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儿哈赤欲讨日本
文禄征韩之役，明国所费之军需几何，不知其详；然万历二十九年明军去半岛时前后征发之兵数，通计南北两中国二十一万，往来将领三百七十余员，银粮共计近八百余万两云。夫此巨大之支出，明国财政上受绝大之影响，固不待论，而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之整顿政策，则日见破坏矣。清朝祖先，原有卓越之才，然其主原因，则在乘明国之庶政败颓而起；而兴隆之远因，则依然属于朝鲜问题也。据朝鲜宰臣柳成龙之所言，以彼等君臣避难于鸭绿江畔之义州，将欲移宗社于对岸宽甸之时，建州之奴儿哈赤（清之太祖），请其出兵应援而攻日本，成龙豫测将来之危险，不表同意。故日本人与女真人之冲突，无自而生，然女真人实于此时已认知日本之存在矣。又朝鲜人绍介日本之产物于女真人，如刀剑及工艺品等，为彼所利用，此亦要事也。
张居正像
日本之名为朝鲜所利用
建州女真之膨胀，朝鲜以为隐忧，已叙述于前篇。彼等在明朝，渐觉为女真人所轻侮，遂引日本之名以为间接之保证。当此时，日本本为独立国，而经朝鲜之利用，转似为其藩屏。朝鲜人之所以为此者，盖欲缓女真之压迫，故无论何时，以导我日本兵为前驱，以为口实。女真人对于此种口实，亦非全然不信，第至何时而日本兵出现于半岛，此亦究难预测者。以吾人推究之，考万历四十四年（西纪一六一六）春，明国诱朝鲜东西夹击其根据地之时，征之太祖所发之言论，则得之矣。当朝鲜降将都元帅姜弘立捕于兴京时，太祖秘书达海，对之有问答如下，据曰：“日本与贵国通好如何？”弘立曰：“平秀吉与我为仇敌，今不然。家康者尽灭秀吉之族，愿从旧好，我国许之。日本称我国必曰大国，文书甚恭敬。”达海曰：“去年有白气，贵国亦见之乎？”曰：“见之。”达海曰：“满住（言太祖）初见白气，即曰朝鲜、日本之兵必来，已而贵国果来兵。”弘立且语曰：“日本之兵，我国得借之。此次出兵，实非本意。”此问答原极简单，固不足说明日本之位置，然清太祖在长白山下时，业已知日本为家康之执政，而特注意焉。弘立何以必提日本借兵之事，此中寓意，盖有可深长思者。据朝鲜记录，则此战役实有使用降倭（即文禄战役日本之投降于朝鲜者）之形迹。又据一说，日本人有多数被屠杀于抚顺之东方界藩山城者，然皆不得其详。总之朝鲜利用国际关系，借缓其强邻建州之压迫者，则无疑也。据吾人之评论，日本之在德川初期，其对于朝鲜关系，未免失之暗昧，遂至受重重之屈辱。彼朝鲜君臣之对付满洲，谓日本乃庆尚道监察使之所司，亦可谓大言不惭矣。
德川家康画像
第二次朝鲜之役与日本
清太宗包围朝鲜王于南汉山城时，朝鲜降服之条件中，有许朝鲜与日本贸易，但必令日本使臣来朝云云。案此条文何自而来乎？征之朝鲜记录，日本第一次朝鲜之役（天启七年）以来，通告朝鲜，欲出兵以讨满洲者凡二回。其果为幕府之指令与否，虽不得其详，惟闻对岛赠鸟铳三百柄、长剑三百柄、焰硝三百斤，仍为出兵云，则或者日本欲为朝鲜雪耻欤？时朝鲜欲泄其事于满洲，经某人谏止，其议遂寝；然果泄其事与否，颇难悬断。且此事件原非以例行公式为通告，不过于来往之使者间，微露其意而已。且太祖与太宗，因与明国及蒙古之关系，无良好之结果，故与朝鲜之构难，原非本怀。况对于我日本耶！然则丁丑和约，许其与日本交通，亦以调和日本人对清之感情也。自此和约以来，朝鲜虽有不得不导我国之使者于沈阳之事情，然亦左右其言辞，未见履行，依然仅报日本之情势，所谓“倭情咨文”者此也。
明使之至长崎
经朝鲜半岛之绍介，而日本与清廷乃有关系，然徒利于与朝鲜而已，日本无直接之交涉也。尔后清廷东征西伐，频占地步，破山海关，占领北京，遂驱逐南京之小朝廷，至此时而明人与日本更生新关系矣。据吾人之所知者，日本正保二年（隆武元年）十二月，明都督崔芝使参将林皋往长崎，乞援兵，此盖为最初之事件。十二月十二日其所上之书，凡二通，幕府曾开阁议，其结果则置之不理，告明使曰：“日本与明国近今百年之久，未通往来，并军器之输出亦久拒绝”云云。但据又一说，时将军家光，一面拒绝来意；一面命令亲藩，准备出师也。
《华夷变态》之所载，则崔芝提出于幕府之文书如左：
《华夷变态》，清代前期日本汉文文献，记载明清交替时期史事的资料汇编，形式为日本长崎官员对中国人的询问记录。书名意为中国由“中华”变成“蛮夷”。日本德川幕府学者林春齐辑。
前书
大明国钦命总督水师便宜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泣血稽颡奏为国仇不共天地，邻谊可联唇齿，敬竭请讨之诚，以图恢复之举事：
窃维东西南北，开国之界限甚明；治乱兴衰，元会之循环递变。四维尽撒，国乃灭亡；五伦未毁，运必聿兴。我大明一统开基，递传三百余纪；列后延祚，相承一十六君。主圣臣忠，父慈子孝，敦睦之风，久播于来贡来宾之国；仁让之声，爰止于我疆我土之封。去岁甲申，数奇阳九，逆闯披猖，天摧地缺；蠢尔鞑虏，乘机恣毒，膻污我陵廊，侵陵我境土，残害我臣灵，天怒人怨，恶贯罪盈。今我皇上神明天纵，乘龙御极，改元隆武，应运中兴，亲率六师，以荡妖孽，命芝于肃虏将军爵下，任芝以水师先锋都督。芝荷重寄，誓不俱生，切图吊伐大举，不禁呼援邻邦，环按朝贡列辟，有心者无力，有力者无饷，有饷者无舟楫。恭惟日本大国，人皆向义，人皆有勇，人皆训练弓刃，人皆惯习舟楫，地邻佛国，王识天时，我明人众货贸通，匪止一日，敬爱相将，不还千里。芝葵心是抱，苌血在胸，欲尽主辱臣死之忱，难忘泣血枕戈之举，特修奏楮，驰诸殿下，聊效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师。伏祈迅鼓雄威，刻征健部，舳舻渡江，载仁风之披拂；旌旗映日，展义气之宣扬。一战而复金陵，便叩半臂；再战而复燕都，并藉全功。船械粮草，暨仰携来，报德酬勋，应从厚往。从此普天血气，共推日国断鳌补石之手；而中华君臣，永缔日国山河带砺之盟。沥血披衷，翘望明镜，芝不胜激切痛吁之至，为此具本专差参将林高赍捧，谨具奏闻。
（自为字起至斋字止，共四百八十七字，纸全张）
右谨
奏
闻
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总督水师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
后书
大明国钦命总督水师便宜行事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谨奏为冒请坚甲以助恢复事：
芝承王命，总领水师，招讨浙直，以复南北二京。现驻浙江舟山，日出崇明县金山卫，与虏相持。恨兵械缺乏，未奏全捷。窃慕日本大国，威望隆赫，笼盖诸邦，敬修奏本，请兵三千，以联唇齿之谊，一以报君父之仇，伏叩威德，发兵相助。外缘虏之长技，以箭为先，芝军因乏坚甲，战辄受伤，因思日国之甲，天下共羡，以御弓矢，如金如石，伏恳俞允，准芝平价贸易甲贰百领，一同大国精兵前来赴战。倘得成功，皆荷大德，统容竭诚厚报。事关激切，一并专差参将林高赍捧谨奏闻。
（自为字起至斋字止，共计一百八十九字，纸全张）
右谨
奏
闻
隆武元年十二月十二日
总督水师总兵官前军都督府右都督臣崔芝
以上二书，由长崎急使，传达于幕府。当时在长崎奉行之马场、山崎二人中，马场适在江户，有进呈于阁老之便。又据《华夷变态》，其对于林高所下之指令如左：
咨长崎官吏促林高归国文
前者接得十二月二十六日来文，所称高赍来乞援之书，及林高口调，均已入览。因大明反乱，来请助兵及军器之事，俱与众阁老言之，皆谓日本与大明有百年之久，并无往来，所以日本人不往唐山而唐山商船屡来日本贸易者，只是密通之事。此时林高赍来文，非可卒然奏请出兵，当与林高说明，速使回唐。
正保三年春
唐王及郑芝龙请援兵
日本正保三年八月（隆武二年），福州唐王及郑芝龙派使者黄征明来请援兵，书状则为明太师平虏侯郑芝龙之上书五通。其上正京皇帝（京都御所）者二通，上上将军（幕府）者二通，呈长崎奉行者三通，书辞恳款。书状已经幕府开议研究，寻得长崎飞报，藉悉福州陷落，乃令归还使者。
《外藩通书》云：
守重按《夏夷变态》云，隆武二年，即当正保三年，其年八月十三日，隆武帝命使者黄征明渡海乞日本出力。有郑芝龙书数通，上日本正京皇帝二通，上上将军三通，各有进物。然征明在海上被鞑靼人所押，不能来朝，因以己乘之小船载使者，将芝龙之书简，并进物，更添付自己书简，共致送于长崎。同年十月，由长崎投进江户。阁老上闻，先考即于御前读进，评议数日，对于此项书简，每日出纳，每回封闭，而不许他人偶见。然每日侍评议席之所论者，其大概旨趣，据先考之自笔所书者如下：
正保三年丙戌十月由太师平虏侯爵呈进正京皇帝之状二通，其一通为隆武皇帝之敕旨，书中引周之彭濮、唐之回纥之故事，为借兵之申请，先请派兵五千以为御敌，并付礼物书。隆武二年八月十三日年号之间，有太师平虏之印。其礼物即大花真金缎子二十端，双面色大缎子二十端，大花花彩缎子二十端，大红花京绫六十端，大鸟素入丝二十端，雪白花京绫六十端，鸟花天鹅绒二十端，雪白花丝绸四十端。一由同人上西京皇帝之副状为皇帝新制敕书，命兵部侍郎黄征明赍捧云云，隆武二年八月十三日，此亦有平虏之印。
《夏夷变态》，即前文的《华夷变态》，后文亦省称《变态》。
一由同人上上将军之状凡三通。二通为专书借兵之事，并兼载使者舟遇风波事。一通为芝龙书其妻子之事，请求日本之小女十人，奴隶十人；又其小子思母之事，在唐国思念不置；又云颜大娘者，为芝龙所知，思召回云；且言芝龙之子，入大明已十六年，娶妇生孙，唐王甚爱待之，准用驸马礼，封忠孝伯，领十余万人，母以子贵，故封其母为夫人云云。末未书名，姓名具正幅云，且无年号月日。三通共有同仪状目录若干，为援兵之礼物；又有仪状目录若干，为妻子之礼物，上则书侍生郑芝龙顿首拜云。
一同人之移文，钦命福建留守大将军便宜行事太师郑为其事云云乞借兵事谨上云。
一由同人致长崎王状三通，二通为借兵事，一通为其妻子事。右三通虽曾上书于上将军，然其文言稍有差等，致上将军者则为“恭惟老麾台”，致长崎王者则为“恭惟老台”而已。此亦不书年号月日。候仪状一通，目录若干，则致于上将军之礼物为多，其次为正京皇帝，又其次则为长崎王也。上于皇帝之书者，则仅属借兵之事，无妻子之事。
一由唐王使者黄征明进呈正京皇帝之书，专为借兵之事而至，并引日本与大明相通之事，太伯仲雍之事，及秦人之来居海岛之事。又叙元朝数苦日本，是鞑靼实为日本之仇，举种种理由，以证日本、大明原为友邦，当可补助，以发援兵云云。
太伯仲雍事，指周古公（周文王祖父）长子太伯、次子仲雍让贤的故事。古公亶父有太伯、仲雍、季历三子，三子季历生子昌（即后来的周文王）。古公晚年认为昌有兴王业的才能，欲立季历再传位于昌。太伯、仲雍知道父亲的意图后，主动让位于季历。
秦人来居海岛，指秦末起义首领田横不肯向汉称臣，率徒众500余人逃亡于海岛之事。
此次之进物，系由芝龙使者陈必胜、黄征明乘小船而抵长崎者。其时有由江户发下之文书如左：
本月八日之书贴，系从大明之使者黄征明捧来，书简二通，并其他之书简一通，一应呈送前来，其黄某之面禀，及其别纸之备忘录，一切均已知悉。然黄征明以下位而代表上意，徒以书简奉呈，遽请出兵，殊难率尔奏请。仰即对该使臣说明，促其早日归帆可也。谨言。
九月二十一日
阿 对马守重次判
阿 丰后守忠秋判
松 伊豆守信纲判
马场三郎左卫门殿
山崎八郎殿
《变态》又云：同月十七日由长崎来十月四日之书状，其大旨言八月下旬鞑靼人已攻闽中，破山贺关，大明人未及战而迎降，鞑靼人攻入延平，唐王出奔江西之甘中，其后自杀，或云为鞑靼所捕。八月二十八日郑芝龙避福州，乘舟而入离福州三里之海上，王孙文武官，并芝龙妻子乘舟奔泉州。陆地一带，皆被蹂躏，福州之军人，多乘舟逃去，官吏则走不及，富民亦多逃出，其残留于福州者，惟贫民而已。时鞑人尚未入福州，九月二日，由延平致三使于芝龙，使其下发投降，以福建、广东、江西三省王之云云。芝龙复书从之，愿降而纳贡云云，三使即以其书情告鞑酋。
山贺关，指仙霞关，位于浙江省江山市。
朱舜水像
郑芝龙乞师始末，上已述及，而其遣黄征明等归国时，言“但使者尚有如何意思表示，可将其旨趣禀复核夺”，是幕府亦非绝对谢绝芝龙之请兵。又据《变态》云，福州既破，出兵无益，即对使者告以进物不受，可早归国云云，然则幕府未尝绝对无出师大陆之意，又可知也。
郑成功及朱舜水之请援
日本正保三年，周崔芝请兵之际，幕府殆有出师之内命，颁于亲藩之间，已如前述。然其后约十有年，国姓爷郑成功，更致请援之情于幕府，此为日本万治元年七月事。郑成功上书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赐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成功顿首拜
启上
日国上将军麾下
伏以
州同瞻部，就一水以定东西；境接蓬莱，连三岛而橐天地。域占为雷之位，光拂若木之华。百篇古文；蚤得嬴秦之仙使；历代列史，并分上国之车书。道不拾遗，风欲追乎三代；人重然诺，俗尤敦乎四维。恭惟
上将军麾下
才擅擎天
勋高浴日，铸六十五州之刀剑，雌雄为精；服五百一郡之版图，砾沙皆宝。文谐丹府，屡有表使至金台；释辅儒宋，再见元公参黄蘖。虽
共临覆载，独奠其山河。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且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在望；溯洄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尺函，稍伸丹悃，爰赍弊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令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梧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鉴照，无任翘瞻。
僧桂梧，指明朝正德年间，日本派往中国的僧人中堆云桂悟（1424～1514，法名了庵）。“梧”当为“悟”字的笔误。桂悟曾多次来华向当时的理学家王阳明请教学术。
窃观此文，成功不过以缔结旧交之意相表示，然考《德川实记》，及其他诸书，则明明托使臣表示其乞师之意趣也；其云生自日本，并颂上将军之威武者，亦足代表明末对日之政策。惟日本幕府对于周崔芝之态度，已如前述；其对于成功之乞师，作如何筹略，吾人不得而知。据近藤正斋，则谓此书在万治元年七月十七日由长崎达到，嗣后尚有复文。然据宽永小说则如下：
平户国姓爷郑成功，因中国世乱，欲借日本之威，特请日本加兵，共献种种珍物，由长崎奉上，以故幕府关于此事，屡次评议。考当时之议论，曾召三家扫部头于御前相议，尾张君则谓三人之内，以我为年长，当可为总大将，前往助战；纪伊君则谓船路运行之事，为其擅长，我当可派是职；水户君则谓我与尾张纪伊两君之议稍异，在马前决一死战，当可胜任裕如。扫部头三人之所呈议者，各有理由，然果何所恃而云然，今种种豫备缺如，毕竟不能奏效。由是种种之计画，终归泡影，遂将进物，仍由长崎送还。
《德川实记》，记述日本德川家族历史的著作。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学者林述斋主编。
按由宽永小说之所言，可知幕府当崔芝请兵之时，虽隐有出兵之议，嗣探明军形势日衰，姑中立以旁观两军之形势。盖崔芝来日，为清之顺治二年，即明之唐王隆武元年，江南草木，似尚有恢复之希望。及至后之十年，形势全否，幕府遂守退守之旨，从前欲加助明军，使复朱氏宗社之举，已归泡影幻梦，井伊扫部头所谓“如无用之相助”，又家光之所谓“思之熟矣”云云，盖亦可深长思矣。且除以上数回乞师之外，尚有诸种计划，今更约略言之，即据舟山鲁王之朝廷，派黄宗羲于我国，及朱舜水一派之志士，如王翊等，相与通机密而欲请援兵是也。嗣因有他碍，不果。舜水名之瑜，浙江余姚人，后即留日本不返，日本柳川之儒安东守约，曾就学焉。后后德川光圀，延以为师，贞亭中殁于江户之驹笼邸。
安东守约，指安东省庵（1622～1701），日本德川幕府时期的朱子学者。初名守正，后改为守约，字鲁默、子牧，号省庵、耻斋。曾求学于朱舜水。
德川光圀，即德川光国（1628～1701），日本江户时代（即德川幕府时期）的大名（即藩主），水户藩第二届藩主。
朝鲜王孝宗谋讨清
以上既述明人恢复之事业失败矣，试更言朝鲜王孝宗隐谋讨清之事实。孝宗为仁祖之子，封凤林大君。丁卯之乱（第一次朝鲜之役），年仅九岁，甚慧敏，当时情状，已印入于脑底。丙子之乱（第二次朝鲜之役），彼已为十八岁之青年矣，三田渡会盟之后，即与其兄世子共入于沈馆（奉天）为质子。彼在异域，过幽囚生活者，通计闻有七年半之久云。彼受尽屈辱与轻侮，心焉伤之，遂侦探敌情。顺治二年，许兄世子归国，寻凤林大君亦听其归。此年春，世子暴卒去，彼即承兄之后，入继大统，国论亦倾向之，由是孝宗乃决心为报复之计。按朝鲜与清之关系，如仁祖之表文，以崇明二年正月三十日以前为明朝之臣子，正月三十日以后，则为大清之臣子。夫既委质为臣，固当专心所事，然实际不然，依然与明朝交通。盖朝鲜人以日本丰太阁征韩时，得明国之援应，遂不能不报恩也；其实又以清国之要求，比前较重，故成此现象。且彼等常以朱子之《通鉴纲目》为重，必极言夷狄之不可不攘伐；即如正朔亦以从清朝为不洁，而仍以明朝之崇祯纪年，虽至明室灭亡以后，仍袭用之，其纪年方法则用崇祯纪元后第何年云云。孝宗时赞成报复之名臣，则为宋时烈，其密谋至如何程度，一时虽难确认。然征之顺治七年（永历四年），有清使致敕书于朝鲜，据云“半岛君臣，为防备日本，要请修理城寨”等语，清廷则认为徒借倭（即日本）之势力，以为恐吓，且指摘近时朝鲜之不良举动诸点，以为之咎。此事实际因有间谍报告，知其内容，故结果遂至幽囚宰臣李景奭及大提学赵纲于义州之白马山城焉。孝宗在位未满十年，然至死不易其志云。
丰太阁，指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时代末期统一全国的武将。曾于1592、1597年两次发动侵朝战争。
睿亲王解送日本漂流人
时朝鲜及日本，成为明人之避难地，事之固然也。然据日本之情形，则往往菲薄清廷，视同夷狄，不异于明人对外之感想，故自始即卑贱视之，而不愿与之为国交。嗣知朝鲜以事大之礼对清廷，且奉其正朔，则卑之耻之，而以侮蔑之言加之焉。至顺治二年冬，摄政王将日本之漂流人十五名，送还于日本，其下朝鲜王之谕文如下曰：“今中外一统，四海一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前有日本国人十三名，飘著也春（豆满江下流）之地，仍敕所司周给衣食，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深用悯恻，兹命随同使臣前去，其至之日，可即备船使其还乡，仍移文于该国君民，使知朕意。”是等漂流人，遂由对马而送致日本，日本亦有报谢云。据朝鲜记据，则谓日本之文书，指清廷为“鞑靼国”三字，朝鲜即以之转报北京云。然据后日之考查，则漂流之一群，原有五十余名，或病死，或杀害，此仅死亡之余耳。其先送致于奉天，维时恰逢迁都北京，乃送致于北京。据彼等归国后之言，则谓“九王子者（即摄政王）为王之伯父，年三十五六岁，其人清瘦精明，有材能，待我等颇恳切”。盖此谕文，确出于睿王之意旨也。又据彼等漂流者所言，谓清廷以日人尚义好武，且多慈悲，因此极为注意，自移都北京以后，对于日人，颇邀优待：每人一日给白米一升，豕肉一斤，麦粉、荞粉、茶酒均备，外尚有鹅二尾；至于薪炭油菜等类，无不取之裕如，服装寝具，均极优美；稍有疾病，则有医师诊视，其起居食息，亦颇自由云。然顺治八年，清之国家仅有取北京之意思，至此渐注意于边疆，而欲收外交政策之效。特日本对于东大陆之外交，此时尚守锁国主义，几至陷于孤立云。
永明王太后遣使者见罗马教皇
吾人于明末义士请援我国出兵者，前已略述；今在肇庆之永明王廷，致使者于罗马，请更述之。先是波兰人卜弥格（Michae Boym）者，在顺治八年（西纪一六五一）以来，奉罗马教皇之命，从事于极东之布教。基督教自万历时已渐行，永明王之廷臣如瞿式耜（教名Thomds）、丁魁楚（教名Luchas）者，皆信基督教；即如王太后、马太后、王皇后、太子慈烜等，亦依庞天寿之劝而受洗礼。盖卜弥格既已先渡中国，从事布教，而安得力·查斐尔·可佛力尔（Andre Xavier Koffler）颇得永明王之信任。可佛力尔等即密议以永明王为中国之君士坦丁帝，使清军不能越庾岭而入广东。至顺治六年之末，王授王太后之谕文及庞天寿之信书于卜弥格，遣往罗马，奉呈于罗马教皇因诺曾爵（Innocenzo），又以次使通殷勤于威尼斯共和政府，及其他之基督教诸国。其谕文如左：
卜弥格（1612～1659），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字致远，波兰人。他是欧洲第一个真正的马可·波罗研究家。著有《中国地图册》、《中国植物志》、《中国医药概说》、《中国诊脉秘法》等。
庞天寿（生卒不详），南明宦官。后入基督教，取教名亚基楼。
安德力·查斐尔·可佛力尔，今通译瞿安德（约1603～约1651），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明末清初来华。在永历帝宫中颇得尊重，明亡后被清兵所杀。
因诺曾爵，今通称依诺增爵十世（1574～1655）、英诺森十世等，罗马教宗，1644～1655年在位。
大明宁圣慈肃皇太后烈纳致谕于因诺曾爵：
女子忝处皇宫，惟知阃中之礼，未谙域外之教。赖有耶稣会士瞿纱微在我皇朝，敷扬
圣教，传闻自外，予始知之，遂再信心，敬领圣洗，使
皇太后玛利亚
中宫后亚纳及
皇太子当定并请入教领洗，三年于兹矣。虽知沥血披诚，未获涓埃报答，每思恭诣圣父座前，亲领圣诲。兹远国难臻，仰风徒切，伏乞
圣父在
天主前怜我等罪人，去世时特赐罪罚全赦，更望
圣父代求
天主保佑我国中兴太平，俾我
大明第十八代帝，
太祖第十二世孙，
主臣等悉知敬
真主耶稣，更冀
圣父多遣
耶稣会士来，广传
圣教。如斯诸事，俱惟怜念。种种眷慕，非口所得宣。今有耶稣会士
卜弥格知我中国事情，即令回国，致言我
圣父之前，彼能详说鄙意也。俟太平之时，即遣使官来到
圣伯多禄圣保禄台前致仪行礼，伏望
圣慈，鉴兹愚悃。特谕。
圣伯多禄，今通称圣彼得，耶稣门徒。罗马建有圣彼得大教堂。
圣保禄，今通称圣保罗，耶稣门徒。罗马建有圣保罗大教堂。
永历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朱印有宁圣慈肃皇后宝）
案此书为仰慕教皇威德而表其微忱，并欲依赖基督教之功德，而保其安谧之地位；又企图得基督教诸国之同情，援以精锐武器，间接而再造明室也。永历四年十月，即西历千六百五十一年一月，卜弥格赍王太后及庞天寿之谕书，由广东而登万里之程。夫彼虽眇然一耶稣会士，而实为堂堂大国之行人，著明朝之朝服，而与中国人庞天寿之家人同行。遂航印度之卧亚，由卧亚取陆路，经由印度之莫卧儿帝国，波斯之索飞王国。千六百五十二年九月，入小亚细亚之斯密尔纳，同月二十九日，卜弥格会其地之耶稣教士，讲演在极东之圣教流通之状况。至于翌月月初入威尼斯，同月十六日面谒威尼斯（Venice）共和政府之统领（Doge），而呈庞天寿之书信，受威尼斯政府之款待，导其市内观光。至翌年千六百五十三年一月，始入罗马，奉呈王太后之谕文与庞天寿之书信于教皇座前。然当时教皇因诺曾爵之十世宫廷内扰不少；且据在极东之耶稣教士之报告，稔知中国情况，毕竟无恢复之期望，倘厚视明帝，则徒贾新胜之清朝之媢嫉，将来布教上之受影响，实为不少。因念及此，答书遂荏苒不作。千六百五十五年一月，因诺曾爵登遐；四月，新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登位。其年十二月，始复王太后及庞天寿之所送呈者之回书，由原使于翌年千六百五十六年早春首途，至千六百五十八年到中国。维时两广之地，殆全归清军主权，永明王亦播迁云南之边外，王太后夙已殂落，庞天寿亦殁，彼凌万里波涛，守得一纸复书，其将向谁奉呈乎？况畴昔簪缨之地，惟照落辉；殿阁之迹，仅留余烬。自洒长途之泪，空消远客之魂，其落胆伤心，果何如耶！加之清军之嫌忌已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遂入安南之境云。然关山流离，中途获大疾而毙，时在西历千六百五十九年（永历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也。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所答之复书如左：
卧亚，今印度果阿。
莫卧儿帝国（1526～1857），位于印度半岛北部，由成吉思汗后裔巴布尔建立的伊斯兰教帝国。
索飞王国，今通称巴克特里亚王国，中亚古国，我国古书上称为“大夏”。该国是波斯最远的一个王国，靠近印度莫卧儿帝国。
斯密尔纳，今通称斯弥尔纳（一称伊兹密尔），在今土耳其境内。
亚历山大七世（1599～1667），罗马教宗，依诺增爵十世的继任者，1655～1667年在位。
与我爱子中国皇帝之内官兼水陆军务统监庞西基楼 法皇亚历山大七世
我之爱子乎，今将复汝音书，且为在世之代天主者与汝福祉前接汝书信，予实欢喜无涯，不分东西，不别南北。天主必然发大慈悲，垂怜吾人。此大慈悲之天主，曾由圣水之洗礼，与汝统御宫廷内官（司礼太监）以清净之身，（为汝洗涤其罪业）。今汝又为轻侮我耶稣圣教邦国不胜忧虑，则天主又将授汝以天国常乐矣。汝能为此大善，予实满腔欢喜。且汝说此圣教，亦知当遵行如何之轨范乎，则汝今后当为如何之行为，辨之不容不早矣，无他，惟刻苦黾勉耳。汝可于汝之大帝国，遂其营谋之大事业（传通圣教之大事业），以扬汝之大名誉。夫信仰如山，屹立不动，而爱情则不似云之散波无迹，必能覆载万物，左右万事。有此信仰与爱情，自足占世界之大部，又岂仅中国之大帝国耶？予今亲以双手抱持汝，无论如何困难，如何危险，对于汝与汝之国民，不能冷却热情。予惟以满腔诚心，为汝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