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起嘛哈噶喇楼
发源西藏之喇嘛僧，于清廷在长白山下之日，已着手于传教事业，其事实可惊异。盖彼等预测此国之将来，当依爱新觉罗氏，为正法之保护者也。太祖对于此教，为如何施设，固未得详悉，然尊信其喇嘛，学其智识，则为确然之事。观于太宗崇德中，建实胜寺于盛京之西，及于其境内起嘛哈噶喇楼，则可恍然与其故也。前天聪八年间，察哈尔之墨尔根喇嘛，载护法嘛哈噶喇之全身，来归盛京。此全身，当元世祖时，帝师怕斯八用千金铸为佛像，奉祖于五台山，后移于元裔之察哈尔国，喇嘛知天运已归金国（清国），因送致太宗之廷，太宗乃于殿侧造银塔一座礼之。犹忆太宗取彼地时，获其历代传国玉玺，奉以为宝。兹事虽小，然所谓宝，所谓佛，既皆从蒙古收取而来，则太宗之代彼等，而得为国土承继者并正法保护者之位置于将来，盖可知也。太宗之实胜寺，不但为战胜纪念，在祝国运之发展于西方焉。由彼一方面言之，则喇嘛教之保护者；由此一方面言之，则喇嘛教之利用者。何则？御制《实胜寺记》，译以满、汉、蒙、藏之四体文，刻以丈余之二丰碑，此岂非有趣昧之事实耶？
怕斯八（1235～1280），今通译八思巴，藏族政治家、佛学大师，藏传佛教萨迦派第五代祖师，元代首任帝师。本名罗追坚赞，尊称八思巴（意为圣者）。曾创制蒙古新字，后人称为八思巴文。有《萨迦五祖集》传世。
西藏之教王
自第十三世纪后半，蒙古之元世祖忽必烈，宣言以释迦派怕斯八喇嘛为西藏法主以来，西藏佛教之僧位，遂带有政治的价值。怕斯八者，实握法主之权，且对于西藏全土，有相当之政治上权力焉。其所以设复杂之僧位者，一借以张释迦派之威势，一借以压他派之竞争，而怕斯八之后继者，果与此等他派，公然相争矣。例如释迦派教徒，于一三二○年，烧毁噶尔鸠托巴派之大伽蓝格拱寺，是也。因是西藏之其他佛教派，为对抗释迦派之野心计，互设僧位以竞争，冀夺当时割据西藏之小领主管理人民权。元末明初，释迦派之纲纪废弛，实已达于极点。西纪一四一七年，近甘肃西宁府一小部落，有一宗喀巴者，性慧敏，年十四，学释迦派之教仪于西藏。忧其流弊日甚，而自身不能有益于世，一日会众，自易黄色衣帽，并言教王乃世世转生（呼毕尔罕），不必以肉身世袭，并易红色衣帽为黄色，改咒语。彼殆欲以此意思，普及于西藏全土，彼之教义，称为噶尔库巴云。
释迦派，今通译萨迦派，藏传佛教的重要宗派之一，俗称花教。其创立者是昆·贡却杰布（1034～1102）。在显教方面注重经论的翻译及辩经。代表人物有萨迦五祖。
宗喀巴大师
宗喀巴（1357～1419），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佛教理论家、宗教改革家。本名罗桑扎巴，青海湟中县人，后世尊称宗喀巴。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密宗道次第》等。
达赖喇嘛及班禅额尔德尼
宗喀巴有二大弟子，一曰达赖，一曰班禅。西藏对于彼等之信仰，则以为达赖者不死者也，因众生罪恶，苦彼太甚，彼遂没身于世，一时隐退于兜率宫，然此一时之不在，不谓为彼乏慈悲，反归责于众生之罪恶，彼则所谓大慈大悲观自在者也。据其本地人言，则以为观自在菩萨，为欲济渡众生，因从佛在世起，至灭后一八○○年，即西纪一四○○年止，凡出世十四回，及后三十九年，乃为根敦珠巴而出现于世矣。根敦珠巴者，特勒德苏隆赞之裔，世为西藏国王，遂为噶尔库巴之祖，袭宗喀巴之衣云。观彼创建札什伦布、色拉及别蚌等著明之寺刹，则其材略之非凡，概可想见。彼称为第一世达赖喇嘛，袭其后之第二世达赖，为根敦嘉木磋，彼于西纪一四七四年转生，于一五一二年推为札什伦布之主权者，且为别蚌之大喇嘛矣。彼又有雄材，于寺内设兜率宫，以兴文艺学术；又置第巴之官职，以代理兵刑赋税；使胡土克图，分掌教化，实可谓西藏设立教王政治之鼻祖。第三世达赖曰锁南嘉木磋，其学德不让第二世，名驰四方，当时盘踞于归化城之俺答汗，尚被其招致。彼之至蒙古，于此方面之宗教史上，划一新纪元，俺答上以达赖之新尊号（蒙古语大海之意），从漠南而漠北，无不遍知焉。第四世达赖曰云丹嘉木磋，以明万历十七年，转生于蒙古之图古隆汗族，事迹不显著。第五世达赖曰阿旺罗卜藏嘉木磋，转生于前藏，与清廷有直接交涉，于此时代始也。据波兹托纳乌之说，则彼曾说额鲁特之固始汗占领西藏，自己以达赖之尊号，掌握国土，此时不但为西藏法主，实为西藏全土之君主矣。彼欲巩固其统治权，自称为阿乌罗西克乌尔菩萨之化身，与先代四大喇嘛同等，命编马尼干蓬之书，说明西藏从司朗栈干波汗始，为阿乌罗西克乌尔化身之由来，以示西藏王权之法衣，连绵不绝，使人民对于代表主权者之达赖喇嘛，心悦诚服。此实于达赖喇嘛之掌握国家主治权，为一绝好之辩护也。特是阿旺所最用心者，在与他派之喇嘛相争，他派亦知其势之难敌，遂渐至戴拉萨之大喇嘛，而为喇嘛教及西藏人民之主矣。昔时有势之释迦派教徒，此时有与达赖喇嘛相竞争者，阿旺渐以术屈服之。释迦派各喇嘛死后，阿旺强以噶尔库巴派者，入于其寺院；释迦派之塔拉那他死后，亦用此手段，遂化塔拉那他所建立之寺，为其自派之寺。而释迦派即所谓红教者，势不得不屈服于噶尔库巴派之威，况该派本经有力之满洲清廷所公认，而得其援助者耶。
红教，即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为藏传佛教诸派中历史最为悠久的一支。其奠基人为索波切·释迦琼乃、索璃·喜饶札巴、索·释迦桑格。该派僧侣头戴红色僧帽，故名。
喇嘛教入外蒙古
内蒙古之喇嘛黄教，因巨酋俺答汗之归依，与达赖之巡行，遂大为发展。而喀尔喀之三音诺颜汗阿巴岱，因欲会见达赖，于一五七七年，渡沙漠而抵归化城，此时始知有所谓喇嘛教者。一五八五年，释迦派之苦米男兹喇嘛，由俺答汗招致，因此于鄂坤尔河北岸、杭爱山南麓之游牧地，彼所住居之城之一小屋阶上，亲画达赖之像，三年后建立额尔德尼招焉。彼欲请达赖亲临，举行开堂式，达赖辞之，遂派遣释迦派之喇嘛以代己，因苦米男兹等排斥黄致喇嘛故也。抑所谓招者，蒙古语“寺院”之意。据波兹托纳乌之说，则此寺乃元太宗窝阔台之旧居云。阿巴岱汗，后更入西藏，谒达赖。后五十年，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最初呼毕尔罕，即生于喀尔喀。
黄教，即藏传佛教的格鲁派。创始人为宗喀巴。该派强调严守戒律，僧人戴黄色僧帽，故名。
额尔德尼，满语，意为“珍宝”。是清廷为藏传佛教领袖所赐的封号。
清康熙五十二年“敕封班臣额尔德尼之印”金印
达赖喇嘛关于哲布尊丹巴之宣言达赖、班禅之喇嘛，俱转生于西藏，于是喀尔喀亦希望转生于其境内，彼等遂以候补者，求之于土谢图汗之婴儿，喇嘛奖巴林授彼之戒，叙任为格根与以查那巴萨尔之僧名。于是释迦派僧侣，咸赞叹之；然喀尔喀人，尚未目彼为呼毕尔罕也。顺治七年春，格根入西藏，先访班禅于札什伦布，厚赠礼物，受种种法戒，便赴布达拉访达赖，达赖受其厚赠而授以法戒。格根耽好修法，因留滞布达拉半年余；此当为达赖喇嘛欲高其位置，故利用格根，无足怪也。当时释迦派，亦欲伸张在喀尔喀之势力，希望以尊贵之子弟为化身，使之为教主。达赖洞察其消息，因思以呼毕尔罕之宣言，由噶尔库巴（黄教）出之，则极有利于己派，且于改革喀尔喀佛教，大为便益，遂宣言以格根为库拉那塔之呼毕尔罕，授以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尊号；更为崇其位置，许其出外时得用天盖式之黄绢车舆。格根受呼毕尔罕之新位后，巡游西藏诸寺，无不献祭献金，因是喀尔喀人，受取神圣之宝物不少，不胜欢悦。及还札什伦布，请于达赖、班禅，欲留住西藏，完修教义；两大喇嘛答以宜归喀尔喀，弘布喇嘛教，建立寺庙，为众生谋利益也。此后达赖，为欲助呼图克图之改革，遂授格根以黄教本义，劝其携带西藏喇嘛五十名，并各种匠画工而往；或云与格根赴喀尔喀之西藏喇嘛，达于六百名云，喀尔喀人咸尊称彼为温都尔根。
格根之权力扩大
达赖喇嘛以哲布尊丹巴之化身，指任于喀尔喀，可谓一大成功。黄教派之喇嘛，当时至喀尔喀，见其教义不甚发达，无排斥红教之必要，唯决计渐渐输入以新仪式而已。西藏喇嘛所先着手者，唯使格根勿住于释迦派之古寺，劝其归后，亟建新寺以居。格根即于今之库伦，建立七部落之新寺。经一年，喀尔喀之酋长等，请格根如额尔德尼招，格根不悦，辞焉。一六五五年秋，彼再入西藏，翌年始归，于额尔德尼招，受喀尔喀人之欢迎焉。当是时，彼效札什伦布之方式，行达迈里回转式，遂对于喇嘛及庶民，说教数日，达赖所选与格根偕来蒙古之西藏喇嘛僧亦助之。依此一大仪式与说教之功果，一令喀尔喀人，深明黄教派之宗义；一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地位日高，其内外之威光灿然，迥非俗人所得企及，信仰格根之程度，以此时为最云。一六五九年（顺治十六年），从蒙古各旗而来之俗众，会于额尔哲伊图察罕泊，依旧例，来者但从呼图克图，听念经、受法戒而已；然此次会集，格根对于喀尔喀诸王及喇嘛，与以一种之尊号。此举也，直表明呼图克图之势威，普及于喀尔喀全土意思也；且有此授与尊号之事实，即表示彼于蒙古诸王之上，为一有赏罚权之政治家，格根之权力，于是乎扩大。
八思巴文
格根求北京之保护
自一六八○年以来，喀尔喀内讧频起。一六八三年，格根派使节于北京，赠康熙帝佛像二尊。因何事而派使节，虽难详知，据波兹托纳乌言，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以使节告清帝，欲表明己之与争乱无涉，并请示清廷对于该事之意见；或使清帝追念前事，借以博宠，得凌驾喀尔喀诸王而已。何则？吾等于其翌一六八四年，清廷赐优诏于格根，命其临喀尔喀诸王之会盟，与达赖之使节合办，劝告诸王而和解之，是可证也。会盟为种种之事情，延期至一六八六年之七月，始行开会，哲布尊丹巴果大张势力于该会。是为库伦之伯勒齐尔之会盟，哲布尊丹巴与达赖所派噶尔丹寺之席勒图，共向喀尔喀诸王为和解辑睦之说教，不久而内纷遂解除矣。据蒙古所传说，谓此次调停，皆格根之功，实则暗恃北京朝廷之援助；否则，亦格根有强确之自信力所致者也。自哲布尊丹巴临会，与其所持之态度，确于喀尔喀之将来造成非常之运命，盖因此而酿大争端，卒至于喀尔喀全土，奉中国正朔故也。
格根奉中国之正朔
库伦之伯勒齐尔盟，惟哲布尊丹巴之席，全与他人隔绝，惟与达赖使者噶尔丹寺之席勒图相并，诚异例也。蟠据于阿尔泰之西，以窥喀尔喀之隙，如彼准噶尔之噶尔丹者，果以呼图克图之态度为僭越，而以喀尔喀人为失敬意于达赖矣。一六八八年春，大进兵喀尔喀，以破竹之势，通过札萨克图汗之领土，从翁金河分兵为二队，以一队直冲车臣汗之游牧地，以一队合格根所驻之额尔德尼招。于是格根谋避敌袭，携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之妻子，共隐与乌克木尔，后出喀尔喀境外，避于巴朗苏尼特之地。及噶尔丹征伐车臣汗之归途，于鄂罗会诺尔近旁，败土谢图汗人之连合军，喀尔喀诸王，先访格根，欲开会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向彼等问曰：“今后欲如何继续存在耶？”喀尔喀佥答曰：“整顿政治，归于安固。”此格根之所知也，于是格根曰：“我等之北方有俄，国大而政平，然一因彼地不传佛教，二因其民左袵，我等不可往。我等之南有清帝之大国，不但平和安静，且传佛教，其衣服真似仙人，国富多财宝，锦绣绢绒不计其数。我等赴彼，皆可安稳愉快以生。”言竟，遂劝告喀尔喀人，奉中国正朔，尽率喀尔喀人，归顺清廷保护。格根奏上，得康熙帝裁可，依然住于阿鲁额捋苏图，至于以臣下之礼谒帝，则自一六九一年多伦诺尔会盟之时始。
呼图克图，亦称胡图克图、胡土克图等。清代授予流行于藏族及蒙古族地区的藏传佛教（喇嘛教）大活佛的称号。
康熙帝对于呼图克图之关系
多伦诺尔会盟时，康熙帝升格根为大喇嘛，任以喀尔喀之宗务管理，而最要者则帝待彼以喀尔喀百官有司首班之礼是也。喀尔喀诸王暨诸汗，格根均绍介之以谒帝，而一一批评之。彼自此会盟后，直赴北京，一六九二年夏帝赴热河，一六九三年至一六九六年之间，即噶尔丹失败、喀尔喀人归其故土之时，彼均冬寓北京、暑寓热河，康熙帝之优待，可谓尽致。一六九三年帝病，彼为之祈福念经，俄而病愈，人咸以为灵。因此帝与格根，益加亲密，召见时或与之燕谈，出游时或命之扈从。康熙三十六年，帝征噶尔噶凯旋时，格根奉帝命，出迎于张家口外之布尔噶苏台，陪从还北京。翌年，彼赴北京贺新年，陪帝参观诸寺，至旃檀寺，帝与格根并坐一席。诸此异数，与史上皆可特笔者也。康熙三十七年夏，彼又陪帝游五台山。翌年春，归喀尔喀，因彼之兄土谢图汗适与此时死，不能不赴吊故也。然康熙帝不欲格根久留喀尔喀，是年夏，格根再至热河谒帝。其密切如此，帝之利用喇嘛教，其政策之巧妙，为何如哉！
五台山寺庙分布图
格根还喀尔喀
格根在北京时之奇谈怪说，传与喀尔喀人之口者，不可胜数。其荒诞无稽，吾人姑不具论；惟因此等事，足证康熙帝对于格根深信而尊敬之，则可断言也。彼留京约十年，得以归还漠北者，因帝信赖其人格与技能，欲借彼以感化蒙昧之游牧民耳。一七一八年，格根受康熙帝特诏，曰：“准噶尔在西藏，多杀喇嘛，残虐斯极。欲拯教义，舍汝更无他人。虽然，目下之形势，亦勿可轻视。此朕所以诰也。”因此诏书，格根遂累致书准噶尔之策妄喇布坦，又遣使者劝其侵入西藏。此举对于准噶尔人，收效不少，康熙帝崩之翌年，彼示寂于北京，临终豫言，为当第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呼毕尔罕也。
呼毕尔罕之选定权移于清廷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位置发展，则对于其化身之选定，为喀尔喀所重视之事无疑也。据波兹托纳乌之说，当时之蒙古诸王中，有欲以己子为呼毕尔罕者，如车臣汗三音诺颜部之达亲王毕锡哷拉图贝子是也，且闻彼等私至西藏，求达赖喇嘛，扬言其子为呼毕尔罕云，则哲布尊丹巴于蒙古所占之位置，亦从可知。抑此时呼毕尔罕之选定权，尚在西藏，蒙古特遣使者，于一七二四年秋抵拉萨，以蒙古喇嘛所指定之候补者四人提出，而清确定哲布尊丹巴化身之地方。而达赖、班禅之两大喇嘛，含糊答之曰：“喀尔喀之达尔汉亲王子之族较旧。”此语之意义不明，然谓为普通产出之意，则此语毫无特别之价值，何则？土谢图汗之族，比喀尔喀之他王族较旧，人所尽知也。使者得此答辩，遂赴北京，雍正帝谕曰：“若指达尔汉亲王之子，谓为旧族，则应据法坐”云。由是呼毕尔罕，遂于土谢图汗之幼子中选定。
雍和宫
乾隆帝减格根之权力
乾隆三年，格根达十五岁，依例，命理藩院与以呼图克图之金印。此时格根不仅与政治有关系，其部下户数，已达千余，从僧已达数万，此清廷之夙所注意者也。清廷以喀尔喀人对于呼图克图，几信仰其为国家之主治者，而欲制限格根之交际。乾隆十九年，帝诏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格根）为出家僧，谓以蒙古黄教之首，掌管从僧之俗事，不适于宜，且无暇也。当于库伦，别设额尔德尼、商卓特巴之官职，使库伦之司库官执行斯职云。于是乎呼图克图惟受成于商卓特巴，不得干与政务。此方针既发表，以后大抵无变更，惟准噶尔之阿睦撤纳背叛，其余波及于喀尔喀时，清廷命章嘉呼图克图致书格根、镇抚人心一事，为稍变例耳。第二世格根，于乾隆二十二年示寂，关于第三世格根之选定，清廷否认喀尔喀之选定权。
喀尔喀人失格根之推选权
清廷以第二世呼毕尔罕之选择时，格根转生于喀尔喀，实酿蒙古人之大害，诸王因此问题，相争相陷，阴行贿赂，其部下结党，诛求贡纳，互相嫉妒，暴行厌虐，无所不至，此不可掩之事实也。土谢图汗与车臣汗，今犹反目，即于第二世呼毕勒罕选择时发其端，车臣汗人，因彼时土谢图汗人运用奸计，排斥候补者车臣汗之子，怀怨抱恨亘一世纪半之久而未忘。夫使国内相争，陷于疲困，虽为清廷对于管下人民之政略，然当时蒙古既纷扰争乱，至于此极，则清廷以镇抚故，不可不派兵，既须派兵，不可不养大军；从他方面思之，格根对于蒙古人，富有势力，则蒙古果能如从前之服从我与否，又不可必也。乾隆帝于是希望呼毕尔罕之不生于喀尔喀，而生于西藏矣。
呼和浩特大召寺
喀尔喀人之觖望
乾隆帝欲以呼毕勒罕出于西藏之意，风传于外蒙古，彼等当时，甚为惊愕狼狈。土谢图汗等移书于北京之章嘉呼图克图，述喀尔喀之呼毕勒罕如何布教，及如何使喀尔喀人归顺中国之功绩，讽示以化身必生于喀尔喀之意。然此举未收何等之效，化身已由达赖而决，于乾隆二十年，护送第三世哲布尊丹巴于库伦。喀尔喀不能拒绝，惟移牒北京朝廷曰：“哲布尊丹巴，乃喇嘛教之大圣，关于其名誉与幸福之保护，此不可不思虑者。所惜库伦之地，于格根生活，极为不便也；北部蒙古，夙被劫于准噶尔，距中国远，防备全无，则呼图克图胡可安住于此？况平时安宁之日，人民麇集于库伦，妇人商贾且住于寺院，更非大圣修法之地也。不如使呼图克图，移居于漠南之多伦泊”云。此书为避忌第三世哲布尊丹巴之表示，无可疑也。彼等又请于清廷曰：“呼图克图，既不关与政事，其生活当由清廷供给，废止从僧之贡税，使纳一般赋税焉。”乾隆帝对答之词令，甚为巧妙，大意谓：移置于多伦泊，恐伤信服格根之喀尔喀人之心，与俸给于格根，则不适于宗教教主之天职，从僧之课税则诚为无益，库伦之地与商买与妇人殊远焉。于是喀尔喀人之计划，归于画饼。乾隆三十二年，于库伦又设所谓达喇嘛者，使之掌管事务。然传闻喀尔喀人，并不因此弃其希望，将待格根示寂，假定十五年而殁，届时再为设法，盼望土谢图汗生子，为呼毕尔罕认定之机；若不幸而生女，则彼等乃绝望而断念云。
额尔德尼召庙
库伦与额尔德尼招
喀尔喀之呼毕尔罕，虽至今日，亦不过为清廷之一傀儡，一护符。喀尔喀人逐年流于柔懦，虽于防御上亦无须顾虑，然迩来格根对于清廷之意向亦有变迁。因格根之性行，不似初期之清静，或耽逸乐，或交妇女，从表面观察之，似乎信仰已衰，然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波兹托纳乌以额尔德尼招（西库伦）与库伦对比，犹之俄人以莫斯科与圣彼得堡对比，西库伦富于历史的遗物，而库伦则为蒙古宗教之中心，要皆为行政之要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