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必须暂停对于精神分析内部发展过程的叙述，而转向其外部历史。到目前为止，我对精神分析的发现所作的描述，绝大部分与我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的成果有关，但我也在自己的故事中补充了很多后来的材料，而没有把我本人的贡献和我的学生及追随者的贡献区别开来。
自从同布洛伊尔分手之后，约十多年时间里，我一直没有追随者，完全是孤立的。在维也纳，大家都回避我，国外也无人注意我。1900年出版的《释梦》，专业刊物上几乎没有任何评论。我曾经在《精神分析运动史》这篇论文里，提到过与那个诊所（我在这里讲过学）里的一位助手的一次谈话，把它作为维也纳精神病学界所持态度的一个例子。这个助手曾经写过一本书，反对我的理论，但他从未读过我的《释梦》。诊所里有人告诉他说，这本书根本不值一读。就是这个人，从那时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绝承认我所提到的那次谈话，企图使人们从根本上怀疑我的记忆的准确性。我现在只能说：我仍旧坚持我当时那一陈述的每一个字。
当认识到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对时，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而且，我的孤立也渐渐结束。首先，维也纳的一小部分学生聚集在我的周围；接着，1906年后，传来这么一个消息说，苏黎世的精神病医生布洛伊勒（E.Bleuler）[178]、他的助手荣格（C.G.Jung）以及其他一些人，对精神分析很感兴趣。于是我们开始了彼此之间的私人交往。1908年复活节，因为这门年轻的科学而走到一起来的这些朋友们在萨尔茨堡见了面，一致同意今后定期举行类似的非正式会议，并商定出版一个刊物，由荣格负责编辑，刊名为《精神病理学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鉴》。该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导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停办。同时，瑞士的精神病医生也加入了这一运动，整个德国也开始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精神分析成为大量评论文章和科学会议上的热烈讨论的主题。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过友好的欢迎，甚至连持有仁慈的中立态度的人也没有。在对精神分析进行了最短暂接触之后，德国的科学界开始团结起来反对它。
甚至直到今天，关于精神分析是否将会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学具有如何重大的价值，我当然也还不可能预言后世的最终评价。但是我相信，当人们撰写我们所经历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德国科学界将没有理由因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骄傲。我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过精神分析这一事实、或者他们反对精神分析时所采取的那种武断的方式而耿耿于怀。这两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们只不过是预料之中的事。不管怎么说，他们并没有给精神分析的反对者们的名声带来什么疑点。但是，就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傲慢的程度来说，就其无道德心的不顾逻辑性来说，就其攻击的粗鲁和无礼来说，绝无原谅可言。也许有人说，在已经过去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这样随意地发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如果不是因为有几句话要补充，我也不会这样生气。几年之后，在世界大战期间，当敌人群起谴责德国民族的野蛮时——这种谴责概括了我上面谈到的全部内容——想到自已的经历不允许我对这些谴责进行反驳，我的感情还是受到了极大的伤害。[179]
一个反对者[180]夸耀说，当他一与患者谈论任何与性有关的事情时，便使患者马上沉默不语，而且，他显然还认为，这一技术使他有权利评价性欲在神经症病源学中的作用。除了情绪抵抗外——情绪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论进行说明，以致于它们不可能引起人们的任何误解——在我看来，妨碍取得一致认识的重要原因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反对者们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象的产物，而不愿意相信那种促使这一理论得以形成的长期、耐心和没有偏见的工作。由于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与观察或经验无关，所以他们相信，他们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过经验而对它加以否定。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这一理论的人，在他们所进行的抵制中也重复了那个传统的伎俩：不用显微镜观察，以免看到他们以前所否定过的东西。当被迫对某一新的主题形成自己的判断时，大部分人的举动竟然如此荒谬，这实在令人吃惊。多年来，一些“仁慈的”批评家一直在劝告我，甚至今天还能听到这样的劝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从那儿开始毫无理由地进行夸大和泛化的话，它肯定已经发展到这样或那样的一个阶段了。我知道，尽管最难不过的就是确定这一阶段究竟在哪儿，但是这说明，这些批评家就在几周或几天之前还对整个这一主题完全无知。
官方对于精神分析的强烈谴责的结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1910年于纽伦堡举行的第二次会议上，根据弗伦茨的建议，分析家们成立了一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个协会分成一些地方分会，但是共同接受一个主席的领导。协会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今天仍然存在。现在共有这么一些分会：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瑞士、英国、荷兰、俄国和印度，美国有两个。[181]我安排让荣格担任第一任协会主席，但这一决定后来证明是最错误的一着。同时，第二个精神分析刊物创刊，刊名为《精神分析中央学报》（Central Journal for Psycho-Analysis），由阿德勒（Adler）和斯泰克尔（Stekel）编辑。不久又创办了第三个刊物《意象》（Imago），由两位非医学界的精神分析学家萨克斯（H.Sachs）和兰克（O.Rank）编辑，其目的在于把精神分析应用到心理科学中去。不久之后，布洛伊勒发表了一篇捍卫精神分析的论文。尽管这篇文章曾以忠诚和明确的逻辑参加了那场辩论而使人感到安慰，但我对这篇文章还是不十分满意。在以公正的面目出现之后，他非常急切地起来斗争，而我们的科学把“矛盾情绪”（亦译“矛盾心态”，ambivalence）这一有价值的概念归功于他也并非偶然。在后来的一些论文中，布洛伊勒对精神分析的理论结构采取了如此一种批评态度，反对或怀疑精神分析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以致我不得不吃惊地问自己：精神分析中到底还剩下多少东西是他所赞同的然而，他后来不仅强烈地为拥护“深蕴心理学”（depth psychology）而辩护，而且他对精神分裂症的全面研究正是以此为根据的。尽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中的会员资格还是没有能够长期保留下去。因为同荣格发生了一些误会，他辞职而去，精神分析从此与苏黎世国家精神病院失去了联系。
官方的反对并没有能够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国或其他国家的传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经追溯过它的发展阶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尔（G.Stanley Hall）邀请荣格和我去美国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进行一周时间的讲学（用德语），时值该校成立二十周年校庆。霍尔是那里的校长。他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几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学的课程之中。他有一点儿“竞选人后台老板”的风度，乐于做那种树立起一些权威、然后再将他们罢免的事情。我们还在那里见到了哈佛大学的神经病学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顾年高，热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当时普遍受到人们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护精神分析的文化价值及其目的的纯洁性之中。他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由于反对强迫性神经症的先天素质说，所以，他是个受伦理偏见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倾向于把精神分析与某种特殊的哲学体系联系起来，并使之成为替道德目的服务的工具。[182]这一次美国之行给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个事件，是与哲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会见。我永远忘不了当我们一起散步时发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来，把他携带的一个小包交给我，让我在前面先走，说他心绞痛又发作了，等这阵子发作一过去，他马上就会赶上来。一年以后，他死于那种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面对死亡来临之际也能够象他那样毫无惧色，那该多好啊。
当时我年仅53岁，我觉得自己年轻而健康。对那个新世界的短期访问在各个方面激发了我的自尊心。在欧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里，我发现那些最优秀的人物对我是平等相待的。当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讲台发表《精神分析五讲》时，我好像实现了一些难以置信的白日梦：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种妄想的产物，它已成为现实的一个宝贵的部分。自从我们访问之后，精神分析在美国一直未曾失去市场，尤其在一般群众中间特别流行，并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医生承认它是医学训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它由于被淡化而大受损害。更有甚者，许多与它无关的滥用也打着它的旗号作幌子，并且在理论上或技术上都几乎没有任何彻底的训练机会。在美国，它还同行为主义发生了冲突。行为主义是一种幼稚至极的理论，竟然夸口说，它认为全部心理学问题根本不值一谈。
在欧洲，1911年至1913年期间，精神分析中发生了两起分裂主义运动，领导者是以前在这门年轻的科学中起相当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荣格。这两起运动似乎威胁相当大，并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响应。但是他们的力量并不在于他们自已的理论内容，而在于他们所提出的这样一种诱惑：他们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认为是讨厌的研究成果，即使当时人们已不再反对精神分析的实际材料。荣格企图给那些分析事实作出一种抽象的、非个人的和非历史特征的新解释，试图以此来避开认识幼儿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的重要意义以及认识对儿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阿德勒好像背离精神分析更远，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经症的形成单单追溯到人的权力欲望和对于身体缺陷的自卑感的补偿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学发现置于不顾。但是，他所反对的东西，却在其他名称的掩盖下，又强行闯入他那个封闭体系之中。他的“男性抗议”（masculine protest）只不过是被不合理地赋予性别特征后所引起的压抑罢了。这两个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评是比较轻微的，我只是坚持阿德勒和荣格应停止把他们的理论称作“精神分析”。事隔十年之后，现在可以断言，这两次反对精神分析的企图已经烟消云散，没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个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对一些基本观点的一致看法，那么很明显，那些抛弃这一共同基础的人，就不应继续属于这个团体。然而，我从前的学生的退出，常常被人们提出，作为我心胸狭窄的一个标志来指责我，或者被人们看作笼罩在我头上的某种特殊命运的证据。对这种指责，我只需指出下面这一事实便足以作为我的答复：与那些离我而去的荣格、阿德勒、斯泰克尔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伦茨、兰克（Rank）、琼斯（Jones）、布里尔（Brill）、萨克斯（Sachs）、普费斯特（Pfister）、冯·艾姆登（Van Emden）、赖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们忠诚地与我合作，与我一起工作达十五年之久，绝大多数与我的友谊从未中断过。我刚才提到的只是那些最早跟随我的学生，他们已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精神分析的文献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我在这里漏掉了其他人，这并不是说我认为他们不重要，实际上在那些年轻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协会的成员中，肯定会发现一批极有希望的天才。然而我认为我可以为自己辩解几句：一个心胸狭窄、在一种相信自己一贯正确的自负心理支配下的人，绝不可能同这样一大批智力卓绝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关系，尤其如果他是一个象我这样几乎没有一点实际吸引力的人的话。
世界大战摧毁了那么多其他组织，然而对我们这一“国际组织”毫无损伤。战后的第一次会议于1920年在中立地带海牙举行。当看到荷兰人民如此热情地欢迎来自中欧国家的那些饥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时，我深受感动。我相信，在一个被破坏了的世界里，英国人和德国人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就科学问题进行友好的讨论，恐怕还是第一次。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战争实际上激发了大家对于精神分析的兴趣。对于战争神经症的观察，终于使医学界认识到了精神失调的心理发生之重要性。我们的一些心理学概念，诸如“因病获益”（gain from illness）和“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很快风行一时。德国失败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于1918年在布达佩斯举行，中欧列强各协约国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参加了会议，他们都同意成立一个治疗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中心。但是这一决定根本没有实现。同样，我们的领导成员之一，安东·冯·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所制定的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疗中心的综合计划，也由于不久之后所发生的那些政治动乱以及不可替代的发起人的过早去世而夭折。后来，他们的一些愿望由马克斯·艾丁根付诸实现。他于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精神分析诊所。布尔什维克统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暂时期内，弗伦茨仍然能够作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继续在布达佩斯大学成功地完成课程讲授任务。战争结束后，我们的反对派高兴地宣布：事变产生了一个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题的结论性论点。他们说，战争神经症证明，性欲因素对精神失调的病源学来说是不必要的。但是他们的高兴轻浮而幼稚。因为一方面，没有人能够对一例战争神经症进行一次彻底的分析，所以事实上关于其发病动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么断定，也不可能从这些未断定事实中得出什么结论；而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恋（narcissism）和自恋性神经症（narcissistic neurosis）的概念，在这种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着于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着于某个对象。[183]因此，尽管在其他场合下，人们用毫无理由地扩展了性欲概念这一罪名来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为了在论战中取胜，这一罪状就被他们忘记了，我们又一次被迫回到这个词的那一最狭隘意义上去。
如果将最初的宣泄阶段搁置一边，那么在我看来，精神分析的历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我孤军奋战，不得不独自进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阶段，约从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间。第二阶段，则从上阶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学生和合作者的贡献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阶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种严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将临时，我能够非常平静地想象自己的工作终止的那一时刻。[184]而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不可能在这一自传中对精神分析第二阶段的进展象对它的第一个逐渐上升阶段的论述那样充分展开，第一阶段只是涉及了我自己的单独活动。我觉得在这里，我只能有理由提到那些我仍旧从中起主导作用的新发现，就是说，尤其是那些在自恋领域内、在本能理论中、在应用精神分析于精神病等方面的新发现。
我首先必须补充这一点：日益增长的经验越来越清楚地表明，俄狄浦斯情结是神经症的症结所在。它马上就成为幼儿性生活的高潮及其后来的所有发展发生的会合点。但如果是这样的话，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再发现一种在神经症病源学中起特定作用的因素。实际情况肯定是这样的——正如荣格早期对这个问题的正确表述一样，那时他还是一位精神分析学家：神经症没有什么仅仅属予自己独有的特殊内容，神经症患者只不过是在那些被正常人成功克服的同样障碍面前崩溃而已。这一发现决不会使人感到失望，它与另一发现完全一致，即：精神分析所揭示出来的深蕴心理学，实际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学。我们的途径同化学途径很相似：物质间的重大性质差异，可以被归结到同类元素发生化合时的数量比例上的变化。
在俄狄浦斯情结中，我们可以看到，力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但是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阶段，其中并没有出现父母意像这样的对象。从这一事实中便可以得出一种状态的概念（这一概念在力比多理论中十分重要），在这一状态中，患者的力比多充满了他自己的自我之中，并以之作为对象。这一状态可被称为“自恋”（narcissism）或自爱（self-love）。稍经考虑，我马上便认识到：这一状态从未完全停止过。在患者的整个一生中，他的自我（ego）一直是他的力比多的巨大储藏处，对象贯注（亦译“客体贯注”，object-cathexes）便从这里出发，而力比多则能够再一次从那些对象中流回这里。[185]因此，自恋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就不断地被转变为对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反之亦然。这种转换所能达到的程度可以由一个处于爱恋状态中的人提供最绝妙的说明，这种爱恋的态度不管是性欲的，还是升华的，它竟然能够达到牺牲自己的程度。鉴于迄今为止，在考虑压抑过程时，人们只是注意什么东西被压抑了，所以这些思想也有可能促成一种对于压抑力量的正确判断。以前，人们认为，压抑是由作用于自我（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之中的自我保存本能（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所推动的，然后再使它对力比多本能发生影响。但是，由于自我保存本能现在被人们认识到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质，是一种自恋力比多，所以压抑过程就被看作是发生于力比多自身之内的一个过程。自恋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相互对立，而自我保存的意义就是抵御对象恋的要求，也就是抵御狭义的性欲的要求。
在心理学中，最紧迫的需要莫过于建立一种稳固的本能理论，然后才可能据此进一步向前发展。[186]但是这种理论现在一无所存，精神分析只好被迫为建成这么一种理论做些尝试性努力。它一开始便把自我本能（自我保存、饥饿的本能）和力比多本能（爱）进行了比较，但后来又用一种自恋和对象力比多之间的新比较替换了这种比较。很清楚，这种比较并非这一主题的最后定论。从生物学角度来考虑，这种只存在有一种单一等级的本能的假设，似乎不可能使人一直感到满意。
在后来的一些著作（《超越快乐原则》、《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自我和本我》）中，我对自已压抑了这么长时间的那种推理的爱好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并且也考虑了一种解决本能问题的新方法。我在生的本能（Eros）概念之下把自我保存和物种保存诸本能结合起来，然后把它和一种默默活动的死的本能或者毁灭本能（instinct of death or destruction）相比较。本能一般被看作生物的适应性，看作一种恢复某一曾经存在过、但被某些外部障碍所中止的情境的冲动。本能的这种本质上的保存特征，可由强迫重复现象（compulsion to repeat）加以说明。生命呈现给我们的这幅图景，是由于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对立的活动的结果。
这种结构是否能被证明具有实用价值，那还将有待于时间的考验。尽管它起因于一种要把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理论思想确定下来的愿望，但它已远远超出了精神分析的范围。我不止一次地听到有人轻蔑地说，这种结构根本不可能被当作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看待，因为它的大多数一般概念同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本能概念一样缺乏精确性。但这种指责是建立在一种对事实完全曲解的基础之上的。清楚的基本概念和明确的定义，只有对这样的一些精神科学来说才是可能的，即这些精神科学试图拿某一领域的事实去适应某一逻辑体系的框架。在自然科学——心理学是其中之一门——之中，这种明确的一般概念是不必要的，的确也是不可能的。动物学和植物学并不是从某一动物和植物的正确而又充分的定义开始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生物学还是不能赋予生命这一概念以某种确定的意义。实际上，物理学本身要是一直等到对物质、力、万有引力等概念的解释达到了令人满意的清晰而精确的程度的话，那它绝对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任何一门科学，其基本思想或大多数一般概念起初总是难以确定的，最初只能通过它们起源的现象领域进行解释。只有通过对观察材料的不断分析，才能弄清它们的真相，得出有意义而一致的内涵。[187]我总感到，人们拒绝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学一样平等看待，这一点实在太不公平。这种拒绝从人们所提出的那些最顽固的反对意见中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学常常被人们指责为不完善、不充分，尽管很清楚，一门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科学除了一点一点地研究它的发现，一步一步地解决其问题以外别无选择。而且，当我努力获得被人们长期以来拒绝承认的有关性功能的那种认识时，人们便诬蔑精神分析理论是“泛性论”。当我强调那一迄今为止一直被人们忽视的青年早期偶然印象的作用时，便有人对我说精神分析学否认体质和遗传因素——这正是我做梦也不敢想做的事情。总之，无论以多大代价，不管用何种方法，总是有矛盾的。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已经试图根据精神分析的观察得出某些更加概括的观点。在《关于心理活动的两个原则的系统论述》（1911）这篇短文中，我注意到了心理生活中的“快乐—非快乐原则”（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当然这方面我并非首创）、以及所谓“现实原则”（reality principle）对这一原则的替代。后来我又试图创立一种“心理玄学”（亦译“元心理学”，metapsychology）。我想借此提出一种研究方法，根据这种方法，每一心理过程都可以被认为同三个并列因素有关，我把这三个因素分别描述为动力（dynamic）、图式（亦译“形态”，topographical）和经济（economic）。在我看来，这代表了心理学所能够达到的最后目标。这仍然只不过是一个未完成的设想。在写了几篇论文如《本能及其变化》（1915）、《压抑》（1915）、《潜意识》（1915）、《悲伤和忧郁症》（1917）等之后，我中止了这一计划的执行。这样做也许是明智的，因为做这种理论判断还为时尚早。[188]在我最近的一些理论著作中，我着手根据有关病理学事实的分析观点，对心理结构（mental apparatus）进行了分析，将它分为“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它代表人类道德标准。
但愿我[189]没有给大家造成这种印象：我在自己工作的这一最后阶段，放弃了对病人的观察而沉溺于理论工作。相反，我仍然一直同分析材料保持着最紧密的联系，从未停止过对具有临床上或技术上的重要意义的细节进行研究。甚至在停止观察时，我也谨慎地避免同狭义的哲学有任何牵连。这种回避由于我自身条件也不允许去接触哲学。我一直乐于接受费希纳（G.T.Fechner）的思想，在许多重要观点上信奉这位思想家。[190]精神分析与叔本华哲学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偶合——他不仅宣称情绪的支配作用和性欲的极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识到了压抑机制——不应该归结为是由于我熟悉他的学说。读叔本华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经是很晚的事情了。另一位哲学家尼采（F.Nietzsche），他的一些猜测和直觉，常常惊人地与精神分析的艰苦研究的成果相符合。正因为那一原因，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避免接触他的著作。只要心绪不受干扰，我并不很关心优先权的问题。
神经症是精神分析的最早主题，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唯一的主题。没有一个精神分析医生能够怀疑：把那些神经症从精神病学中区别出来，而将其归于器质性神经疾病中的医疗实践是错误的。神经症理论属于精神病学，它是精神病学的必不可少的导言。然而表面看来，对于精神病进行分析研究，由于缺乏治疗结果而很难行得通。精神病人通常没有形成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的能力，以致于精神分析技术的主要手段对他们不适用。然而，还有一些研究方法有待于发现。移情并非常常完全不出现，但它只能被应用到一定程度。精神分析对于周期性抑郁症（cyclical depressions）、轻型偏执变态（light paranoic modifications）和局部精神分裂症（partial schizophrenias）已经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许多病例中，在诊断是否是精神神经症或早发性痴呆的时候，要犹豫相当长一段时间，这样做最起码对科学是有益的。因为由这种病例所产生的一些治疗企图，在被迫中断之前已经导致了一些有价值的发现。但是在这方面的主要考虑是：在神经症中，那么多需要费力地从那一深层引出来的东西，却在表面上从精神病中发现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能证明精神分析的许多论断的最好的患者，都是由精神病诊所提供的。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一定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精神分析将找到通向精神病观察目标的途径。我在很早的时候（1896）便能够证实，类偏狂型痴呆（paranoid dementia）患者同神经症患者具有同样的病源学因素及同样的情绪情结。[191]荣格（1907）曾经对痴呆患者的一些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定型进行了解释，他把这些定型与患者的生活史联系了起来。布洛伊勒（1906）证明了，在各种各样的精神病机制中，存在着相似于精神分析在神经症中所发现的那种东西。从那时起，精神分析医生们从未放松过努力，以期对精神病有所了解。尤其是自从有可能用自恋概念进行工作以来，他们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设法透过那一屏障而有所发现。无疑，绝大部分发现由阿伯拉罕在他对抑郁症的解释中获得。确实，在这一领域内，我们的全部知识还没有被转换为一种治疗的力量，但是这种纯理论性的收获不应被轻视。我们愿意等待它的实际应用的到来。从长远来看，甚至精神病医生也难以抵制他们自己的临床材料的说服力量。现在，德国的精神病学正在经历一种精神分析学观点的“和平渗透”，尽管他们继续宣称：他们绝不会成为精神分析医生，他们不属于这种“正统的”学派，或不能同意这种理论的一些夸张，尤其是他们不相信性欲因素的支配作用。然而，大多数年轻的工作者还是接过了精神分析理论中这样或那样的观点，并以他们自己的风格将其应用到材料中去。所有迹象都表明，大家正在朝着越来越近似的同一方向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