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将吴三桂之请援
太宗暴崩，国内人心未靖，若清国之外部事情，非有剧变，则沈阳新朝廷，或不免为祸乱之渊薮。乃辅佐幼帝之睿亲王，早已察知有此机运，即于顺治元年四月命王多铎、王阿济格及明之降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并朝鲜王之质子李等，统率十万大兵进发辽西。然王之牙营，方次翁后（广宁附近）地方，不意明国将军平西伯吴三桂，已遣副将某由山海关而致书于王，其大意如左：
三桂蒙我先帝拔擢，猥以不才，负此辽东总兵之重任。受任以来，王之威望，素所深慕，但《春秋》之义，交不越境，是以未敢通名。人臣之谊，谅亦王之所知也。今我国以为宁远右偏孤立之故，使三桂弃宁远而守山海，俾得坚守东陲，巩固京师。不意流寇逆天犯阙，彼狗偷乌合之众，安能成功？但京城人心不固奸党开门而纳款，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今贼首僭称尊号，掳掠财帛，罪恶已极，诚为赤眉、绿林、黄巢、禄山之流，天人共愤，众心已离，其败立待。我国积德累仁，讴思未泯，各省宗室，如晋重耳、汉光武之中兴者，应或有之；远近已起义兵羽檄交驰，山左江北，密如星布。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辄思拒守边门，兴师问罪，下慰人心。无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不得不泣血而有所求助。我国与北朝（指清国言）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亦恻然念之；且乱臣贼子，当亦北朝之所不容也。夫除暴翦恶者，大顺也；拯危扶颠者，大义也；救民出水火者，大仁也；取威定霸者，大功也。况流寇之所聚者，金帛子女，更不胜数，义兵一至，皆为所有，此岂非大利之所在耶？今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为时不再得。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即力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以合兵而抵都门，灭流寇之宫帏。而示大义于中国，则我国之报于北朝者，奚翅财帛，行将裂地以酬，决不食言。本宜上疏北朝之皇帝，因未悉北朝之礼，故不敢轻渎圣听，乞王转奏。
李（1612～1645），即昭显世子，李氏朝鲜第十六代君主李倧之子。曾被皇太极掳到盛京做人质，1645年放归，不久暴毙于宫中。
吴三桂像
按之此文，则可知吴三桂抱忠义之心，欲屠李自成而伸国家之恨；第因兵力单弱，乃求清国之援助。且彼以割地相酬为请援之条件，是其志不可谓不悲痛；又其骂李自成比之唐之黄巢、汉之赤眉，天人之所共愤，其忠愤为何如者！然退而察当时人心之所归向，则以三桂为一武人，其果能知如此之节义名分，则又不能无疑。
方李自成入北京时，明旧臣多相争迎，促其即登帝位。三月十六日据彼等之劝进表，其赞叹李自成，有“比尧舜而多武功，迈汤武而无惭德”之语。三桂想不同此等臣僚之所为，第据当时野史所云，则谓三桂之为请兵之动机者如下：三桂者，字长白，高邮人，籍隶辽东中后所。其父名襄，官都指挥，守宁远，部下有精兵四万，尤称雄悍。崇祯十七年，奉诏由山海关西向北京，至丰润即接京师已陷之报，遂迟疑不进。惟彼有宠妾陈圆圆，本为南京名妓，三桂以妾交与其父吴襄，共投入自成之营，适为敌将刘宗敏所收留。三桂得此飞报，大怒，遂出兵讨自成。彼寓书其父襄，所云“父不能为忠臣，儿自不能为孝子”者，乃徒假名于大义耳；彼实置君亲于不顾，惟拳拳于陈妾之一人，所谓狗彘不食者，其即三桂欤？再以此记事，证之内监永章之《甲申日记》中所收之三桂家书，更为确凿。诗人吴梅村有“冲冠一怒为红颜”之句，是真不愧为诗史矣！
《甲申日记》，明末笔记。崇祯帝内官王永章著。甲申即1644年。书中保存了大量当时的史实。
吴梅村（1609～1672），即吴伟业，明末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江苏太仓）人。以七言歌行最能自成一体，世称“梅村体”，其中有《圆圆曲》咏及陈圆圆与吴三桂之事。
山海关之破
睿亲王得三桂书，即答书曰：
欲与明修好久矣，然明国君臣，不计国家之丧乱，军民主死亡，曾不一言相答。是以我国二次进兵攻掠，盖欲以决绝之意，表示于明国君臣，庶几挫其势而得为通好地也。至于今日，则不须复出此言，惟有底定国家、与民休息而已。予闻流寇覆灭崇祯帝，不胜发指，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夫伯守辽东，虽与我为敌，然今亦不因前故，而复致怀疑，何则？昔管仲射桓公中钩，桓公用为仲父，卒成霸业；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进为藩王，一得以报国仇，二可以保身家，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永如山河云云。
此书于前此三桂所云割地之约，毫不涉及，乃反谓封三桂以故地；又言闻崇祯帝之死，不胜发指，今以仁义之师灭绝流寇等语。在此急遽之际，而措词如此圆妙，非即清朝进关之大政策乎？据当时随王之朝鲜世子之记录，则王别领有令旨如下：
摄政王令旨，谕官兵人等知道：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为俘掠而行。今此之行，非同昔日，蒙天眷顾，要当定国安民，以成大业。入边之日，凡有归顺，不许杀害，除薙头外秋毫勿犯。其对于乡屯散居之人民，不许妄加杀害，不许擅掠为奴，不许跣剥衣服，不许拆毁房舍，不许妄取民间之器用。其攻取之城，法所不赦者杀之，其应俘者留养为奴；其中一切财产，没收之为公用。凡属城屯，不论攻取与投顺，其房屋俱不许烧焚。犯此令者，杀以儆众。（中略）凡我将佐所属军官人等，务使三令五申，勤为通晓。特谕。
然睿亲王西至连山，尚有三桂第二次关于敌情之报告，遂乃兼程并进，次于沙河。此时山海关已陷重围，知李自成之前哨，由一片石而出关外，清兵迎见而击破之。进而至山海关外，白旗高翻城上，三桂开关出迎。此四月二十二日，实清国勃兴之一大记念日也。睿亲王总八旗、汉军、蒙古之各兵，自南水门、北水门及关中门顺次入关。李自成既占关内要地，从北山沿海岸而列阵，且其兵曾经百战，剽悍有勇。王下令为密集之阵法，先以突破敌之一角为计策；三桂之兵则居于右翼之末，使之悉众搏战。战良久，会大风扬尘，咫尺莫辨，清兵从三桂之阵右突出，冲敌之中坚，万马奔腾，飞矢如雨。自成方登高冈而观战，见辫发兵之肉薄，惊曰：“是满洲兵也！”急策马走。敌之全众，因而大溃，自相残蹈，死者无算，僵尸遍野，水沟尽赤。自成奔往永平府，清兵与三桂共追及之，杀三桂之父吴襄而还北京，铸宫中之金银器皿为饼，每饼约数千金，计数万饼，尽以车载之送归西安。二十九日，自成僭称帝号于武英殿，追尊七代皆为帝后，立妻高氏为皇后。是夕焚宫殿及九门之城楼，翌旦挟明太子及二王西走。
山海关东门城楼
世祖入北京
睿亲王之师渐次抚定直隶省之北部，五月二日由朝阳门入北京，明之文武故官出城而犒王师者不少，焚香插花而表敬意者，比比皆是，王乃入武英殿受朝贺。越一日，王下令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顺舆情。及九月，幼帝世祖自沈阳迁都北京，以翌十月一日布告君临中国之意。当时颁于四方条例之主要者如左：
地亩钱粮俱照前明朝之会计录，从顺治元年五月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之辽饷、练饷、召买等，悉行蠲免；其大兵经过之地方，仍免一半钱粮；归顺地方，系大兵未经过之地方，免三分之一云云。
辽饷，亦称新饷，明朝后期加派的税赋名，主要用于辽东军事。
练饷，明末为练兵所需军饷而征收的一种苛税。崇祯十二年（1639）下令抽练边兵和加练民兵，并加征田赋。练饷与辽饷、剿饷并称为“三饷”。
按仅言“前明朝之会计录”，而未示以何年之会计录，则为准以万历初年名相张居正大量天下土田之所录者可知。且其条例尚有重罪犯人之赦免，滞纳税之蠲免，人丁银定额之查定，节孝之旌表，神祇坛庙之保护，帝王陵寝及名贤坟墓之修理，隐士之征聘，文武考试之会期，明朝宗室之禄养，归顺官员之待遇，盐税之更改，关税之厘正，柴炭税之免除等。列举此等繁重之事项，发表新朝之政纲，究之是等条例能施行至如何程度，固难尽知；然其所标榜之万历初年之征税率，则收揽当时之人心，固有效力也。
大量天下，指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其特点是把原来的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起来，折成银两，分摊在田亩上，按田亩多少征税。
北京故宫武英殿
辫发令之起原
按辫发原系蒙古、满洲相沿之习俗。满洲之辫发亦非一时所创，其直接者即自其祖先金国所流传者也。金国之辫发，与后之蒙古人亦稍有差异，究其起原，则金人为承蒙古方面风俗可知。盖中国南北朝之时代，有称为索虏者，又有称为索头虏者，北部中国之拓拔魏之种类，因其一般之辫发似索，常为南人所咀骂。但拓跋魏之版图广大，国祚永久，其种族对于在己国领土内之他种族，强行辫发之令与否，不得其详，其施行此令者，则自金国始，据金国之记录，太宗天会七年（西纪一一二九）有削发令，不如式者处死。盖此法令，原非一时虚饰之言，凡为金国之公人，皆须遵此法度，故其施行之范围，对于一般人民则不拘之，而惟限于国家主要之阶级之官吏为之。蒙古则不然，彼则实为扩张此制度，凡国内臣民无论为公人、为私人，皆一般强行辫发。综合宋代之记事，则蒙古人之辫发，前头与左右两侧头皆留发，他尽开薙；其前头所留之发，如今南方中国妇人之前发，仍然垂下；其两侧头所留者则辫之，其余端则使垂下。此见之竹崎季长《蒙古袭来之绘词》图中蒙古人皆著两个辫发，但该图不见留有前头之发耳。
竹崎季长（1246～？），日本武士，在元日战争（日本文永、弘安年间，蒙古军队曾两度东征日本，均以失败告终）中表现英勇。其战斗勇猛之状在《蒙古袭来绘词》中留有记录。
《蒙古袭来之绘词》，现通称《蒙古袭来绘词》，为竹崎季长请画师绘制的描述自己战功的绘卷。
明人与辫发令
盖自金人以来所施行之辫发令，从其根底上为斥除者，则自南方所起之明人是也。太祖朱元璋以洪武元年（西纪一三六八），下复古之诏令，《皇明实录》记之曰：
诏使复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自朔漠起而有天下，尽以胡俗变易中国之制，士庶成辫发椎髻，深襜胡帽，无复中国衣冠之旧；甚至易其姓名为胡名，习胡语。俗化既久，恬不知怪。上久厌之，至是悉命复旧衣冠，一如唐制，士民皆以发束顶，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言、胡姓，一切禁止。于是百有余年之胡俗，尽复中国之旧。
夫太祖之光复中原，即斥辫发、胡语，而明夸南人为汉种。尔后至三世之久，坚守其风俗，因此束发观念，遂亦与岁加增。且南人之势力范围，以长城为限，然此一界线，南为束发，北为辫发，其两大种族之繁衍，呈历史上之一奇观。盖长城以北之民族，以辫发为自己种族之象征，长城以南之汉人，以束发为自己种族之象征，殊觉两不相让。清朝对于从来投降之汉人，强行辫发者，在五月三日，即以占领北京之翌日，早出布告，有凡投诚之官吏军兵，皆使薙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云云。
辫发令之强行
辫发令者，即所以变更衣冠也。按汉人之所以欢迎满人于北京者，一则为崇祯帝讨闯贼，二则复万历之初政，因是投降者亦自得借以为口实。今试察彼等汉人之心理，以为满人虽事实上可视为汉种文明之保护者，虽宗家之明国已亡，亦不免稍存悔恨；但易姓改命之后，各人仍得维持其财产，则亦不甚反抗。然彼等之对国家的观念，又不若其重视种族的象征，故独关于薙发之事，实有不愿以自己之头发易国家之存亡者。睿亲王早已窥破此中消息，故于同月二十四日下谕文如左：
予前因分别顺降之民，故以薙发分顺逆，今闻甚拂民愿，是反乎予以文教定民之初心。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听其便。
清朝发式
据此谕文，则关于薙发一事，似委之于人民之自由，然此不过清廷一时之权宜耳，盖彼承祖宗之制，其辫发令不至强行于被降服者不止。吾人所谓“为一时之权宜”者，诚以满人之基础在北方尚未强固，黄河以北，大半犹未征服，今为琐末事件，而阻多数汉人之归向，似非策之得者。此睿王之措置，所以毋宁如是之为得计也。已而顺治二年（西纪一六四五），江南略定，厉行辫发之制。其当时之谕文如左：
向来薙发之制，未即画一而姑听其自便者，因欲待天下大定而始行之也。今中外一家，君犹如父，民犹如子，天下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异心，不几为异国之人乎？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所到之日，亦限旬日，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巧辞争辩，决不轻贷。该地方文武各官严行察验，若复为此事渎进奏章，致使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毋赦。
夫立于清朝保护之下，除僧道二种之外，尽为辫发胡服。当时孔子之裔孙孔文谭者，为其宗家之衍圣公孔文植执行孔庙典礼，以新制多不便，呈请蓄发用先王之衣冠，反被谴责，惟以其为孔圣之裔，仅免于死。考金、元两朝，则限山东曲阜之圣裔，准著儒冠儒服，至清朝则命一律辫发胡服，不许宽容，则可知汉人以蓄发为其种族之象征者，至为紧急，而对于满人之辫发之观念甚痛恶也。吾人以次略说此法令影响，则更可预测清廷之布此法令，实大招汉种之反感也。然其加于南方者，更为绝对强行，当时揭示江南者，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制札；而浩荡之悲惨鲜血，亦因此问题而回流，如著名之江阴虐杀、嘉定屠戮，毕竟不外此冲突之一结果。然南方之一般形势，甚形不利，对此实题之反抗者，不一而足，或愤而死，或隐山林，其中且有埋头发而建为发冢者。耶稣会教士马尔地呢（Martin Martini），其著《鞑靼战争记》，目睹浙江省绍兴府之事，记之如下：
鞑靼军（指满洲军言）不见有何等之抵抗，遂占领绍兴府，而浙江省南半之府县，亦容易征服。彼等遂强制新归顺之汉人为辫发，于是一切之汉人，无论兵士市民，皆起而执武器以相反抗。其关切较胜于为国家、为皇室，保护一己毛发，竟舍身命而抵抗敌军，卒为彼等击退于钱塘江以北之地云。
衍圣公，孔子后裔的封号，为世袭爵位。始于西汉平帝元始元年，至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衍圣公，后代相沿不改。1935年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圣裔，圣人的后裔，为孔氏的堂号之一。
马尔地呢，今通译马丁诺·马丁尼。
当时阿尔力安斯（D’Orleans）有云：“痛招汉人之反抗者，即在此辫发胡服之新制。夫彼等之对于满洲政府，忽而发起叛乱者，与其谓不喜羁绊于异族，母宁谓以强行辫发胡服为一大屈辱也。同一汉人，曩为断其头而从顺如羊者，今为断其发而奋起如虎。当时若使明之诸王，能一致进行，不酿内讧，则满人果能统一中国与否，尚为一疑问也。”观此则可知当时之真相矣。
阿尔力安斯，今通译奥尔良，位于法国中北部，是中部大区和卢瓦雷省的首府。
北京迁都之理由及南方自立之容认
北京迁都之后，未几，清廷传檄南方曰：
予闻不共戴天者，君父之仇；救灾恤患者，邻国之谊。洪惟尔大明太祖皇帝，逐胡元而翦我国仇，永世宥民，代有哲王，迄至末造，吏偷民穷，群盗满野，然大行崇祯皇帝秉恭俭之心，弘仁孝之行，德高势替，终无宁日。蠢兹逆贼李自成，以狗盗之雄，鸱张兽视，忘累世之深恩，逞滔天之大恶，喋血京师，逼殒帝后，焚烧宫室，流毒缙绅，以金银为营窟，视百姓如草菅，皇天震怒，日月无光。大清皇帝义切同仇，用申吊伐，六师方整，蚁众忽奔，斩馘掳遗，川盈谷量，游魂西遁，指日擒夷。予因息马燕京，抚绥黎庶，为尔大行皇帝缟素三日，丧祭尽哀，谥曰怀宗端皇帝，其陵曰思陵，梓宫聿新，寝园增固；凡诸后妃，各以礼葬；诸陵松柏不采，樵苏有禁。惟尔率土臣民，欲致祭于大行皇帝者，我大清无不曲体斯诚，有崇无缺。宗藩失职流离者，为尔存恤；士绅忠义死难者，为尔表扬。轻徭薄赋，用贤使能，苟济生民，惟力是视。尔明朝嫡胤无遗，势难孤立，用移大清，宅此北土，厉兵秣马，必歼丑类，以靖万邦，非以富有天下为心，实以拯救中国为计。咨尔河北河南江淮之间，诸勋旧大臣、节钺将吏及布衣之怀忠慕义者，或世受国恩，或新膺异眷，此皆怀故国之悲，而具有雪耻之愿者，予皆不吝封爵，特与旌扬。其不忘明室，辅立贤藩，戮力同心，共保江左，理亦宜然，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无负本朝，彼怀继绝之恩，此敦睦邻之谊。其量力之不敌，而北面归诚者，当拔置显旅，佐我西征；或削平所属，用以自效者，无不开怀延约，乐共功名，来归之土，蠲复二年，与民休息。凡诸恩典，俱俟后诏举行。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本谋；或阳附本朝，阴行草窃之奸宄，此皆民之蟊贼，国之寇仇也。予定三秦，即移师南讨，殪彼鲸鲵，必使无遗种。呜呼！顺逆易判，勉为忠臣义士之心，南北何殊？同为皇天后土之眷，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清顺治帝福临
案此文未见于清之实录，其出自睿王之手，固无所疑。然绎其大意，彼盖谓其初原为邻国而起仁义之师，嗣入北京，因明朝无嫡胤，遂不得已而移大清于北京。又云“我实非以富有天下为心，不过以拯救中国为计”，夫彼既以仁义而论交邻之道，则明之遗臣拥立宗藩，亦无阻害其计画之理，倘其后又拒而否认之，则又不能不撰一种适当之辞令矣。据吾人之所推论，此檄文苟为承认南方之自立，则至迟亦当于顺治元年即应发表者。然智虑如睿王，谋臣如洪承畴，皆当时第一流之政治家，则可知其檄文实几经熟虑而后发，自今日而推测之，则此檄文不啻向洋洋扬子江之波心投一块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