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从远处来观察随着精神分析介绍到一直很难对付的法国后所发生的那些症状性反应。表面看来，这种反应很像我以前所经历过的某些东西的翻版，但还是有它自己的特征。一些极端幼稚的反对意见被提了出来，如法国人的敏感被精神分析术语的学究气和粗俗所触犯（人们不禁想起莱辛那不朽的梅列涅尔的骑士里克特[192]）。另一种评论，其语气更加严肃（巴黎大学索邦学院的某一心理学教授并不认为这种评论有失他的身份），他宣称：精神分析的整个思想模式与天才的拉丁民族（génie latin）不相符合。从这里看出，那些法国的盎格鲁-撒克逊同盟者——他们被认为是精神分析的支持者——很明显是被抛弃了。听到这种评论的任何人都会猜想：精神分析曾经是日耳曼民族特性（génie teutonique）的宠儿，一生下来就被紧紧地抱在怀里。
在法国，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最初是从学者中间开始的，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记住，自从我写《释梦》开始，精神分析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医学主题了。它在德国和法国一出现，就被广泛地应用到文学和美学的各个部门，被应用到宗教史、史前史、神话学、民俗学以及教育界等中也随之开始。所有这些同医学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事实上，这些学科只是通过精神分析学才和医学有所联系。因此，用不着我在这里对它们进行详细的涉猎。[193]然而，我也不能一声不响地把它们完全忽略不提，因为，一方面，它们对于正确地理解精神分析学的实质和价值很重要，另一方面，我毕竟应诺要对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进行叙述。精神分析这些应用的大多数开端，都可以在我的著作中发现。为了满足自己的非医学兴趣，我时常对这方面有所探索。后来，其他人（不仅有医生、还有各个领域的专家）步我后尘，深入到各个不同的主题之中。但是，因为我的计划限制我只能叙述自己在精神分析这些应用中的作用，所以我只好对它们的范围和意义进行相当不充分的描述。
从俄狄浦斯情结中，引起了我的一些联想，我渐渐地认识到这一情结的普遍存在性。诗人们选择或者创造出这么一种可怕的主题，这似乎让人难以理解，而且其戏剧性处理的震撼人心的效果，以及这种命运悲剧的一般性质也同样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当人们认识到，有一个心理生活的普遍规律在其全部情绪意义上在这里被人们抓住了，那么，所有这一切便豁然开朗了。命运和神谕只不过是一种内部必然性的外化。英雄在不知不觉中，在与自己意向相违背的情况下犯罪这一事实，很明显正是他犯罪倾向性的潜意识本质的正确表现。从理解这一命运悲剧的角度来看，理解人物悲剧《哈姆雷特》只是前进了一步。人们在对《哈姆雷特》的意义毫无发现、对其作者的动机毫无推测的情况下把它赞颂了三百多年。诗人所创造的这一神经症主人公，同现实中他的无数伙伴一样，竟然由于俄狄浦斯情结而遭遇不幸，这绝非偶然。因为哈姆雷特所面临的任务，是为了那两件事[194]向另一个人报仇，而这两件事正是俄狄浦斯欲望的主旨。因而在这一任务面前，他的两臂被自己模糊的有罪感所麻痹。莎士比亚在他父亲刚去世不久便写了《哈姆雷特》。[196]我关于对这一悲剧进行分析的提示[195]，后来得以由琼斯彻底地完成。这同一范例后来被奥托·兰克（Otto Rank）用作调查剧作家选择材料的起点。在其关于乱伦主题的巨著中，他能够表明想象力丰富的作家们多么经常地把俄狄浦斯情结作为他们的创作主题，而且他还从全世界的不同文学作品中探索这种材料被转换、改造和加工的那种方式。
从这里出发，再继而设法对诗歌和艺术作品进行一般的分析，这样做是很诱人的。想象力的王国被看作是在快乐原则向现实原则进行痛苦过渡期间所设立的一块“保留地”，其目的是给在现实生活中不得不放弃的本能满足提供一种替代物。艺术家同神经症患者一样，从不能满足的现实中退出而进入这一想象力的世界；但是，与神经症患者不同的是，他知道怎样从这一想象力世界中退出，再一次在现实中站稳脚跟。他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就像梦一样，是潜意识愿望的想象满足。而且同梦一样，它们也具有妥协的性质，因为它们也不得不避免同压抑力量发生任何公开的冲突。但是，它们同做梦的这种自私、自恋的产品的区别在于，它们是被专门创造出来以激发其他人的共鸣兴趣的，而且也能引起并满足他们同样的潜意识愿望冲动。除此之外，它们还利用了形式美的感官快乐，将其作为我所说的一种“刺激性奖赏”（incentive bonus）。精神分析所能够做的就是：揭示出艺术家的生活印象、偶然经验与他的作品之间的相互关系，然后从中构筑出他的（心理）构成以及从中起作用的那些本能冲动——也就是说，他与人类所共有的那一部分。[197]例如，抱着这种目的，我选择列奥纳多·达·芬奇作为一个研究主题。这个研究是根据他所叙述的一个儿童时期的回忆，其目的主要是想对他的画《圣母子与圣安妮》进行解释。从那时起，我的朋友和学生们对许多艺术家及其作品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在我看来，从这种分析中所获得的知识，并未损害人们对某件艺术作品的欣赏。非专业人员在这方面对精神分析所寄予的希望过高，因为必须承认，它对那两个可能最使他们感兴趣的问题还不能解释清楚。它不能解释艺术天赋的本质，也不能解释艺术家工作时所使用的那种方法——艺术技巧。
我能够用詹森的短篇小说《格拉迪沃》——这篇小说本身并无特别优点——来证明：虚构的梦也能够同真梦一样被加以解释。我们在“梦的工作”（dream-work）中所熟悉的潜意识机制因而也在想象的写作过程中发挥作用。我的《诙谐及其与潜意识的关系》（1905）这本书就是直接从《释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个别问题。我的那个最好的朋友当时对我的著作很感兴趣，他告诉我说，我对梦的解释常常给他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一些诙谐笑话似的。[198]为了弄清楚他的这一印象，我开始研究诙谐笑话，并发现，笑话的本质在于人们说笑时所使用的那些技巧方法，这些方法同“梦的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样——即凝缩、置换、一个东西被其对立面或者被某个很小的东西所象征等等。这样便使我开始对人们听到一个笑话时所获得的高度快感的起因进行经济上的调查（economic enquiry）。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由于快乐奖励（亦译“前期快乐”，fore-pleasure）的出现所产生的吸引力，所以发生了保持压抑的能量消耗的短暂中止。
我本人对我自己在宗教心理学方面的贡献评价颇高。首先，我确定了强迫性行为和宗教活动或礼仪之间的显著相似性（1907）。由于迄今不理解其间较深的联系，我把强迫性神经症描述为一种歪曲的个人宗教，把宗教描述为一种普遍的强迫性神经症。后来，在1912年，荣格强有力地指出了神经症患者与原始人类的那些心理产物之间所具有的意义深远的相似性，这样便导致我把注意力转向了这个主题。我就此写了四篇文章，后来都收进一本书名为《图腾与禁忌》（1912～1913）的集子里。我在这些文章中表明：乱伦的恐惧在原始人中要比在文明种族中更加明显，并且这种恐惧曾导致了非常特殊的反对乱伦的防御措施。我考察了塔布—禁令（taboo-prohibitions，这是体现道德约束力的最早形式）与既爱又恨的情绪矛盾（emotional ambivalence）之间的关系；在所谓“泛灵论”（animism）这种原始的宇宙图式指导下，我发现了对心理现实之重要性的过高评价原则——即“思想万能”的信念——它也是巫术的根据。我彻底发展了这一与强迫性神经症所进行的比较，并证明了有多少种关于原始人心理生活的假设在强迫性神经症这种异常疾病中仍然在起作用。然而最重要的是我被图腾崇拜（亦译“图腾制度”，totemism）所吸引。它是原始部落中的第一个组织系统，在这种系统之中，社会秩序的开端与一种最初步的宗教和少数塔布-禁令的绝对控制结合在一起。被崇拜的生物基本上总是一种动物，这一氏族也声称他们是其后裔。许多迹象都说明了这一结论：每一种族，甚至那些最高度发达的种族，都曾经历过图腾崇拜这个阶段。
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文献资源[199]，是J.G.弗雷泽（Frazer）的名著（《图腾崇拜与族外婚》、《金枝》），这些著作是珍贵的事实和见解的源泉。但是，弗雷泽在图腾崇拜问题的解释上效果甚微，有好几次他基本上改变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而其他人种学家和史前史学家似乎也都同样犹豫不定，并且意见难以统一。我的出发点是，图腾崇拜的两个塔布—禁令（不杀图腾，不与本图腾氏族内的任何妇女性交）和俄狄浦斯情结的两个要素（弑父、娶母）之间的明显一致性。因此，我很想把图腾动物等同于父亲；事实上，原始人自己显然正是这样做的：尊图腾动物为氏族的祖先。接着，来自精神分析学的两个事实对我有所帮助：一个事实是弗伦茨有幸对一个儿童的偶然观察（1913），这使我有权利谈论“幼儿的图腾崇拜的再现”；第二个事实是对儿童早期动物恐惧的分析，这种分析常常表明，所恐惧的动物常常是父亲的替代者，起源于俄狄浦斯情结的那种对父亲的恐惧被转换到了这个替代者身上。这一切足以使我认识到，弑父是图腾崇拜的核心和宗教形成的出发点。
当我读了罗伯逊·史密斯（W.Robertson Smith）的著作《闪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之后，这一被漏掉的要素便得以补充。作者（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不仅是物理学家，同时还是《圣经》研究专家）向我们介绍了所谓的“图腾餐”（totem meal），这是图腾崇拜宗教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每年一次，平时被奉为“神圣”的图腾动物，当着氏族全体成员的面，被庄严地杀掉，接着大家分而食之，然后沉痛哀悼。哀悼之后，便是盛大的喜庆节日。达尔文曾猜想：人类最初生活在游牧部落之中，每一部落由一个强大、残暴和妒忌的男人所统治。当我进一步考虑这一猜想时，在我面前，从所有这些组成成分中，浮现出下面这一假设，或者我宁可说是一种想象：原始游牧部落之父，由于他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暴君，把所有的妇女占为已有，而他的儿子们，是对他具有威胁作用的竞争对手，于是被他杀死或赶跑。然而有一天，这些儿子们集合在一起，团结起来，战胜、杀死并吃掉他们的父亲，这个父亲曾经是他们的敌人，但也是他们的楷模。但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他们谁也不可能继承父权，因为大家彼此挡道。在失败和懊悔的影响下，他们学会了彼此间达成协议，在图腾崇拜的法令的帮助下，他们联合为兄弟氏族，其目的在于防止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且，他们一致同意放弃对妇女的占有权，正是因为她们，才使得他们杀死了父亲。因此他们被迫去寻找陌生的女人，这便是与图腾崇拜联系如此紧密的族外婚的起源。图腾餐是纪念那一产生人的犯罪感（或称“原罪”，original sin）的可怕事件的节日，它马上便成为社会组织、宗教和道德约束的开端。
不管我们是否认为这一可能性是一个历史事件，它确实在父亲情结（father-complex）的范围内促成了宗教的形成，并且将其置于支配这一情结的既爱又恨的矛盾情绪的基础之上。当图腾动物不再充当这位原始祖先的替代者时，人们马上对他又怕又恨，既崇敬又嫉妒，他于是就变成了上帝的原型。儿子对其父既反抗又爱慕的感情，通过一种不断妥协的方式而彼此斗争。这样做，一方面是对其弑父行为的赎罪，另一方面则是巩固其由这一行为所带来的利益。这种宗教观点最清楚地说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础。我们知道，在基督教中，图腾餐的仪式几乎原封不动地仍旧以“圣餐”的形式而残存下来。我愿意明确地提醒大家，这一权威性的观察报告并非由我提出，而是在罗伯逊·史密斯和弗雷泽的著作中找到的。
人种学家西奥多·赖克和G.罗埃姆（G.Róheim）吸收了我在《图腾与禁忌》中所发挥的这一思想内容，并在其一系列主要著作中对这些思想进行了扩充、深化或修改。我自己从那时以后，在调查“潜意识犯罪感”（它在神经症受苦动机中也起重要作用）的过程中，在试图建立社会心理学和个体心理学之间的更进一步联系的努力中，又不止一次地返回到这个思想上来。[200]而且，在解释催眠的易感性时，我还利用了这一古代的从人类发展的“原始游牧部落”时期遗传下来的思想。[201]
在精神分析的其他一些应用中，我只是间接地有所介入，尽管人们还是普遍地对它们感兴趣。从个体神经症患者的幻想，到我们在神话、传说和童话中所发现的那些群体的和民众的富有想象力的创作作品，这中间只相隔一步之遥。神话学已经成为奥托·兰克的专门领域。解释神话，将其追溯到我们所熟悉的那些儿童早期的潜意识情结，用一种人类动机的发现取代那些零星的说明，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功于他的分析成果。象征这一主题在我的追随者中也找到了许多学生。象征说（Symbolism）给精神分析带来了许多敌人，很多思想极度平庸的研究者因为象征说得到了承认而绝不能宽恕精神分析，这种承认是随着对梦的解释而出现的。但是象征说的发现不应归罪于精神分析，因为长期以来它在其他思想领域（如民俗学、传说、神话）中早已众所周知，它甚至在这些领域内比在“梦的语言”中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对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应用，我本人没有任何贡献。然而，关于儿童的性生活和心理发展的分析发现，则吸引了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使他们以一种新的观点来看待自己的问题，这却是很自然的事情。苏黎世的一位新教徒牧师奥斯卡·普费斯特（Oskar Pfister）[202]博士是这方面的一个不知疲倦的开路先锋，他也没有发现分析实践与他的宗教态度之间有什么不相容之处，尽管他的这种认识，确实是属于升华性质的认识。在许多和他并肩作战的其他人中间，我还可以提到维也纳的休·海尔纽斯（Hug-Hellmuth）博士夫人和s伯恩费尔德（Bernfeld）博士。[203]精神分析应用于健康儿童的预防性教育、应用于纠正那些虽然实际上不是神经症、但已背离正常发展轨道的儿童的实践，导致了一个具有实际的重要意义的结果。现在已不可能再把精神分析的实践限制在医生范围之内，而把非专业工作者排除出去了。事实上，一个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医生，尽管有学位文凭，但在精神分析上他也是一个外行；而一个受过适当训练的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家，他只和医生有偶然的联系，但他不仅能够对于儿童，而且也能够对神经症患者进行分析治疗。[204]
由于一个无可抵抗的发展过程，“精神分析”这个词的意思变得模棱两可了。虽然它最初是指一种特殊的治疗方法，但现在，它也已经变成了一门科学的名称——潜意识心理过程的科学。这门科学，虽然就它自身而言，几乎不能单独地对任何一个问题给以彻底的解决，但它似乎注定要在大多数各种知识领域中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精神分析学的应用范围已经同心理学一样地广泛，它已经成为心理学的最重要的补充。
现在，回顾我终生劳动所带来的这些大杂烩，我可以说，我做了许多开端性的工作，留下了许多启示。不久的将来，其中会有某些东西变为现实，尽管我本人不可能预言这些东西到底能有多少。然而我还是希望，在我们的知识中，我为一种重要的进展开拓出了一条小路。[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