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烈之流贼
中国土地广阔，人口众多，每值王朝交替，乱党常不绝迹。中国史家括称此等乱民为盗贼，然此亦不过为失败之恶名，倘能推倒王朝，得代之而称帝号，则咸颂应天顺民矣，彼等果施实际之善政与否，夫固非其所问也。王鸿绪《明史稿》论有明一代之群盗曰：“永乐中唐赛儿倡乱山东，厥后乘瑕弄兵，旋就扑灭。惟武宗之世，流寇蔓延，几危宗社，而卒以扫除。庄烈帝励精有为，视武宗何啻霄壤，而顾失天下，何也？明兴百年，朝廷之纲纪方肃，天下之风俗未浇，孝宗选举贤能，布列中外，与斯民休养生息者十余年，仁泽深而人心固，元气盛而国脉安，故如武宗之童昏，亟行稗政，而危而不亡。庄烈帝承神、熹二宗之后，神宗晏安养痈，熹宗昵阉僇士，元气尽澌，国脉垂绝。向使熹宗御历，复延数载，则天下之亡，不再传也。幸而庄烈继统，锐意更治，用人行政，焕然一新。然当是时，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境之抢攘已甚，庄烈帝虽志勤宵旰，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譬之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所用之医，良否错进，所服之剂，寒热互陈，病入于膏肓而无可救，为家督者复强起自治，则其身虽欲不亡，岂可得哉？是故明之亡者，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如人之亡于疽毒者，其致亡之本，亦不在于疽毒也。”盖王鸿绪之意，谓亡国之真因，不外乎恶政。中国之恶政，莫甚于苛税。然增税之真因，亦非指帝之滥费，盖因国与国之关系，国防上之需要也。在明季之恶政，远因为救援朝鲜之役之兵费，近因则在解决辽东问题。故谓流寇夺去明国之命脉，正同于疽毒夺去人之生命也。《明史稿》叙流寇始末，谓盗贼之祸，历代常有，而至明季之李自成、张献忠者为最，盖史册所载未有如斯之酷烈者也。
张献忠起义图
陕西之饥民
明末流寇之起，原因不得谓为单纯。苦重租之人民，乘天灾而起者，在官府则普通谓之为饥民。庄烈帝初年，起于陕西者，即此类也。始太监魏忠贤，使其党与前后巡抚陕西，均属贪黩，不恤人民，民不聊生。加之以饥馑，在崇祯元年已开始，就中以延安一府为最，饥民乃揭竿而起。时白水之贼王二，府谷之贼王嘉允，宜川之贼王左挂等，并起攻城，杀害官府。此等诸贼，原为盗贼，饥民则多被强迫为盗贼者，征之当时之情事而可知也。彼等从此得势，遂亦自僭王号。饥民有王大梁者，自称为大梁王，与马贼高迎祥相连而聚众。迎祥自称闯王，系李自成之舅。延安人张献忠，阴谋多智，自号八大王，以米脂县之十八寨应闯王。给事中马懋才，当时上疏，叙陕西饥民之状如下：“臣陕西安塞县人也。臣见诸臣具疏，有云父弃其子，夫鬻其妻，或掘草根而自食，或掘白石以充饥，然此犹不足言。臣乡延安府，自去岁至今，一年已不见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人民争相采食山间之蓬草，虽曰谷物，实类于糠，其味苦涩，食之不过免死。至十月，蓬尽则剥树皮而食，诸树皮中惟榆皮最善，仍杂以他皮而食，亦得稍缓其死。至年终，树皮又尽，则又掘山中之石块而食。石冷而味腥，虽少食亦易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民有不甘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其一二稍为积贮之民，则被劫不留一物。彼饥民以为死于饥与死于盗，死相等耳，且与其坐以饥死，何不为盗而死，尚得为饱死鬼乎？最可悯者，则在安塞城西一带之地，每日必弃一二婴儿，其号泣而呼父母者有之，其食粪土者有之，至翌旦，则弃儿无一生者。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而为薪，煮人肉而为食，始知前此之人，皆为饥民所食。第食人者必非康健，彼等亦不出数日，面目赤肿，发燥热而病死。因此死者相枕藉，各县于城外掘数坑，每坑埋数百人。总之秦（陕西）地光景，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盗贼次之；西安、汉中以下，则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次之”云云。夫交通未便，全未有备荒贮蓄，致成如此边境之惨状，想此疏必非故为夸张也。
饥军之结局
次所当考察者，则饥军之结局也。饥军因将卒要求粮饷不得，转而化为饥民。粮饷穷乏，至崇祯朝为极。帝即位之元年秋，守辽西宁远之四川、湖广兵，缺饷至四个月，因大噪，捕缚巡抚、总兵等长官，犹幸而未成大乱。及陕西省欠饷缺额，算至一百三十八万两之多，其冬，兵士遂起而劫掠州库，彼等一团，则已投入饥民及群盗内矣。翌年冬，太宗包围北京，朝廷敕募集诸道勤王之兵，四方官兵，受命均指北京而入卫。山西巡抚耿如杞之部众，尤称劲卒，彼等已到北京，俟三日而粮饷未给，乃去而沿山东一带行劫掠。政府怒而逮问于耿，耿既被逮，部众五千哄然散溃，均指山西归还，所谓晋中（山西）之流贼，由斯蜂起。
驿传之裁削
崇祯二年，兵科给事中刘懋上疏裁削驿递，则岁可省数十万两。议上，帝大悦，直著为令。夫在中国北方，从事于驿传之驿夫，多系山西及陕西之人民，一因其耕地不十分相宜，又因其地方之人民，一般多有膂力，惟苦生计困难，多为无赖之徒。据明人所记，则谓朝廷设立驿站之主旨，兼以笼络天下无赖之徒，使彼等肩挑背负耗其精力，销其岁月，糊其口腹而不敢为非。此亦不失为一面之观察。究之驿传裁削者，将从来驿夫之数，大施节减。适陕西饥馑，殆达极点，今更增此多数无赖汉，于是到处煽动溃兵，遂相聚而投于盗贼之群，陕西殆无一片宁土矣。彼等愤怨驿传裁削之建言者，或呼名而诅咒，或图像而丛射，嗣建言者恨恨而死，棺至山东，无人肯辇负之，委置于旅舍者，至历一年之久云。综合以上饥民、饥军及驿卒，均走同一方向，遂相结合而成一大流寇矣。
破军星李自成
李自成幼时，即有种种传闻。据某史言之，彼初名鸿基，有膂力，善骑射。年十三，约里中朋辈诣关帝庙，效桃园故事。彼欲角力，见神前有重七十余斤之铁炉一坐，乃以只手举之，绕殿一匝，仍置故处。其朋辈一人，次欲举之，不能动，惟以两手握之，只行五步而止；又一人奋力一提，亦不动。彼乃再提之绕殿一周，安置旧处。庙中道士惊叹曰：“汝父积善德，故生汝。”彼乃大言曰：“大丈夫当横行天下，株守父业岂男儿耶！前三岁，曾梦一伟将军，呼予李自成，今即可改名自成，号鸿基。”据传云，其父守忠无子，祷华山，梦神告曰：“以破军星为汝之子。”乃生自成。崇祯四年，彼往从闯王，与张献忠等加入群贼。尔时彼等之徒众，计有二十余万人之多云。
闯王李自成
流寇四出
明之办贼，专主招抚，而不从根底以削除之，故至蔓延而难图。三边总督杨鹤，虽以清慎自持，而不足以感服贼党，因使洪承畴出而承任。承畴督诸将帅曹文诏等剿贼，所向克捷，陕西省内，略为平定。第贼徒已成流寇之形，突侵入山西之南部，官兵守御较勤，则流寇又走入山西与直隶之接界，越太行山而将突出于黄河之平原。崇祯七年，李自成则与高迎祥等渡黄河，剽掠河南，明将陈奇瑜追击之，则转而再进陕西之南部，嗣彼等误逃入兴安之车箱峡，奇瑜乃檄卢象升等控扼贼之退路。而车箱之地，四山巉立，长连十里，易进而难出，彼等之入峡中，山上居民乃下石相击，或以炬烧山口，或累石而绝通路。彼等本绝粮食，又为二旬大雨连绵，弓矢尽败，马匹之死亡者过半，自成无所为计，即出重宝贿奇瑜之左右，伪请为降。奇瑜无远虑，遽许之，先后计三万六千余人，悉慰劳而使归农。奇瑜之愚，诚不可及矣！彼更每百人配安抚官，使为护送，檄经过之州县具粮食传送。彼等尽向西安，及出栈道，忽不受约束，杀害护送官五十余人，攻掠诸州，关中（陕西）大震，于是人人知贼师中有李自成矣。
荥阳之大会
李自成不肯轻易弃陕西者，彼等之见地，岂有他哉，亦惟利陕西、河南、湖北、四川，互有太华山之山汇，巧于韬晦一已之踪迹也。陈奇瑜失败之后，继之者即洪承畤，因彼促四川、湖北四道之兵夹攻，自成等乃窜入终南山，更突出河南，崇祯八年，大会合于荥阳，为流寇史上放一异彩。当时与会者为老回回、曹操、革裹眼、左金王、改世王、射塌天、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及迎祥、张献忠，共称十三家七十二营，所谋者不外对于三边总督洪承畴之方略耳。议尚未决，自成曰：“匹夫犹可奋，况十万之众耶？官兵无能，宜定部署，利钝则听天耳！”乃分四川、湖北、河南、陕西、东部五方，所得子女玉帛，众家均分；此皆出自成之建议也。翌年高迎祥被捕杀，众乃推自成继头目之位，于是第二世闯王之名号，彼乃占而有之矣。然自成为人高颧深，鸱目鹖鼻，其声如豺；且其性多猜忍，杀人则剖心斮足以为戏，所过之地，民皆保壁垒而不下，残忍刻薄，所以未能服悦人心也。然彼欲创大业，究不可不有善策。崇祯十三年，忽有杞县之举人李信，与卢氏之举人牛金星，来投自成。
童谣之造作
谣言可解为中国命运之一种钥匙，故当童谣之初起时，当局者每恐其流布，而严为警戒；而谣言之发生，究不知何人创唱，忽而传播于全社会，不波及于各阶级不止。且无论何国，均有多少谣言惑乱民心之行为者；至其文明低级之社会，则固视此事为普通。然在中国，则谣言势力之伟大，更为无比。吾人于前节曾记李信、牛金星二举人之加入李自成幕下，李信又使卜者，献三尺余之策，上有谶记曰“十八子主神器”。自成视之大悦。信又曰：“取天下者以人心为本，请勿杀人以收天下之心。”自成从之，散所掠之财物，俾赈饥民；受饷之民，乃呼曰：“李公子活我！”彼于此时复造谣言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之，以相煽动。惟时天下方苦苛税之害，从自成者遂日众。崇祯十四年正月，南下黄河，围河南府，万历帝之爱子福王常洵被害，自成之兵乃沟王之鲜血，杂以醢而尝之，名为福禄酒云。王之世子由松裸而逃出，自成即发王邸之金库，以赈与饥民。
李自成之建襄京
自成统率乱民，经年皆得势，因定行军规制，彼乃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建白鬃之大纛，与银浮屠，其左营为白帜，右营为绯帜，前营为黑帜，后营为黄纛，五营以序分直，昼夜次第休息，巡徼严密，逃者称为落草，即磔杀之；收男子十五以上、四十以下者为兵，布军令，兵士不得藏白金，又所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以外不得携他之妇人，寝具悉用单布。一兵士所饲养之马，大概越四匹，未几，有剖人腹而为马槽者，马之性大变，见人辄思噬之，恍如虎豹。军止则出而较骑射，名之曰站队。军之所过，不惮崇冈峻阪，所惮者惟黄河，如在淮水、泗水、泾水、渭水，则一呼而马入河中，马蹄壅阏之处，水为之不流。闻其阵形所擅长者，先出骑兵三万，久战而不胜，则佯败以诱官兵，使长枪之步兵三万当之，击刺如飞，骑兵乃回顾乘之。攻城迎降者不杀，守城一日者杀十分之三，二日者杀十分之七，连至三日者屠之。掳获物则以马匹为上，弓铳次之，币帛珠玉又次之。崇祯十六年，彼欲据汉水上流之地方，改襄阳为襄京，修明之襄王宫室而居之。当时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之诸大贼，殆降死将尽，与彼抗衡者，独有张献忠一团耳，河南、湖广、江北一带，诸贼尽为彼统治，自成乃自称为新顺王。左辅牛金星议进取之策曰：“请先取北，直逼京师。”侍郎杨永裕曰：“请下金陵，绝北京之粮。”从事顾君恩曰：“不然。金陵居下流，事虽济而失之缓，直逼京师，不胜，将安退师？是失之急也。惟关中为大王桑梓之邦，百二山河，已得三分之二，宜先取之，建立基业，然后旁略三边，资其兵力，攻取山西，再向京师，庶几进战退守，万全而无一失矣。”自成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