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抵抗、压抑、潜意识、性生活的病源学意义（the aet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exual life）及幼儿期经验的重要性等这些理论，构成了精神分析理论结构的主要组成部分。遗憾的是，在这几页篇幅中，我只能对这些要素分别进行描述，而不能涉及它们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现在我只好转到在分析方法的技术方面逐渐发生的变化上来。
我最先采用通过坚持和鼓励来克服患者抵抗的那些方法，对于帮助我获得对所期望内容的初步的一般了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结果却证明，这一方法使我们双方都过于紧张，而且还很容易招致某些明显的批评。因此，这种方法便让位于另一种在某种意义上相反的方法。我改变了那种鼓励患者就某一特殊主题进行叙述的方法，而是让他们进入一种“自由联想”（free association）的过程，就是说，脑子里出现什么就说什么，不给患者的思路以任何有意识的引导。这里最关键的是，患者应该保证逐字逐句地说出他自我知觉到的一切事情，而不能以某些联想不够重要、或者不相干、或者根本没有意义等为理由，并屈服于这些理由而企图将其搁置一边，不把它说出来。没有必要明确地反复要求患者坦率地报告自己的思想，因为这是整个分析治疗的前提。
这种将患者置于精神分析基本规则指导下的观察的自由联想法，竟然取得了预想的效果，即将抵抗所阻止的被压抑材料带入意识之中，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我们必须记住，自由联想并非真正的自由，即使患者并不把他的心理活动引向某一特定主题，但他仍然处于那种分析情境的影响之下。我们完全有理由假设，与这一分析情境没有任何关系的事情绝不会进入他的联想之中。他对再现那些被压抑材料所进行的抵抗，将以两种形式表现出来。第一，表现为批评性的反对意见。精神分析的基本规则被创造出来，正是为对付这些反对意见的。但是，如果患者遵守了这一基本规则，并且因而克服了他的沉默不语，那么这种抵抗将会找到另一种表现方式。它将这样来安排：使那些被压抑材料本身绝不会进入患者的思想之中，而是用某些近似于它的内容以暗喻的方式出现。这种抵抗越大，距离分析者所寻求的真正思想越远，患者只好报告那种替代联想。如果分析者镇静自若地倾听，对这种联想流不做出任何强迫性努力，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对可能出现的报告内容有个一般的认识，他可以根据两种可能性对患者所暴露出来的那些材料加以利用。如果这种抵抗较弱，他便可以从患者的暗喻之中推断出潜意识材料本身；或者如果这种抵抗较强，他则可以从那些联想之中识别其特征，因为这些联想似乎离正在进行的这一主题越来越远，所以他应该就此向患者进行说明。然而，揭露抵抗是克服它的第一步，因而分析工作还包括一种解释技巧。成功的分析需要机智和熟练，这些都是不难学会的。但是，自由联想优越于早期的那一方法的，并不仅仅是节省了工作量。它尽可能地不向患者施加任何压力，它绝不失去和当时实际情境的联系，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不忽视这一神经症机制之中的任何因素，也绝不因分析者的期待而向这一机制之中强行加入任何东西。分析过程和材料安排基本上完全由患者来决定，这样一来，对于特殊症状或情结的任何系统处理都成为不可能的了。与使用催眠法和促进法（the urging method）时所发生的过程完全不同的是，互相联系的材料可能在治疗过程中的不同时间和不同关节点出现。因此，对旁观者来说——尽管事实上决不允许有任何旁观者——分析治疗好像完全晦涩难解。
这一方法的另一个优越之处在于：它从不需要中断。就其特征来讲，只要不规定什么条件，那么从理论上来说，肯定能够一直产生联想的。然而事实上，有一例患者出现了绝对定期的中断。但是正因其非常独特，所以也可以对它进行解释。
现在，我转到了对某一个因素的描述上来。这个因素为我的分析描述增加了一个基本特征，在技术和理论上，它同样应该被作为最重要因素来对待。在每一次分析治疗过程中，并非医生有意而为，但却都要在患者和分析医生之间出现一种强烈的情绪关系，它并不能由那一实际情境加以解释。这种关系可能具有积极的特征，也可能具有消极的特征，并且可能在一种从狂热的性爱到蛮横的顶撞和怨恨的激烈表现之间进行变化。这种移情（transference）——这是其简称——不久便在患者心中替代那一被治疗愿望，并且只要其充满激情而有节制，它便可能变成医生影响的动力，其作用比那一联合分析工作的主要动力不相上下。后来，当移情变得热烈起来，或者变为敌视情绪时，它就成了抵抗的重要工具。这样一来，它便可能麻痹患者的联想力，并危及治疗的成功。然而，企图回避它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移情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假定，移情是因为分析而产生的，没有分析便不会发生移情。移情只不过是通过分析才得以被揭露、分离出来罢了。它是人类心理的一种普遍现象，正是它决定了所有来自医疗过程的影响力的成败，并且事实上支配着每一个人与其人类环境之间的整个联系。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辨认出，它与催眠医生所称为“易受暗示性”（亦译“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的那个动力因素是同一个东西。“易受暗示性”是催眠情感协调（rapport）的动力，其无数的行为也给宣泄法带来了困难。如果像这样的情绪转移意向没有出现，或者移情完全变成了消极的东西，就像发生在早发性痴呆或偏执狂中的那种情况，那么我们也就不可能通过心理途径对患者发生影响。
确实，精神分析同其他心理治疗方法一样，也使用了暗示（或移情）这种手段。但差异之处在于：在分析过程中，在决定治疗结果方面，不许它起决定性作用，它只是被用来诱导患者完成一个心理工作——克服他的移情-抵抗，这一工作包括他的心理结构中的一个持久的替换过程。分析医生要使患者意识到移情现象，并且要让他相信：在他的移情态度（transference-attitude）中，他正在重新体验在儿童时期的被压抑期间产生于他的最早对象依恋之中的一些情绪关系，从而以此使移情结束。这样，移情便由抵抗的最强烈武器，转变成为精神分析治疗的最好手段。然而，移情的操作仍旧是最困难的，同时也是精神分析技术中最重要部分。
借助于自由联想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解释技巧，精神分析成功地取得了一个成果。这一成果看来好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但事实上它必然在科学思想中导致一种全新的态度和一种新的价值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有了可能来证明，梦是有意义的，并发现它的意义是什么。在古代，梦被赋予极重要的意义，人们认为它可以预言未来。但是现代科学却与梦毫无关系，只是把梦交给迷信，并且宣布梦是一些纯粹“躯体的”（somatic）过程——是一种不是熟睡的心理颤搐（a kind of twitching of a mind that is otherwise asleep）。任何一个曾经做过严肃科学工作的人，却以一个释梦者的身份出现，似乎相当地让人不可理解。但是，由于不顾把梦排除出科学领域的认识，把梦看作还未作出解释的一些神经症症状，看作一些幻觉的或强迫的思想，略去其明显的内容，把其独立的形象组成成分转变成一些自由联想的主题，精神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做梦者所产生的那些无数的联想，使我们从中发现了一种不能再被描述为荒谬和混乱的思想结构。这种思想结构应被看作一种完全正当的心理产物，其中的“显梦”（manifest dream）只不过是一种被歪曲、缩略和误解之后的改装（a distorted，abbreviated，and misunderstood translation），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一种视觉形象的改装（translation）。那些“潜隐梦念”（latent dream-thoughts）包含了梦的意义，而它的显梦内容只不过是一种伪装（a make-believe）、一种表面现象（a facade）而已。这些显梦内容只能作为联想的起点，而不能作为解释的起点。
这样便产生了整整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梦的形成是否有动力，它在什么条件下发生，潜梦的意念（这些意念总是含有意义）通过什么方法才能转变成为梦（亦即显梦内容，这种梦常常是没有意义的），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等等。我曾经试图在《释梦》中解决所有这些问题，这本书出版于1900年。我在这里只能对我的研究结果作最简练的概述。在通过对梦的分析所揭露出来的那些潜隐梦念进行稽查之后，可以发现，其中必有一个隐意从其他各种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而作为背景的这些其他各种思想对做梦者来说既是明白易懂的，也是完全熟知的。后面这些作为背景的思想乃是是觉醒生活的残余（专业名称为“日间残余”，day’s residues），但从这些思想作为背景中突显出来的那个隐意，我发现它是一种愿望冲动，而且常常是一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冲动。这种冲动在做梦者的觉醒生活中不会出现，因此他惊讶或愤怒地对此不予承认。正是这种冲动才是梦的实际构造者：它给梦的产生提供能量，并且利用日间残余作为材料。如此产生出来的梦，代表着冲动的一种满足情境，它是其愿望的满足。如果不存在某种类似于睡眠状态的东西的支持，这一过程便不可能发生。睡眠所必需的心理前提，是把自我集中在睡眠的愿望之上，并把心理能量从所有那些生活兴趣之中撤回。由于与此同时，所有那些通往能动性的道路都被堵死，自我便也能够减少它在其他时间用以保持压抑的（能量的）消耗。于是，这一潜意识冲动便利用这种夜间的压抑松懈，以随着梦一起挤进意识之中。但是，这种自我的压抑抵抗在睡眠中并未消除，而只是有所减弱，其中一部分仍然处于对梦的稽查状态，并阻止这种潜意识冲动以其直接的形式表现自已。由于对梦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很严厉，这些“潜梦的思想”不得不被改装和削弱，以便使这一被禁止的梦的意义难以辨认。这便是对梦的歪曲（dream-distortion）的解释。这也可以解释“显梦”的那些最显著的特征。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宣称：梦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伪装的）满足。大家现在便会清楚：梦的构成很像一种神经症症状，它是在一种被压抑冲动的要求与自我的一种稽查力量的抵抗之间妥协的结果。因为它们起源相同，所以同样地晦涩难解，同样需要解释。
做梦的一般功能不难发现，其目的是通过一种抚慰性行动，而挡开往往唤醒睡眠者的内外刺激，以此来保护睡眠不被扰乱。外部刺激是通过赋予其一种新的解释，并将其编造成为某种无干扰的情境被排除的。本能要求所引起的内部刺激的被挡开，则是由睡眠者给其充分的自由，并允许其以梦的形式得到满足，只要那种潜梦的思想服从稽查的控制。但是，如果潜隐梦念有逃脱的危险，而且梦的意义变得太明显时，睡眠者便会中止做梦而惊醒（这种梦通称为“焦虑的梦”anxiety-dreams）。如果外部的刺激太强烈而难以挡开时，做梦的这种功能也会同样失败（这种梦就是所谓“唤醒的梦”，arousal-dreams）。我把这一过程称作“梦的工作”（dream-work）。这一过程在稽查的合作之下，把那种潜隐梦念变成梦的明显的内容，它包括一种处理这种前意识思想材料（the preconscious material of thought）的特殊方法，以便使其组成成分得以压缩（亦译“凝缩”，condensed），将心理重点得以置换（displaced），并使其整个地被改装为视觉形象或被戏剧化（dramatized），并且通过一种骗人的润饰（secondary revision）而使这一过程得以完成。梦的工作是发生在心理潜意识深层的那些过程的极好范例。它与我们所熟悉的那些正常的思想过程差别甚大。它也表现出了一些古老的特征，例如借助于象征作用（symbolism,主要与性欲方面有关）。因此，象征此后已有可能也在其他心理活动领域内得以发现。
我们已经解释过，梦的潜意识本能冲动与日间残余有关，与某种没有解决的觉醒时的生活兴趣有关，并因此赋予了由它制作而成的梦以对分析而言的双重价值。从一方面看，经过分析之后，梦原来是一种被压抑愿望的满足；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前一天的某种日间的前意识活动的继续，并因而可能包含了这种日间活动的各种各样的主题，并表达出一种意向、警告、思考，或者再一次表达出某种愿望的满足。分析工作必须同时在这两个方向上对梦加以利用。首先，把它作为一种了解病人的意识内容及其潜意识过程的一个手段；其次，也从如下这一事实获益，即梦可以接近那些被忘记的儿童时期的材料，所以幼儿时期的记忆缺失，在释梦工作的配合下，大部分都可以克服。在这方面，梦完成了一部分以前由催眠术来完成的任务。另一方面，我从未坚持过人们常常归之于我的这样一个主张，即梦的解释工作证明，所有的梦都有性欲的内容，或者都来自性欲的动力。很容易看出，饥、渴或者是排泄的需要等，也都可以产生满足的梦，正如同任何被压抑的性冲动或自私冲动能产生满足的梦一样。在这方面，小孩子可以给我们的梦理论之有效性，提供一个便利的检验。在小孩子身上，各种心理系统还没有明确区分，那些压抑还没有深化，所以我们常常发现，他们的梦，只不过是觉醒生活中留下来的愿望冲动的毫无掩饰的满足。在某些急需的影响之下，成人也可能产生这种幼儿型的梦。[177]
精神分析不仅利用释梦，而且还以与释梦同样的方式利用关于人们所犯的无数的小失误和错误的研究资料——这些小失误和错误，通常被称作症状性行为（symptomatic actions）。我写了一系列论文来调查这一课题，这些文章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为书名，第一次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于1904年。我在这一广为流传的著作中指出：这些现象并非偶然，它们需要超出生理学之外的说明，它们是有意义的，是可以进行解释的。人们完全有理由从中推断出一些被抑制或被压抑的冲动和意向的存在。然而，构成释梦及后面这种关于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研究的极大重要性的，并非在于它们给予分析工作的那种帮助，而在于其另外一个特征。以前的精神分析只关心解决病理学现象，并且为了对其进行解释，还常常被迫提出一些假说，这些假说的包罗万象的特点，与我们正在研究的那些实际材料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称。但是，当它涉及到梦时，它就不再是去处理一种病理学症状，而是要处理可能发生在任何健康人身上的一种正常的心理生活现象。如果梦能被证明其构成与一些症状相似，如果对其所作的解释同样需要这些假说——如冲动压抑、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妥协形成（compromise-formation）、把意识与潜意识划分成各种心理系统等——那么，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学领域内的一种从属性科学了。确切些说，它是一种对于理解正常人的心理活动同样不可或缺的新的深层心理科学的起点，其假设和研究成果可被带入其他心理事件领域之内。从而，一条道路展现在这门科学的面前，并远远地朝着具有更广泛兴趣的领域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