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他最早发表的对宗教问题的研究是在《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这篇论文中。
[2] 指标准版第21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3] ［人类个体对文明的这种敌对态度在本著作的前面几章起着很大的作用，两年之后，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0a）一书中义重申了这个问题，并对此进行了更全面的探讨。］
[4] ［“Masse”这个德文词有非常广博的含义。在弗洛伊德的《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中，由于特殊原因而把它译作“群体”（group）。此处译作“群众”较为合适。］
[5] ［但是，请参见《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后面第122页以下的某些论述，以及《为什么有战争？》（1933b）中的两个论点。］
[6] ［见《自我与本我》（1923b）第三章，标准版，第19卷，第28页以下。］
[7] ［例如，参见《作家与白日梦》（1908e）。］
[8] ［这是弗洛伊德做的一个真实的梦，曾在《释梦》（1900a）第六章论述过，见标准版，第5卷，第454～455页。］
[9] ［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论文中的第六部分，标准版，第13卷，第146页以下。］
[10] ［弗洛伊德在最近探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时曾使用过同样的表述方法，并且在25年前，虽然是在一种略有不同的情况下，他也曾在25年前的论《掩蔽性记忆》（1899a）的论文中使用过这种方法。］
[11] ［见弗洛伊德《论自恋》（1914c）一文。标准版，第14卷，第87页。］
[12] ［接第三章末尾。］
[13] ［这是一个德语词汇（Bodensee），意指康斯坦茨湖。］
[14] ［这是在1904年发生的，当时，弗洛伊德已近50岁。在本文发表10年之后，他给罗曼·罗兰的一封公开信中。全面论述了这个事件（1936a）。］
[15] ［福考特（J.B.L.Foucault，1819～1868），于1851年借助钟摆证实了地球的周日运动。］
[16] ［“因为它荒谬，所以我才相信。”这句话引自古代基督教雄辩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
[17] 我希望我如此对待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公平的，就是说，如果我把“好像”哲学作为一种观点的代表，这种观点并非与其他思想家无关，那么，“我们不仅把无关紧要的理论工作作为假设而包括在内，而且把产生于最崇高思想的概念结构也作为假设包括在内，人类最崇高的方面恰恰依赖于这些概念结构，任何人也不能剥夺这些概念结构。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想剥夺这些概念结构——因为作为实际的假设，它们仍然完整无缺；只有作为理论真理的时候，这些概念结构才会彻底崩溃。”汉斯·韦辛格（Hans Vaihinger），1922，第68页，奥格登（C.K.Ogden）的译文，1924，第48～49页。
[18] ［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a）第二章末尾的几段说明，标准版，第20卷，第95～96页。］
[19] ［“文化的敏感性”的实质，弗洛伊德曾在他的《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这篇论文的第一节讨论过。标准版，第14卷，第283页。］
[20] 代顿是田纳西州的一个小城，一个教科学的教师曾因讲课时说“人是从低等动物演化而来的”，因而触犯了本州的一项法律而受到起诉。
[21] 圣波尼费思生于8世纪，德国的德文郡，他是“德国的基督教使徒”。
[22] ［参见《图腾与禁忌》（1912～1913）第四篇。］
[23] ［弗洛伊德在他的《文明及其缺憾》（1933a）一书的末尾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a）的第三章第一部分又重申了这个问题。］
[24] ［参见《拜物教》（1927e）一文，下面第153页。］
[25] ［“梅纳特的精神错乱症”：这是一种严重的幻觉紊乱状态。］
[26] ［参见弗洛伊德《强迫性行为与宗教活动》（1907b）和赖克的著作（1927）。］
[27] ［弗洛伊德以前经常提出这种观点。例如，在1919年为他写的《达·芬奇的童年回忆》（1910c）增补的一个句子中就曾提到过，标准版，第11卷，第123页。］
[28] ［弗洛伊德后来在一些文章中对他命名的“物质”真理和“历史”真理做了区分，参见《摩西与一神教》第三章，第二部分，第七节，也请参见《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第十二章（3），编者对该问题所做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6卷，第256页。］
[29] ［莫比斯（Möebius）曾使用过这个短语（1903）。参见弗洛伊德的早期论文《“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标准版，第9卷，第199页，目前这种论点曾在这篇论文中预见过。］
[30] ［“忠诚禁律”意指关于君主政体。］
[31] ［这是在美国国家禁令发布的中期写的（1920～1933）。］
[32] ［摘自海涅的诗《德意志》（第一部分）。此处译作“不信宗教的伙伴”这个词——德语词是Unglaubensgenossen——是海涅本人用来指斯宾诺莎的。在弗洛伊德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的那本书（1905c，标准版，第8卷，第77页）里，他曾引用来作为一种特殊的诙谐技巧。］
[33] ［这是荷兰作家穆尔塔突里（Moltatuli）描写的两位孪生之神：Λóγos（逻各斯：理性）和Aváγхη（亚南克：必然性）。参见编者对《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所做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19卷，第168页。］
[34] 在许多其他著作中也涉及到了这一主题，其中有《对精神分析的抵抗》（1925e）的论文（标准版，第19卷，第219页以下），《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前几页，见前面第5页以下，以及《为什么有战争？》（1933b）的最后几段。
[35] 23年增补的一个脚注不可避免地证明了这种判断的正确性。弗洛伊德写道，因为在那时“我自己不得不主张存在着一种‘攻击性本能’，但它不同于阿德勒的。我宁愿把它称作‘破坏本能’或‘死的本能’。阿德勒的本能实际上更具有自我肯定本能（self-assertiveness）的性质。”
[36] 非常感激她允许我们在这里重新引用它。整个这一段话也将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琼斯，1957，第494页）的附录A（第33号）中发现（一个不同的译本）。在这封信之前不久写的《有终结的分析和无终结的分析》（1937c）这篇论文的第六节中，弗洛伊德对这个主题做了探讨。
[37] ［《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见第5页。］
[38] “大海般的感受”（“oceanic feeling”）义同omnipotence，即“全能感”、“全知感”。人本主义心理学创始人马斯洛（A.H.Maslow）将“大海般的感受”视为人的“高峰体验”（peak-experience）之一。——中译者
[39] ［1931年增注］李鲁里（Liluli，1919）。——自从他的《拉玛克里纳传》（1929）和《维夫卡南达传》（1930）两本书出版以来，我再也无需隐瞒这个事实，即书中提到的这位朋友是罗曼·罗兰。（在《一个幻觉的未来》出版之后不久，罗曼·罗兰便写信给弗洛伊德，在1927年12月5日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种“大海般的感受”。）
[40] 克里斯蒂安·底特里奇·格莱伯（Christian Dietrich Grabbe，1801～1836），在《汉尼拔》中写道：“确实，我们不会抛弃这个世界。我们永远和它在一起。”
[41] ［在《自我与本我》（1923b）的编者导言中可以发现对弗洛伊德使用“自我”（ego）和“自身”（self）这两个术语所做的一些说明。］
[42] ［参见《施莱伯案例史》第三节的一个脚注（1911c），标准版，第12卷，第69页。］
[43] 在自我发展和自我感受这个论题方面的著作是卷帙浩繁的，参见从费伦茨算起（《现实感的发展阶段》，1913）到费德恩（Federn）的贡献（1926，1927及以后）。
[44] ［在这一段中，弗洛伊德是在重温一些熟悉的根据。不久以前，在他的《否定》（1925h，标准版，第19卷，第236～238页）这篇论文中他曾讨论过这件事。但是在几次更早的场合他也曾探讨过。例如，参见《本能及其变化》（1915c，同上，第14卷，第119和134～136页）以及《释梦》（1900a，同上，第5卷，第565～566页）。确实，它的实质可在1895年的《科学心理学设计》一文中发现，第一部分，［1］［2］［11］和［16］（弗洛伊德，1950a）。］
[45] ［《科学心理学设计》（1895）的“特殊活动”。］
[46] ［参阅《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标准版，第12卷，第222～223页。］
[47] ［弗洛伊德于1907年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1901b）的最后一章第六节补加了关于这个主题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6卷，第274～275页。］
[48] ［根据《剑桥古代史》第7卷（1928）中《罗马的建立》，作者是休·拉斯特（Hugh Last），“不朽城”是罗马的别称。］
[49] 这是歌德的诗《讽喻诗》！（Zahme Xenie Ⅸ）。
[50] ［无法追寻这句引文的出处。］
[51] 威廉·布什（Wilhelm Busch）在《虔诚的海伦》（Die Fromme Helene）一书中说的也是同一回事“心事重重的人也喝白兰地”。
[52] 确实，歌德告诫我们：“没有比长时期的幸福时光更令人难忍的了。”但是，这可能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53] 当一个人身上并没有特别的倾向强制规定其生活兴趣的方向时，一切为了生计所能做的日常工作，可以起到伏尔泰明智的忠告所提倡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要在有限的篇幅之内精确地探讨为力比多有效工作的意义是不可能的，强调工作的重要性，比使个体更紧密地同现实联系起来的任何其他生活技巧都具有更大的作用；他在工作中至少是和现实的一部分，即和人类社会紧密联系的。可以说，工作的有价值，是因为工作和与工作相连的人类关系所提供的机会，大量地排放了力比多的部分冲动（自恋的、攻击性、甚至爱欲的冲动），正如因为工作对生存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和在社会上存在是合理的一样。当维持生计的日常工作可以经过自由选择的时候，就是说，当人们通过升华作用，可以利用存在的倾向和保存其力量的本能冲动，或者因为结构上的原因而有比平常更强烈的本能冲动的时候，工作就提供了特别的满足。然而，作为一条通往幸福的道路，人类对工作的评价并不算太高。人们并不像追求其他满足的机会那样追求工作。大多数人只是迫于需要时才去工作，而且人类对工作的这种自然的反感就产生了最困难的社会问题。
[54] ［参见《对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b）和《精神分析导论》（1916～1917）第23讲。］
[55] 德文“Reiz”的意思是“刺激”、“迷人”或“吸引力”。弗洛伊德在他的《性学三论》（1905d）第1版中，以及对该书1914年版本中补加的一个脚注里（标准版，第7卷，第156页）做了同样的论证。
[56] ［这里借用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一句话：“在我的国家里，每一个人只要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办事，就能得到拯救。”弗洛伊德不久以前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e）中引用了这句话。］
[57] ［弗洛伊德在他的《力比多类型》（1931a）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他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看法。］
[58] ［1931年增注］我觉得必须指出，在上述说明中所遗留下来的至少有一个漏洞。对人们获得幸福的可能性进行讨论，不应该忽略自恋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知道，哪些基本上依靠自己的东西表示的意思是力比多的节省。
[59] ［两年以前，弗洛伊德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的前面几章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个问题。］
[60] ［这个词的翻译，请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的编者注。］
[61] ［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前面第6页。］
[62] 精神分析的材料虽然还不完全，不能对此加以明确的解释；但精神分析允许对人类成就的起源进行预测——听起来这是够荒唐的。在原始人接触到火时，他好像有了一种习惯，用“排尿灭火”来满足与火相关的“婴儿情欲”（infantile desire）。我们现在所知的传说表明，原始人把向上喷出的“火舌”看作具有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意义。“排尿灭火”——这个主题曾被英国作家斯威夫特（Swift）所著小说《格列佛游记》中的“小人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作家拉伯雷（Rabelais）所著小说《巨人传》中介绍过——因此它代表男人的一种性活动，一种在同性恋的竞争中性潜能的享受，第一个否认自己有这种欲望并节俭用火的人能够随身带着火种，用火来为自己服务，通过控制自己的性兴奋之火，他能够把作为一种自然力量的火制服。这个伟大的文明的胜利因而是对忍住不去满足本能的一种奖赏，而且就好像男人已把女人作为被他制服的火的守护者而放在炉边，因为女人的解剖特征使她不可能受这种欲望的诱惑。令人惊异的是，精神分析的发现在野心（ambition）、火和尿道性欲（urethral erotism）之间的密切联系方面证明得是多么规则——［弗洛伊德早在《对“杜拉”的分析》［（1905e）1901]就指出了撒尿与火之间的联系，与野心的联系则指出较晚。在后来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生气及其控制》（1932a）的编者注中可找到全部参考文献。］
[63] ［原文是英文，莎士比亚的这句话实际上在莎士比亚的原作中没有发现。但是，“大自然可怜的小不点儿”这几个字出现在乔治·威尔金斯（George Wilkins）的小说《泰耶尔的佩里克斯王子的痛苦历险》中，这些话是佩里克斯对他刚出生的女儿说的。这本书是1608年印行的，恰好在莎士比亚的戏剧发表之后，有人认为威尔金斯曾助过一臂之力。据说弗洛伊德并不熟悉这句话，对于它的出现，在乔治·布兰迪斯（Georg Brandes）论莎士比亚的一部名著中，讨论佩里克斯的起源时做过解释，在弗洛伊德图书馆里有该书的一个德文译本（布兰迪斯，1896）。人们都知道他非常欣赏这位丹麦评论家（参阅琼斯，1957，第120页）。在他的《三个小匣子的主题》（1913年以后）的论文中也引用了同一本书。］
[64] 修复术［或弥补术（prosthesis）］是一个医学术语，指人造的身体附属品，以补偿某一失去的或不适宜的部分，例如假牙或假肢。
[65] ［纳也纳郊区一些森林覆盖的小山。］
[66] ［法国国王路易十四。］
[67] ［麦吉奥尔湖中的著名岛屿，在马伦戈战役之前几天，拿破仑曾访问过该岛。］
[68] ［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
[69] ［参见《性格与肛欲》（1908b），琼斯（1918）和其他人对此也作出了很多贡献。］
[70] ［弗洛伊德已经提到了在“文明过程”中起某种作用的另外两种因素：性格形成和升华作用。］
[71] ［弗洛伊德在后面第122页和第139页以下又回到了作为一个“过程”的文明的问题。在他给爱因斯坦的公开信《为什么有战争？》中再次提到了它。］
[72] 性过程中的有机体周期性确实在持续着，但它对心理的性兴奋的影响似乎已完全改变了。这种改变似乎是和嗅觉刺激的减少联系着的，月经过程是借助于嗅觉刺激而在男人的心理上产生性兴奋的。它们的作用，被视觉兴奋所代替，视觉兴奋能够永久地活动，而不像嗅觉刺激那样时断时续。月经的禁忌在这个“器质性压抑”中有它的起源，器质性压抑就像一个屏障隔断了已被超越的发展阶段：它的所有其他的动机可能是第二性的［参见达利（C.D.Daly），1927］，当前一个文明时期的神变成下一个时期的魔鬼的时候，这个过程就在一个不同的水平上义重复了一遍。嗅觉刺激重要性的降低本身似乎就是人类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结果，就是人类采取直立方法的结果。这样，以前曾被隐藏着的他的生殖器就可以被看见了，因此需要加以保护，也使他产生了一种羞耻感。所以，人的直立姿势代表文明进化这一重大过程的开始，发展的链索就是在那时通过降低嗅觉刺激的重要性和月经期间的分离而由此前进的。到了视觉刺激处于首要地位的时代，生殖器官的显露，又进一步发展直到性兴奋成为经常的事和伴随着家庭的建立，于是就达到了人类文明的阈限。这只是一种理论的推测，但是，非常重要的是，用和人类同源的动物的发展过程做参照来仔细地检查是值得的。有一个社会因素在趋向清洁的文明冲动中起作用，这个社会因素是不会弄错的，后来的卫生学也认为是有道理的，但这些因素在得到人们的赏识之前，就表现出来了。这个趋向清洁的冲动起源于力求放弃使感知觉难以忍受的排泄物。我们知道，在幼儿当中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排泄并没有引起儿童的反感，排泄物作为从他们自己的身体上分离下来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是很宝贵的。对儿童的训练特别费劲；训练的目的是加快这种发展过程，这样一来排泄对儿童来说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就是令人厌恶的、可怕的和可鄙的。要不是这些排泄物注定会因为它们的强烈臭气超过人降生以来所受到的嗅觉刺激的话，这种价值的颠倒就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这个命运在一个人开始直立行走之后就比嗅觉刺激重要了。因此肛欲从一开始就附属于为文明打开通路的“器质性压抑”。在肛欲的进一步变化中十分活跃的这个社会因素的存在和这个事实一同起作用，即无论人类一切进化过程如何，他自己排泄物的气味对他来说还不是令人不快的，迄今只有别人的排泄物令他不快。例如一个不讲卫生的人——不除掉他的粪便——就会使别人很生气，他丝毫也不考虑别人。这是一个以最普遍、最强烈的辱骂为例的事实。假如狗不因它有两个特点而受到人们辱骂：首先，狗是嗅觉灵敏的动物而又从不厌恶排泄物；其次，狗并不为其性交活动而感到羞耻，那么，人们竟会用他在动物界这个最忠实的朋友的名字来骂人就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参见编者注，前面第60页以下，对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观点的历史所做的一些说明］
[73] ［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原始家庭”，他更经常地称之为“原始部落”（primal horde）；它和阿特金森（Atkinson）所谓的“巨大家庭”（Cyclopean family）是相当的，这个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阿特金森。关于这一切，可参见标准版，第13卷，第142页以下。］
[74] ［德文“Recht”的意思既指“权利”（right），也指“法律”（law）。］
[75] ［这种补偿就是获得某种安全的措施，见第115页。］
[76] 有一本小说，我很久以前就对它评价极高，这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作家，是英国人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写的，他今天已获得了普遍的承认；这本小说叫《苹果树》，它以非常动人的、令人信服的方式表明，现代文明人的生活再也没有两个人之间简单的自然之爱的任何地盘了。
[77] 以下的考虑将会支持上述观点。人也（和其他有机体一样）是一个有明确的两性素质（bisexual disposition）的动物有机体。个体代表两个对称物各一半的融合，根据许多权威人士的观点，个体的一半纯粹是男性，另一半是女性。同样可能的是，每一半最初都是雌雄同体的，性是一个难以用心理学来评价的生物学事实，虽然它在心理生活中具有非凡的重要性。我们习惯上说，每一个人都表现出男性和女性的本能冲动、需要和属性，但是，男性和女性的特点只能在解剖学中，而不能在心理学中得到证明。就心理学而言，性的对立逐渐消失，变成了主动和被动的对立，我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把主动和男性等同起来，把被动和女性等同起来，这种观点并没有在动物界得到普遍的证实。雌雄同体的理论还是很模糊的，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必须痛苦地承认，只要这种不利的情况依然存在，我们就无法和本能的理论结合起来。不管怎样，如果我们假定这是一个事实，每一个人都有需要在他的性生活中得到满足的男性和女性的欲望，那么，我们将准备接受这种可能性，就是说，这些需要不会在同一个对象身上都得到满足，假如这些需要不能分开，以便使每一种冲动进入适合于它的特殊渠道，那么，这些需要就会相互干扰。另一个困难来自这种情况，直接侵犯的方法常常伴随着一种性关系，此外还有遗传的施虐狂成分。爱的对象并非总是用农妇所表现的理解和忍耐程度来看待这些并发症的，这位农妇抱怨说，她的丈夫不再爱她了，因为他已经一个星期没有打她了。但是，最深刻的推测是，在这里我又回到前面［第99页以下的脚注］的说明，全部的性欲（不仅肛欲）都要受到威胁，都要成为人们采取直立姿势并且降低嗅觉的价值所引起的器质性压抑的牺牲品，这样，从那时候起，性功能就和无法做进一步解释的反感（repugnance）联系起来了，它在完全满足的道路上设下了障碍，并且迫使性功能离开它的性目的而朝向力比多的升华和移置作用，我知道布洛伊勒（Bleuler，1913）曾经指出，确实有这种拒绝性生活的基本倾向。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对这个事实表示反对，即“我们出生在尿和粪之中”。生殖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嗅觉受到强烈的刺激，这种嗅觉是许多人所无法忍受的，它往往破坏人们的性交。我们将会发现，这种新的生命形式的器质性防御（organic defence），作为和文明相匹配的性压抑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和动物存在的最早期形式相对的直立姿势同时开始的，是以奇特的方式和常常表现出的庸俗偏见相一致的一种科学研究的结果。但是，这些结果目前只是一些未最后确定的可能性，还没有在科学上得到证实。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尽管嗅觉刺激的重要性不可否认地降低了，但是，甚至在欧洲的许多民族中还有人珍藏着像催欲剂这种具有强烈生殖味道的东西，这是我们强烈反对的。但是，他们却拒绝放弃。［参阅，伊万·布洛赫（Iwan Bloch）关于性生活中嗅觉的问卷中所获得的民间传说的收藏品，发表于弗里德里希·s克劳斯（Friedrich.sKrauss）的《食人生番》的不同卷本中。］［关于为“男性”（maleness）和“女性”（femaleness）找到一种心理学意义的困难，参见1915年给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d）的第三篇文章所增补的一个长脚注。（标准版，第7卷，第219～220页）——弗洛伊德在1896年1月1日寄给弗利斯（Fliess）的第1l份未发表的草稿中，第一次说明了性器官与排泄器官之间的近似性所造成的重要后果。他经常回顾这个要点。例如，参阅《对“杜拉”的分析》（1905e［1901］），标准版，第7卷，第31～32页，以及关于《爱情心理学》的第二篇文章（1912d），同上，第11卷，第189页。也请参见前面第60页以下的编者注。］
[78] ［例如，参见上面第103页关于对弗洛伊德使用“心理惰性”（psychical inertia）这个概念的一些一般的说明，见编者对弗洛伊德（1915f，标准版，第14卷，第272页）所做的一个脚注。］
[79] ［参见第94页。也请参见《“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标准版，第9卷，第199页。］
[80] 一个伟大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可能允许自己（至少是诙谐地）表达出那些受到严重责难的心理学的真理。因此，海涅承认：“我的观点最具有和平的倾向。我希望能有一间茅草屋的陋舍，但有一张舒适的床，精美的食品，最新鲜的牛奶和黄油，花儿摆在我的窗台上，门前有几棵高大的树；假如善良的上帝想使我得到完全的幸福，他将同意让我享受这样的快乐，看到我的六七个敌人被吊在这些树上。当我的心中充满感动的时候，我将会在他们临死之前，饶恕他们活着时对我做下的孽。确实，一个人必须饶恕自己的敌人——但在他们被判处死刑之前不要饶恕。”（《思想与怪念头》［第一节］）
[81] ［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第五章。弗洛伊德在后面第42页以下又回到了“爱邻犹爱己”这个圣训的问题上来。］
[82]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对人，就像狼一样残忍。”引自普劳图斯（Plautus）的《阿西娜丽亚》，第二幕，第四场，第88句。］
[83] 任何一个在年轻时吃过贫困苦头的人和受到那些有产者的冷漠和傲慢的人应该免除这种怀疑，他对致力于同人类财富的实际不平等和由此引起的一切作斗争的努力并没有理解，或者没有这种好感。当然，如果试图把这种斗争建立在一个抽象的要求上，即以正义的名义为所有的人谋求平等，就一定会遭到明显的反对——因为大自然从一开始就是不公正的，她以很不平等的方式赋予每个人不同的体力和心理能力，对这种不平等人们是无能为力的。
[84] ［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六章的一个脚注，标准版，第18卷，第101页注。在《精神分析新论》（1933a）的第33讲靠近末尾处，对这个观点有一个较长的讨论。］
[85] ［参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的第六章和《处女的禁忌》（1918a），标准版，第11卷，第199页。］
[86] ［德文“psychologische Elend”（心理匮乏）似乎是让内（Janet）的“misère psychologique”（心理贫困）这个短语的翻版，他用该术语来描述不能进行心理综合的神经症患者。］
[87] ［参阅《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
[88] ［对弗洛伊德本能理论的历史所做的某些说明将在《本能及其变化》（1915e）这篇论文的编者注中找到，标准版，第14卷，第113页及以下几页。］
[89] 《世界指南》（Die Weltweisen）。
[90] ［在《关于用“焦虑性神经症”将一种特殊综合症与神经衰弱相区别的理由》（1895b）的论文的第二节中。］
[91] ［像柏拉图（Plato）所使用的那样。见《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c）第四章，标准版，第18卷，第99页。］
[92] ［在这一方面请参阅《自我与本我》的编辑附录二，标准版，第19卷，第63页。］
[93] 在更多地传播爱欲这种不懈倾向和本能的一般保守性之间的对立现在变得非常引人注意；它可能成为研究更深入问题的出发点。
[94] ［参阅《超越快乐原则》（1920g）。］
[95] ［见编者导言中对此所做的一些评论，上文第61页及以下几页。］
[96] 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我们发现邪恶原则有一种非常惊人的与破坏本能认同的作用。那就是全部的东西，应该结束了——并不存在的一切。你把这一切称之为罪孽——简称邪恶和毁灭——证实了这就是自然的威力。魔鬼自称为对手的，不是什么神圣和善，而是创造和复活生命的自然力量，这就是“爱欲”：无数的细菌，来自空气，来自水里，像从土壤里萌芽，长起，干、湿、冷、热，都能迅速地繁殖！若非我给火焰一块居留之地，那就什么也不能留给我自己。［这两段话都摘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幕。是贝亚德·泰勒（Bayard Taylor）翻译的。在《释梦》（1900a）的第一章（十）第二段中有一个短暂的引喻，标准版，第4卷，第78页。］
[97] 我们现在的观点可以大致上用这种说法表示出来，即力比多参与了每一种本能的表现，但是，并非那种表现中的一切都是力比多。
[98] ［见《超越快乐原则》（1920g），在该书中随处可见。］
[99] ［我们还可以更明确地补充几句，这种为生存而做的斗争所采取的形式一定是在某些还有待发现的事件之后被确定下来的。］
[100] ［“Eiapopeia vom Himmel”（天国催眠曲）。是海涅的诗《德意志之歌》中的一句引文。］
[101] ［参阅《受虐狂的节制问题》（1924c），标准版，第19卷，第166～167页。］
[102] 这使我们想起卢梭（Rousseau）的名言。［卢梭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弗洛伊德的《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1915b）这篇论文中全文引用，标准版，第14卷，第298页。］
[103]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会理解和考虑到，在这个描述性的概括研究中，由于逐渐的变化而在现实中出现的事情被明显地区分出来了，这不仅是关于超我的存在，而且是关于它的相对强度和影响范围。再者。上述关于良心和罪疚的论述都是常识，这几乎是无可争辩的。
[104] ［弗洛伊德早先曾讨论过这种悖论。例如，参见《自我与本我》（1923b）第五章，那里还提供了其他参考资料。］
[105] ［“Heiligkeit”（神圣，虔诚）。弗洛伊德在其他一些文章中讨论了同一个术语，用于“神圣”（sacredness）这个不同的意义上。参阅《“文明的”性道德与现代神经症》（1908d）这篇论文。］
[106] 这种由于厄运而增加的道德感已经在马克·吐温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我偷的第一个瓜》里阐明了。这个瓜恰好是个不熟的。我听到马克·吐温在他的一次讲演中讲了这个故事。在他说出题目之后，他停下了，并用怀疑的腔调自问：“这是第一次吗？”整个故事就是这样的，第一个瓜显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最后一句话是1931年补加的。——在1898年2月9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弗洛伊德说他在几天以前参加了马克·吐温的一次读书演讲会。（弗洛伊德，1950a，信83）］
[107] ［对于以色列人与其上帝之间关系的更广泛的阐释，可在弗洛伊德的《摩西与一神教》（1939a）中找到。］
[108] ［“Gewissensangst”（内心谴责）。对这个术语的某些说明将在《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第七章的一个编者脚注中找到，标准版，第20卷，第128页。］
[109] ［正如麦勒尼·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其他英国作家所正确强调的那样。］
[110] 在《完整人格的精神分析》（1927）一书中，弗朗茨·亚历山大（Franz Alexander）在和艾奇霍恩（Aichhorn）做的青少年非社会行为的研究方面《任性的青年》，讨论了这两种主要的病因学训练方法——过分的严厉和溺爱。“过分宽容和溺爱的父亲”促使儿童形成了过分严厉的超我，因为当儿童面临对他的爱时，他无法安置它的攻击性，而只能把攻击性转向内部。而在没有得到任何爱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年犯罪的儿童，则往往缺乏自我和超我之间的紧张；他们的攻击性可以指向外部。因此除了任何可能表现出来的素质因素之外，可以说，严酷的良心来自环境中这两种因素的联合作用：本能满足的剥夺引起了儿童的攻击性。他所体验到的爱把这种攻击性转向内部，在内部则被超我所接受。
[111] ［《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43页。］
[112] ［这是歌德的《威廉·麦斯特》中“竖琴师之歌”的一段。卡利尔（Carlyle）翻译。前两行诗在弗洛伊德《论梦》（［1901a］，标准版，第5卷，第637页和第639页）这本小册子中是通讨一个梦的联想而出现的。］
[113] “因此，良心的确使我们大家都变成懦夫……”目前，对年轻人的教育往往把性欲在他们生活中将起的作用瞒着他们，这种情况还不是我们对它提出的唯一责难。不使年轻人对攻击性有所准备也是个错误，因为年轻人注定要成为攻击的对象。让年轻人带着这种不真实的心理倾向进入生活，无异于让人穿着夏装，带着意大利湖泊的地图赴南极考察。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标准在某种程度上被误用了。假如教育说：“这是为了使自己幸福和使别人幸福，人们所应该做的，但是你们必须对人们不喜欢这样做给予认真的考虑。”那么，这些标准的严厉性就没有什么害处。但是相反，教育就会使年轻人相信，每个人都是遵守道德标准的，就是说每个人都是善良的。因此，年轻人也应当具有道德的要求正是以这种说法为基础的。
[114] ［在此德文是“Schuldbewusstsein”，而不是“Schuldgefühl”。后者是弗洛伊德使用最多的术语。除其字面含义外，它们是同义词，这两个词在日常英语中均被译为“罪疚感”或“内疚感”。上述的情况则例外。］
[115] ［参见《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第八章，标准版，第20卷，第132页。情感被描述为“潜意识的”是不妥的。（参见《自我与本我》，标准版，第19卷，第22～23页）］
[116] “Unbehagen”（不适，不愉快）：这个词在这本书的题目中出现过。
[117] ［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
[118] ［《图腾与禁忌》（1912～1913），标准版，第13卷，第153～155页。］
[119] ［我们无法追溯这个更早期的观点源自何处。］
[120] 尤其是厄内斯特·琼斯、苏珊·艾萨克（Susan Isaacs）和麦勒尼·克莱因采纳了这个观点；而且我还知道赖克和亚历山大也采纳了这个观点。
[121] ［参见《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中的某些说明，第43页。］
[122] ［最后一句话是1931年补加的——此时，希特勒的威胁已开始明显表现出来。］
[123] 参见《精神分析新论》（1933a）末尾的一个编者脚注，在第179页，另一个在后面第215页（指标准版第22卷页码，下同。——中译者）。
[124] ［“Das Verhngnis des Krieges”，弗洛伊德引用爱因斯坦的原话，但在第199页做了不同的翻译。］
[125] ［最初“Recht”和“Macht”这两个词在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的信中到处都用。遗憾的是，在翻译时必须牺牲这种写作风格上的统一性。“Recht”一般译为“公理”、“法律”和“公正”，而“Macht”译为“强权”、“力量”、“权力”。］
[126] ［见第177页脚注。］
[127] ［乔治·克里斯托弗·利希腾贝格（1742～1799）是弗洛伊德所喜爱的一位作家。本文的类比已在《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一书中引用过（1905c），标准版，第8卷，第86页。在那本书里可以发现利希腾贝格的大量机智的短诗。］
[128] ［参阅《文明及其缺憾》（1930a）第五章中对此所做的讨论，标准版，第21卷，第109页及以下12页。］
[129] ［参阅《精神分析新论》（1933a）第35讲的一些说明，前面第171页。］
[130] ［见第179页脚注②。］
[131] ［参阅第198页编者注。］
[132] ［我们在第179页的一个脚注中解释过，关于一种“文明过程”的观点可追溯到弗洛伊德的早期。但是他又做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摩西与一神教》的第三篇论文中（1939a），特别是在第二部分的第三节，以相当不同的术语做了重要的探讨。它的两个主题特征（就像在派生于埃克赫那顿的摩西宗教中所例证的那样）与在这里所提到的特征是相同的——理智生活的增强和本能的克制。］
[133] 这些讲演最先（以英文）发表在《美国心理学杂志》上，第一版的德文稿发表时所用的题目为《论精神分析》（1913）。
[134] 我的文章题为《多事的年月》，是由A.A.布里尔博士翻泽的。此文为这部著作第2卷第73章。
[135] ［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这一章的以下部分以小号铅字排印。］
[136] ［参见《中小学男生心理学的一些想法》（1914），标准版，第13卷，第240页英文注。］
[137] ［关于这一点，在《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一文的跋中有详细叙述。见标准版，第20卷，第25页英文注。］
[138] ［这句话和下面那句话是1935年增补的，1948年德文版却将其偶然地删掉了。］
[139] ［卡尔·布鲁尔这个名字是1935年增补的，但1948年又删除了。据佩斯塔洛齐（Pestalozzi）考证（1956），这篇散文（写于1780年）的真正作者是一位叫托波勒（G.C.Tobler）的瑞士作家。歌德是在半个世纪后偶然发现这篇散文的，由于记忆错误把此文收进自己的著作之中。这篇文章在弗氏本人的一个梦中起过重要作用（见标准版，第5卷，第441页）。据说，关于这次讲演，弗洛伊德为维也纳一家报纸写过一篇评论，但现在已无从查证。］
[140] “紧密团结的大多数人”（compact majority），是易卜生的《人民公敌》第二幕中，小商人与少数官僚分子进行斗争时剧中人讲的一句话。参见标准版，第20卷，第274页英译注。——中译者
[141] 见歌德《浮士德》第四幕，第一场。——中译者
[142] ［厄恩斯特·魏尔海姆·冯·布吕克（1819～1892），生理学教授。］
[143] ［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846～1926），是布吕克的生理学教授继承人。］
[144] ［厄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1840～1891），著名物理学家和生理学家。］
[145] ［这句话和上句的最后一个分句是1935年增补的，1948年删去了。］
[146] ［《释梦》中对这一时期的情况叙述较多，见标准版，第5卷，第480页以下。］
[147] ［维也纳综合医院，是维也纳市最主要的医院。］
[148] ［西奥多·梅纳特（1833～1892），精神病学教授。］
[149] ［路德维希·埃丁格尔（1855～1918），柏林著名的神经解剖学教授。］
[150] ［赫曼·诺斯纳格（1841～1905），内科学教授。］
[151] ［让·马丁·沙可（1825～1893），巴黎神经病理学教授。他逝世时弗洛伊德写了一篇很长的纪念文章。］
[152] ［数量为600弗罗林，当时价值不到50英镑或250美元。弗洛伊德关于去巴黎和柏林访问的正式申请报告现已找到了。］
[153] 原文系法语，意思是说我口语很差（运动性失语症），但翻译能力尚可，并未患感觉性失语症。感觉性失语症这里指不能辨认或感知，理解书面语言的含义。——中译者
[154] ［弗洛伊德在1896年12月4日写给弗利斯（Fliess）的一封信中，把这句话作为计划中的一本书里关于癔症心理学的一章的一句“令人满意的箴言”（但这部书最终没有写成）。这句话常常被引用为：“进来，这里也有众神。”莱辛在他的剧本《智者纳且》中也把这句话作为箴言而采用。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四篇》（De Partib.Animal），第10卷，第5章中，以这句话的希腊语形式，将其作者归为赫拉克利特。］
[155] ［弗洛伊德在他译的沙可著作中有一个注释，意思是这句话是专门向他说的。］
[156] ［约7年以后，弗洛伊德在法国发表了这一课题的论文。］
[157] ［马克斯·卡索维茨（1842～1913），维也纳儿科专家。］
[158] ［阿道夫·巴金斯基（1843～1918），是一份儿科医学杂志的编辑。弗洛伊德曾把自己关于神经病学的论文摘要投送给此刊物。］
[159] ［这一细节在琼斯所著《弗洛伊德传记》（1953）的第6章中有详细叙述。］
[160] ［列奥波尔德·克尼斯坦（1850～1924），眼科学教授，是弗洛伊德终生的朋友。］
[161] ［在1924年版本中，这里是“我当时的疏忽”。1935年改成“研究的中断”。1948年版本则未作这种改动。］
[162] ［弗洛伊德和梅纳特的关系，在《释梦》（1900）中有所论述。见标准版，第5卷，第437～438页。］
[163] ［这里肯定是弄错了，因为弗洛伊德翻译的第一本伯恩海姆的著作是他去南锡以前出版的，第二本才是1892年出版的。］
[164] ［这部百科全书是维拉莱特（Villaret）的《袖珍词典》，弗洛伊德为之撰写的文章都没有署名，很难断定作者。］
[165] ［布洛伊尔（1842～1925）。就在这部自传刚刚出版不久，布洛伊尔去世了。弗洛伊德为此写了关于他的更详细的文章。］
[166] ［这一段和下一段的这一主题，在《癔症研究》（1893～1895）一书的编者序言中有更为详细的讨论。］
[167] ［阿道夫·冯·斯图吕贝尔（1853～1925），德国著名神经病学家，对《癔症研究》一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168] ［弗洛伊德在1899年1月3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提到霭理士所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于前一年十月出现在《精神病学家和神经病学家圣·路易》一书中，文章内容是关于“癔症与性欲冲动之关系”方面的，而且，这篇文章“始于柏拉图，终止于弗洛伊德”。］
[169] ［在写完这个自传后不久，弗洛伊德在《抑制、症状和焦虑》（1926）中又进一步讨论了这一问题。他关于这一主题的一些其他论述目录，可以在他的《“野蛮的”精神分析》（1910）一文的编者脚注中找到。］
[170] ［关于这一细节，弗洛伊德在他晚年未及完成的一篇论文片断中进行了详细论述。这篇文章题目是《精神分析的一些基本教训》（1940）。］
[171] ［这一段在1924、1928和1948年各版中均用小号铅字印刷。］
[172] ［弗洛伊德最早宣布他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见于他在1897年9月21日给弗利斯的一封信中。他在一篇关于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的论文中，公开宣布自己改变看法，这篇论文见标准版，第7卷，第274页。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弗洛伊德才解释说，他的患者的这些幻想，事实上最早是与其母亲有关，而与其父亲无关（见他的论文《论女性性欲》第三部分）。］
[173] ［1935年增注］有关幼儿性欲的资料是从对于男性的研究中得来的，从中演绎出的这一理论与男性儿童有关。很自然，人们也希望在两性之间能够发现一种完全相似的东西，但后来却证明这一想法不能成立。进一步的调查和思考证明，在男女的性发展之间存在有相当重大的差异。女婴的第一个性爱对象（同男婴一样）是其母。在一个女人能够到达其正常发展的目标之前，她不仅要改变其性爱对象，而且要改变其主要的生殖器区域。从这一事实来看，异议便会产生，并且可能出现一些在男性身上不存在的抑制的可能性。［实际上，弗洛伊德在这本书出版之前便开始怀疑这种两性性欲发展的对称性，最明显的是表现在《俄狄浦斯情结的消解》（1924）这篇文章中。在紧接这篇文章之后的另一篇《两性解剖差异所带来的心理后果》的文章中，他开始充分地发展了他的新观点。见标准版，第19卷，这篇文章的编者注。］
[174] ［1935年增注］这一潜伏期是一种生理现象。然而，只有在如下类型的文化组织中，它才能导致性生活的完全中断，在这些文化组织中，对幼儿性欲的压抑，构成了这种文化组织作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大多数原始人群中，这种现象并不出现。
[175] ［见标准版，第7卷，第191页。］
[176] ［参见“小汉斯”的分析。］
[177] ［1935年增注］鉴于做梦的功能常常失败，所以梦可以被恰当地概括为一种愿望满足的企图。亚里士多德把梦看作是睡眠中的心理生活的古老定义，现在仍然适用。我把我的那本书不是称作《梦》而是称作《释梦》是有原因的。
[178] ［尤金·布洛伊勒（Eugen Bleuler，1857~1939）瑞士精神教学家，苏黎世国家精神病院院长。］
[179] ［参见在大战期间（1915）所写的《对目前战争与死亡的看法》中的一段。］
[180] ［这一段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均用小号铅字印刷。］
[181] ［在德文版里，这一段话为“……有这么一些地方团体：维也纳，柏林、布达佩斯、苏黎世、伦敦、荷兰、纽约，全美（Po Pan-America）、莫斯科和加尔各答。”作者尤其赞成英文版的这一改动。］
[182] ［参见弗洛伊德所写的关于普特南的悼文和为他的一个文集所作的序言。］
[183] ［参见弗洛伊德（1919年）为《精神分析与战争神经症》一书所写的导言。］
[184] ［事实上，在写完这一自传后，弗洛伊德又活跃地工作了十几年。］
[185] ［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在标准版，第19卷中《自我与本我》的附录二中找到。］
[186] ［有关弗洛伊德本能观点的发展的论述，可以在标准版，第14卷中的《本能及其变化》（1915）一文的编者前言中找到。］
[187] ［这一段此处以下的全部剩余部分，都是1935年增补的，但遗憾的是，在1948年德文版全集中删去了。］
[188] ［如琼斯所说，所有这些文章实际上都是在1915年写的。同时还有其他7篇文章，这7篇文章现在已经找不到了。见标准版，第14卷，“关于心理玄学的几篇论文”的编者导言。］
[189] ［这一段在1921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用小号铅字印刷。］
[190] ［弗希纳的影响尤其见于“恒常性原则”（参见标准版，第18卷，《超越快乐原则》）以及心理图式的概念（参见标准版，第5卷，《释梦》）。也可参阅弗洛伊德论述诙谐的那本著作的第4章中的若干段落。］
[191] ［见弗洛伊德《再论防御性神经精神病》（1896）的第二篇论文的第三部分。］
[192] ［里克特是莱辛的喜剧《明娜·冯·巴尔赫姆》中一个滑稽而幸运的法国士兵。当他在牌桌上的不正当手段被指责为作弊时，他很惊奇：“什么，小姐？你说这叫‘作弊’？挽救败局，技巧熟练，正好知道是那一张——难道德国人就把这叫做‘作弊’？作弊！哈，多么可怜的语言，多么粗俗的德国语言！”］
[193] ［读者可不要忘记，眼下这篇论文，本来是《医学自传丛书》的一个组成部分。］
[194] 指弑父和娶母。——中译者
[195] ［1935年增补脚注］这句解释我很想把它明确地收回。我不再相信，来自斯特拉特福的演员莎士比亚是这部作品的作者，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是这样认为的。自从JT路尼的那卷《莎士比亚证伪》出版以来，我几乎相信，事实上，牛津的伯爵爱德华·德·维尔隐藏在这一笔名的后面。［1935年，英译者收到这一补充脚注的草稿时，相当吃惊。他写信给弗洛伊德，请他对此重新加以考虑——不是根据真理或者理论进行考虑,而是根据这一注释很可能给一般的英国读者所带来的影响，尤其是考虑到这本书所提到的那个不适当的作者的名字。弗洛伊德的答复相当宽容，从他一封信的摘译中可看出这一点。这封信的日期是1935年8月29日，其中写道：“……关于莎士比亚-牛津这一注释，你的意见把我置入那种以一个机会主义者面目出现的异常情境之中。我不能理解英国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爱德华·德·维尔肯定同威廉·莎士比亚一样也是真正的英国人。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与精神分析的兴趣如此遥远，也因为你对我的谨慎非常重视，所以我准备删去这一注释，或者不用删去，只是加上一句话，如‘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我已不再想强调这一观点’，这由你来决定。另一方面，这一注释如能在英语版本中完整保留我将非常高兴。在那里不必害怕同类的自恋防御……”于是，在1935年英语版本中，脚注中有这么一句话：“因为某些特殊原因，我已不再想强调这一观点。”］
[196] ［这些提示是弗洛伊德在《释梦》的第一版中（1900）提出来的。］
[197] ［参见《作家与白日梦》（1908）。］
[198] ［这是指威廉·弗利斯（Wilhelm Fliess）。］
[199] ［这一段和下面一段在1924年、1928年和1948年版本中是用小号铅字印刷的。］
[200] ［见《自我与本我》（1923），《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1921）。］
[201] ［见标准版，第18卷，第125页以下。］
[202] ［见弗洛伊德（1913年）给普费斯特著《精神分析方法》所撰的导言。］
[203] ［1935年增注］自从我在自传中写了这几句话到现在，对儿童的精神分析，由于梅兰尼·克莱因夫人和我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的著作而特别地获得了巨大的动力。
[204] ［见弗洛伊德《非专业者的分析问题》（1926）。］
[205] ［最后这一句话是1935年增补的。］
[206] ［在德文版中，俄国被漏掉了，无疑这是很偶然的。作者同意在英文版中再把它补上。］
[207] 系标准版重点论著的符号。——中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