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阻碍地进行一项独角戏般的调查研究并不是毫无危险的。人们太容易受到诱惑，而往往对使威胁破门而入的那些思想放松警惕。作为交换，人们又往往抱有一种不确定的情感，并且最终试图通过过渡决定（over-decisiveness）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因此我设想，我有一个冤家对头，他常常对我的论点表示怀疑，而我也时常允许他突然插话。[10]我听到他说：“你曾一再表述过这种想法：‘文明创造了这些宗教观念’，‘文明使宗教观念听从人类的指挥’，此外还有一些在我听来十分奇怪的东西。我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什么，但是，和认为文明为分配劳动产品或为女人和孩子的权利制定规章制度相比，这种说法听起来却总是那么不自然。”
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我以这种方式表达我的思想是合情合理的。我已试图表明，宗教观念和文明社会的其他成就一样，都是从同一需要产生的，即从保护自己免遭具有绝对优势的自然力量之害的必要性产生的。对此还可以加上第二种动机——这就是，竭力克服那些为人们痛苦地感受到的文明的缺陷的欲望。另外如果有人因为个体已经在文明社会中发现了这些观念，因为认为文明使个体获得了这些观念，那就再恰当不过了；这些观念向个体奉送现成的艺术品，而他却可能没注意到这些观念。个体所着手处理的是许多代人的遗产，像学会九九表、几何学和类似的学问那样，他把这种遗产也接受下来。在此确有一种差异，但这种差异在别处也存在，只是我现在还无法考察它。你所提到的那种奇怪的感觉，可能部分地归因于这个事实：这些宗教观念本身通常是作为一种神圣的启示提出来的。但是，这种启示本身就是宗教系统的一部分，它完全不顾人们已知的这些观念的历史发展及其在不同的时代和文明社会的差异。
“这里还有另一种观点，在我看来，这种观点似乎更为重要。你认为，自然的人性化是从这种需要得来的，即结束人类的贫困状态和在恐怖可怕的自然力量面前摆脱我们的孱弱无助，以及与自然的力量建立联系，并最终影响它们。但是，这种动机似乎是多余的。原始人无法选择，他也不具备其他的思维方法。可以说，某种先天的东西把原始人的存在向外投射到这个世界上，并且把他所观察到的每一事件都看作是那些实际上类似于他自己的存在的表现，在原始人看来，这种看法是很自然的。这是原始人的唯一的思想方法。而且这绝非不证自明的，相反，这是一种明显的巧合，如果用这样的方法来放纵原始人的自然倾向，他就会成功地满足他的一个最大的需要。”
我真没想到你竟会如此吃惊。难道你竟然认为，人类的思想并没有实际的动机吗？难道这只是表达一种无关紧要的好奇心吗？这当然是绝不可能的。我宁愿认为，当人类把自然的力量人性化之后，他又要再次遵循一种童年的方式。他已从最初生活环境中所遇到的那些人身上懂得了，影响这些人的方式就是和这些人建立一种联系；于是，到后来，带着这种同样的目的，他便以在童年时对待这些人的同样方式来对待他所遇到的一切。这样看来，我和你的描述性观察并不矛盾；事实上，对人类来说，为了后来能控制一个人意欲了解的一切（心理控制是身体控制的一种准备），而把他意欲了解的一切都人性化，这是很自然的；但是，除此之外，我还要为人类思维的这种独特性提供一种动机和一个起源。
“现在这里还有第三种观点。在你的《图腾与禁忌》（1912～1913）一书中，你早已研究过宗教的起源。但在那本书里似乎还有另一种看法。在那本书里所有的一切都是父—子关系。上帝就是至高无上的父亲，而对父亲的渴望是宗教需要的根源。自此，你似乎已经发现了人类孱弱和无助的因素，一般地说，宗教形成的主要作用确实应归因于这种孱弱无助。而现在你却把曾是恋父情结（the fathercomplex）的一切全都变换成有关孱弱无助的术语。我可以请你解释一下这种变换吗？”
非常高兴，我一直在期待着这种邀请。但是，这真是一种变换吗？在《图腾与禁忌》中，我的目的并不是想解释宗教的起源，而只是想解释图腾崇拜的起源。你能从你所知道的任何观点中解释下述事实吗？即保护神在人面前原形毕露的最初形式应该是动物的形象，因此才有禁止杀害和食用这种动物的禁律，不过这个庄重的习俗却允许一年一度地集体杀害和食用这种动物。这恰恰就是图腾崇拜中所发生的情况。而且，这绝不是为了论证是否应该把图腾崇拜称为一种宗教。它和后来的敬神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图腾动物成为神圣的诸神动物；而最早的、但也是最基本的道德禁律——反对屠杀和乱伦的禁律——就起源于图腾崇拜。不论你是否接受《图腾与禁忌》中所下的结论，我希望你能承认，有许多非常值得注意的，并无联系的事实却在这里面集中起来，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整体。
最后，关于为什么动物之神没能存在下去，而被人类之神所取代，这个问题在《图腾与禁忌》中并未涉及，有关宗教形成的其他问题在这本书中也丝毫没有提到。难道你认为这种局限性同样是一种否认吗？精神分析研究能对解决宗教问题作出特殊的贡献，我的研究工作则是与这种特殊贡献有严格区别的良好实例。如果我现在把另一部分隐藏不太深的内容补充上去，那么，你就不会像以前曾指责我片面那样，指责我自相矛盾了。当然，在我以前说的和现在提出的问题之间，在更深刻的动机和表面动机之间，在恋父情结和人的孱弱无助与需要保护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指出这种联系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联系并不难以发现。它们存在于儿童的孱弱无助与在成年之后仍继续存在的孱弱无助的关系之中。因此，果然不出所料，精神分析所揭示的形成宗教的动机，结果倒成了和儿童期对表面动机的贡献完全相同的东西。现在，我们不妨转向对儿童心理生活的探讨。你还记得精神分析所论述的，根据情感依附（依恋）类型所做的对象选择吗？[11]在那里，力比多遵循的是自恋需要的道路，并使自己依附于能保证这些需要获得满足的对象。这样，能使婴儿的饥饿获得满足的母亲，就成为婴儿的第一个恋爱对象，当然，也是第一个保护他免遭外部世界一切潜在危险的人——我们可以说，母亲是第一个保护他免于焦虑的人。
母亲的这种（保护）作用不久便被更强壮的父亲所取代。父亲在儿童期的其他方面始终起着保护作用。但是，儿童对父亲的态度往往带有一种特殊的矛盾心理的色彩。父亲本身往往形成对儿童的一种危险，或许是因为儿童早先和母亲的关系所致。因此，儿童既害怕父亲，又想念和敬佩父亲。这种在孩子对父亲的矛盾心理中所表现出来的迹象，正如在《图腾与禁忌》中所表明的那样，深深地印刻在每一种宗教中。当正在成长中的个体发现，他注定要永远是一个孩子，如果没有帮助他对付奇异强力的保护人，他是绝不可能生存下去的，这时，他就向这些强大的力量赋予了属于他父亲的那些特点；他亲自创造了他所恐惧的神灵，创造了他寻求得到抚慰的神灵，创造了他要把对自己的保护作用委托于它的神灵。由此可见，他对父亲的想念是一种和他想得到保护以免导致孱弱无助的需要完全一致的动机。这种使儿童免于孱弱无助的保护，就是把其性格特点赋予成人对他所认识到的这种孱弱无助的反应——这种反应恰恰就是宗教的形成。但是，我的意图并不是要进一步探究上帝观念的发展；我们在这里所真正关注的是已经完成了的宗教观念的体系，这种体系是由文明社会传递到每个人身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