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让我们接着我们的研究讲下去。[12]那么，宗教观念的心理学意义何在呢？我们应在何种标题之下对它们进行分类呢？这个问题可不容易马上解答。在驳斥了许多观点之后，我们将阐述对下述问题的立场。宗教观念是关于外部（或内部）现实的事实和条件的一些教诲和主张，这些教诲和主张能告诉人们一些尚未被人类发现并且能使人产生信仰的事情。既然这些宗教观念能向我们提供生活中最重要和最有趣的事情的信息，因此，它们就会受到特别高的评价。对此一点也不了解的人是非常愚昧无知的；而用这些观念充实了自己知识的人则是最充实的人。
当然，对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事情还有许多诸如此类的教诲。学校里上的每一堂课都充满了这些教诲。让我们以地理学为例。老师告诉我们：康斯坦茨城位于博登湖畔[13]。在一首学生歌曲中也唱道：“假如你不相信，就去看看吧。”我恰巧走过那里，因而可以证明，那座可爱的城市就坐落在广阔无垠的湖岸上，住在周围的人们都称该湖为博登湖；现在，我对这种地理学观点的正确性已确信无疑。在此，又使我想起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当我第一次站在雅典的阿克罗波利斯山顶上，站在圣殿废墟之间，眺望碧蓝的大海时，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我于欢乐之中混杂着一种惊讶之感。似乎要说，“果真如此，这正是我们在学校里学到的啊！”如果我现在也是这样惊讶的话，那么，我对在我所听到的真理中获得的信仰一定是多么浅薄而虚弱啊！但是，我不想过分强调这种经历的意义；因为我的惊讶可能还有另一种解释，但在当时，我并没有发现这种解释，这是一种完全主观性质的解释，它必须能说明这种独到特点。[14]
因此，所有诸如此类的教诲都要求人们信奉它们的内容，但它们的要求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这些教诲的提出是一个更加漫长的思想过程的概括化结果，这种思想是建基于观察，当然也是建基于推理基础之上的。假如有人想亲身经历这一过程，而不是接受它的结果，那么，这些教诲就会告诉他如何去付诸实施。再者，我们时常发现它们所传播的知识根源，这些知识的根源并不像地理学的知识那样，可以不证自明。例如，地球的形状像一个球体：可以引以为据的是福考特的钟摆实验[15]，地平线所发生的变化和环球航行的可能性。既然正如每一个人所认识到的那样，让每一位学龄儿童都进行一次环球航行是绝不可能的，因此，我们便满足于把学校里教授的知识作为真理来接受，但是，我们知道，获得个人信念的道路始终是敞开的。
让我们尝试对宗教的教诲施行同样的测验。当我们问道，这些教诲凭什么要求人们相信它们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三种答案，这三种答案彼此之间都非常协调一致。第一种回答是：应该相信这些教诲，因为我们的原始祖先已经相信了它们；第二种回答是：我们有证据，这些证据也是从原始祖先那里传给我们的；而第三种回答是：根本就不能提出想证实这些教诲的问题。以前如果有人胆敢提出如此放肆的问题是要受到最严厉惩罚的，即使在今天，社会对任何试图重提这种问题的人也不会正眼相看。
这第三种回答一定会引起我们最强烈的怀疑。但不管怎么说，诸如此类的禁律只能有一个理由——这就是，这个社会完全可以意识到，为了其宗教教义而提出的这种要求是不可靠性的。否则，它一定会提出一些必要的材料，任何一个想获得这种信念的人都可以随意支配这些材料。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正是抱着这种难以减轻的不信任感，我们才开始转向对其他两个论点的观察。我们之所以应该相信，是因为我们的祖先曾经相信过。但是，我们的这些祖先却比我们无知得多。他们相信的是那些我们今天绝不可能相信的东西；在我们看来，这些宗教教义亦属此类。他们留给我们的证据是写在书上的，而这些书本身就带有令人不值得信任的标记。书里矛盾百出，充斥着胡编乱造，弄虚作假，他们所提到的那些实际证据，就连他们自己也无法证实。即使声称，他们所说的一切，甚至仅指其内容而言，都来源于神圣的发现，那也于事无补：因为这种主张本身就是一个其真实性尚有待考察的教义，而且任何主张都不可能成为它自身的证据。
这样，我们便得出了这种独一无二的结论，在我们的文化财产所提供的一切信息中，正是这些因素可能对我们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们能承担这个解开宇宙之谜的任务，使我们与生活的苦难协调一致——恰恰正是这些因素，才是最不可靠的。假如不能获得比这更好的证据，那么，我们也不能把这些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事情当作事实来接受，即鲸是胎生的，而不是由鲸蛋孵出的。
这种事态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心理学问题。谁也无法设想，我所说的关于根本不能证明宗教教义是真理的观点有什么独到的新见解。毫无疑问，留给我们这份遗产的祖先们也肯定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当中有许多人可能抱着和我们一样的疑问，但是，给他们造成的压力实在太强大了，致使他们不敢说出来。此后，无数的人们一直受这些类似的疑虑之苦，而且竭力想抑制这些疑虑，因为他们认为，相信宗教教义才是他们的责任；许多优秀卓绝的仁人志士在这场斗争中惨遭杀害，许多人屈膝妥协了，他们试图靠这种妥协找到一条出路。
假如为了证明宗教教诲的可靠性而提出的一切证据都起源于过去，那么，四处搜寻和观察，是否目前（对此较容易做出判断）已不可能提出这样的证据就是很自然的了。如果我们用这种方法能够成功地清除人们对宗教体系的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怀疑，那么，整个的宗教体系都会极大地获得人们的信任。唯灵论者的活动在这一点上和我们一致；他们确信人的灵魂的存在，并试图向我们证明，这一宗教学说的毋庸置疑的真实性。遗憾的是，他们却无法否认这个事实：灵魂的产生和消失只是他们自己心理活动的结果，他们虽然能召唤最伟大人物和最著名思想家的灵魂。但是，他们从中获得的所有看法和信息都是那么愚昧无知，而且毫无意义，除了这些灵魂能使自己服从那些用魔法召唤它们的人指挥之外，人们发现，其中几乎没有任何可信的东西。
我现在必须提及试图回避这个问题的两个尝试——这两种尝试都给人留下了一种孤注一掷的印象。一种是古代极端强烈的尝试，另一种则是现代精巧细微的尝试。第一种尝试是早期教父的“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16]这种观点坚持认为，宗教教义处于理性的管辖范围之外——是高于理性的。它们的真理只有在心灵深处才能被感觉到，它们也不需要理解。但是，这种相信（Credo）只有在公开承认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作为一种有权威的声明，它却没有约束力，难道我非要相信每一种荒谬绝伦的东西吗？假如不是这样的话，那为什么唯有这种荒谬绝伦的荒唐之言是特殊的呢？这只能依靠理性，而不能由法庭来裁定。假如宗教教义的真理依赖于能证明该真理的内在经验，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这种宝贵经验的许多人来说，应该怎么办呢？一个人可以要求每一个人运用他所具有的这种理性天赋，但却不能根据只有少数人才有的一种动机为基础，来制定一个可普遍适用的契约。如果一个人能从一种使他深受感动，心醉神迷的状态中，获得对宗教教义真实性的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那么，这种真实性对别人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种尝试是由“好像”（As if）哲学提供的。它声称，我们的思维活动包含着大量的假设，这些假设的毫无根据和荒谬绝伦，我们已完全认识到了。人们往往把它们称为“假设”（fictions）。但是，出于各种实际的理由，我们不得不表现出“好像”我们相信这些假设。宗教教义的情况是这样，因为宗教教义在保存人类社会方面显示出了无与伦比的重要性。[17]这种论点和“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并无多大差别。但是，我认为“好像”论点所提出的要求是一种只有哲学家才能提出的问题。一个人的思维若是没有受到这些哲学技巧的影响，他就绝不可能接受它；在他看来，承认某种思想是荒谬的，或者与理性相违背，那就再也没什么可说的了。绝不能指望他在对待那些最重要的利益时，会放弃他所获得的对一切日常活动的保证。这使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孩子，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特别注重事实。当孩子们正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个神话故事的时候，他会突然跑上前来问道：“这个故事是真的吗？”当我告诉他，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他就会不屑一顾地转身走开。我们可以预料，尽管有“好像”哲学在为它辩护，但一个人很快就会以对待宗教神话故事的同样的方式来采取行动。
但是，目前他们仍然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行动着。以前，宗教观念缺乏可靠性，这是无可争辩的，但却对人类产生了最强烈的影响。这是一个新的心理学问题。我们不得不质问，既然这些宗教教义的内在力量得不到理性的承认，那么，这种内在力量究竟何在呢？这些宗教教义究竟把自己的成效归于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