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之传道事业
当元代时，西人在北方传道之事实，今虽不详，然第十三世纪末，佛兰结司哥会教士伊大利人孟德哥尔比诺（若望高未诺，Monte Corvino）受罗马教皇尼古拉司第四之命，经印度而来中国，得世祖忽必烈之许可，建加特力克教教堂四所于北京，未几受洗者达六千人，学希腊、罗马语者达百五十人，教皇库列门司第五嘉赏其功，升为大主教，遣教士七人辅佐之，西纪一三二八年间，至彼死时，改宗者达三万人，一时之盛况，可想见也，代彼之教士，尚未来京，除顺帝时，以佛兰西人某，派遣于罗马外，其他无可记者。元亡明起，北京几无基督教徒之踪迹，此于向来之传道，限于蒙古人故也。迨西纪一五八○年（万历八年），耶稣社教士利玛窦（Matheus Ricci）抵澳门，布教于广东之肇庆府。
佛兰结司哥，今通译佛朗西斯科。
孟德哥尔比诺（1247～1328），今通译孟高维诺，元时来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意大利人。中国第一个天主教区的创始人。
尼古拉司第四，今通译尼古拉四世。意大利教皇，1288～1292年在位。
加特力克教，今通译也里可温教，元时对天主教的称呼。
几何原本之译述
利玛窦在肇庆布教之手段，先以其在罗马所习之地理、数学等学科之思想，向一般中国人讲演。因知中国当时，盛行排外，故首从输入科学思想，以博信用，而后乃从事于布教也。彼自附于汉姓，号曰利西泰，因此其室内，亦不挂圣母玛利亚之画像，凡所以避中国思想之冲突也。彼于此得制军刘节斋为教徒，又因其劝而至韶州，设立天主堂于其地，复与此地学者某，结师弟交，共译述由克德之几何，名曰《几何原本》。万历二十六年五月，有从北京经过该府之大官某，其子偶疾，乞治于彼。彼知机不可逸，遂以后事托于补助者加多纳尔，自为侍医而赴北京，过江西、广东境之庾岭，抵宿南昌数日，渡鄱阳湖，出扬子江，遂抵南京，始与大官分袂焉。在广东赠与地图之官人某，现适为礼部尚书，彼往访问，尚书某见而惊之，谓“南京尚非外人可来，若予加以保证，则谗言集于余身，君能谅余者，幸勿留此”。彼不获已，再过江西而至南雄府，遂识王应麟。万历二十七年，遂同王应麟至北京。
由克德（前330～前275），今通译欧几里得，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
《几何原本》书影
利玛窦说明帝
利玛窦入京时，以圣像及时表献于明廷，遂引起万历帝之好奇心。相传帝之左右，苦于当时朝鲜战役之糜费，问炼金术于彼，彼谓点铁成金，事属不能，左右咸大失望，从此或有视彼为日本之间谍者。应麟深忧彼之前途，再令其返南京。彼在南京之苦心孤诣，不可谓无效。礼部尚书王忠铭，先就而问道，并及于数学地文；刑部尚书赵，户部尚书张，刑部侍郎王，礼部侍郎叶等，先后投刺求见，其中典礼科给事祝世禄，最相友善。彼之传教方法，不专说耶和华。当时中国人科学思想，极为幼稚，以天为圆体，地为方形；又谓日月食，为太阳之吞月；或谓太阳中有穴，月从对面来，所以无光。凡此等陋妄之见，彼皆一一指摘而解释之，于是西泰先生之名，噪于一时，间有举家奉教者，此皆彼布教之效果也。且利用此机会，更于南京设立医院，热心疗治之外，兼讲教义。不但此也，彼因南京成功，更欲再入北京，遂使加多纳尔驰赴澳门，多输入传道资金，并携绘书、玻璃器、麻布、时表、地图、火器等物，令加多纳尔留于其地，己偕庞迪我（Didaeus Pantoja）等八人，由运河出广东。至山东之临清，有督税宦官马堂者，遮利玛窦于天津，不许之进，致书于利玛窦曰：“今朝鲜之役未靖，匪徒纵横。足下等来此，闻为弑我皇帝而来”云云。此举乃讽利玛窦纳贿赂耳。利玛窦闻其言，不以为意，滞留津门，殆历半岁之久，于万历二十八年十月，渐得入北京。是月二十四日，献方物而并上表焉，其词如左：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窎远，从来贡献不通。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所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时历三年，路经三万余里，始达广东，语言未通，有同喑哑，因僦居而习语文，淹留于肇庆、韶州二府，垂十五年。颇知中国古先圣人之学，于经籍略能记诵而通其旨，乃复越岭由江西至南京，又淹留五年。伏念堂堂天朝，且招徕四夷，遂奋志努力，径趋阙廷，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奉献于御前。物虽不腆，然从极西贡来，差足贵异耳。臣从幼慕道，年齿逾艾，讫未婚娶，都无系累，他非所望，谨以所献之宝像，祝万世，祈纯嘏，佑国保民，实则区区之忠悃也。伏乞皇上，怜臣诚悫来归，将所献土物，俯赐收纳，则益感皇恩浩荡，无所不容，远臣慕义之忱，庶少伸于万一。抑臣在本国，忝列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所制观像考验日晷，与中国古法吻合，倘皇上不弃疏微，臣得于至尊之前，罄其愚味，又区区之大愿，而未敢必者，臣不胜感激待之至。
利玛窦像
此表既上，反对者议使还原地，然利玛窦终得胜利，万历帝赐以第宅。翌年，给以天主堂，今北京之南堂，即附原于此。
加特力克教与北京传道
利玛窦入北京后，不四五年，信徒至二百余，观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名士之归依，则加特力克教之成功，可概见矣。然彼等名士之入教，非绝对信仰教宗，要皆利玛窦诱引法，与中国固有思想，不甚背驰；又当时土人，对于西洋科学，需要颇急，致使然也。利玛窦既译几何学，及与南北两都人士相接，益知藉著书为布教便于进行，遂著多种科学书，公布于世。当谒见万历帝时，曾呈时表、西琴等物，略动帝之视听，因又为帝著《西琴曲意》一书。然则彼非寻常之僧侣，直一机智之外交家也，且为说明天主之意义，著《天主实义》；为述对于儒佛两教之感想，著《二十五言》；又对于莲池和尚之所说，而加以驳义，于西教传道之上，为极端之奋勉。然以吾人观之，于思想上无大影响，所特异者，彼之布教手段，在于讲明科学，是为近世中国之一大恩人也。当其献《万国图志》于帝，奏曰：“天下有五大洲，其一，为亚细亚，凡国百余，而中国居第一；其二，为欧罗巴，凡国七十余，而意大利居第一；其三，为利未亚，亦百余国；其四，为亚墨利加，土地更大，以境地相连，分为南北二洲；其五，为墨瓦腊泥，于是域中大地尽矣。”彼所称之利未亚，即指今日之亚弗利加；墨瓦腊泥，即指从南来米利加至南极之一带。此等说明由今日视之，未为奇异，然在元代时，世界思想既已销散，目中但知有中国，骤尔闻此，真若半夜之警钟也！彼著又有方丈余之《坤舆万国图》、《乾坤体义》，清阮元曾收之于《畴人传》中。
李之藻（1565～1630），明代科学家。字振之、我存，号凉庵居士、凉庵逸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等。辑有《天学初函》。
杨廷筠（1557～1627），明代学者、宗教学家。字仲坚，号淇园，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与徐光启、李之藻并称为天主教“三大柱石”。
莲池和尚（1535～1615），佛教净土宗第八代祖师，明杭州云栖寺高僧。名祩宏，亦称云栖大师。字佛慧，别号莲池。提倡戒杀放生，著有《戒杀放生文》、《沙弥要略》、《具戒便蒙》、与《菩萨戒发隐》等。
亚墨利加，今通译美洲。
墨瓦腊泥，为利玛窦臆造之地名，所指不确。
亚弗利加，今通译非洲。
利玛窦（左）和徐光启论“道”
邪教之禁
利玛窦于一六一○年，殁于北京，死后，反对者起于南方，殊为激烈。彼等所持之理由，大概谓耶稣会士所称天主之意义，与我中国所称之天无异，然彼夷人等，自刻天主教解要略，曰天主生于汉哀帝某年，其名为耶稣，其母为玛利亚，如是，则直西洋之一胡耳。又曰：“见恶一官，钉死于十字架，是则胡之以罪而死者，安可在罪而称为天主耶？至于天体运行之说明，则与《大明律》私习天文之禁适相违反，况彼等又以别制之浑天仪而私藏之耶。若任彼所为，恐天下事，无不被其颠倒诳惑矣。又其教仪，有擦圣油、洒圣水等名目，夜聚晨散，又反于《大明律》私家告天之禁。”于是遂概括彼等为邪党。万历四十四年五月（西纪一六一六年），政府惑于南京礼部侍郎沈等之言，遂下严禁邪教之令焉。由是煊耀一时之耶稣会士，无处不受迫害，自总教士兰恪巴尔士（龙华民，Lomgbardi）以及在北京之耶稣会士，均被放逐于澳门，圣堂邸第悉被封禁，唯留中国人教士二名，守玛窦之茔而已。此时中国明达之士，咸感化于卓越之科学思想，固不惑于固陋之议论，然亦无法救之。四十四年七月，徐光启痛切上奏，政府亦不予以明确之措置。终帝之世，所谓中国之固有思想，盖可推知。然此风潮，因于满洲问题发生，渐见打消，盖因明国之需要铳炮故也。
《大明律》，明代的律法大典，成书于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
铳炮之需要
中国近古之铳炮，永乐帝于讨交趾时所创。尔后中西交通，日益频繁，输来数多之新铳炮，而行阵之间，终不利用者，其事情虽可种种解释，要因于敌国不使用此器，可断言也。日本文禄元年（万历二十年），丰臣秀吉之入朝鲜也，明兵与之战，毙于其铳手者不少，于是始觉铳炮之必要。满洲问题起（即清祖起于辽东），铳炮多所利用，彼等每于战败后，遂取退守，急欲为武器之改良。天启二年，明帝派使如澳门，命罗如望（Joannes de Rocha）、扬玛诺（Emmanuel Diaz）、龙华民等之耶稣会士，制造铳炮；次年，召用艾儒略（Julins aleni）、毕方济（Franciscns Sambiaso）等。于是至者不独耶稣会士，即凡在澳门之外人，亦咸从彼等而来，或制造武器，或驰驱疆场。崇祯十二年（西纪一六三九年），毕方济上疏曰：
臣西极鄙儒，以格物穷理为学，以事天爱人为行。在先帝之时，同人致力于占星修历，制器讲武，得效微劳。今幸皇上龙飞，仁明英武，远臣不胜欣戴，敬献星屏一架，舆屏一架，西琴一张，风篁一座，自鸣钟一架，千里镜一筒，火镜一图，西香六炷，沙漏一具，白鹦鹉一只，伏乞俯赐饬收。抑臣蒿目时艰，思所以恢复封疆而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二曰辨矿脉以裕军需，三曰通西商以官海利，四曰购西铳以资战守。盖造化之利，发现于矿，第不知脉苗之所在，则妄凿一日，即虚一日之费。西国格物穷理之书，凡天文、地理、农政、水法、火攻等器，无不具载，其论五金之矿脉，征兆多端，宜往澳门聘招精于矿路之儒，翻译中文，循脉而细察之，庶能左右逢源。广东之澳门商人，设店贸易，纳税已经百年，偶因牙侩之争端，遂阻进省之贸易，宜照旧令其进省，以充国用。西铳之所以可用者，因其钢铁皆经百炼，纯粹无滓，故为精工也。天启元年，边疆不靖，从兵部奏请，准购用西铳，募用西兵，以此臣辈陆若汉（Johannes Rodripuez）等二十四人，进铳四尊，缓急击敌，屡著奇功。更乞敕从澳门聘招熟于制铳之西士数人，使授以制药点放之术，摧锋破敌之奇；并使精于推历之西士数人，襄助历局之事务云云。
利玛窦绘《坤舆万国全图》
此时明国所急者，在于击退满洲，此疏一上，因欲利用，遂倾信其言。炮与炮术之有明效，既无所疑，且欲进而研究此等之知识，而讲求西人所谓格物穷理之文字焉。然兵器之外，更有足令明人倾心者，即关于天文之新解释是。
汤若望入北京
天文为授历之要务，古来中国人所重视。然在明国，则自太祖以来，不加改修，遂显生时差，自后不免有误推之过，而改正历法，遂为明廷久悬之问题。何则？以墨守成法之汉人，遽谋改革，非易事也。而耶稣会士，则早已注意及此，盖彼等既用天主之文字，与中国所谓之天相对比，复以其天文星占之知识，指摘中国人之妄陋，而博其信用，是最为引诱之捷径。然运用此手段，不可不俟诸卓拔技能之士，耶稣会士遂慎其选择，而有教士玛的阿力奇之发遣。要之，此际派来中国之教士，不得不备有天文学、数学、机械学、炮术学、炮术之知识，德人阿但写尔（汤若望，Abam Schall）之抵此，实足以副此要求者也。彼于天启二年（西纪一六二二）入西安地方，于天启末年来北京，恰值解除新教之禁，圣堂邸第亦已修建。前被放逐之龙华民，再来着手于布教事业，邓玉函（Fcreny）助之，于宣武门内圣堂东之首善书院，开设历局，推步天文，兼制造象限仪、纪限仪、平悬浑仪、交食仪、列宿经纬、天球、万国经纬、地球仪、平面日晷、转盘、星球、候时钟、望远镜等，并译纂历书。此一大事业，固系汤若望及偕来之罗雅谷（Jacobus Rho）同力热心所成，然汉人徐光启等一派，亦有所参酌，此不可不知也。特自太祖洪武以来，钦天监所尊信之《大统历》，受一打击，遂数加以嫉视与批驳，而因其推步密合于天文，卒能大博上下之信用。汤若望居于今东安门外之东堂，与罗雅谷续行历务。崇祯十三年，奉命监造炮台。相传彼先铸造钢炮二十门试放，若命中精确，则再铸造五百门。彼于局内设一台，置天主像于其上，开炉必穿司铎礼衣，祷祝降佑，局中之官员，视之咸为感动云。彼于崇祯十四年，完成历书，其冬，以十五年之新历进呈。十六年（西纪一六四三）有日食，钦天监之推步，不合于天行，而汤若望等之推步，较为密合，于是乎上始谕以新历代大统回回历，通行于天下焉。虽然，政府之当局，尚踌躇而不能决，帝之威权，或不能压服台官，因卒不能施行。翌十七年三月，明之社稷亡矣。
《大统历》，明代历书。明初文学家、天文学家刘基以元代郭守敬所制《授时历》为基础修订而成，称《戊申大统历》。
汤若望像
顺治帝采用西法
睿亲王之占领北京也，欲举城而充满蒙八旗之住宅，限三日内，汉民一律退出。顺治门内之圣堂，既被旗兵占领，然汤若望以所藏之礼器、经典太多，限期内不能移出，如欲移出，必多所损失，不易修理等情，呈疏于睿亲王；睿亲王径准所请，遣散旗兵。宣武门内之圣堂邸第，及阜城门外之茔域，得以保存者，皆摄政王之所赐也。顺治二年，满洲朝廷，摈旧大统回回历；八月，以西法制定之时宪历书，颁行于天下。至十一月，上赐汤若望掌管钦天监之印信，并许其选任监员七十余人，始得以钦天监与历局，归并于一。而新朝廷礼遇之优，尚未已也。七年，又于宣武门内圣堂邸第之东，给以地基，皇太后赐以银两，加以亲王官绅等之醵捐，而建立新圣堂。堂之成也，顺治帝赏赐以“钦崇天道”之匾额。在明代时，崇祯帝赐彼等教士以官街，皆辞而不受，至汤若望之时，始一奉朝命，此不可不注意也。清廷于顺治三年，加以太常寺少卿衔，八年叙通议大夫，父、祖父则追封通奉大夫，母、祖母则追封二品夫人。十五年，更有恩命，晋叙光禄大夫，祖先三代，则追赐一品封典。相传世祖对彼之隆遇，逾于恒格，召对不呼其名，用玛法（贵叟之意）之满语代之，得随意出入内廷；又怜其孤独，使之抚养一幼童为义孙。然所以待之如此周渥者，何也？清廷之采用西法也，在于改正朔而新天下之耳目，非尊信天主教者，因而彼等尊信科学，亦非出于研究之结果。且彼满人与西人，皆以夷种见薄于中国，遂鉴于汉人之偏见，力持公平之态度，夺汉人之官爵，加于西夷之首，而汤若望等，亦借此以为正教发达之捷径焉。是故耶稣会士饵中国人以科学上之新知识，为宏布宗教之手段，而朝廷则阳示崇尚宗教之名，阴收利用彼等之实已耳。
汤若望与顺治帝
汤若望幽愤而死
及顺治帝之死也，排教运动起。此事实由于罢职钦天监员杨光先之画策。杨谓各省之耶稣会士，与汤若望相结，谋为不轨，且作《辟邪论》以谤教士。汤若望与比利时人怀尔比司特（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等，共被囚拘，旋受死刑之宣告。至于严禁布教，更不待论；关于天文学之书籍，概行焚毁；圣堂房屋，亦公然破坏。中央与地方，因附西教而被革职之官吏，为数不少；而在各省之教士等，悉被拘禁。然辅政大臣，正式议决此等处分后，俄倾间即发生地震，连日五次。大臣等大恐，谓由于定狱不当所致，于是旋释放彼等。汤若望受皇太后之懿旨，许其归邸，然拟死之案，尚未撤回。杨之排斥运动，愈益进步，从来仅及于西教者，今并历法而亦排击之，谓所论皆属背理，自为钦天监正，而陷学习西法之监员三十余名，或处斩，或流徙，或免职，遂废西法而再复明代之历，其陋妄不亦甚耶！汤若望时年已七十五岁，身体既不自由，口舌又结塞而不能辩，康熙五年八月，遂客死于北京。
工作中的汤若望
康熙帝亲政与历法恢复
杨光先之古历恢复，实际不合于天行，康熙帝曾派员调查，其意在复采西法，可以推知也。杨光先奏帝曰：“臣伏维钦天监之历法，乃尧舜相传之法，皇上所正之位，乃尧舜相传之位。而皇上所承之统，即尧舜相传之统，则皇上颁行之历，当用尧舜之历。皇上事事法尧舜，岂独于历而不然乎？南怀仁者，毁尧舜相传之仪器，改以西洋之仪器者也。”杨氏固欲以此威掣帝意，然帝绝不介意，颇嗤彼等之固陋。康熙八年（西纪一六六九）正月，帝命钦天监副监吴明煊，与南怀仁各对验日影，钦天监果有舛错，乃夺彼等官职而授南怀仁，前被破坏之圣堂，再行修筑，监禁之教士，悉行释放，唯此时尚未与以内地布教之自由。后从南怀仁之请，于前被释放之二十余人中，选精通历法者二名，招致于北京，余者悉令得入各行省自由居住。然帝之意旨，非许其自由传道，乃与以布教之便而已。由是终帝之世，传道上施行之方针，无大变动。
北京古观象台
观象台之造成
历代帝王，集贤能而为助理，徒然托诸理想，康熙帝憾之，欲自进而为贤能，专修内圣外王之学，前已言之矣（第三十三章参照）。帝于学问之中，不重空疏之议论与华侈之言辞，一以格物穷理为本，殆欲以所得学问，施之于政治者。吾人固惊其天资之卓异，而其努力不懈，卒能讲修复杂烦琐之科学，而各有所得，是尤可叹赏者。然则当时之耶稣会，选精于学术技艺之教士，派遣于中国，正乃投其嗜好。然教士南怀仁、徐日升等固欲由科学而博帝眷，使帝为正教之保护者，但帝究热心于科学，而非西教之信徒，彼教士等欲维持表面，遂亦以帝之热心科学，表示满足之态度，而甘于颐使，此无可讳之事实也。康熙八年，杨光先革职后，钦天监正一缺未补，帝使南怀仁充之，采用一时废绝之西法，颁行新法所制之时宪书焉。南怀仁又奉命令，与徐日升等，共修历政，将康熙十三年李自成所坏之测天仪器，重新制造，安置于观象台。此仪器合六件而成，以青铜雕龙为托，以大理石为座，制造之精密坚固，殆可经二百余年之风雨，而无所磨蚀。南怀仁有《新制灵台仪象志》十三卷，十七年，又编纂《康熙永年历法》三十三卷。死后，徐日升则与法人安多，葡萄牙人苏霖，法人白进、张诚等，共备历政之顾问焉。
南怀仁在制炮
铸炮及测绘地图
明末，耶稣会士欲为明廷铸造铳炮以讨满人；及吴三桂乱起，南怀仁等又欲为满廷铸造武器，以讨汉人，真绝妙之对照也。自康熙十三年至十五年，彼共铸大小铁炮百二十门，分配于陕西、湖广、江西等省。至二十年，更铸轻便欧式之神武炮三百二十门，在芦沟桥试放，帝亲莅阅，喜其命中正确，大加赏赐焉。彼又编《神武图说》一书，中分理论二十六，图解四十四，说明铳炮之详细，而进呈于帝，遂赐以工部右侍郎之职衔。此外天文历算之整理，地图之测绘，又为帝之所希望。康熙二十一年，帝如盛京谒祖陵，南怀仁奉命携内廷之测天测地仪器，陪从于后。二十二年，帝巡幸北塞，南怀仁又与库利尔、马尔其，共为陪从；三十年北塞巡幸，则命徐日升扈从。三十五年亲征噶尔丹时，则白进、安多，亦得与南怀仁共陪驾焉。三十八年，帝南巡至江南，南怀仁又与蒲壁共扈从，在途中，每日或隔日，进讲西学。帝与教士等相处已久，遂深信其技能之精深，与其人之诚悫。自四十七年以来，递次遣彼等往蒙古各部及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郭，绘制地图。就其测绘之次序言之，本年则费隐、雷孝思、杜德美三人，测绘蒙古地方；四十八年，则费隐、雷孝思、杜德美三人，测绘直隶；四十九年，则费隐、雷孝思、杜德美三人，测绘黑龙江一带；五十年，则雷孝思及加尔特二人，测绘山东，杜德美、费隐、潘如、汤尚贤四人，测绘山西、陕西、甘肃；五十一年，冯秉正、德玛诺、雷孝思三人，则测绘河南、江南、浙江、福建；五十二年，汤尚贤、费隐二人，则测绘江西、广东、广西，费隐、潘如二人，则测绘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费隐二人，则测绘云南、贵州、湖南、湖北。此事至康熙五十五年，始告完成。白进又汇成总图一张，各省分图一张。西纪一七三七年（乾隆二年），法国之地理学者但布尔（Dunville），在中国出版之新地图（Nauvelatlas de la China），乃依于费隐所寄于其本国之副本，或即以该时代之实测图为底本者也。同治二年间（西纪一八六三），武昌府有《皇朝中外统一舆图》之刊行，现今坊间所售者，不能出乎此图之上，且比于康熙之实测图，甚为疏简，盖可知也。图成，帝名为《皇舆全览图》，语内阁学士蒋廷锡曰：“此朕费三十余年之心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亦合乎《禹贡》。尔可以此全图并各省分图，使九卿细阅；倘有不合，九卿有所知者，可即面奏”云。则帝之得意，可想见矣。以吾人观之，此皇朝舆图与康熙永年历，二者皆为帝之时代，增饰文化之双璧，中国之思想界，因此大与西洋文化相接触，而发扬其光辉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