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之编纂

太宗之用意,更注于国史编纂之上。国史始用国语,即满洲文字。明治四十五年,内藤教授,在奉天采收满文老档,谓太祖日记,以万历三十五年(西纪一六○七)始。若以此岁为基础,考之太祖命额尔德尼等创立国语满文,不出七年,早已备置记录,盖因建州之兴,不得不记录中外大也。越二十二年,至太宗天聪三年(西纪一六二九),更进而于记录职外,分任翻译职,著名之大海者,实任翻译,库尔缠当记注之任,太宗顾问机关之文馆由此始。天聪九年(西纪一六三五)八月,《太祖实录图》八册成,图为画匠张伦、张应魁二人之笔,其图解则满、蒙、汉三体文并书。越二年,即崇德元年(西纪一六三六),《太祖实录》成,《实录图》成于《实录》以前,殊可异也。当编纂《实录》之时,太宗谕曰:“从来记录有大金者改为满洲,抉去女真文字。”此事特宜注意也。

清朝开国期之史料

清国史料中就官撰记录而言,各朝皆以《实录》为第一。惟实录以本朝之臣子,书本朝之事,记事多涉避讳。如宋代政治上党派激争时,明代帝系屡有事故时,实录修改几次,亦有不可征信之处。清朝实录,果有若何之程度,可以征信乎?就此而言,日本自古传有清三朝实录写本,分太祖、太宗、世祖三朝。此实系文化四年,邨山芝坞、永根永斋二人抄录出版,为《清三朝实录采要》十六卷行世,一时清国人东来者,喜得见本国实录,竞购买之。此《采要》上更有《抄略》二卷,亦二人所作。日本所存之三朝实录,与今日北京奉天所存者,是否相同,有待考查,余怀此疑问久矣。观现在行世之本,如蒋良骐《东华录》,王先谦《东华录》,其记事体裁,颇与传抄本有不同之处。其满洲、蒙古人名,用音译之文字,传抄本与《东华录》多异。传抄本官名、人名并记时,从满洲语之法则官名书下,人名书上,即如书博尔晋虾,博尔晋人名也,虾(侍卫之义)官名也,然《东华录》书此曰侍卫博尔晋。探究其绪,传抄本用康熙年间之纂修本,《东华》原本之实录,用乾隆以后重修本。清太祖谥号,传抄本为“太祖承天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弘文定业高皇帝”,是康熙元年所改定,《东华录》则于雍正元年,加“端毅”二字于“睿武”与“弘文”之间;乾隆元年,又加“钦安”二字于“端毅”之下。此考查之结果,清朝实录,或就一部分而修改;传抄本之实录,为最初记录,当比官本之实录,较为质实也。

《东华录》,清代编年体史料长编。有“蒋录”、“王录”两种。分别由蒋良骐、王先谦等编撰,全书记载了清代二百多年间的大事,为研究清史的重要史籍。

奉天所存之实录,藏于崇谟阁中,为满文、汉文两种。此阁中于实录之外,藏有圣训(满、汉两文)及其他重要史料。其中与实录最近似者,有《满洲实录》八册,为插画之写本,列满、蒙、汉三体文,其记事殆与《太祖实录》同,其图画自满洲开辟之长白山三神女之传说始,先画太祖一代事迹,末记数语如左:

《实录》八册,乃国家盛京时旧本,恐子孙不能尽见,因命依式重绘二本,以一本贮上书房,一本恭送盛京尊藏,传之奕世,以示我大清亿万年子孙,毋忘开创之艰难也。

此原本存于北京乾清宫者,其存亡不可知矣。今盛京有传写本,画中有太祖、太宗面貌,其用意在示以一种特异之好相。以传抄本实录与崇谟阁实录相较,益知其史料之有价值。传抄本实录所载,太祖崩,当时正妻大福金,为乌喇国满大贝勒之女,年三十七岁。大福金本为后妻,其前嫡出、庶出之子甚多,大福金亲生者,有睿亲王、豫亲王兄弟等。其异母诸贝勒,称太祖遗言,强请大福金殉死,其所谓遗言者,大抵以大福金为貌美心险之人,太祖恐其生乱,故命其殉死也。大福金因其强请,著礼服,饰金玉珠翠珍宝之物,乃托以二幼子事,遂殉死。《东华录》全不载,《满洲实录》载焉,此疑问当一睹崇谟阁本以决之。后观阁本果不载,由此知传抄本实录,与《满洲实录》为最初质实之记录,无甚避讳;乾隆重修时,关于满族不名誉之事,已悉删除矣。

《满洲实录》插图

以上研究之结果,开国期之实录,以日本传抄本实录最为可信,其插画之《满洲实录》,就太祖一代之事迹,殆与此有同等之价值;惟《满洲实录》备载满、蒙文,可以寻满、蒙原语真正之意义,是其长也。又阁本实录,各朝皆有满文,日本所存之三朝实录无之,此亦缺点也。

满文旧档

崇谟阁又有汉文旧档之写本六册,其中重一册,实止五册。其内容分为三种,一、各项稿簿一册,二、朝鲜国来书簿三册,三、奏疏一册。

第一各项稿簿所搜录之往来文书,系自太宗天聪二年九月至五年十二月者,其目录如下:

金国汗致朝鲜国王书数通金国汗致毛大将军书

下八旗固山贝勒敕谕下各汉官敕谕

王府传谕金汉蒙古军民人等 下官生军民人等敕谕

下各城屯堡秀才谕 与刘三弟兄谕帖数通

下皮岛副将陈继盛等敕谕刘兴贤家信数通

下静安堡刘千总敕谕金国汗及执政众王等告天盟誓疏

下游击李献箴敕谕 下永平迁滦等处军民人等敕谕

领行各官及帖八门钟楼敕谕 下黄旗旗下鼓该管人民敕谕

下各堡官民敕谕下查僧尼官敕谕

下各寺僧众敕谕下参将祝世昌敕谕

下国中汉人敕谕下驸马总兵佟养性敕谕

下众将官敕谕 下僧网司敕谕

下靖安堡住民孟安邦敕谕与朝鲜会宁府咨

下道录司敕谕 下金汉官生军民人等敕谕

下诸将领敕谕 下金汉蒙古官员敕谕

下礼部敕谕下兵部转行八门上敕谕

孙副总兵传谕兵丁等金国汗致祖大将军书

附录 岛中刘府来书数通

此外犹有琐细之记事附载焉。金国汗即清太宗。据实录,此时已称满洲国皇帝,其实则尚称金国汗也。此等事,证之奉天省各地之刻石,又明及朝鲜等之记录,均相符合,甚正确之史料也。毛大将军即明将毛文龙,祖大将军即祖大寿。此等文书,实录所不采者甚多;实录所采者,皆经修饰者也。此等文书,最足征入关前之政治、外交等真相焉。

朝鲜国来书簿,第一册,为天聪元年至八年十二月者;第二册,为天聪九年至崇德四年十二月者;第三册,为崇德五年六月份者,内载太宗第一次朝鲜征伐后,第二次征伐之事甚多。

奏疏稿,则自天聪六年正月至九年三月之诸臣奏疏也。即刑部承政高鸿中、新副将张弘谟等,参将高光辉、游击方献可、参将姜新、新服生员孙应时、礼部侍郎伯龙、秀才高士俊、总兵佟养性、厢红旗相公胡贡明、秀才马国柱、书房相公王文奎、相公江云深、厢白旗副将孙得功、书房鲍承先、整白旗备御刘学成、书房秀才李棲凤、蓝旗总兵官马光远、书房秀才杨方兴、兵部启心郎丁文盛、赵福星、整黄旗下副将祖可法、凌河备御陈延龄、总兵官麻登云、正白旗下隐士扈应元、正白旗下游击佟整、永平府新人徐明远、大凌河都司陈锦、生员沈佩瑞、新顺生员杨名显等,整红旗牛录章京许世昌、俘臣仇震等是也。而明之降将孔有德、耿忠明、尚可喜,及帷幄谋臣范文程、宁完我等之奏疏,亦多载之,大抵指陈取明之策,适成其为汉奸而已;然此等奏疏,实录所不采者不少,亦贵重之史料也。至于官名之书法,则如章京书为相公,正黄旗书为整黄旗,则因制度草创之际,尚未规定。奉天西十余里塔湾之塔上,其刻石书章京为将军,与此正同也。

厢白旗、整白旗,此处的厢、整今一般通用镶、正,即镶白旗、正白旗。八旗余同此。

满文老档

崇谟阁所藏史料中,其于开国期有最重大之关系者,为满文老档。同一之文,以二样书之,即旧满洲字与新满洲字是也。题为无圈点之档子者,旧字也;题为有圈点之档子者,新字也。

沈阳故宫崇谟阁

老档之内容,则太祖、太宗二代之记录残本也。今记其目录如左:

太祖第一套四册丁未年至乙卯年(即明万历三十五年至四十三年)

太祖第二套九册天命元年正月至四年十二月(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七年)

太祖第三套九册天命五年正月至六年五月(明泰昌元年至天启元年)

太祖第四套九册天命六年六月至十二月(明天启元年)

太祖第五套十一册天命七年正月至六月(明天启二年)

太祖第六套八册天命八年正月至五月(明天启三年)

太祖第七套九册天命八年五月至九月(明天启三年)

太祖第八套七册天命九年正月至十年十一月(明天启四年五年)

太祖第九套六册天命十年及十一年(明天启六年七年)

太祖第十套九册太祖皇帝天命年间年月不具备之档子

太宗第一套八册天聪元年正月至十二月(明天启七年)

太宗第二套七册天聪二年正月至十二月(明崇祯元年)

太宗第三套五册天聪三年正月至十二月(明崇祯二年)

太宗第四套七册天聪四年正月至四月(明崇祯三年)

太宗第五套六册天聪四年五月至十二月(明崇祯三年)

太宗第六套六册天聪五年正月至八月(明崇祯四年)

太宗第七套五册天聪五年八月至十二月(明崇祯四年)

太宗第八套六册天聪六年正月至二月(明崇祯五年)

太宗第九套六册天聪六年三月至六月(明崇祯五年)

太宗第十套五册天聪六年七月至十二月(明崇祯五年)

太宗第十一套 六册崇德元年正月至三月(明崇祯九年)

太宗第十二套 六册崇德元年四月至五月(明崇祯九年)

太宗第十三套 六册崇德元年五月至六月(明崇祯九年)

太宗第十四套 七册崇德元年七月至八月(明崇祯九年)

太宗第十五套 七册崇德元年九月至十月(明崇祯九年)

太宗第十六套 六册崇德元年十一月至十二月(明崇祯九年)

通以上所列,实起自天命纪元前九年,至崇德元年,三十三年间,为日记体之记录。其中天聪七年、八年、九年缺,天命七年下半年缺,其他处处有缺。其记琐屑之事,亦极详细。实录太祖一代只八卷,而老档仅记半世,已有八十一册;《太宗实录》记在位十七年间事,只六十七卷,而老档记七年间事,已有九十九册。其记崇德元年一年间事者,至三十八册之多,纵令满文比汉文篇帙较烦,何以相悬一至于此,余虽未能细知其内容,然其在开国期之史料,必为第一位也。

此老档之由来,可就实录而考之。《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夏四月丙戌朔之条有曰:

上命儒臣,分为两直,大海榜式,同刚林、苏开、催尔马诨托、布戚等四笔贴式,翻译汉字书籍;库尔缠榜式,同吴巴什、查苏喀、胡丘、詹霸等四笔帖式,记注本朝得失,以为信史。(据传抄本实录)

是知天聪三年以后,始有记录专职,其以前之事,则无明白记事。但从现存老档考之,太祖创立满洲字后,似不久即有记录,天聪三年,更进而记录与翻译分任其职焉。此记事曰:“大海、榜式,即达海、巴克什之别音,盖因康熙以前之实录,与修改本译音有异也。榜式或巴克什,从汉语之博士而出,为文人之义。库尔缠榜式,改修本为库尔禅巴克什。笔帖式从蒙古语必阁赤而出,始为学士之义,后乃为小书记官之名。”

《满文老档》书影

加圈档案,即新满洲语,天聪六年所改定。其老档之大部分,用旧字书之,即无圈点档案也。然现存之老档,其书写之年月不明,大概为乾隆时所称发见之旧本,久置之鼠啮蠹蚀,而重加整理,新改写为今体裁。文中处处贴附黄笺,记以原档残缺字样,此盖可知改写之际,于其难读之旧本字外,更作新本字者。其成于新字改字后之崇德年间一部分,以乾隆帝喜体裁整备,故注明无圈点档案于其上云。

此外久藏于北京内阁库中,而近年交付于学部者,中多清初文书,由光绪二年所调制之清查东大库档,推知其可贵在老档以上,实根本史料之所在也。

文馆分三院

天聪十年三月,分从来文馆为三院,一名内阁史院,一名内秘书院,一名内弘文院。内国史院,记注诏令,收藏御制文字,凡用兵、行政、史书之纂修,郊天之祝文,及编撰祖宗实录,拟撰圹志文字,排次一切机密文稿,皆掌之。内秘书院,撰外国往来书札,拟各衙门奏疏及词状之敕谕,皆掌之。内弘文院,凡御前进讲及关于制度之颁布,皆掌之。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衙门,在天聪五年始设立,虽各令诸王为长,其实际之政权,则掌握于文馆。三院分置,虽在天聪朝之晚年,自可为崇德朝国政改革之准备,文馆实发生大权之根据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