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衙门之撤废
明代宦官政治之余习，至顺治帝初，尚未革除，一因满廷不娴汉人之仪礼，不得已使用宦官。始设此制者为摄政睿亲王，死后，顺治帝年少，深觉其便。所谓十三衙门者，即兼用满洲廷臣与宦者之司礼、御用、尚膳、尚衣等诸局是也。但帝惩前代之弊，缩小彼等之权限，官不得过四品，非奉差遣不得出皇城，职司之外不得干与一事，不得招引外人，不得交接内外官员。十二年，命立十三衙门铁牌，用满汉文字，更刻戒饬之谕文。孰知徒法不能自行，内官吴良辅与满官佟义谋，结交外官，广招党与，通贿请托，无所不至。顺治帝尚未有以处置之，至康熙帝即位之初，悉行废置，以其事并归于内务府；乾隆帝命“秦、赵、高”三姓，为奏事大官。清朝历代之制度，于此可想见一斑矣。
顺治十三衙门铁牌
封爵制度之创置
康熙帝鉴于三藩之叛乱，平定以后，遂籍没藩产，收回藩兵，不以兵权、土地，世与臣下；即宗室之懿亲，亲王贝勒之元勋，亦使之居留北京。帝意在实行集权也可知。又宗室之爵，大加改革，亲王以下，有十二等；功臣之爵，从一等以下，有二十六等；宗室至于远孙，无爵，给以四品顶戴。对于特殊之懿亲，则世袭罔替，而有永世承袭之制；即使后之袭封者，虽罪犯大逆，身陷重辟，亦必使其近支袭封。亲王、郡王之家，受此特典者，一、礼亲王（太祖第二子），二、睿亲王（太祖第四子），三、豫亲王（圣祖第十三子），四、肃亲王（太宗长子），五、郑亲王（显祖之孙），六、庄亲王（太宗第五子），七、顺承郡王（太祖曾孙），八、克勤郡王（太祖之孙），九、怡亲王（圣祖第十三子），自第一迄克勤郡王，计六亲王、二郡王家，为国家之勋劳显著者，定为世袭罔替。此制乾隆帝始公示之，俗谓八大王为“铁帽子”，即累世罔替之意也。怡亲王原封者为允祥，及雍正帝立，尽瘁国务，故于其死也，得与此特典。至光绪朝，以上之外，复加醇亲王、恭亲王；晚年，庆亲王家又列入焉。
郡王府
黄河之溃决
黄河之水道，上流不甚变迁，开封府以东，则显有转移，而不经古来一定之河道。中国历代，以此水道变迁之影响，谓之“河患”。相传禹所导之水道，经直隶省南部之天津而入海者，然水道渐迁于东南，汉建始四年，已注于山东济南府之北方今之黄河口附近。后汉明帝患之，永平中举乐浪人王景，使之治河。此工事从今河南之荥阳，至于海口，施以坚牢之护岸工事，距离千有余里，费计亿万。幸而水道因此底定，历晋唐而无大患，谈黄河之历史者，以彼为神禹后之第一人。入于宋代，此工事渐失效用，河水处处溃决，绍兴年间（金明昌五年），遂分南北二派，北派依今之大清河，与故道无大差异，然南派则依清河，合泗水、洛水，从江苏省北部海州之南方而入海。及宋南渡，势益南趋：金人不利于北流，因导之南流，以嫁祸于宋，但地形自寿张之南梁山泊一带，显觉低下，一旦上流溃决，则从北而南，当然之事，河道于是又大变。元至元二十六年，政府尽开开通河，北流尽绝，以一淮水受全黄河之水。至明代遂频受河患，嘉靖中，河道之乱流，有十余处；至隆庆中，屡屡溃决，河患殆无纪极。明代称为治河能臣潘季驯者，论曰：“导黄河之道，在于缮治堤防，使水无旁决，使水流地中，沙随水去，治堤即治河之策也。”又曰：“河势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缓。合则流急，急则沙刷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淤。故以堤束水，借水刷沙，为治河之良法，切实而不可易者。”彼遂以此方法，修筑堤堰，从徐州至淮安六百余里；又因欲使水势强大，遂导淮水毕趋于清口，会流于黄河，河患于此得稍缓焉。然此计划，必有财力始可行之，明末之国帑与民力，殆难于维持。自顺治亘康熙初年之河患，实承前代明季溃决之流遗也。
康熙时期黄河筑堤图
康熙帝之治河事业
中国谚云：黄河与官吏、道路，为中国之三大忧，累年溃决，使东南三大省不安。通观其治河之策，无非宽河道，与筑堤防以束河身之二策。然黄河流水年年挟数百万吨之黄泥而来，河底渐渐堆起，比平地高至六七丈，此属常有之事。值此情形，堤防果能有效乎？堤防既被破坏，因而泛漫流冲，别成一新河道，为必然之理。况淮水比黄河低下六尺，水势缓漫，往往有倒灌之患耶。康熙十六年，帝以靳辅为河道总督，专当治水之任。时淮、黄两河四溃而不入海，从砀山至海口，两岸决口至七十八所，洪泽湖之高家堰，决口至三十四所，翟家坝则成四道之河，清水潭则久成溃流之患，山阳、高邮、宝应、盐城、兴化、泰州、如皋七州县，则成一片汪洋之湖，而沟口运河，却淤塞而变为陆地。靳辅熟睹此形势，知沟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二水无所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水之流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水派分，无刷河之力，黄河必纳淮，而下流之清水潭亦危。且于黄河南岸，不筑堤防，则高堰危险；北岸不加防闲，则山东必受冲激。故筑堤岸、疏下流、决塞口，但有先后而无缓急，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屡筑屡泛，安有所底止耶！奏上，帝颇然之。靳辅之治河也，幕僚陈潢之劳苦，亦不可没。彼亘八年之久，从徐州至海口，两岸施堤，修筑决溃之归仁堤，改运口，复河道。又欲从高邮城东经兴化白驹场而至海口，筑长堤二。然此提议，未得直隶巡抚于成龙等之同意，御史郭琇乂劾之，遂遭罢免。然彼去后，卒不能成功，则称彼为潘季驯以后之一人，亦非过誉也。帝对于治河之态度，终始未变。康熙二十三年以降，六次南巡，详观黄、淮两河之形势，任张鹏翮为河道总督，一一亲指授之。帝平日以河务、漕运及三藩，为听政以来之三大事，书之于宫中柱上云。溃决之患不改，河费亦日见加，帝末年所费，约五十五万两；乾隆四十七年以后，加至数倍；嘉庆十一年之河费，又倍于乾隆；道光年间，计三百万两。此固由于工料之贵，而溃裂之频繁，又为一大原因也。道光二十二年，魏源谓：“河费浩繁，糜费国帑，无异鸦片之以民财输于海外。治河之道，不外以河道之方向，还汉代，以今之位置，望其无变，则使神禹复生，亦不能奏效也。”然一八五三年（咸丰三年）七月五日，黄河忽然北流，从今之大清河而入海矣。
潘季驯治河规划示意图
满洲之防备
清、俄两国之交争，开始于黑龙江上流，前已言之。清廷发祥地之满洲，觉施行军政之必要，无非防俄人之南下耳。康熙二十二年，帝于黑龙江置将军及副都统，使镇守爱珲城，后因与俄结界约，遂移驻于齐齐哈尔，大兴安以东，黑龙江全域，举归此政厅掌管。在东海（即沿海州方面）之防备，除为对俄外，亦因太祖、太宗以来充实兵力，已捕收其地方之户口，别无所顾虑，遂以顺治朝所设之宁古塔之昂邦章京及副都统，悉改为将军，于康熙十五年，移驻于今之吉林。该地南控通河，北有黑龙江，当南北水路之交通，顺治以降，黑龙江方面之大征伐，悉以此地为根据而发舰。尔后吉林与齐齐哈尔、盛京，为满洲统治之三大府焉。
长白山界碑
长白山之定界
清与朝鲜之国境，因李朝内政整理，遂生种种问题，最重要者，于长白山立界碑之一事也。康熙十六年，帝为详考长白山地理，命内大臣觉罗武木讷亲往踏看，然此行实至松花江源为止，于鸭绿、豆满两江之关系未及知也。二十三年，帝又派驻防协领名勒出者往，于鸭绿江上流三道沟地方，遭意外之变，又不得达其目的。然在朝鲜国境上所发现之犯罪，尔后接踵不绝，因国界不详，致议罪之主权亦不明。康熙四十九年，帝仍以审界之主意，授乌拉总管穆克登。五十年，下谕曰：
天上度数，与地之宽大相吻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即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尺算之，天上一度，即地下二百里。自古绘舆图者，俱依天上度数，推算地理远近，故差误甚多。朕前派能算善绘之人，以东北带之山川地理，俱依天上度数推算，详加绘图。披阅之下，知混同江从长白山流出，船厂（即吉林）从打牲乌拉，向东北而流，会于黑龙江而入海，此皆属中国之地；鸭绿江从长白山，流出于东南而向西南，由凤皇城与朝鲜国之义州间，流而入海，鸭绿江之西北，系中国地方，亦以江为界，既已明白无疑矣。但鸭绿江、土门江两江间之地方，不甚明晰，即派部员二人往凤皇城，会审朝鲜人李万枝之事，又派打牲乌拉总管穆克登使与同往。伊等请训之时，朕曾密谕曰：“尔等此行并查看地方，与朝鲜官沿江而上，若行于中国地方，即与朝鲜官同在中国所属地方行之；或中国所属地，阻隔不通，尔等俱在朝鲜地方行之，乘便至于极尽之处，详加阅视，务将边界查明奏复。”想该臣等已由彼地起程前往，此番地方情形，庶得明白也。
打牲乌拉，原为明海西女真乌拉部乌拉城，努尔哈赤灭乌拉后，改称打牲乌拉。打牲乌拉城旧址在今吉林省吉林市乌拉街东南。
五十一年五月，穆克登既奉此上谕，遂从兴京之东北边门而进，乘小舟，出头道沟，入鸭绿江，水陆并进，溯行至厚州，与朝鲜所派之伴使及监司等相会。更进至惠山，在此舍舟而登长白山，排险峻而上，从麓至顶约三百清里，遂穷江源，实测山上之潭水与鸭绿、豆满两江之源，刻界碑立于潭畔焉。此审界之结果，西以鸭绿江之本流为界，东以土门江为界，多年纷争之问题，至是告终。然碑文之所谓土门江，名称不无疑似，何则？在满洲系指豆满江也无疑，惟豆满与土门之区别，至后代易生枝节。二者共为女真语Tumen之译文，而朝鲜不承认，公言土门非豆满也，所谓东间岛问题，于是发生。自太宗朝继续而来，关于偷参、伐木、越垦等事，累年纷议不休，及至于帝，则缮修从来之边栅，使两国人民不得闯入于其地带焉。据法人九阿托所收于得司克利布向、托拉、西奴之地图，依其割线，则豆满江外，包括鹿屯，从黑山山脉亘宝竾山，入于鸭绿江之上流，从头道沟与流至十二道江之诸水合，由长白支脉（松花江两大源诸水之分水岭）经佟家江本流稍西，而从大小鼓河之水源，至于鸭绿江与凤皇城之中间。其地图并加以说明曰：“凰皇城之东方，有朝鲜国之西方分界标。盖满洲先攻中国，而朝鲜被其征服，尔时议定，于长栅与朝鲜国境之间，置一空虚之地带。此国境，图上以点线表现之。”如此之记述，于中国方面，虽不见有确证，然据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间帝所派耶稣会士雷孝思测绘该地之备忘录，则不能谓为无根据也。据吾人所知，乾隆十一年中，清廷对于鸭绿江流域之展栅，容朝鲜之抗议，于凤皇城树栅之外，留空地百清里，隔截内外，以免混杂滋事之患云，而两国会哨之制，亦由此兴矣。
清柳条边遗址
封禁与柳条边
满洲为清朝发祥之地，以之开放于汉人，此为朝家不得不顾虑之事，无待言矣。帝觉维持之必要，遂西从山海关起，东至吉林之北，伯都讷之南，广设边栅，深穿边壕，植柳于两侧，用是咸呼为柳条边云。自今之开原，分东南而包兴京厅至凤皇城之一线，亦以边栅回绕之。此则帝因前代所置，而更修筑之者。此边栅之位置，在辽河流域，显然扩大，并今之新民府亦包含在内。此可见清廷之势力，且明代所不能实行者，一旦告厥成功也。清廷于边之要处，设以关门，非带有所管官厅之免票者，不得入满洲；即满洲人，从山海关来北京方面之时，亦先须检验其行李，此由于禁止人参之夹带也。汉人往满洲者大概禁止，但国初为捕虏之汉人，客死于其地者甚多，子孙为收遗骸而去者，则将给以免票。如硕儒颜元，访其父墓于沈阳（奉天），此其例也。满洲自入关以后，连年苦战，壮丁概被征发，人口极稀，农业多未发达，在明代为腴田，变而为荒地者甚多，则各县之凋残，可想见矣。顺治八年，政府出令招垦，诱引汉人。其进行之程度若何，未得其详，然就土地一事言之，在盛京则旗地占其大部，民地不过几分；在吉林、黑龙江，则皆属官旗地，民地缺焉。政府以旗人不好京城生活，屡使彼等归还满洲，从事耕屯，然旗人中感染南方风气者，多以土地典于汉人，或租赁于汉人，留住故土者不多。从此观之，旗人于满洲之农业时代，无何等之功效，可以推知。康熙帝又因长城外之蒙地，汉人种垦，生起种种之事件，颇滋厌恶，遂各遣还故土。此等汉人之主要者，则为山东人。
皇位承继之纷争
清朝之皇位承继，从来以皇子嗣继大统外，无何等之规制。太祖曾有言有德者则登大位，否则，当更择善者，雅不愿于生前预定皇储也。此虽略似蒙古之习俗，实则太祖因诸王之权力强大，不能直抒其意志，故有此言也。清廷之皇位承继，向来不免纷争，太宗之即位，睿亲王以为僭位，职是之故。诸王权力发展，每相冲突于宫廷之间，或于国运之消长，亦受其影响。顺治帝崩时，皇子不多，又皆幼弱，不见特甚之暗斗，然至康熙帝晚年，则废太子之问题，耸动于中外矣。
允礽
皇太子被废
帝册立王子允礽为皇太子，事在康熙十四年，清朝立皇太子自此始。当时太子年龄，不过二岁，帝年不过三十余岁，定太子以固国本，不能不疑其过早；且合嫡庶计之，帝有三十五子，儿孙众多，固人生幸福，而亦不免有不肖子在其中。据吾人观之，帝之教养皇储，亦既不一其方，举硕儒熊赐履，当辅导之任；帝巡幸时，常使之附随，俾知民间之疾苦，与地方之利弊。太子戴不世出之皇父，固非不肖，自经义、文学以至骑射，靡不一一通达。康熙三十五年，帝讨噶尔丹于漠北时，太子为北京留守，听视朝政，世称其贤，乃忽而变为骄抗之态度，不几使人疑其为狂疾耶？太子之兄有允禔，弟有允祉、允祯（雍正）、允禩、允禟、允祥、允禵，彼等视太子之骄慢，殊不满意，遂各结党引类；太子亦植党羽，以讲自保之道。然自被种种之阴险手段，为废止太子之运动，而太子之恶声亦多，遂蹈自暴自弃之行为而不顾。据康熙帝所言，太子弟允禵，则凶顽愚昧，弟允禩则奸诈阴柔，颇不倾信彼等之言，然皇太子之党与如内大臣索额图等，密谋大事，遂发表废太子之上谕焉。
康熙帝痛哭仆地
内大臣索额图，用何种之手段以图大事，虽不明了，而不外要求帝之退位，可推知也。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帝次于塞外之布尔哈苏台，集诸王大臣等于行宫，命皇太子跪于前，帝垂涕而语之曰：
今观太子之举动，不法祖德，不遵训诫，唯肆恶虐众，暴戾淫乱，难以尽言。予包容垂二十年矣！乃其恶愈张，侮辱廷臣，擅权鸠党，窥伺予身，起居动作，靡不探听。夫国惟一主，允礽何得任意陵虐，恣行捶挞耶？予巡幸陕西、江南、浙江等处，或驻庐舍，或御舟航，未尝跬步妄出，未尝一事扰民，乃允礽以属下之人，恣行乖戾，无所不至，言之使予惭恧。又要截外藩入贡之人，攘取进贡之马，致蒙古俱不心服。种种恶端，不可枚举，予尚冀其自新，故隐容以至今日。又予知允礽赋性奢侈，因使彼乳母之夫凌普，为内务府总管，俾便于取用，孰意凌普更加贪婪，下人无不怨憾。予于允礽幼时，谆谆教训，凡所用者，皆庶民之脂膏，应从节俭，乃不遵予言，穷奢极欲，逞其凶恶。今更加甚，有使予诸子无有噍类之势。更可异者，彼每夜逼进布城，从裂缝窥视，不外欲为索额图复仇耳。使予日在危险之中，昼夜戒慎，未遑宁处，如此之人，岂堪托祖宗之宏业耶！且允礽生而克母，自古称为不孝。予即位以来，诸事节俭，身御敞裘，足用布袜。允礽所用者，远过于予，彼犹以为未足，恣取国帑，干与政事，必至于败坏我国家，戕贼我万民而后已。若以此不孝之人而为君，其如祖业何耶？
康熙遗诏（汉文）
语毕，帝遂痛哭而仆于地。
诸王之朋党
废太子之事，出于帝之晚年，中心抑郁，亦可推知。允礽之骄慢，观帝之所言而可知，然骄慢不必为废立之理由。帝躬行节俭，心怀德义，以内圣外王为志愿，则目击太子之素行不修，未免失望，因予以废立之处置，或亦激起太子之反省。孰意有此一举，事机愈迫，诸王之以太子候补为欲望者，至炽烈而不可抑。最表白此欲望者，则兄允禔；而巧为运动者，则弟允禩也。彼等企立为皇储，其手段无所不至。就中允禩之党与，蟠于中外，或与允禔、允禟相结，或引内大臣，施用邪术，镇压废太子允礽，进而刺杀之。允禩当时封为廉亲王，揆叙王鸿绪等左右之，其势望几不可侮。太子之党与，亦知帝之意思，务为告发允禩一派之奸谋。幸而以允禩所埋藏镇压太子之物件，发掘十余所，而允礽之病，亦于是时略愈，真不可思议也。帝知之，谓废太子之病，无非因于彼等之邪术所致，乃拘允禔于其第。是年十一月，帝命满汉大臣，除允禔外，保奏诸王中可为太子者。内大臣阿灵阿、王鸿绪等，共奏请立允禩，帝不许。翌四十三年三月，以废太子病愈，再册立为太子焉。
王鸿绪（1645～1723），清朝大臣。初名度心，字季友，号俨斋，又号横云山人，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十二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户部尚书，卒年七十九岁。著有《明史稿》。
皇太子再废
帝于废太子之时，约六日间，未尝安寝；执允禩时，至欲亲引佩刀以诛允禵。据帝所言，五十年间包容之事殊多，帝之所以愤懑忧悴、损其健康者，当以太子之不肖为其主要原因也。是时蟠据朝廷之朋党，既已如此，帝之苦心经营之鸿业，亦难保不投去于此涡中。宰相王掞年七十余，欲报帝之殊恩，以建立太子之意见，密奏数千言。帝不悦，语左右曰：“王掞之言是也，但得无蹈前明恶习乎？”可知帝不论献言之是非，特厌臣僚之议立太子耳。康熙四十八年，帝拘禁太傅马齐，排斥王鸿绪等，前此拘束废太子之方法，一一解除，再册立为太子。然帝之希望，终归失败。盖太子之狂疾，不但未改，且啸聚凶徒，亲近幸佞，骄抗之态度，未尝或已。帝数年以来，隐忍俯从，任其所为，只欲感悦其心，使迁善改过。然绝无可望，遂决于五十一年，再行废黜，于是不再立皇储矣。六十一年，帝年六十九，在乾清宫举行千叟宴，前后二日，赐宴六十五岁以上之满汉臣僚约千人；对于诸王贝勒及闲散宗室等，则授爵劝饮，分与食品；自作七言律诗一首，鼓吹王者受命之盛。从正月至二月，则巡幸畿甸；自四月至九月，则巡幸热河；十月，又幸南苑行围猎。然十一日不豫，由南园回驻于畅春园之离宫，至最重大之冬至日上帝郊祀礼，亦不能亲行，使第四子和硕雍亲王代祭，既而大渐。先祀典二日，召诸皇子于寝宫，于榻前诏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其继朕即皇帝位。”当是时，雍清王闻召驰至，进寝宫见帝，已殂落矣。立太子问题，似因于雍清王即帝位而告终，然不过一时之假相耳，皇位继承之情实，遂与种种诧异之现象，叠发于雍正朝矣。
允禵像
郊祀礼，古代祭礼，在郊外祭天或祭地。明清郊祀一般每年必举行三次，皇帝亲临主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