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天主教堂
传道方法与中国思想
明末清初时代，宣教师不独富于殉教之精神，且审察中国之风俗习惯，自将中国所嘲笑为蛮夷风之洋装，易而为中国士人之服装，起居饮食，全与中国人同，向中国人并自称为中国人。且恐社会攻击基督教，思有以辩护之，遂自受中国士人之教育，肄习其言语文章，对于下等社会，则以浅易演说，讲明基督教之福音；对于士人社会，则用流畅醇雅之汉文，从科学上立论，渐次说及基督教之精神，使之自然感化。此等方法，盖彼等特所注意者也。中国数千年来，有一种固有之文明，故于宗教、政治、道德等形上之学，不欲学于外人；至于形下之学，技术上应用之事，则中国人虽自尊大，亦知不能与外人争长。当时之宣教师博识多能，科学家则讲述几何学、自然科、物理学、数学等，制图家则受命制成中国各地舆图，前已论之。其他天文学家及技术家，则测日蚀，正历法，著测算书表，制造天象仪、望远镜、时表，铸造大炮，构造黑利惠托尔机，又兼画家、音乐家、建筑家、医师，尽其所有之方法，鼓吹欧洲之学术，而复赖此与中国人接近。其后中国人对于彼等，不排斥为异端邪说，虽向之反对者，亦渐次减少其排外的精神。而消灭其反抗之念，无非由于彼教士等，数数接近，中国人听其学术及道德上之讲说，日益驯熟，有以致之也。不但此也，当时之宣教师，除直接背反教旨、违逆圣训外，务为保全中国人固有之信仰习惯，其信徒亦能得崇拜祖先之许可。然当未许可以前，几经踌躇，几经学者士人上下议论，卒以中国人之拜孔子，在尊仰其人格，非因祈福佑聪明利禄而然；祭祀祖先，则出于亲爱之义、孝思之念，所谓“报本反始”之礼，而非以求福佑；设立祖先牌，非谓祖先之魂在于其上，不过子孙追远，稍抒如在之怀；至于郊天之典礼，非祀苍苍有形之天，乃敬天地万物之原，此孔子所谓郊祀之礼，以事上帝也。因此，宣教师等，知中国人之祖先崇拜，无论如何形式，亦非迷信之教义，故遂予以许可也。自是而后，至十七世纪之末，教士所到之各省，信徒大增，当其最盛之时，属于教会之教堂，广东有七所，江南有百余所。一六六三年，十二省信徒，达十二万人；六省信徒，其数未详，然亦决非少数。一六九六年（康熙三十五年），在北京受洗礼者，达六百三十人云。
宣教师大起内讧
然而内讧一事，却又为中国基督教致衰之原因。先是，在印度之旧教徒，依一四五四年教皇尼古拉司第五之教书，受葡萄牙王之保护，因而中国亦为印度之一部分，其教徒立于葡萄牙王保护之下。然自法国日益强大，欲破坏葡萄牙之保护权，其宣教师与政府合力，对于罗马教皇之巴其加诺政府，为种种之隐谋。教皇亚立山大第三之时，以属于法国籍之教正巴流、特拉莫托、朗伯及可托朗其三人，遣使于暹罗、东京、中国。然当时葡萄牙、和兰、英国之船，皆以巴流为法人之故，拒绝其乘载。法国大窘，知非自造船舶，不克达其目的，故一六九八年（康熙三十七年），以中国通商、殖民为目的之中国会社，于焉以起。至一七一九年（康熙五十八年），东印度、西印度、塞纳加尔、中国四会社合并，设一所谓印度会社。而法国因欲达其中国布教之目的，于一六八三年（康熙二十二年）设“米向·塞托朗九尔”于巴里，巴流教正为其代表，而任法国中国传教之总督，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抵中国地，于是葡萄牙向来专占之宣教师保护权，一部分已被破裂矣。其后一六八五年，依觉尔伯尔之奖励，法国之天主教宣教师，始向中国而来，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到北京，九尔比朗即此中之一人也。先是属于托米尼苛组合之西班牙人宣教师，亦已于一六三○年在中国布教。
亚立山大第三（约1105～1181），今通称亚历山大三世。罗马教皇，1159～1181年在位。因捍卫教皇的权限而遭到神圣罗马帝国腓烈特大帝的反对，两度逃亡法国。
巴里，今通译巴黎。
觉尔伯尔奖励，法王路易十四为借助耶稣会的传教士在中国打开的局面，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1月28日，亲自签署任命书，从国库中拨款9200镑作为年俸，资助白晋等六名（另五人为洪若翰、刘应、塔夏尔、李明和张诚）“有突出才能”的耶稣会士赴中国传教。
然当是时，各国各团体之布教区域，尚未确定，故无论何团体之各国宣教师，同居于一区域之内布教，因之葡萄牙之天主教宣教师之中（属于中国之教皇代理教区），有属于日本籍之天主教宣教师，有属于一六八八年以来新到之法国天主教之宣教师，又有托米尼苛组合中之米向·塞托朗九尔会员。而同一天主教宣教师中，对于基督教之神，或用“天”之称号，及承认中国人之祖先崇拜、孔子释奠之教义等，颇有异论。如托米尼苛组合，自始即对于天主教宣教师执反对之态，其后拉扎利司特组合，及米向·塞托朗九尔会员，亦赞成托米尼苛之意见，向罗马教皇诬奏天主教宣教师，对于中国之教义宽容，谓求彼等一身之荣耀，而卖基督教也。罗马教皇政府对之，意见久未能决：一六四五年，教皇英诺肯特第十，以托米尼苛组合之解释为是；一六五六年，教皇亚立山大第七，则以天主教宣教师之解释为是。其后教皇英诺肯特第十一，谓此等仪式，若非属偶像礼拜，仅为社交仪式者，则可勿深究云。虽然，此等暧昧之决定，天主教宣教师与托米尼苛组合，共不满意，两者之争论，益见其激烈矣。
英诺肯特第十，即依诺增爵十世。
罗马教皇使者次鲁囊幽愤而死
教正墨克罗（米向·塞托朗九尔会员，索榜大学教授）受教正巴流之遗托，自一六八四年以来，在南京当中国旧教徒总辖之任，然于一六九三年，否定天主教宣教师之意见，向教皇上奏，谓天主教宣教师之报告，诸多事实之误会。罗马教皇克列门第十亦觉不可恝视。及一七○四年，安吉阿其何教长次鲁囊（Tourmon，铎罗）为教皇代表，奉密旨差往北京。翌年得达，驻居于西安门内之天主堂。谒见康熙帝，帝赐以坐，复设盛筵，亲劝杯酒，优待厚礼，无所不至。因之，次鲁囊滞留于北京年余，屡赐谒见，并御馔果品。康熙帝一方以酒食政策，结其欢心；一方详细说明中国崇拜祖先之趣意。次鲁囊在北京，得罗马教皇一七○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之教书，亦未发表。盖教书谓对于基督教之神，不许用“天”之称号，对于中国之基督教信徒，严禁祖先崇拜之仪式，且诘责帝所深信之天主教宣教师，此不但背于圣祖所说，教皇对于中国人民无制定法律权之本旨，且所敕建之北京天主堂，敕赐匾额有“敬天”之文字，故发表此书，适生清朝政府与罗马教皇政府间之恶感。况在北京之天主教宣教师，势力甚盛，徒从表面攻击之，亦属无益，是亦为不发表之一原因也。次鲁囊请准于帝，承认其有总主教之权利（总辖在中国之各国各团体之宣教师），欲以平和手段，渐使天主教宣教师服从罗马教皇之命令。然帝依于天主教宣教之劝请，谓中国人之神，与基督教之神，非有二者，故得同呼以天之名称；又释典之仪式，与基督教之教义，非不可调和；于祖先崇拜所用之牺牲，即依基督教教旨，立论亦非难以解释。帝遂以此决定，书告全国基督教宣教师，若有违此决定者，即放逐于国外。墨克罗即因此被逐矣。次鲁囊尚恐失教皇与帝调和之机，迄未发表教皇之教书；后以己之名义，摘要公布，排斥帝对于神学之意见，凡不从教皇教令者，即行退去，是一七○七年二月事也。于是帝命捕之，遣送于澳门，使葡萄牙人监视之。夫葡萄牙原握东洋传道之权，非葡人之宣教师来东洋传道者，出发前须在葡首府力思榜得葡王许可，宣誓服从其命令。然次鲁囊之来中国也，不但未至力思榜受葡王之许可，其为中国教区之教长，对于各宣教师行其保护权之行为，显然漠视印度觉阿大教正之主权，故葡甚恶次鲁囊而深幸帝之有是命也。当其送致于澳门也，严加禁锢。次鲁囊抱无穷之憾，遂于一七一○年，病死于狱中。
索榜大学，今通译索邦神学院，法国巴黎大学旧称。1253年由罗伯特·德·索邦创建，故名。19世纪改组，早期以神学研究著称。
力思榜，今通译里斯本。
传教之方法一变
一七一八年，教皇克列门特第十一，发表所谓伊克司·伊尔拉·得伊（Ex illa die）之教书，以不从一七○四年教皇教书之宣教师，命处以破门之罚。是则次鲁囊在南京所布Le mendement de Nanking之公文决定，实为招圣祖之怒、酿教师纷扰之大原因也。而教皇因欲实行，特命一七二一年中国传道总督亚立山德利亚教长名墨沙巴拉者（嘉禄）前往中国。伊来北京，知圣祖决心之坚，复闻天主教宣教师之言，知厉行教书，则布教事业终必归于衰败，因自以中国传道总督之权限，对于教书，追加八条件，其要旨，谓“中国所行之仪式，以纯粹之社会仪式而行者，得认许之”云。虽然，罗马之教皇政府，不肯如是让步，教皇伯纳其克特第十四，于一七四二年（乾隆七年），发表有名之伊克司·克阿·心得拉利之教书（Ex Qus singulari），而确定教皇克列门特第十一之伊克司伊尔拉得伊（教书）。由是中国之基督教徒，不得行祖先崇拜之仪式，于是后之宣教师问题，遂生非常之影响。盖中国之祖先崇拜，不但为宗教道德之问题，包含社会一切利害之问题也，即谓中国社会全体之组织，悉依此而成，亦无不可。一旦不得行其祖先崇拜之仪式，则与宗族乡保，殆若断绝；从前共有财产，遂起分配问题。宣教师有保护责任，不得不起而干涉，于是宣教师庇护教民，要挟长官，抑压士庶，种种攻击之声以起。清国以罗马教皇，擅干涉国内事，以其命令行于国内，则为侵害国家之独立，故于一七○七年，清政府定一限制，非有内务部印票之宣教师，概令退去澳门；各地方之天主教堂，概行禁止。一七一七年，依广东碣石镇总兵陈昂之奏，禁止一切外人留住内地，违者决不得归本国云。雍正年间（一七二三年至一七三五年）教师中，有与宫廷密谋之嫌疑有关系者，其迫害益甚。一七二三年，依闽浙总督满贵之奏，在北京之宣教师，除从事钦天监及其他职务者外，余皆不准在澳门以外之内地居住；又改天主教堂为公所，严禁人民信旧教。此后百数十年间，清政府对于基督教徒之态度，非无宽严之别，然卒未撤回其禁止之命令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