皮纸。在这张纸上，在刚用黑体字书写的神父经文的原稿下面，潜藏着一首被涂掉了一半的古希腊爱情诗。”（《哈尔茨山游记》）

或者让我们来看看《卢卡浴场》（《旅游图》Ⅲ）中这个旨在侮辱人格的冗长类比：

“天主教牧师的举止更像在一家大商行中供职的小职员。教堂这个在教皇领导之下的大商行，在给他一份固定的工作同时也给他一份固定的薪水。他懒洋洋地工作着，恰如那些并不是为自己干活的人一样。他有许多同事，所以能够在别人忙碌时，偷懒而不致被人发觉。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个商行的声誉，同时更关心它的存亡，因为一旦商行破产，他将丢掉他的饭碗。另一方面，新教牧师自己是老板，他经营着自己负责的宗教生意，不像他的天主教商人老兄那样有大宗的批发买卖，而只是零售，而且由于独自经营，所以他无法偷懒。此外，他必须大肆宣扬自己的信条，同时也必须诋毁其竞争者的信条。他是个名副其实的零售商，站在自己的零售店里，对所有大商行，特别是给成千上万簿记员和包装工人发放薪水，而且对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工厂的罗马城里的那个大商行充满忌妒之情。”

和许多其他例子一样，面对这个例子，我们不能再对下面这个事实有任何争议了：一个类比本身就具有诙谐的特征，而且这种诙谐印象没有必要一定得依赖于那些熟悉的诙谐技巧。情况的确如此，但究竟是什么决定了类比的诙谐特征这一问题，我们还一无所知，因为这一特征肯定既不存在于作为一种思想表达形式的类比中，也不存在于做出一种比较的作用中。我们只能把类比归入诙谐技巧所使用的“间接表征”这一类别之中。同时，我们在类比中，而不是在早些时候发现的诙谐方法中所遇到的那个更明显的问题实际上还没有解决。另外，毫无疑问，要确定某些东西诙谐与否的问题何以会在类比中，而不是在其他表达形式中遇到更多困难，肯定还有某种特别的原因。

不过，理解中的这个空白并没有使我们抱怨前边的研究毫无成效。鉴于我们必须准备把这种内在联系归因于诙谐的不同特点，那么期望我们在匆匆地看一眼该问题的其他方面之前，就能充分说明它的某一方面，这就未免有些冒昧了。现在，我们无疑得从另一方面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能够肯定我们的研究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诙谐技巧吗？当然不能这么说。但是通过对一些新材料的继续研究便可以使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工作中的一些最常见、最重要的技巧。无论如何，这种继续研究对心理过程的性质做出判断都是不可缺少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这种判断；但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掌握了这方面的一个重要信息，并可望对这个问题做出进一步解释。已被当做言语诙谐技巧的核心来看待的那个有趣的伴随有替代形成的凝缩过程，指向梦的形成，在这种形成的机制中，同样的心理过程已经被发现了。不过，对概念诙谐技巧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概念诙谐的这些技巧即移置、错误推理、荒诞、间接表征和对立物的表征，也都在梦的工作的技巧中再次出现了。由于移置作用，梦显得离奇古怪，令人费解，这种现象使我们难以承认它是我们的醒觉生活的继续。在梦中运用荒诞和无意义已使它丧失了作为心理产物的尊严，而且也把权威们引入了歧途，使他们认为心理活动的衰变、批评的中断、道德和逻辑都是梦的形成的必要条件。对立物的表征在梦里如此常见，以至于连那些最畅销、但观点完全错误的关于《释梦》的书籍也对它推崇备至。间接表征，即用一个隐喻、用微小的事物或与一个近似于类比的象征来取代梦念，正好是区分梦的表达方式和我们的醒觉生活的表达方式的标志。[116]这种影响广

泛存在于诙谐工作的方法和梦的工作方法之间的一致性绝不是偶然的。因此，详细说明这种一致性并考查其基础便成了我们今后的任务之一《诙谐与梦和潜意识的关系》。

三、诙谐的目的

（一）

在上一章的末尾，当我在写海涅把那位天主教牧师比做一家大商行的雇员，把那位新教牧师比做独自经营的零售商时，我就意识到了一种抑制，这种抑制欲诱使我不做这种类比。我对自己说，在我的读者中，很可能有一些人不但笃信宗教，而且尊崇其政府首脑和助手。这些读者很可能会对这个类比感到愤慨，并因此感情冲动，进而使我们对究竟是类比在自己的描述中就具有了诙谐的外表，还是需要添加其他东西才成为诙谐的这一问题失去了兴趣。运用其他类比，比如上面谈到的那个某哲学遍洒宜人月光的类比，则不必担心它们会对我的某些读者起干扰作用。甚至最虔诚的人也会保持一种心态，在这种心态下他就能对我们的问题做出判断。

通过听者对诙谐所做的不同反应，就很容易推测出诙谐的特点。有时诙谐是为诙谐而诙谐，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有时却的确服务于一种目的，即它是有倾向性的。只有具备一种目的[117]的诙谐，才有可能惹怒那些不想听它的人。

费舍尔把没有倾向性的诙谐称为“抽象性”诙谐。而我更喜欢把它们叫做“单纯性”（innocent）诙谐。

由于我们已根据诙谐技巧所涉及的材料把诙谐分为“言语诙谐”（verbal jokes）和“概念诙谐”（conceptual jokes），现在，我们就有义务来考查刚才提到的那种分类和我们现在提出的这种新的分类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另一方面是抽象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它们之间并没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是两种完全独立的诙谐产物的分类法。也许有些人已经认为单纯的诙谐主要是言语诙谐，而概念诙谐的更为复杂的技巧绝大多数是为明确的目的服务的。然而，有很多单纯性诙谐是通过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而起作用的，恰如单纯性诙谐利用概念诙谐的所有手段一样。就其技巧而论，要证明倾向性诙谐只不过是言语诙谐，这是轻而易举的事。譬如，那些“玩弄”专有名词的诙谐往往带有一种侮辱和伤害性目的，不用说，它们也属于言语诙谐。但是绝大多数单纯性诙谐都是言语诙谐。比如，最近极为流行的互换叠韵，[118]其技巧就是用一种非常独特的变更，通过同一材料的多重运用而表现出来的：

Und weil er Geld in Menge hatte，

lag stets er in der hängematte.

［因为他有很多钱，

所以他总是躺在吊床上。］

我们希望没有人会怀疑，从这些毫不装腔作势的韵律中获得的快乐，正好具有我们认为是诙谐的那种性质。

在我们已熟悉的利希腾贝格的类比中，抽象的抑或单纯的概念诙谐的精彩案例比比皆是。我再补充几例：

“They had sent a small octavo volume to Göttingen，and had got back something that was a quarto in body and soul”

“他们已把一个小小的八开本寄到了哥廷根，并收到了一个从头到脚一点不差的四开本。”

“In order to erect this building properly，it is above all necessary that good foundations shall be laid；and I know of none firmer than if，upon every course of masonry pro，one promptly lays a course contra”

“要建造好这座楼房，人们首先必须打好地基。而且我知道最坚固的方法就是铺好前一层之后立刻铺上后一层。”

“One person procreates a thought，a second carries it to be baptized，a third begets children by it，a fourth visits it on its deathbed and a fifth buries it”（Analogy with unification）

“第一个人产生一种思想，第二个人给它施洗礼，第三个人用它生孩子，第四个人在它临终时去看望它，第五个人埋葬它。”（“统一性”的类比）

“他不仅不相信鬼，而且也不怕鬼。”这个例子中的诙谐完全在于这种荒诞的表征形式。这种表征形式把通常认为不太重要的部分放在比较的位置上，而把以为更重要的成分放在了肯定的位置上。假如剥去这个诙谐的伪装，其含义就是：“用我们的理智来消除我们对鬼的恐惧，要比出现这种恐惧时才去保护自己不受其恐吓容易得多。”不过，这种释义就不再是一个诙谐了，它只不过是一种正确的而且极不为人注意的心理学的发现。莱辛在下述这句众所周知的话里也表达了这种发现：

“并非所有嘲笑其枷锁的人都是自由的。”

我想借此机会来澄清一个可能导致某种误解的问题。因为“单纯的”抑或“抽象的”诙谐非但不是说它们的“浅薄的”或者“空洞乏味的”，相反，恰恰说明它和待会儿将要讨论的“倾向性”诙谐刚好相反。就像前面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一个单纯性诙谐——即一个没有倾向性的诙谐——也可能有很丰富的内容，同时它也可能插入某些有价值的东西。但诙谐的意旨与诙谐无关。在此，它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安排用诙谐表达了思想。无疑，正如钟表制造商竭力搜罗极有价值的样品一样，诙谐中也常发生这种情况：诙谐方法中的最杰出成就被用来作为反映最根本意旨的思想的外表。

倘若我们现在严格地将概念诙谐的思想意旨与外表区分开来，我们就会发现，它们中到底哪一个可能会阐明我们在诙谐判断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因为它令人惊异地证明了，诙谐的乐趣取决于这一诙谐的内容及其作用的组合印象，同时它还说明我们很可能会受这两个因素之一的欺骗，从而对另一个因素一无所知。只有对该诙谐进行还原，才能使我们了解这个错误的判断。

另外，对言语诙谐来说，情况也是一样。当我们听到“经验就在于经历我们不想经历的事”时，我们常常感到迷茫，并且认为我们已掌握了一条新的真理。片刻之后，我们才会认识到这个伪装下面的陈词滥调：“受伤使人明智。”（逆境是智慧之母，［费舍，1889，第59页］）这个极为贴切的说法仅仅使用了“经验”一词来给“经历”下定义的诙谐把我们欺骗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过高地估计了这个句子的实质。还有利希腾贝格关于“一月份”的统一性的诙谐，它只不过表达了某个我们早已熟知了的事实而已——即和别的祝愿一样，新年的祝愿极少实现。

在许多类似的例子中，情况莫不如此。

我们发现别的诙谐的情况却与此相反，在这些诙谐中，正是思想上的那些恰当而正确的东西吸引着我们，因而我们把谚语俗话都叫做精彩的诙谐——但在这些诙谐中，其思想才是最卓越的，而其作用则常常是软弱无力的。正是在利希腾贝格的诙谐中，思想内容往往要比诙谐的外表更有价值，但极不公正的是，我们却常常重视后者，而忽视前者。所以，关于“真理的火炬”这个评论很难说就是一个诙谐类比。不过，由于它如此恰当，以至于我们倾向于坚持说，这个句子是一个极好的诙谐。

利希腾贝格的诙谐首先是因其思想内容及它们确定无疑地击中要害而著称的。歌德说这位作家诙谐而俏皮的思想里肯定隐匿着许多问题。他的这种说法非常正确；也许这样说可能更正确一点：

它们触及了这些问题的答案。比如，他曾以开玩笑的方式说，他通读了《荷马史诗》，以至于他总是把德语单词“angenommen”（假定的）读成“Agamemnon”（阿伽门农）——这句话中所用的技巧是“荒诞”加上“语音的类似性”——这样，利希腾贝格发现的只不过是误读的秘密。[119]

下面这个技巧可能令我们大为不满的诙谐也具有类似的性质：“令他惊诧不已的是，为什么会有两个洞正好开在猫的双眼所在的那两片皮毛里。”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愚蠢只是表面上的，实际上，这句简单的话里隐藏着动物结构中的一个重大的目的论问题。眼皮裂缝恰好开在显示角膜的地方，这一现象决不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除非进化论能给我们阐释这种偶合现象。

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事实，即一句诙谐的话常常给我们留下一个整体印象，而单凭这种印象我们是无法把思想内容所起的作用和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区分开来的，或许以后我们会发现一个更加重要且与此类似的现象［参见第135页］。

（二）

从理论上来阐释诙谐的性质，单纯性诙谐对我们来说肯定要比倾向性诙谐有价值得多。浅显诙谐比深奥诙谐也更有价值。单纯的和浅显的诙谐可能会以最纯正的形式向我们提出诙谐问题，因为有了这些诙谐，我们不仅能避免自己被其目的弄糊涂，而且也能避免其合理的含义把我们的判断引入歧途。通过使用这种材料，我们的发现就能得到新的发展。

我来挑选一个可能是言语诙谐中最单纯的例子：

“一个女孩正在梳妆打扮，这时有人向她禀报来访者已到，她抱怨道：‘当一个人在anziehend[120]时却不能让别人看到，真是太遗憾了！’（克勒保罗，1890）”然而，对于我是否有权把这个诙谐称为无倾向性诙谐（nontendentious jokes），我仍不能肯定。我再选一个十分简单而且也不致遭到反对的事例。

我曾应邀出席一次宴会。宴会结束时，端上来一种名叫“Roulard”[121]的甜点心。制作这种点心，厨师必须有高超的技巧；故一位客人问道：“它是自制的吗？”“呵，是的，”主人答道，它是“home-roulard”[122]［“自制的肉卷”，亦是“地方自治”（homerule）的谐音］。

这一次我们将不去研究该诙谐的技巧；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上。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即兴编出来的笑话使所有在场的人都很开心，而且也使我们大笑不止。和其他不胜枚举的例子一样，在这一例子中，听者的快乐感不可能从诙谐的目的或者思想内容中产生；因此，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快乐感与诙谐的技巧联系起来。我们早些时候已描述过的那些诙谐技巧方法——诸如凝缩、移置、间接表征等等——都有一种使听者产生快乐感的能力，尽管现在我们无法看出它们是怎样获得这种能力的。通过这个简单的方法，我们就获得了阐明诙谐的第二个论点。第一个论点主张，诙谐的特点取决于其表达方式。假如我们仔细考虑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第二个论点实际上什么新东西也没告诉我们。它仅仅分离出一个我们前面早就注意到的事实。我们还会记得，在还原诙谐时（亦即，用另一表达方式来取代该诙谐的表达方式，同时谨慎地保留其原意），我们不仅会使它们失去其诙谐特性，而且也会使其丧失使我们大笑的能力，即丧失带给我们快乐的能力。

现在，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论点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我们的哲学权威们的看法。

那些认为诙谐是喜剧的一部分，并且把喜剧放在美学领域里进行探讨的哲学家们，常常通过下述条件来界定一个美学观点：我们并不试图从这些对象中得到什么或者用它们来达到某种目的，我们也不需要这些对象来满足我们的主要的生命需求，但只要这些对象能引起我们的深思，只要该观点本身有乐趣，我们就心满意足了。“这种乐趣，这种思维模式是纯美学性的。它完全依赖于它自己，其目的也只是它自身而已，而且它也不能实现生活中的其他目的。”（费舍，1889，第20页）［参阅前面第10页以下］其实，我们根本不想反驳费舍的这种观点。也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把他的思想转换成我们的表达方式——不过，我们仍坚持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把诙谐活动说成是无所指或无目的的，因为它有在听者身上引起快乐这毋庸置疑的目的。我怀疑我们是否能够毫无目的地干任何事情。倘若此刻我们并不需要我们的心理结构来达到某种我们必需的满足，我们就会准许它为快乐服务，同时我们也会想方设法从其本身的活动中获取快乐。我认为，这正是影响所有审美思维的一个普遍条件。

然而，由于我对美学所知甚少，所以我无法详细说明这种理论。不过，至于诙谐，基于前面所注意到的两个事实，我可以断言，无论它是否有思想，都是一种旨在从心理过程中获得快乐的活动。毋庸置疑，还有其他的活动也具有同样的目的。只不过它们或许在从心理活动领域中设法得到快乐这个方面互不相同。抑或它们在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采用的方法上各有不同。虽然我们暂时还无法明确这一点；但我们仍坚持认为，我们已把部分地受节省倾向控制的诙谐技巧和快乐的产生联系起来了。

但是，在我们试图解开诙谐工作的技巧方法是怎样在听者身上产生快乐这个谜之前，我们得先回忆一下这个事实，即为了更简单明了的缘故，我们一直都把倾向性诙谐完全置于一边了。不过，我们还是得把诙谐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以及诙谐是如何为其目的服务的这个问题解释清楚。

首先，经过观察，我们已得知，在研究诙谐乐趣的起源时，我们再也不能把倾向性诙谐束之高阁了。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效果通常是温和型的；一般地说它在听者身上所取得的全部效果，也只是一种明显的满足感和一阵淡淡的笑声。从几个适当的例子中，我们就已看出，这种效果的一部分可能是由诙谐的思想内容而引起的。倾向性诙谐常常能使人忍俊不禁，而无倾向性的诙谐却很难做到这一点。[123]由于这两种诙谐的技巧可能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怀疑：由于其目的的缘故，倾向性诙谐必须有快乐的根源供其使用，而单纯性诙谐则得不到这种根源。

现在来评述诙谐的目的就是轻而易举的了。假如诙谐本身不是一种目的一也就是说，如果它不是单纯性诙谐，那么，它就仅仅为两种本身可以归纳为一类的目的服务。它要么是（服务于攻击、讽刺或者防御的）敌意诙谐（hostile joke），要么是（服务于显示性欲的）淫秽诙谐（obscence joke）。不过，我们必须事先重申一下，诙谐的技巧种类一不论它是言语诙谐，还是概念诙谐——都与这两种目的无关。

与此相比，要说明诙谐是如何为这两种目的服务这个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这项研究中，我想首先论述裸露诙谐（exposing jokes）而不是敌意诙谐。的确，极少有人认为裸露诙谐值得研究，仿佛人们对裸露诙谐本身的反感情绪已经转移到了对其进行讨论这方面来了。但我们决不允许自己因此而张皇失措，因为我们很快就会接触到一个边缘诙谐的例子，它有可能帮助我们澄清一些疑难问题。

我们都知道“猥亵语”（smut）的意思是什么，它就是通过言语有意识地突出性事实和性关系。然而，这个定义和别的定义一样也并不令人满意。尽管有了这个定义后，一次关于性器官解剖学或生殖生理学（physiology of procreation）的演讲就根本无须与猥亵语联系起来了。

但我们必须注意一个更有关的事实，即猥亵语常常是针对这样一个人的，他对别人有性刺激，听了这些猥亵语后，人们预料，他就能意识到说话人的性兴奋，与此同时，自己也产生了性兴奋。

另一个听到淫言秽语的人也许不会产生性兴奋，其反应可能是羞涩抑或难堪。这种现象只不过是反对这种兴奋的一种反应，也是对这种刺激的一种间接承诺。其实，猥亵语起初是针对女性的，类似于试图勾引。倘若男人们中有一个喜欢说或听淫语，这种由于社会抑制而不能实现的原始环境就自然而然形成了。听了猥亵语就发笑的人，其笑声仿佛表明他就是性攻击活动的旁观者。组成猥亵语内容的性题材不仅包含了男女各自特有的东西，而且也包括了男女两性所共有的东西，它还和引起羞涩的一切事物有联系一就是说，它甚至还包括整个排泄领域。然而，这是与厕所想象有关的儿童时代的性领域。故可以说，在这种想象中，性欲的东西与排泄的东西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毫无差别。[124]在神经症心理学（psychology of neuroses）的整个领域内，性欲仍把排泄包括在内。从老年人和婴儿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

淫语就像是它所针对的那个异性的裸露状态。通过说出那些猥亵话，被攻击者被迫想象出这些话中所谈到的那部分肉体或性行为的某个程序，并向她表明，攻击者本人也在想象着同样的事。

毋庸置疑，想亲眼看见所显示出来的性的东西而产生的那种乐趣正是淫语的原始动机。

假如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一些基本事实，将有助于我们澄清一些问题。想看看男女特有的暴露在外的性器官，正是我们力比多的原始成分之一。这种力比多本身可能早已取代了早些时候的某个欲望，并且又恢复了在设想中去接触性器官的那个原始欲望。在这里，像经常发生的一样，这种想看见的欲望已取代了想接触的欲望。[125]我们发现，每个人身上的这种看和触的力比多都以两种形式存在着：主动的和被动的，雄性的和雌性的；并且根据性欲特征所占的优势比例，总有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在少儿身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种自我暴露的癖好。如果这种癖好没有被消灭或压制在萌芽之中，它就会发展成一种裸露癖（exhibitionism），一种在男人们中常见的性变态行为。女人身上被动的裸露癖常常被一种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性羞怯反应掩饰着。尽管如此，我们仍可以从女人们的穿着打扮上看出这种裸露癖的痕迹。至于灵活多变的习俗及环境是如何允许女人们仍旧保留着那一点裸露癖这个问题，我只需做点暗示即可。

男人身上的裸露趋向，大多是作为力比多的一部分而继续存在着的，而且它还用来引起性行为。假如这种冲动在第一次与女人接触时就想表现出来，那么它就必须通过说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原因有二：其一，向女人表白自己；其二，通过说话所唤起的那种想象，能够使女性置于一种与自己相对应的兴奋状态中，同时也能唤醒女性身上那种被动的裸露欲。虽然这种求爱语言还不是猥亵的，但却可以发展成为猥亵语。倘若女人很快表示愿意，淫秽语言的寿命就很短暂；

因为它很快就被性行为所取代。相反，如果女人表现的不是这种快速顺从而是防御反应，那就是另当别论了。在这种情况下，引起性兴奋的言语就变成了作为它自身目的的猥亵语。由于受到阻挡的性攻击不能付诸行动，所以它就只能停留在性兴奋的召唤阶段，并从女人身上的性兴奋表示中获得快感。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这种攻击性和别的任何受到阻碍的性冲动一样无疑都在改变着自己的特性。它变得明显地带有敌意和残酷，同时竭尽全力用性本能的那些施虐狂（sadism）成分来反对这种障碍。

因此，女人的不顺从就构成了猥亵语发展的第一个条件。诚然，这种不屈服似乎仅仅意味着稍微延迟，却并不表明进一步的努力会徒劳无益。对女人来说，这种抵抗的理想环境就是同时有另一个男人——一个第三者——在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女人根本就不可能表现出即刻顺从。因此，这个第三者很快就成了猥亵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一开始，女人的存在就是不容忽视的，在乡下人中或在比较简陋的客栈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女招待或女掌柜一出现，猥亵语就源源不断。只有在一个较高级的社会场合，才会出现正好相反的情况，在这种场合，女人一出现，男人们的猥亵谈话就会戛然而止。而他们则往往保留那种他们认为会使女人脸红的谈话，直到他们“孤居独处”时为止。所以，旁观者，亦即现在的听者就渐渐取代了作为猥亵对象的女人的位置。而且由于这个变化，我们很快就可以猜测出诙谐的特征了。

从这个观点起，我们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到两个因素上：第一，第三者，即听者所起的作用。第二，限制猥亵语题材的条件。

一般说来，倾向性诙谐需要三个人在场：除了诙谐的制作者外，还必须有充当敌意或性攻击对象的第二者和使产生快乐这一诙谐目的得以实现的第三者。我们以后会研究这种事态的更深层次的理由的；不过，目前我们必须先定位这样一个事实，即因某一诙谐而发笑并能欣赏其快乐效果的不是该诙谐的创造者，而是那个无所事事的听者。在讲猥亵语的情况下，三人处在相同的关系中。因此，其发展过程可以表述为：一旦第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力比多冲动由于该女人的不顺从受到阻碍，他便立即对这第二个人产生一种敌意态度，同时，他把最初介入的第三者当成他的同盟。通过第一个人的淫言秽语，该女人就被赤裸裸地暴露在第三者面前。而现在作为听者的第三者，由于自己的力比多轻而易举地就得到了满足，而被第一个人收买了。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普通人中这种猥亵交流是如此普遍地流行，并能确定无疑地引起他们快乐的心境。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涉及到如此之多的有倾向性诙谐的特点的复杂程序中，没有任何概括诙谐特征的正式要求是由猥亵本身所构成，赤裸裸的猥亵语的说出既给第一个人带来了快乐，又使第三者开怀大笑。

只有当我们进入一个由受过更好教育的人们组成的社会时，诙谐的正规化条件才会起作用。

也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淫言秽语才会变成诙谐，而且也只有当它具有诙谐的特点时，它才能为社会所容忍。它最常使用的技巧是隐喻——即通过某个微不足道的东西，某个无关的东西来取代，这样就能够使听者在想象中重建一幅完美而直观的淫秽图像。以淫秽语的形式直接提供的东西和它在听者头脑中势必引起的东西之间的差异越大，这个诙谐就越精彩，而且它为上流社会的人们所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除了使用粗俗的抑或优雅的隐喻外，具有诙谐特点的猥亵语也使用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的所有其他方法，这一点极易用事例加以证明。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理解诙谐在为其目的服务时的所作所为了。尽管障碍重重，但诙谐还是有可能让一种本能（无论是淫秽的，还是敌意的）得到满足。它们设法绕过这种障碍，而且以那种方式从该障碍一直无法涉及到的根源中诱导出快乐。这种挡道的障碍不是别的，实际上就是女人所受到的那种更高级的教育及良好的教养。正是这种良好的教育和教养相应地使她无法忍受赤裸裸的性行为。一开始就在想象中出现的女人后来仍被认为就在眼前，或者说她对男人所起的威胁作用的影响甚至在她不在场时依然存在。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有教养的男人是怎样受到一群地位低下的姑娘们的引诱，从而把淫秽诙谐变成了露骨的淫词秽语。

我们常常把那种使女人，同时在较小程度上也使男人很难抑或不可能欣赏赤裸裸的淫秽的那种力量称为“压抑”；同时我们还从这种压抑中认识到同样的心理过程。在严重的病例中，这一心理过程总是使所有的冲动情结（complexes of impulses）及其派生物都远离意识，阻止意识的产生，结果成为我们常说的引起精神神经症的主要因素。我们相信，文明和较高的教育对压抑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而且我们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作为一种遗传天性而发展起来的）心理组织也经历了某种变化，其结果就是，我们曾经觉得令人愉快的东西，现在却变得无法忍受了，而且它还遭到了所有可能的心理力量的拒绝。但是，由于文明的压抑活动的影响，许多原始的乐趣都被稽查作用抛弃了，并且永远丧失了。但对于人的精神来说，要摒弃所有这些乐趣是很难的。所以我们发现，倾向性诙谐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废除摒弃行为、并使我们重新得到那些已经丧失了的乐趣的手段。当我们因一则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时，我们所笑的东西与那些无教养的人听到一个粗俗淫秽的笑话而笑的东西完全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快乐的根源完全一样。

然而，这种粗俗的猥亵语不能使我们发笑，相反，它会使我们感到难堪，抑或令我们作呕。只有在诙谐的帮助下，我们才会发笑。

这样，我们一开始就表示怀疑的东西［第96页］现在似乎已得到了证实：也就是说，与所有的快乐都或多或少地依赖于其技巧的单纯性诙谐相比，有倾向性的诙谐更能通达其他各种快乐根源。我们还可重申，凭直觉，我们根本不可能区分在倾向性诙谐中，哪一部分快乐来自其技巧，哪一部分来自其目的。因此，严格说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126]在所有淫秽诙谐里，我们常常会做出对某些诙谐的“好处”大加赞赏的错误判断，而诙谐的优劣与否则常常取决于正常的决定因素。其实，这些诙谐的技巧通常都很拙劣，但是它们引人发笑的作用却非常巨大。

（三）

现在我们来考查一下诙谐在服务于敌意目的时所起的作用是否与此相同。

一开始，我们在这里就遇到了同样的情况。从我们每个人的童年时代起，如从人类文明的童年时代起，我们对自己同类的敌意冲动就像我们的性冲动一样，一直受到了同样的限制和同样与日俱增的压抑。然而，我们尚未进步到能够爱我们的敌人，或者说尚未进步到右脸挨打后又把左脸伸过去的程度。此外，所有限制主动仇恨的道德规范至今都清楚地说明，它们本来就是为了一个小小的氏族社会而制定的。只要我们仍认为自己是某个族类的成员，那么在与外来民族接触时，我们就会准许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忘掉这些限制。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我们在控制敌意冲动方面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利希腾贝格在讲下面这句话时措词极为严厉，他说，“在现在人们说‘请原谅’的场合里，过去人们都要给对方一个耳光。”法律所不容许的野蛮的敌意已为口头谩骂所取代；同时对人类种种冲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更好地了解——通过始终如一地坚持“理解一切，原谅一切”——越来越剥夺了对妨碍我们行为的同伴感到气愤、愤慨的能力。在儿童时代，我们天生就有一种强烈的敌意的遗传气质，但后来高级的个人文明教育我们说骂人是可耻的；甚至在格斗仍然允许的场合里，那些可以用作格斗的种种手段亦明显地受到了限制。既然我们不得不放弃用行动来表达敌意——受到其兴趣旨在保护人安全的冷漠的第三者的阻碍——恰如性攻击案例中的情况一样，我们也发展了一种其目的在于把这个第三者争取过来共同对付我们的敌人的新的谩骂技巧。通过对敌人的蔑视、贬低、鄙视或愚弄，我们借助于第三者，即那位没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极大乐趣的旁观者的捧腹大笑，直接从我们敌人的失败中获得了乐趣。

接下来我们准备弄清楚诙谐在敌意的攻击性中所起的作用。诙谐允许我们使用那些由于重重阻碍我们公开或有意地说出来的东西，而使我们的敌人滑稽可笑。换言之，诙谐会规避种种限制并开放那些变得难以企及的快乐资源。此外，听者由于得到极大的快乐而毫不犹豫地袒护我们。

恰如在其他情况下一样，如果单纯性诙谐迷住了我们的心窍，我们就会过高地估计那句以诙谐形式表达出来的话的要旨。“随我欢心，偏袒其笑”，这个德国成语用在这里是再恰当不过了。

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前一章里N先生的诙谐，其性质全都是侮辱性的。N先生似乎想要大声疾呼：“农业部长本人就是头公牛！”“别跟我提起×××！他虚荣心极强！”“我所读过的文章没有比这位历史学家所写的‘拿破仑在奥地利’更枯燥乏味的了！”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地位很高的人，他不可能以这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看法。所以，他便求助于诙谐，诙谐保证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欣然接受。但假使作者用的是一种非诙谐的方式，那么尽管他讲的是真理，听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接受。那个关于“红头发傻小子”的诙谐是极有启发意义的诙谐，也许称得上是所有诙谐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诙谐。但该诙谐中到底是什么使我们纵声大笑，并使我们的兴趣从这样做是否会对这位可怜的作者太不公平这个问题上转移开去？当然就是诙谐形式——亦即这个诙谐本身；

但是听了这个诙谐后，我们又为何而笑？毫无疑问，我们是笑那个被介绍给我们的“红头发傻小子”，特别是笑他长着一头红发。诚然，有教养的人早已改掉了取笑他人生理缺陷的毛病，况且他们也并不把长着一头红发看成是可笑的生理缺陷。但是毫无疑问，学校男生及普通人仍这样认为——甚至市政和国会代表中持这种看法的也不乏其人。N先生用最巧妙的方式，使成年人和对生理缺陷很敏感的人都能像男学生一样取笑历史学家X先生的红头发。当然，这并非N先生的本意；但令人怀疑的是，开玩笑的人是否一定要知道他所开玩笑的确切意图。

倘若在这些事例中，诙谐帮助避开了的那个攻击性的障碍是一种内部障碍一种对辱骂的审美抵抗——在其他事例中，这种障碍就有可能是外部障碍。下述事例的情形就是如此。殿下问那个酷似自己的陌生人：“你母亲曾在王宫里干过活儿吗？”他的确得到了一个机敏的回答：“没有，但我父亲在那里干过。”这样回答，被问者肯定会击败这个胆敢用隐喻来卑鄙地暗示他所爱戴的母亲的轻浮发问者。但这个无礼的人是殿下，他不仅不会被击败，甚至也不会感到耻辱，除非某个人想豁出命来进行报复。相反，如果不这样回答，陌生人就只能默默地忍受这种侮辱。但幸运的是，诙谐给他指出了报复这种侮辱而又不危及个人安全的方法，即采用“统一性”这种技巧，把该隐喻反过来用在攻击者身上。此例中的诙谐印象完全是由其目的决定的。所以在这个诙谐的反击的作用下，我们往往会忘记攻击者所提的问题本身就具备了那种使用隐喻技巧的诙谐的特点。

通过外部环境来阻止谩骂或侮辱性的反驳，这种情况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们特别喜欢用倾向性诙谐来攻击抑或批评那些自称为权威的显贵们。因此，诙谐便代表着对这种权威的反叛并逃避其压力的手段。同时，这个因素也具有漫画的魅力：即使它十分蹩脚，我们也会因它而笑，其原因就在于我们认为反叛权威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美德。

假如我们记住了这个事实，即倾向性诙谐非常适合于攻击那些常常有内部抑制和外部环境保护他们不受直接诋毁的头头们及有尊严、有势力的达官显贵们，我们就会形成一种特别的印象，似乎某些类型的诙谐总是把自己的命运和那些社会地位低下、无权无势的人联系在一起。我现在指的就是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其中有几个我们在研究概念诙谐的种种技巧时已经谈过了。

在诸如此类的例子中，比如在下述事例中：“她还很聋呢！”和“谁会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

介绍人就被当做头脑简单和粗心大意的人而备受嘲笑。他们完全变成了喜剧人物，因为正如例子中所表明的那样，事情的真相从他们的嘴里自动地跑了出来。但是，我们所了解到的倾向性诙谐的性质，以及这些故事所带给我们的极大乐趣，与这些诙谐所嘲笑的那些人的悲惨境遇相符合吗？

它们是诙谐的劲敌吗？为了抨击某些更重要的东西，诙谐就把婚姻介绍人摆在一个更显眼的位置，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这难道不是正如谚语所说的，意在赶骡，却把鞭子抽在鞍垫上吗？要想否认这种观点的确是不可能的。

虽然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趣闻轶事的阐释还可以继续下去，但在我看来，继续下去却毫无必要。

只要把这些轶事当做Schwanke［滑稽故事］来看待，我就心满意足了，而且我也就能够否认它们的诙谐特征了。不过，这些诙谐也可能具有这种主观决定因素。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而且以后还要对此加以研究［第五章］。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想当然的东西才是诙谐。我认为是诙谐的东西在别人看来也许只不过是滑稽故事而已。但假使一个诙谐允许这种怀疑，其原因只可能是它有一个幌子（facade），在我们的例子中正好就是那个滑稽的幌子。在这个幌子下，有的人会满足于一瞥，而另一个人则试图明察秋毫。而且，我们还隐约觉得，此幌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研究者眼花缭乱，因此这些故事里肯定还有一些隐秘的东西。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这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轶事全是诙谐的话，那么它们肯定就是比较好的诙谐，因为在幌子的影响下，它们不仅能够隐瞒住自己想说的话；而且还能隐瞒住某些想说而又不准许说的话。但是，对这些轶事的进一步阐释不仅会暴露出那些隐蔽部分，而且还会揭露出这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正是倾向性诙谐，所以，对它们的进一步阐释将如下述：任何由于疏忽而失口说出事实真相的人，事实上都很乐意把自己从这种因假话而造成的思想压力中解脱出来。

这是一种正确而又意义深远的心理学洞见。假如心里不愿意，没有人会允许自己被在这些情况下使真相原形毕露的自动现象所征服。[127]这样一来，婚姻介绍人就从一个滑稽可笑的角色转化成了一个值得同情和怜悯的对象，因为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就把事实的最后一点真相大声讲了出来，所以他最终卸下了那个因说谎话而背上的思想包袱，此刻他该是多么高兴啊！因此，他一旦看到大势已去，即这位未来的新娘不会令这位年轻人满意，他马上高兴地把年轻人不曾注意的这位姑娘的另一个缺点兜售出来。也可以说，为了对聘用他的人表示轻蔑，他就趁机提出一个可以解决这一细节问题的理由：“我问你——谁愿意借东西给这家人呢？”现在，该故事中所有的嘲笑奚落都逆转到该处几乎没有提及的姑娘的父母身上去了。他们认为为了给女儿找个丈夫，这种欺骗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同时它还暗示着那些靠这种手段结婚的姑娘们的不幸处境，也影射着以此方式订婚的一种不光彩的行为。而借介绍人之口来表达这种批评是再恰当不过了，因为他最熟悉这些谩骂；但他又绝对不能把这些谩骂大声说出来，因为他的生活还得靠这些人来维持呢。在产生这些以及与此类似的故事的大众心理（popular mind）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冲突；因为它明白，由于某些撮合婚姻的方法，神圣的姻缘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现在，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在研究诙谐的技巧时所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在诙谐中，胡说常常取代了诙谐背后那种思想上的嘲弄和批评。（在这方面，诙谐工作所起的作用碰巧与梦的工作所起的作用雷同。）而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在这里又一次得到了证实。这里的嘲弄和批评并不是针对那个在前面的例子中充当替罪羊的婚姻介绍人的。它们是通过另一类诙谐来说明的，相反，其中的婚姻介绍人被描述成了一位能言善辩的上层人物，其实，这些嘲弄与批评都是一些打着逻辑幌子而不是滑稽幌子的趣闻轶事——它们是诡辩的概念诙谐。在其中的一个诙谐里，介绍人通过说明新娘的跛足至少是一个“已经过去了的不幸”来搪塞她的缺陷，进而狡辩说，娶另一个两条腿都健康完好的女人将永远处于可能摔断一条腿的危险之中，接踵而来的是疾病、痛苦和医疗费。

如果娶了这个已经跛了脚的女人，就可以避免所有这一切麻烦。在另一个轶事里，介绍人机敏到能用极为合理的证据来反驳求婚者对新娘的全部异议，只有在谈到新娘的最后一个缺点——驼背——这个叫他无法辩驳的缺点时，他才辩解说：“可你还想要什么呢？难道她不能有一点缺点吗？”似乎求婚者早些时候提出的其他异议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要挑出这两个例子中论据的弱点其实并不难，而且我们在研究其技巧时已经这样做了。但现在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倘若介绍人说的话表面上看来似乎同样是很合乎逻辑的，但经过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这种表面上合乎逻辑其实只是一种伪装而已。这时，诙谐中的事实真相就必定会使人判定介绍人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这种思想不敢冒昧地以严肃的口吻宣布介绍人是对的，于是就以诙谐这种外表取而代之。

但是，正如所经常发生的情况一样，俏皮话往往暴露出它的严肃性。如果我们假定，所有表面上合乎逻辑的轶事实际上都指的是它们所主张的东西，即使在这些主张是故意错误地诱导出来的情况下也依然如此，那么，我们就不会出差错了。正是为了隐蔽地表现事实真相而使用诡辩法，才使它获得了诙谐的特征。因此，这种诙谐主要取决于其目的。这两个趣闻轶事想表明的是，当求婚者如此孜孜不倦地搜集新娘的那些转瞬即逝的优点，而同时却忘记了他必须准备娶一个有种种不可避免的缺陷的人做妻子时，实际上他就把自己搞得十分可笑了。而另一方面，那种可以与一个多少有点美中不足的女人凑合结婚的美德——互相爱慕和为了爱情而全然不顾——在整个轶事中根本没有提及。

在这些介绍人都恰如其分地装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的事例中，所表现出来的对求婚者的嘲笑，这一点在别的例子中描述得更为清楚。这些故事越简单，它们所包含的技巧就越少；也可以说，它们只不过是一些边缘诙谐的事例。由于其技巧的缘故，它们除了都构建了一个诙谐的幌子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了。不过，由于它们的目的相同，也由于它们都隐藏在幌子之后，这样它们已产生了诙谐所能产生的全部作用。此外，技巧方法的不足也已清楚地阐明：“如果这些诙谐不想使其作用受到影响，它们就得使用这种与诙谐技巧类似的‘行话’（dialect）这一因素。”

下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它凭借着倾向性诙谐的全部力量，抹掉了那种技巧上的全部痕迹。

婚姻介绍人问：“你对你的新娘有何要求？”——回答是：“她必须漂亮，必须有钱，而且还得有教养。”“好极了，”——介绍人回答说，“但我认为你的要求须由三个介绍人来满足。”

在此，这种斥责不再作为一个诙谐而体现出|来，而是直接指向求婚者的。

迄今为止我们所考虑过的事例中，伪装的攻击一直都是针对着这些人的——在那些关于婚姻介绍人的诙谐里，它所针对的是与安排婚姻有关的所有各方——新郎、新娘及其父母。但诙谐的攻击对象同样可能是机构、能够操纵这些机构、道德或宗教教义以及人生观的人。这些人如此受人尊重，以至于仅有在诙谐的面具及掩藏诙谐真相的条件下才会遭到拒绝。尽管这些倾向性诙谐所表现的主题可能极少，但其形式和外表（envelope）却多种多样。我相信，我们将会很恰当地给这类倾向性诙谐取一个很特别的名字，但只有等到我们分析了几个这种例子之后，我们才能确定取什么名字最为恰当。

我想起了那个吃“鲑鱼炒蛋黄”而又一文不名的美食家［第49页以下］和那个经常喝酒的

教书匠的故事［第52页］。现在，我将继续阐释这些经过研究我们认为是诡辩的移置式诙谐（sophistical displacement jokes）。我们后来才知道，如果这个故事的幌子从表面上看来似乎是合乎逻辑的，这种思想活动就会严肃地宣布“那个人是对的”，可是，由于一个相反的矛盾，这种思想却不敢宣布这一事实，除了在那个极容易证明他是错误的这一点以外。所选择的这个“点”正是在他的正误之间的一种适当的妥协；的确，这种选择不是一种结论，但它与我们身上的冲突相符。这两个趣闻轶事都是谈论吃喝的。它们说：“是的，那个人是对的。人生在世，没有比享乐更重要的了，但一个人怎样享乐，却或多或少地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骤然一听，这种说法极不道德，而且也的确如此。但从本质上来讲，这与主张生活无常和赤裸裸地摒弃道德的诗人们的“及时行乐”并无多大区别。假如我们对“鲑鱼炒蛋黄”这个诙谐中的那个人是对的这种想法感到反感，那也只是因为这种享乐是最低级的，在我们看来，不享受这种乐趣似乎也是过得去的。而事实真相正是通过这种看法才得以说明的。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种时刻，即一方面承认这种生活哲理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斥责我们的道德规范只知道向我们索取却不偿还给我们任何东西。既然我们已不再相信来世的承诺，亦即，不再相信以前所抛弃的东西在来世都将得到满意的报偿——顺便提一下，如果我们把抛弃看做信仰的标志，那也还是会有极少数虔诚的信徒的——所以，“及时行乐”就成了一条严肃的劝诫。我将非常高兴地推迟享受那些使人满意的东西：但我怎能知道我明天是否仍活在这个世上呢？“Di doman’non c’e certezza。”[128]

我非常乐意宣布放弃所有为社会所禁止的满足方式，但我能肯定社会为我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法——即使在延迟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来报偿我的摒弃吗？诙谐窃窃私语说的话可以大声地说出来了：与严厉而又无情的道德一样，人类的希望和愿望有权得到社会的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经用既具说服力又能鼓舞人心的措辞来特别强调，这种道德不过是极少数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立即满足自己愿望的、有钱有势的人制定的、一项自私的规章制度。只要医术还不能保障我们生命的安全，只要社会的种种安排还不能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我们内心反抗道德要求的呼声就永远不可能被镇压下去。每一个诚实的人最终都会承认这一点，至少对他自己来说是如此。关于这一冲突的结论，只有在走过了一段迂回曲折的理解道路之后，才有可能得出。一个人必须把自己的生活与他人的生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必须能够与他人建立起一种亲密关系，这样才能战胜自己生命的短暂；每个人都不能非法地满足自己的要求，而应当使需要得不到满足，因为只有如此多的未满足的需要继续存在，才能产生改变社会秩序的力量。但并非所有个人要求都能够以这种方式得以推迟和转移给他人，所以，还没有一个解决这种冲突的确切方法。现在，我们知道了怎样给我们刚才阐释过的那些诙谐命名了，它们是愤世嫉俗的诙谐（cynical jokes），而且它们所掩饰的也是愤世嫉俗。

在愤世嫉俗的诙谐惯常攻击的种种制度中，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更为重要，或者说没有一种制度比婚姻制度受到了道德法规的更严密的保护，但同时也是婚姻制度最容易受到人们的攻击。因此，绝大多数愤世嫉俗的诙谐都是针对它的。这类诙谐与性自由一样也没有个人要求，而且文明对任何地方施加的压制都没有对性领域所施加的压制严厉。仅举一例就足以说明我们的种种目的——这便是“卡尼沃尔王子集锦簿里［第78页］提到的一个条目”。

“老婆就像一把伞——男人迟早会去乘出租车的。”

我们已经讨论过该例子中的复杂技巧：它是一个令人困惑而且显然是不可能的明喻。不过，我们现在能看出来，它本身并不是一个诙谐；更明确地讲，它是一个隐喻（出租车就是公共交通工具）；由于其强有力的技巧方法，它还是一个增加了晦涩难懂性的省略。此明喻可以这样理解：

男人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自己不受性色的诱惑。但结果是婚姻却不能满足婚后那种更强烈的欲求。这犹如一个人带着一把伞以使自己不淋雨，然而他还是被雨淋湿了。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必须四处寻找更好的保护；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必须乘公共交通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寻找为钱卖身的女人。现在，这个诙谐几乎全部被一种愤世嫉俗取代了。人们不敢大声而又公开地讲婚姻不是打算满足男人性欲的一种安排，除非他是一个酷爱真理、热衷改革的克里斯蒂安·马·厄棱费尔似的人物。[129]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尽管它绕了许多弯子，但还是把这种思想表述出来了。

当蓄意的反抗性批评是针对对象本人时，或更审慎地讲，是针对人们感兴趣的人，即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如，对像自己的民族）时，就会出现一种对倾向性诙谐特别有利的情况。作为一个决定因素的自我批评的产生，可以清楚地说明为什么许多最贴切的诙谐（我们已经列举了许多这样的实例）都生长在犹太人普普通通的生活这块土壤上。它们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故事，而且针对的是犹太人的特点。由非犹太人创造的有关犹太人的诙谐几乎全都是残忍的滑稽故事。在这些故事中，由于外国人把犹太人看成是滑稽对象，从而使诙谐变得毫无必要。由犹太人自己创造的犹太人的诙谐也承认这一点；但他们既知道自己真正的缺点，也知道缺点与他们的良好素质之间的关系，而且正是对象本人批评的那些东西产生了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这种因素通常很难获得）［参见第140页以下］。顺便提一下，我不知道是否还有许多别的民族也这么喜欢拿本民族的特征取乐。

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我还可以选用前面引用过的那个轶事为例。在这个故事里，那位火车上的犹太人一发现走进他的包厢的新来者是自己的同教者时，就马上摒弃了所有得体的行为举止。

我们已经很熟悉，这种轶事证明，某些事情是通过细节进行说明，通过琐碎事情进行表述的。其实，它想要表现那种不承认主仆之分的犹太人的民主思维模式，但不幸的是，这样做的同时也扰乱了戒律和合作。

另一组特别有趣的诙谐描述的是贫富犹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主人公是“Schnorrer［乞丐］”和仁爱的户主或男爵。

一天，一位经常在每个星期天到同一家餐厅做客的乞丐带来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一进门就准备在餐桌旁就座。“这是谁？”主人问道。“他上周就成了我的女婿，”乞丐回答道，“同时我已答应供他一年的伙食。”

这些故事的目的往往是相同的；而在下面这个故事中，目的表现得最清楚：

“乞丐恳求男爵给他一些钱去奥斯坦德；他的医生曾建议他洗海水浴来治病。男爵认为奥斯坦德是一个特别费钱的去处；而换一个便宜一点的地方照样能治他的病。但这个乞丐竟用下面的话拒绝了这个建议：‘男爵先生，为了我的健康，我认为世界上没有太费钱的东西。’这是一个绝妙的移置式诙谐，我们可以把它当做这类诙谐的典范。[130]显然男爵是想省钱，而乞丐对男爵的回敬仿佛男爵的钱就是他自己的钱似的，因而他认为，与自己的健康相比，男爵的钱就是次要的了。这里，我们情不自禁地因这个无理要求而捧腹大笑。但这些诙谐几乎都有一个使人产生误解的假面具，隐藏在其背后的事实真相是，按照犹太人的神圣法令，这个想把男爵的钱当做自己的钱的乞丐，实际上完全有权犯这样的错误。由这个诙谐引起的愤慨理所当然就指向了那个连虔诚的人都觉得难以忍受的法律了。”

另一则轶事是：

“在一个有钱人家的楼梯间，一个正上楼的乞丐遇到了一个同行，后者劝他不要再往前走。‘今天别上去了’，这位同行说，‘男爵今天情绪不好，至多只会给每个人一弗罗林。’——‘我还是要上去，’第一个乞丐回答说，‘为什么我该给他一弗罗林呢？他给了我什么东西吗？’”

这个诙谐运用了荒谬技巧，因为它让这个乞丐声称，正当他准备向男爵索取赠品时，男爵却没有给他任何东西。不过，这种荒谬只是表面上的，这位有钱人什么也没有给他。事实也的确如此，因为法律强制他给乞丐布施，而且严格说来，他应该感谢这个乞丐为他提供了一个行善的机会。可见，普通的中产阶级关于善举的观点和宗教关于它的观点是不一致的；下面这个故事则是公开反对宗教观点的：由于深深地被一乞丐的悲惨遭遇所打动，男爵只好按铃叫仆人：“把他给我撵走了！他把我的心伤透了。”其目的的公开暴露又一次构成了一个边缘的诙谐例子。只有把问题放在单个事例中来考虑，最后的这些故事才不同于已不再是诙谐的抱怨：“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做一个有钱的人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处，别人的痛苦使他不能享受自己的幸福。”

从技巧上来讲，同样属于边缘诙谐例子的其他故事也证明一种极度悲观的愤世嫉俗。比如：

“一个耳朵背的人找医生看病，医生正确地诊断说：病人可能是因为白兰地喝得太多，所以耳朵聋了。他劝病人戒酒，病人答应遵循医嘱。过了一些时候，医生在街上碰到了他并大声询问他的病情。‘谢谢您，’他答道，‘大夫，您不必这样大声讲话了。我已经戒酒了，所以我能听得很清楚。’过了一些时候，他们又碰面了，这次大夫用一般声调询问他的病情，但注意到病人根本就听不清他的话，‘啊！你在讲什么？’——‘在我看来，你似乎又在喝白兰地了，’大夫贴着病人的耳朵大声喊道，‘这就是你的耳朵又聋的原因。’‘算你说对了，’聋子回答道，‘我又喝上了。我告诉你为什么吧，只要我不喝酒，我就能听见。但我听到的没有一件比白兰地好。’”从技术上讲，该诙谐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客观教训：叙述过程中的方言抑或技巧对引起哄堂大笑是不可或缺的。但其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令人悲伤的问题：这个人做出这样的选择难道不对吗？

正是由于这些悲观的故事不言自明地提到了犹太人各种各样毫无希望解脱的痛苦，所以我必须把它们归人倾向性诙谐一类。

其他诙谐同样具有愤世嫉俗性质，但不仅是关于犹太人的趣闻轶事的，这些诙谐攻击宗教的信条，甚至也攻击对上帝的信仰。其技巧在于把幻想与现实相提并论的错误思维（也可以认为是移置）的那个关于“法学博士的心灵感应”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诙谐或批评性的诙谐。该诙谐的矛头不仅指向奇迹创造者，而且也指向相信奇迹这件事本身。据说，海涅在弥留之际讲了一个亵渎上帝的笑话。当一个好心的牧师提醒他上帝会饶恕他的罪孽并给他希望时，海涅答道：“Bien sur qu’il me pardonnera：c’est son métier”（“他当然会饶恕我：那是他的职业。”）这是一个诽谤性的比较（从技术上讲，其价值与隐喻的价值类似），因为职业或行业（m’etier）是工人或医生所从事的一并且他只有一种职业。不过这个诙谐的力量在于其目的，它想说的不是别的，而是：“当然啰，他会饶恕我的，他就是干那一行的，那就是我请他来的唯一原因（正如人们请大夫或律师一样）。”所以，当这位生命垂危的人软弱无力地躺在那里时，他就觉得自己已经创造了上帝，并且赋予了他力量，以便时机一到就可以利用他。只是在他湮灭之前，这个假想出来的人（the created being）才表明自己就是造物主。

（四）

除了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三种倾向性诙谐——裸露的或淫秽的诙谐，攻击的（敌意的）诙谐，愤世嫉俗的（批评性的、亵渎上帝的）诙谐——我想再加上第四种、也是最不常见的一种，其性质可以用一个很好的例子来阐明：

“两个犹太人在加利西亚火车站的一列火车上邂逅了。‘你去哪里？’一个人问。‘去克拉科夫，’另一个人回答。‘你真会说谎啊！’第一位生气地叫道。‘如果你说去克拉科夫，实际上你是想让我相信你是去莱姆堡。不过，我知道你实际上是要去克拉科夫。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呢？’”

上面这个给人一种过于难以捉摸的印象的精彩故事，显然是用荒谬技巧来表达的。第二个犹太人因说谎而受责备，只是因为他说出了自己的真正目的地——克拉科夫。不过，在这个例子中，这种强有力的荒谬技巧方法是与另一种技巧即相反表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按照第一个犹太人的无矛盾的说法，第二个犹太人讲实话时就是在说谎，而且是用谎话来说实话。不过，该诙谐更重要的实质应该在于，究竟是什么决定事实真相这个问题。此外，它还说明了一个问题，同时也在利用我们最普通的概念之一的不肯定性大做文章。倘若我们只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描述它，而不考虑我们的听者怎样去理解我们说的话，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吗？或者说这就是诡辩的真相吗？难道事实真相不就在于把听者考虑进来并如实地向他描绘我们的所见所闻吗？我认为这类诙谐完全不同于那些处于特殊地位的其他诙谐。它们所攻击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我们的知识本身，即我们的理论财富之一的这种肯定性。因此，给这类诙谐取名为“怀疑性”（sceptical）诙谐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五）

在我们讨论各种诙谐的目的过程中，或许我们已经阐明了不少问题，但同时我们也获得了许多进行进一步研究的启示。但本章研究的结果和前一章的研究结果结合起来就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由诙谐产生的快乐一方面取决于其技巧，另一方面又取决于其目的，如果情况属实，那么，诙谐中的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快乐根源，在什么共同的观点下面才能联合起来呢？

第二章综合部分

一、快乐机制与诙谐的心理起因

（一）

我们确信，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所提供的特殊的快乐根源，所以，现在又可以从这种确定的知识开始我们的研究了。我们知道，我们可能会被引入歧途，从而把我们从所说的思想内容中获得的欢乐与从诙谐中诱导出来的乐趣本身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也知晓，快乐本身实际上还具有两种根源——诙谐的技巧和诙谐的目的。然而，我们现在想发现的是快乐是怎样从这些根源中产生出来的，它是怎样从使人快乐的作用这种机制中产生出来的。

我想，我们在倾向性诙谐中比在单纯性诙谐中更容易找到我们想要的解释。因此，我们将从前者人手来进行分析。

在倾向性诙谐中，快乐来自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不可能以其他方式获得满足的目的实际上已经得到了满足。这种满足显然是快乐的一个根源，这点无须进一步加以评说。但诙谐导致这种满足的方式与某些特殊的条件有关，从这些条件里，我们或许能够得到更多的信息。在此必须区分两种情况。比较简单的一种情况是目的的满足受到了诙谐所避开的那种外部的阻碍而不易实现。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情况，譬如，殿下询问那个正与之交谈的人，他母亲是否曾在王宫里干过活时所得到的回答，以及当那两个有钱的无赖让那位评论家看他们的肖像时，评论家的回答：“救世主在哪儿？”就属于这种情况。在前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打算用一个侮辱来回答另一个侮辱；

而在后一个例子里，目的是想用一个侮辱来取代所需要做出的评价。在这两个例子中，目的都受到了纯外部因素——侮辱所针对的那些人的强大地位的阻碍。然而，我们也许觉得奇怪，因为不管这两个诙谐及与之相似的倾向性诙谐如何使我们感到满足，它们却总是不能产生使人大笑的强烈效果。

但是，如果在直接实现这种目的的过程中没有外部障碍而只有内部障碍。也就是说，如果只有内部冲动妨碍着目的，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按我们的猜测，这个条件在N先生的诙谐中，即在那个想痛痛快快大骂一顿的强烈欲望被高度发达的美学文化所抑制的诙谐中似乎得到了满足。

借助于一个诙谐，这个特别情况下的内部抵抗就被克服了，抑制也被解除了。通过这种方法，正如在外部障碍的实例中一样，目的的满足就会成为可能，而且目的的压制及这种压制所引起的“心理积郁”（psychical damming-up）[131]就会得以避免。如果到了那个程度，快乐产生的机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就会完全一样了。

不过，谈到这里，我们感到我们应当更进一步研究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下心理情境之间的差别，因为我们隐约觉得，内部障碍的排除很可能对快乐有巨大的影响。但我建议，在这一点上我们应适可而止，暂时满足于确立对我们来说仍是本质性的东西，外部障碍和内部障碍这两种情况之间的唯一不同在于这样的事实：在后一种情况下（一种业已存在的抑制已被解除，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则避免了一种新的抑制的形成）如果情况属实，当我们断定，在形成并维持精神抑制的过程中需要一种“心理消耗”（psychical expenditure）[132]时，我们就会不假思索，不会过多地依赖于思辨。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使用倾向性诙谐的两种情况都能产生快乐，那么就可以这样设想，这种快乐的产生与所节省的精神消耗相对应。

这样，我们又一次碰到了我们在讨论言语诙谐的技巧时第一次遇到的节省原则（principle of economy）这一问题了。不过，尽管我们在前面例子中碰到节省时，它的意思是使用尽可能少的语词或尽量使用同样的语词，但现在我们对从综合性心理消耗这个要广泛得多的意义上来说的一种节省产生了怀疑。同时，我们认为，如果我们能够更仔细地了解“心理消耗”这个迄今仍很费解的概念，我们就能更透彻地了解诙谐的基本性质。

我们承认，在研究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机制的过程中，仍有一些无法驱散的迷雾。这些迷雾是对我们试图在未阐明比较简单的问题之前就阐明更复杂的问题，或在未阐释单纯性诙谐前就想阐释倾向性诙谐的一种适当惩罚。我们还注意到，抑制或压制消耗的节省（economy in expenditure on inhibition or suppression）似乎是倾向性诙谐的快乐效果的秘密。现在我们转向研究单纯性诙谐的快乐机制。

在分析了那些我们不必担心我们的判断会被其内容和目的所扰乱的单纯性诙谐的一些适当例子之后，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诙谐技巧本身就是快乐的根源；现在我们将尽力去发现，那种快乐是否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在这样的一组诙谐（文字游戏）中，其技巧就是把我们的心理态度集中在语词的语音上，而不是集中在词义上，也就是说，使（听觉的）语词表现（word-presentation）本身来取代由于它与事物表现（thing-presentation）的关系而产生的含义。[133]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样做可以大大减轻心理工作的负担，在严肃地使用语词时，我们只有经过一定的努力才能克制自己不去利用这个方便的程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维活动的变态（pathological states of thought-activity）是如何突出语词的语音，而不是语词的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把心理消耗集中到某一点上的可能性或许会受到限制，而且这类病人在他们的言谈中经常是按照语词表现的“外部”联想（external assciations）而不是“内部”联想（internal associations）进行思维的。我们也注意到，那些仍然习惯于把语词看成事物[134]的儿童往往认为，这些相同或相似的语词背后都有相同的含义——这就是使成年人发笑的许多错误的根源。所以，如果我们在通过使用同样或类似的语词把诙谐从一个概念范围转到另一个无关的概念范围时，能够体验到一种明显的快乐（如在“自制的肉卷”的诙谐中［第94页］从厨房转到政治），我们就可以正确推论出，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这种源于“短路”（short-circuit）所产生的诙谐快乐越大，通过同一语词互相联系在一起的这两组概念就越不相同——它们相距越远，诙谐的技巧方法在思想系列中所产生的节省就越大。我们或许还注意到，在这种情况下，诙谐还使用了一种严肃思维避而不用的把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方法。[135]

诙谐运用的第二组技巧方法——统一性、语音的类似性、多重运用、熟悉词组的变更、引语的暗示——都表现出一种共同的特点，即当我们想找到某些新事物时，总是在那里重新发现一些熟悉的事物。重新发现熟悉的事物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我们仍然不难把这种愉快看成是节省产生的快乐，因此，完全可以把它归结为心理消耗的节省。

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再认”（recongnition）可以产生快乐，这种现象是人们普遍承认的。格罗斯（Groos，1899，第153页）写道：“再认总是和快乐感密切相关的，除非它被搞得太机械化了（如，衣着方面……）。甚至连浮士德在一段毛骨悚然的经历之后重新进入他的书房时，所体验到的那种宁静的舒适感，也伴随着一种再认的快乐（浮士德；第一部分，第三场）……倘若这种再认行为能够常常产生快乐，我们便可以认为，为了这种能力的缘故，人们就会想方设法发挥这种能力——即，在戏剧中去试验此能力。事实上，亚里士多德已把再认中的快乐看做是艺术乐趣的基础。但不容争辩的是，即使这个原理没有亚里士多德所认为的那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也绝对不应忽视。

格罗斯接着讨论了游戏（games），其特点是用在道路上设置障碍的方法来增加再认的乐趣——也就是说，通过产生一种被再认活动抛弃了的“心理积郁”的方法。不过，他的解释企图放弃下述假设，即诸如此类的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因为在研究了这些游戏之后，他把与这些游戏有关的再认乐趣都归因于力量的乐趣，亦即归因于对某一困难的克服上。但我认为，这后一种因素是次要的，并且我还发现没有必要违背这种更简单的观点：再认本身就是令人愉快的——即通过解除心理消耗——而且建立在这种快乐之上的游戏利用了心理积郁的机制，也只是为了增加这种快乐的程度。

人们也普遍承认，韵脚、头韵、叠句甚至诗句中常出现的重复类似的词语声音的其他形式，都使用了同一快乐来源——对熟悉事物的再发现。“力量感”（senee of power）在这些技巧中并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这就表明，这些技巧与诙谐事例中的“多重运用”的作用非常一致。

考虑到再认与回忆（remembering）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所以，做出在回忆中也有一种乐趣一即回忆活动本身也伴有一种与此类似起源的乐趣——这种假设并不是轻率鲁莽的。格罗斯似乎并不反对这种假设，可他又从“力量感”中获得了回忆的乐趣，而且他把几乎所有游戏中的快乐的主要原因都归因于这种“力量感”（据我看，这是错误的）。

另一种至今尚未提到的诙谐中的技巧根源也依赖于“对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我指的是“时事性”（topicality）这个因素。这个因素给许多诙谐提供了丰富的乐趣来源，同时也解释了诙谐史话中的几种特殊现象。现在有一些与这个条件毫不相干的诙谐。如果写的是一部关于诙谐的专著，我们就得几乎全部使用这种事例。但我们不能忘记，与这些经久不衰的诙谐相比，其他诙谐或许更能使我们开怀大笑。而现在要应用这些诙谐将是很困难的，因为还需要对它们作系统的评注，而且即使这样，恐怕也很难达到先前的效果。后来的这些诙谐包含着对当时人们普遍关注的人和事的暗喻，而这些人和事又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兴趣，并且使人们的兴趣有增无减。然而，在人们的这种兴趣停止以后，在被讨论的事情得以解决以后，这些诙谐就丧失了它们的一部分令人愉快的效果，而且是相当大的一部分效果。譬如，我那位友好的主人在把端上来的甜点心叫做“Home-Roulard”时所说的那个笑话，现在对我来说，根本没有当时“Home Rule”（地方自治）问题继续作为各日报政治专栏的头条标题时那样好了。如果现在我想评价一下该笑话的优点，我就会把这些优点全部归因于这个事实：由于思考时没有兜圈子，仅一个词就使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联想到了遥远的政治领域。但是在当时，我的叙述就会截然不同，我就会说这个词把我们从厨房这个概念领域引到了与此领域无关的但肯定会引起我们兴趣的政治领域，因为我们一直都关心政治。另一个笑话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位姑娘使我想起了德勒福斯（Dreyfus），军队并不相信她的贞洁。”虽然其技巧方法必定在不断地变化，但该笑话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由这种比较以及“贞洁”这个词的双重含义所引起的困惑无法弥补这个事实：当时提到的那个由于富有刺激性而将全部精力贯注于某一事件的隐喻现在使人想起的却是一个已得到了解决的问题。

下述的是一个人们仍感兴趣的诙谐：“路易斯王妃到哥达的火葬场问Verbrennung（火葬）要花多少钱。管理员答道：通常是5000马克。不过，我们只收3000马克，因为你已经durchgebrannt（字面意义：‘被烧过’；俚语意思‘私奔过’）一次了。”这样的诙谐现在听起来很精彩；但不久，我们对它的评价就会每况愈下；再过一段时间，尽管它仍是一个很不错的文字游戏但最终还是会完全衰亡，因为在解释路易斯王妃是谁以及她durchgebrannt[136]的意义时，不做系统的评注就重复这个笑话将是不可能的。

因此，许多流行的诙谐都有一定的寿命：它们的生命都要经过一个从兴盛到衰退的过程，然后就彻底地湮没了。人们感到的那种从它们的思维过程中获取乐趣的需要，将会继续产生基于当时时代新兴趣的新的诙谐。然而，这些成为当时热门话题的诙谐的生命力不是它们自己的；而是用隐喻的方法从别的兴趣中借用过来的。这些兴趣的湮没也决定着这些诙谐的命运。这个弥补了诙谐本身固有资源不足的时事性因素就是快乐的根源，尽管这种快乐极为短暂，但量却特别大。

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快乐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简单地等同起来。这种快乐感兴趣的是某一范畴特别熟悉的事物，另外，该范畴必须是新颖的、最近的，而且必须是尚未被人们遗忘的。在梦的形成过程中，我们还发现自己对最新情况特别偏爱。[137]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人们关于最新情况的联想受到了某种特别快乐的奖励和促进。

费希纳特别承认，实际上只有在有思想联系（thought-connection）的领域中而不是在题材（subject-matter）领域中的重复现象的统一性，才是诙谐乐趣的一种来源。他说（费希纳，1897，第17章）：“在我看来，多重性的一致连接原则在我们目前所考虑的这个领域里起着主要的作用。不过，为了使从这些事例中获得的乐趣及其独特特性能够超越其阈限，它还需辅助的决定作用的支持。”[138]

在所有这些重复同样的联结，重复同样的语言材料以及重新发现熟悉事物或新近情况的事例中，要避免从心理消耗的节省中获得在这些事例中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似乎是不可能的——假如这种方法既能卓有成效地解释那些细节，也能取得新的一般原则。我们已经意识到，我们还必须搞清楚，这种节省产生的方式和“心理消耗”一词的含义。

对于大部分概念诙谐来说，其中包括错误思维、移置、荒诞、对立物的表征等等的第三组诙谐技巧，乍一看似乎具有某种很特别的印象，而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或者与用语词联想（word-associations）取代对象联想（object association）这些技巧无关。然而，在这里，要使心理消耗的节省或减少这一理论发挥作用其实并不难。

毫无疑问，背离我们已开始研究的某种思想路线比坚持这种思想要更容易和更方便些，所以许多不同的东西混合起来比把它们进行对比更容易和方便一些，而特别方便的是承认为逻辑所不容许的各种有效的推理方法。最后，在词语或思想的联结过程中，不考虑这种条件也应该有意义。

所有这一切都是毋庸置疑的；而目前我们正在讨论的诙谐技巧却正巧能说明这一点。不过，诙谐工作的这种行为提供了一种乐趣来源的假设，则会令我们感到奇怪，因为除了诙谐之外，我们在所有这些思想活动中只能体验到一些不愉快的防御感（defensive feelings）。

我们简称为“胡说的快乐”（pleasure in nonsense）的那种现象深藏于严肃的生活之中，现在却已经退缩到快要消泯的程度了。为了说明它，我们必须研究两种情况——在一种情况下，这种快乐仍然清晰可见，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它再次变得显而易见：我所指的是正在学习的儿童的行为和由于中毒而处于转变了的心理状态下的成年人的行为。

儿童在学习使用母语的词汇时，显然从“用文字游戏做实验”中得到了明显的快乐［格罗斯语（第121页）］。为了从语词中获得节奏或押韵这种令人愉快的效果，他把语词联在一起而不管它们应该有意义这个条件。渐渐地，人们就禁止他获得这种乐趣，只准许他把这些语词进行有意义的组合。但是，尽管如此，在他年龄更大一点时，他仍会企图忽视使用词语时后天习得的种种限制。他会对语词做些小小的扩充而使其大为逊色，并会通过某些使用法［如重叠或震颤语言（Zittersprache）］[139]而使其形式发生改变，或在游戏伙伴中建立一种暗语。人们甚至可以在某些种类的心理疾病的患者中重新发现这些企图。

不管导致儿童开始这些游戏的动机是什么，我相信，在他们以后的成长过程中，他们仍会沉迷于这些游戏，同时也深知其中的荒诞，此外，他们还能从这种理智所禁止的刺激中找到乐趣。

现在，他们通过游戏便能够从批评性理智（critical reason）的压力中解脱出来。不过，在训练儿童进行逻辑思维和区分现实中真实与虚假的东西的过程中，必然形成的种种限制力量仍很强大；

所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逻辑和现实的强迫行为的反抗就是深入而持久的。甚至连想象活动这样的现象也属于这个（反抗的）范畴。在童年后期和一直延续到青春期的学习期这一相当长的时间里，批评的力量正变得如此强大，以致“被解放了的胡说”（liberated nonsense）之中的快乐很少敢于直接表现自己。人们不敢说任何荒诞的话。但我认为，男孩子们喜欢做一些荒唐可笑抑或愚蠢之事这种典型的倾向似乎就是胡说快乐的直接后果。在许多病理学案例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这种趋向非常强烈，以至于它又能控制男生的谈话和回答。而在一些患神经症的高中男生的案例中，我确信，在导致他们的无能方面，他们因说废话而获得快乐的潜意识工作方式与他们的确实无知所引起的作用是相同的。

大学生们也没有停止过反对逻辑和现实中的这些强迫行为，但是，这些行为的支配越来越难以忍受，而且不受限制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学生们的“恶作剧”很大一部分是这种反应的表现。

因为人是一种“永不疲倦的寻乐者”——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是在哪里见过这个欢快的词句——而且要他放弃他所享受过的快乐是极其困难的。比如，和Bierschwefel[140]时的快乐的胡说一样，学生们千方百计地挽救被学校教育越来越多地剥夺了的思想自由所产生的乐趣。的确，甚至很久以后，当这些老校友们在学术会上重逢而感到自己又回到学生时代时，尤其在散会以后，他们还会再次阅读“Kneipzeitung”，[141]这种“Kneipzeitung”会使他们把话题由新的发现转向胡说，从而对于新加在他们身上的智力抑制提供了一种补偿。

Bierschwefel和Kneipzeitung证明了这样一个压抑着胡说中的快乐的批评已变得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借助于毒物的帮助，即使想暂时把这种批评抛开也是不可能的。情绪上的变化是酒精在人类身上所取得的最有价值的东西，这正是这种“毒物”并非所有的人都不可缺少的原因。这种快乐的情绪，不管是内生的，还是在中毒以后产生的，都能减弱抑制力，即对它们的批评，而且还能够使处于重压下的快乐根源再次变得易于获得。观察诙谐的标准是怎样随情绪高涨而下降是极有启发性的，因为高涨的情绪经常取代诙谐，正如诙谐必须尽力取代高涨的情绪一样，在高涨的情绪里，在其他方面备受抑制的快乐的种种可能性——胡说的快乐——就会出现：“Mitwenig Witz und viel Behagen”[142]在酒精的影响下，成年人又变成了孩子，他在置逻辑的强迫作用于不顾而任其思维自由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快乐。

我希望，我现在也已经阐明了诙谐的荒谬技巧是快乐的一种根源这一问题。毋庸赘言，这种快乐来自心理消耗的节省，抑或来自批评的强迫作用的减轻。

倘若我们重新回顾一下三组不同的诙谐技巧，我们就会发现，当恢复昔日的自由的卸掉智力培养这副重担时，我们就可以把第一组和第三组诙谐技巧——用语词联想替代事物联想及荒诞的使用——合在一起进行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是可以与构成第二组技巧的节省进行对照的心理解脱（psychical reliefs）。减轻业已存在的心理消耗和节省将要付出的心理消耗是获得所有诙谐技巧，同时获得这些技巧中的全部乐趣的两个原则。这两种技巧以及获得快乐的两种方式——无论怎样大体上——都与言语诙谐和概念诙谐之间的差异相一致。

（二）

前面的讨论已使我们不知不觉地深入了解了我们将要更仔细考查的诙谐的发展或心理起因。

我们已经了解了诙谐的预备阶段，一旦它们发展成为倾向性诙谐，就很有可能揭示出诙谐的不同特点之间的新关系。在诙谐产生之前，就存在着我们可以称之为“游戏”（play）或“俏皮话”（jest）的这种东西。

“游戏”——就让我们保留这个称谓吧——出现在孩子们学习使用词汇和运用思维的时候。

这种游戏也许服从的是强迫儿童实践其能力的本能之一。［格罗斯语（1899）］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儿童可以体验到那些由相似物的重复、熟悉事物的再发现，语音的类似性等手段所产生的快乐效果。这些效果可以理解为出乎意料的心理消耗的节省。[143]因此毫不奇怪，这些令人愉快的效果促使儿童进行游戏，并使他们继续这种游戏而置词语意思和句子的连贯性于不顾。这样，由节省中某些令人愉快的效果所诱发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就成了诙谐的第一阶段。

这种游戏被应该称作批评性功能或理智这一因素的不断增长的力量扼制住了。这样，游戏就成了毫无意义的抑或实际上很荒诞的东西而遭到人们的拒绝；同时因批评之故，游戏的产生也不再成为可能。现在除了在偶然情况下之外，人们已不再有可能从熟悉事物的重新发现等等之中得到乐趣，除非成长中的个体碰巧感受到了那种像儿童的欢乐情绪一样解除了批评性抑制的快乐情绪。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会去进行过去那种使人快乐的游戏。但由于人们既不愿意等待去从过去的游戏中获得快乐，又不愿放弃他很熟悉的乐趣，所以，他们便四处寻找使自己不依赖于这种快乐情绪的方法。诙谐的进一步发展都是在下述两种尝试的指导下进行的：一种是尽力避开批评；另一种是为快乐情绪寻找一个替代物。

这样就产生了诙谐的第二个预备阶段——俏皮话。现在的问题是，要延长从游戏中获得的快乐，不过，同时也要压制由不允许快乐情绪出现的批评提出的种种反对意见。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一种方法：即语词的毫无意义的组合和思想的荒谬集中必须要有意义。为了找到能满足这个条件的词语和思想群，诙谐工作的全部聪明才智都被调动起来了。俏皮话使用了诙谐的全部技巧方法；而且，语言的使用也没有把俏皮话和诙谐明确区别开来。俏皮话和诙谐的区别在于：逃脱了批评的那句话的意义没有必要是有价值的、新颖的，或者甚至是好的；只需要允许它能用这种方式被表达出来，即使它说的话是不寻常的、多余的或无用的，也未尝不可。俏皮话最显著的特点是把被批评所禁止的东西变成可能获得的那种满足。

比如，当施莱尔马赫把Eifersucht（忌妒）解释为mit Eifer sucht（急切寻求）Leiden schaff（引起痛苦）的东西的那种Leidenschaft（情感）时，他只不过是在讲俏皮话而已。18世纪[144]在哥廷根教授物理（且爱讲笑话）的卡斯特纳教授，在讲课时间一名叫Kriegk（克里克）的学生年龄多大了，学生回答说：“30岁。”卡斯特纳随即大声说道：“啊！这么说我有幸见到30岁的战争（Krieg）。（克莱因保罗，1890）”这也仅仅是一个俏皮话。当有人问伟大的罗基坦斯基[145]他的四个儿子从事什么职业时，他正是用俏皮话回答了问话者提出的问题：“两个heilen［heal］（治病）和两个heulen［howl］（嚎叫）（两个医生，两个歌唱家）。”这个回答是正确的，因而也是无可指责的；可它给括号里语词的表达并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显然，只是因为这种统一性和两个语词之间类似的语音可以产生乐趣，它才采用了另一种形式。

我想，我们现在终于清楚地看见了我们的研究道路。尽管，由于还原法的运用去掉了诙谐技巧并使诙谐的特点和乐趣也丧失殆尽，我们在研究诙谐技巧时受到了诙谐技巧不仅为诙谐所专有，亦为诙谐实质所依赖这一事实的妨碍。现在我们看到，那些被我们说成是诙谐技巧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特定意义上继续如此称呼它们——更确切地说是诙谐带来乐趣的资源所在；同时，我们还感到，为同一目的从同一资源中引出的其他程序并无丝毫令人奇特之处。作为诙谐特点的那个特殊技巧存在于他们的程序中，这些程序旨在保护运用这些产生乐趣的方法时免遭足以毁掉乐趣的各种批评所导致的拒绝。关于这一程序，我们一般没什么可多说的。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诙谐工作通过选择言语材料和选择允许昔日的文字游戏（play with word）和思想游戏（play in thought）能经得起批评考验的概念情境（conceptual situations）来表述自己；但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用最巧妙的方法来使用词汇的每一特性和思想序列的每一组合。以后，我们将可能会通过一个独特的特性来描述诙谐工作（joke-work）；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马上解释怎样才能做出有利于诙谐的选择。诙谐具有保护形成乐趣的语词和思想序列不受批评的目的和功能——这已被人们看做是评价俏皮话的一个主要特征。从一开始，诙谐的功能就是解除内部抑制，并使那些由于抑制已经变得难以触及的乐趣来源恢复其生产能力。我们将发现，在其整个发展过程中，这是诙谐的一贯特点。

现在，我们可以给“胡说的意义”［参见导言］这个权威们认为对认识诙谐和解释诙谐的快乐效果有很大意义的因素做恰当评说了。确定诙谐性质的过程中，我们曾建立过两个牢固的观点——诙谐继续进行快乐游戏的目的，和它保护这种目的不受理智的批评所做的努力——完全清楚地阐明了为何每个诙谐从一个角度来看似乎是无意义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则一定是有意义的，抑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它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那是诙谐工作的问题；但如果它没有成功，那它只不过是作为“胡说”而遭到拒绝。我们并没有发现有必要从由于诙谐的既有意义又无意义而引起的［无论是直接引起的，还是通过“困惑与启示”这条途径而引起的（第12页以下）］情感冲突中获取诙谐的快乐效果。我们也毫无必要深究；乐趣怎样才能“认为它是无意义的”和“认识到它是有意义的”这种变换中产生出来这一问题。诙谐的心理起因（psychogenesis）已经告诉我们，诙谐乐趣是由文字游戏抑或胡言乱语而引起的，同时诙谐的意义仅在于保护这种乐趣不受批评的压制。

在俏皮话中就已经用这种方式解释了诙谐的基本特征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研究俏皮话的进一步发展，研究它们怎样在倾向性诙谐中达到最高点这一问题。当俏皮话给我们提供乐趣时，它就会促进这一目的；而当它的表达并非完全无意义或无内容之时，它就心满意足了。倘若俏皮话所表述的是具有实质性的、有价值的东西，那么它就变成了诙谐。这样，即使是在最质朴的形式下也值得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思想，就获得了一种本身就能给我们提供快乐的形式。[146]我们必须假定，这样的一种联合肯定不会是偶然产生的；我们必须尽力去发现作为这种诙谐的结构基础的意向（intention）。我们早些时候进行过的一次（附带性的）观察将会把我们引上正确轨道。我们在上文中就已经说过，一个好的诙谐绝对会使我们形成一种整体的快乐印象，而我们却不能马上判断出快乐的哪一部分来自诙谐形式，哪一部分来自其恰当的思想内容。我们总是在这种区分上出错。有时我们因为欣赏诙谐所包含的思想而过高地评价其优点；相反，有时我们又由于该诙谐外表给我们极大快乐而过高估计其思想的价值。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令我们快乐，也不知道我们在笑什么。假定我们判断中的这种不肯定性的确存在，那么，在这个词的恰当意义上说，它确确实实提供了诙谐形成的动机。思想企图把自己隐藏在诙谐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注意它，它也才因此而变得更加重要、更有价值，不过，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这种隐藏可以把我们的批评能力弄得神魂颠倒、晕头转向。我们倾向于把由诙谐形式所产生的快乐归因于它的思想；

而且我们也不再去查找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才使我们快乐，并且因而损坏一个快乐来源了。

然而，倘若诙谐使我们发笑，那么它同时也会使我们建立起一种对批评最为不利的意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会被迫产生一种很早以前游戏就能产生的情绪，并且诙谐就会尽可能地去取代它。尽管我们一直坚持，这些诙谐可以被称为单纯性的而不是倾向性的诙谐，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严格说来，只有俏皮话才是没有倾向性的——即是说，只有它才为产生快乐这个目的服务。因为即使诙谐所包括的思想没有任何倾向性，因而它只在理论上为智力兴趣服务，然而诙谐实际上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毫无倾向的。诙谐要达到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着重强调这个目的并保护它不受批评来促进这种思想。这样，通过坚决反对某种抑制的和约束的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现在的批评性判断，它们又一次暴露出自己的本性。

初次使用那些不仅仅只产生快乐的诙谐为对它们的进一步运用指明了方向。现在，人们已把诙谐看做是一种有力量的心理因素：如果把它放到天平的这一侧或那一侧，其重量就显而易见了。人们用诙谐为心理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本能服务。无倾向性的原始诙谐起初就是游戏，后来人们才把它与目的间接联系起来，人们头脑中所产生的任何东西最终都离不开这些目的。我们已经知道了诙谐在服务于裸露目的、敌意目的、愤世嫉俗的目的和怀疑目的时所取得的成就。在起源于猥亵语的淫秽诙谐中，诙谐通过那些使女人因为第三者在场而感到羞辱的言语而给第三者带来极大乐趣，从而使这个原本打算干扰性场面的第三者变为同盟者。在攻击性目的中，诙谐用同一方法把原来漠不关心的听者变成了共同仇恨者或共同鄙视者，而且通过这种方法纠集起一伙反对者来对付自己的敌人。在第一种情况下，诙谐用它所提供的额外乐趣克服了羞怯和体面这些抑制。在第二种情况下，诙谐摧毁了那种否则就会对辩论横加干涉的批判性判断。在为愤世嫉俗的怀疑目的服务的第三种和第四种情况下，诙谐一方面加强这种议点；另一方面则采用一种新的攻击手段，把听者已经相信的对种种制度和真理的尊严击得粉碎。如果辩论想把听者的批评拉到自己一边，诙谐就会设法把该批评排除掉。毋庸置疑，诙谐选择了在心理学上更为有效的方法。

在概述倾向性诙谐的成就时，更容易看出的是，大多数的显著成就都是通过诙谐在听者身上所产生的作用而臆断出来的。可是，更重要的是，理解诙谐在自己的创造者的头脑中，或用唯一正确的方法来说，在自己的想象者头脑中所起的那种作用。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提出过，——现在我们借此机会再重复一遍——我们应该尽力研究涉及到两个人之间的区分的诙谐的心理现象，目前我们可以暂时假定，诙谐在听者身上引起的心理过程，在多数情况下都是该诙谐的创造者心理过程的模仿。

听者将要克服的外部障碍与诙谐创造者的内部抑制相对应，而且诙谐的创造者至少有想抑制外部障碍的期望。同时在某些情况下，分明还存在着在倾向性诙谐中已经被克服了的内部障碍。例如，在N先生的诙谐中，我们可以假定，诙谐不仅使听者能通过侮辱而欣赏攻击性的乐趣，而且最重要的是能使他产生诙谐。在各种不同的内在抑制或压制中，有一种特别值得关注，因为它的影响最为深远，我们称之为“压抑”（repression），其功能在于防止冲动，并防止冲动的结果进入意识。我们将会知道，倾向性的诙谐甚至能够把快乐从那些已经遭受过压抑的来源中解放出来。假如可以用上述方法把对外部障碍的克服追溯到内部抑制和压抑的克服上，我们就可以说，倾向性诙谐比诙谐的其他任何发展阶段都更加清楚地表明：诙谐工作的主要特点是，通过去除抑制将快乐解放出来。

诙谐要么通过为被压制的冲动提供帮助而加强它所服务的目的，要么全身心地为这些被压抑的目的服务。

我们或许可以承认，这就是倾向性的诙谐所取得的成就；但是我们还必须记住，我们并不了解这些倾向性诙谐是以什么方法运用这些成就的。它们的力量在于从文字游戏和被解放了的胡说的那些来源中获得大量快乐；但如果我们想要根据那些从没有倾向性的俏皮话中获得的印象来判断，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认为，这种快乐的力量大得足以去除那些根深蒂固的抑制和压抑。事实上，我们这里所处理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力量的作用问题，而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释放问题。现在我并不打算讲我在理解这个情形时所走过的漫长的弯路，相反，我将尽力对这一情形作一个简短的综合性说明。

费希纳（1887，第1卷，第5章）已经提出了“美学辅助或美学增强的原则”。他是这样说的：“那些单个的见效甚微的快乐的决定因素，在彼此间不发生抵触的合作状态下所产生的快乐结果，比这些决定因素在各自孤立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快乐价值不但要大，而且要大得多，或者说其效果比各个效果的总和大抑或大得多。的确，只要这些决定因素联合起来，它们就可以产生一种实实在在的快乐效果，并能越过快乐的阈限而自由地流淌，而单个决定因素由于力不从心，却做不到这一点：尽管与其他因素相比，它们必须在产生快乐方面显示出明显的优势。”（出处同上，第51页，斜体字是费希纳的原话。）

我认为，诙谐的主题并没有给我们提供验证这条在其他许多美学结构中可以说明此原则正确性的机会，但是，我们已经从诙谐那里学到了一些至少已经很接近这条原则的东西，即在好几个产生乐趣因素的合作中，我们根本无法给每个因素分派实际上属于它的那一部分效果［见第94页］。然而，我们可以改变在这条“辅助原则”中所假设的情况，同时对于这些新的情况，我们则可以提出许多值得回答的问题。如果在某种合作状态中快乐的决定因素与不愉快的决定因素同时出现，通常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种结果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该结果是快乐的还是不快乐的呢？

在这些可能性中，倾向性诙谐属于一种特殊情况。有一种冲动或欲望总是在尽力把乐趣从某种特殊的根源中解放出来。假使不限制其活动，它肯定能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正好与之相反的冲动，它总在竭力反对——抑制或压制着乐趣的产生。正如其结果所表明的，这种起压制作用的冲动流必须比被压制的冲动流稍强一些，但被压制的冲动流却并没有因为这个缘故而遭到任何破坏。现在我们不妨假定，出现了另一种通过同一过程但从其他的根源中把快乐释放出来的冲动，其意义与被压制的冲动极为类似。在这种情况下又会产生什么结果呢？

比起这个纲要性的讨论，下述实例将会使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的研究方向。我们假设，这里有一种想侮辱某个人的冲动；但它却遭到了礼貌或审美文化的强烈反对，以至于这种侮辱无法产生，譬如，如果由于情感状态抑或情绪的某种改变，侮辱能够脱口而出，那么，这种由侮辱性目的而引起的突破就会使人感到很不愉快。于是，这种侮辱就等于没有发生。不过，我们现在也可以假定这里还存在着这种可能性：我们能从为了侮辱而使用的语言和思想材料中产生出很好的诙谐——亦即快乐可以从未受到同一压制的阻碍的其他根源中解放出来。但是，快乐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此刻仍不会出现，除非这种侮辱得到允许可以产生；一旦这种侮辱得以产生，它就与快乐的重新释放融为一体了。倾向性诙谐的经验表明，在这些情况下，被压抑的目的在诙谐乐趣的帮助下就能得到足够的力量来克服抑制，否则这种抑制就会变得更加强大。之所以会有侮辱，是因为只有这样，诙谐才能产生。但如此得到的乐趣并不单单是由诙谐所产生的：这种乐趣无比强大。实际上，它比由诙谐引起的快乐要大得多，所以我们不得不认为，这个迄今为止被压制着的目的已经成功地冲破了一切禁忌，或许丝毫未损。正是在此情况下，倾向性诙谐最能使人们捧腹大笑[147]。

研究人们发笑的种种决定性因素，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楚地理解诙谐以及受压制时所发生的情况。［参见第145页以下］但即使现在，我们也可以看出，倾向性诙谐是这种“辅助原则”的一种特例，产生乐趣的某种可能性总是在另一种乐趣的可能性受到妨碍时意外产生的，以致它使后者本身不能单独产生任何乐趣，其结果是这种乐趣的产生比意外产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可以说，它的作用犹如一种“激励的额外津贴”（incentive bonus），用少量乐趣的帮助，即可得到大量的而且是几乎不能企及的乐趣。我有充足的理由认为，这一原则是与适用于心理生活中许多大相径庭的活动领域中的那种安排相关联的，同时我认为，我们可以把这种有助于释放大量快乐的快乐称为“前期快乐”（fore-pleasure），也可以把这种原则称为“前期快乐原则”（fore-pleasure principle）。[148]

现在我们可以说明倾向性诙谐的操作方式的公式了。它们尽力为倾向性诙谐的目的服务，以便通过使用诙谐中获得的快乐作为一个前期快乐，通过解除压制和压抑从而产生新的快乐。倘若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说，诙谐自始至终保持着其基本性质。它以游戏为开端，目的是从语词和思想的自由使用中得到乐趣。一旦理智的增强（the strengthening of reasoning）禁止这种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和荒谬的思想游戏，它马上就变成了俏皮话，以便它能够保留这些快乐资源，同时也便于自己能够从胡说的解放中得到新的快乐。同时，从诙谐本身来讲，它仍是一个无倾向性的诙谐，它帮助那些思想并加强它们的力量以反对批评判断的指责。

此时“混合着各种快乐根源的原理”仍是一个对诙谐有用的过程。最后它又帮助那些正在与压制作斗争的主要目的，以便通过“前期快乐原则”[149]来解除其内在抑制。理智、批评性判断和压制——这些都是该诙谐接连不断要反对的力量；而且它还坚定不移地坚持原来的那些言语快乐的资源，并从俏皮话阶段开始，通过解除压制来给自己开辟新的乐趣来源。所以，诙谐所产生的快乐，无论是游戏中的快乐还是解除抑制而产生的快乐，只要这种观点并不与快乐的基本性质相悖，并能证明自己在其他领域里同样富有成效，那么随时都可以追溯到心理消耗的节省上去。[150]

二、诙谐的动机——作为一种社会过程的诙谐

我们现在似乎毫无必要再谈论诙谐的动机了，因为获得快乐这一目的应当被看做是诙谐工作足够的动机。但一方面我们不能排除别的动机也参与了诙谐产生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考虑到某些众所周知的经验，我们必须提出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这个普遍问题。

有两个事实特别促使我们这样做。虽然诙谐工作是从心理过程中得到快乐的一种绝妙方法，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的人都同样能使用这一方法，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制造诙谐。一般说来，只有极少数人能制造大量的诙谐；而且他们都以“机智”（Witz）[151]著称。在原来的心理“官能”领域里，“机智”似乎在这一方面是一种特殊的能力；同时它仿佛完全不依赖于诸如智力、想象力和记忆等其他技能就能出现。所以，在这些“机智的”人们身上，必须假定有一种特殊的遗传素质或者有一种允许或喜爱诙谐工作的心理的决定因素。

我担心我们不会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间或从理解某一诙谐开始，再成功地发展到了解诙谐创造者内心的主观决定因素。只有在很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开始用来研究诙谐技巧的诙谐事例，才会使我们窥到它的主观决定因素。我这里指的是海涅的那个曾经引起海曼斯和李普斯注意的诙谐。

“……我和萨洛蒙·罗特希尔德并肩而坐，他完全把我当同等的人看待——相当地famillionairely。”（《卢卡浴场》）

海涅借一个喜剧性人物赫希·海厄辛斯——汉堡的彩票掮客、爆米花制造商、职业的估价员、贵族克里斯托福瑞·岗普利内（原名岗普尔）男爵的贴身男仆之口说出了这段话。很明显，诗人在创作该诙谐时获得了极大的乐趣，因为他让赫希·海厄辛斯大吹牛皮，并且通过他的嘴说出了这些最有趣、最坦率的话；甚至让他展现了桑丘·潘沙[152]的实践哲学。可惜，对戏剧创作毫无兴趣的海涅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讨人喜欢的人物。只在少数章节中，诗人本人才在没有伪装的情况下，借赫希·海厄辛斯的嘴讲话。毫无疑问，这个人物只不过是自我嘲弄而已。赫希解释了他为什么不叫原来的名字，而改名为“海厄辛斯”的原因：“因为在我的印章上，已有了一个字母‘H’，所以我无需再另刻一个‘H’字母了。”但是海涅出于同一用词节省的目的，在受洗礼时，[153]把自己的名字“Harry”改成了“Heinrich”。任何熟悉诗人传记的人都会记得，在汉堡（这个地名再一次使我们把它与赫希·海厄辛斯这个人物联系起来），海涅也有一位名叫赫希·海厄辛斯的叔叔。作为这个家族中最富有的人，他对海涅的一生影响很大。如老罗特希尔德非常famillionairely对待赫希的一样，他的这位叔叔也叫萨洛蒙。如果我们把在赫希·海厄辛斯嘴里仅仅是句俏皮话的这句话，认为是他的侄子哈里·海恩里奇说的，那么立即展示出一个极度辛酸的背景。毕竟，他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同时我们也知道他非常想和这位叔叔的一个女儿结婚；但是他的表妹拒绝了他的求婚，而且他的叔叔也总是视他为穷亲戚，对他相当地familionairely。他在汉堡的那些有钱的老表们还从未正眼看过他。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嫁进海涅家族的老姑妈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当她年轻漂亮时，在一次家宴上，她发现坐在自己身旁的是一个令人讨厌、而且其他人也都鄙视的人。她自己也觉得毫无理由要对他亲近友好些。只是在多年以后，她才知道那位不拘小节，为大家所忽视了的堂兄弟就是诗人海恩里奇·海涅。有很多证据可以表明，在他的青年时代和以后的许多年里，海涅忍受了阔亲戚们的许多冷遇。

“familionairely”这个诙谐正是从这种主观情绪的土壤中产生出来的。

人们或许会猜想，在这个伟大的嘲弄者的其他诙谐中也有类似的主观决定因素；但据我所知，再也没有另一个例子能如此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点。因此，要想对这些个人决定因素的性质进行更明确的解释并非易事。的确，大体说来，我们一开始就无意于给每一个诙谐的起源都规定如此复杂的决定因素。而且其他名流们创作的诙谐也很难被我们的考察所触及。事实上，我们的印象是：诙谐工作的主观决定因素与神经症疾患的主观决定因素并非没有关系——比如，当我们了解到，利希腾贝格是一个有种种怪癖的严重疑病（hypochondriasis）患者时，情况就是如此。

绝大多数诙谐，特别是那些新产生的与当时所发生的事件有关的诙谐，都是在不知作者姓名的情况下流传开的；人们都想知道这些诙谐究竟是由什么样的人创造的。如果医生有机会结识这些尽管在其他方面并不很出色、但只有在他们那个圈子里却以诙谐闻名而且被公认是创造了许多绝妙的诙谐的人之一，那么他也许会惊奇地发现此人是一个分裂人格者（disunited personality），并有神经紊乱的倾向。不过，由于文字证据不足，我们当然要阻止我们确立这个假设，这种精神神经症的素质是否是诙谐形成的一个常见的或必要的主观条件。

许多有关犹太人的诙谐更能清楚明白地说明这一点。恰如我已提到的那样，这些诙谐通常都是犹太人自己创造的，而来源不同的许多关于他们的趣闻轶事很少超出滑稽故事或辛辣嘲弄这一水平。决定他们亲自参与诙谐的东西与海涅的“famillionairely”诙谐一例中的东西是完全一样的；其含义似乎在于这个事实：诙谐的创造者发现很难直接地表达自己的批评抑或攻击，因此，他不得不转而求助于迂回的途径。

决定或偏爱诙谐工作的其他主观决定因素，则非常明显。产生单纯性诙谐的动机力量往往是显示一个人的聪明，表现自己的一种强烈冲动——一种与性领域里的露阴癖几近相同的本能。

存在着许多其压制均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中的遗传这一事实，这为有倾向性诙谐的产生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因此，一个人性欲结构中的某些单个成分可能表现为诙谐建构的动机。所以，一切淫秽诙谐都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推论：在这些诙谐创造者身上隐匿着一种裸露癖的倾向；他们的性欲里明显存在着强烈的施虐狂成分，但只有在现实生活中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抑制的人们，才最富有攻击性的有倾向性的诙谐。

使研究诙谐的主观决定因素成为必要的第二个事实是，没有人满足于仅自己讲诙谐。把诙谐讲给他人听的这种冲动与诙谐工作密不可分。实际上，这种冲动非常强烈，以致它常常无视重重疑虑而成功地传达了诙谐。在滑稽当中，虽然也给人带来乐趣，但要求却不是强制的。如果一个人碰巧看到了某个滑稽性的东西，他也可以独自欣赏它，然而，诙谐却必须传达。显然，当一个人想起一个诙谐时，构造诙谐的心理过程似乎并没有结束：这里还存在着某个东西，它试图通过传达这个观念来结束建构该诙谐的这个未知的过程。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推测出究竟是什么导致了我们传达诙谐的这种冲动。但在诙谐中，我们却能看出它的另一个区别于滑稽的特性。倘若看到了某个很滑稽的东西，我自己就会因为它而开怀大笑。不过，如果我把它传达给另一个人而使他发笑，那我也会感到高兴。事实的确如此。

但我却不会因我自己想起、自己创造的诙谐而发笑，尽管该诙谐肯定会给我明显的乐趣。这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想传达该诙谐的这种需要，以某种方式与由此产生的笑有关。这种笑没有在我身上出现，但在别人身上却是相当明显的。

那么，我为什么不为自己的诙谐而发笑呢？另一个人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呢？

让我们首先考虑后一个问题。在喜剧中，通常涉及到两个人：除了我自己之外，还有一个我可以在其身上发现某种滑稽东西的人。如果无生命的事物对我来说似乎是滑稽的，那是因为在我们的观念生活中常常出现一种拟人化的缘故。这个滑稽过程就因为这两个人——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而得到了满足。除此之外，第三者也可以参与进来，但他并不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的诙谐，一开始并没有人充当对象，但在俏皮话的预备阶段，假如它成功地保护了游戏和胡说免遭理智的反对，那么它就需要另一个人来传达其结果。可是，诙谐中的第二个人并不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相对应，而是和第三者，即滑稽中的“另一个”人相对应。在俏皮话中，诙谐工作能否完成自己的任务，似乎是由另一个人来决定的，仿佛自我不敢确信自己在这个观点上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单纯性诙谐，即那些用来加强一种思想的诙谐，也需要另一个人来检验它们是否已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假如诙谐已经开始为暴露目的或敌意目的服务，正如在喜剧中那样，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三个人之间的心理过程，不过第三者在此起的作用有所不同。诙谐的这种心理过程是在第一个人（自我）和第三者（局外人）之间完成的，不像在喜剧中那样是在自我和作为对象的那个人之间完成的。

也是在有第三者的情况下，诙谐遇到了可能会使产生快乐的兴奋这个目的无法达到的种种主观决定因素。恰似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第五幕，第二场）中所说的那样：

一个俏皮话的成功在于听者的耳朵，而绝不是说者的舌头……

一个思想严肃的人，不大会证实俏皮话曾成功地帮助他获得过言语方面的快乐这一事实。作为俏皮话的第三者，他本人必须是快乐的或至少是处在一种冷漠的情感状态。虽然在单纯性诙谐和倾向性诙谐中均存在着同一种障碍，但在后者中，还有一个与诙谐正在尽力达到的目的相反的障碍。

倘若所暴露的是第三者非常尊敬的亲戚，那么，他不可能因听了一个极精彩的淫秽诙谐而发笑；在一群牧师和教长面前，没有人敢冒昧地把海涅的那个比喻讲出来，即把天主教和新教牧师比做是零售商和经营批发贸易的雇员。如果听众有“我”的反对者的忠实朋友，那么“我”用来攻击他的最诙谐的痛骂就不会被认为是诙谐，而会被看成是辱骂，而且在听众的头脑中，这些最诙谐的痛骂所产生的将不是乐趣，而是愤怒。某种程度的善意或保持中立地位，即没有任何能够引起反对诙谐目的的情感因素，是第三者参与完成整个诙谐过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只要诙谐操作过程中没有这些障碍，就会出现一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现象：诙谐产生的快乐在第三者身上要比在诙谐创作者身上更为明显。我们必须满足于说更明显，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往往会问，听者所获得的快乐是否并不比诙谐创造者所获得的快乐更“强烈”，这自然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缺乏测量和比较手段。但我们还发现，通常在第一个人以一种紧张严肃的神态讲完诙谐之后，听者常用哗然大笑来证明他的快乐。倘若我重复一个我曾听到过的诙谐，要是我不想破坏其效果的话，我就得在行为举止方面跟原来说诙谐话的人一模一样，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从因诙谐而笑这个因素中给建构诙谐的心理过程下一个结论。

现在我们不可能把所有已经提出过和发表过的关于笑的性质的文章都考虑进来。这很可能是由于李博（Ribot）的一位学生迪加（Dogas）在为其《笑的心理学》（1902，第1页）一书作序时说的一段话，而使我们不敢这样去做。他写道：“Il n’est pas de fait plus banal et plus ètudié que le rire；il n’en est pas qui ait eu le don d’exciter davantage la curiosité du vulgaire et celle des philosophes；il n’en est pas sur lequel on ait receuilli plus d’observations et bati plus de theories，et avec cela il n’en est pas qui demeure plus inexpiqué.On serait tenté de dire avec les sceptiques qu’il faut être content de rire et de ne pas chercher à savoir pourquoi on rit，d’autant que peut-être la réflexion tue le rire，et qu’il serait alors contra dictoire qu’elle en découvrät les causes”。[154]

另一方面，为了达到我们的目的，我们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利用一种与我们的思想路线绝妙一致的笑的机制的观点。我记得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他的《笑的生理学》（1860）

一文中曾试图对此观点加以解释。据斯宾塞说，笑是一种心理兴奋的释放现象，同时也是这种兴奋的心理运用突然遇到一种障碍的证明。他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以笑告终的心理状态。“只有当意识不知不觉由大事转向小事时——只有还存在着我们称之为下降的不协调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发笑。”[155]

从某种极其类似的意义上讲，法国作家们（比如，迪加）把笑说成是一种“放松”，即一种紧张感松弛的现象。所以，在我看来，培因（Bain，1865，第250页）提出的那个准则——“笑是紧张感的一种解除”——比某些权威们的观点更接近于斯宾塞的观点。

然而，我们觉得有必要修正斯宾塞的这种观点，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给其观点中的某些思想下一个更为确切的定义，同时也是为了改变它们。我们应该说，如果先前为特殊精神道路的贯注所运用的那些心理能量的配额变得毫无用处，以致于它可以自由地释放时，笑才会出现。我们都知道，做出这种假设会招致什么样的“憎恶的面孔”；但为了捍卫自己，我们将冒险引用李普斯的专著《滑稽与幽默》（1898，第71页）中的一句很贴切的话，从该书中我们可以得到除滑稽和幽默以外的许多问题的启示。他说：“最后，特殊的心理学问题总是不偏不倚地引导我们深入到心理学中去，因此，从根本上说，人们不能孤立地处理任何心理学问题。”自从我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对心理病理学中的事实加以整理时起，就已习惯于使用“心理能量”、“释放”这些术语，以及把心理能量当做一种数量来处理。在《释梦》（1900a）里，我曾试图（和李普斯一样）证实“心理上真正有效的”（really psychically elective）东西本身就是潜意识的心理过程，而不是意识的内容。[156]只有当我谈到“心理途径的贯注”（“cathexis of psychicalpaths”）时，我似乎才开始背离李普斯所通常使用的那些类比。我的经验是，心理能量可以沿着某些联想途径进行移置，以及心理过程的种种痕迹不仅是坚不可摧的，而且还是持久的，这些经验实际上已经向我暗示，我可以采用某种类似的方法来描绘那些未知的东西。为了避免产生误解，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现在并不是想公开声明，细胞和神经纤维或者目前已有了自己地位的神经系统就是这些心理途径[157]，即使这些途径可以用至今仍无法说明的某种方式以神经系统的有机元素来表示。

因此，根据我们的假设，在笑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允许迄今为止用于贯注的心理能量自由释放的种种条件。但是，由于笑——的确，不是所有的笑，但诙谐的笑却是肯定的——是一种快乐的象征，所以我们倾向于把这种快乐与先前所存在着的贯注的解除联系起来。如果我们发现诙谐的听者发笑，而诙谐的创造者却不能发笑，这就一定表明，在听者身上，贯注消耗皆已解除和释放；而在诙谐建构过程中，无论是解除还是可能的释放都存在着种种障碍。人们只能通过强调这个事实，即听者只用了极少的消耗就使自己获得了诙谐快乐，才能更恰当地描述听者，亦即诙谐的第三者的心理过程。人们或许会说，该诙谐是别人赠送给他的。他所听到的诙谐的词语必定会使他产生一种想法或一连串的思想，而巨大的内部抑制却反对他建构这种想法或这一连串思想。为了使该想法或思想能够像第一个人身上那样自然而然地产生，他可能已经做过了一番努力；或者说这样做时，他可能已经至少使用了与这种想法的抑制（inhibition）、压制（suppression）抑或压抑（repression）的力量相一致的精神消耗。不管怎么说，他还是节省了许多心理消耗。根据我们前面的讨论，我们应当说他的快乐与他的节省相称。对笑的机制的深入了解导致我们更想说：由于依靠听觉而提出了那种被禁止的观点，故用于抑制的贯注能量（cathectic energy）现在突然变得多余，并得到了解除，因此，现在它很乐意被笑释放出来。从本质上讲，以上两种论述殊途同归，因为被节省的消耗恰好与现在多余的抑制相对应。但是，后一种论述更富于启发性，因为它准许我们说，诙谐的听者是用通过抑制贯注的解除而变得自由的有限的心理能量来发笑的。我们可以说，他用笑消耗掉了这些心理能量。

假如制造诙谐的那个人不能发笑，正如在我们刚才说过的那样，这就表明，在诙谐创造者身上发生的东西与在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东西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要么在于解除抑制贯注，要么在于释放抑制贯注的这种可能性上。但是，就像我们马上会看到的那样，这两种情况的前一种与目前所谈的情况不符。第一个人身上的抑制的能量贯注必须解除，否则，诙谐就不会产生，因为诙谐的形成正是为了克服那种阻力。同时，我一个人也不可能感受到这种诙谐快乐，事实上，我们只能在抑制解除时才能得到这种快乐。此外还有第二种情况，亦即，尽管第一个人感到了快乐，但他还不能发笑，因为释放的可能性被扰乱了。释放可能性的这种阻碍是产生笑的一个必要前提，它能从马上就可以适用于某个其他的内在心理应用的、被释放了的贯注的心理能量中产生。我们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可能性，这的确是个好现象；而且我们也会马上对它产生兴趣。但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还存在着另一个导致同样结果的条件。极有可能的是，尽管解除了的能量贯注抑制，但能够被展现出来的能量还是不能被释放出来。在诙谐的第一个人身上，诙谐工作实际上是以一种必须与某种限量的新的心理消耗相对应的方式进行的。这样，第一个人自己就产生了一种解除抑制的力量，同时这种力量无疑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乐趣；甚至在倾向性诙谐中，这也会引起相当大的快乐，因为诙谐工作本身获得的前期快乐又会进一步解除抑制；但是诙谐工作的消耗却被从来自于抑制的解除所得到的快乐中扣除掉了——这种消耗与诙谐的听者所避免的消耗是一模一样的。我刚才说过的话，可由下述观察事实加以证实：一旦要求第三者把消耗花在与诙谐有联系的智力工作上，那么即使在他身上，该诙谐也会丧失令人发笑的这种作用。诙谐的隐喻必须是显而易见的，而且省略掉的东西也必须很容易就能补上。一旦有意识的智力兴趣苏醒过来，该诙谐的作用就不可能产生。这就是诙谐和谜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别。总的来看，诙谐工作期间的心理丛（psychical constellation）可能对已获得的能量的自由释放不利。然而，我们现在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够更成功地阐明我们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即第三者何以发笑成功，但并不能说明另一个方面——即为什么第一个人不发笑。

然而，假若我们执意接受关于笑的决定因素以及在第三者身上产生的心理过程这些观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对我们业已掌握、但尚未理解的许多独特性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倘若要将第三者身上的能够释放的贯注的心理能量释放出来，使之成为起促进作用的东西，那么还有几个必须满足抑或值得拥有的条件：（1）必须保证第三者确确实实在做这种贯注的心理消耗。（2）当贯注的心理消耗获得自由时，有必要防止它去发现某个其他的心理应用，而不去为动作的释放出力。（3）如果第三者身上打算被解放出来的贯注事先得到了加强，并且提高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这必然是这种能量获得自由的一个有利条件。诙谐工作的某些特殊方法通常都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而且我们可以把这些特殊方法作为次要的或辅助的技巧归到一起：

A.这些条件中的第一个条件，阐明了作为诙谐听者的第三者必须具备的资格之一，就是要具备诙谐工作在第一人身上已经克服掉的那种相同的内部抑制，他必须与第一个人保持心理状态上的和谐一致。对猥亵语很敏感的人不可能从妙趣横生的裸露诙谐中得到任何乐趣。那些以侮辱别人而恣意取乐的没有教养的人也不会理解N先生的攻击。所以，每个诙谐都要求有自己的听众，为同一个诙谐而纵声大笑，正好说明这些人在心理上是绝对一致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可以更准确地猜测出第三者身上发生的事情这个地步了。通常，第三者必须在自己身上建立起那种第一个人的诙谐已经克服了的同样的抑制，以便他一听到这个诙谐，这种抑制的准备状态就会强迫或自动地觉醒过来。我必须把它看做是一种与军事动员相类似的真正消耗。而且就在同一时刻，它就被确认为多余的或过迟的，因此，它常常还在萌生状态时（in statu nascendi）就被笑释放出来了。[158]

B.使自由释放成为可能的第二个条件——阻止被释放的能量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使用——似乎比第一个条件要重要得多。当诙谐中所表达的那些思想使听者产生种种非常激动人心的想法时，此条件从理论上解释了诙谐作用的这种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诙谐的目的与控制听者的那个思维领域是相符还是相悖，这个问题，将决定他是否仍注意诙谐的过程。然而，具有更大理论意义的是一组辅助诙谐技巧。它们的目的显然是想把听者的注意力从诙谐过程中引开，以便使该过程可以自动地向前发展。我之所以慎重地使用“自动地”这个词，而不是“无意识地”，是因为对后者的描述很可能把我们引入歧途。这只不过是一个在人们听到诙谐时，阻止日益增长的注意贯注（cathexis of attention），使之不去注意心理过程的问题，而且通过使用这些辅助技巧，我们就可以正确地设想，正是注意贯注在监督和重新使用被释放的贯注的心理能量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似乎很不容易避免在内心应用这些早已变得多余的贯注，因为在我们的思维过程中，总习惯于通过释放，在不失去贯注的心理能量的情况下，把这些贯注从一条途径移置到另一条途径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诙谐使用了下列方法。首先，它们尽量使其表达简洁，目的是给注意力暴露较少的攻击点。其次，它们严格按照简明易懂的条件办事［见前文第150页］；

因为一旦它们呼唤要在两个不同的思维途径之间有一个进行选择的智力工作，那就会由于不可避免的思维消耗和注意力唤醒而危及到诙谐的效果。除此之外，诙谐还通过在诙谐的表达方式中增添某些可以引起听者注意的东西，以便在此期间，抑制的贯注及其释放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解放出来。这个目的可以通过省略诙谐中的用词来达到，而且诙谐还促使我们去填补这些空白，这样我们就会成功地不去注意诙谐的过程了。在此，事实上那些吸引人们注意力的谜语技巧也常被用来为诙谐工作服务。特别是我们在某些倾向性诙谐中发现［第105页以下］，那些被用做幌子的东西在这方面效果更佳。那些诡辩的幌子通过采取分配任务的方式从而成功地达到了吸引注意力的目的。当我们还在纳闷这个答案还有什么不妥之处时，我们就已经在笑了；我们的注意力不知不觉问被吸引过去了，同时获得了解放的抑制贯注也就成功地释放出来了。那些打着滑稽幌子的诙谐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些诙谐中，滑稽对诙谐技巧也起了辅助作用。滑稽的幌子用多种方式来提高诙谐的效果；它不仅通过吸引注意力来使诙谐过程的自动性成为可能，而且还通过把滑稽的释放先发送出来以促进诙谐的释放。在此，滑稽所起的作用与行贿的前期快乐所起的作用十分相似。现在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某些诙谐完全放弃那些普通的诙谐方法所产生的前期快乐，而只把滑稽用做前期快乐了。在诙谐技巧本身之中，特别是移置作用和荒诞表现，除了它们的其他限制性条件之外，它们也常常导致对诙谐过程的自动性过程极为有利的注意力的分散。[159]

我们已经做过这样的猜测，而且我们以后将会看得更清楚，在分散注意力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在诙谐听者身上发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过程的特征。[160]关于这一点，我们仍然可以了解许多其他的东西。首先，尽管通过分析研究我们能够发现笑的原因，但是我们很少知道在诙谐中我们笑的是什么。这种笑实际上是我们通过疏远自己有意识的注意而使之成为可能的自动过程的结果。其次，我们也能够理解诙谐的特点就是，只有当它们新奇时，只有当它们使听者感到诧异时，它们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作用到听者身上。诙谐的这个特点（它决定了诙谐是短命的，并促使人们不断去创造新的诙谐），显然应归功于下述事实：正是这个使人诧异抑或出人意料的性质暗示着它只能成功一次。当我们重复诙谐时，唤醒了的记忆就会把注意力引回到首次听到这个诙谐时的情境中去。从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了解，人们为什么总想把曾经听到过的诙谐告诉给还没有听到过它的人。因为他或许能够从这个诙谐给新的听者留下的印象中，重新获得由于缺乏新奇感而早已消失了的那部分乐趣。而且很可能还是一种类似的动机驱使该诙谐的创作者第一次把他的诙谐讲给他人听。

C.在第三个条件里，我将提出旨在增加获得释放的分量和因而将会增加诙谐效果的诙谐工作的一些辅助性技巧方法。不过，这次我不是把它们作为必要的条件，而是作为对诙谐过程起促进作用的东西才提出来的。的确，这些技巧主要也是用来引起人们对诙谐的注意的，但它们又通过既吸引注意力又抑制其活动来减弱这种效果。引起兴趣和产生困惑的一切事物都在这两方面发生作用——胡说和矛盾说法尤其如此，而且最典型的是“观念的对比”（contrast of ideas）。

一些权威人士曾认为“观念的对比”是诙谐的基本特征，但我认为，它只是加强诙谐效果的一种手段。所有使人感到迷茫的东西都在听者身上唤起一种李普斯称之为“精神郁积”的能量分布状态。同时毫无疑问，他还可正确地假设，这种释放力量的大小是随着先前郁积量的多少而发生变化的。确实，虽然李普斯的解释并未专指诙谐，而是泛指滑稽；但是，我们仍可以认为，诙谐中的这种抑制贯注的释放很可能也是借助郁积的增高这种手段以同样的方式得到增加的。

现在，我们开始明白，诙谐的目的总的说来是由两种目的决定的——第一种目的是使在第一个人身上建构诙谐成为可能。第二种目的是保证诙谐在第三个人身上尽可能产生最大的令人愉快的效果。诙谐的这一类似于杰纳斯[161]的双面特征，保护着他们的原有快乐领域不受批判性理智的攻击，与前期快乐机制一起同属于这些目的的第一种；而本章所列举的那些条件所引起的诙谐技巧的更复杂之处，其产生则看在诙谐的第三者的面上。这样，诙谐本身就是一个同时为两个主子服务的两面派无赖。诙谐中一切旨在获得快乐的东西都是眼睛盯着第三者而累积起来的，仿佛第一个人身上那许多不可克服的内在抑制使他无法获取快乐似的。因此，我们就有这样一种印象，第三者对于诙谐的完成是多么的不可或缺。但是，尽管我们已经能够很好地洞悉第三者身上这种过程的性质，但第一个人身上与之相对应的过程似乎仍很模糊，令人费解。在我们提出的这两个问题中［第143～144页］，“为什么我们不能因我们自己讲的诙谐而笑”和“为什么我们总想把自己的诙谐讲给别人听”，到目前为止，我们仍无法回答第一个问题。我们只能猜测在这两个有待解释的事实之间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我们之所以不得不把自己的诙谐讲给他人听，是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因它们而发笑。从我们对第三者身上存在着的获得快乐和释放快乐的种种条件的洞见中，我们可以推断出，在第一个人身上，释放的条件是不充足的，另外，获得快乐的那些条件也并未完全实现。情况既然如此，我们便可以通过对发笑者的印象这种间接途径，获得我们自己不能笑的笑声，并以此来弥补我们的快乐，这一点是无可争辩的。正如迪加所说的，我们笑了，仿佛笑“par ricochet”（弹回来）了一样。笑是心理状态中极富感染力的表达方式之一。

当我把笑话讲给另一个人听而使他大笑时，其实我也在利用他使我自己发笑；实际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讲笑话的人开始时表情很严肃，后来也随听者一块儿温和地笑了起来。因此，把我的诙谐讲给别人听，便可以达到几个目的，首先，它可以从客观上肯定诙谐工作已获得了成功；其次，通过另一个人对我的反应，它可以满足我自己的快乐。最后——如果一个人重复的不是他自己引起的诙谐——它就可以弥补由于该诙谐缺乏新奇感而失去的乐趣。

在总结关于诙谐的心理过程的这些讨论时，就它们在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作用而言，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节省这个因素。从我们第一次解释诙谐技巧时起，我们一直把它视为达到诙谐的心理学观点中较为重要的一个。然而我们却早已抛弃了这个最明显，同时也是最简单的节省的观点。总的说来，节省只是一个避免心理消耗的问题，例如，它包括最大限度地限制语词的使用和思想序列的建立。即使在那个阶段，我们也一再告诫自己简洁或精练都不足以制造诙谐。诙谐的简洁是一种特殊的简洁——“诙谐的”简洁。的确，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所所产生的原有快乐，只不过是从消耗的节省中获得的；但随着游戏发展成诙谐，节省的倾向也必须改变自己的目标，因为不管是使用同一语词还是避免用新的方法把观点联合起来，都可能会有所矛盾，但当和我们花在智力活动上的巨大消耗相比较时，它却算不了什么。或许我可以冒昧地把这种心理节省和一个贸易公司之间做一个比较。只要后者的交易额很小，那么其良策就是压低消耗，并且必须最大限度地减少管理费用。于是，节省就会步消耗之后尘而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后来，营业额增加了，管理费用的代价就会降低；此时，如果交易额和利润能得到足够的增加，消耗总数的增加就无关紧要了。减缩管理费用将显得过于保守，而且对公司也极为不利。不过，如果想当然地认为消耗巨大，那就没有什么节省的余地了，这种想法也不对。因此，一个管理者心里总想节约开支，这种想法最终导致将会在各种具体的事务上节省开支。假如一件工作能够以比以前更小的代价做完，不管节省的钱和总消耗比较起来如何微乎其微，他也会感到心满意足。在复杂纷繁的精神事务（psychical business）中，细节方面的节省以一种极其类似的形式也保留着一种快乐的根源，我们可以从日常发生的事情中看出这一点。一个过去常用煤气灯照明而现在改用电灯照明的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他开灯时，他都会体验到一种明显的快乐；只要此时此刻他还记得为了点燃煤气灯而必须完成的那些复杂的工作，他就会感受到这种乐趣。同样，由诙谐所产生的心理抑制中消耗的节省——与我们的心理消耗的总量相比尽管微不足道——仍给我们保留着一种快乐根源，因为我们节省了一种我们常常习惯于花费掉的、而且这一次也准备好要花费掉的独特的消耗。这个消耗因素正是人们为了使自己准确无误地处于最突出的地位而期待和准备的那个因素。

我们刚才考虑过的那种局部性节省，肯定会给我们带来瞬间的快乐；但只要此时此刻所节省的东西能够应用于另一个场合，它就不会产生一种持久性解脱。只有在能够避免这种处理方法应用于其他场合时，这种特定的节省才能转换成一般的心理消耗的解脱。这样，由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诙谐的心理过程，解脱因素就取代了节省，显然是前者给了我们更大的快乐感，第一个人身上的诙谐过程通过解除抑制和减少局部消耗来产生快乐；不过，直到通过最初介入的第三者从中撮合，直到它通过释放而得到普遍的解脱，这种快乐才会停止。

第三章理论部分

一、诙谐与梦和潜意识的关系

在我关注发现诙谐技巧的那一章末尾，我曾论述过，不管是否形成了替代作用，这些凝缩过程，或者借助于胡说和相反之物而产生的表征过程，迂回的表征过程等等，我们发现，都在诙谐的产生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表明它们与“梦的工作”过程是极为一致的。我还曾表示，我们一方面要更密切地研究这些过程的类似性，另一方面还要考察由此而引发的诙谐和梦的共同因素。如果我可以假定，对这种比较的两个课题之一——“梦的工作”——已为我的读者们所熟悉的话，那么，我认为进行这种比较就容易多了。然而，不做这样的假定或许会更明智些。我有一种印象，我于1900年出版的《释梦》一书在我的同行专家们中间所引起的“困惑”（“bewilderment”）远远超过了“启发”作用（enlightenment），而且我知道，更多的读者满足于把这本书的内容缩减为一句流行语（“愿望的满足”），这可能更易于记忆，但确实也容易误用。

随着对所讨论过的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我作为一名心理治疗者在医学实践中曾有大量的机会，但并没有使我提出任何可以要求我的思路改变或改进的东西；因此，我可以默默地等待，直到我的读者的理解跟上我，或者直到颇有见识的批评能指出我的观点中的基本错误。为了达到与诙谐进行比较的目的，现在我要简明地重复梦和梦的工作的最基本情况。

我们所知道的梦一般说来不过是对醒后梦的片断记忆。梦看起来就像感觉印象的一个网络，多数是视觉印象，也包括其他感觉印象，它们相仿于某种体验，其中思维过程（梦中的“知识”）和情感的表达可能会交织在一起。我把我们由此而记住的梦称为“梦的显意”。它常常是非常荒谬可笑和混乱不堪的一有时则只是荒谬可笑或只是混乱不堪的。但是，即使梦做得很有条理，就像某些焦虑的梦那样，它把我们的心理生活看做是某种不相容的东西，我们用任何方式也都无法说明梦的起源。迄今为止，人们对于梦的这些特点的解释一直限于在梦本身中寻找，把梦看做是神经因素的一种无秩序的、无联系的、也可以说是“睡眠”活动的征兆。

相反，我已经指出，这种奇怪的梦的“显意”经常可以理解为一种残缺不全的和发生改变的理性心理结构的副本，这些心理结构可命名为“隐意的梦念”。我们把梦的显意划分成它的组成部分，而不考虑它（作为一个整体）可能具有的任何表面意义，这样，沿着从已经独立出来的每一个成分出发的联想线索，我们就可以对梦有所理解了。这些内容相互交织并最终形成一条思想链（tissue of thoughts），它们不仅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能轻而易举地进入我们心理过程的已知部分。在这种“分析”过程中，梦的内容必将把一切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东西抛弃。但是，要使分析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坚决拒绝那些无休止的反对意见，因为它们干扰了各种中介联想的再现。

把回忆起来的梦的显意和由此而发现的隐意的梦念相比较，就可以得出“梦的工作”这一概念。梦的工作是对全部转换过程的总称，它把梦念转换成显梦。我们以前对梦的惊讶现在变成了对造梦的工作的惊讶。

不管怎么说，造梦的工作的成就可如下述。在白天建立起来的而且尚未完全解决的——“日间残余”——一条思想链，通常是非常复杂的，在晚上继续保留着它所要求的那份能量——那种“兴趣”——并且威胁着要干扰睡眠。这种“日间残余”通过梦的工作转变成梦而且对睡眠并无妨害。为了给梦的工作提供一个支撑点，“日间残余”必须能建构起一种愿望——这不是一个很难实现的条件。从梦念中产生的愿望先形成梦的最初阶段，而后形成梦的核心。从分析中获得的经验——不是指梦的理论——告诉我们，在儿童醒觉生活中留存的任何愿望都足以使他做梦，这种梦的出现是有联系而又精巧的，但通常很短暂，而且易于被视为一种“愿望的满足”。

在成人中，一般地说梦是有制约条件的，创造了的梦的愿望将是一种不能与意识思维（consciousthinking）——一种被压抑的愿望——相容的愿望，或者至少可能具有意识所不知道的强化作用。如果不假设存在着在上述意义上进行解释的潜意识，我就无法进一步提出梦的理论，或者解释在梦的分析中遇到的材料。这种潜意识愿望对梦念的有意识的理性材料发生作用就产生了梦。

在发生这种情况时，可以说梦被拖进潜意识中，或者更确切地说，犹如在潜意识思维过程的水平上得到了一次加工，并具有该水平的特点。到目前为止，只有从“梦的工作”的结果中，我们才在事实上熟悉了潜意识思维的特点，以及它和能够成为有意识的思维——即“前意识”思维——的差异。

一种崭新而复杂，且与我们的思维习惯相反的理论，是绝不可能从简洁的表述中明确获得的。

因此，在这些论述中我的整个目的只能是把注意力转向更全面地描绘我在《释梦》中提出的潜意识问题，以及注意李普斯的著作，这些在我看来似乎是最重要的。我发现，任何一位受过良好的正统哲学教育的人，或者一位长期从某种所谓哲学体系中阐发其意见的人，将反对在李普斯和我所使用这一术语意义上的“潜意识心理”的假设，而宁愿根据一种心理的定义来证明它的不可能性。不过定义是一种习俗问题，而且是可以改变的。我经常发现那些认为潜意识是荒唐可笑和不可能存在的人，并没有从这些根源中形成他们的印象，这些根源至少使我认识到潜意识存在的必要性。这些潜意识的反对者们并没有目睹过催眠后暗示的作用，而当我向他们讲述了我对无催眠的神经症者的分析案例时，他们感到极大的惊奇。他们从未认识到这种观念，即潜意识是我们确实不知道的一种东西，但也是我们乐意做出推论的东西。他们把潜意识理解为能够成为有意识的，不过当时并没有被意识到的，它并没有居于“注意的焦点”（the focal point of attention），他们也没有尝试通过分析自己做的梦来使自己承认在自己的心灵中存在着诸如此类的潜意识思想。而当我力图对他们如法实施时，他们只能惊讶而混乱地觉察到他们自己的联想。我还形成了一种印象，基本的情绪抵抗阻碍着人们承认“潜意识”，这些抵抗所依据的事实是，谁也不想知道他的潜意识，最便利的计划不过是全然否认其存在的可能性。

因此，梦的工作——在讨论了这些枝节之后我又言归正传了——使那种以祈使语气提出的思想材料受到了最奇怪的修正。首先，它采取的步骤是从祈使语气到现在陈述语气；它用“这是”取代了“噢！要是……就好了”。正是这个“这是”得到了一种幻觉的表征；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梦的工作的“退行”（regression）——这是一条从思维通向知觉意象的道路，或者使用尚未众所周知的心理结构地形学（topography）术语（这不是解剖学上采用的术语），是一条从思维结构通向感知觉领域的道路。这是一条与复杂的心理发展过程相反的道路：梦念被赋予了形象化的特征；最后达到的是一种可以塑造的情境，它是显意的“梦画”（dream-picture）的核心。

为了使梦的思想能以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就得发生深刻的变化。但是，在这些思想变回到感觉意象时，在它们身上还会发生一些变化，有些变化可以看做是必要的，而另一些变化则令人吃惊。我们能理解，作为退行的一种附加结果，把它们联结在一起的思想之间的一切内部关系都几乎在显梦中消失殆尽了。我们可能会说，梦的工作只能用来代表这些观念的原材料，而不能代表它们相互遵循的逻辑关系；或者无论如何都保留着无视这些逻辑关系的自由。另一方面，梦的工作还有另外一部分，我们不能把它归结为退行，不能归结为变回到感觉意象；而正是这一部分才对我们类推诙谐的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梦的工作过程中，梦念的材料易于受到不同寻常的压缩（compression）或凝缩。它的一个出发点是由可能存在于梦念中的任何共同因素提供的，不管是碰巧还是从其内容的性质中提供的。由于这些因素通常都不足以使之考虑凝缩作用，于是便在梦的工作中创造了新的、人工的、短暂的共同因素。出于这个目的，人们实际上都喜欢使用那些听起来能表达几种不同意思的词。这些新创造的、具有凝缩作用的共同因素作为梦念的代表进入了梦的显意，这样，梦中的一个因素便和梦念中的一个节点或结合点一致起来，而且与后者相比，这个梦中的因素一般地说都必须描述成“多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凝缩作用是最容易地被识别的梦的工作的片断。当通过分析以便获得扩展梦的凝缩作用的良好印象而把梦念的材料记录下来时，和梦的主题进行比较才是必要的。

要使一个人相信梦的工作造成的梦念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不太容易的——我把这个过程命名为“梦的移置作用”（dream-displacements）。它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处于梦念周围的和那些不太重要的东西在显梦里却占据了中心位置，且以很大的感觉强度表现出来，反之亦然。这就使梦表现为在梦念方面发生了移置，确切地说，这种移置作用就是梦把醒觉时的心理生

活看做是一种毫不相容的和不可理解的东西。为了使这种移置作用得以发生，必须使贯注的精神能量不受限制地从重要的观念过渡到不重要的观念——在正常人的思想中，这种有意识的能量可能只能给人们一种“错误推理”（“faulty reasoning”）的印象。

由表征、凝缩和移置作用而导致的转变可以归结为梦的工作的三个主要成就。第四个成就在《释梦》中或许做过很简短的探讨，它和我们当前的目的无关。[162]假如把“心理结构地形学”和“退行”的观点坚持不懈地探究到底（只有这样，这些工作假设才能有价值），我们就必须努力确定使梦念发生各种变化的退行的阶段。这些努力还没有得到严肃的实施；但是，至少可以明确地说明，虽然移置作用处在潜意识过程的阶段，但它必定会在思想材料中发生，而凝缩作用一定可以被描述为贯穿于事件的全过程，直到达到知觉领域的一个过程。但一般而言，我们一定都愿意假设，参与梦的形成的一切力量都是同时起作用的。我们即将认识到，虽然一个人必须在处理这类问题时要有所保留，虽然还有一些在此处无法涉及的根本疑问（不知道这种问题是否该以这种方式提出来），[163]但我愿意冒险地断定，为梦做准备的梦的工作过程必定处在潜意识的领域内。因此大体上说，梦的形成可划分为三个阶段：首先，前意识的日间残余变成潜意识的，在这里，支配着睡眠状态的条件必定起某种作用；其次，梦的工作本身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第三，经过这样修正过的梦的材料退行到知觉中，梦便在这里成为有意识的。

下述力量可以认为在梦的形成中起过作用：睡眠的愿望；在睡眠状态使之有所减弱之后；保持在日间残余里的能量贯注，在梦中构成潜意识愿望和反对“稽查作用”的心理能量，支配着日间的生活，而且在睡眠期间也没有完全被消除。梦形成的任务首先便是克服由稽查作用而引起的抑制；梦念材料中心理能量的移置所要解决的正是这个任务。

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是什么使我们在探究诙谐期间而有机会考虑梦的问题的。我们发现，诙谐的特点和作用是和一定的表达方式或技巧相联系的，其中最令人称奇的是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但是，导致同一结果的这些过程——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已经作为梦的工作的特征而为我们所熟知。难道这种一致性还没有使我们得出结论，至少在某些主要方面，诙谐的工作和梦的工作必定是同一的吗？我认为，梦的工作已经向我们揭示了有关它的最重要的特点。在诙谐的心理过程中所隐瞒的那一部分，恰恰就是可以和梦的工作相比较的那一部分，即在第一个人身上形成诙谐时所发生的情况。难道我们不会为之所动，用类推梦的形成来建构该过程吗？有少数梦的特点和诙谐如此不相容，以致与那些特点相一致的梦的工作的作用无法转换成诙谐的形成。毫无疑问，思想序列向知觉的退行在诙谐中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能设想梦形成的另外两个阶段。即前意识思维下降到潜意识以及对其进行潜意识的修正，在诙谐形成中也出现过，那么，我们能在诙谐中观察到的同样结果就会出现。因此，我们不妨采纳这种假设，这就是在第一个人身上形成诙谐的方式：前意识思想暂时转交给潜意识修正，其结果即刻被意识知觉所掌握。

在详细考察这个假设之前，我们先考虑一个可能对我们的前提产生威胁的反对意见。我们是从这个事实出发的，诙谐的技巧表明了我们所知的和梦的工作特点相同的过程。现在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反驳这种观点，假如我们以前关于梦的工作的知识没有使我们关于诙谐技巧的观点产生偏见的话，我们就不会把诙谐的技巧描述为凝缩作用、移置作用等，也不会在诙谐和梦的表征方式之间形成这样广泛的一致性，结果我们最终只是在诙谐中发现了一个期待的证据，我们据此从梦中对它们做了探讨。如果这就是一致性的基础，那么，除了我们的偏见之外，没有任何迹象能保证它的存在。的确，凝缩作用、移置作用和迂回表征也就不会被任何其他作者用来解释表达诙谐的形式。这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反对意见，但在这一点上却不是一种公正的反对意见。同样可能的是，在我们能够认识到真正的一致性之前，它也是使我们的观点被梦的工作的知识所加强而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一项决定毕竟只取决于某种批判性的考察是否能在个别案例的基础上证实，这种诙谐技巧的观点是强加的，而其他更合理和更深刻的观点则由此而被压制了，或者依赖于这种考察是否必须承认，从梦中获得的期待确实能在诙谐里得到证实。在我看来，我们毫无必要害怕这种批评，我们的“还原”（reduction）程序向我们可靠地展示了以什么表达形式来寻求诙谐的技巧。假如我们给已经预先发现了诙谐技巧和梦的工作之间一致性的那些技巧命名的话，我们是完全有权利这样做的，而事实上它不过是一种非常合理的简化过程。

还有另一种反对意见，虽然并不至于如此严重地影响我们的讨论，但也不能作为一种根本的反证来接受。可以说，和我们的图式如此珠联璧合的这些诙谐技巧确实应该被认识到，但它们既不是唯一可能存在的诙谐技巧，也不是只能应用于实际中的技巧。人们可能会争辩说，在梦的工作模式的影响下，我们只是寻找适合于它的诙谐的技巧，而其他被我们忽略的技巧则证明，这种一致性并不是永远存在的。我实在不敢冒昧地宣称，我在阐释每一种流行的诙谐技巧方面已经获得了成功；而且我必须承认，我所列举的诙谐技巧可能将显示出某些不完善性。不过，我并非有意地把我所清楚的任何一种技巧都排斥于讨论之外。我可以宣告，那些最普遍、最重要和最有特点的诙谐方法并未逃出我的注意。

诙谐还具有另一个特点，它和我们从梦中获得的梦的工作的观点有着令人满意的一致性。的确，我们谈的是“说个笑话”，但是我们发现，当我们说笑话时，我们的行为和我们做出一个判断或提出反对意见时的行为是大不相同的。一个笑话具有堂而皇之地成为一种观念的特点，这已经“不自觉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实际发生的情况并不是不久前我们就知道我们打算说个什么笑话，也不是说所需要的就是把它用语词表达出来。相反，我们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感觉，我宁肯将这种感觉同“失神”（absence），[164]即智力紧张的突然放松，进行最恰当的比较，于是诙谐便立即出现——一般是用语词明确表达出来的。除了在表达某种思想时使用诙谐技巧之外，在其他情况下也可使用一些诙谐技巧——例如类比或隐喻的技巧。我能够有意地决定做一个隐喻。

在这种情况下，我起初先直接表达我的心灵中（我的内耳中）的思想，但由于对外部情况有所疑虑，便抑制了表达，而且几乎可以说决心要用另一种间接的形式来取代直接表达；于是我就做了一个隐喻。但是，以这种方式做的隐喻和在我的持续监督下形成的这个隐喻绝不是一种诙谐，无论它在其他方面可能有多么适合。另一方面，当诙谐的隐喻出现时，我却不能在我的思想上遵循这些准备阶段。我不愿把这种行为看得太重要；它很少起决定作用，虽然它和我们的假设完全一致，即在形成一个诙谐时，我们暂时放弃了某种思想序列，然后它却突然作为一种诙谐而从潜意识中浮现出来。

诙谐在联想方面也表现出其独特的行为方式来。当我们需要诙谐时，它们却往往难于被我们的记忆所支配；但在其他情况下，作为一种补充，可以说它们的出现并不是自愿的，而且在我们的思想序列的结合点上也看不到它们的关联。再说一遍，这虽然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特征，但却表明它们都源于潜意识。

现在我们不妨把那些可以推断说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的特点收集在一起。首先是那些特别简洁的诙谐——的确，简洁性并不是主要的，但却是极其与众不同的特点。当我们初次发现它时，我们倾向于把它视为倾向于节省的一种表达方式，但由于有明显的反对意见，我们放弃了这种观点（第44页）。现在我们认为，它似乎像是诙谐思维所依附的潜意识修正的标志。因为我们不能把梦中与它相一致的东西，即凝缩作用，与并非定位在潜意识中的任何其他因素联系在一起；我们必须假设，这种在前意识中并不存在的凝缩作用的决定因素，却存在于潜意识的思维过程中。[165]可以预料，在凝缩过程中，将失去少数依附于它的因素，而接受了前者的贯注能量的其他因素，将通过凝

缩作用而得到加强或过度加强。因此，和梦的短促性一样，诙谐的短促性也是在两种情况下凝缩作用的必然伴随物——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凝缩过程的结果。这个起源也能说明诙谐简洁性的特性，这是无法进一步界定但却使人深感惊奇的特性。

在前文中，我们把凝缩作用的结果之一——同一材料的多种用途，文字游戏和语音的类似性——看做是一个有定位的结构，把一个（单纯性）诙谐所引起的快乐看做是从该结构中获得的，而后来我们推断，诙谐的最初意图是从语词中获得大量的这种快乐——这种事在游戏阶段是允许的，但在理智发展过程中却受到了理性批评的抑制。我们现在业已采纳这个假设，像这类服务于诙谐技巧的凝缩作用，是在潜意识思维过程中自动产生的，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意图。那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就有两种似乎互不相容的对同一事实的不同看法了吗？我并不这样认为。的确，它们是两种不同的观点，而且它们也需要相互协调一致；但它们并不矛盾，其中一个观点只是和另一个观点无关；而当我们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某种联系时，我们将有可能获得知识方面的某些进步。这些凝缩作用是产生快乐的根源，这个事实与它们的产生条件很容易在潜意识中发现这个假设绝非不相容。相反，我们可以为在这种情况下陷入潜意识找到一个理由，即需要诙谐的帮助才能产生快乐的凝缩作用，在那里是很容易产生的。

此外，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乍一看似乎完全互不相干，而且像是由于某个偶然的机会而汇合到一起的，但是，经过较深入的研究就会发现它们是密切联系的，而且确实是基本的因素。我心里有两种看法，一方面，在游戏阶段的发展期间（即在儿童期的推理期间），诙谐能够产生这些快乐的凝缩作用；另一方面，在高级阶段通过把思想嵌入到潜意识中而实现着同样的作用。因为婴幼儿时期是潜意识的根源，潜意识的思维过程不是别的，而正是在童年早期所产生的那些过程——是一些独一无二的过程。为了形成一个诙谐而嵌入到潜意识中去的思想，只是在那里寻找它以前做文字游戏时的故居。思想暂时退回到童年阶段，以便再次获得童年期的快乐根源。如果我们不是通过对神经症心理学的研究业已对它有所了解，我们就会在诙谐的引导下产生一种怀疑，即奇怪的潜意识修正不过是思维活动的童年期标志而已。只不过我们很难在儿童身上瞥见这种童年期的思维方式，而在成年人的潜意识中还保留着童年期的特色，因为可以说它在出生时大部分都得到了纠正。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于是我们便嘲笑儿童“傻”。任何诸如此类尚未揭示的潜意识材料，一般地说都像喜剧一样打动了我们。[166]

在某些心理疾病（mental diseases）的患者所说的话里，更容易发现这些潜意识思维过程的特点。假如我们对他们停止使用有意识思维的要求，假如我们像对待梦一样来对待他们，也使用我们的解释技术的话[167]，我们就最有可能（像格雷辛格尔很久以前所建议的那样[168]）了解这种精神错乱（insane）的谵妄，并且把它们作为信息的片断来使用。的确，我们已经证实了这一事实，即“梦中的心灵返回到胚胎的观点”。[169]

在考虑凝缩过程时，我们已经如此深入地探讨了诙谐与梦之间十分重要的类似性，以致我们随后的论述可以更简短些。正如我们所知，梦的工作的移置作用旨在指向操作意识思维的稽查作用。因此，当我们发现诙谐技巧中的移置作用时，我们便倾向于假设，在形成诙谐时也有一种抑制力在起作用。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一般情况下确实如此。诙谐为了恢复胡说中旧的快乐或语词中旧的快乐所做的努力，发现自己在正常心境下却受到了批判理性提出的反对意见的抑制，而且在每一个别事例中都必须克服这一点。但是诙谐的工作借以完成这项任务的方式显示了诙谐与梦之间有一个总的区别。在梦的工作中它习惯上是用移置作用、用观念的选择来完成这项任务，这些观念为使稽查作用允许它们通过而与令人不快的观念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但它们仍然是该观念的派生物，并借助于一种完全的移情而接收了它的心理宣泄。[170]出于这个原因，移置作用总与梦相伴且更容易理解。

应该包括在移置作用中的不仅有思想序列的转移，而且还有各种迂回表征，特别是还有一个重要的，但令人不快的因素被一个无足轻重，且看起来对稽查作用无害的因素所取代，这个因素似乎是对另一个因素的一种非常遥远的比喻——被一种象征作用，或一种类比，或某个小东西所取代。不容争辩的是，这种迂回表征的一部分已存在于梦的前意识思维中了——例如，象征或类比表征——因为否则的话，思维就根本不可能达到前意识表达阶段。这种迂回表征和引喻与所指事物的关系是容易发现的，的确是可以容许的，而且也是我们的意识思维中很有用的表达方法。但是，梦的工作把这种迂回的表达方法夸大得超出了一切限制。在稽查作用的压力下，任何一种联系都足以被引喻所替代，任何因素被其他因素所移置都是允许的。内部联系（类似性、因果联系等）被所谓外部联系（时间的同时性、空间的接近性、声音的类似性）所取代是梦的工作格外令人惊异的特点。

所有这些移置的方法看起来也是诙谐的技巧，但是，当它们出现时，通常都很重视它们在意识思维中所使用的限制性条件；它们也可能根本不存在，虽然诙谐也总有一个对付抑制的任务要完成。

当我们回忆起，诙谐总有另一种技巧可供它们支配以驱散抑制，而且除了恰恰发现了这个技巧之外，我们确实没有发现其他更多的特点，唯此我们才能理解移置作用在梦的工作中所处的附属地位。因为诙谐并不像梦那样能产生协调；它们并不躲避抑制，但却坚持保留文字游戏或保留一成不变的胡说。但是，它们把自己限制在一种选择之中，其中这种游戏或胡说可以同时出现（在俏皮话中）是允许的，或者（在诙谐中）是合理的，多亏了语词的这种模棱两可性和概念关系的多重性。什么也不如言语的这种两面性和两重性能更清楚地把诙谐同其他所有的心理结构区分开来。从这种观点来看，当权威们强调“胡说的意义”时，他们至少最接近了对诙谐实质的理解。

考虑到这种独特技巧在诙谐中所具有的克服其抑制的普遍优势，可以认为，让它们在特殊情况下也运用移置作用的技巧是多此一举的。但是，一方面有些技巧对以快乐为目的和根源的诙谐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例如移置作用本身（思想的转移）就确实具有胡说的性质。另一方面，不应该忘记，诙谐的最高阶段即倾向性诙谐，往往需要克服两种抑制作用——与诙谐本身相对立的抑制以及与其目的相对立的抑制，引喻和移置作用完全有资格使后面这项任务成为可能。

在梦的工作中大量地、不加限制地使用迂回表征、移置作用，特别是使用隐喻，往往会产生一种我曾提到的结果，这不是因为它本身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成了我着手处理诙谐问题的主观原因。

如果我们要对一个无知的人或反常的人进行梦的分析，在分析中设计了奇怪的隐喻和移置过程——这在生活中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过程——梦的分析就利用了这些过程，那么，读者就会产生一种不舒服的印象，并认为这些解释“带有诙谐的性质”。但是，他显然未把它们看做是成功的诙谐，而看做是强迫性的，且以某种方式违反诙谐的常规。要解释这种印象是很容易的。它产生于这个事实，即梦的工作所使用的方法与诙谐的方法相同，只不过在使用这些方法时却超越了诙谐所重视的限度。[171]我们很快将得知，由于第三个人发挥作用的结果，诙谐受到了在梦中并不适用的某种条件的限制。

在通用于诙谐和梦的那些技巧中，表现相对立的事物和使用胡说引起了我们的一些兴趣。前者是在诙谐中使用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在其他诙谐中用“过分夸大的诙谐”这类实例即可发现。顺便提一句，表现相对立的事物不能像大多数其他诙谐技巧一样逃避开意识的注意。一个试图使诙谐的工作尽可能有意地在自己身上发挥作用的人——例如一个职业小丑——一般地说都会很快发现，用诙谐来回击一种主张的最便利方法是说出与它相反的话，使之具有一时的激励作用，以便排除他的反驳有可能引起的反对意见，对他所说的话做出新的解释。表现相对立的事物也有可能把它所享有的好处归功于这个事实，即它成为表达某种思想的另一种快乐方式的核心，这是无须引进潜意识即可理解的。我正在考虑“讽刺”（irony）问题，它和诙谐有密切联系（见前面第73页）并且包含在亚类喜剧之中。其实质在于把一个人想对另一个人转达的话用相反的话说出来，但是当让他反驳时却使他明白——通过一个人的声调，通过某种相伴随的手势，或者（就写作而言）通过某些细小的风格化的表现方式——他的意思和他所说的话是相反的。只有当另一个人做好了听反话的准备时才能使用讽刺，这样他才不会感觉到有一种进行反驳的倾向。由于该条件所导致的结果，讽刺特别容易受到误解。它给使用它的人带来的好处是使他能很快地避开直接表达的困难，例如在骂人的话里。在听者身上产生了滑稽的快乐，这可能是因为讽刺使他在能量的消耗上产生了矛盾，他即刻便认识到这是不必要的。像这种在诙谐和与此紧密联系的滑稽之间的比较可以证实我们的假设，即诙谐所特有的东西是它和潜意识的关系，这或许也可以使诙谐与滑稽区分开来。[172]

表征相反的事物在梦的工作中所起的作用甚至远大于在诙谐中的作用。梦不仅喜欢用一个相同的复合结构来代表两个对立面，而且经常地把梦的思想中的某些东西变成它的对立面，以致造成了解释工作的很大困难。“谁也无法第一眼便决定，任何容许对立的成分在梦念中是作为积极的或消极的成分而出现的。”[173]

我必须强调说明，这个事实迄今为止尚未得到任何承认，但它似乎指出了潜意识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这种思维中很可能没有任何类似于“判断”（judging）的过程出现。若用判断来代替拒绝，我们在潜意识中发现的便是“压抑”。毫无疑问，压抑可以被正确地描述为防御反射和谴责判断之间的中介阶段。[174]

在梦中如此经常地出现并受到如此不应有的轻蔑的胡言乱语和荒唐行为，绝不是通过那些混淆在一起的观念成分而偶然产生的，而是总能表现出受到了梦的工作有意的承认，并且被用来代表梦念中严厉的批评和轻蔑的反驳。这样，梦的内容中的荒唐行为便取代了梦念中“这是一派胡言”的判断。[175]在《释梦》中我十分强调这种证据，因为我认为，这样我就能对相信梦根本不是一种心理现象的错误看法进行最有力的反击——这种错误看法阻碍了通往了解潜意识的道路。

现在我们在解决某些倾向性诙谐问题的过程中已经获悉，诙谐中的胡说是为同样的表征目的服务的。我们也知道，一个诙谐的无意义的外表特别适合于增加听者的心理能量的消耗，并因此用笑声来增加能量释放的数量。但是，除此之外，一定不要忘记，诙谐中的胡说本身就是一个目的，因为重新发现胡说中旧有的快乐这个意图就在梦的工作动机之中。还有其他一些重新发现胡说并从中获得快乐的方法：漫画、夸张、模仿滑稽作品和歪曲模仿都是利用这种方法，并因此而产生“滑稽的胡说”。如果我们对这些表达形式做一个类似于对诙谐所做的分析，我们将发现，这些情况中没有一种能产生在我们为了解释它们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潜意识过程。我们现在也能理解，成为一种诙谐的特点是怎样作为漫画、夸张或模仿滑稽作品的附加成分而出现的；使之成为可能的东西，其实是“活动的心理景象”中的一种差异。[176]

我认为，现在对我们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把诙谐的工作安置到潜意识系统中，它使我们能理解这个事实，即诙谐所公然坚持使用的这些技巧，在另一方面并不是它们的全部财产。有些我们只有推迟到后面对这些技巧做原始考察时才能解决的疑问，现在则找到了适当的解决方法。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随之而来的另一个疑问就更值得我们考虑。这种疑问认为，诙谐和潜意识之间不容否认的关系事实上只有对倾向性诙谐的某些范畴才是有效的，而我们则准备把它扩展到诙谐的每一种类和每一个发展阶段。我们一定不要回避对这种反对意见的考察。

可以明确地假定，诙谐是在潜意识中形成的，诙谐的问题在于此时它是服务于潜意识目的，还是服务于被潜意识强化的目的——这就是最“愤世嫉俗的”诙谐。因为在这些情况下潜意识的目的是把前意识的思想拖入到潜意识中，在那里赋予它一种新的形式——这是神经症心理学研究教给我们做了大量类比的过程。但是，在其他各种倾向性的诙谐、单纯性诙谐和滑稽性诙谐中，这种向下拖曳的力量似乎并不存在，诙谐与潜意识的关系因此便成了问题。

现在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这种情况，一种本身并非没有价值的思想，在思想系列的过程中产生，并且作为一种诙谐而表达出来。为了使这种思想变成一种诙谐，就显然有必要从那些可能的表达方式中选择出一种精确的表达方式，以便同时产生一种言语的快乐。我们从自我观察中得知，这种选择不是靠有意识的注意来实现的，但是，如果前意识思维的精神贯注还原为一种潜意识的精神贯注，则当然有助于这种选择，因为正如我们从梦的工作中所知道的那样，从语词出发的连接道路在潜意识中是以和事物之间的联系相同的方式来对待的。潜意识的精神贯注为选择表达方式提供了更为适当的条件。此外，我们可以立即假设，包含着产生言语快乐在内的可能的表达方式，犹如早先情况下的潜意识目的一样，被拖入到前意识思维的不稳定的表达中去了。为了说明较简单的笑话的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一种始终想获得言语快乐的意图抓住前意识中提供的机会，就能根据熟悉的模式把贯注过程拖入到潜意识中去。

假如我能一方面在我的诙谐观中较清楚地说明这个决定性的观点，另一方面用结论性的证据来强化它，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但实际上我在这里所面临的不是双重的失败，而是完全相同的失败。我无法做出更清楚的说明，因为我没有更多的证据来证明我的观点。我是在研究（诙谐的）技巧和把诙谐与梦的工作相比较的基础上，而并非任何别的基础上得出这个结论的。而且我因此发现，总体上它与诙谐的特点完全一致，所以这个观点是通过推理而获得的。如果从这种推理出发，不是把一个人引导到某一熟悉的领域，而是相反地，引导到一个与他的思想截然不同的崭新领域，他就往往把这种推理称为一种“假设”，并且正确地拒绝把这种假设和从中做出推理的材料之间的关系看做是它的一个“证据”。如果它还能通过另一渠道达到这种观点，如果能够表明它是一个还有其他联系的结点，那才能把它看做是“得到了证明”。但是，鉴于这个事实，即我们尚未开始获得关于潜意识过程的知识，因此这种证据是不可能有的。我们认识到，我们是立足于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处女地上，我们因而得到了满足，我们以观察为起点迈出了简短的、不确定的一步，走入那个尚未开垦的领域。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不可能有很多建树。如果我们把诙谐的各个阶段和适合于它们的各种心理状态联系起来。我们或许能够做出如下行动。从一种愉快心境出发的笑话，似乎具有倾向于减少心理贯注的特点。它已经通过选择言语材料或思想上的联系，以满足产生快乐的要求和理性批评提出的要求，而使用了诙谐的一切具有特色的技巧，并且已经满足了它们的基本条件。我们将得出结论：在愉快的心境推动之下，把思想贯注下降到潜意识水平，已经在笑话中存在了。在和表达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相联系的单纯性诙谐中，心境的鼓励作用不复适用。这里我们必须假定一种特殊的个人能力倾向（personal aptitude）的出现，它可以轻易地表现为，前意识的精神贯注暂时被拖入到或改变为潜意识贯注。有一个目的始终注视着要更新最初从诙谐中产生的快乐，它对尚未确定的前意识的思想表达方式施加了一种向下拖曳的作用。毫无疑问，大多数人在心境愉快时都会说笑话，制造诙谐的能力倾向只在少数人身上才表现为不依赖于他们的心境。最后，当深入到潜意识中的强烈目的存在时，诙谐的工作就受到最强烈的刺激，这些目的代表了产生诙谐的特殊的能力倾向，还可以向我们解释诙谐的这些主观决定因素是怎样在神经症者身上如此经常地表现出来的。在这些强烈目的的影响下，就是那些最不具备这种能力倾向的人也能变得诙谐起来。

然而，严格说来，即便这还是假设性的，以这个最后的贡献来解释第一个人身上诙谐的工作，即我们对诙谐的兴趣至此也已结束。剩下的是我们还要进一步对诙谐和更熟知的梦做一个简短的比较。我们可能期望，除了我们已经考虑过的那种一致性之外，这两种不同的心理功能揭示的将只能是差异。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它们的社会行为。梦是一种完全反社会的心理产物；它也没有什么可与任何人交往的东西；它在主体内部作为在他身上进行斗争的各心理力量之间的一个调和物出现，这是主体本人所难以理解的，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对其他人完全不感兴趣。重视它的可理解性不仅毫无必要，而且实际上必须避免被人们理解，因为否则的话它就要遭到破坏，它只能以伪装的形式存在。由于这个原因，它可以无所顾忌地利用那个支配潜意识心理过程的机制，达到一种再也无法纠正的歪曲程度。另一方面，诙谐则是所有心理功能中最具有社会性的，目的在于产生快乐。它常常需要有三个人在场，它的完成也需要有某个从一开始就参与其心理过程的人参加。因此，可理解性这个条件在制约着它，它只能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来利用潜意识中可能的歪曲，在这点上可以靠第三个人的理解力来纠正。此外，诙谐和梦是在各不相同的心理生活领域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必须划归为心理学体系中相距甚远的方面。梦仍然只是一种愿望，即使只是一种尚未得到承认的愿望；一个诙谐就是发展成熟的游戏。尽管梦有很多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但梦仍保留着它们与主要的生活利益的联系；它们寻求用幻觉的退行迂回来满足需要，之所以允许它们出现，是为了某种在夜晚活动的需要——即睡眠的需要。另一方面，诙谐则只从我们心理结构的不受需要限制的活动中获得少量的快乐。最后，诙谐试图把快乐作为该结构活动期间的一个副产品来掌握，并因而随之达到指向外部世界的并非不重要的功能。梦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服务的，诙谐则是为获得快乐服务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心理活动却都汇聚于这两个目的之中。

二、诙谐与滑稽的种类

（一）

我们已经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探讨了滑稽问题。在我们看来，通常被视为滑稽的一个亚种类的诙谐，似乎有许多可直接受到攻击的特性，因此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尽量避免把诙谐与更大范畴的滑稽联系起来，尽管我们未能领会到有可能顺便阐明滑稽的少数线索。我们毫无困难地发现，滑稽在社会上的行为不同于诙谐。它可以使两个人感到满意：第一个是发现什么是滑稽的人，第二个是在他身上发现了滑稽的人，第三个则是当把滑稽的事情告诉他时，会强化滑稽过程但未增加任何新事情的人。在诙谐中这第三个人却是完成产生快乐过程所必不可少的；但是，另一方面，除了在具有攻击倾向的诙谐中之外，第二个人可能并不存在。诙谐的制造，滑稽的发现——而且首先是在人身上，也只是通过随后对事物、情境等的移情而做到的。就诙谐而言，我们知道有待于培养的快乐的根源在于主体本身而不在于外面的人。我们还发现，诙谐有时能重新开放已难以得到的滑稽资源，而且滑稽还常常作为诙谐的一个门面并取代只能用熟悉的技巧才能产生的以前的快乐。所有这一切都未精确地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简单的。另一方面，滑稽问题已证明是如此复杂，哲学家们为解决它们所付出的全部努力又是如此不成功，以致我们根本不敢奢望我们能突然间通过从诙谐方面来研究

它们并加以掌握。另外，我们在研究诙谐时带着一个迄今为止尚未有人用过的工具——关于梦的工作的知识，它在帮助我们理解滑稽方面同样毫无用处。因此，我们必须预料到，除了已在诙谐中发现的事情之外，我们将不会发现有关滑稽的本质的更多的东西，因为诙谐只形成了滑稽的一部分，而且只把某些不变化的或只修改过的特征把握住了。

与诙谐最接近的滑稽种类是天真（naive）。与一般的滑稽相同，天真是被“发现的”，而且和诙谐一样不是“被制造的”。的确，天真是绝不可能制造的，而在纯滑稽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有些事情是制造成滑稽的——一种喜剧的引发。天真必须在没有我们的任何参与下在其他人的言语和行动中产生，这些人要站在滑稽或诙谐中的第二个人的立场上。如果一个人完全无视某种抑制，因为这在他身上不存在——如果他因而看起来毫不费力就能克服它，那么天真就会出现。这是使天真发挥其作用的一个条件，我们知道这个人并没有这种抑制，否则我们就不称其为天真，而称其为无耻了。我们不是取笑于他而是对其表示愤慨。由天真产生的作用是不可抗拒的，这似乎并不难理解。我们通常耗费在抑制上的力量由于我们听到天真的话语而突然失去了作用，并且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在这里没有必要使注意力分散，这可能是因为抑制的消散是直接出现的，而不是通过被引起的操作的中介。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行为犹如诙谐中的第三个人，是和抑制的节省一起存在的，无须他自己付出任何努力。

鉴于我们已经洞察抑制起源于从游戏到诙谐的发展过程，我们将毫不惊讶地发现，天真最经常地出现在儿童身上，然后遗留在未受过教育的成人身上，就他们的理智发展而言，我们可以将他们视为孩子气的。天真的话语当然比天真的活动更适合于和诙谐进行比较，因为诙谐借以表达的通常形式是话语而不是活动。我们深受启发地发现，像这些由儿童说出的话语也可以描述为“天真的诙谐”。诙谐和天真的话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它们不相似的理由，我们将用几个实例予以更清楚地说明。

一个3岁半的小女孩向他的兄弟发出警告说：“我说，别吃那么多布丁，要不然你就会生病的，就得吃巴比仁（Bubizin）。”“‘巴比仁’？”她的母亲问道，“什么是‘巴比仁’？”这个小孩自我辩解地回答说：“我生病的时候，我就得吃几片麦地仁（Medizin）。”这个小孩认为医生开的处方叫“药”（发音为“麦地仁”“Madizin”），这时是为“麦地”（指小姑娘“Madi”）开的，因而得出结论认为，要是为“巴比”（指小男孩“Bubi”）开药，就得叫做“巴比仁”（“Bubi-zin”）。这种像言语诙谐的笑话是依靠声音类似性的技巧构成的，的确，它可能作为一个真正的笑话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半不情愿地用微笑来接受它。作为天真的话的一个实例，它非常出色地打动了我们并引起一阵笑声。在这里导致诙谐和天真的事物之间出现差异的是什么呢？显然既不是遣词造句也不是技巧，对这两种可能性来说它们是相同的。相反，它是一种乍一看似乎与两者都非常遥远的因素。它只是一个我们是否假设讲话者有意开个玩笑的问题，或者我们是否认为他——那个孩子——确实想以他被不正确地忽略了为由而得出一个严肃的结论。只有后一种情况才是一种天真的话。在此我们的注意力第一次指向另一个人，这个人把他自己置身于在说话者身上出现的心理过程中。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另一个例子，就会证实这种观点。弟弟和姐姐——一个10岁的男孩和一个12岁的女孩——正在表演他们自己编的戏，观众是叔叔和婶婶。布景表现为海边的一间小屋。

在第一幕中两位编剧兼演员，一个贫穷的渔夫和他忠诚的妻子，在抱怨时世的艰难和他们微薄的收入。丈夫决定乘小船远涉重洋到别处去碰碰运气，在两人温情地告别之后，幕便落下，第二幕发生在几年以后。渔夫成了富翁，带着一大口袋钱回来了，他向在小屋外面等候他回来的妻子诉说，他在外国的土地上所交的好运。他的妻子骄傲地打断他的话：“我也没闲着。”她随即打开小屋的门，在他眼前出现了12个躺在地板上睡觉的大布娃娃……戏演到这儿，演员们的表演被观众一阵暴风雨般的笑声打断了，这是演员们无法理解的。他们困窘地瞪眼望着欢笑的亲戚们，此前他们的行为一直很得当且一直非常注意地听着。笑声可以用这种假设来解释：观众设想小作者们还不知道支配生孩子的条件，所以才会相信，一个妻子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时也能为所生的孩子而自豪，一个丈夫也能为此而感到高兴。作者们在这种无知基础上制造的东西可以被描述为胡扯或荒唐。[177]

第三个例子将向我们展示另一种技巧，对此我们在关于诙谐与天真的讨论时已经熟悉了。一位“法国妇女”[178]被雇做一个小女孩的保姆，但未征得小女孩个人的同意。新来的人刚离开屋子，这个小女孩就发出大声的批评：“那是个法国女人吗？她可以说她是法国女人，只因为她曾站在一个法国男人的身旁！”这可以算是个笑话——甚至还算是个不错的笑话（双重意义或隐喻，带有双关语），如果这个孩子对双重意义的可能性有最细微的概念。事实上她只是向这个陌生人转达，她不喜欢用一种滑稽的方式把一件东西描述为不真实的，她经常听人们说：“那是真正的金子吗？它可能曾经放在金子旁边。”这个孩子的无知完全改变了在她所理解的听者身上的心理过程，她的话变成了一种天真的话。由于这个条件的缘故（儿童必须是真的无知），有可能导致误导的天真的话。我们可以假设这个孩子身上不再存有无知；儿童们常常表现出天真的样子以便享有一种否则便不可能获得的自由。

我们可以从这些例子中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天真所占据的地位。在用词和内容方面（言语中的）天真是和诙谐一致的：它会产生词的误用，一种胡说，或一种淫词秽语。然而，在第一个人身上所产生的心理过程，曾在我们身上引起了这么多有关诙谐的有趣而又困惑的问题，在这里却全然不见了。一个天真的人认为，他正常而简单地使用了他的表达方式和思想序列，他的心中没有保留的想法；他也没有从他制造某种天真的事情中获得任何快乐。除了听者的理解之外，天真的任何特点都不存在——听者是和诙谐中的第三个人相同的人。另外，产生天真的人毫不费力地便做到了。在诙谐中用来使理性批评中产生的禁忌失去作用的复杂技巧在他身上并不存在；

他还没有掌握这种禁忌，所以他能直接而毫不妥协地进行胡扯和说粗鄙的话。在这一方面，天真是诙谐的一种边缘情况；如果按照构成诙谐的这种公式，我们把稽查作用的值还原为零，天真便会产生。

鉴于两个人都应服从大体相同的抑制内部抵抗，这是诙谐有效性的一个条件，人们将发现，天真的条件是，一个人应该有抑制而另一个人则没有。对天真的理解在于提供抑制的那个人，而且他独自获得天真所带来的快乐。我们已接近于猜测到这种快乐产生于抑制的消散。由于诙谐中的快乐具有相同的起源一其核心是言语快乐和胡说中的快乐，其外表是解除抑制或释放心理耗费的快乐［第138页注］一与抑制的这种类似的关系可解释天真与诙谐之间的内在密切关系。在两者之中快乐是通过解除内部抑制而产生的。

但是，在天真情况下接受者的心理过程是相当复杂的，而和诙谐制造者相比它又是很简单的。（顺便说一句，在天真的情况下，我们的自我总是和接受者一致的，而在诙谐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同样占有制造者的位置。）当接受者听到某个天真的话语，它必定一方面像诙谐一样对他产生影响——我们的例子对此给以精确的说明——因为和诙谐一样，他只需付出倾听的努力就能解除稽查作用。但是只有天真所创造的一部分快乐能以这种方式来解释；而且即使如此，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很危险的——例如，当听到一句天真的淫词秽语时。如果不是有另一种因素使我们不感到气愤，并同时向我们提供了更重要的天真的快乐，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像对真正的淫词秽语一样，有可能立即做出同样的愤怒反应。这另一种因素便是已经提到的那种条件，为了识别天真，我们必须知道，在制造天真的人身上是没有内部禁忌的。只有在明确这一点时，我们才以笑声来代替愤怒。这样我们才把制造者的心理状态考虑在内，使我们投身于其中，并试图通过把它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来加以理解。正是这些感情移入（empathy）和比较过程，才导致我们把通过笑声来释放的消耗节省下来。

还可以做出一个更简单的解释——由于另一个人没有必要克服某种抵抗，这个事实使我们的愤怒变得多余了，在这种情况下，笑声的出现是以节省愤怒为代价的。为了阻止这种总起来说是误导的观点，我将对我以上同时处理的两个事例做一个更明确的区分。我们所遇到的天真既可能具有诙谐的性质，例如在我们的例子中，也可能具有淫词秽语的性质（或普遍令人不愉快的性质）；特别是当它不是在言语中而是在行动中表达出来时，后者才将出现。这第二种选择确实是误导：我们可以设想，就此而言，快乐是由节省下来的和经过转换的愤怒产生的。但是第一种选择能更清楚地说明事物。一句天真的话——例如“巴比仁”——其本身表现得就像一个小笑话，而且不会引起愤怒。这种选择当然是不经常出现的；但它是更纯洁的，迄今也是更有启发性的。我们所关注的是这个事实，这个孩子已经严肃而毫无保留地相信，在“药”这个词中的“Medi”等同于她自己的名字“Mädi”，我们在听到这句话时的快乐得到了加强，它不再和诙谐中的快乐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来看看来自两种观点的看法——一种是发生在这个孩子身上的方式，另一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方式。在进行这种比较时我们发现这个孩子找到了一种同一性（identity），[179]而且她克服了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障碍。然后我们似乎可以更深入地对自己说：“如果你选择要理解你所听到的话，你就能节省下你为保持这种障碍所耗费的东西。”

在这种比较中，解放出来的消耗就是天真中的快乐的根源，它是通过笑声来释放的。顺便提一句，如果这种耗费没有被我们制造者的理解所排除，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被所说内容的性质所排除，那么，同样的快乐就会转变成愤怒。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天真诙谐的例子用做另一种选择的榜样，把天真的事物看做令人不愉快的，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抑制的节省也能直接从这种比较中产生，我们没有必要假设一种刚一开始就被抑制住的愤怒，事实上，这种愤怒只和以另一种方式使用被解放出来的消耗相一致——与此相反，在诙谐的情况下，复杂的保护性安排是必要的。

但是，若不是因为它们被发现了，那么，这种通过使自己投身于制造者的心理过程中去而进行的比较和这种消耗的节省，就只能说是对天真才是重要的。事实上，我们怀疑，这种与诙谐完全不同的机制或许是滑稽中的心理过程的一部分或一个主要部分。从这种观点来看——这无疑是天真的最重要的方面——天真表现为滑稽的一个种类。在我们关于天真话语的例子中，增加到诙谐的快乐中的额外因素是“滑稽”快乐。我们应该倾向于对此做出相当普遍的假设，它起源于在把某人的话和我们自己的话相比较而节省下来的消耗。但是，由于这将引发我们做出深刻的考虑，我们会首先对我们讨论的天真做出结论。由于其快乐起源于在试图理解某人时的消耗中的差异[180]，因此天真便成为滑稽的一个种类；而且在依赖于下述条件方面它和诙谐相接近，这个条件是，在比较中节省下来的耗费必须是一种抑制的耗费。[181]

我们不妨对我们刚刚获得的概念和在滑稽心理学中早已熟知的概念之间的一致和差异快速地补充几句。把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上并试图理解他，这显然不过是“滑稽的借代”，对此让·保罗和“心理学的对比”相一致的，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为他找到一席之地了，过去在诙谐中我们可不知道对它该怎么办。但是，我们在解释滑稽的快乐方面不同于许多权威人士，他们认为滑稽起源于前后相反的观点之间注意的波动。像这种快乐的机制在我们看来似乎是不可理解的。[182]但我们可以指出，在相反事物之间的比较中会出现消耗上的差异，如果不是用做其他别的目的，这种差异就会表现出来，从而成为快乐的一个根源。

我冒险对滑稽本身的问题做些探讨确实不乏疑虑。在许多杰出的思想家都未能做出完全满意解释的情况下，指望我的努力能够对问题的解决做出决定性的贡献，真是太冒昧了。其实我的意图不过是，把诙谐研究中证明有价值的思想路线再进一步深入到滑稽的领域中去。

首先，滑稽产生于从人类社会关系中派生的一种不经意的发现。它是在人身上发现的一在他们的运动、形式、活动和性格特点中，最初很有可能只是在他们的身体特点中，但后来才在他们的心理特点中，或者也可能在对这些特点的表达中发现的。借助于一种非常共同的拟人化，动物也变成了滑稽因素，变成了非生物的对象。同时，由于我们认识到一个人借以成为滑稽因素的条件，因而滑稽能够和人分离开。情境滑稽就是以这种方式发生的，通过把一个人放在使他的活动依赖于这些滑稽条件的情境中，这种认识便使一个人能够随意地成为滑稽因素。一个人可以随意地使另一个人成为滑稽因素，这一发现为一种梦想不到的滑稽快乐开辟了道路，并成为高度发展的技巧的一个根源。一个人也可以像别人一样容易地使自己成为滑稽因素。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方法是：将他们置身于滑稽情境中，模仿、伪装、脱下假面具、漫画、滑稽模仿、歪曲等。显然，这些技巧可用来服务于敌意和攻击的目的。一个人可以为了使某人为人所不齿而使他成为滑稽因素，并剥夺他获得尊严和权威的要求。但是，即使这种意图习惯上是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基础，但这却未必是所谓自发性滑稽的意义。

关于产生滑稽的这种不正规[183]的看法将向我们表明，滑稽的起源极为广泛，例如，像我们在天真中所发现的这种特殊情况是不在其预料之中的。为了掌握决定滑稽有效性条件的踪迹，最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一个入门的案例。我们将选择动作的滑稽，因为我们记得那种最原始的舞台表演——哑剧——就是使用这种方法使我们发笑的。我们为什么会对小丑的动作发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在我们看来他们表现得似乎太过分而且不太适当。我们在笑话一种过大的耗费。现在我们不妨寻找一下滑稽之外人为构成的决定条件——在那里不用存心去找就能发现。一个儿童的动作在我们看来似乎不滑稽，尽管他也踢也跳。另一方面，当儿童学习写字时，他追随着笔的移动而把舌头伸出来，那么这就是滑稽；在这些联想动作中我们发现有一种不必要的动作耗费，因为我们做同样的活动时不会做出这些动作的。同样，其他这类联想动作，或只是夸张的表达动作，我们认为若在成人中出现也是滑稽。这种滑稽的纯粹例子还可以在玩保龄球的人的动作中发现，他在把球扔出去之后，仍追随着球的方向，仿佛他仍然能够继续指导它似的。这样看来，所有的做鬼脸也都是滑稽，它夸大了正常的情绪表现，即便它们是不随意产生的，例如圣·维塔斯（St.Vitus）的舞蹈（舞蹈症chorea）患者。同样，一个现代指挥家的激情动作对任何不懂音乐的人来说似乎是滑稽，他们无法理解这些动作的必要性。的确，正是从这种动作滑稽中才分离出来体型滑稽和面部特征滑稽，因为人们将其视为一种夸张的、无意义的动作。目不转睛、垂到嘴边的鹰钩鼻子、耳朵突出、驼背——所有这些都有可能产生滑稽效果，因为人们想象到这些动作产生这些特征是必不可少的。在这里人们想象到鼻子、耳朵和其他身体部位竟然比实际上更易移动。毫无疑问，如果有人能来回摇动他的耳朵，这就是滑稽，如果他能够上下移动他的鼻子，那当然就更是滑稽了。许多由动物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滑稽效果，产生于我们在动物身上知觉到的这些动作是我们自己无法模仿的。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某个人的动作夸张而又不适当时，我们怎么会发笑呢？我相信，这是通过把我在别人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动作和我自己处在他的位置上所做的动作加以比较。相比较的两个事物当然要以同样的标准来判断，这个标准就是我所消耗的表达性神经支配，它和我对这两种情况下动作的看法有关。这种观点需加以解释和扩展。

在这里，我们所比较的一方是我们产生某种观念时的心理消耗，另一方是使我们产生该观念的事物的内容。我们的观点认为，前者一般说来在理论上并不依赖于后者，这种看法的内容，特别是对某些大事的看法要求比对小事的看法有更多的消耗。由于这只是对不同的大动作的一种看法，因此，要对我们的观点及通过观察所获得的证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应当是毫无困难的。我们将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观念的性质实际上和我们具有什么样的观念的性质是一致的，尽管心理学警告我们，一般不要产生这种混乱。

通过我自己做某种动作或通过模仿，我已了解了关于某种特殊动作的观念，通过这种活动我明白了我的这种受神经支配的感觉运动的一个标准。[184]

现在，当我在某人身上感受到这种或大或小的动作时，对它加以理解（统觉）（apperception）的最安全的方式，在我看来，就是通过模仿（imitation）把它表现出来，然后，我就能从比较中确定我消耗在哪种动作上的更多。这种模仿的冲动毫无疑问存在于对动作的知觉中。但是，实际上我进行的模仿不过是和我学会拼读时把词拼出来一样。我不是用我的肌肉来模仿这种动作，而是通过我耗费在类似动作上的记忆痕迹的媒介而产生对动作的某种观念。观念或“思维”不同于行动或操作，主要在于它把较小的能量贯注转移并阻止主要消耗的释放。[185]但是，那个数量因素一即所感受到的或大或小的动作——在这种观念中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倘若在观念中没有数量表现，观念是由质量构成的，那么，我怎样才能区分大小不同的动作观念呢？我怎样才能做出使一切都有据可依的比较呢？生理学为此指出了解决之路，因为它教导我们，即使在观念形成过程中，也会有通往肌肉的神经支配，尽管这些神经支配确实相当于非常轻微的能量消耗。[186]现在完全可以设想，这个伴随着观念形成过程的受神经支配的能量用来代表这种观念的数量因素：即当产生一个大动作的观念时要比产生小动作时更大。因此，大动作的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更大的——就是说，它是伴随着更大能量耗费的观念。直接的观察表明，人类习惯于借助观念模仿（ideational mimetics）形成时的不同耗费量来表达其观念内容的大小特性。如果一个普通的儿童或成人，或者某些种族的成员解说或描述某件事，人们很容易发现他并不满足于选择清晰的话语而使他的观点为听者所明白，他还会以其表情动作来代表其主题：他把模仿和言语表现形式结合起来。而且在说明数量和强度的事物时尤其如此：“一座高山”——他便把手举过头顶，“一个小矮子”，他便把手放在靠近地面的地方。

他可以打破用手绘画的习惯，但由于这个原因他也可以用声音来绘画；如果他也在这方面进行自我控制，我可以打赌，当他描述某个大的东西时他会把眼睛睁大，而当他描述某个小的东西时就会把眼睛眯上。他如此表达的不是他的感情，实际上是他对事物的看法的内容。

那么，我们能够假设，这种对所模仿事物的需要只是由与某事交往的要求引起的，而不管这种表现方式的很大一部分是否逃避了听者的注意吗？相反，我相信，即便不太有活力，远离任何交往活动，这些事物的模仿依然存在，当主体为了他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形成对某事的观念时，当他形象地考虑某事物时，它们也会出现，这时他就会像在言语中那样，以他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大”和“小”，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会发生其特征和感官在神经支配方面的变化。我甚至能相信，与他对某物产生观念时的内容相当的躯体神经支配可能是出于交往的目的进行模仿的起源和开端，为了能服务于该目的，它只需受到强化或引起别人的注意即可。如果我支持这种“情绪表达”的观点，它是众所周知的心理过程的身体伴随物，那么，就应该补充上“观念内容的表达”，我可以相当清楚地发现，我之关于大小范畴的说法并未损害这一主题。甚至在了解紧张现象之前我自己也能补充一系列观点，一个人是借助于这种紧张而在躯体上表达他的注意集中性和他当时进行思维活动的抽象水平的。我将此事视为确实非常重要的事，而且我相信，如果深入探究观念的模仿，那么，它们在其他美学分支中的用途可能和它们在此理解滑稽因素是同样有用的。

现在回到动作的滑稽因素。我再重复一遍，当某种特殊动作被感受到时，就会借助于某种能量的消耗而发出形成该动作之观念的冲动。因此，在“试图理解”和在统觉这种动作时，我付出了一定的消耗，在这一部分心理过程中，我的行为犹如我把自己置于我所观察的那个人的位置上。

但与此同时，很有可能，我心中牢记这一动作的目的，我早期的经验使我能够估计为达到该目的所需要的消耗量。在这样做时，我并未考虑我正在观察的这个人，我的行为表现犹如我自己想要达到该动作的目的。在我的模仿中的这两种可能性相当于被观察的动作和我自己的动作之间的比较。如果另一个人的动作得到夸张而且不适当，那么，我为了理解它而日益增多的消耗在新生态，也可以说在发动该动作的活动中便会受到抑制；就可以宣布它是多余的，可自由地用于别处或者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这就是其他适当的情境、滑稽动作中的快乐得以产生的方式——当和一个人自己的动作进行比较时已变成无用剩余物的一种神经支配的消耗。

人们将发现，我们的讨论必然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前进：第一，建立支配剩余物释放的条件；

第二，考察其他滑稽因素能否以和动作的滑稽因素相同的方式得到观察。

我们将先考虑第二个问题，并将从动作和活动的滑稽因素转向在其他人的理智功能和性格特质中发现的滑稽因素。

我们可以选择滑稽中的胡说作为该类别的一个样本，因为它是由考察中那些无知的候选者产生的；要想提供关于性格特质的简单实例无疑更为困难。如果我们发现，经常产生滑稽作用的胡说和愚蠢，却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未作为滑稽因素而被感觉到，我们不应该感到迷惑混乱，就像同样的特点在一种情况下可引人发笑，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令人感到卑鄙或可恨。我们一定不要忽略的这个事实，只不过想要指出，除了我们所知道的、能够在其他联系中追溯出来的比较因素之外，其他因素也与产生滑稽作用有关。

在某人的理智或心理特征中发现的滑稽因素仍然是他与我自己的自我之间一种比较的结果，尽管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这种比较一般地说产生的是和滑稽动作或活动相反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付出了比我认为我所需付出的更大的消耗，那么它就是一个滑稽因素。相反，在心理功能的情况下，如果另一个人没有付出我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耗费（因为胡说和愚蠢是功能的无效表现），那么它也成为滑稽因素。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之所以笑是因为他克服了太多的麻烦，而在后一种情况下是因为他费劲太少。因此，滑稽的作用显然依赖于两种能量贯注的耗费之间的差异[187]——即通过“感情移入”所估计出来的一个人自己的和另一个人的耗费之间的差异——而不依赖于差异更偏爱两者中的哪一个。但是，当我们牢记在心，我们的肌肉活动受限，和我们的理智活动增加与我们个人朝向更高文明水平的发展过程相适应时，这种乍一看会混淆我们判断的独特性便消失了。通过增加我们的理智消耗，我们就能获得因动作消耗上的减少而获得的相同的结果。这种文化成功的证据是由我们的机器提供的。[188]

这样我们可以对下述事实做同样的解释，在与我们自己相比较时，如果一个人在身体功能上消耗太多而在心理功能上消耗太少，那么，在我们看来他就是一个滑稽因素，而且不可否认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的笑声都表达了一种快乐的优越感，这是我们在与他的关系中感受到的。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的关系相反——如果另一个人的体力消耗比我们的体力消耗或比他的心理消耗更大，那么我们就不再发笑，而是充满了惊奇和赞赏。[189]

在这里所讨论的这种滑稽快乐的根源——它起源于另一个人和我们自己的比较，起源于通过感情移入所估计到的我们自己的体力消耗和另一个人的体力消耗之间的差异——从发生学上讲可能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当然不是唯一的根源。曾有一段时间我们学会了不考虑另一个人和我们自己之间的这种比较，而且只从一个方面获得快乐的差异，无论是从感情移入还是从我们自身的过程——结果证明这种优越感和滑稽的快乐基本无关。（但是），进行比较对于产生这种快乐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发现，这种比较是在两种能量贯注的消耗之间进行的，这些消耗是迅速连续出现的而且和同样的功能有关，这些消耗或者是在我们身上产生并通过感情移入而传给别人，或者是若没有任何这种关系，就会在我们自己的心理过程中发现。

当贯注的能量消耗中令人快乐的差异由于外部的影响而产生时（我们可把这些外部影响概括为一种“情境”），这些情况中的第一种情况就会出现——其中另一个人仍然起作用，尽管不再和我们自己的自我相比较。由于这个原因，这种滑稽因素也被称为“情境滑稽因素”。提供滑稽作用的这个人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起主要作用：即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本应该在这种情况下发挥同样的作用，我们也会笑的。在这里，我们正从人类与经常是过分强大的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抽取出滑稽因素；而且就人类的心理过程而言，这个外部世界也包含着社会习俗和必需品，甚至包含他自己的身体需要。如果在向一个人的心理力量提出要求的活动过程中，他突然被一种痛苦或排泄的需要所打断，那么，这后一种典型的事例就会出现。这种通过感情移入而向我们提供滑稽差异的对比，是在打断之前他感受到的高度兴趣和打断出现时他的心理活动所留下的最低限度的兴趣之间的对比，向我们提供这种差异的人又一次由于他的低劣而成为滑稽因素；但他的低劣只在于和他的早期自我的比较中而不是和我们的比较中，因为我们知道，否则的话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是不会做出这种行为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只发现有人处于具有感情移入的——即与某人有关的——低劣滑稽因素的境地：如果我们自己处于类似的困境，我们应该只意识到痛苦的感受。很可能只有通过使自己摆脱这类情感，我们才能享受到从这些变换的宣泄之间的比较中产生的差异而导致的快乐。我们在我们自己精神贯注的转换中发现的滑稽的另一个根源，在于我们与未来的关系，我们习惯于以我们期待的观点来预期这些关系。我假设，一种数量上确定的消耗成为我们每一种观点的基础——这种消耗在令人失望的事件中可通过一种明确的差异来减少。在这里我再次回忆起我早期关于“观念模仿”的谈话。但在我看来，要证明期待条件下能量贯注的真正运动似乎更容易些。在许多情况下都显然极为真实的现象是，运动准备是形成期待表情的东西——首先，在所有的情况下所期待的事件向我的运动提出了要求——而且这些准备可以立即在数量上加以确定。假如我正期待着接一个扔给我的球，我便使我的身体处于紧张状态，以使之适应球的冲击力；如果球被接住时却实在太轻了，那么，我的多余的动作便使我在旁观者看来成为滑稽的。我使自己受我的期待的诱使而做出了过分夸张的动作消耗。例如，假如我从篮子里拿起一个我判断很重的水果，但令我失望的是，这是个假水果，中间是空的，用蜡做成的，那么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

我的手一下子高举起来，这和我为此目的而准备的过大的神经支配相违背——我为此而成为笑料。至少有一种情况可以通过动物的生理实验用测量的方法直接证明对期待的耗费。在巴甫洛夫（Pavlov）的唾液分泌实验中，各种食物摆在狗的面前，在狗身上接着一个唾液管；分泌的唾液量根据实验条件是否满足狗期待吃到摆在它们面前的食物而变化。

甚至当所期待的东西对我的感官而不是对我的运动提出要求时，我也可以假设，这种期待是以某种运动的消耗表达出来的，这种运动消耗旨在使感觉紧张起来，并把其他未期待的印象收回来；一般说来，我把一种注意的态度视为等同于某种消耗的运动功能。我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前提，即期待的准备活动将不会与所期待的印象的重要性无关。但是，我将用一种或大或小的准备性消耗模仿性地表现其大小，就像在进行交往时和在不伴随期待的思维中一样。然而，对期待的消耗是由几件成分聚合在一起的，在我感到失望的情况下也将包含着几个要点——不仅包含所发生的事情是否在知觉上比所期待的事情大或小，而且包含它是否和我消耗在期待上的很大兴趣

等值。或许我将在这种方式引导下，除了考虑表现大小（观念模仿）的消耗之外，还要考虑使注意紧张的消耗（对期待消耗），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其他情况下用于抽象作用的消耗。但是，这些其他种类的消耗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对大和小的消耗，因为那些更有趣的、更极端的甚至更抽象的事物只是一些带有独特性质的、更大事物的特殊案例。如果我们另外再考虑，根据李普斯和其他作者的看法，量的（而非质的）对比主要被视为滑稽快乐的根源，那么，总起来说我们将感到高兴，因为我们选择了动作的滑稽因素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

在这几页经常引用的书籍中，李普斯曾试图扩展康德的观点，[190]滑稽是“变成了虚无的一种期待”，通常从期待中获得滑稽的快乐。（李普斯，1898年，第50页以下）但是，尽管这种尝试阐明了许多有益而又有价值的发现，我却愿意支持其他权威人士提出的批评，即李普斯把滑稽起源的领域弄得太狭窄了。为了把这些现象置于他阐释的范围之内而不得不付出很大的力量。

（二）

人类并不满足于欣赏他们经验中突然产生的滑稽；他们还寻求使之有意向性地产生，如果我们研究一下用来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手段，我们就能对滑稽的本质有更多的了解。首先，为了把别人逗乐，要能够把滑稽与自己联系起来——例如，使自己显得笨拙或愚蠢。以这种方式，一个人通过满足导致消耗差异的比较这个条件而产生了一种滑稽效果，就好像一个人真的就是这些东西。但他并非以这种方式而使自己荒谬可笑或为人所不齿，而是在某些情况下可能获得人们的钦佩。如果另一个人知道这个人只不过假装如此，那么在他身上就不会产生优越感；而且这提供了来自优越感的滑稽的基本独立性的新证据。使他人成为滑稽因素，主要的手段是把他们置于某些情境之中，因为一个人是否成为滑稽因素只依赖外部事件，特别是依赖社会因素，而与个体本人的特点无关——就是说，通过使用情境中的滑稽因素——而使一个人成为滑稽的。将某人置身于滑稽情境可以是真实的（一个实际的玩笑[191]）——伸出一条腿把某人绊了一下，仿佛他脚步不灵活似的；通过利用某人的轻信而使他显得很愚笨，或者试图使他相信某件很荒谬的事等等——或者它也可以通过言语或游戏来模仿。使一个人成为笑料通常会有助于攻击性，下述事实给攻击性以很大的帮助，滑稽的快乐并不依赖滑稽情境的现实性，结果，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毫无防备地暴露在成为笑料的情境中。

但是，还有一些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其他手段值得特别考虑，也部分地指明了滑稽快乐的新来源。例如，学别人的样子会给听者带来相当不寻常的快乐，即使这还远非对一种滑稽模仿的夸张，却足以使其对象成为滑稽的。要为滑稽模仿的滑稽作用找到一个理由要比为仅仅学样模仿的滑稽作用找理由容易得多。滑稽模仿，拙劣模仿和歪曲（以及与其实际相对应、摘下假面具之后的真面目）针对的是那些声称有权威和应受尊重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崇高的”[192]人和物。

它们是“Herabsetzung”这个恰当的德文词表述所具有的过程。[193]崇高的事物是在比喻的、心理意义上很大的事物；而且我愿意提议，或者宁愿重复我的提议，像躯体上很大的事物一样，它是通过增加消耗来表现的。无须很多观察即可确定，当我谈到崇高的事物时，我的神经以某种不同的方式支配着我的言语，我做出不同的面部表情，我试图竭尽全力使自己和我对其有某种看法的事物的尊严相和谐。如果我想表现出一种地位很高的人格、一个最高统治者或一位科学王子，我会对我自己严加限制——并非与我应当采取的方式大相径庭。在假设我进行观念模仿时所做的这种不同的神经支配与一种增加的消耗相对应方面，我是不会有错的。这种增加消耗的第三个实例[194]，无疑可以在我进行抽象思维而不是习惯性的具体而可塑的思想序列活动时发现。因此，这一过程，即我所讨论的把崇高的事物贬低之后使我对它产生了某种看法的过程，仿佛成了件很平常的事，在它面前我不必把自己紧缩成一团，而是可以用军事口令来说是“稍息”，我正在把用于严厉限制所增加的消耗节省下来。这种（受感情移入唆使的）新的观念形成方法，与以前试图同时确立它自己的习惯方法之间形成了比较——这种比较再次造成可以通过笑声来释放的消耗上的差异。众所周知，滑稽模仿的贬低作用，是通过对拔高对象单一特性的夸张而使其成为一般印象中的滑稽因素的（否则这一特性将被忽略）。通过把这个特性分离开来，就能获得一种滑稽效果，扩展为我们对整个对象的记忆。它依赖的条件是，地位很高的人的实际在场不会使我们保持一种恭敬的态度。如果一个被忽略的这种滑稽特点在现实中很少见，那么，滑稽模仿将迅速地通过夸张一个本身并不滑稽的特点而制造它；滑稽模仿的作用基本上不会被这种现实的歪曲所消除，这个事实再次表明了滑稽快乐的根源。拙劣模仿和歪曲则以另一种方式来达到对某件被抬高的事物的贬低作用：通过破坏我们所知道的人们的性格及其言语和行动之间存在的一致性，通过用低劣的东西来取代地位很高的人物或他们的讲话。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产生滑稽快乐的机制方面，它们不同于滑稽模仿。同样的机制也适用于揭露假面具，它只适用于某人通过欺骗而获得尊严和权威的地方，在现实中必须把这些东西从他身上摘下来。我们已经遇到过在诙谐中揭露假面具而取得滑稽效果的几个实例——例如，在一个贵妇人的故事中，当她第一次经历分娩的痛苦时，她叫喊着：“啊！我的天哪！”但是直到她喊出“啊—哦，啊—哦”的声音时医生才来帮助她。知道了滑稽因素的这些特点之后，我们就不能再怀疑这种轶事其实就是喜剧般地揭露假面具的一个实例，并且无可争辩地称之为诙谐。它只是通过其环境，通过“表现某件非常小的事情”这种技法而回忆起诙谐的——人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病人的叫喊足以确定治疗的迹象。但是，我们的语言学意义，若我们要求用它来做决定，就不会反对将这种故事称为诙谐，这是千真万确的。通过反思，语言学的运用并非建立在我们对诙谐本质进行这种艰苦的研究时所获得的科学顿悟之上，我们就可以对此做出解释。由于诙谐的作用之一是使滑稽快乐暗藏的根源再次得到理解），因此，任何方法只要能把未明显表现出来的滑稽因素明朗化，即可通过松散的类比而称之为诙谐。但是，这更适用于揭露假面具以及使人成为滑稽因素的其他方法。[195]

在“揭露假面具”这个题目之下，我们还可以包括一个我们已经熟悉的使事物成为滑稽因素的方法——即把注意力指向他们和所有人性都具有的弱点来贬低个体尊严的方法，但他们的心理功能特别依赖于身体的需要。对假面具的揭露，在这里等同于温和的责备：某某人是个被崇拜的人物，但毕竟也只是一个像你我一样的人。这里所付出的努力也是要揭示单调的心理自动作用，它隐藏于心理功能丰富而明显的自由的背后。在婚姻代理人的笑话中我们遇到过这种“揭露假面具”的例子，而且当时还怀疑这些轶事能否算做诙谐。现在我们可以更明确地确定，应声虫的轶事强化了婚姻代理人的所有主张，并最终肯定了他用“好大一个驼背”的感叹而承认新娘是个驼背——这件轶事基本上是一个滑稽的故事，一个揭露心理自动作用的假面具的实例。但是，滑稽的故事在这里只是作为一个门面来用的。对任何一个注意婚姻代理人轶事背后意义的人来说，全部的事情始终是一个令人赞赏的舞台笑话，而没有探讨这么深的人得到的是一个滑稽故事。同样的事情也适用于其他诙谐，那个婚姻代理人为了回答一个反对意见，最后用一声叫喊承认了实情：“但是我问你，谁会把东西借给这家人呢？”在这里我们又一次把滑稽的揭露真相视为诙谐的门面，尽管在这个例子中诙谐的特点更为清楚明了，因为婚姻代理人的话同时也表现为相反的事。在试图证明人们很富有的同时，他也证明了他们并不富有，而是非常穷。诙谐和滑稽在这里结合起来，并教诲我们同样的话可以同时一箭双雕。

有机会从揭露假面具的滑稽转向诙谐，是令人高兴的，因为我们的真正问题不是确定滑稽的性质，而是阐明诙谐与滑稽之间的关系。我们已经讨论了揭示心理自动作用的问题，在某种情况下我们对于把某事究竟是作为滑稽还是诙谐来感受，颇使我们左右为难。现在我们将补充另一种情况，其中诙谐与滑稽之间存在着类似的混淆——胡说的诙谐的例子。但是，我们的研究将最终向我们指明，关于第二种情况，诙谐与滑稽之间的趋同现象可以在理论上得到解释。

在讨论诙谐的技巧时，我们发现，通常处于潜意识之中，但在意识中只能作为“错误推理”的实例来判断的思维方式可以自由发挥，这是许多诙谐中采用的技法；对此我们再次感到怀疑，我们是否倾向于把它们仅作为滑稽故事来划分。我们还不能对我们的怀疑加以确定，因为我们当时还不了解诙谐的基本特点。后来，通过与梦的工作进行类比，我们发现，在诙谐的工作需要合理批评与不放弃在说话和胡说时古老的快乐这种欲望之间达成了妥协。当前意识的思想开端暂时留给潜意识予以修正时，以这种妥协的方式所产生的东西便满足了每一种情况下的这两种要求，但却使自己受到了各种形式的批评，而且不得不忍受对它的各种评价。有时一种诙谐可以成功地装出一种无意义的但却可以容许的主张而悄然溜过，有时它又会做出一种有价值的思想的表达而悄然返回。但是，在导致妥协的边缘情况下，它会放弃满足批评的企图。夸口快乐的根源受其支配，就会在批评面前表现为一派胡言，而且不担心会由此而引起矛盾；因为诙谐能指望听者通过潜意识修正来改正其表达形式上所毁损的形象，从而归还其意义。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诙谐才将在批评面前表现为胡说呢？特别是当它利用的思维方式通常处于潜意识之中，但在意识思想中却往往被排斥时——实际上是错误推理。某些潜意识所特有的思想方式也被保留在意识之中——例如，某种间接的表征、隐喻等——尽管它们在意识上的运用受到了大量的限制。当诙谐利用这些技巧时，它几乎不会引起批评者的反对。如果它还利用意识思维与其毫无关系的方法技巧，反对意见就一定会出现。如果诙谐能把它运用的错误推理隐瞒起来并且伪装成符合逻辑的样子，就像在鲑鱼炒蛋黄和烈酒的轶事中及类似事件上所发生的那样。

但是，如果它不加掩饰地产生错误推理，那么，批评性的反对意见将必然接踵而至。

在这些情况下诙谐还有另一个根源。因其技巧而用作一种潜意识思维方式的错误推理，往往把批评视为滑稽因素——尽管并非总是这样。有意识地使潜意识的思想方式（它们被视为错误的东西而遭排斥）得到自由表现，是产生滑稽快乐的一种手段；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它必然要求耗费更大的能量来进行前意识的贯注，这比让潜意识自由表现耗费的能量更大。当听到一种思想可能已在潜意识中形成，我们把它与其更正相比较时，便会出现能量消耗的差异，在我们看来滑稽的快乐便由此而生。利用这种错误推理作为其技巧并因而表现为荒谬的诙谐，可以由此而同时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如果我们未能觉察到这种诙谐，留给我们的仍然只是滑稽或滑稽的故事。

借来的水壶在归还时却破了个洞的故事，是潜意识思维方式尽情发挥的纯滑稽效果的卓越事例。人们还记得，当借壶人受到追问时，他先是回答说他根本就没借过水壶，其次他说在他借壶时上面就有一个洞，第三次他回答说，他归还时并没有坏，也没有洞。这几种思想的相互抵消，其中每一种本身都是正当有效的，在潜意识中却显然是不会出现的。在梦中潜意识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很明显的，因此不存在“非此即彼”这类事[196]只有同时并列。在一个梦的实例中，尽管这个梦很复杂，我仍在《释梦》中选做解释工作的一个样本，我试图解脱由于未能通过心理治疗解除一位病人的痛苦感受到的耻辱。我的理由是：（1）她自己应为其疾病负责，因为他不会接受我的解决方法；（2）她的痛苦源自器质性的，因此与我无关；（3）她的痛苦与她守寡有关，我显然不应为此负责；（4）她的痛苦是由于使用了一个受污染的注射器进行注射所致，这是由另外的人给她造成的。所有这些理由都是并列的，仿佛它们并不相互排斥。为了避免被指控为胡说，我被迫用“非此即彼”来取代这个梦的“和”。[197]

有一个关于匈牙利村庄的类似的滑稽故事，村里的铁匠犯了死罪，但是，村长却决定应该把一个裁缝而不是铁匠绞死以示惩罚，因为村里有两个裁缝但却没有第二个铁匠，因而罪行必须得到宽恕。[198]这种从一个罪犯转向另一个人的移置当然是和每一种有意识的逻辑法律相矛盾的，但却丝毫也不是潜意识的思维方式。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故事叫做滑稽，但是我却把水壶的故事包括在诙谐之中。现在我承认，这后一个故事也可以更正确地描述为“滑稽”，而不是诙谐。但我现在明白了，我那通常如此肯定的感受是怎样使我怀疑这个故事是滑稽还是一个诙谐。这是我无法以我的感受为基础做出一个决定的情况——就是说，滑稽起源于对完全适用于潜意识的一种思维方式的揭露。像这样的故事可以同时是滑稽，也是一种诙谐；但是即便它只不过是滑稽，留给我的印象也将是诙谐，因为使用潜意识的错误推理使我想起了诙谐，就像揭露那种显然不是滑稽的东西时采用的策略那样。

我极其重视阐明我的论点中这个最微妙的观点——即诙谐与滑稽的关系；因此我将用几个否定的说明来补充我所说的话。我可以首先注意该事实，我在此处理的关于诙谐与滑稽之趋同的实例与前面的例子是不同的。的确，这种区别极其微小，但肯定能区别开来。在前一种情况下滑稽产生于对心理自动作用的揭露。然而，这却根本不是潜意识所独有的，它在诙谐的技巧中也不起重大作用。揭露假面具只和诙谐有偶然的联系，此时它服务于某种其他的诙谐技巧，例如用对立的事物来表现。但是，在充分发挥潜意识思维方式的情况下，诙谐与滑稽的趋同却是必要的，因为制造诙谐的第一个人，在这里把它作为释放快乐的技巧而使用的同一种方法，就其根本性质而言，必须在第三个人身上产生滑稽的快乐。

人们或许想从这后一种情况中得出结论，并寻找诙谐与滑稽的关系，认为在第三个人身上的滑稽效果是根据滑稽快乐的机制而产生的。但情况并非如此。与滑稽的联系绝对不能在所有的或大多数诙谐中发现，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诙谐与滑稽之间可以做出明确区别。每当诙谐成功地避免看上去像胡说时——就是说，在伴随着双重意义和隐喻的大多数诙谐中——不可能在听者身上找到与滑稽相似的效果的痕迹。这可以在我早期所举的几个实例中，或者在我所能提出的几个新例子中得到检验。

给一个赌徒70岁生日发来的祝贺电报：“Trente et quarante”（带有隐喻的划分）。海维西曾在某个地方描述过烟草制造过程：“鲜黄的烟叶……被浸泡在酱汁中给这种溶液增加了风味。”[199]（同一材料的双重用途门提农夫人（Madame de Maintenon）曾被称为“门提囊夫人”（Madame de Maintenant）（姓名的改变）。

卡斯特纳（Kfistner）教授对一位在示威期间站在一架望远镜前的王子说：“殿下，我非常清楚地知道您是‘durchlauchtig（尊贵的[200]）’，但您却不是‘durchsichtig（透明的）’。”安特拉希（Andrassy）伯爵曾以“漂亮的外交部长”而闻名。[201]

可以进一步认为，不管怎么说，表面上像是胡说的所有诙谐似乎都是很滑稽的，而且必定产生滑稽效果。但是，我必须记住这类诙谐往往以另一种方式影响听者，并引起困惑和一种否定的倾向［见第138页注］。因此，它显然依赖于诙谐的胡说，究竟是滑稽还是一般的胡说——我们还没有研究是什么决定这一点的。我们因此坚持我们的结论，诙谐从本质上讲可以与滑稽区分开，而且只有一方面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另一方面在其目的是从理智根源获得快乐时才与它相趋同。

在探讨诙谐与滑稽之间的这些关系期间，我们已经明白了这种区别，我们必须把这种区别视为最重要的来加以强调，这种区别同时也指出了滑稽的一个主要心理特点。我们发现我们被迫把诙谐中的快乐定位在潜意识之中；没有发现任何理由可把它们同样定位在滑稽的情况中。相反，我们迄今所做的一切分析都指出，滑稽快乐的根源是两种必须归于前意识的消耗之间的比较。诙谐与滑稽首先是在它们的心理定位中区分出来的；可以说，诙谐是从潜意识领域中对滑稽所做的贡献。[202]

（三）

没有必要对这种离题表示道歉，因为诙谐与滑稽的关系是驱使我们研究滑稽的原因。但是，这当然是我们该回到前一个主题的时候了——讨论用来使事物成为滑稽的方法。我们首先考虑了滑稽模仿和揭露假面具，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两者当中为分析模仿的滑稽因素而获得某些启示。

一般地说，模仿无疑渗透着滑稽模仿——即对那些否则不会令人惊奇的特点进行夸张——它还包含着贬低的特点。但这似乎并未详尽无疑地论述其本质。不容争辩，它本身是滑稽快乐的一个格外丰富的来源，因为我们特别会对一种模仿的可靠性发出笑声。要对此做出满意的解释绝非易事，除非一个人准备采纳柏格森（Bergson，1900）所持的观点，它使模仿的滑稽接近于由于发现了心理自动作用而导致的滑稽。柏格森的观点认为，在一个有生命的人身上发生的使他想到无生命机制的一切事物都有一种滑稽效果。他为此提出的准则是“生命的机制”。他解释模仿的滑稽作用是从帕斯卡尔（Pascal）在《感想录》中提出的一个问题为出发点，即为什么当人们比较两个类似的方面时会笑，而这两个方面的任何一面本身并没有滑稽作用。“按照我们的期待，活着的东西决不应完全相同地得到重复。当我们发现这种重复时，我们总是怀疑在有生命的事物背后存在着某种机制。”（柏格森，1900，第35页）当人们看到两张彼此非常相似的脸时，就会想到来自同一模子的两种印象或者想到某种类似的机械过程。简言之，在这种情况下，笑的原因就是有生命体与无生命体的趋同，或如我们所说，把有生命的东西贬低为无生命的东西（同上书，第35页）。另外，如果我们打算接受柏格森的这些似乎有理的看法，我们就应该发现，这并不难把他的观点包含在我们自己的程式中。经验已教给我们，每一种活的东西并不同于其他有生命的东西，而且需要为我们的理解付出某种消耗；如果由于完全的一致或靠不住的模仿，我们不需要做出新的消耗，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很失望。但是，我们是在宽慰的意义上感到失望，对已成为多余的期待的消耗则通过笑声而释放出来。同样的程式也包括柏格森认为的滑稽的僵硬（“raideur”）、职业习惯、固定观念（fixed ideas）以及在每一种可能的情况下一再重复的言语发生转变等情况。所有这些情况都要回到对期待的消耗和对实际要求的某个一直相同的事物的理解所付出的消耗之间的比较。而且期待所需要的更大的消耗量，是以观察有生命事物的多重性和可塑性为基础的。因此，在模仿的情况下滑稽快乐的根源就不是情境的滑稽作用，而是期待的滑稽作用。

由于我们一般是从比较中获得滑稽快乐的，我们有责任考察一下比较本身的滑稽作用。的确，这可以用做使事物成为滑稽的一种方法。当我们回想起在类比的情况下，我们也常常发现，我们的“感受”在把某事称为诙谐，或者只称为滑稽方面，令我们困惑不解时，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将会增强。

必须承认，这个主题应该受到比我们的兴趣所能为之付出的更仔细的对待。我们在类比中所探寻的主要属性是它是否恰当——就是说，它是否注意真正表现在两个不同事物问的一致性。

重新发现同一事物时的原始快乐（格罗斯，1899，第153页［以及前文第121页以下］）并非是有利于使用类比的唯一动机；还有一个事实说明类比可能有用，它能对理智活动带来宽慰——就是说，如果一个人遵循着通常的方式，把不太熟悉的东西和较熟悉的东西加以比较，或者把抽象的事物与具体事物相比较，通过这种比较就能阐明较不熟悉的东西或较困难的东西。每一种这类比较，特别是抽象事物与具体事物的比较，都包含着一种贬低，和对（观念模仿意义上的）抽象作用的能量消耗的一种节省，但是，这当然不足以使滑稽的特点突显出来。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逐渐从比较所产生的宽慰的快乐中出现的。有许多情况只是刚沾滑稽的边，它们是否能表现出滑稽的特点还令人们怀疑。如果在所比较的两个事物的抽象作用上的消耗之间出现差异水平的上升，如果某件严肃的和不熟悉的事物，特别是如果它具有理智的或道德的性质，同某件平常的和低劣的事物进行比较，那么，这种比较毫无疑问变成了滑稽。以前宽慰的快乐和观念模仿的决定因素所做的贡献；或许可以解释这种逐步的转变，它受制于数量因素，在比较期间从一般的快乐向滑稽快乐转变。如果我强调这个事实，我不是通过对所比较的两个事物间的对立面的相似性进行类比，而是对消耗在抽象作用上的两种能量问的差异进行类比而发现滑稽快乐的，那么，我无疑将避免误解。当一件难以理解的不熟悉的事物，一件在理智意义上十分抽象而且事实上非常异常的事物，被说成是与某件熟悉的且十分低劣的事物相符合时，认为完全不存在对抽象作用的任何能量消耗时，那么，抽象事物本身就作为同样低劣的事物而露出真面目。比较的滑稽作用便由此还原为一种贬低。

但是，我们已经发现，比较可以具有诙谐的性质，没有滑稽混合的痕迹——确切地说，是当它避免了贬低时。这样，用一个火炬对真理进行比较，而拿着火炬穿过拥挤的人群不可能不烧焦某人的胡子，这种比较纯粹具有诙谐的性质，因为它的言语（真理的火炬）就其全部意义而言进行了打折扣的转向，这种比较也不是滑稽的，因为尽管火炬作为一个物体是具体的，却并非没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比较也可以很容易地作为一种诙谐和滑稽且相互独立，因为比较能够对某些诙谐的技巧有帮助。例如对一致或引喻。内斯特罗（Nestroy）以这种方式把记忆比做“仓库”，这种比较可以同时是滑稽和诙谐——前者是由于这种不同寻常的贬低，这是在把记忆比做“仓库”时心理学概念不得不容忍的一种贬低，而后者是因为运用这种比较的人是一个职员，他以这种比较在心理学和他的职业之间建立了一种完全不可预料的一致性。海涅的话“直到我的忍耐力的屁股后面的所有纽扣全都崩开”，乍一看似乎不过是滑稽性贬低比较的一个典型实例；但仔细考虑后，我们也必须承认它具有诙谐的特点，因为作为隐喻的一种手段，这种比较触及到淫秽的区域，从而成功地在淫秽之中释放了快乐。同样的材料如果公认不是完全偶然的巧合，就会向我们提供一种同时滑稽而且具有诙谐特点的快乐。如果一方的条件有利于产生另一方，他们的统一就会对“感受”具有混乱的影响，据说这种“感受”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在提供一种诙谐还是某种滑稽的事物，而且决定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做出，即专心致志的研究摆脱了对特定快乐的任何预先安排。

无论对产生滑稽快乐的这些更深入的决定因素的探究多么吸引人，作者必须牢记，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日常工作都不能使他将其研究扩展到超出诙谐的领域之外；而且他必须承认，滑稽比较这一主题使他特别意识到他的无能。

因此，我们很容易想起，许多权威人士没有认识到我们业已发现诙谐与滑稽之间这种鲜明的概念与材料上的区别，他们认为诙谐只不过是“言语的滑稽”或“字词的滑稽”。为了检验一下这种观点，我们将选择一个实例，每一种在话语上有意和无意地具有滑稽作用，以此和诙谐进行比较。我们早就说过，我们相信自己完全能够把滑稽作用的话与诙谐区分开：

“拿着叉子吵闹不休他的妈妈把他从炖菜烦恼旁拉走”这只是滑稽作用。海涅关于哥廷根的居民中有四种社会等级的说法——“教授、学生、市侩和蠢驴”——却是个典型的诙谐。

对于某种有意成为滑稽的事物，我将以施特腾海姆（Stettenheim）的“Wippchen”[203]为例。人们说施特腾海姆很机智，是因为他在引发滑稽作用的才智方面达到了特殊程度。实际上这种能力确实恰当地决定了一个人所具有的“智慧”，这是和一个人所“制造”的“诙谐”相比。[204]

不容争辩，Wippchen的字母，与其相应的Bernau也都指机智，因为每一种诙谐都丰富地夹杂其间，其中有些是真正成功的（例如，原始时代的人“在举行仪式的裸体舞”中表现出来的诙谐）。

但是，给这些产物赋予独特特点的不是这些分离的诙谐，而是穿梭其间的几乎过分丰富的言语的滑稽作用。“威普岑”最初无疑指的是一个好挖苦人的人，是古斯塔夫·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的“无固定观念的记者”的一种变式[205]，其中一类是未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把国家的文化贮藏加以误用和交易；但是，作者对在他的这幅特征图中获得的滑稽效果的喜爱，显然已把好挖苦人这个目的一点一点地推到了背景中。Wippchen的产物大部分都是“滑稽性胡说”。作者利用堆砌这些成功的事物而产生的快乐心境。（必须公正地讲），连同那些完全可以允许的材料一起，引进各种他们自己都不能容忍的灵机。威普岑的胡说因其独特技巧而产生了一种特殊效果。如果一个人更仔细地观察这些“诙谐”，就会因少数几个诙谐所引起的独特震惊而对整个产品打下印记。Wippchen主要利用的是结合（混合）、熟，悉的言语措辞特征和引语的改变，用更需要技巧的、更重要的表达方式来取代其中几个一般成分。顺便说一句，这已接近了诙谐的技巧。

下面有几个混合的例子（摘自前言和全书的前几页）：

“土耳其有钱wie Heu am Meere（像海边的干草）。”这句话由两个词句组成：“钱wie Heu（像干草）”和“钱wie Sand am Meere（像海边的沙子）”。[206]

或者，“我不过是剥掉了树叶的木桩，[207]它证明了其昔日的茂盛”——由“一棵剥掉树叶的树”和“一根……的木桩等”凝缩而成。

或者，“引导我从奥基尔王的牛厩的Scylla中走出来的埃里阿登之线何在？”其中有三个古希腊传奇，每个传奇构成一个成分。

这种改变和替代可以毫不困难地总结出来。它们的性质可以从下列实例中看出，它们表现了威普岑的特点，在它们背后我们还可以瞥见另一种更流行的、通常更普遍的说法，这已还原为一种陈词滥调：

“Mir Papier und Tinte häher zu hängen（把纸和墨水给我挂得高一些。）”我们用“einemden Brotkorb häher hängen（把某人的面包篮给他挂得高一些——使某人吃不饱）”，作为对“把某人置于更困难境地中”的隐喻。所以，为什么这种隐喻不能扩展到其他材料中去呢？

“在竞赛中俄国人有时抽短签（短签——即结果居第二位），有时则抽长签。”这些表达方式中只有第一种（“den Kurzeren ziehen”，“抽短签”）是常用的；但考虑到其派生物在使第二种也产生作用方面并没有荒唐之处。

“当我还年轻时，柏伽索斯（Pegasus）就在我心中激荡。”如果用诗人来取代柏伽索斯，我们便发现了传记中经常使用的陈词滥调。的确，柏伽索斯并不是“诗人”的一个恰当的替代词，但它与诗人有着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个颇为夸张的词。

“我就这样度过了童年的荆棘丛生之路。”这个明喻可代替一个简单的说明，“DieKinderschuhe austreten”（“穿破了童年的鞋子”，“把托儿所抛到后面”）这是与童年概念有联系的意象之一。

从威普岑的大量其他产物中，有些可以作为喜剧因素的纯粹实例。例如，“争吵此起彼伏数小时，直到最后也没有决定下来”，这就是滑稽的失望。或者，“克莱欧（Clio，主管史诗、历史的女神），历史的美杜萨（Medusa）”，这是滑稽的（无知的）揭露假面具。或者像“Habentsua fata morgana”[208]这种引语。但是，我们的兴趣更多地是由混合与改变唤起的，因为它们是重复诙谐的技巧。例如，我们可以把这类诙谐如“他背后有着光明的未来”，或“er hat einIdeal vor dem Kopf”，和改变加以比较，或者把“新的矿泉治好病”的诙谐和利希腾贝格的改变相比较等等。威普岑的具有同样技巧的产物现在要称为诙谐吗？或者他们是怎样与此相区别的呢？[209]

要做出回答并不困难。我们不妨回忆一下，诙谐往往向听者表现两张脸，迫使他对其采取两种不同的观点。在一则胡说的笑话中，如上面所提到的那些，一种观点只考虑遣词用字，认为这是胡说；另一种观点则遵循所给的提示，通过听者的潜意识并在其中找到出色的意义。在威普岑的类似诙谐的产物中；诙谐的一张脸没有表情，仿佛它已退化：一个两面神的头却只有一面发达。

若允许这种技巧把我们引诱到潜意识中，我们将一无所获。混合不会向我们提供两件相混合的事物，确实会产生新的意义的场合。如果我们尝试做个分析，它们就会完全区分开。如同在诙谐中一样，改变和替代会导致一种通常很熟悉的话语，但改变和替代本身并未告诉我们任何新的东西，而且一般地说，也确实没有什么可能的或有用的东西。因此，这些诙谐中只有一种观点遗留下来——即它们是胡说。我们只能决定把这类已从诙谐的最基本特点中解放出来的产物是称为“坏的”诙谐还是根本不是诙谐。

这种退化的诙谐无疑会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对此我们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解释。滑稽产生于对潜意识思维方式的揭露，如我们早先考虑过的情况［例如，第205页］快乐则产生于和一种完整的诙谐所进行的比较。什么也不能阻止我们假设这两种产生滑稽快乐的方式在这里趋同了。

在这里来自诙谐的不恰当支持恰好就是使胡说成为滑稽胡说的东西，这种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

还有其他一些容易理解的情况，其中这种不恰当性和应该产生作用的东西相比较，便不可抗拒地使胡说成为滑稽。诙谐的副本——谜语［第67页注］——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比诙谐本身更好的实例。例如，这里有一个“滑稽问题”［第153页注］：“什么东西挂在墙上，人们能用它来擦干手？”如果回答是“一条毛巾”，那么就是一条愚蠢的谜语。但是这种回答被拒绝了。

——“不，是一条鲱鱼。”——但是这会招来愤怒的抗议。“天啊，一条鲱鱼不会挂在墙上。你可以把它挂在那儿。”——但是究竟谁会在一条鲱鱼身上把手擦干呢？——“嗯。”回答是安慰性的：“你不必用它擦手。”借助于两种典型的移置作用而做的这种解释，表明了这个问题离真正的谜语究竟有多远；而且由于它的绝对不恰当性，我们不把它仅视为胡说的愚蠢，而看做是不可抗拒的滑稽。通过不遵守基本条件这种方式，诙谐、谜语和其他本身并不会产生诙谐快乐的事物，也变成了滑稽快乐的根源。在理解言语的非有意的滑稽方面就更没有多少困难了，我们发现这种滑稽经常在我们所喜爱的弗里德里克·凯普娜（Friederike Kempner，1891）的诗歌中表现出来：

反对动物解剖在人类与可怜的哑巴动物之间伸展着一条看不见的灵魂之链。

可怜的哑巴动物亦有意志——因此也有灵魂——尽管它们的灵魂小于我们。

或者在一对相爱的已婚夫妇间的对话：

对比“我是多么幸运！”她轻柔地喊着。

“我也是，”她的丈夫高声地宣布：

“你的众多品质使我充满了骄傲，我竟做出如此精美的选择。”

在这里没有什么东西会使我们想到诙谐。但毫无疑问，正是这些“诗歌”的不恰当性才使它们成为滑稽——其表达方式具有相当不同寻常的笨拙，它和最陈腐的或大多数新闻工作者的语言特色，其思想的最纯朴的局限性，不存在任何诗歌形式的痕迹都有联系。但是，尽管具有所有这些因素，那我们为什么发现凯普娜诗歌的滑稽却并不明显呢？我们发现有些类似的产物除了出奇的差之外什么也不是，它们不仅不能使我们发笑，反而让我们烦恼。但是，正是这种距离，才使它们和我们所期待的、向我们提供滑稽的诗歌区分开来；如果我们感到这种差别更小，那么，我们就更倾向于批评它们而不是发笑。再者，凯普娜诗歌的滑稽效果肯定是由一种附属的情况引起的——即这位女作家准确无误的良好意向和特别的情感忠诚，它消除了我们的嘲笑或我们的烦恼，我们在她那无助的话语背后感到这种情感。

在这里我们想起了一个我们曾经暂缓考虑的问题。能量消耗的差异无疑是滑稽快乐的基本决定条件；但是观察表明，这种差异并非一成不变地引起快乐。为了使滑稽快乐能从能量消耗的差别中实际产生，必须要有哪些更主要的条件或者必须克服哪些障碍呢？在我们转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将用一个清楚的主张对本讨论下个结论：言语的滑稽与诙谐并不一致，因此诙谐必然是某种不同于言语滑稽的事物。

（四）

既然我们即将对上一问题做出回答，即从能量消耗的差异中产生滑稽快乐的必要条件，我们就可以先使我们自己松一口气，这不可能不使我们感到快乐。对这个问题的准确回答与对滑稽实质的费力解释是一致的，为此我们既不需要能力，也不需要权威。只要这个滑稽问题能清楚地与诙谐问题形成对比，我们就能再次对它做出满意的说明。

关于滑稽的每一种理论之所以受到批评者的反对，根本的原因在于其定义忽略了滑稽的基本东西：“滑稽是以观念之间的对比为基础的。”“是的，因为这种对比有一种滑稽作用而不是另一种作用。”“滑稽感产生于对某种期待的失望。”“是的，除非这种失望事实上是令人痛苦的。”

无疑这些反对意见是合理的；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滑稽的基本特征迄今已逃避了检查，那么，我们将过高地估计这些反对意见。对这些定义的普遍有效性产生损害的是对产生滑稽快乐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但我们无须在这些条件中寻找滑稽的实质。如果我们假设滑稽快乐的根源在于两种消耗之间差异的比较，那么，无论我们要想驳斥这些反对意见，并对滑稽定义中的矛盾之处加以说明，还是其他都是很容易的。只有当这种差异不可利用而且能释放出来时，滑稽快乐和众所周知的效果——笑声——才能产生。如果这种差异一被承认便移作他用，我们就不会获得快乐的效果，而至多有一种短暂的快乐感，其中，滑稽的特点并未出现。正如在诙谐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在别处使用这种被认为是多余的能量消耗而采用特别的诡计一样，滑稽快乐也只能在保证这同一种条件的情况下出现。由于这个原因，在我们形成观念的生活中出现这些能量消耗差异的情况是不同寻常的多，但从这些差异中产生滑稽的情况则相对较少。

即使对那些草率地研究了由能量消耗的差异中产生滑稽的条件的人来说，也会被迫获得两个观察发现。第一，在有些情况下滑稽是习惯性地出现的，仿佛有必要的力量推动，相反，在其他情况下似乎完全依赖于环境，依赖于观察者的立场。第二，巨大的差异往往突破不适宜的条件，这样，尽管有这些条件滑稽感也会出现。与第一种观点相联系，可以确立两大类别——不可避免的滑稽和偶然发生的滑稽——尽管必须准备从一开始便放弃在排除了例外的第一类别中发现滑稽不可避免性的看法。探究这两种类别的决定条件将是很吸引人的。

有些条件已被作为滑稽情境的“孤立因素”[210]而聚集在一起，这些条件基本上适用于第二类别。更仔细地分析引出了下列事实：

1.产生滑稽快乐的最适宜条件一般地说是使人“想发笑”的喜悦心境。在一种有毒性的喜悦心境中几乎一切事物都有滑稽作用，这很可能是通过与正常状态下的能量消耗相比较。从某种单一的观点来看，当它不表现为一般的心理倾向时，诙谐、滑稽和所有类似的从心理活动中获得快乐的方法，确实都不过是重新获得这种喜悦心境——这种异常欣快——的方法。

2.一种类似的适宜效果是由一种滑稽的期待（expectation），通过与滑稽快乐相协调而产生的。由于这个原因，如果一种想使某事成为滑稽的想法由另一个人传达给别人，那么，这种低程度的差异便足以说明，如果它们无意向地出现在人的经验中，就有可能被忽略。任何一个人，在开始读一本滑稽的书或到剧院去看一场滑稽戏时，都会把这种意向归因于他能够对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很难向他提供滑稽场合的事情发笑。最后，正是在回想起笑过和期待发笑的情况下，当他看见喜剧演员一登台，不等后者做出一种使他发笑的尝试，他都会笑起来。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个人才会承认，此后他对于能使一个人在戏剧中发笑的事物感到羞怯。

3.滑稽的不恰当条件产生于某个人当时所具有的那种心理活动。追求严肃目的的想象活动或理智活动与寻求释放的贯注的精神能量相抵触——贯注是活动进行移置作用所要求的——因此，只有未曾预料的较大的能量消耗差异才能突破而形成滑稽快乐。那些特别不利于滑稽的事物是与知觉上中止观念模仿的事物相当遥远的所有各种理智过程。除了当某种思想方式突然中断之外，在抽象反思中根本就没有给滑稽留下任何地盘。

4.如果注意力恰好集中在有可能产生滑稽的比较中，那么，释放滑稽快乐的机会也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那种否则会有最肯定的滑稽的作用的东西便失去了其滑稽力量。若一个人的兴趣指向把某种动作或功能与他头脑中明显具有的某种标准相比较，那么，这种动作或功能在这个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滑稽。这样，观察者就不会发现说笑者在他不注意的时候而产生的胡说的滑稽，他会因此而烦恼，而说笑者的伙伴更感兴趣的是他将具有什么样的运气而不是他知道多少，对于这同一种胡说他们会开心地大笑起来。一个体操或舞蹈教练几乎看不出他的学生动作中的滑稽；一个牧师对喜剧作家能如此有效地阐明的人性弱点中的滑稽往往会忽略不见。滑稽过程不能忍受由注意引起的过度贯注（hypercathexis）；它必须能够使其过程相当受注意地进行——顺便说一句，在这一方面就像诙谐一样。但是，如果一个人想把滑稽过程说成是一个必要的意识过程，就会和我在《释梦》中有充足的理由加以运用的“意识过程”这一术语相矛盾。更确切地说，它形成了前意识的一部分，这些过程是在前意识中进行的，但缺少与意识相联系的注意的贯注，这些过程可以恰当地命名为“自动的”（“automatic”）。如果这种比较能量消耗的过程想要产生滑稽快乐，它就必须保持为自动的。

5.如果应该产生滑稽的情境同时产生了一种强烈情感的释放，那么，滑稽就会受到很大干扰。一般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操作性差异的释放是不可能的。个体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的情感、性情和态度使人可以理解，滑稽是根据每一个人的观点而出现和消失的，绝对的滑稽只在例外的情况下才存在。因此，滑稽的偶然性或相关性要比诙谐大得多，它绝不是主动发生的，而是一成不变地制作的，使之能获得接受的条件在其建构过程中即可观察到。情感的产生是妨碍滑稽的所有条件中最强烈的，在这一方面其重要性从未被忽略。[211]为此人们说滑稽的感受在多少有些淡漠的情况下最容易产生，在这些情况下往往不包含强烈的情感和兴趣。但正是在有情感释放的情况下，一个人才能观察到一种特别强烈的能量消耗的差异会产生释放的自动作用。巴特勒上校[212]

回答奥克塔维奥的警告时“大笑着”说：“来自奥地利议院的感谢！”他的怨恨并未阻止他发出笑声。这种笑适用于他对他相信自己遭受的失望所做的回忆；另一方面，戏剧家所描述的这种重大失望可能不如他所表示的在释放出来的情感风暴中强迫发出笑声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我倾向于认为，这种解释适用于除了快乐的情境和伴有强烈痛苦或紧张情绪的情况之外的一切能产生笑的场合中。

6.如果我们对此做一补充，即产生滑稽的快乐可以受任何其他快乐的伴随情况的激励，仿佛是由某种感染力激励的一样（以和倾向性诙谐的前快乐原则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我们已经为我们的目的而充分地阐述了支配滑稽快乐的条件，尽管还肯定不是全部条件。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条件以及滑稽作用的不一致性和偶然性，用任何其他假设来解释都不如用差异的释放而产生滑稽快乐那样容易，在大多数不同的情况下，这种假设可用于除释放之外的其他方式。

（五）

性欲（sexuality）和猥亵（obscenity）的滑稽应受到更详细的考虑；但在此我们只能略述数言，稍加涉及。其出发点（和猥亵诙谐中的情况一样，第97页），将仍然是曝光。一次偶然的曝光对我们具有滑稽作用，因为我们把这种悠闲自在和我们以很大的能量消耗来欣赏的景色加以比较，否则人们就会用这种能量消耗来达此目的。于是这种情况便接近了天真的滑稽作用，但却更简单些。我们以第三者身份成为观众（在说淫词秽语的情况下成为听众）的每一次曝光都等同于成为滑稽的被曝光的人。我们已经发现，诙谐的任务是取代淫词秽语的地位，从而再次打开了通往已失去的滑稽快乐源的通路。与此相反，目击一次曝光并不是目击滑稽的情况，因为他自己这样做而付出的努力消除了滑稽快乐的决定条件：在所看见的事物中，除了性的快乐之外什么也没有留下。如果把这种目击向某人做个解释，那么，被人目击者便再次成为滑稽，因为有一种最显著的感觉，即后者省略了为隐藏其秘密而取代了的能量消耗。除此之外，性欲和淫词秽语（smut）的领域提供了最充分的与快乐的性兴奋共同获得滑稽快乐的情况；因为它们可以向人们显示他们对身体需要的依赖（贬低），或者它们也能揭示隐藏在心里的爱的要求背后的身体要求（揭露假面具）。

（六）

令人惊奇的是，在柏格森那迷人而又富有活力的《笑》（Le rire）一书中，我们同样能发现吸引我们寻求理解滑稽的心理发生的吸引力。我们已经熟悉了柏格森关于掌握滑稽特点的准则：“生命的机械化，以人工代替自然的某种替代作用。”他从自动作用到自动机这样一种似乎合理的思想序列开始，并试图把许多滑稽作用追溯到对童年玩具的已淡漠的回忆。在这一方面他暂时获得了某种观点，确实，他不久便放弃了这种观点：他力图把滑稽作用解释为童年期快乐的后效。

“或许我们应该使这种简化再深入一步，回到我们最古老的记忆中去，追溯到游戏中，这种第一次相互结合起来的滑稽短剧使儿童感到有趣，使成人大笑不已。……但我们毕竟也常常认识不到，在我们大多数的快乐情绪中究竟有多少孩子气。”（柏格森，1900，第68页以下）既然我们已经把诙谐追溯到了儿童的文字游戏和思想游戏，这种游戏曾经受挫于理性批评，那么，我们禁不住感到也想调查一下柏格森猜想在滑稽中具有的童年期根源。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滑稽与儿童的关系做些考察，我们会发现大量颇有希望的联系。儿童本身并未以任何滑稽的方式打动我们，尽管他们的本性充满了各种条件，如果我们把它与我们自己的本性相比较，这些条件就会产生一种滑稽性差异[213]：动作的过多消耗和少量理智消耗，身体功能对心理功能的支配以及其他特征。当一个儿童的行为表现不像儿童，而像一个严肃的成年人时，他只能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滑稽作用，而且他也以和其他伪装自己的人同样的方式产生滑稽作用。但是只要他保持孩子的本性，对他的感知便使我们产生了纯粹的快乐，或许这种快乐使我们稍微想到了滑稽作用。我们把他称为天真，因为他向我们表明他缺少禁忌，我们把他说的话描述为天真的滑稽，而在另一个人口中讲出时，我们便判定为淫词秽语或诙谐。

另一方面，儿童并没有对滑稽的某种感受。这种主张似乎只是说，像许多其他事物一样，滑稽感只是在心理发展过程的某一时刻开始的，而且这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特别是因为我们必须承

认，这种情感在必须视为在童年时代的某一阶段就已经清楚地显现了。但这却可以表明，儿童缺乏滑稽感这种主张包含着许多不证自明的东西。首先，我们很容易发现，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滑稽感是在理解另一个人的过程中发生能量消耗的差异而产生的，那就不可能是别的原因。

我们不妨再以动作的滑稽作用为例。提供了差异的这种比较（以有意识的准则）已做了说明：“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以及“这就是我应该做事的方式，我已经做过此事的方式”。但是一个儿童却没有第二句话中所包含的标准。他只是通过模仿而理解了：他要以同样的方式做事。对儿童的教养向他提出了一个标准：“这就是你应该做事的方式。”如果他现在利用这个标准进行比较，他将很容易得出结论：“他做得不对”，“我能做得更好。”在这种情况下他便笑话另一个人，他以自己的优越感来笑话别人。什么也无法阻止我们从能量消耗的差异中发笑；但是，根据对我们所遇到的笑话别人的情况来类推，我们可以推论滑稽感并未表现在儿童优越的笑声中。它是一种纯粹快乐的笑。在我们自己的情况下，当我们对自己的优越性做出清晰判断时，我们只是微笑而不是大笑，或者如果我们大笑，我们就能把这种变得有意识的优越性与使我们发笑的滑稽区别开来。

我们或许能够正确地说，在各种不同情况下儿童是由于纯粹的快乐而笑，我们觉得这是“滑稽”且找不到其动机，而一个儿童的动机却是清楚的和能够说明的。例如，如果有人在街上滑倒了，我们就会笑起来，因为这种印象——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滑稽作用。在同样的情况下，一个儿童会由于优越感或幸灾乐祸而笑：“你摔倒了，我却没有。”在儿童身上某些快乐的动机似乎在我们成人身上早已失去，在同样的情况下我们以“滑稽感”来代替失去的这种情感。

如果我们能够概括的话，那么，最吸引人的似乎就是，把我们所寻找的滑稽的独到特点置于婴儿期的唤醒之中——把滑稽视为重新获得的“已逝去的童年的笑”。那么，人们可能会说：“我笑的是另一个人和我自己之间的一种能量消耗的差异，每次我都能重新发现他身上的童稚气。”或者更确切地说，导致滑稽作用的全面比较的结果是：“这就是他做事的方式——我以另一种方式做事——他的做事方式就像我在孩提时代经常做事的方式一样。”

因此，笑声总是适用于成人的自我与儿童的自我之间的比较。即使在滑稽的差异中缺少一致性——这个在我看来似乎是滑稽的事实有时消耗能量大有时消耗能量小——这种缺乏也符合婴儿期的决定因素；实际上成为滑稽的东西总是在婴儿方面。

这与下述事实并不矛盾，即当儿童自己成为比较的对象时，他们给我留下的不是滑稽印象，而是一种纯粹的快乐印象；同样不矛盾的原因是，如果能避免这种差异的任何其他用途，那么，与婴儿期的这种比较就只能产生一种滑稽效果。因为这是一些与支配释放的条件有关的事情。无论什么事物，只要把心理过程与其他过程联系起来，就会不利于剩余的能量贯注的释放并使之转入其他用途；凡是把心理活动分离出来的事物就能促进释放。因此把儿童视为比较对象的意识态度将不可能产生滑稽快乐所必需的释放。只有当精神贯注是前意识的时候，才有可能近似于这种分离。顺便说一句，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分离归于儿童的心理过程。就中等强度的差异而言，如果没有其他联系能对释放出来的剩余能量进行控制，那就只能考虑是产生滑稽作用的这种比较的增加（“我在儿童时代也是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想在与婴儿期的前意识联系中发现滑稽作用的实质，我们就必须比柏格森再深入一步，并且承认为了产生滑稽作用，一种比较无须引起孩子气的快乐和孩子气的游戏，只需涉及孩子气的一般本质，或者甚至只涉及孩子气的痛苦也就足够了。如果我们不是把滑稽的快乐与回想起来的快乐相联系，而是再次与比较建立联系，那么，我们在这里便远离了柏格森，而和我们自己相一致了。这或许是因为前一种情况（即与回想起来的快乐相联系的情况）可能总是与不可抗拒的滑稽相一致）。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妨回顾一下我们早期得出的关于各种滑稽可能性的图示。我们曾经说过，这样也能发现滑稽的差异：即

a.通过另一个人与我自己之间的比较，或

b.通过完全在另一个人内部的比较，或

c.通过完全在我自己内部的比较。

在第一种情况下，另一个人在我看来像个孩子；在第二种情况下他把自己还原为一个孩子；

而在第三种情况下我会在我自己身上发现这个孩子。

a.第一种情况包括动作和形式的滑稽，心理功能和特性的滑稽。相应的婴儿期因素则是促使动作和儿童低劣的心理和道德得到发展。这样一来，例如，一个愚蠢的人在我看来具有滑稽作用，因为他使我想起了一个懒惰的孩子，而一个坏人之所以具有滑稽作用，是因为他使我想起了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儿童自己获得动作快乐这种单一的情况下，只能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成人失去孩子气的快乐。

b.在第二种情况下，滑稽完全依赖于“感情移入”，它包含数量众多的可能性——情境、夸张（漫画式的滑稽模仿）、模仿、贬低和揭露假面具的滑稽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引进婴儿期的观点证明是最有用的。因为情境的滑稽作用大多建立在窘迫基础上，在这里我们重新发现了儿童的无助。最糟糕的窘迫，即自然需要的强制性要求和其他功能的冲突，与儿童不能完全控制其身体功能是一致的。在情境的滑稽借助于重复而发挥作用时，它依据的是儿童在不断地重复（问题或听讲故事时）产生的特殊快乐，使他成为令成人讨厌的人［参见，第128页注］。夸张仍然给成人带来快乐，因为它能发现其主要官能的正当理由，夸张与儿童特别缺乏比例感有关，与他无视一切数量关系有关，他对数量关系的认识要比对质量关系的认识晚。即使在容许冲动的情况下，适度而有限制的运用也是后来教育的结果，是通过对在结合中聚集在一起的心理活动的相互抑制而获得的。在这些结合被削弱的地方，例如在潜意识的梦中或在精神神经症的单一观念（mono-idea-ism）中，儿童的缺乏节制便再次出现。[214]

由于我们没有考虑到婴儿期的因素，所以我们在理解模仿的滑稽作用时发现有较大的困难。

但是，模仿是儿童最好的艺术，是其大多数游戏的驱动力（driving motive）。儿童的志向目标远不在于要超过同龄人，而是要模仿成年人。儿童与成人的关系也是贬低的滑稽作用的基础，它与成人对待儿童生活态度中所显示出来的屈尊态度是一致的。没有什么能比成年人使自己降低身份，放弃其烦人的优越性以及与他们平等地玩耍更使儿童感到快乐的了。这种向儿童提供纯粹快乐的放松，在成人中则以贬低的形式成为使事情滑稽的一种手段，成为滑稽快乐的一个根源。至于揭露假面具，我们知道，它可以一直追溯到贬低。

c.我们在发现第三种情况，即期待的滑稽作用的婴儿期基础时，遇到了最大的困难，期待的滑稽作用无疑能够解释，为什么那些首先把这种情况置于他们对滑稽作用的讨论之中的权威们，没有发现能解释滑稽中的婴儿期因素的场合。毫无疑问，期待的滑稽作用在儿童中是最遥远的；

掌握它的能力是最晚才出现的。在成人看似很滑稽的大多数情况下，儿童可能只感到失望。但是，当我们遇到一种滑稽的失望时，我们可以把儿童极端快乐的期待和轻信的力量作为一个基础，来理解我们是怎样“作为一个儿童”来表现滑稽作用的。

我们所说的一切似乎表明，滑稽感的转换有一定的可能性，它可以这样进行：“那些对成人来说不适合的事物就是滑稽。”但是，由于我对滑稽作用问题的全部态度，我还不太敢像我早期那样严肃地捍卫后一种主张。我还不能确定，贬低为一个儿童是否只是滑稽性贬低的一个特例，或者所有滑稽的事物基本上都以贬低为一个儿童为基础。[215]

（七）

探讨滑稽的研究无论多么粗略，如果我们不能为谈论幽默（humour）找到些微的余地，那么，这种研究都将是相当不完全的。两者之间的基本联系是如此毋庸置疑，以至于试图对滑稽作用进行解释必定会对理解幽默做出某些起码的贡献。在欣赏幽默方面，无论它有多么恰当和给人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它本身就是最高的心理成就之一，特别受到思想者的喜爱），但我们不能通过探讨诙谐和滑稽的准则而避开表达其本质的尝试。

我们业已看到，令人苦恼的情感的释放是产生滑稽的最大障碍。只要无目的的动作一发生损害，或者愚蠢一导致伤害，或者失望一引起痛苦，滑稽作用的可能性便告结束。对于一个无法躲避这种不快，一个其本人是牺牲品或被迫参与其中的人来说，这无论如何都是真实的；而一个无关的人则以其行为举止表明，这种情境包含着滑稽作用所要求的一切。现在，幽默成为获得快乐的一种手段，尽管有与其相抵触的令人苦恼的情感；它表现为产生这些情感的一种替代作用，它把自己置于它们的位置上。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根据我们通常的习惯，我们应该倾向于释放令人苦恼的情感，如果压抑该情感的动机此时作用于我们，就会提供使它出现的条件。在刚才提到的这些情况下，一个成为伤害、痛苦等牺牲品的人很可能会获得幽默的快乐，而无关的人则因滑稽的快乐而笑。如果是这样的话，幽默的快乐是以释放未出现的情感为代价而产生的：它起源于情感消耗的节省——我们不可能有别的说法。

幽默是各种滑稽中最容易满足的。它是在一个人的内部完成其过程的，另一个人的参与并未对此增加任何新的东西。我可以不与人分享在我身上产生的幽默快乐，也不感到要被迫与人交流这种快乐。当幽默的快乐发生时，在一个人身上会出现什么情况，这是很不容易说清的；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把幽默与人交流或产生同感的情况，考察一下通过理解幽默的人我们获得了与他同样的快乐的情况，那么，我们就能获得某种顿悟（insight）。幽默的最粗野的情况——即所谓“绞刑的幽默”——在这一方面可能是有所启发的。一个在星期一被判处死刑的流氓说：

“嗯，这个星期开始得不错。”[216]这实际上是一种诙谐，因为这句话本身是非常恰当的，但另一方面，却以无意义的方式放错了地方，因为对这个人自己来说那个星期不会再有更多的事件了。但是，幽默和制作这样一种诙谐有关——就是说，不管把这个星期的开始与其他什么时间区别开，也要否认对可能产生相当特殊的情绪的那些动机加以区分。同样的情况还有，这个流氓在处以死刑的路上要一块围巾围在他赤裸的喉部，以便不至于患感冒——由于考虑到它围在脖子上的时间这么短，这种预防措施显然是多余的和不重要的，否则，这是一个应该受到称赞的预防措施。必须承认，在这个恶作剧（blague）中有一种像宽宏大量似的东西，这个人顽固地坚持其惯常的自我，而且对有可能推翻其自我并使其陷于绝望的事物置之度外。这种崇高的幽默显然出现在我们的钦佩不受幽默者的情境限制的情况下。

在维克多·雨果的《欧那尼》（Hernani）中，那个卷入阴谋反对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五世）的匪徒，落入了其强大敌人之手。他预见到，由于被宣判了叛国罪，他的命运肯定是掉脑袋。但是，这个预见并未阻止他使自己被公认为世袭的西班牙最高贵族，并且宣布他并不想放弃任何属于他的利益。一个西班牙的最高贵族可以在其君主面前盖住他的头。那么，好吧：

……我们的头有权利在你盖住之前落下。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幽默，而且如果当我们听到时我们没笑，那是因为我们的钦佩包含着幽默的快乐。在那个被执行死刑的路上不想患感冒的流氓的情况下，我们却开心地大笑起来。应该使罪犯陷入绝望的情境却可能在我们身上引起强烈的怜悯；但这种怜悯之所以受到抑制，是因为我们明白，这个与此关系更密切的人对这种情境是无法解决的。由于这种理解，已经准备消耗在怜悯上的能量变得不可利用了，我们便一笑置之。可以说，我们受到了这个流氓的满不在乎态度的影响——尽管我们也注意到，这已耗费了他相当多的心理活动能量。

怜悯的节省是幽默快乐最经常的源泉之一。马克·吐温（Mark Twain）的幽默通常使用这种机制。例如，在对他兄弟的生活做的一次说明中，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兄弟一段时间怎样受雇于一家筑路企业。一个地雷提前爆炸把他兄弟抛向了天，然后落下来掉在远离他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我们肯定对这次事故的牺牲者感到同情，并且想问一下他是否因此而受伤。但是，当故事继续说道，他兄弟因为“脱离工作场地”而被扣了半天工资时，我们便完全不再有怜悯之心，而且变得几乎像包工头一样的硬心肠，并对可能伤害兄弟的健康也几乎漠然置之。在另一种情况下，马克·吐温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家庭树，他把这棵树追溯到哥伦布的一位航海伙伴。然后他描述了这位前辈的特点，以及他的行李是如何完全由许多换洗的衣物所组成，而每一件都有一个不同的洗衣房标记——在此我们禁不住对节省这种虔敬感而付出的代价大笑起来，我们原准备在这个家庭史的开始就讨论这种虔敬感的。幽默快乐的机制不受我们认识的干扰，我们认识到这个谱系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是为讽刺目的服务的，旨在揭示其他人以类似的描写所做的细节描述：和在使事情成为滑稽的情况下一样，它也不依赖于必须是真实的这个条件。在另一篇小说中，马克·吐温描述了他的兄弟怎样建造了一个地下洞穴住房，他带进去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盏灯，他用一大块帆布做屋顶，帆布中间有一个洞。但是，晚上在小屋建好之后，一头被驱赶回家的母牛却从屋顶开口处掉下来，落到了桌子上并把灯扑灭了。他的兄弟耐心地帮着把牛弄了出去，又重新把东西摆好。第二天晚上同样的麻烦再次发生，而他的兄弟一如既往。以后每天晚上都发生。重复

发生使小说有了滑稽作用，但马克·吐温在结束时报告说，在第46个晚上当母牛又掉进来时，他的兄弟终于发话了：“这事开始让人厌倦了。”这时我们的幽默快乐再也止不住了，因为我们早就期望听到的是，这种难以排除的不幸会使他的兄弟生气的。的确，我们使自己产生的这些幽默的些许贡献一般地说是以生气为代价的——而不是变成了愤怒。[217]

根据为支持幽默而节省下来的情绪的性质，幽默的种类是格外多样化：怜悯、生气、痛苦、敏感等。它们的数量似乎保持着不完整，因为幽默的领域在不断地扩大，每当艺术家或作家成功地把迄今不受控制的情绪置于幽默的控制之下时，通过我们给出的那些例子中的方法，把它们变成滑稽快乐的根源。例如，艺术家的简明（Simplicissimus）在以恐惧和厌恶为代价而获得幽默方面有惊人的成果。另外，表现幽默的形式是由与其产生条件有联系的两种特殊情况决定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幽默可能与一种诙谐或其他种类的滑稽合并；在这种情况下其任务是驱除可能隐含在能产生某种情感的情境中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会干扰快乐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可以完全地或只是部分地中止这种情感的产生；这后一种情况实际上是更常见的，因为它较容易产生，而且会产生各种形式的“沮丧的”[218]幽默——即含着泪的微笑的幽默。它将一部分能量从情感中撤出，使它具有一种幽默的味道以作为交换。

由上面的例子可见，从同情心派生出来的幽默的快乐起源于一种可与移置相比较的特殊技巧，借助于这种技巧，已经处于准备状态的情感的释放便落空了，能量贯注转向别的事物，常常转向次要之物。

但这根本无助于我们理解这一过程，即通过这个过程而在幽默者身上发生了与产生情感相距甚远的移置。

我们能够发现接受者在其心理过程中模仿幽默创造者，但是，对于在后者身上使这一过程成为可能的力量，它并没有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只能说，如果有人成功地通过反思，把世界事物的巨大与他自己的渺小相比较而产生的痛苦情感置之不顾，我们不会把这视为获得了幽默，而是获得了哲学思想，而且，如果我们使自己置身于他的思想序列中，我们就不会产生快乐。因此，在意识注意的凝视下，幽默的移置就像滑稽的比较一样是不可能的；和后者一样，它和保持前意识或者自动的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根据防御过程来看待幽默的移置，我们就能获得有关它的某些信息。防御过程是飞行反射的心理相关物，它执行的任务是防止产生来自内部根源的不快乐。在完成这个任务时，它们把心理事件作为自动调节作用来使用，顺便说一句，这种自动调节作用最终成为有害的，而且必须归属于意识思维。我已指出过这种防御的一种特殊形式，已经失败了的压抑，它是产生精神神经症的操作机制。幽默可被视为这些防御过程的最高级形式。它不屑像压抑那样把承担着痛苦情感的观念内容从意识注意中撤出，由此而超越了防御的自动作用。它使之产生，是通过发现一种把已处于准备状态的能量从不快乐的释放中撤出，并通过释放而将其转变成快乐。甚至可以相信，它可以再次和婴儿期联系起来，把这种获得手段置于其支配之下。只有在童年时期才会有使成人在如今微笑的那些痛苦情感——就像他作为一个幽默的人对其目前痛苦的情感而发笑一样。

幽默的移置所亲眼目睹的其自我的提高，把它翻译过来毫无疑问就是“我太大了（太好了）[219]以致不能因这些事情而苦恼”，这种提高完全可以从他将其目前的自我与其童年期的自我相比较

而产生。这种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婴儿期在神经症的压抑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支持。

总之，幽默和滑稽的关系比和诙谐更近。它和前者共享在前意识中的心理定位（psychicallocalization），而诙谐就像我们不得不假设的那样，是作为潜意识和前意识之间的一种妥协而形成的。另一方面，幽默不具备一种与诙谐和滑稽作用相同的专门特点，对此我们或许还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产生滑稽作用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应该被迫同时地或迅速连续地把两种不同的观念形成方法运用到同一种观念形成活动中，然后在这两种方法之间进行“比较”，滑稽作用的差异便由此而产生。这种能量消耗的差异产生于属于别人和属于自己的事物之间，产生于通常的事物和被改变的事物之间，产生于所期待的事物和已发生的事物之间。[220]在诙谐的情况下，两种看待事物的同时性方法之间形成了差异，这两种方法以不同的能量消耗而起作用，适用于在听到诙谐的人身上发生的过程。这两种观点中的一个，遵循着包含在诙谐中的暗示，沿着这条思想通路穿过潜意识；另一种观点则停留在表面，它看待诙谐就像看待从前意识中浮现出来并成为意识的任何其他话语一样。我们或许应该合理地把听到一个笑话时的快乐描述为从这两种看待事物的方法之间的差异中派生出来的。[221]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诙谐，我们把它描述为一个具有两张脸的脑袋，而诙谐和滑稽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于澄清。[222]

在幽默的情况下我们刚才提出的那种特点已黯然失色。的确，当一种因为通常伴随着这种情境，我们应该期待的情绪被避免时，我们就会感到幽默的快乐，在这种程度上幽默也会在所期待的滑稽作用的扩展概念之下产生。但对幽默来说，它不再是用两种不同方法看待同一主题的问题。

受那种想要回避的情绪支配的情境具有令人不快的特点，这个事实结束了把它与滑稽和诙谐的特点相比较的可能性。幽默的移置实际上是把释放出来的能量消耗用在别的地方——这是一种已经表明对滑稽作用如此危险的一种情况。[223]

（八）

我们现在即将结束我们的任务，把幽默快乐的机制还原为与阐释滑稽快乐和诙谐相类似的一种论点。在我们看来，诙谐中的快乐似乎产生于用于禁忌的能量消耗的节省，滑稽快乐产生于用于观念形式（用于贯注）的能量消耗的节省，而幽默中的快乐产生于用于情感的能量消耗的节省。

在我们的心理器官活动的三种方式中，快乐都是由节省而产生的。这三种方式全部都一致代表从心理活动中重新获得一种快乐的方法，这种快乐实际上是通过该活动的发展而消失的。因为当我们不考虑滑稽作用时，当我们不能开玩笑时，以及当我们没有必要在生活中用幽默使我们感到幸福时，我们力图用这种手段达到异常的欣快就不过是一段时期生活中的心境，在这段时期，我们习惯于一般使用较少的能量消耗来对付我们的心理活动——这就是我们童年时的心境。

附录弗朗兹·布伦塔诺的谜语

弗洛伊德在第32页的脚注中对布伦塔诺（F.Brentano）的谜语所做的说明如此含糊不清，以致有必要做进一步的解释。1879年，布伦塔诺（以Aenig-matias为笔名）出版了一本大约200页的小册子，书名为《新谜语》。它包括各种不同类型谜语的样本，最后一种被描述为“填补谜语”。他在这本小册子的引言中对这些种类做了说明。按照他的看法，这种谜语在德国中部地区是一种令人喜爱的消遣，但只是在最近才到达维也纳。这本小册子包括30个这种“填补谜语”的例子，弗洛伊德引用了其中的两个，不完全准确。把这些全部翻译出来将是使其结构明晰的最简单的方式：

第24个谜语“我们的朋友受到他所信奉的预感多么大的折磨啊！有一天，当他的母亲生病时，我发现他正坐在一棵高大的树下。风正从树枝问吹过，结果有些大树叶落下来，其中有一片恰好落在他的衣兜里。因此他哭了起来，他呜咽着说，他的母亲快要死了：das lasse ihn das herabgefallene［字面意思是：这是落下来的那个那个那个……，带领着他去想的。］答案：“梧桐树叶……去想。”

第28个谜语

“一个印度斯坦人生病了。他的医生正忙着为他开个处方，这时他突然被一个紧急的消息叫走了，医生尽可能快地写完处方又去看另一个病人了。此后不久他接到消息说，那位亚洲人还没来得及吃下为他准备的药，便因痉挛而死。‘真是个不幸的可怜人！’医生恐怖地对自己说。‘你都干了些什么？有没有可能当你在为那个那个那个药时？’”

答案：“印度人开……使你的笔画动得快一些。”

一个英语的样本可能会使事情更清楚些：

“窃贼们闯进一家大皮货商的仓库。但是他们受到了干扰，什么也没拿便离开了，尽管把陈

列室搞得乱七八糟。当经理早晨来到之后，他向其助手们发出指示：‘不要管那些便宜的货物。

当务之急是那个那个得到那个那个。’”

答案：“马上……最好的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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