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之暴殂
崇德七年（崇祯十五年）冬，太宗康健不似寻常，乃托游猎而养病，翌岁，尚未复原。秋八月八日夜半，坐清宁宫之南榻，忽暴殂，享年五十有二，葬于昭陵，谥曰文皇帝，庙号太宗。彼所统御之过去二十年之成绩，今将不出数月之久，放一大光辉于世界矣。惟急遽下世，无有遗命，未免惹起皇位继承问题之混乱，为可叹耳。
睿亲王之拥立稚儿
吾人于第九节，曾略述及太宗即位，原非皇父太祖之意，盖其父皇之意旨，原授大统于幼子多尔衮，而命长子代善（礼亲王）为辅佐。然此意旨，太宗于其死后，并不履行，多尔衮之母大福金遂自刃。今太宗殂落后其所起之悲剧，虽与此异，其情事亦不可谓与太祖登遐之际无关系。第《清实录》不传其详，惟观尔时质于奉阳之朝鲜世子孝宗之手记，尚可略知其真相。手记如下：
朝鲜世子孝宗（1619～1659），李氏朝鲜的第十七代君主李淏，庙号孝宗。早年曾与其弟兄一起被皇太极掳到盛京做人质。1645年放归，同年11月，清朝册封李淏为朝鲜世子。
李淏手迹
十四日（崩御后六日），诸王皆会于大衙门，大王（礼亲王）发言曰：“虎口（肃亲王豪格）为帝长子，当承大统。”虎口曰：“福少德薄，不堪承任。”固辞而退。帝之手下将领辈佩剑前曰：“吾等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同于天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从帝于地下！”大王曰：“吾虽为帝之兄，久不闻朝政，何可参入此议？”即起而去。八王（英亲王阿济格）亦随去。十王（豫亲王多铎）默无一言。九王（睿亲王多尔衮）应之曰：“汝等之言是也。虎口既退让无继续之意，则当立帝之第三子。至谓年岁幼稚，吾与右寘王（郑亲王）分掌其半，可左右辅政。年长之后，再当归政。”由是誓天而散。第三子（顺治帝）年六岁云。
据此记事，则太宗崩殂，其皇位遂为彼等诸王争夺之目的。夫肃亲王之为皇长子而不得立，非与礼亲王之为太祖长子而不能立同乎？肃亲王之不得立，固由于睿亲王多尔衮之掌握实权也，然太宗何为而宠用多尔衮乎？一则多尔衮之为人，天资敏活，巧于承太宗之意旨；二则太宗不能不回顾当时即位之事情也。夫以多尔衮之材能优秀，当时非他诸王所能企及，故肃王早已表明退让之意思。然则睿亲王何故不自立乎？据此记事之所云，方知太宗树恩深厚，非拥立彼之血类，毕竟不能羁縻人心，由是多智之睿王，立稚儿寡妇以收拾旧臣之心，而自居于辅政之地位，以掌握实权，此亦其善自为谋之处也。皇位承继问题既已解决，其不平者，则礼亲王一族耳。其手记又云：
俊王（礼亲王之孙阿达礼）与小退（礼亲王长子），密言于大王曰：“今立稚儿，国事可知，不可不速为处置。”大王曰：“既誓天而立，何出此言耶？幸勿更生他意。”复向九王（睿亲王）言，九王又固拒而去。复往十王（豫亲王）之家，十王曰：“此非相访之时。”遂不引见。无已，彼二人复访大王，大王曰：“何为再发妄言？祸必立至。”有某人以之告发于九王，九王曰：“吾亦知之矣。”即于十六日之夕，将俊王与小退捕送于衙门。二人露体被缚，由俊王之母及小退之妻，缢杀之。要退（礼亲王之长子岳托）之子及俊王之弟，则被缚而复释放，余党皆不治，俊王之财产与军兵，没入于大王，小退之财产，没入于九王。由是刑政拜除，大小国事均由九王掌之，出兵之事则属右寘王。八王（英亲王）则心以立稚儿为非，自退出后，称病不出，帝之丧次，亦绝迹不来；嗣闻小退之财产，皆没入于九王，心实不以为然，以为宜散之部下。虎口王以俊王既死，念其两弟皆幼，乃收而养育之。二十九日，九王使人谓八王曰：“汝虽患病，皇帝丧事，不可不来也。”翌旦，八王扶病而朝会云。
皇太极庄妃布木布泰
以上记事，固不免稍有误传，然大体尚可凭信。（据清朝方面之记录，阿达礼、硕托二人为拥立睿亲王不成，因而伏诛，不采此说。）总之，沈阳朝廷，表面无事，然实际无异皇帝之睿亲王，显其材能，与时势共发展，以太宗之成绩，为彼之凭借物，太宗之子对之，岂肯遽表好意乎？证之顺治初年，肃王之幽死，盖可知矣。
太宗朝之回顾
吾人试于太宗一朝，援举而评论之。盖帝朝可分天聪（西历一六二七至一六三五）及崇德（西历一六三六至一六四三）两期，前期可谓整顿父皇太祖之创业时期，后期可谓发挥一己卓越之政策时期；若其事实之内容，则有不能于此两期间而截然分为界限者。吾人对于此等大纲目，前数节已略述，亦可想见太宗惨淡经营之苦心，足为爱新觉罗氏将来一种强有力之教训与政策者，盖不少也，今特举其重要者说明于左。
汉民之保护
满洲八旗之外，创立汉军八旗，盖以便明人之来降者，此意前已言及之，然太宗犹不止此。从来在国内之汉民，因与满人住居同一村落，其利益不免有被扰于满人之处，太宗乃命汉民与满人分住。据太祖朝之制，汉人每壮丁十三名，编为一庄，按满官之阶级，分与为奴隶，然此结果，徒足离叛彼等之人心，太宗乃于奴隶之数，加以制限，其余别编为民户，简汉人之官吏管理之。按之太祖朝之例，太祖甚憎明朝之绅衿儒生，尽使拿捕而处之于死，尝以为种种之恶，皆出此辈，尽被屠杀，当时儒生之隐匿得脱者，约有三百余人。此事实在太祖晚年，及天聪三年，太宗始行解禁，举行儒生考试，即官吏登用之试验也。考试之恩典，自太宗及八贝勒之包衣（满洲语“臣仆”之意），以至一般满蒙人之家奴，均得与焉；中式者则赏缎布，俱减免差役（赋税之一种）。太宗当时发一诏书，使国中儒生俱赴试，各家主勿得阻挠；若中式者，则对该家主当别补给人丁。总之，太宗爱护汉人，渐渐抑制满人，其实可认为比太祖朝进步也。
国俗国语之保存
太宗爱护汉人，此政策果然奏功，明人之来归者，前后互相接踵。第汉人之数，日见增加，而满洲固有之风俗，亦不免渐次变化，太宗甚忧虑之。崇德元年冬，在翔凤楼招集诸亲王等，使内宏文院之大臣，读《金史》世宗之本纪，太宗乃谕曰：
此书所言，尔等宜审听之。世宗在蒙古、汉人诸国，为声名显著之贤君，故后世之有识者，称之为小尧舜。朕使译述满文，自读此书，不胜叹赏。其太祖阿骨打，太宗吴乞买，所创立之法度，及至熙宗与完颜亮之君，尽举而废之，耽湎酒色，般乐无度，而效汉人之所为。世宗即位，惟恐子孙模效汉人，预为禁约，屡谕无忘祖宗旧制，服女真之服，言女真之言，时时练习骑射，垂为训令。无奈后世之君皆染汉俗，忘其骑射，至哀宗而社稷倾危，国亦遂亡。乃知凡为君者。若耽酒色，鲜有不亡国者也。先时儒臣大海榜式、库尔缠榜式，屡劝朕改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学汉人制度；见朕不从，辄以朕为不纳谏。然朕试以身喻之：假如尔等宽衣大袖，左佩矢而右挟弓，于此之时，忽突人如劳萨春科落巴图鲁之勇者，我等能御之乎？夫废骑射而学宽衣大袖，待他人之割肉而后食，则与用左手之人何异哉？且朕之为是言者，非为一时计，实恐后世子孙忘旧制而废骑射以效汉人，故深有此虑耳。
要之，国俗习惯之固守，国语、国文之保存及改良等，凡此关于文教之诸般设施，实发源于此等根本上之思想。他如细微之事，太宗亦未尝加以变更，如吸烟视为蛮子（汉人）陋风，当时由朝鲜输入之烟草（淡巴菰），力为杜绝，其需用者及供给者均处死刑。
淡巴菰，Tobacco的音译，即现在所说的烟草。原产中南美洲，后经西班牙和葡萄牙人传至欧洲及世界各地。
太宗之性格
《清实录》叙太宗之性格曰：“上幼聪睿，秉性宽宏仁慈和惠而寡嗜欲。信法令，不杀而有威。善养人，凡于国家有勤劳者，必赐衣物，略无吝色；各国新附之人之入见，必询问其谱系，一如其旧相识，天语蔼然，虽桀骜暴戾者，无不驯服”云云。此记事原非寻常谀辞之类，以之比较太祖之性格，则彼有秋霜烈日之威力，此有春风和畅之温情；彼则无论何人非压伏之不止，此则无论何人皆有包含之宏量。盖太宗朝上承开国之绪业，下启一统之鸿图，非因彼之卓越之性格有以致之乎？太祖解汉语汉文，太宗则不过会通蒙古字之外国文而已，然如中国之经史，则择其传奇、小说，翻译国文，而勉强知其大体，至其四书、五经、七书之类，辽、金、元之三史，并《三国志演义》等，在顺治初年译成者，大率着手于太宗朝。又太宗戒饮酒，其嗜欲之淡泊可见。其所归依之宗教如何，虽难确言，然满洲固有之教曰萨满者，则观之现存于清宁宫之祭器等可知。《实录》又记云：“上自缵承太祖大业以来，励精图治，不耽佚豫，总揽国家之机务，从无倦容，夙兴夜寐，勤求政务。”是可知“宽温仁圣”之尊号，未必尽为爱新觉罗氏之私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