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对于外行而言，症状构成疾病的实质，并且疾病的治疗在于消除症状。医师们将疾病与症状严加区分，并认为症状的去除并不意味着疾病的治愈。但是在症状消除以后，所余下的唯一可捉摸的东西是形成新症状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可暂时采纳外行人的立场，并假定揭示了症状，就相当于理解了疾病。
症状（symptoms）——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当然是精神的（或心因性的）症状和心理疾病——对于患者的整个生命来说是有害的或者至少是无益的；患者时常抱怨症状的可恶和给他们带来的痛苦。症状的主要伤害在于它本身所带来的心理消耗，以及对抗症状的进一步的消耗。在症状广泛地形成的地方，这两种消耗可能产生大大削弱患者的心理能量的结果，以致患者难以应付自己生活中的重要任务。由于这种结果主要依赖于所消耗的能量的数量，你们很容易发现“患病”实质上是一个实用的概念。但是，如果你们从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顾这个数量问题，那么你们可能会说我们“都”有病——即神经症——因为形成症状的前提条件在正常人身上也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知道，神经症的症状是一种冲突的结果，这种冲突来自于一种新的满足力比多的方法。两种相互抵抗的力量在这种症状中再次相遇，并且由所构成的症状的妥协而相互调和。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症状是如此的具有对抗性：它由双方所支持。我们也知道彼此冲突的一方是未满足的力比多，它正由现实所压抑，并且现在它必须寻求其他的满足途径。如果现实是毫不留情的，尽管力比多易于选择某一对象来代替被拒绝的那个对象，那么最终它将被迫选择倒退的途径，而努力在一种以前曾经克服过的组织或已被放弃了的对象中获得满足。于是，力比多通过固着而被引向倒退的途径，力比多在其以前发展中曾经历过这种固着。
性变态的途径和神经症的途径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这些倒退作用不引起来自自我的反对，那么也不会有任何神经症产生；力比多也将得到一些真实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不再是正常的。
但如果自我不仅控制意识，而且要统治动作的神经支配和心理需求的实现，假若自我不同意这些倒退，那么冲突将继续发生。力比多既被阻止，它必定试图逃避某些方向，与快乐原则的需求相适应，从而可以找到发泄其精神能量的途径。它必定避开自我。这种逃避由其发展道路上曾经历过的固着所提供，要进入这种固着，现在需要通过倒退来实现。自我本身在过去曾通过压抑作用来防止这种固着。通过退回这些被压抑的“位置”（position）的发泄，力比多已摆脱于自我及其法则，并且还同时抛弃了以前在自我的影响之下所已获得的一切教育。只要力比多得到满足便易于控制；但在内外挫折的双重压力之下，力比多变得难以驾驭，而停留于以往美好的时光之中。
这就是力比多根本的难以改变的特性。这对通过发泄改变其能量的想法属于潜意识系统，并且从属于这个系统所特有的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过程。这样看来其建立的条件与梦的形成的条件十分相似。梦是在潜意识中完成的，并且是一种潜意识充满愿望的幻觉的实现。它与一部分意识（或前意识）活动相对立，这种活动起稽查作用，并且只允许一种和解方式的显梦形成。同样，潜意识中力比多所代表的[340]东西不得不认真对待前意识自我的力量。自我追求中所已产生的对力比多的反抗以一种“反贯注”（anticathexis）[341]出现，并且迫使力比多选择一种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可同时成为反对本身的一种表现。这样，症状出现，成为潜意识的力比多的愿望实现的一种多重歪曲的满足和一种完全相互矛盾的两种意义的巧妙选择的混合。而就最后一点来说，在梦的形成和症状的形成之间存在着不同。因为在梦的形成中，前意识目的只关心保全睡眠，不让任何东西打扰它，使它进入意识；它对于潜意识愿望冲动决不高喊：“不！相反！”它可能更为缓和，因为某人睡眠的情境没有什么危险性。睡眠状态本身就足以使欲望不能成为现实。
你们应明白冲突条件之下的力比多的逃避由于固着的存在而成为可能。这些固着的倒退的发泄会巧妙地避开压抑作用，并导致力比多的释放（或满足），它从属于观察得到的一种和解条件。
通过这种迂回曲折的道路，即通过潜意识和过去的固着，力比多最终成功地获得一种真正的满足——尽管这种满足极其有限，微乎其微。我想对这个结论再补充两点：第一，我想要你们注意，一方面力比多和潜意识，另一方面自我意识和现实，是多么紧密地交织到一起，尽管起初它们之间并没有这种联系。第二，我想要你们记住，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切，及随后要讲的东西只与癔症神经症中症状的形成有关。
那么，力比多为了冲破压抑究竟在哪里找到其所需要的固着呢？在婴儿的性活动和性经验里，在被遗弃的部分倾向里和童年期已被放弃了的对象里。力比多在这些地方得以发泄。这种童年期的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在此期间儿童先天获得的本能倾向首次显现；另一方面，他的其他本能首次被外在的印象和偶然的经验所唤醒和激活。我想，无疑我们做出这种双重的区分是合理的。
我们本不否认先天倾向的表达；但分析的经验实际上迫使我们假定，童年期纯粹偶然的经验能够导致力比多在此之后的固着。对于这一点来说也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困难。无疑，天赋素质也是过去祖先经验的遗产；它们也是从前所获得的，没有这种获得，就没有遗传。像这种获得的特性本可以传递给后代，怎么能认为到了后代就会完全消失呢？婴儿经验的意义不应完全被忽略，比照被试祖先的经验和他自己成熟的经验，人们喜欢忽视婴儿的经验；其实恰恰相反，儿童期的经验需要特别的注意。由于它们发生于个体没有完全发展的时期，更容易产生重大的效果，罗克斯[342]和其他人对发展机制的研究已表明：用针刺入一个在分裂的胚胎细胞团，就可以使其发展受到严重的干扰。然而，同样的损伤则对幼体的或完全成长的动物就不会有损害。
这样，我们把成人的力比多固着引入了神经症的病因公式，代表构成的因素。现在为了我们的目的，还可以进一步分成两部分：即遗传继承的素质和儿童早期获得的素质，像我们知道的一样，学生们易于接受表格式的记载。所以，现在我将这种列表总结如下[343]：
这种遗传的性组织为我们提供了多种多样的素质倾向，根据其侧重点的不同，有时为一部分冲动或另一部分冲动。有时只有一种，有时则联合成其他的，分别以特殊的力量得到遗传。性组织再次形成，当幼儿期的经验因素一道成为一种“互补系列”（complemental series），它与我们起初所知道的素质倾向和成人的偶然的经验之间的关系十分相似，在这两种系列中，我们可以找到同样极端的例子和所涉及的两种因素之间的同样关系。而这里所涉及的问题是最为显著的力比多退行（性组织较早阶段所产生的东西）是否不由遗传的体质因素所优先决定。但最好先将这个问题的答案暂时搁置起来，到我们讨论了更广泛范围中的神经症形式之后，再来回答。
让我们现在考虑这样的现实：分析研究表明，神经症患者的力比多与他们幼年的性经验有关。
这样看来，这些经验在成人的生活和疾病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就分析治疗工作来论，这种重要性丝毫没有降低。但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我们不难认识到这一点时常有被误解的危险。这种误解会使我们完全根据神经症的情境来对生命进行观察，我们如果一想到力比多是在抛开其新的地位后，才倒退到幼儿经验的，那么幼儿的经验的重要性便被削弱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可能得出相反的结论，认为这些力比多的经验在其发生时一点也不重要，其重要性只不过是由后来的退化作用而获得的，你们要记住我们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时曾考虑过一种相似的两者选一问题。
我们再次很容易地可以得出结论。幼儿经验的力比多发泄（并因此具有致病的意义）已极大地由力比多的退化作用增强，这个假设无疑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只以此作为决定的因素，也可能导致误会。其他的思考也必须受到重视。
首先，观察显示，幼年的经验肯定具有其特殊的重要性，这在童年期可以找到很多证据。事实上，儿童也常具有神经症，在这种神经症中，时间上的倒置成分必定极大地减少，或一点也不存在，因为神经症往往紧随创伤性的经验之后发生。对婴儿的神经症进行研究，可以使我们避免误解成人的神经症的危险，这就好像是我们可使用儿童的梦来解释成人的梦一样。[344]儿童的神经症十分常见，甚至比我们时常所推想的更为经常发生。儿童的神经症常被忽视，人们常把它看作是恶劣或顽皮儿童的表现，并且，时常用抚育者的权威来制服它；但通过回想，它们时常可以很容易地被识别。它们通常以焦虑性癔症（anxiety hysteria）的形式出现。我们后面将会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如果一种神经症在个体后期的生活中爆发，分析的结果往往认为这种病是幼小时期神经症的直接延续，只是幼时它可能以具体而隐微的方式表现出来而已。前面已经谈过，许多例子表明，童年期神经症的这些迹象会不间断地成为终生的疾患。对于少数的病例来说，我们固然可以在童年期分析这些儿童的神经症（在它们实际出现时[345]），但对于大多情况来说，我们不得不由成年得病的人而推测他童年期的神经症，只是为了避免错误，在推测时应特别慎重。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童年期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力比多的东西，那么力比多如此经常地退回到儿童时期这一点就很令人费解。只有在我们假定发展的某阶段上的固着具有一定量的力比多能量时，这种固着才具有意义。最后，我可以给你们指出，在婴儿以及后来的经验强度与病源上的重要性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关系。这和前面所讨论的两个系列之间的关系很相似。对于有些病例来说，病因全在于儿童时期的性经验；这些经验往往具有一种创伤性的效果，只要辅之以一般的性的组织和不成熟的发展，就足以引起疾病。还有些病例，发病的原因主要在于后来所发生的矛盾冲突，之所以分析侧重于儿童期的经验，似乎仅仅是因为倒退作用的结果。这样，我们具有两种极端的情况：即“发展的阻止”和“退化作用”，并且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两种因素间的不同程度的合作。
这些因素从教育的角度来看具有某种意义，如果教育能及时地干预儿童的性发展，就可以防止神经症的发生。只要一个人关注于幼儿的性经验，他就必定会假定只要性的发展被延缓，并且使其避免这种经验，那么他就算尽了最大努力来预防神经性疾病了。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经症起因的前提条件是复杂的，如果我们只考虑单一的因素，一般是难以对它产生影响的。对年轻人进行严格的保护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对于组织因素来说是无能为力的。除此之外，它比教育者想象的更难以执行，并且它可能会带来两个新的不容低估的危险：其一是，控制得过于严密——它会造成过分的性压抑，并造成有害的结果；其二是，使儿童在对青春期产生的性需求毫无抗拒力的情况下步入生活。[346]这样，在童年期就开始预防神经症的工作是否有利，或者一种改变了的对现实情境的态度是否奏效，这些都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让我们现在回到症状上来。症状可使患者产生一种替代满足，满足的方式是使力比多退回到过去的生活，因为它和倒退是紧密地相联系的，也就是退回到有关对象选择或性组织的较早阶段。
前面我们已谈过，神经症患者难以摆脱过去生活中的某一时期[347]，现在我们才明白这个过去的时间其实正是他的力比多得到满足并感到快乐的时期。患者回顾过去的生活史，不断地追求这一时期，他往往只依靠记忆或想象的帮助，来努力回复到哺乳时期。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那种早期婴儿获得满足的方式，尽管这种方式，因冲突而带来的检查作用而不得不进行化装，或者尽管它也常常转化为一种痛苦的感觉，并且包含有致病经验的成分。症状所带来的这种满足具有许多奇怪的东西。
我们可能忽略这种事实：患者不但认识不到这种满足，反而深以为苦，并且抱怨这种满足。
这种转化是心理冲突的一种机能，这种冲突正是处于症状形成的压力之下。从前对患者来说是一种满足的东西，现在却引起他的抵抗或厌恶。我们很熟悉这一心理变化的平常而有启发的模式。
一个儿童原本是从母亲的乳房吸吮乳汁，但在几年之后，却对喝奶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厌恶感，这种感觉经过训练也难以消失；如果这种乳汁或他种含有乳汁的液体表面形成了一层薄膜，这种厌恶会增强为恶心。或许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这层薄膜使他记起了从前他曾十分喜爱的母亲的乳房。而且，在两种情境之间，存在着带有创伤效果的断奶经验。
还有一些东西使我们对于作为力比多满足方法的症状感到奇怪而难以理解。症状中出现的没有一事是我们日常视为满足的东西。症状大都无视对象，并因此而放弃了与外部现实的联系。我们知道这是放弃了现实原则而退回到快乐原则的结果。但这实质上也就是退回到了一种扩大了的自淫，即一种最早时期用来满足性本能的方法。这些替代通过被试自身的改变而代替对外部世界的改变，他们用内在的行为来取代外部的，用适应来取代行动——从物种史的观点来看，这又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倒退作用。如果我们把它与分析研究症状形成所发现的一种新的因素联合起来考虑，这一点就可能更为清楚了。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记住，与梦的形成一样，症状的形成有同样的潜意识过程在起作用，也就是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和梦相同，症状也表示一种幼稚的满足；
但是，由于极端的压缩，这个满足可以转化为一种单独的感觉或冲动；或由于多重的移置，这个满足可由整个力比多情结而转化为一小段的细节。那么，我们在症状中难以看出力比多满足就不足为怪了，尽管我们时常毫不费力地就可以认识到这种症状的存在。
我前面已告诉过你们，我们还有一些新的东西要学习，这个东西确实令人感到惊奇。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通过对症状的分析，我们已获得了有关幼儿经验的知识，力比多固着于这种经验，并且症状也来自于这种经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幼儿经验并不总是真实的。确实，它们在大多数病例中是不真实的，并且在一些例子中它们正好与历史事实相反。像你们所看到的一样，这些发现和其他的一切事实相比，更易于使我们得出这种结果的分析过程，或对整个神经症的分析和了解所依赖的患者本身产生怀疑。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更为令人大惑不解的事情。如果通过分析而得出的幼儿的经验都是真实的，那么我们会感到我们有了稳固的基础；如果它们都是患者虚构的和幻想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这种不可靠的论据，而另寻出路。但是，这两者都不是真实的情况：就我们所知道的通过在分析中回忆而得出的幼儿时期的经验来说，有些属于虚构的，有些却确实可靠；对于大多数病例来说，分析所得的东西都是真假相混的。有时，症状代表真实发生的事件，我们可以将这些事件归于对力比多的固着的影响，并且有时它们代表患者的幻想，这种幻想当然不适于起病因作用。这里很难找出一条妥善的办法。或许，我们可以在下述的类似的事实中找到出路——即人们在记忆中所常保存着的有关童年期的模糊记忆，同样也可能是伪造的，或者至少可以是真假相混的；而其中的错误之处是易于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对这种出人意料的失望承担责任的，某种程度上要归于患者，而非分析者。
在一些反省之后，我们将会很容易地理解这个问题的令人惊奇之处究竟是什么。它是对现实的低估，对现实与幻想之间区分的忽视。我们对患者用捏造的故事浪费我们的时间感到气愤。在我们看来，现实与幻想有着明显的区分，我们分别赋予它们以不同的价值。再者，患者在正常思考时，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当他提供一些素材，引导我们从其症状的背后到达所希望的建立于其幼儿经验之上的情境时，我们开始怀疑是在涉及现实还是在涉及幻想。只有根据后来的某种迹象才有可能了解这一点，并且我们还要想办法让患者知道真正的结果，哪些归于幻想，哪些归于现实。要完成这个工作是困难重重的。因为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告诉患者，说他所想到的是他想以此来掩盖其童年期经验的幻想，那么他对于这个问题的兴趣就会突然减小（这正好比每一民族都将远古时期已忘掉的历史混杂为种种神话一样）。他也想要体验真实的东西而蔑视所有的纯粹“想象”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暂且让患者相信我们所研究的是他幼时的真实事件，而到整个分析结束时再告诉他结果，那么我们就要冒后来出现错误的危险，同时他还会讥笑我们易于受他的欺骗了。患者需要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个观点，即幻想和现实都可以同等对待。并且在分析的最初，所研究的童年期经验究竟是属于幻想的还是真实的，这都是无关紧要的。这显然又是对于这些心理产物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它们也是实在的一种。病人自己确实创造出了这些幻想，而且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对于神经症来说几乎不亚于他真正经历过的其他事实。这些幻想拥有与物质现实相反的心理现实，我们渐渐地明白在神经症领域中，心理现实乃是决定性因素。
在神经症患者早期的历史中所经常发生的事件，有几种特别重要，也值得我们思考，我想用下面这些事例来加以说明：（1）窥视父母的性交；（2）为成人所引诱；（3）被阉割的威胁。
认为这些在物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年长一点的亲属们都能明确地证明这些。例如，在一个孩子开始玩弄自己的生殖器，而且还不知道要隐蔽这种动作时，其父母或保姆会恐吓他，说要割掉他的生殖器或他的罪恶的手。在人们问到父母的时候，他们时常承认这个，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威胁孩子是做了一件有用的事情；许多人对这种威胁有一种准确的意识记忆，特别是这种事情发生于晚一点的时期更是如此。如果进行威胁的人是母亲或其他女性，她往往把执行这种惩罚行为的人说成是父亲或医生。从前，有一位法兰克福的儿科医生霍夫曼（Hoffmann）曾写了一部著名的《斯特鲁韦尔彼得》（Struwwe/peter）（这本书因作者对童年期的性及其他情结有深入彻底的了解而驰名），你们可以从此书中找到作者提出以割大拇指作为对吮指头的惩罚的例子。这其实就是用来替代阉割的观念的。通过对神经症患者的分析可以看出，阉割的恫吓似乎十分平常，但事实上未必是这样。我们必须看到，在成人的暗示下，儿童应知道自淫满足是为社会所不容的，又由于窥视女性生殖器的构造而受其影响，于是就用这种知识作为编造上述威胁、恫吓的基础。就是那些非无产者的家庭里，小孩子在不曾有什么理解和记忆的时候，也可能亲眼看到父母或其他成人的性交行为；并且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通过后来的反省回忆（retrospect）他能够理解并对这种印象做出反应。然而，如果这种性交被描绘得十分详细，事实上很多细节很难观察得到，如果像时常发生的情况一样，这种性交是从背面进行的（像动物的方式一样），那么，他这种幻想无疑是由观察动物的交媾而来的（如狗），并且其动机是儿童的未满足的青春期的窥视欲。至于那种儿童在娘胎中观察父母的性交的幻想，则纯属极端的成果了。
被引诱的幻想就更有趣了，因为它们时常不属于幻想而是真实的记忆。然而，幸运的是它们仍然不像分析的发现起初所表明的那样常常是真实的。大点的儿童或同龄人的引诱要比成人的引诱更为常见。假如由女子来叙述她自己孩提时代的这种事情，那么她常把父亲说成是引诱者，她引起幻想的性质和产生幻想的动机就十分清楚了。[348]如果在儿童时期没有受到引诱，儿童便时常用幻想来掩盖其自淫行为；由于他因手淫而感到惭愧，于是他就在幻想中假定那时确实有一个心爱的对象存在。然而，你们也不要认为儿童由其近亲引诱的事都属于虚构的。大多数分析者在其治疗的病例中，都确实遇到这种事情；但尽管如此，它们与童年期后期有关，并且被转移到更早的时期之中。
我们所获得的唯一印象是这些童年期的事件无论如何都是神经症的必要的基本成分。如果它们在现实生活中已发生过，那很好；但如果它们由现实所阻止，那么它们必定起源于暗示，并为幻想的产物。不论是幻想或是现实，哪个在童年期事件中占有更大的份额结果都一样，我们至今也未能在结果中找到任何的不同之处。这里我们再一次具有了前面所讨论过的那些互补关系的一种，而且是我们所遇到的最为奇妙的一种。那么对这些幻想的需求和有关的材料究竟来自于哪里呢？无疑它们的源泉在于本能；那么同样的幻想是由同样的内容构成，这又如何解释呢？对此，我有一个对你们来说可能很荒唐的答案。我喜欢把这些幻想及其他幻想称之为原始幻想（亦译“原发幻想”，primal phantasies），我确信这些原始的幻想用自己的经验不能应付的时候，他往往利用前人所曾有过的幻想。在我看来，凡是如今在分析时所得出的幻想，如儿童期的引诱，窥视父母性交引起性的兴奋，以及阉割的恫吓（或阉割本身），这些在人类的史前时期都是事实。儿童在幻想中只不过是用史前的真实经验来补充自己的经验。
我不断地产生疑虑、神经症的心理学无论和哪一门学科相比，都更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有关人类发展的源泉的知识。[349]
先生们，我刚才所讨论的东西迫使人更为深入地关注被称为“幻想”（或“想象”）的心理活动的起源和意义。[350]像你们所知道的一样，幻想具有很高的名声，但它在心理生活中的地位却并不清楚。我下面就来谈论这个问题。你们知道，人类的自我逐渐受到评鉴现实的外界需要的压力，并遵从现实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它被迫暂时或永久地放弃各种求乐欲望的目标对象，而且不仅仅是性快乐。但人们时常发现放弃快乐是很困难的；他们在没有补偿的情况下是不能使自己这样做的。因此，他们保持一种心理活动，在这种心理活动中，凡是已被抛弃的快乐的源泉和满足的途径，都容许继续存在——在这种存在中，他们脱离现实的要求，并且脱离我们所谓的“现实检验”。[351]各种愿望都立即成为满足的观念；在幻想中使欲望得以满足当然也可以引起快乐，虽然人们明白这并非现实。这样，人类仍然能够在幻想中继续地享受着不受现实束缚的自由，享受着这个实际上早已被舍弃了的自由。他这样一会儿成了寻求欢乐的动物，一会儿又成为理性的人类；因为来自于现实的那些微乎其微的满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这正如丰唐（Theodor Fontane）从前说过的一样[352]，“我们要有所作为就会有附带的产物。”幻想这个创造的精神王国与这种情况相类似：在农业、交通、工业兴旺发达而使地貌迅速丧失原始形态的地区，可以建设一种“保留地带”和“自然花园”。保留下来的地带，目的在于保存那些任何地方因必要而不幸被牺牲了的旧有事物。任何东西，不管它是无用的、有害的都可以在这里任意生长和繁殖。幻想和精神王国也正是这种从现实原则那里夺回的停留区。
幻想的最著名的产物是所谓的“白日梦”，我们前面已讨论过这种白日梦，它是野心、夸大和性爱欲望在想象中的满足。实际上，越是谦虚，在幻想中就越是骄傲自满。可见，幻想的幸福的实质即是从现实的束缚中再次获得快乐自由，它准确无误地表现于它们之中。我们知道，这种白日梦是夜梦的核心和模型。夜梦从根本上说也不过是白日梦，它通过夜里的心理活动任意扭曲，并通过夜里的本能冲动的解决而成为可能。我们已经熟悉白日梦不一定是意识的——也有潜意识的白日梦。这种潜意识的白日梦不仅仅是夜梦的源泉，而且也是神经症症状的根源。[353]
幻想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你们通过我下面所讲的内容就可以明白。我说过力比多由于受到剥夺而退回到以前曾离开过、但仍有少许能力依附于其上的地方。我现在并没有修改或撤销这句话的意思，而只想在这中间增加一个起连贯作用的枢纽。力比多到底是怎样回到这些固着之处的呢？实际上，力比多并没有完全丢掉其对象和渠道，这些对象或其附带的东西仍然滞留于幻想之中，并且多少保存着原先的强度。力比多只要退回到幻想之中，就可以找到出路，从而回到被压抑着的固着之处。这些幻想原先为自我所容忍，尽管它们和自我相反，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自我也因此而得到发展，这本来依赖于某种保持不变的条件（这是一种数量的条件），但是现在由于力比多回到幻想之中而被搅乱了。结果，由于幻想有能力附加进来，它勇往直前力求变成现实；这时，幻想和自我之间的冲突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无论这些幻想先前是前意识的还是意识的，它们现在一方面要受到自我的压抑，另一方面又要受到潜意识的吸引。力比多从现在的潜意识幻想的东西退回到潜意识中的幻想的起源——即退回到力比多自己的固着点之上了。
力比多退回到幻想之中是症状形成途径中的一个中间阶段，它应有一个特殊的名称。荣格曾提出了一个很适当的名字“内倾”（introversion），但是，他曾将这个词滥用于其他事物之上。[354]
我们将继续使用这个名字，把内倾称为力比多脱离现实的满足，而过度地贯注[355]于以前本无害的幻想之上的过程。虽然一个内倾的人还不属于神经症患者，但他正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之下，如果他正在转移的能力一旦受到干扰，就足以引发症状的形成；除非他能够为被抑制的力比多找到其他的出路。神经症满足的不真实性和对幻想与现实之间区分的疏忽，就是由力比多停留于这个内倾阶段之上的事实而决定的。
你们肯定已发现在最后的讨论中，我已为这个病源线索引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即一个有关数量的因素，我们必须经常地注意这个因素，因为仅对于病因的纯粹的质的分析是不够的；也就是说，有关这些过程的一个纯粹动力的概念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经济的研究线索。我们必须记住两种相反的力，即使早已具备实质性的条件，也不一定发生冲突，二者还需要有相当的强度。
先天的成分之所以能引起人的疾病，是因为它的一部分本能有一种比其他的更占优势的缘故。同样可以假定，所有人类的素质倾向就质来说是相似的，只是由于这些数量条件而不同。就抵抗神经症的能力来说，这个量的因素是决定性的。一个人患不患神经症，要看他所有未发泄的而能自由保存的能量究竟有多少，究竟会有多大部分能从性的方面升华，并转移到非性的目标之上。就质来说，心理活动的最终目的可看作一种趋乐避苦的努力，就经济的观点来看，则表现为将心理器官中所保存的兴奋量（或刺激量）加以分配，不使它积聚起来而产生不快。[356]
这就是我想要告诉你们的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但我必须再次强调我这里所讲的都只是就癔症的症状形成而言的。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虽然在本质上与此大致相同，但还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癔症中，自我对于本能满足的要求已表现出抵抗，这种抵抗在强迫性神经症中则更为显著，并在症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其他的神经症，这种差异的范围则更加广泛；不过我们还没有对这些神经症的症状形成的机制问题做彻底的研究。
然而，在结束本讲之前，我还想把你们的注意力转向大家都感兴趣的一种幻想生活之上，幻想也有回到现实的途径，那就是艺术。艺术家和神经症病人相距不远，也有一种反求于内的倾向。
他受不了强有力的本能需要的驱使。他想要赢得荣誉、权势、财富、名望和妇女的爱；但他缺乏获得这些满足的途径。结果，像任何其他的不能满足的人一样，他逃避现实，并把他所有的一切兴趣和力比多转向对其幻想生活的愿望构建，这条道路有可能导致神经症。他之所以不得病，一定是由于有许多因素集合起来共同对付病魔的侵袭；实际上，艺术家也时常由于患神经症而使自己的才能受到部分的抑制。他们的禀赋也有一种强大的升华力量，并在产生冲突的压抑中保持一种弹性。然而艺术家往往以下述方式找到回到现实的道路。他肯定不是唯一的过幻想生活的人。
幻想世界是所有人都容许的，任何一个愿望未能满足的人都往往到幻想中去寻求安慰。但对于那些没有艺术修养的人来说，他们来自于幻想的满足是很有限的；他们的压抑作用是十分残酷无情的，他们除了进入意识的白日梦之外，不允许自己享受任何幻想的快乐。而对于真正的艺术家来说则不是这样，首先他知道如何修饰其白日梦，并使它不带任何个人色彩，而为其他人所共同欣赏；同时他还知道如何进行充分的修改，使那些不道德的根源不容易被人们所发现。其次，他还有一种神秘的才能，他能够处理一些特殊的材料，直至忠实地表现出幻想的东西；同时，他还知道怎样通过把强烈的快乐依附于幻想之中，至少可以暂时使压抑作用受到控制而不能发挥。他如果能将这些事情逐个完成，那么他就可以使他人与其共享潜意识的快乐，并由此引起人们的拥戴；
这时，他就（通过自己的幻想）赢得了以前只能从幻想中才能获得的东西——荣誉、权势和妇女的爱了。[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