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一次演讲时，我们讨论了失误动作本身，而没有涉及它和被干涉的有意机能的关系；并且我们形成了一种这样的印象：在一些特殊的例子中，失误动作似乎表现出它们自己的意义。如果失误动作有意义这一结论能在更大的范围上得到证实，那么这种意义将比探索失误动作产生的条件更有趣。
让我们再次对心理过程的“意义”如何理解这个问题达成共识。我们认为意义就是它所借以表达的意向，及其在心理延续中的位置。在我们的大多数研究中，可以用“意图”或“目的”代替“意义”。[28]那么在我们认为过失中有意向存在时，它只是欺人的幻想呢，还是对过失的诗意夸大呢？
我们将继续以口误为例。如果我们现在仔细研究这种相当多的观察事实，我们将发现，在各种实例中失误动作的意图、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存在着把自己所要说的话说反了的例子。
如，议会议长在致开幕词时说：“我宣布散会。”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的口误的意义和意图是他想要闭会。我们想引述的是：“他自己是这么说的。”[29]我们只需相信他的话。在这一点上请不要表示反对，以为这是不可能的，以为我们知道他不想闭会，而是想开会，并以为他自己（我们把他看作是终审者）可以证实，他是想开会的。你们忘记了我们已达成共识，我们将开始就过失论过失，而把失误动作扰乱它们的意图的关系留待以后讨论。所以你们由于逃避正在讨论的问题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这在英语中叫作“窃取论点”（begging the question）。
在另外的例子中，口误虽然不表示恰好相反的情况，但一种相反的意义可能产生。如“我不愿（geneigt，意为倾向于）评价前任教授的优点”。这里geneigt并非geeignet（意为配得上）的反面，但所能公开表达的东西与这句话产生的情境形成鲜明的对照。
还有一些例子，口误只是在所要表示的意义之外增加了第二个意义。于是这种句子听起来像是几个句子的凝缩。这样，在那个刚愎的女士说“他可以吃和喝我想要的东西”时，她的言外之意似乎是：“他可以吃和喝他想要的东西，但他想要什么呢？我就代他要了。”一个口误往往给予人这种凝缩的印象。例如，一位解剖学教授讲解鼻腔的结构。结束时，他问学生是否能理解他讲的东西，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继续说：“我很难相信，因为即使在一个拥有几百万居民的城市里，充分理解鼻腔的解剖的人，也仅只一指可数……不，不，我的意思是屈指可数。”这个凝缩词语自有意义：也就是说，只有他一个人能真正理解它们。[30]
上述的几组例子中，失误动作自身具有较明显的意义，与此相对照，还有一些例子，它们的意义是不易了解的，并因此直接违背我们的期望。如果某人由于口误读错了某个专有名词，或乱发一些无意义的音等，这些普通的事件对是否所有的失误动作都有某种意义的问题似乎提供了一个否定的答案。然而，对这些例子更为仔细地研究显示，这些曲解是不难理解的，并且，这些看似难以理解的例子和前面比较容易懂的例子之间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有人问马的健康状况，马的主人回答说：“啊，它可‘惨过’（draut，一个没有意义的单词），……它可再活一个月［it dauert（持续）another month perhaps］。”当再问他究竟是何意时，他解释说，他认为这是一件惨事（traurige）。“dauert”和“traurig”合起来形成“惨过”（draut）一词。
另有一人谈及一些他不赞成的事，他接着说：“于是事实‘显龊’（Vorschwein）了［一个不存在的单词，代替Vorschein（意为显露）］……”在回答他人询问时，他进一步确证说，他认为这些事实很“龌龊”［schweinereien（意为令人恶心的）］，“Vorschein”和“Schweinereien”合成产生这个奇怪的字“Vorschwein”。
你们回忆一下那个年轻的男子问一个不认识的女子是否他可以“送辱”（begleitdigen）她的例子。我们曾将这个音节分成“侮辱”（beleidige）和“护送”（begleiten），并且我们感到这个解释已足够肯定，而不需要任何证实。从这些例子来看，即使是这些更为含糊不清的口误也可解释为两段不同的想要说的话之间的混合或相互“干扰”。这些失误之间的不同仅来自于这样的事实，即在某些时候一个意向完全替代了另一个意向，像说话者把自己的话说反了；在另一些时候，一个意向仅仅只是歪曲或更改了另一个意向，结果产生的是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混合结构。
我们现在似乎已掌握了大量口误的秘密了。如果我们记住了这种发现，我们将能够理解另一组我们从前不能领会的口误。例如，名字歪曲的例子，我们不能假定它通常是两个相似的不同名字之间竞争的结果。然而，不难猜出这第二个意图。除口误之外，名字的歪曲也时常发生；这些歪曲的目的是要贬低某一名字；这是一种普通骂人的方式，有教养的人虽然不想采用，却也不愿放弃，它往往被伪装成笑话，虽然是很下流的一种笑话。这里有一个歪曲名字的粗俗的例子，法国总统Poincare的名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被歪曲为“Schweinskarre”（意为“猪样的”）[31]。
因此，很容易假定一些侮辱的意图表现在口误之中，并且试图在歪曲的名字中得到表达。如果这个假定是正确的，则因口误而造成的滑稽可笑的歪曲也可以有类似的解释。“诸君，请大家打嗝（aufzustossen），以祝我们首长的健康。”在此，因这个可以引起不快想法的词，庆祝的气氛一下子就被扰乱了。因为这些话语具有歪曲和讥讽的意思，所以我们不得不断定这个口误似乎想表达这样一个意思：“你们不要相信它！我不是这个意思！我不想对这个人说粗话！”同样的解释适用于把完全无害的词变为粗俗污秽的词的口误。因此，就出现了用“Apopos”代替“a propos”或用“Eischeissweibchen”代替“Eiweiss-scheibchen”[32]。
我们知道许多人故意将无害的字变成粗野的字，从中取乐；这种歪曲称为滑稽，而在我们听到这种例子时，不免首先要问一下这是有意的笑话，还是无意的口误。
我们似乎毫不费力地解决了失误动作之谜。失误动作不是随便发生的事件，而是重要的心理活动；它们是两种意向同时引起或互相干涉的结果；它们是有意义的。我知道你们必定有许多疑问之处，我们必须先解决了这些疑难，才可使这种努力所得的结果引起大家的信赖。在此，我不想用轻率的结论来欺骗你们，我们将依次来讨论其中的每个问题。
你们有什么疑问呢？首先，你们要问的是这个解释是否可用于说明一切口误的事例？或只能说明个别少数的事例？其次，这个概念是否可同时用于许多种类的失误动作，如读误、笔误、遗忘及做错事和遗失物品等。再次，疲倦、兴奋、分散及注意力不集中等因素在失误心理学中究竟是什么地位？最后，失误动作中的两种互相竞争的意向，有一种往往是明显的，而另一种则不一定。那么我们何以推知后一种的意义呢？除了以上这些问题之外，你们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如果没有，我可要提问了。我要告诉你们，我们讨论失误动作，不只是为了要了解失误，而且还要通过这些来了解精神分析的要义。所以我担心下面的问题：干涉其他意图的究竟是哪种目的或倾向呢？干涉的倾向和被干涉的倾向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呢？在解决了失误动作之谜以后，我们还须作进一步的努力。
这就是对一切口误的解释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只要研究任意一个口误的例子，便可得出这个结论，虽然我们难以证明一切口误都受这个法则的支配。但是这样做也没有妨碍，因为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这一层在理论上是无足轻重的。然而，即使我们所解释的口误的例子仅仅是一小部分，而我们想要用来说明的精神分析的结论却仍然是有效的，何况我们所能解释的口误还不仅仅是一小部分的事例呢？对于这个解释是否适用于其他种类的失误动作这个问题，我们也可在此先给予肯定的回答。在以后讨论笔误、做错事等例子时，你们也是可以信服的。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想将这个工作暂时搁置起来，等我们对口误做了更充分的研究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循环系统的扰乱、疲倦、兴奋、分心及注意力不集中等，这些受到一些学者重视的因素，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意义呢？根据上述的有关失误动作的心理机制的分析，我们要对这个问题做更彻底的答复。我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说实在的，精神分析对于其他各方面的主张是没有更多的异议的；它只是要将从前已说过的话加入一些新的材料。有些时候，以前所忽视而现在为精神分析所补充的都正是事件中最重要的部分。那些因循环系统紊乱及疲倦等小病而引起的生理倾向，当然可以引起口误；日常生活的经验可以使我们产生这样的观念。但是，承认了这些究竟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它们并非失误动作所必需的条件。人们在完全健康及正常的情况之下同样可以产生口误，所以身体的因素只能算是额外的，只可能给产生口误的特殊的心理机制提供便利。我从前曾用过这样一个比喻：（现在一时找不到更好的，仍用这个比喻来说明）在黑夜里，我正在僻静的近处散步，流氓来了，把我的钱、手表抢去，当时看不清楚强盗的面孔，我向警察局控诉说：
“僻静和黑暗抢去了我的钱物。”警官也许会告诉我说：“事实上，你似乎太相信极端的机械观点了。你的控诉应该是，有一个没有看清的窃贼胆大妄为，趁天黑和僻静，将你的钱物劫去。在我看来，这里最要紧的事是我们应当捉住贼。捉住贼之后或许可以取还赃物。”
像兴奋、分心、注意力分散等心理生理因素显然不能帮助我们进行解释。它们只是几个空洞的词语，需要我们看一看幕后的东西。这里的问题是，兴奋，特别是分心究竟带来的是什么。再者，我们必须认识到声音的影响、词的相似性以及由词引起的熟悉的联想的重要性。它们通过指明口误采取的途径而使口误更为便利。但是，如果我前面有一条道路，这样的事实能自动地决定我将走这条路吗？在我做决定之前，需要一个动机，以及一种力量推动我走这条路。所以这些声音和词的关系也像身体素质一样，只是易于导致口误，而不能提供对口误的真正解释。请注意，我在演讲时所用的无数词语中有许多词和别的词发音相似，或与其相反的意义密切相关或从中可以引出熟悉的联想，但我的讲演却并未受到干扰。或许我们可以从哲学家冯特那里找到答案，他认为假如因身体的疲倦而使联想的倾向影响到了说话人想要说的，便容易引起口误。这种观点似乎很令人信服，但它却和经验相矛盾。很多例子显示，口误并没有什么身体的或联想的原因起作用。
然而，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你们的下一个问题：如何揭示两种相互干扰的目的？你们可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是多么重要。两种目的之一，即被扰乱的目的，是易于被认识的；出现口误的人知道它并且承认它。引起疑问和犹豫的只是另一种，即扰乱的目的。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无疑你们还没有忘记，在某些情况下另一目的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它是由失误动作的结果标志出来的，我们有勇气承认该结果本身是确实的。还拿议会议长为例，他把要说的话说反了。他显然想要开会，但同样很明显他也想要闭会。这已很清楚，不需要我们再做解释。但在其他例子中，扰乱的目的仅仅扰乱了初始的目的，而没有将自己充分暴露出来，我们如何从这种扰乱中了解到扰乱的目的呢？
在第一组例子中，我们用很简单而安全的方法来进行。实际上，对于扰乱的目标，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我们让说话者直接给我们信息。在他出现口误之后，让他立刻说出他原来想要说的字。如：“啊！它可惨过（draut）……不，它可再活（dauert）一个月。”我们以这种方式让他告诉我们扰乱的目的。我们问他：“为什么你说‘惨过’？”他回答说：“我想要说，这是一件惨事（traurige）。”同样，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口误是“显龊”（Varschwein），说话者说他本想说：“它是龌龊的（Schweinerei）。”但是不由自主地说走了嘴。这里歪曲的目的像被歪曲的目的一样都是很清楚的。我对这些例子的选择不是没有意图的，因为这些实例的起源和解释都不是我或我的同事编造出来的。然而在这两种例子中，为了使问题得到解决，一种积极的措施是必要的。必须询问说话者，为什么他出现这种失误，以及他如何解释这种失误。否则，他可以轻易地放过他的失误动作，而不想对它进行解释。但一经查问之后，他就将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说出来。[33]而这些小的积极的步骤及其成功的结果就是精神分析，就是我们将要讨论的精神分析的模式。
然而，如果我怀疑你们刚懂得精神分析的概念，不免立即对它产生一种抗拒力，我是太多疑了吗？你们不是竭力想要反对，说口误的人告诉我们的信息不能作为完整的结论吗？你们认为他自然很急于满足解释过失的要求，所以，他说出了他头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它似乎能够提供这样一种解释。但没有证据表明失误动作事实上是以那种方式发生的。它也许是这样的，也许不是。
他也许还想得到某种其他的更好的解释。
奇怪的是，你们一点也不尊重心理事实。假如某人对某一物质做化学分析，并且测定出其中某一成分的重量为若干毫克。他可从这个重量推导出某一结论。你认为一个化学家会因为这个孤立的物质同样可以有别的重量，而批评这些推论吗？每个人都会同意这个事实，那物质只有这个重量，不会有其他的，并且通过它充满信心地进一步推论。但是当你们面对心理事实时，即面对发生于受询问者内心的特定事件时，你们却认为这个事实不可靠：认为他也许还有其他的念头。这其实都是你们不愿放弃你们心中的心理自由的幻觉。在这一点上，很抱歉，我和你们的认识不一致。
你们接受了这一点，但你们现在则有了另外一种抗议。你们继续认为：像我们所理解的一样，正是精神分析这种特殊的技术使人们通过对他们自己的分析使其问题得到解决。现在让我们再举个例子来说明。一位演说者在一个正式的场合提议敬酒，请大家“打嗝”以祝首长的健康。你们说这个例子中扰乱的意图是想污辱某人，这与演讲者表示的尊重正相反。但这只是你们一方的解释，它依据的是与该口误无关的观察。如果在这个例子中，你们对出现口误的人进行提问，他不仅不同意你们所认为的他有污辱之意，而且他还要强烈地否认它。鉴于这一明确的否认，为什么你们还不放弃你们无法证实的解释呢？
是的，这次你们提出了一种强有力的论据。我可以想象出那位不相识的提议干杯的人，他可能是那位受人尊敬的部门首长的下级，或许他自己已是一位助教，一位很有前途的年轻人。我试图迫使他承认，他感到了自己有点不太尊敬他的领导。但这使我有些难堪。他不耐烦起来，并突然对我叫道：“快停止这样拷问我，否则，请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你的怀疑将毁了我整个一生的事业。
我因为在一个同样的句子中先说了两次‘auf’，以至于误把‘anstossen’（意为‘干杯’）说成了‘aufstossen’（意为‘打嗝’）。这就是梅林格尔所称的‘后音’的例子，它不需要更多的解释。你理解吗？那便够了。”啊！这是一种令人吃惊的反应，一个真正有力的否认。我知道我们不必再怀疑这个青年人了。但是我想说，他坚持他的失误动作没有意义的时候，似乎不免太起劲了。
你们也可能感到了，他对纯粹的理论探询如此的粗鲁是不对的。然而，你们会认为他自己总该知道想说的是什么，不想说的是什么。
他该知道吗？这可能仍是一个问题。
然而，现在你们认为我应得到你们的同情。“那就是你的技术，”我听你们说，“当口误的人说的东西和你的观点相吻合时，你便说他是问题的最后的决定者。‘他自己是这样说的’。但当他说的与你的观点不相吻合时，便立即宣告他说的话不重要——大家没有必要相信他。”[34]
这很正确，但我可以给你们举一个相似的例子，其中有同样的怪事发生在法庭上，被告认罪，法官便相信他；被告不认罪，法官便不相信他。如果不是这样，正义便不能维护了。虽然偶尔也会出错，但我们必须使法律制度正常运作。
“那么，你是个法官吗？说错话的人难道就是你面前的被告吗？出现口误难道就是罪过吗？”[35]
或许，我们不必拒绝这种对比。对于失误动作问题，我们的意见是不一致的，这种分歧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应如何才可以解决。因此，我在这里提出法官和罪犯的比喻作为暂时和解的基础。
我认为你们会同意我的观点：如果当事人自己承认失误动作具有意义，那么它就是毫无疑问的。
反过来，我承认，如果当事人拒绝我们的了解，我们就无法得到这种假定的意义的直接证据。当然，如果他不在跟前就能给我们提供信息，情况也是一样。于是，就像法官审查案子的情况一样，我们被迫转向利用环境证据，这些证据在一些例子中更有可能帮助做出判决，而在其他例子中则不然。在法庭上，为了实际的目的，也可以用环境的证据为被告定罪。虽然没有这种必要，但我们也未尝不可以考虑这种环境证据。你若认为科学由完全严格证实的命题组成，那就误解了，并且对科学提出这种要求也是不太公正的。只有那些有权威欲望的，甚至于要以科学教条代替宗教教条的人们才产生这种要求。其实，科学在其教条中只有极少数明白无疑的原则，其他的是根据可能性的一些特殊程度提出的假设。科学思考方式的一个实际的标志在于是从对确实性的接近中获得满足，在于虽缺乏最后的证明，仍能进行更深入的建设性工作。
但是，如果当事人不是自己向我们解释失误动作的意义，那我们从哪里寻找我们解释的起点——即环境的证据呢？我们可以有多种来源：首先，来自于过失之外的类似现象。例如，我们假定，无意说错一个名字与故意说错一个名字有同样的污辱之意。其次，来自于出现失误动作的心理情境，过失者的性格，及过失之前所具有的印象，失误动作或许就是对这些印象的反应。我们根据一般的原则来解释失误动作的发生：一开始只是一种怀疑，一种解释的建议，然后我们通过考察心理情境而发现证据。有时，我们还必须等研究了失误动作的意义的进一步表现之后，才能使我们的怀疑得到证实。
如果我把自己局限于口误领域，我就难以给你们这种说明，尽管可以找到一些好的例子。要“送辱”某女士的那位青年，实际上具有一种害羞的性格。说自己的丈夫可以吃和喝她想要的东西的那位夫人，如我们所知是位当家做主的妇女。或者再举一个例子说，在维也纳记者协会的全体会议上（Concordia）[36]，一个年轻的成员演说时猛烈地攻击他人，他把委员会称为“放债者”（Vorschussmitglieder），而这个词是由“指导者”（Vorstand）和“委员会”（Ausschuss）组成的。我们怀疑他有某个扰乱的目的影响到他的激烈对抗，并且其扰乱的目的与放债有关。实际上我们了解到这位演说者正处于金融方面的困难之中，并且当时正想借债。所以扰乱的意向可由以下念头表示：“对你的反对者体谅一点吧，这些人都是你想要向他们借钱的人。”
如果我讲到广泛领域中的别的失误动作，我便可以给这种环境的证据举许多实例。
如果一个人忘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虽然尽了努力也难以记住，那我们可以由此推测此人对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必无好感，所以不愿想他。例如，从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失误动作发生的心理情境。
Y先生爱上了一位小姐，但他没有取得成功。不久，这位小姐与X先生结了婚。Y先生虽然早已认识X先生，并和他有业务上的关系，但是现在他却一再忘记X先生的名字，以至于每当要给他写信的时候，不得不向别人询问他的名字。显然Y先生想将这个幸运的情敌全部忘掉，“永远不想到他”。[37]
又如，某女士向医生打听一个他们所共同认识的女朋友，但她用这位女友出嫁以前的姓氏。
但她忘记了她结婚以后的姓氏。她随后承认自己很反对这桩婚事，并且不喜欢她朋友的丈夫。
我们以后再来详细讨论有关名字的遗忘问题，现在所要注意的是遗忘发生的心理情境（psychical situation）问题。
一般来说，意图的遗忘可追溯到一种相反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不愿意执行该意图。但是，这种观点不仅为我们精神分析者所拥有，而且它是一种普遍的认识，为日常生活中的每个人所接受，只是不肯承认它是一种理论而已。一个施恩者如果忘记了求恩者的请求，则施恩者虽然道歉也不能使求恩者无所芥蒂。求恩者认为：“对他来说这算不了什么，他答应了，这是事实，但他并非真的想要这样做。”[38]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日常生活的某些情境中，遗忘是受到谴责的。精神分析有关过失的观点与一般人有关过失的观点之间的区别似乎消失了。假如有一位女主人迎接客人时说：“什么？你今天来了吗？我忘记了邀请你今天来。”或者设想一个年轻人对他的恋人说，他忘记了他们前次所定的约会。他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他会在一刹那间找出种种荒唐的事实，说这些原因阻止了他践约赴会，他又没办法及时通知她。我们都知道在军队中，遗忘是不能作为借口求得宽恕而免于处罚的，并且我们也都认为它是公正的。这样一来，每个人都一致认为失误动作是有某种意义的，并且也知道这种意义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不将这个认识推广到其他种类的失误动作上，并且完全承认它们呢？当然这个问题也有答案。
就连外行人对这种意图遗忘（forgetting）的意义都毫无疑问，难怪作家也用这种失误动作来表达相类似的意义。看过或读过萧伯纳的《恺撒与克利奥佩特拉》的人可能会记得，恺撒在最后一幕中要离开埃及时，为自己想要去做却忘记做了的事情而感到不安。最后才想起他忘记了和克利奥佩特拉告别。剧作家想利用这个文学的技巧来描绘恺撒的优越感，而实际上恺撒既不拥有这种优越感，也没有这种愿望。从历史的有关资料来看，你们可以知道恺撒曾让克利奥佩特拉与他一道去罗马，在恺撒被谋杀时，她与她的小孩子还住在那里，并且她到后来才从这个城市逃脱。[39]
这种忘记某种意图（intention）的例子显然对我们的目的没有多大用处，我们的目的是要从心理情境中获得失误动作意义的环境证据。因此，让我们现在转向讨论一种特别模糊而且晦涩难解的失误动作，即丢失和遗失。你们认为遗失东西可以引起痛苦，所以也许不相信遗失东西也有目的，然而这种例子是很多的。如，一个青年遗失了一支他很喜爱的铅笔。几天前，他曾收到一封他姐夫寄来的信，信的末尾是这样写的：“我现在既没有兴趣也没有时间鼓励你轻薄懒散。”
这支铅笔原来就是他姐夫赠给他的，如果没有这个事件，我们当然不能说他遗失东西的背后有遗弃赠品的意图。类似的例子很常见。我们遗失一种东西，往往是由于我们和赠物者吵嘴而不愿记起它，或者是由于厌恶旧物，希望找个借口获得较新较好的物品。当然将东西失落、损坏或毁坏，也可以用来达到同样的意图。一个小学生在生日前一天弄坏了自己的所有物，如表和书包等，这难道能被看作是偶发事件吗？
一个曾经体验过因找不到他放置的东西而不安的人，往往不愿意相信这种遗失东西的行为是有目的的。然而，由失物的情境可看出一种暂时的或永久的遗弃物品的意图，这样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青年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几年前，我和我妻子之间存在着许多误解。我发现她太冷淡了，尽管我愿意认识她的优秀的品质，但我们在一起生活却缺乏柔情。
一天，散步回来后，她买了一本书送给我，并以为这本书可以使我感兴趣。我感谢她的‘关心’之意，并答应看这本书，并把它放到一边。然后，我再也找不到它了。几个月过去了，有时偶尔记起这本丢失了的书，却遍寻不得。大约过了六个月之后，我那跟我们没住在一起的母亲病了。
我妻子离开家去照料她的婆婆。母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这使我妻子有机会展示其好的一面。一天傍晚，我回到家中，心中满怀对我妻子所作所为的感激之情。我走到书桌面前，毫无确定意图，但带着几分模糊的信心，将抽屉打开，在抽屉的上面我竟找到了我遍寻不得的丢失了很久的书。”[40]可见，动机既已消失，失物便又找到了。
女士们，先生们，我可以举出无数个这样的例子；但我不愿这样做。你们在我的《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一书中，随处可以发现许多关于失误动作研究的大量的实例和材料。[41]所有这些例子都得出同样的结果：它们表明失误动作有某种意义，并且它们表明意义是如何通过所处的环境而得到发现和实证。我今天只想简要地谈一下，因为我们现在主要目的是要以这些现象的研究作为精神分析入门的帮助。在此，我还需要深入谈一谈的只有如下两组观察事实：积累的和合成的失误动作，以及由随后的事件对我们的解释的证实。
积累的和合成的失误动作无疑是过失中最好的代表。假如我们只是为了证明失误动作有某种意义，那我们就应先关注这些失误动作，因为它们的意义就是极愚蠢的人也可以明白，吹毛求疵的人也可以确信无疑。这些现象的积累表明失误动作有用意，而不只是一种偶然的特点。最后，不同种类的失误动作之间的彼此可转换性证明失误动作中重要的和具有一定特征的东西：它不是失误动作的形式或失误动作所用的方法，而是失误动作服务并以多种方式可以获得的目的。我给你们举一个重复遗忘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琼斯（1911，第483页）曾对我们讲，他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把一封已写好的信摆在桌上放了好几天。后来，他决定把它寄出，但是，由于信封上忘记填写收信人的姓名、地址，以致被邮局退回。[42]在他补填了姓名、地址之后，再送到邮局，可这次又未贴邮票。最终他不得不承认他根本不愿意将此信投寄出去。
在另一个例子里一种笨拙的行动合并了一个误放的情况。某女士和她的姐夫，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同游罗马。罗马的德国社团热情地接待了他，除了收到一些礼物外，他还得到一枚古式的金质奖章。这位女士因为她的姐夫不大看重这枚精致的赠品而很不高兴。她回国之后（她在罗马的位置已被姐姐取代），打开行李一看，竟发现自己把金质奖章带回来了——如何带回的，她并不知道。她立刻写信告诉姐夫说自己将于次日寄还她所误取的宝物。但是到了第二天，奖章突然遗失，到处都找不到而无法寄还。到这时候她才知道自己的“疏忽”是有用意的：她想要将这个物品据为己有。[43]
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一个遗忘与过错相结合的例子。在这个例子中，某人忘记了一个约会，第二次，他下决心不再忘记了，但是她到达的时间却是错误的。我有一个朋友，他既爱好文艺，又爱好科学，他以自己的经验告诉我一个十分相似的例子。他说：“几年前，我被选入了某一文学会的委员会，由于我想该组织或许有一天能有助于我的剧本公演。尽管毫无兴趣，我还是每次都参加每周五举行的会议。然后，几个月之前，我被允许在F戏院公演我的作品；并且自此以后，我开始经常忘记该会的会议。读到你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著作以后，我为我的遗忘感到惭愧。我认为这些人对我不再有帮助了，我便不再到会，这未免太卑鄙了。我决意在下周五无论如何不要再忘记到会，我屡次暗自提醒自己，去实践自己的诺言。使我吃惊的是，在我到达会场门外时却发现门是关着的，会议早已结束。原来我把日期记错了一天，那天已是星期六了！”
我本想再增加一些类似的例子，但现在我必须往下讨论了，让你们看一下那些例子，在那些例子中，我们的解释还有待于进一步证实。人们将认识到，这些例子的主要条件是我们尚不知道或无法测定的当时的心理情境。所以我们的解释只是一种假说，我们不能使其产生重要的作用。
然而，某些事情表明，我们的解释是有充分的道理的。我有一次在一对新婚夫妇家里做客，并且听那年轻的妻子笑着描述她最近的经历。在度蜜月归来后的第一天，邀请她的未婚的姐姐和她一道像往日一样去买东西，这时她的丈夫已上班去了。她忽然看见街道对面有一位先生，便轻轻地碰她姐姐说：“看，那是H先生。”她已经忘记了这位先生就是她与之结婚几星期的丈夫。在听到这个故事时，我感到十分不安。几年以后，这段婚姻的不幸结局不禁又使我回想起这个小故事。[44]
梅特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某女士在结婚的前一天，竟忘记了试穿新婚礼服，这使她的裁缝感到失望，后来一直到深夜才记起。梅特将这种遗忘与她婚后不久就与其丈夫分开的事实联系到一起。我也知道一位与其丈夫离开的女士。她在金钱事务上，常用她未婚前的姓名签字。果然，多年之后，她又被称为小姐了。我还知道其他一些妇女，她们在蜜月中遗失了她们的结婚戒指，并且我也知道她们的婚史使这个事件具有某种意义。现在，还有一个结果较好的突出例子。这个故事讲的是有关德国的一位著名化学家，他没有结成婚，因为他忘记了婚礼的时间，没有到教堂而去了实验室。他智慧非凡，满足于单身生活，并且到年老去世一直未婚。
你们可能会想到，这些例子中失误动作好比是古时的预兆或预言。并且确实一些预兆就是过失，例如，一些人失足或者跌跤时的情况。其他种类的预兆固然具有客观事件的特点，而不属于主观的行动。但是，你们也许不相信有时是很难区别某一特定的事件是属于第一种呢，还是属于第二种。因为一种行动往往会装扮成为一种被动的经验。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以往的生活经验，可能会承认，如果我们有勇气、有决心把一些小失误动作看作预兆，并在它们还不明显时就把它们当作意图的信号，那么我们一定可以避免许多失望和苦恼。其实，我们不敢这样做，它可以使我们感到在经过科学的一个迂回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迷信。况且预兆也并非都能成为现实，而且你们从我们的理论中将明白，它们并非都需要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