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国日益强盛，与朝鲜关系，终必不免于破裂。然西纪一六二六年，江都会盟条文，朝鲜本无十分践履之意。吾人就事实观之，为两国境上互市之无成绩，越境犯人之不约束，及朝鲜对于明国之态度，可以知已。及太宗尊号问题起，朝鲜君臣取挑战之意，无端对此事情，而促成最不利益之运命焉。朝鲜称前者曰“丁卯虏乱”，称后者曰“丙子虏乱”，又曰“丁丑虏乱”。
尊号问题
天聪十年夏四月，满洲、蒙古及汉人代表者，上表进尊号曰宽温仁圣，寻改国号，建新纪元，前已叙述。金国届此盛典，适朝鲜春季使臣罗德宪、李廓二人留滞奉天，金国许彼二人得参列之荣，二人不从。太宗命二人持国书还，二人归至通远堡，遗弃国书而去。罗、李二人之拒绝尊号，态度如此强硬，其出于本国政府之指示无疑。先是前三月，太宗以英俄尔岱、马福太二人为使，一吊仁祖（李倧）妃韩氏（仁烈王后）之丧，承认尊号之交涉。当时致书用诸贝勒名义，其大要如下：
我等应天顺时，劝进尊号，上曰：“汝等固我子弟，朝鲜亦吾弟也，定大号，宜令朝鲜王知之。”我等以此谕旨合于大义，故遣使告闻，不识王之意以为然否？以吾等度之，王亦念兄汗兵威之临，各国归顺，兼获玉玺，大为庆幸，亲来称贺，固其理也，劝进尊号，不更宜乎？王乃置此不讲，不可谓非王之疏略也。古人有言：“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惟有德者居之。”今上宽仁厚德，博施济众，国中就绪，外藩倾心，恩泽浃洽于人，中心诚服，无异于父子兄弟之相亲。以故东渐海西，西抵汤古忒，北至北海，各国归附，是皆合天意顺人心所致也。我等仰承帝命，俯合人情，欲推戴主上而进尊号，王以为如何？
李倧（1595～1649），李氏朝鲜第十六代君主。字和伯，号松窓，初封绫阳君。
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语出《六韬》。
国书之意，在变更从来兄弟之关系，而新结君臣之关系，使清国之宗主权，更形巩固。当太宗使者入京城时，儒生多上疏请焚虏书（太宗之国书），并斩虏使。副提学郑蕴请仁祖亲进兵于开城，以振作士气，表示斥和之意。今举主战党代表掌令洪翼汉上疏如左：
臣自堕地之初，只闻有大明天子，今虏此言，奚为而至也？曩者贼臣引寇猝至，乘舆播越，乞和为好，苟于其时，先枭弘立之首，我堂堂大义昭揭如日星，戎狄豺狼，岂能不感耸钦艳于我之礼义乎！计不出此，惟以得弘立为幸，倚以为安危之机，彼欲左衽我、臣妾我，实由于是。臣自闻僭帝之说，胆欲裂，气欲断，宁为鲁连而死，而不忍此言之污口也。请亟执虏使，责其背约僭号而戮之，然后函其首，奏闻皇朝（明国），则义益伸而气益张。如以臣言为妄，请先斩臣之头，以谢虏人。
皇太极的盔甲
主战党之言论，颇动政府，乃以计导清国吊使于禁川桥空幄。及行礼，风吹帐开，吊使见幕后有戎器，大惊出走，京城震动，仁祖止之不听。领议政尹昉请宣布斥和之意于中外，备边司，当时下八道之通论如下：
国家猝值丁卯之变，不得已权许羁縻，十年之间，谷壑无厌，恐喝日甚。此诚我国家前所未有之羞耻，上自圣明，下至臣庶，含垢忍痛，所以欲一奋以湔此辱者，岂有极哉！今此虏益肆猖獗，敢托僭号之说以与我商，此岂我国臣民所忍闻乎？不量强弱存亡之势，一以大义决断，却书不受，严斥其言，虽胡差（清使）等要请，终不接其辞，至发怒辞而遁去。都人士女，咸共闻睹，虽知兵革之祸，迫在旦夕，反以为快，何则？四方若闻朝廷有此正义之举，必闻风激发，誓死同仇，岂以贵贱远近而有间乎？前因遭逢变故，必有告谕之文；今以此意下论诸道，使忠义之士，各效策略，勇敢之人，自愿从征，务期共济艰难云云。
政府发此通谕，送于平安道观察使之文，不幸为吊使英俄尔岱夺去。太宗熟览之，知朝鲜决意断绝。时有府尹崔鸣吉，独不顾国论之沸腾，请遣使议和于清国，此吾人所当注意者也。
崔鸣吉主张议和
媾和党领袖崔鸣吉之意见，以为：国家军备不充，徒主斥和，甚为危险，且虑摇动国家之根本。彼言既不决战守之计，又不作缓祸之谋，一朝虏骑长驱，则生灵鱼肉，宗社播越，及至此时，咎将谁任耶？愚意以为诸臣将皆移居平安道，约束诸将，有进无退。且移书于彼，备尽君臣之大义，以一探敌情，若无他心，姑守前约为后图；若不然，则固守龙湾（义州）背城一战。决安危于边土，或计非万全，犹胜于束手待亡也。舍此不图，进退无据，江冰将合，祸迫目前，所谓“待汝议论定时，我已渡江”者，不幸近之。彼更金国为清国，汗位为皇帝，今日之情势，非我所当问，徒弄大言以误君父，亦自己所不忍也。彼更为封事，上之仁祖，堂堂忧国大文字也。大旨如下：
曾于宣庙（宣祖）朝甲午年间，天朝诸将，倦于用兵，始有退贼讲和之计，使我国奏请天朝，故臣成浑首陈许可之意，而论者哗然非之。及全罗监司李廷馣继发讲和之言，将被重罪，浑与时相柳成龙，独怜其忠，约于上前，同辞救解。浑先曰：“廷馣之言，乃以伏节死义为志。”宣庙大怒，浑惶恐谢罪，柳成龙遂不敢言而退。由此攻浑之论益急，章疏纷纭而至，至有“早正王法，以谢后世”等语。不惟时议如此，至浑之门生，亦颇责浑。浑以书往复自解，其答申应榘书曰：“人之所见，必误入于前，然后发为言论，贻害于后。鄙见每谓事有是非，有利害，主是非者见利而不见物，主利害者见物而不见利，是以董子曰：‘正其谊不谋其利’。然在朝廷有或是非利害，合为一处者。朝廷所有利害，即是非所在，其坐于一隅之所见，即陷一世之大戮。”又其答黄慎书曰：“秦桧在前，千载下孰不欲剚刃其腹乎？是以涉于言和者，众共弃之，好名者惜名，趋利者求利，谁敢自近于秦桧之故迹耶！鄙人之言，不幸而不欲顺中国之意，宜贤者忧我尽弃平生，污蔑其身而以死救之也。虽然，制事必察其时，论人当原其情，不可遽以疑忌之心，律以一切之法也。”又曰：“朱子云既不枉尺而直寻，又不胶柱而鼓瑟，若使天下之道理，只有上一句，又安得更说下一句乎？”又曰：“来谕‘与其讲和而存，宁守义而亡’，此乃仅人臣守节之言。然宗社存亡，异于匹夫之事。如此立说，不觉涕泗之交颐也。”又曰：“韩侂胄伐金，可谓伸大义于天下，而先儒几以危宗社罪之。张南轩以复仇为事业，而使之伐金，则言金不可伐。凡如此者，为重宗社相时度力而取时中之义也。”凡此数款之语，岂非今日廷臣所当深思乎？
韩侂胄（1152～1207），南宋权相。字节夫，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曾主张北伐，兵败后被异己所杀。
秦桧夫妇跪像
校理尹集反对此封事，极为激烈。其言曰：“近有一种邪佞怪慝之言，上蔽天聪，下绝人望，将天地晦塞，义理绝，国不得国，人不得人。和议之亡人国，非自今始，然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天朝之于我国，父母也，奴贼（指清国），即父母之仇也，人臣岂有与父母之仇约为兄弟，而置父母于相忘之域，恬然不以为耻者！鸣吉之劄子，荧惑天听，胁持台阁，沮绝公议，吁！巧且惨矣。外挟强寇之势，内劫其主，是宁可忍乎？”仁祖视而不报。十一月，遣使至金国侦察实情，太宗乃告曰：“尔国宜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前，送王子大臣及斥和主倡者来；不然，则我大举东伐矣。”即命英俄尔岱，将前此夺来之通谕八道之文示之曰：“渝盟之端，明在此书，何故破我先盟？若谓贵国多筑山城，则我当自大路而直向京城，其以山城可捍我乎？贵国之所恃者江都也，我若蹂躏八道，其以一小岛可为国乎？贵国之持议论者儒臣也，其挥笔可以却之乎？”乃逐朝鲜使者还国，而决裂之端起。
太宗包围朝鲜王于南汉山城
既宣战，十二月朔日，太宗会诸部之兵十万于盛京，翌日起程。盖清国计划，预防朝鲜王复入江华岛，乃使先发将士三百，伪装商人，星夜赴京城。继命豫王奔驰，豫王之兵即于十四日围京城，进抵城门时，崔鸣吉出遇，鸣吉故问之曰：“诸将来欲何为？”清将曰：“我等奉上命与尔王相议。”鸣吉曰：“既为议事而来，则吾不可不启王以礼相迎。”遂设牛酒以为缓敌计，而国王李倧即于其间遁入南汉山城。王意先命王子奉庙主赴江华岛，已乃踵至其地。然清将处置敏捷，早已派一队之兵，驻阳川江，遮断江华岛之通路。此月二十四日，大兵越汉江。翌年正月朔日，太宗出营，张黄伞，树大旗，亲行巡视攻围之军。
山城防备之危殆
李倧既入山城，命守四门。南汉者，即今之广州，据山险而绕城壁，中央平阔之地，有民家。城内之将卒，共一万二千余人，都监大将申景祯，守东城之望月台，抚戎使具宏守南将台，御卫提调李曙守北门，守御使李时白守西将台，御营大将元斗杓守北城，水原府使具仁垕守南门。扈从于王者，文武荫官二百余人，宗室及三医司二百余人，下吏百余人，仆从约越三百人。统计在一万三千余人以上，其守城之艰难，则第一为缺乏粮饷。李倧问曰：“粮饷当能支几日乎？”罗万甲曰：“可支六十日，节用可支七十日，马粮则一日一升，官奴则给以皮谷。”然彼城中现存之粮一万四千三百余石，酱二百二十余瓮，仅足支五十日之粮。王乃以蜡书下八道，募勤王之兵，传于各处。一日雾雨大至，守城战士之衣，尽为之冻。当此情形，王李倧则偕世子共露立于中庭，仰天祝曰：“事至今日，岂非我等父子之罪戾耶！军民果有何罪？”乃命撤茵蓐及山羊皮云。然所谓诸道勤王之兵，大率逡巡不进。未几进与清兵战，忠清、庆尚两道之兵，行近广州而败退；平安道之兵，亦至江原道而败，无一奏效。但获奇功者，惟全罗之兵使金梭龙，铳杀清之名将杨古利是也。太宗哀痛不已。自此山城士气，亦日衰一日，徒待粮尽而已。而崔鸣吉等讲和党之主张，至此遂渐得势力。
第一问罪书
问罪之第一书，以正月二日送致于山城。玩索文意，则太宗君臣为如何之态度，以临半岛，亦一望可知。吾人故不惮烦，抄录于左：
我兵前年东征兀良哈之时，尔国之兵，截战一次；后明国之来侵伐，尔朝鲜又率兵助之，然朕犹念邻国之好，竟置不言。及朕方获辽东，尔复招纳辽东之民，献于明国，朕始赫怒兴师，于丁卯之年伐尔者，职此之故，岂恃强凌弱，无故加兵耶？丁卯之年，以阳和误我，今竟与我绝好。尔之边臣，聚集智谋之士，激励勇敢之人，抑何为耶？今朕亲统大兵，即陈尔境，尔何不使智谋者效策，勇敢者效力，以当一战？岂朕恃强侵尔地耶，尔乃孱弱之邦，反敢扰我疆界、采参捕猎者，何故？朕之逃民，尔辄献于明国。孔、耿二将军，自明来归，朕遣兵接应，尔之兵以鸟枪击战者，又何故？是兵端先由尔启也。朕之弟侄诸王，致书于尔，尔辄不从致书之例，置而不视者，又何故？丁卯年往征之时，尔遁入海岛，遣使请成，不从朕之弟侄，将谁从耶？朕之弟侄何不尔若耶？又外藩诸王，致书于尔，尔亦置之不视，彼等何不尔若耶？彼乃大元皇帝之子孙，岂较尔为卑耶？尔朝鲜国非臣服大元、年年纳贡者乎？今何尊大如是？置书不视，尔之心实昏而且骄也！尔朝鲜国非归附辽、金、元之朝，每年奉贡称臣而图存者乎？尔朝鲜国自古及今，历世以来，曾有非奉贡称臣于人之国而得自存者乎？朕既以弟善视尔，尔反行背逆，起衅搆戎，陷害生民，遗弃城郭宫室，离别妻子，奔走载道，入此山城，得延年耶？尔欲湔丁卯之辱，是徒弃安乐而自起祸端于相睦之国。即如今年之弃城郭宫室遁入山城，亦因尔之罪恶所致，坏国殃民，遗笑万世，又何能湔之有！然既欲湔丁卯之辱，何不出战？乃效妇人之遁藏耶？尔遁入此山城之意，虽欲图苟免，朕岂肯舍尔而去耶？朕之弟侄及在内之文武诸臣，在外归附之诸王贝勒，欲上尊号，尔之君臣，何为而曰不忍？夫尊号之称否，岂任尔之私意耶？尔之此言，亦为太僭矣！天佑之则尊为天子，天祸之则降为庶民，尔修整城郭，待朕之使臣，顿失常礼者，曷故？又使我使臣见尔之宰执，设计欲执之，尔父事明国，专图害我者，何故？此乃罪之大者，至其小罪则又何可胜数！朕因尔有此大罪之故，率大兵至尔八道，尔所父事之明国，如何为尔应援，朕将拭目俟之。宁有子受祸而父不之救者耶？不然，则是自贻其祸于其国与民，万民百姓，岂不尔恨，尔若有辞，不妨明以相告。
朝鲜景福宫
朝鲜对于此问罪书之答复，极为简单。彼等对于清人所诘难之尊号问题，并未一言及，却反问丁卯和约履行之事，是李倧君臣所持之态度，亦不过大胆放言耳。究之复书即为满足，而清兵亦未必即退，此尽人可预知者也。
太宗之退来使
太宗并非徒弄干戈，必须有满足之条件，始行退师。然窥破此般消息，而频往来于两国间者，惟一崔鸣吉。但李倧之左右，此时犹有热心主战论者不少。至正月十四日，太宗受朝鲜国书，其文如左：
曩者小邦之宰臣，奉书为军民陈情，回称未有皇帝复命。小邦君臣，延领企踵，日候德音，今已浃旬，尚未鉴照，势穷情迫，不能再鸣，惟皇帝垂鉴。小邦昔蒙大国之惠，猥托兄弟，昭告天地，疆域虽分，情意无间。自以为子孙万姓无疆之福，岂意盘血未干，疑衅中结，坐陷于危迫之地，重为天下之笑。然溯厥由来，皆缘天性柔弱，为群臣所误，昏迷不察，以致于此，亦惟自责，更有何辞？但念兄之于弟，有过则恕而责之者理也。然责之太严，反乖兄弟之义，岂非为上天所不喜乎？小邦僻在海隅，惟事诗书，不习兵革，以弱臣强，以小事大，乃理之常，岂敢与大国相较？只以世受明国厚恩，名分素定，曾值壬辰之难，小邦旦夕可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济生民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故宁获过于贵邦，不忍有负于明国，无他，其树恩厚者，感人深也。夫加恩之道，原非一途，苟能活其生命，救其国危，则发兵而救难，与释兵而保存，其事虽殊，其恩则一。去年小邦处事昏谬，屡蒙大国之拯救，然犹自不悛，致动大国之兵。君臣父子，久处孤城，其窘已甚，倘于此时蒙大国之翻然舍过，许其自新，使倧得守宗社，长奉大国，则小邦君臣矢心感叹，至于子孙，永世不忘；天下闻之，亦莫不服大国之威信。是大国一举而结大恩于东土，熙鸿号于无穷也。不然，惟快一朝之怒，务穷兵力，伤兄弟之义，闭自新之路，以绝诸国之望，其在大国，恐亦未为得策，以皇帝之睿智，岂虑不及此乎？夫秋杀春生，天地之道也；矜弱恤凶，霸王之业也。今皇帝以英武之略，抚定诸国，而新建大号，首揭‘宽温仁圣’四字，将以天地之道，恢霸王之业，则如小邦之改厥前愆，自托洪庇，宜若不在弃绝之中。兹敢不避尊严，更布区区，以请下命。
朝鲜太祖李旦
太宗严辞斥之，且云：“今日所择者仅有二途，今尔欲生则速出城归降，欲战则急出一战，无论佞口美言，不足以倾朕耳！即此国书，从前虽有兄弟关系，然亦应改称君臣之大礼。”太宗寻复命其捕搏主战论之巨魁，送至阵前，以为要求。
天无二日之论
主战党与讲和党，其主张绝对不相容。初以崔鸣吉赍送国书，金尚宪见而裂之，痛哭曰：“君臣上下，同守一城，若蒙在天之鉴，则不可不为一日之图。如此而更无能为，即请速就死。”因叱鸣吉曰：“公等忍为此事耶？”鸣吉曰：“不得已耳！公裂之，吾当拾之。”乃举寸裂之国书，补缀之。申翌圣进而抚剑曰：“若主和议，则吾不能不以此剑斩之。”参判郑蕴弹劾鸣吉尤为酷烈，曰：“殿下今称臣，是君臣之分已定。夫君臣之分已定，则不可不惟命是从。彼若命之出降，殿下即出降乎？命之北去，殿下即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殿下即易服行酒乎？不从，则彼必以君臣之义，声罪于我。事至于此，殿下将何以处之？鸣吉所云‘一经称臣，即可以解城围而全君父’，此犹如妇寺之忠耳？夫与其屈膝而生，何若守正为社稷而死！我国之于中朝（指明国言），可忘其父子之恩耶？可背其君臣之义耶？夫天无二日，而鸣吉欲二其日；民无二王，而鸣吉欲二其王，是可忍孰不可忍耶？”此种慷慨激昂之文字，数次呈于李倧之前。吾人批评之，彼主战党之论调，固不免为书生之见识，至其屈强不降之态度，亦不无足沮清军气势之效力，然从太宗之意志观之，昔金人围汴京，掳宋之二帝而去，彼岂为履行前辙而来者？崔鸣吉对外，利用主战党之气势与否，虽不可知，然其如彼勇敢之态度者，究不外看破太宗心事之属于如何也。未几，太宗命睿亲王多尔衮攻取江华岛。夫朝鲜恃汉江之水险与天堑，竟尔无效，陷于一夜，贵嫔二王子以下，皆就掳。据朝鲜人记录，宫嫔一辈，则使本国人陪行，虏兵（指清兵）在后，颇致恭敬，盖清人不似蒙古兵之暴戾贪淫也。
出城降服之决定
江华之陷，形势自此转急。初，王之使者往清营，太宗命出江华岛所获之内官及宗室等示之，又出王子之手书、宰臣等之状咨授之。时臣僚家属多半入江华岛，闻之无不痛哭。或疑其书有诈，王曰：“大君之手书，不得有伪作。”即夜召大臣会议，王先云：“宗室已陷，吾无能为。”乃决定出城降服之议。据当时朝鲜人记录，太宗皇帝，因其国之不受命，欲歼灭之，将以兵事委十王子（豫亲王）及龙马二将，次日，太宗即发程归国，使朝鲜欲和不得也。此事乃更助江华陷落之恶耗，而逼成出城降服之机会。二十九日，王依清国要求之一要件，以斥和之主魁吴达济、尹集二人，交崔鸣吉，送致于太宗。据朝鲜人记事，二人将行，王引见之而赐酒曰：“尔等以予为君，事至此，予复何为？”因泪下。二人对曰：“主已被辱，臣等惟以不死为恨，今得死所矣，夫复何戚！”王曰：“汝等父母妻子，予将终身顾恤，幸勿为念。”夜二更去。及至，清主问二人曰：“尔等何故斥两国之和？既斥和，何不攻我？”二人曰：“非斥和，仅斥送使耳。”清主大笑，命左右解其缚，给之以冠帽。吴、尹二人，及掌令洪翼汉，是年三月，斩于盛京。
降服之条件
崔鸣吉与清国之间，其所缔结降服之条件如下：
一 执君臣之礼，新结宗属关系。
二 去明国之年号，绝明国之往来，献纳明国所与之诰命册印。
三 王则以长子及第二子为质，大臣则以子或弟为质。
四 准明国之旧例为贡献。
五 讨伐明国之时，不可违出兵之期日。
六 今次攻取皮岛，应出兵及兵船。
七 捕虏渡鸭绿江后逃还本国者，应执而送于本主，若欲赎还，则从两主之便。
八 两国臣民可行结婚。
九 新旧城垣不许擅自建筑。
十 一切瓦尔哈人等概须交还。
十一 许与日本贸易，可导其使者来朝。
十二 每年进贡额所定如左：
黄金一百两 白金 一千两
水牛角弓面 百副豹皮 一百张
鹿皮一百张 茶一千包
水獭皮 四百张 青鼠皮三百张
胡椒十斗好腰刀二十六把
顺腰刀 二十把 苏木 二百斤
好大纸 一千卷 好小纸一千五百卷
五爪龙席四领各样花席 四十领
白苎布 二百匹 各色绵绸 二千匹
各色绸麻布 四百匹 各色细布 一万匹
布 一千四百匹 米一万包
筑受降坛于三田渡
主战党既已交出，降服之条件，亦已缔结，今所待者，唯国王李倧出城而已。太宗乃命随从之礼部，筑受降坛于松坡之三田渡。坛凡三层，前临汉江之碧水，后挹广州之山色。出城之期日，即定于三十日午前。太宗诘旦渡江，端坐坛中朱红椅上以待。此晨大雾，日色无光，国王与世子，身被清主送来蓝色缎之戎衣，次由西门出，满城哭送，声动天地。而三田渡之太宗阵营，穷极奢华，獭皮大帐，建设中庭，四面围以貂皮之帐，敷设白羊皮之褥。妇人均用朝鲜人，分两行，并列于坛下，一行为加笄之美女，一行为总角之美女，多至数百。国王李倧则通过此间而向坛上，国王则登第二层，世子则登第三层，使共拜天。礼毕，国王北面伏地请罪。太宗谕曰：“朝鲜国王既知罪来降，朕岂有念旧恶而为苛责之理乎？尔今以后，一心尽忠，勿忘恩德可也。”乃使执君臣礼。问国王著席之位次，答曰：“不若慑之以威，养之以德。朝鲜虽迫于兵势来归，然亦一国之王也。”乃命坐左侧下坛之后，赐宴甚厚。除留世子及凤林大君为质外，命放还在江华岛一切之捕获者。其包围山城，始于十二月十六日，至次年正月三十日而解，共为四十有七日。二月一日，太宗振旅而还盛京。
半岛之残破
半岛残破，自在意想之中。其直接被害者，则为平安、黄海、京畿、江原及忠清之北部。太宗命蒙古兵取归路于咸镜道，则此一道又被残破。至京城之光景，则荡残最甚，大路死尸狼藉，繁华商家，焚烧殆尽，鸡豚鹅鸭之类，绝不见迹，惟有饥疲之犬，啮人肉狂走耳。据当时朝鲜人之所记者，则皆指为满洲兵所为云。
皮岛之亡
半岛既全失独立，而毛文龙占据鸭绿江口一带之岛屿，亦遂有不能固守之势。太宗还师时，命新降之汉兵，及朝鲜之水军，略取皮岛。首将沈世魁不降，死之，明人之遇害者，前后计有四五万之多云。其行杀戮时，明人相骂曰：“天朝何取怨于朝鲜乎？”盖朝鲜人杀戮汉人，较满洲兵为酷也。据清朝记录，尔时卤获品目中，有蟒素缎四万余匹，银三万两，青布十八万余匹，红毡五万条，红衣炮七门，法贡炮二门，西洋炮一门，俘虏之数越三千，可想见皮岛之盛时也。
大清皇帝功德碑
大清崇德元年冬十有二月，宽温仁圣皇帝，以坏和自我始，赫然怒，以武临之，直捣而东，莫敢有抗者。时我寡君棲于南汉，凛凛若履冰霜而待白日者。始五旬，东方诸道兵，相继奔溃，西北师逗桡峡内，不能进一步，城中食且尽。当此之时，以大兵薄城，如霜风之卷秋箨，炉火之燎鸿毛。而皇帝以不杀为武，惟布德是先，乃降敕谕之曰：“来，朕全尔，否则屠之。”有若英马诸大将，承皇命相属于道。由是我寡君集文武诸臣谓曰：“予托和好于大邦，十年于兹矣。由予昏惑，自速天讨，万姓鱼肉，罪在予一人。皇帝犹不忍屠戮，谕之如此，予何敢不钦承，上以全我宗社，下以保我生灵乎？”大臣协赞之，遂从数十骑，诣军前请罪。皇帝优之以礼，拊之以恩，一见而推心腹，锡赉之恩，遍及从臣。礼罢，即还我寡君于都城，立招兵之南下者，振旅而西，抚民劝农，远近之雉举鸟散者，咸复厥居，讵非大幸欤？小邦之获罪上国久矣，己未之役，都元帅姜弘立，助兵明朝，败被擒，太祖武皇帝，止留弘立等数人，余悉放回，恩莫大焉，而小国迷不知悟。丁卯岁，皇帝命将东征，本国君臣，避入海岛，遣使请成，皇帝允之，视为兄弟国，疆土复完，弘立亦还矣。自兹以往，礼遇不替，冠盖交迹。不幸浮议煽动，构成乱梯，小国申饬边臣，言涉不逊，而其文为使臣所得。皇帝犹宽贷之，不即加兵，乃先降明旨，谕以师期，丁宁反复，不啻耳提面命，而终未免焉，则小邦群臣之罪，益无所逃矣。皇帝既以大兵围南汉，而又命偏师陷江都，宫嫔王子，暨卿士眷属，俱被俘获。皇帝戒诸将，不得扰害，令从官及内侍看护。既而大沛恩典，小邦君臣及被获眷属，复归于旧。霜雪变为阳春，枯草转为时雨，区宇既亡而复存，宗祀已绝而还续，环东土数千里，咸囿于生成之泽，此实古昔简策所希睹也。於戏盛哉！汉水上游，三田渡之南，即皇帝驻跸之所也，坛场在焉。我寡君爰命水部，就坛所，增而高大。又石以碑之，垂诸永久，以彰夫皇帝之功德，直与造化而同流，岂特我小邦，世世永赖，抑亦大朝之仁声武谊，无还不服者，未始不基于此也。顾摹天地之大，日月之明，不足以仿佛于万一，谨载其大略，铭曰：天降霜露，载肃载育，惟帝则之，并布威德。皇帝东征，十万其师，殷殷轰轰，如虎如貔。西番穷发，暨夫北落，执殳前驱，厥灵赫耀。皇帝孔仁，诞降恩言，十行昭回，既严且温。始迷不知，伊戚自贻，帝有明命，如寐觉之。我后祗服，相率而归，匪惟惧威，惟德之依。皇帝嘉之，泽洽礼优，载色载笑，爰束干矛。何以锡之，骏马轻裘，都人士女，乃歌乃讴。我后言旋，皇帝之赐，活我赤子，哀我荡析，劝我穑事，全瓯依旧，翠坛维新，枯骨再肉，寒荄复春。有石巍然，大江之头，万载三韩，皇帝之休。
大清皇帝功德碑
三田渡之丰碑
太宗所筑之受降坛，即在今之京城之东，汉江之南岸，松坡津之小渔村内。而大清皇帝功德碑，即建立于其坛之旧址，高一丈四五尺，阔七八尺，表面系满、蒙两样文字，里面有汉字，为艺文馆大提学李景奭所撰，资宪大夫吴竣所书，系崇德四年十二月初八日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