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王被拥立于南京
北京既陷，崇祯帝殉社稷之确报，四月之初，乃到南京。明制，南京为陪都，置宗人府以下六部衙门，自闻此报，即选择社稷之主人。当时关于此事有两说，甲谓立穆宗之孙潞王，乙谓立神宗之孙福王。兵部侍郎吕大器、废籍礼部侍郎钱谦益等文官之议曰：“以伦序论，虽大位当属福王。然立福王，则由其父，福王所发生之妖书、梃击及移宫之祸案，不免有修怨之惧；立潞王则无后患，且我等并可邀拥立之功。”乃移牒浦口之史可法，论福王戴立之不可。可法原为南京兵部尚书，当时统勤王之师而镇守其地，旋还南京。凤阳总督马士英者，有奸智，尝不慊于崇祯帝，欲利福王之昏庸，密语武人而致书于可法。可法非不知福王非大器，不过以构怨武人，殊非得策，乃以王之名奉告宗庙，遣使者往迎于江浦，王素服角带而哭。五月一日，王出居内守备府，百官入朝，王赧然欲避之。可法又议战守，曰：“王宜素服郊次，发师北征，示天下以寇仇必报之大义。”王唯唯。张慎言曰：“王上大位可也。”可法曰：“不然。太子存亡未卜，倘南来，将如之何？”明日，王上监国之位；越旬日，更即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王之不才，无待赘述，彼幼名福八，宫女曾使鹦鹉，呼其名以为谐谑云。可法之志，甚为悲苦，彼见马士英之为宰相，得意扬扬，心滋不乐，乃自开府于对岸之扬州，以为视兵之地。当时衮衮诸公，初无有为崇祯帝雪恨之议，而东林党案，又复活于此偏安之小朝廷。马士英引进魏忠贤旧党阮大铖，密谋渐成，所指为一时清流者，遂去南京；而福王前程，亦自此危矣。据当时之记事，驻在武昌之军人，闻福王即位之诏，多不为然，此时即有与南京相冲突之议，幸宁南伯左良玉百方慰抚始止云。
福王朱由崧
睿亲王与史可法
清朝因吴三桂之请，进兵北京，驱逐李自成，前已述之矣。然清朝君臣，以仁义之师为标榜，非惟无还故国沈阳之意，且更以明室未有正嫡遗留为口实，而遂移大清于北土。但此可以为占据北方中国之口实，而尚未足为奄有中国全土之论据，故迁都以后，其宣布于南方之檄文，不得不承认南方之自立。惟自北部地方逐渐整顿，彼乃断然借种种口实，而乘机加大兵于扬子江流域矣。先是，福王之朝廷，因有探查北京实情之必要，秋七月，曾命左懋第与马绍愉、陈洪范等北行，赍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一万匹，以兵数百为护行。十月一日至张家湾，清廷令招待员导之于四夷馆。懋第曰：“置我于四夷馆，是以属国相待，我必不入。”清廷乃改之为鸿胪寺。其主客相见之礼，彼此亦为种种之论辨。在福王之意，要不过欲彼复归辽东耳。懋第未发之前，曾有大学士高弘图之北使事宜，对于清廷交涉之要项，有论奏者如下：
一，天寿山特设园陵，厝先帝之梓宫，并太子、二王之神榇。
二，割山海关以外之地于清廷。
三，岁币以银十万两为率。
四，国号则为随意。
四夷馆，明永乐五年所设专门翻译边疆少数民族及邻国语言文字的机构。起初隶属翰林院，后以太常寺少卿提督馆事。
鸿胪寺，古代掌管朝会、筵席、祭祀等礼仪的机构。北齐始置，后世沿习，南宋、金、元不设，明清复置，主官为鸿胪寺卿。
史可法像
南京小朝廷提此条项，讵足以动谋臣如云、猛将如雨之北廷乎？何其愚之甚也！未几，懋第之使命，终归失败；而睿亲王则托该使者中一副将韩拱薇，寄一书于扬州兵部尚书史可法，录之于左：
予向在沈阳，即知燕京物望，咸推司马。后入关破贼，得与都人士相接，识介弟于清班，曾托其手泐平安，奉致衷绪，未审已达到否？此闻道路纷传，有谓金陵已自立者。夫君父之雠，不共戴天，《春秋》之义，有贼不讨，则故君不得书“葬”，新君不得书“即位”，其所以防乱臣贼子者，法至严也。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手毒君亲，中国臣民，不闻加遗一矢。平西王吴三桂，介在东陲，独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念累世之宿好，弃近日之小嫌，爰整貔貅，驱逐狗鼠。入京之日，首崇怀宗帝后之谥号，卜葬山林，悉如典礼；亲郡王将军以下，一仍故封，不加改削；勋戚文武诸臣，咸使立朝，恩礼有加；耕市不惊，秋毫无扰。方拟秋高气爽，遣将西征，传檄江南，联兵河朔，陈师鞠旅，戮力同心，报乃君国之雠，彰我朝廷之德。岂意南州诸君子，苟安旦夕，不审事机，聊慕虚名，顿忘实害，予甚惑之。国家抚定燕京，乃得之于闯贼，而非得之于明朝。贼废明朝之庙主，辱及先人，我国家不惮征缮之劳，悉索敝赋，代为雪耻，孝子仁人，当如何感恩图报。兹乃乘逆寇稽诛，王师暂息，遂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揆诸情理，讵得谓平？将以为天堑（指扬子江言）不能飞渡，投鞭不足断流乎？夫闯贼但为明朝之祟，何尝得罪于我国家？徒以薄海同仇，特伸大义。今若拥号称尊，则是天有二日，俨为劲敌，予将简西行之锐卒，转旆东征；且拟释彼重诛，命为前导。夫以中华之全力，且受制潢池（指李自成言），而欲以江左之一隅，兼支大国，胜负之数，岂待蓍龟？予闻君子爱人以德，细人则爱人以姑息。诸君子果识时知命，笃念故主，厚爱贤王，宜劝其削号归藩，永绥福禄，朝廷当待以虞宾，统承礼物，带砺山河，位在诸王侯上，庶不负朝廷声义讨贼、兴灭继绝之初心。至南州群彦，翩然来归者，则尔公尔侯，列爵分土，有平西（指三桂言）之典例在。惟执事实图利之，晚近士大夫好高树名义，而不顾国家之急，每临大事，辄同筑舍，昔宋人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可为殷鉴。先生领袖名流，主持至计，必能深维终始，岂为随俗浮沉耶？取舍从违，应早审决。兵行在即，可西可东，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勿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致遗笑于乱臣贼子，予有厚望焉。《书》曰：“惟善人能受尽言”，敬布腹心，伫闻明教，江天在望，延跂为劳，书不尽言。
虞宾，指尧子丹朱。因虞舜以宾礼相待，故称。丹朱不肖，国亡。后以此比喻失位之君。
总观以上所说，约言之，不外谓我国与明国际上之关系，虽不甚良然崇祯帝之死，颇足惋伤，加以将军吴三桂力为请求，不得已倾府库、调军费，驱逐闯贼；及转而观明朝遗臣，不闻对于手毒君亲之贼，加放一矢，则夫为明之臣僚者，对于我仁义之师，不当感恩图报耶？然事已如此，贼尚未灭，仇尚未报，而金陵即已自立称帝，是何说也？究之此系出于一种误解，坐于不知本朝进关之事由耳。夫本朝之占领北京者，非得之于明朝，而得之于闯贼者也。彼等借此口实以为政策，前于左懋第来使之时，已反复及之矣。陈洪范之《北使纪略》，载福王之使者，与清之大学士刚林之问答：“刚林曰：‘我国发兵为汝等破贼报仇，江南不发一兵，突立皇帝，此何意乎？’左、陈、马三人曰：‘今上（谓福王）为神宗皇帝之嫡孙，夙有圣德。先帝既丧，伦序相应，立之谁曰不宜？’刚林曰：‘崇祯帝有遗诏欤？’三人曰：‘先帝变出不测，安有遗诏？南都闻先帝之变时，恰值今上至淮，天与人归，臣民拥戴，告立位于高皇帝之庙，安事遗诏？’刚林曰：‘崇祯帝死时，汝南京臣子不来援救，今日乃忽立新皇帝乎？’三人应曰：‘北京失守，事出不测，南北隔绝。诸臣闻变而练兵马，正欲北来，传闻贵国已发兵逐贼，以故未便前进，恐与贵国为敌。今特使我等来谢，并相约共为杀贼。’刚林又曰：‘勿多言。我等已发大兵直下江南。’左懋第曰：‘江南尚大，兵力甚多，未便小觑。’刚林闻之不悦，两者之问答益陷危险。陈洪范曰：‘我等本感激汝摄政王发兵破贼，又为先帝发丧。我皇帝特命我等赍御书银币，自数百里远来，要在通好致谢，何故以兵势相恐嚇耶？夫用兵亦何常之有，但以礼来，反以兵往，此亦非摄政王当初发兵破贼之意。况江南者水乡也，骑兵焉能保其必胜乎？’刚林不答，径起而去。摄政王下问来使之处置，冯诠曰：‘使彼等辫发而拘留之可也。’王不答。洪承畴曰：‘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礼也。若苦彼等，则后此之来使者惧矣。’王曰：‘老洪之言甚是，乃解放彼等云。’”
《北使纪略》，记述出使满清经过的著作。明末大臣陈洪范撰。
刚林（生卒不详），清代大臣、学者。字公茂，满洲正黄旗人，尔佳氏。
史可法祠
史可法遗书
史可法对于睿亲王之来书，其复书之大意如下：
我大行皇帝，敬天法祖，勤政爱民，真尧舜之主也。因庸臣误国，致有三月十九日之事。可法待罪南枢，救援无策，师次北上，凶闻途来，地折天崩，山枯海泣。嗟乎！人孰无君，即肆法于市朝，以为泄泄者戒，亦奚足谢先皇帝于地下乎？尔时南中臣民，哀恸如丧考妣，无不抚膺切齿，欲悉东南之甲，立翦凶仇；而二三臣僚，均谓国破君亡，宗社为重，乃相与迎立今上，以系中外之心。今上非他，神宗之孙，光宗之犹子，大行皇帝之兄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五月朔日，驾望南都，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群臣劝进，今上悲不自胜，仅允监国；臣民伏阙屡请，始于十五日正位南都。越数日，即命法视师江北，刻日西征。忽传我大将军吴三桂借兵贵国，破走逆贼，为我先帝后发丧成礼，扫清宫阙，抚辑黎庶，且罢薙发之命，以示不忘本朝。此等举动，震古铄今，凡为大明臣子者，莫不长跪北向，顶礼加额，岂但如明谕之感恩图报已也。谨于八月薄治筐篚，遗使犒师，兼欲请命鸿裁，连兵西讨。是以王师既发，复次江淮，乃辱明谕，特引《春秋》大义，来相诘责。然此乃为列国君薨，世子应立，有贼不讨不葬其君者而言。若夫天下共主，自殉社稷，青宫皇子，惨变非常，而犹拘牵不即位之文，坐昧大一统之义，将何以维系人心、号召忠义乎？本朝传世十六，正统相承，自治冠带之族，继绝存亡，仁恩遐被，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耶？今痛心本朝之难，驱逐乱逆，可谓大义复著于《春秋》矣！昔契丹和宋，只岁输以金缯；回纥助唐，原不利其土地。况贵国笃念世好，兵以义动，万民瞻仰，在此一举；若乃乘我蒙难，弃好崇雠，窥此幅员，为德不卒，是以义始而以利终，将为贼人所窃笑，贵国岂其然耶？
契丹和宋，1004年，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约定北宋每年向辽缴纳岁币，双方互不侵犯。
回纥助唐，唐安史之乱时，回纥曾两次派兵助唐平乱。
按可法答书，可知为代表东南人士之意见，盖彼对于爱新觉罗氏，为明国驱除闯贼，虽甚感谢，然乘此国难而窃取中国，亦属不信不义。至援引《春秋》大义相责一节，只可行于诸侯，不适用于天子，又云我自有图报之道，据契丹、女真之前例，则可斟酌俯从，是可法立辞甚为悲苦，其行文之哀惨，不堪卒读，然皆所谓弱者之声，其措辞命义，有不得不隐为吞恨者。此答书出明季文豪侯朝宗之手。至睿王之书，理足神完，真兴国之大文字，与前节所揭之檄文，恐同出一人手笔，即系李雯之所草者也。
侯朝宗（1618～1654），又名侯方域，清代文学家，明末复社“四公子”之一。字朝宗，商丘（今属河南）人。著有《壮悔堂文集》和《四忆堂诗集》。
李雯（1608～1647），明末诗人、学者，清朝授以内阁中书舍人。字舒章，江南青浦（今上海）人。著有诗文集《蓼斋后集》。
李自成之死
未几清廷势力，渐次由山东伸张，而达于江苏之北部，更向中原渡黄河而略定河南之北半，追击李自成，著著奏效，敌骑不能出没于山西。顺治元年十月，清廷以英亲王为靖远大将军，使当西安李自成；以豫亲王为定国大将军，使下江南。至于李自成之别派张献忠，此时奄有全蜀（四川省），自号大西国，为大顺元年，修明宫室蜀王之故府而居之，杀戮无辜最甚，一时川中人迹稀少，列城之中，惟见杂树丛生而已。李自成于翌顺治二年正月，由西安汉水之上流，走入襄阳，尚称有众五十万。寻又西走武昌，部下溃散，仅率二十余名逃窜山中，累日不得食。或谓遂自缢，或谓陷于泥淖，村民击之，脑中锄而死，均不知其详。彼枭雄李自成已死，清廷遂得以全力集注于南下之师矣。
福王被执
南京小朝廷马士英、阮大铖等，惟知自张其势力，重刊崇祯朝已毁之三朝典要，颁布于世，以激发士论；至于凶事叠出，则秘而不宣。而诈称崇祯之太子与自称福王之王妃者，于弘光元年春发现于南京，均系之狱中。群疑满腹，一时哗然，不满意于当局之处置者，所在多有，其内讧亦日甚。左良玉欲举兵清君侧，忽死于中道。未几，清师已驻于河南南部之归德，今更欲自此地起点而贯安徽之中腹，以占领当时南北运输交会点之镇江附近一带，而横绝南京之东面。当时扬州之史可法，扼淮河下流，殊非得策。果也泗州、盱眙先破，扬州忽陷重围，可法战死，城中死者甚多，其惨烈之巷战，征之《扬州十日记》而可知矣。五月九日，清师乘大雾渡江，京口先陷，南京大震。十日，福王得报，尚未终宴，半夜跨马北奔太平，未几在芜湖被缚于降将田雄之手。翌年遇害，明之遗臣，谥之曰圣安皇帝。
《扬州十日记》，记述清军攻破扬州后屠城暴行的史著。明代学者王秀楚撰。
《扬州十日记》书影及插图
唐王被拥立于福州
南京已去之翌月，清朝用兵于江苏之南部，遂略浙江之北半，而集注杭州。明故左都御史刘宗周，绝粒二旬而卒。唐王聿键逃入福州，倚赖郑芝龙。芝龙者，福建泉州人，幼习航海，甚谙海事。城南三十清里有平安镇，为芝龙之故地。凡闽海（福建海上）之贼，无不受其指挥。崇祯中，明廷授彼以官爵而使用之，由是东南海上之商舶，非郑氏令旗，不能往来，然一船舶例须纳三千金之税，岁入计达千万，富敌王侯。且自筑平安水城，守城之兵，自给俸养，不取之于官府，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有贼遁入海，檄彼交付，无不立缚以献，故八闽（福建全土）以郑氏一族为长城。彼兄弟有芝虎、鸿逵、芝豹，导入唐王者为鸿逵。芝龙初意，未必有恢复明室之志，盖彼未悉北方情事，惟利目前形势，因欲借固根据，而遂迎入唐王耳。六月，礼部尚书黄道周、福建巡抚都御史张肯堂等，与芝龙奉王即帝位，改元隆武。
刘宗周（1578～1645），明末理学家。字起东，号念台，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清军攻陷杭州后，绝食而死。著有《刘子全书》。
鲁王被拥立于浙江
鲁王，太祖十世孙也，世封兖州，北京陷后，移住于浙江之台州。弘光元年五月南京破，潞王则于杭州已降，王则由台州人绍兴，为兵部尚书张国维、朱大典、吏部员外钱肃乐、行人张煌言、诸生王翊等所拥立，六月即监国位。宁波、定海之总兵王之仁、石浦之游击张名振等，以海军应，划钱塘江东岸以为守。明年为鲁监国元年，王令誉夙著，浙东义士，输诚于王者不少，黄宗羲兄弟投之，朱永佑、吴钟峦亦来会。然唐王之朝廷，闻之颇不悦。冬十月，福建假朝廷遣使者于浙江颁诏书，鲁王不受，使者空还，由是闽浙两地之争如水火。
明义士各地起兵
推倒南京，如此之速，在北廷殊出意外。七月，睿亲王遂再宣布薙发易服之敕令，在汉人以为根底上之受污辱，民心动乱，到处皆然，起于江苏南半省之恢复运动，皆由此问题而发生者也。给事中陈子龙（卧子）、吏部主事夏允彝等起兵松江，兵部主事吴易、举人孙兆奎起兵吴江，行人卢象观则奉宗室之子瑞昌王起兵宜兴，中书葛鳞、主事王期升奉宗室之子通成王起兵太湖，主事荆本彻、员外郎沈廷扬起兵崇明岛，副总兵王佐才起兵昆山，典史阎应元、陈明遇起兵江阴，佥都御史金声与邱祖德、尹民兴、吴应箕起兵徽州宁国，并通表福州之唐王，遥受其拜除，或近受鲁监国之节制。江西省同时亦起义兵、据建昌者为益王，据抚州者为永宁王，据赣州者为兵部侍郎杨廷麟，彼等各招五岭之峒蛮数万人，到处抗拒清兵。
洪承畴招抚南方
黄道周书《孝经》
黄道周为明代学者、书画家，其小楷《孝经》定本是书法名作，也体现了他对《孝经》的尊崇。
清廷豫料有此形势，南京占领后，即命洪承畴于其地总揽一切军务。承畴系明之降将，当时最有声望，使之绥抚南方，施措甚为得宜。清之兵数在该方面者不越十万，洪承畴之至南方也，分其兵，一留麾下，一驻杭州，以为经略南省之基础。然自民兵起于四方，声势中断，非先扫清扬子江下流一带之地，则浙、闽二地不易遽平，承畴遂直向江苏之南半而下。八月，清军愤江阴之固守而屠杀之。据《守城记事》，屠戮一连三日不止，城主阎应元题敌楼曰：“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其争死恐后之民兵士女，无一人肯为降者云。城内死者约九万七千余，城外死者亦越七万五千以上。太湖、嘉定又前后相继而陷。江苏与浙江之东南接界地方，为通福建之要冲，上可北逼南京。洪承畴命史可法之旧部张天禄略宁国、徽州二城，二城共称四塞之国，交战两月遂降。承畴剿抚之方略，至此乃进谋福州唐王之朝廷矣。
《守城记事》，即《江阴守城记》，记述清军攻破江阴后屠城行为的史著。明末学者许重熙撰。
唐王被执
衢州附近，有黄道周之兵，不无稍有控制南京之效。道周字幼玄，号石斋，福州漳浦人，以经术文章著闻。唐王原为明季诸藩中最嗜文字者，王之立也，因得彼为首辅。武臣郑芝龙，自始即不悦，道周之献策，毫不见听。彼之兵由浙江西方而出婺源，原不过为徒手之号召，故一败而为虏。洪承畴者，彼之同乡也。彼至南京，使人谓曰：“先生何自苦乃尔？我保先生不死。”道周骂曰：“承畴死已久矣！松山之败，先帝曾痛其死而亲自哭祭，何得复存？今所云承畴者，乃无赖之小人冒名耳！”翌岁春被刑。隆武二年，唐王去福州，出建宁，欲走赣州，以清兵已略江西，不果。郑芝龙渐知北方之不可侮，业已就洪承畴之招抚，撤退东南一切之御防，自还安平而去。仙霞关者，当福建与浙江境上之孔道，所谓“一夫当关，百夫莫开”之处，然贝勒博洛之军至此，未见有一守兵，已卜知闽地之否运。秋，清兵长驱略建宁，延平王西逃汀州。一夕有十余骑叩城门，云为王之扈从，开门而导之，则为清之追骑，王遂被执。至福京被害，思文皇帝者即其谥也。
黄道周（1585～1646），明代大臣、书画家，爱国民族英雄。字幼玄，号石斋，漳浦（今福建漳浦）人。著有《儒行集传》、《石斋集》、《易象正义》、《春秋揆》、《孝经集传》等，后人辑有《黄漳浦先生全集》。
仙霞关
福京，即今福州。1645年，朱聿键即皇帝位于福州，以福州为天兴府，称福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