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自传》丛书的一些撰稿人，从一开始起，便对他们所接受的这个任务的异常困难表示忧虑。我想，对于我来说，这些困难甚至还要更大些，因为我已经不止一次地发表过与这本书意思相同的文章。并且，那些文章，决定于它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的性质，都更多地论述了一些个人的看法，而不同于一般的或按要求写的同类文章。
我最早对精神分析的主题和发展的叙述，是我于l909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所作的五次讲演。[133]在那里，我应邀参加了该校建立二十周年庆典。就在前不久，我应约为美国一部集体编写的主要论述本世纪初重大事件的著作,写了一篇与此文类似的文章。[134]因为编者专门分给我特定的一章，这说明他们对于精神分析的重要性已有所认识。在这两件事情之间，我还发表了一篇题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文章。实际上，这篇文章包括了我目前为这套《自传》丛书所要论述的内容的精华。鉴于既不想和我以前的论述相矛盾，也不想完全重复以前的论述，所以我必须努力构思，为当前这套《自传》丛书写出这样一篇记叙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主观见解和客观态度、传记色彩和历史影响能以一种新的相对合理的篇幅融汇于其中。[135]
我于1856年5月6日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莱堡，也就是今天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小镇。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自己至今仍然是个犹太人。我有理由相信，我父亲的家族曾经在莱茵河畔（科隆附近）长期定居。由于14世纪或15世纪期间对犹太人的迫害，他们向东逃难。19世纪期间，他们又从立陶宛经加里西亚移居德属奥地利。我4岁时，来到维也纳，在这里接受了我的全部教育。上大学预科（即“文理中学”，或译“完全中学”，Gymnasium）时[136]，我的学习成绩连续七年在全班名列前茅。我也因此享有特别的待遇，几乎从不用参加班里的考试。尽管我们生活在很受限制的环境中，父亲还是坚持认为我应该完全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职业。不管是那时，还是在后来我都未曾对医生这一职业有过什么特殊的偏好。[137]确切地说，我是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而这种好奇心更多的是对于人类的关心，而不是对于其他自然事物的关心。我也没有认识到观察作为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法之一的重要意义。我很久以后才认识到，我对圣经故事的全神贯注的阅读（几乎从我一学会阅读技巧开始），对我的兴趣定向产生了持久的影响。[138]有一位年龄比我大一点的高年级同学，他想长大后做个著名的政治家，我和他友情甚笃。在他的有力影响下，我产生了一种愿望：要像他一样研习法律，将来从事社会活动。同时，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达尔文理论，也强烈地吸引着我，因为这一理论有助于我们在对世界的了解上取得巨大进展。只是在毕业前夕，听了卡尔·布鲁尔（Carl Brühl）教授在一次很受欢迎的讲演中朗诵了歌德论大自然的优美散文之后[139]，我才决定要做一名医学院的学生。
1873年，当我第一次踏入大学的校门时，我体验到一些明显的失望。首先，我发现别人指望我该自认为低人一等，是个外人，因为我是犹太人。我绝对不承认我是劣等人，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我一定要为我的血统，或者如人们那时开始说的“种族”，而感到耻辱。我容忍了对我的排斥，并不感到非常懊恼。因为在我看来，尽管受孤立，但一个积极同大家一起工作的人是能够从这个人类的组织中找到某种慰藉或安身之地的。然而，大学里的这些最初印象产生了一个后来证明很重要的结果，即我在年轻时便不得不熟悉了这种处于对立面和在“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140]的禁令之下的命运。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后来判断的独立性打下了基础。
此外，在大学头几年，我不得不认清，我的才能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使我不可能在我于青年时期就急切地投身于其中的许多科学领域中取得全部成功。这样，我懂得了梅菲斯特（Mephistopheles）的告诫之真谛：“对科学的广泛涉猎是徒劳无功的，每个人只能学到他所能学的东西。”[141]
最后，在厄恩斯特·布吕克（Ernst Brücke）[142]的生理研究室里，我才找到了归宿和充分的满足。同时，我还在这里找到了我应该尊敬并奉为楷模的人，他们是：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Sigmund Exner）[143]和厄恩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Ernst Fleischl von Marxow）。[144]马克索是一个杰出的人，我荣幸地和他建立了个人友谊。[146]布吕克给了我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中的问题让我解决。我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很满意。我还独立地使这项工作有所进展。从1876年到1882年，我一直在这个研究室里工作，只有短暂的几次间断。人们一般认为，我是被选拔出来补充下一个有可能空缺的助手职位的。[145]医学本身的各个分支，除精神病学（psychiatry）外，我都一概不感兴趣。我明显地放松了对医学课程的学习，因此直到1881年，我才获得了那姗姗来迟的医学博士学位。
1882年是我的一个转折点，我的老师布吕克——我对他充满最崇高的敬意——考虑到我窘困的经济状况，极力劝我放弃理论研究工作，从而纠正了我父亲高尚而毫无远见的想法。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生理研究所进入维也纳综合医院[147]做了一名临床助理医生。不久我就被提升为住院内科医生，并在医院的各个科室里工作。我还在梅纳特（Meynert）[148]手下工作了六个多月。在我上大学时，他的工作和人格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不管怎么说，在一定意义上，我对我最初从事的工作仍然忠心耿耿。布吕克曾建议我做的课题是研究一种最低等鱼类八目鳗的脊髓神经节细胞，现在，我把此项工作扩展到人类中枢神经系统。就在这时，弗莱奇（Flechsig）发现了髓鞘形成的非同时性。这一发现使神经通路的复杂过程得以清楚地阐明。我一开始便选择延脑作为研究课题，而且是唯一的课题，这一事实是我的发展连续性的另一标志。我后来的工作同我早年在大学学习期间漫不经心地广泛涉猎各门功课的特征形成了完全明显的对照：我形成一种把全部身心都集中在一个课题或问题上的倾向。这种倾向一直保持了下来，而且也是这个倾向导致了别人指责我的所谓的片面性。
于是，我又像以前在生理研究室那样，成为大脑解剖实验室的一名活跃的工作者。我的一些关于延脑中的神经通路的方向和神经核起源的短篇论文，就是我在维也纳综合医院的这几年里写的。我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埃丁格尔（Edinger）[149]的注意。一天，梅纳特——甚至当我实际上已经不在他手下工作时，他仍然给我进入实验室工作的机会——向我建议，我应该明确致力于大脑解剖的研究，并且允诺要把讲授工作交给我，因为他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对于一些较新的方法已力不从心。但是我谢绝了他的这个提议，因为我觉得这个任务实在过于重大；或许也可能是当时我心存这样的疑虑，即像他这样的大人物，凭什么待我如此好呢。
从身体的角度考虑，大脑解剖无疑就是生理学。再加上顾及经济收入，我便开始研究神经方面的疾病。那时，在维也纳医学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可供这方面研究的材料分散在这所医院的一些不同科室里，也没有学习这门学科的理想机会。无奈，我只好自学。甚至刚刚因其关于大脑功能定位的著述而得到任命的诺斯纳格（Nothnagel）[150]，也没有把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与其他更细致的医学分支区分开来。然而，在遥远的巴黎，沙可（Charcot）[151]这个伟大的名字正在闪闪发光。于是我打算，先获得维也纳大学神经病理学讲师的任命，然后去巴黎继续我的研究。
后来的几年中，在继续担任住院内科医生期间，我还发表了一些关于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的临床观察报告。于是，我逐渐熟悉了这一领域。我能够准确地指出延脑中的损害部位，以致病理解剖学家对我的诊断都无可补充。我是维也纳第一个为了验证对急性多发性神经炎的诊断，而把死者送去进行病理解剖的人。
我的诊断以及后来尸体解剖对诊断的证实，使许多美国医生慕名前来拜访。我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对我科室里的病人讲授。当时我对神经症所知甚少。有一次我向他们介绍一种因长期头痛而患的神经症，把这种病说成是慢性局部性脑膜炎。结果他们当然地群起反对，离席而去。于是，我的不成熟的教学就此结束了。这里我想补充两句为自己辩解一下，这件事情是发生在这样的年代，其实，在维也纳，那些比我更有名气的权威们还常常把神经衰弱诊断为大脑肿瘤呢！
1885年春，根据我就组织学方面和临床方面的论文，我被认命为神经病理学讲师。不久，由于布吕克的一份热情的推荐书，我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出国奖学金。[152]同年秋天，我到了巴黎。
于是，我成了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在这些众多的外国来访者中间，开始我最不受人注意。一天，我听到沙可说，因为战争，他的讲稿一直未能译成德文，他对此表示遗憾。接着他又说，如果有人愿意把他新近的讲稿译成德文，他将会非常高兴。我于是写信给他，表示愿意承担。我还记得信中的一句话，大意是我的病只是“运动性失语症”，而不是“感觉性失语症”[153]。沙可接受了我的自荐。于是我得以与他结识。从那时起，我便充分地参与了他在萨尔伯特里尔医院里的那个诊所内的一切活动。
就在我写这个传记的过程中，我正好收到一些来自法国的论文和报纸文章。这些文章证明，他们强烈地反对精神分析，在谈及我和法国学派的关系时又常常作出极不准确的论断。例如，文章中说，我利用去法国的机会熟悉了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的理论，然后将其攫为己有。为此，我想明确地表明，在我访问萨尔伯特里尔医院的整个期间，让内的名气根本不像今天这样大。
在我跟沙可一起工作的日子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于癔症（hysteria）的最新研究，我亲眼见到其中一些研究的完成。例如，他证明了癔症现象的真实性和规律性（“进来，这里也有众神”[154]），证明了男性癔症的经常发生，证明了催眠暗示可产生癔症的麻痹和痉挛，并且这种人为的结果直到最小的细节上都显示出与自发性发作具有相同的特征，而且发作时还常常伴有外部创伤。沙可的许多演示，一开始便引起我和其他访问者的惊讶和怀疑，这时我们便竭力用当时的某一种理论进行辩解。他总是既和善又耐心地处理这些疑问，同时也非常果断。正是在这样的一次讨论中（在谈到理论时）他说：“理论并不妨害存在。”[155]这句话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毫无疑问，沙可那时教导我们的所有东西并非到今天仍然全都适用。有一些已经开始表现为可疑的，还有一些则明显地没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是，余下的足够多了。他在科学宝库中发现了—块永恒的领域。离开巴黎之前，我同这位伟大的人讨论了一个对癔症性麻痹和器质性麻痹作比较研究的计划。我想证实这样一个论点：癔症麻痹和身体各个部分的感觉障碍，应根据关于它们之间的界限的通行看法来区分，而不应根据解剖事实来区分。他同意这种观点，但是很容易看出，他实际上对于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这种神经症心理学[156]并无特别的兴趣。毕竟，他的工作正是从病理解剖开始的。
回维也纳之前，我在柏林逗留了几周时间，以便了解一些有关儿童常见疾病方面的知识。卡索维茨（Kassowitz）[158]——他是维也纳一所治疗儿童疾病的公立医院的最权威人士——曾允诺要让我负责一个儿童神经病科的工作。我在柏林受到了巴金斯基（Baginsky）[157]的帮助和友好接待。在后来几年当中，我根据在卡索维茨医院的工作实践，发表了几篇篇幅相当长的关于儿童单侧和双侧大脑麻痹方面的专题论文。由于这一原因，后来（1897年）诺斯纳格让我在他的巨著《普通及特殊病症治疗手册》中负责这一专题的撰写工作。
1886年秋天，我以内科医生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并和在一个遥远的城市里一直等我四年多的一位姑娘结婚。这里我想稍稍回过头来解释一下，我之所以在青年时代没有成名，正是因为我那时的未婚妻的缘故。[159]1884年，由于一种深厚的业余爱好，我从马克化学公司找到一些当时尚未弄清的古柯碱（cocaine），并开始研究其生理作用。就在这项工作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可前去探望未婚妻的机会。当时我们已分别两年之久。我匆忙结束了对古柯碱的研究，并满足于我的这个课题上已完成的专题论文。我在论文中还预测，古柯碱的进一步用途不久就会被发现。然而我还是告诉了我的朋友、眼科专家克尼斯坦（Konigstein）[160]，提示他应该研究一下古柯碱的麻醉性在眼科手术中应用的可能性。我探亲结束返回时发现，不是他，而是我的另一个朋友卡尔·科勒（Carl Koller，现在纽约）——我也曾和他谈过古柯碱的问题——在动物眼睛上做了决定性的实验，并且在海德堡眼科学学会上做了演示。科勒因此当然地被认为是古柯碱局部麻醉的发现者。如今古柯碱在外科小手术中的作用已相当重要了。但是，我并不因为这一研究的中断[161]而埋怨我的未婚妻。
现在再回到1886年。那时我以神经病专家的身份在维也纳定居。这时我接受了一个任务：向医学学会报告我跟沙可学习的情况及所见所闻。但是我的报告受到了冷遇。那些权威人士，如学会主席（内科医生班伯格［Bamberger］）等人，宣称我所报告的情况令人难以置信。梅纳特要求我在维也纳找一些与我所讲述的情况相似的病例，并将其提交给医学学会。我于是努力找寻这样的病人。但是，那些年长的医生们拒绝我观察和研究在他们科室找到的这样的病人。其中一位年长的外科医生竟然惊奇地大叫道：“天哪，我亲爱的先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荒唐的话？癔症是子宫的意思，男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呢？”我只得徒劳地辩驳说：我并非一定要大家赞同我的诊断，而是希望能由我亲自处理这些病人。最后，我在医院外面偶然发现了一个患有典型的癔症偏侧感觉缺失的男性患者，用这个病例在医学学会上做了证实。这次大家向我鼓了掌，但没人对我表示出进一步的兴趣。那些高级权威们对我的创新横加否定的印象一直让我难以忘记。同时，我所坚持的男人也会患癔症的观点，以及我通过暗示可引起癔症麻痹的实验演示，使我被迫成了他们的对立面。由于随后不久我被排挤出大脑解剖实验室[162]，并且连续好长时间找不到可以讲授我的讲义的地方，我只好从学术生涯中退了出来，不再参加那些学会了。自从我那次去医学学会到如今，已经过去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
任何企图依靠治疗神经症患者谋生的人显然必须具有能使患者的症状有所好转的能力。我的治疗武库中只有两件武器：电疗法和催眠术。只是会诊一下然后便开一个处方让病人去水疗房，这样做所得收入甚少。我的电疗知识来自维·厄尔布（W.Erb）的教科书，书中有治疗所有神经症症状的详细说明。遗憾的是，我不久便发现，按照这些教诲来做根本没有任何效果，而且，我以前当作是精确观察所概括的东西，原来只不过是一些空想臆测。德国神经病理学领域最权威的人的著作，竟然不如廉价书摊上所卖的一些“埃及人”谈梦的书更具实用价值。认识到这一点虽然让我很痛苦，但却使我彻底抛弃了我当时还受着影响的、对于权威仅有的一点天真的忠诚。所以，我把电疗器械撇在了一边，尽管莫比斯（Möebius）不久所作的解释对此局面有所挽回。他说，电疗法治疗神经失调（就目前所发现的各种症状而言）的成功，实际上是由于医生暗示的结果。
由于催眠术的使用，病人症状有所好转。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曾经参加过由“催眠术家”汉森（Hansen）举行的一次公开表演。我当时看到，强直性僵直一发作，一个被试者的脸色立刻变得像死人一样苍白，并且只要这种催眠条件不变，他便一直这样持续下去。这使我坚信，由催眠所引起的这种现象是真实的。不久这种认识便得到了海登海因（Heidenhain）的科学研究的证实。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并没有制止那些精神病学教授们宣称催眠术不仅是骗人的而且是危险的，也没有改变他们对待催眠医生的轻蔑看法。在巴黎，我曾看到催眠术被人们随意地当作一种在病人身上引起某种症状，然后再将这种症状消除的方法来使用。就在这时传来一个消息，说是法国南锡出现了一个学派，为了治疗目的，他们大规模而且卓有成效地使用了暗示，而且在使用暗示的过程中，有时使用催眠术，有时则不使用催眠术。这样一来，在我做医生的头几年，除了偶然而无系统地使用心理治疗方法以外，我的主要工具自然便是催眠暗示了。
当然，这也意味着，我当时已不再治疗器质性神经疾病。但是这无关紧要。因为一方面，治疗这种病的前景非常有限，而另一方面，对一个大城市里私人开业的医生来说，这种病人的数量与神经症患者相比简直微不足道。神经症患者焦急地从一个医生处跑到另一个医生处，症状得不到解除，结果数量日益成倍增长。此外，用催眠术进行工作，其中会产生特别诱人的魅力。第一次使用催眠术时，我产生一种克服了他人的无能软弱状态的感觉；同时，能够享有一种奇迹创造者的声誉也是十分令人兴奋的。直到一段时间以后，我才开始发现这种程序的缺陷。当时感到不甚满意的地方只有两点：第一，我不能成功地催眠每个病人；第二，我不能把个别病人催眠到所期望的深度。带着使我的催眠技术更趋完善的想法，我于1889年夏天去南锡，在那里逗留了几周时间。我目睹了年迈的李厄保（Liebeault）在贫穷的劳动阶级的妇女、儿童中工作的动人场面。我也看到了伯恩海姆（Bernheim）在他的医院的病人身上所做的惊人实验。当时我得到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在人的意识的背后，还有一个相当有力的思想过程不被人们所意识到。我说服了我的一个病人跟我一起去南锡，我想这样做也许更有益。这是一个天赋相当高的癔症症患者，一个出身高贵的妇女。谁也治不好她，于是被转到我这儿。通过催眠的作用，我已使她有可能过一种较为正常的生活，并常常可以解除她的痛苦。但她总是在一段较短的时间以后便复发一次。由于我当时的无知，我认为这是因为对于她的催眠，从未达到伴有记忆缺失的催眠梦游阶段的缘故。于是，伯恩海姆做了好几次努力，试图在她身上达到这一深度，但也失败了。他坦率地向我承认，他通过暗示所取得的治疗上的巨大成功，只是在他的医院里才能实现，而在他的私人患者身上却毫无结果。我同他有过几次深受启发的谈话，并且答应把他的两部关于暗示及其治疗效果的著作译成德文。[163]
在1886年到1891年这一期间，我没做什么科学研究工作，也几乎没发表什么文章。我忙于确立我当医生的这一新的职业中的信誉，并保障我自己的和我那急速扩展的家庭的物质生活。1891年，我发表了第一篇关于儿童大脑麻痹的研究论文，是同我的朋友和助手奥斯卡·李（Oskar Rie）博士合写的。同年，我收到为一部医学百科全书[164]撰稿的邀请，这使我对失语症的理论进行了研究。当时，这一理论被韦尔尼克（Wernicke）和李希海姆（Lichtheim）的观点所统治。他们片面地强调定位说。这一研究的成果是一部批判性的和纯理论性的书：《关于失语症的理论》（1891）。
但是，接下来，我必须向大家说明，科学研究为什么再一次成为我生活中的主要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