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士们，先生们：
在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处理了一个难题。现在我提议暂时离开这个题目，给你们留点时间，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知道你们是不满意的，你们想象的“精神分析导论”可能与此十分不同。你们想要听到的是生动的事例，而不是理论，你们或许会对我说，那个有关“楼上楼下”的两个小孩的故事可以用来解释神经症的起因，遗憾的是这个例子是我臆造的，而非真实的。你们或许又要说，当我用起初叙述那两种症状（我们希望这次不再是想象的）来说明其经过及其和患者生活的关系时，你们由此稍微明白了症状的意义，并希望我接着如此讲下去。然而，我却没有这样做，而是给你们讲了许多冗长的而又难以领会的理论，并且这些理论总是没完没了，总要不断地进行补充；我讨论了很多以前未给你们提及过的概念：我还放弃了叙述说明，采用了动力的观点，并又将其抛开，再换成一种所谓的经济观点；这使你们对这些学术名词究竟有多少相同的内涵感到迷惘，而这种调换只不过是为了动听而已。我还列举了许多无关紧要的概念，像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及物种发展的遗传等。对于这些概念，我在没有说明之前却已把它们抛开了。
为什么我不先用下列内容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呢？像用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并感兴趣的神经症状态，和使你们早已感兴趣的——神经症患者的特性，他们对人类交往和外部影响的难以理解的反应，他们的不可信赖、他们的无能行为等等呢？为什么我不逐步地引导你们由日常简单的神经症讲起，并进而讲解那些难以理解的极端的表现呢？
确实，先生们，我甚至不能不同意你们的观点。我对于自己的陈述能力还不至于如此夸耀，认为每一缺点都有特殊的用意。我原来认为换一种讲解方式，或许会对你们有利，这确实是我们的初衷。然而，一个人往往不能够实行一个合理的方案，有时材料本身会突然介入一些事实，使他不自觉地有违初衷。虽然这些材料很熟悉，但叙述起来不能完全地随作者之意，往往是话已讲过了，却不知为何这样讲而不那样讲，这令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一个理由可能是“精神分析导论”这个标题对于当前这一节来说不再适用，这一节主要讨论神经症问题，精神分析导论应由过失和梦的研究提供：神经症理论是精神分析本身。我相信，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给出有关神经症理论知识，在此我只能讲个大概，使你们可以借助一定的先后关系，了解症状的意义，以及症状形成时的内外部决定因素和它们的形成机制。这就是我试图要做到的；也就是精神分析现在所能教的要点。它包括有关力比多及其发展的许多论述。和一些有关自我的情况。我们的介绍使你们已了解了精神分析法的主要原则以及潜意识和压抑（抵抗）作用等概念的基本情况。从下面的演讲中（第26讲）你们将会发现精神分析的工作更进一步发展的基点。我多次明确地表示过，我能讲的一切都来自于对单一一组神经错乱——即所谓的“移情性神经症”的研究。确实，我只在癔症神经症的病例中详细地探索了症状形成的机制。即使你们没有获得全部的知识，并且没有留意各种细节，我仍然希望你们形成有关精神分析的方法以及它所涉及的问题和它所得出的结果的一些印象。
我曾使你们认为我可能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患病，如何设法抗拒，又如何设法求得适应来开始描绘神经症。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论题，它既值得探讨又不是很难讲解；然而，我们或许有很多理由不允许我们这样开始讲解；它的危险是容易忽视潜意识，人们将因此轻视力比多的重要性，而且一切事件都将根据患者的自我的观点来判断。众所周知，患者的自我是不可信赖的。而且它不免有所偏袒，自我总是否认潜意识的存在，并使潜意识受到压抑；那么，我们怎么能相信自我对潜意识是公正的呢？况且受压抑最厉害的是被否定的性的要求；可见，如果我们用自我的观点，显然是不能弄清楚这些要求的范围和意义的。我们既已了解了压抑作用的这种性质，当然不再允许这个自我（即胜利者）来充当这个争端的裁判了。我们要防备自我告诉我们的话，它会使我们上当受骗。如果我们相信自我，那么它将始终成为主动的力量，那么症状的发生，也似乎来自于它的意愿；我们知道它主要处于被动的地位，它总是没法掩饰这个事实。它确实并不总是冒险做这样的尝试；在强迫性神经症的症状中，它不得不承认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并且必须努力地进行反抗。
不论是谁，如果他不注意这些警告，甘愿受自我表面价值的欺骗，那么，一切都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了；而对精神分析所重视的潜意识、性欲和自我的被动性的对抗，他都可以避开。他会像阿德勒那样说“神经症性格”[358]是神经症的原因而并非神经症的结果；然而他却不能解释症状形成的单一的细节或单一的梦。
然而，你们可能会问，是否可以既重视自我在神经症状态和在症状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同时又不完全地忽视精神分析所发现的其他因素呢？我的回答是：这当然很可能，终究会如此，然而精神分析目前要进行的研究，则不宜以这个结束作为出发点。我们当然可以先指出这一点，将其研究也包含在内。还有一种神经症，自我在其中比在我们所曾研究过的他种神经症中起更为主要的作用，这种神经症叫作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es）。对这些错乱的探索将会使我们形成一个正确的和可靠的对自我在神经症中所占地位的估价。[359]
然而，自我与其神经症之间的一种联系方式是显而易见的。一开始便可考虑它。这种关系似乎是各种神经症共有的。而以创伤性神经症（我们还不大了解这种神经症）最为显著。要知道在多种神经症的起因和机制中都有相同的因素，只是这种因素在这种神经症的症状形成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而另一种因素则在另一种神经症中占重要地位。这正好像是剧团中的演员一样，每一演员都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如主角、亲友、恶徒等）；每个人都选择不同的角色以适合自己的表演特点。因此，形成症状的幻想不像在癔症中的那么明显；而自我的抵抗要数强迫性神经症最强，妄想狂的妄想则以梦中的润饰机制为特点，等等。这样，在创伤性神经症中，特别是在那些由战争的恐怖引起的创伤性神经症中，我们会清楚了解到自我的自私自利的动机，即追求保护和优越；只有这些还不足以引起疾病，但在病已形成之后，则由它们来维持。这个动机趋于保护自我，使之不受疾病的威胁。它也不愿恢复健康，除非这种危险已不再有来侵袭的可能，或者虽然会受到危险，却能得到补偿。[360]
然而，自我对于其他一切神经症的起源和延续都具有同样的兴趣，我已经指出症状也由自我支持，因为它们有一面是使自我的压抑的目的得到满足。再者，以症状的形成来解决心理矛盾，也是一种很常见的方法，而且最适合于快乐原则的精神；因为症状可以使自我免受精神上的痛苦。
就有些神经症来说，连医生也不得不承认，用神经症来解决冲突，乃是一种最无害、并最能为社会所接受的方法。你们肯定不会因听到医生有时也承认他同情正在从事治疗的疾病而感到吃惊。一个人本来就不必在各种生活情境里把健康看作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知道世界上除了神经症的病痛之外，还有其他的痛苦，一个人为了需要的满足，也有可能以自己的健康为代价；他也知道一个人如果有了这种病痛，往往可以避免很多人的其他各种痛苦。因此，如果我们可以说，每当一位心理疾病患者已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361]时，我们还必须允许在一些事例中的这种逃遁是有其充分的理由，并且知道这一点的医师就只好默默地退却了。
但是，让我们抛开这些特殊的例子，继续我们的讨论。在一般环境中，我们认识到自我通过逃入神经症中，而在内心中“疾病性获益”（gain from illness）。在生活的一些环境中，这进一步由一种具体的外部的具有实际价值的利益所伴随。请看一下最一般的例子吧。
一位被其丈夫暴力虐待的妇女，她往往会在神经症中找到出路。假如她的先天倾向使之成为可能，假如她太懦弱或太守旧而不敢偷情来自慰；假如她不够坚强，不敢公然反抗外界的攻击而和丈夫离婚；再假如她不具独立生活的能力并没有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丈夫；最后还假如她在性方面仍然对这个蛮横的丈夫有着强烈的依恋，那么她就只有逃入疾病这一条路可走了。
疾病成为她对付丈夫的唯一武器，该武器她可以用于防御，也可以滥用来进行报复。虽然她不敢抱怨婚姻，却可以向医生诉说其病痛：医生成为她的好朋友，原来对她十分粗暴的丈夫，现在不得不宽恕她，为她花钱，让她离开家庭，并放松其压迫。当这样来自于疾病的一种外部的或偶然的收获非常明显，并且没有真正的相当替代物时，你们便肯定不会有通过治疗来影响这种神经症的机会了。
你们现在可能会认为我告诉你们的有关“从病中获益”的论点是整个地肯定了我曾拒绝了的观点——即自我本身意欲并且创造神经症。先生们！请不要着急！这句话或许只包含下述意义：
即自我可能会欢迎那些自身无论如何却难以避免的神经症，如果神经症有什么可利用之处，那么自我会尽力地加以利用。这只是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假若神经症是有益的，那么自我当然会与它很好地相处，但我们还应看到，在这种利益中还存在着种种不利之处。一般地说，自我要接受神经症肯定是会有所损失的。它虽然能解决冲突，只可惜代价会很大。症状所带来的痛苦和症状之前的冲突，其程度大致相当，也许还要大些；自我希望能够避免由症状带来的痛苦，但又不愿意放弃由疾病带来的益处；这正是自我难以两全之事。这表明自我实在不愿意如它原先所想的那样，要始终主动地关心这个问题，我们要把这一点牢记在心。
先生们，假如你们是神经症方面的医生，那么你们就不会再期望那些最强烈地抱怨病痛的人们会易于接受你们的帮助，实际上恰恰相反。但无论如何，你们总该知道，那些促进因病而获益的各个事件，都足以用来加强由压抑而引发的抗力，从而增加治疗上的困难。另外，还有一种由疾病而获得的利益，它不随症状出现，却发生于症状之后。如果像疾病那样的心理组织持续很长的时间，它便获得一种独立实体的性质；它具有与自我保存本能相类似的功用；它在自身与大脑的其他部分之间建立一种暂时的安排，甚至与根本相反的力量也是如此。它很少放弃那可以表现自身的有用和有利的机会，并获得一种“第二机能”（secondary function）来巩固自身的地位。不用举病理学的例子，让我们看一下日常生活。如一位有能力工作的人，在工作中因意外受伤而成残废。他不能继续做工了，但因此可按期领得少量的赔偿金，并且学会了利用自己的伤残来讨饭度日。他新的生活虽然比较低贱，但它正建立在对他先前的生活方式的剥夺之上。如果你治愈他的伤残，那就等于剥夺了他赖以生存的手段，因为他现在是否能够再做以前的工作，已成问题。如果神经症也具有这种附带的利益，那么我们就可以使它和第一种利益相并列，并将这命名为由疾病而获得的第二（secondary）利益。[362]
然而，一般来说，我要劝你们不要轻视了由病而获益的实际重要性，但也不必过于重视其理论意义。除了我前面已认识到的特例之外，它还时常使我们想到奥伯兰在其《飞跃》（FliegedeBLätter）一书中所列举的用于说明动物智慧的一个实例。一位阿拉伯人骑一头骆驼，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行走，在转弯处突然看见前面有一头狮子正朝他猛扑过来。一边是深谷，一边是峭壁，无路可逃，只得束手待毙。骆驼则不然，它纵身一跳，和骑者一起跃入深谷——而狮子只好在那里干瞪眼了。神经症能提供的帮助也不能比这个结果好到哪里，这可能是因为由形成症状来对付冲突毕竟是一种自发的过程，它不能适当地应付生活的需求，并且患者在这个过程中已放弃使用其最好的和最高的势力。如果有一种选择的话，那么，情愿去和命运进行一种荣誉之战。
但是，先生们，我还要给你们做进一步的说明：我为何不是以一般的神经症状态来开始讲解神经症理论。你们可能会认为我如果由此讲起，将难以证明神经症起源于性，但你们在这里是想错了。就移情神经症来说，必须先对其症状进行解释，然后才可以看出它起源于性；而对于我们所称的真性神经症（actual neuroses）[363]的一般形式来说，它的性生活根源是显而易见的、引人注意的事实。二十几年前我就知道这一事实，那时我就对检查神经症患者时为何不考虑他们的性生活有疑问。我还由于研究此事，而引起患者的不满，但在简短的努力之后，我能够认识到：
“如果性生活是正常的，那么就不可能有神经症——我这里的意思是不会有‘真性神经症’。”[364]
这个结论虽然一方面忽略了个体的差异性，另一方面“正常”一词还缺乏固定的意义；然而，从总体上来说，这个结论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那时我已在某种神经症和某种创伤的性状态之间建立起一种特殊的关系；如果现在还有这种类似的资料以供研究，那么我当然能够将这些关系再重复一次。我时常发现一个人如果陷入一种不完全的性满足，如手淫，他就会患某种真性神经症，而如果使他采取另外一种同样的不完全的性生活方式，那么这种神经症就会很快地变为其他的方式。这样我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的改变来推断其性生活方式的变化。[365]我也认识到要固执地坚持我这种结论，直到我战胜患者的不诚实，并迫使他们证实我的观点为止。果真如此，那么他们就会情愿去找那些不热衷于询问他们的性生活的其他的医生了。
就是在那时，我未能注意到，这种疾病的原因并不总是在于性生活。确实，某人可由于其性的生活受到伤害而得病；但另一个人则可能因为丧失了财产而患了一种严重的机体失调的病。为这些变化的解释，到后面会自然明白，那时我们对自我和力比多之间的关系将会有深刻的理解，并且对这个问题认识得越深刻，这种解释就变得越满足。只有在一个人的自我丧失了以某种方式分配力比多的能力时，他才会陷入神经症之中，他的自我越强大，它就越容易去执行这个任务，而自我的能力的每一次“削弱”，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可以使力比多增加要求，并因此使他具有患神经症的可能。在自我和力比多之间存在着其他的更为亲密的关系[366]；但这些不属于我现在讨论的范围，所以，我在此暂不讨论它。对我们来说要注意的是：无论哪一种病例，也不论其发病的情境如何，维持神经症症状的能力都靠力比多来提供，并且结果证明力比多被不正常地使用了。
然而，现在我必须使你们注意“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和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之间的严格区别。
我们前面所讲的，大多是有关精神神经症的第一组，即移情性神经症。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的症状都来自于力比多；这样，症状就成为力比多的变态使用和替代满足。然而，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如头痛、痛苦感觉、某些器官的疼痛状态以及某些机能的衰退或停止等。它们没有任何“感觉”和心理意义。它们不仅主要在身体中显现（例如癔症症状的情况），而且它们自身还是整个的身体过程，它们的发生与我们所知道的复杂的心理机制不相干。因此，以往认为精神神经症的症状和心理无关，现在看来真性神经症的症状才确实与心理无关。但果真如此，那么它们是如何成为力比多的表现的呢？力比多不也是精神活动的一种能力吗？先生们，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现在重述一下人们反对精神分析的第一种理由。反对者认为我们的理论是想只通过心理学来说明神经症的症状，而由于从来没有任何一种疾病可以完全由心理学的理论来解释，所以希望是很渺茫的。但是这些人忘记了性机能不纯粹是精神的东西，正如它也不全是身体的东西一样。它同时影响身体和精神生活。如果在精神神经症的症状中我们已熟悉了性机能的心理操作中干扰的意义，那么我们对于发现“真性”神经症中性干扰的直接的身体后果就不会感到吃惊了。
临床医生已给我们指出了有关这些干扰的解释的一种很有价值的观点，这种观点为不同的研究者所公认。它可以用来了解真性神经症，就真性神经症的症状的细节及其身体的系统和机能的共同特点来说，都和异质毒素的慢性中毒或突然戒除（如喝醉酒或戒酒后的情况）后所出现的病态症状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两种疾病的症状还可用巴西多病（Bosedouis disease）即突眼性甲状腺肿大（exophthalmic goitre）的病状来比拟，因为这种疾病是由于中毒的结果，只是这种毒物不是来自于体外，而是来自于体内的新陈代谢而已。从这些比拟可以看出，我们还必须认为神经症是性的新陈代谢作用受到了干扰的结果。它受到干扰的原因，要么是由于性的毒素产生得太多，已非患者所能应付，要么是由于内部的、心理的状况不容许他对这些物质做适当的处理。实际上，这种有关性欲性质的假定，早已被远古的人所认识，例如酒可以引发爱，爱可以被称为“沉醉”（intoxication），这些观点已将爱的动力转移于身体之外了。这可能使我们回忆起性感带（erotogenic zones）的概念，以及我们曾假定各种不同的身体器官都可以引发性兴奋。另外，性的新陈代谢或性的化学这些词语却还不具有实际内容，我们还对此一无所知，还不能断定性的物质是否有雌雄两种[367]，我们只假定一种性的毒物为力比多的各种刺激的动因就算满意了。我们所创造的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实际上是一种上层的结构，终有一天还得为它建立起有机的基础，但我们仍然对此一无所知。
精神分析这门科学的特点不在于它所处理的材料，而在于它所使用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被应用于研究文明史、宗教科学和神学，以及神经症理论，而都不会丧失其基本的性质。精神分析的目的和所得不是别的，而是发现了精神生活的潜意识。“真性”神经症的症状可能由直接的毒素的损害而产生。它的问题不是精神分析所要研究的，精神分析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没有任何帮助的，并且必须将这个任务留给生物医学去研究。
你们现在或许更进一步明白了为何我不以不同的方式另外安排我的材料了。如果我答应你们的是讲“神经症理论引论”，那么我当然要先讲真性神经症的简单形式，然后再进一步讲那些由力比多干扰而引起的更为复杂的精神疾病，这才是正确的途径。那样的话，我要从各方来收集有关前者的知识，而把后者当作精神分析的导引，并作为了解这些病状的最为重要的技术方法。然而，我要讲的题目是“精神分析导论”，我认为给你们讲些有关精神分析的观点要比传授给你们一些神经症方面的知识更为重要；因此，那些无助于精神分析研究的真性神经症就不适宜放到前面讲了。我也相信我为你们做出了较好的选择。因为精神分析的知识值得每位受教育者注意，而神经症的理论则跟其他的一样只是医学上的一章。
不过，你们想要我对“真性”神经症感兴趣也是正确的，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之间在临床上具有密切的关系，这更迫使我们对它们加以注意。那么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分出了三种纯粹形式的“真性”神经症：即神经衰弱（neurasthenia）、焦虑神经症（anxiety neurosis）和疑症（hypochondria）[368]。这种分类也不无矛盾之处。确实，这些名字都很有用，但其含义却很难界定。甚至有些医生反对在混沌的神经症现象界里进行分类，反对临床上有病症种类，并否认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的区别；我认为这太片面了，并且没有选择引向进步的道路。
我所提及的神经症形式很少以其纯粹的形式发生，而通常的情况是相互之间彼此交错，并与精神神经障碍相混合。这并不必使我们放弃它们之间的区分。请考虑矿物学中的矿物和矿石之间的不同之处。矿物可以分类，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常常是结晶体，和环境有着明显的不同。而矿石则是矿物的混合体，但其混合都有一定的条件而不是纯粹依赖于机会。我们对神经症理论的发展历程的认识十分有限，远远赶不上对矿石的了解；然而，如果我们将可以辨别出来的一些临床成分（这些成分可比拟为个别的矿物质）先独立出来，这当然也是一种正确的研究方法。
“真性”神经症和精神神经症二者症状之间的有价值的关系，对于后者的症状形成的知识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因为“真性”神经症的症状时常是精神神经症的症状的核心和第一个阶段。
这种关系不仅在神经衰弱症与称作转换性癔症（conversion hysteria）的移情性神经症之间，以及在焦虑性神经症与焦虑性癔症之间，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而且在疑病症与我们以后要讨论的一种称为妄想痴呆［（paraphrenia）——包括早发性痴呆（dementia praecox）和妄想狂（paranoia）］的神经症之间也可以看到。让我以癔症性头痛或背痛为例来加以说明。分析向我们显示：通过凝缩作用和移置作用，这种疼痛成为力比多幻想或记忆的替代性满足；但是，有时候这种疼痛是性的毒物的直接症状和性兴奋在身体上的表现，而不是出于臆造。我们本不想认为一切癔症的症状都有这样一个核心，但这的确时常是一个事实，并且性兴奋在身体上所造成的任何影响（不论是正常的或是病态的）都特别适宜于作为形成癔症症状之用。在这种病例中，它们正好像是一粒砂土和由牡蛎用于制造珍珠母的原料一样。性行为所伴随的性兴奋的暂时表现被精神神经症用做构成症状的最方便和最适当的材料。
还有一种相似的历程，它具有特殊的诊断和治疗意义。虽然有些人具有神经症倾向，但大多不发展成神经症。可是如果他们在有病态的机体改变时（或许是一种发炎或一种损伤），则时常足以使症状形成，于是那些伺机有所表现的潜意识就以这些实际上的症状作为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医师将先试用一种治疗方法，接着再试用另一种治疗法；或者设法消除那些症状所依赖的机体的基础，而不管其有没有神经症的倾向，或者不顾机体的刺激，治疗已形成的神经症。结果将证明这一种或那一种治疗方法的正确或错误；对于这种混合的病例还不能找出一般的原则来遵循。[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