喀尔喀九白之纳贡
在明代统一蒙古之达延汗诸子，多移于今之内蒙古，独其季子留于杭爱山之故土，遂为喀尔喀札萨克之祖。格捋森札有七子，彼等分领万余之诸部，称为喀尔喀，分左右翼，与东、西、中三路，车臣、札萨克图及土谢图三汗，世分掌之。太宗之天聪时，既平定察哈尔，出使者于漠北告捷，车臣汗硕垒，则与乌珠、穆沁等诸长，共送驼马来通好，一面说察哈尔部，勿归满洲，速来漠北。此事见于睿亲王讨察哈尔时，两部通交之文书中。崇德元年，太宗引察哈尔戒彼等，硕垒遣使前来，请绝明国之交易。次年献马、甲胄、貂皮、雕翎等，中有俄制之鸟铳、回回之武器等。太宗命勿贡他物，每岁纳白马八、白驼一，谓之九白之贡。顺治三年，苏尼特部之额驸腾机思者，与摄政王不协，硕垒乘机诱之附己，腾机思乃挟太宗之公主北走。摄政王命豫亲王等，会外藩蒙古之兵，大破连军于漠北之欧克特山，迎还公主，遂渡土拉河，擒其家口牲畜十余万，从上拉河而回，更东破土谢图、车臣两汗，次击破硕垒之亲兵。腾机思甚穷迫，翌岁，与喀尔喀之诸汗，奉表谢罪，复九白之贡。顺治十二年，三汗及赛音诺颜部长丹津喇嘛，各遣子弟如北京乞盟，世祖遂设八札萨克焉。
腾机思（生平不详），清初内蒙古苏尼特部首领。
准噶尔部崛兴
喀尔喀之根据地，为杭爱山之北，鄂尔坤、土拉之流域。当其西方者，有准噶尔部之大集团。准噶尔者，乃十三世纪之初，游牧于尼塞河上流之谦河边之斡亦剌后裔也。彼等当蒙古强盛时，常服属之。及明初，有部长玛哈木者，一时雄视于沙漠之南北，尝与成祖争衡于土拉河上。玛哈木有子名脱欢，骁勇不让其父，杀科尔沁祖鲁台，并诸部。其子也先，遂南下犯明，擒正统帝于土木堡。也先死后，遂不振。及达延汗出，全然服属，当时称为卫拉特；准噶尔者，其一部也，游牧于伊犁之谷地。其在清朝也，则与游牧于伊鲁吉思河上流之杜尔伯特，游牧于塔尔巴哈地方之土尔扈特，及游牧于乌鲁木齐之和硕特等，共称为四卫拉特。西人之指彼等为噶尔迷克者，乃对于吉里吉思人之卫拉特之称呼，或又称为西蒙古云。当十六世纪初，有部长巴图尔珲台吉者，慓悍而凌压诸部，土尔扈特部长先率其部，经吉里吉思之旷野，走入俄境，移牧于窝尔加河；和硕特之移于青海，似亦在此时也。塔尔巴哈之地，原隶于杜尔伯特，而有素未著名之辉特部代居之，仍称为四卫拉特焉。
卫拉特，清代对西部蒙古各部的总称。或称额鲁特、厄鲁特。元时称斡亦剌，明代称瓦剌。清初分为准噶尔、杜尔伯特、和硕特、土尔扈特四大部。土尔扈特西迁后，原附牧于杜尔伯特的辉特部列为卫拉特四部之一。
窝尔加河，今通译伏尔加河。
巴图尔珲台吉据伊犁
威制杜尔伯特、辉特两部之巴图尔珲台吉，取伊犁定为根据地，出兵于伊鲁机思方面，妨制在该地俄人之经营；有时与在赛颜山、乌布寨地方之蒙古阿尔但汗，屡屡交兵。及十六世纪初，可萨克首领巴西力门者，奉俄帝美加也尔·弗阿托尔比其之命，由答腊经吉里吉思，至阿尔但汗之幕庭，阿尔但汗之使者，又至莫斯科，此皆为牵制准噶尔之运动故也。且阿尔但汗与俄国之关系，从西历一六一九年至一六三二年，已经中止，然旋又回复。一六三四年，耶库由加九思克及布鲁西那二人，由唐思克至阿尔但汗之幕庭，阿尔但汗答之，于一六三五年遣使于俄，进献貂皮，其要求报酬之诸物中，有铳工之品目。又俄国遣司但凡·库拉查尼阿，至阿尔但汗之幕庭劝降时，汗因防备噶尔母克所必要，要求护身用之小铳二具；所谓噶尔母克者，即指准部言也。
噶尔丹像
噶尔丹之立
巴图尔珲台吉之死，在一六六○年前后。嫡子僧格继父业，二庶兄争夺遗产，杀之于扰乱中，其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嗣立。噶尔丹者，僧格之同母弟也，先彼奉仕于西藏达赖喇嘛之处，喇嘛闻其兄僧格被杀，遂使彼归伊犁。当时伊犁已受喇嘛教，则对于久在拉萨而沐达赖之荣如噶尔丹者，固将大为欢迎。于是噶尔丹利用此机，遂临噶尔母克之全部落，杀其二兄，弑阿拉布坦，自为准部之长。
西套之合并
和硕部特从乌鲁木齐移于青海，前已言之。部长固始汗能用兵，复乌鲁木齐，并前藏之哈木，留其子镇西藏。固始汗死，其侄车臣汗之鄂齐尔图，入西套为和硕特汗，称为四卫拉特汗。西藏先借和硕特之力，平除内乱，渐厌彼等之干涉，至是达赖喇嘛所新设之政务官（第巴）曰桑结者，与噶尔丹交厚，遂欲引准部，以驱逐西套之势力于西藏外。噶尔丹可谓得一好机会矣，康熙二十六年，彼遂调集甘肃甘州之南山一带番目，袭西套，杀其汗，并其众，自称为四卫拉特汗。虽然忌噶尔丹之桀骜而逃于邻地之青海者不少，噶尔丹未尝不思追捕此辈，无如甘肃提督张勇，拥大兵驻于近地，不得自由行动，然达赖又招彼等，使略天山之南之地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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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疆并于准部
西历十九世纪初，回纥被黠戛斯击破，余众西奔而移于天山之南，在元代号畏兀儿，在明代有察合台汗之裔噶司加尔、托儿黄之诸汗，领有今之回疆。然噶司加尔汗拉司托沙尔但殁后，势渐衰。有回教僧即所谓和卓（Khoja）者，代握政权，分黑山、白山两派，大为竞争，白山派一时制胜。然自黑山派之回酋伊司买出，白山派之阿巴克终被逐。阿巴克遁于噶司米，寻入西藏，谒达赖求助。达赖喇嘛并不歧视阿巴克之为异教徒，命噶尔丹助彼，诚异事也。康熙十七年，噶尔丹逾天山，下大小回城千余，尽执元裔诸汗，移于伊犁，任命噶尔母克为昂吉，征收租税。据中亚细亚旅行者朗司德尔言，噶尔丹以阿巴克置于叶尔羌，总督回部，以准部人为征收官，一月纳四十万但加司（约四千磅）之税，许其自治，回部诸国，尔来七十八年间，服属于彼矣。中国一方面之记录，则谓彼以回酋阿布多实特，质于伊犁，康熙三十五年，噶尔丹败后，回酋投归于清廷，帝护送至叶尔羌，统其旧部云云。朗司德尔以阿巴克之死，为康熙三十二年中事，则投归于三十五年后之阿布多实特，为别人也。阿布多实特为后之大小和卓木霍集兄弟之祖，即白山派之回人首领也。阿巴克之外，别有白山派之四酋，一置于叶尔羌，一质于伊犁云。然噶尔丹既平回疆，威令及于青海、西藏，遂马首向东，侵略喀尔喀，与清国之冲突，于是乎始。
喀尔喀之内讧
康熙元年，喀尔喀右翼札萨克图汗之诺尔布死，子旺舒克袭为部汗。寻右翼之俄木布额尔德尼亦死，子额琳沁袭之，号罗布藏台吉。额琳沁以私憾袭杀旺舒克，于是遂酿成喀尔喀七旗之扰乱，札萨克图汗之属众，因此溃散，多依土谢图汗。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与赛因诺颜部长丹津喇嘛击额琳沁，额琳沁遁依准部。札萨克图汗，亦于旺舒克死后，弟成兖袭汗号，系清廷所任命者。康熙二十一年，噶尔丹忽送还额琳沁，此盖因准部与俄国结约，谋共攻成兖之故也，成兖知之，执额琳沁，额琳沁乃再遁依准部。无何，成兖与土谢图汗亦起纷争，因欲索还前此遁去之人民，土谢图汗不乐从，故至此；然此时土谢图汗之人民，亦有归于成兖之部中者。达赖喇嘛先遣人调停之，然双方不和益甚。康熙帝知此内乱之不利，西纪一六八七年，使理藩院尚书阿拉尼，偕达赖之使者及成兖之子，共往库伦，于伯勒齐尔之地，与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及两汗并部下之酋长六十余名相会，使两翼互以所侵占之台吉人民，各归故主，解除一切纷议，永远和协。然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本为上谢图汗弟，故即代汗受盟，而汗未莅会；又札萨克图汗部逃人，仅归其半，用是依然交恶。噶尔丹顾而乐之，彼知于库伦会盟之席上，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已与达赖之使者，同席抗礼，以为是即不敬达赖之罪，一六八七年，侵入土谢图汗部，诱札萨克图汗沙喇，攻察珲多尔济。土谢图汗捕杀沙喇，噶尔丹得机，遂大进兵。
库伦会盟，康熙二十五年（1686）八月十六日，喀尔喀蒙古各部首领在土谢图汗部库伦伯勒齐尔的一次会盟。清政府派出理藩院24位大臣参加，并由此加强了对漠北的统治。
噶尔丹蹂躏喀尔喀
准部通交于清廷已久。康熙十六年，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救西套之鄂齐尔图汗，与噶尔丹构难时，帝曾命之罢兵。十八年，噶尔丹遣使者于甘肃提督张勇处，赠以马匹貂裘。一说噶尔丹于三藩叛乱时，遣使北京，名为朝贡，康熙十八年中所遣之使者，颇受优遇，得噶尔丹之汗号印绶以归，帝又于十八年、二十一年，两次遣使于噶尔丹。康熙二十一年，三藩平定，帝遣大臣，颁以冠服弓刀，与喀尔喀诸札萨克同。此记事，大略可信也。当此时，帝之待噶尔丹，无异于喀尔喀诸汗，毋亦偏护蒙古而讨准部，帝亦有所不敢欤？故土谢图汗屡报准部来侵，并请迎击，而北京未遽同意，却要求双方调停，准部于是虽又退兵，然准部日益发展，此态度未可常恃。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果率精兵三万，越杭爱山来侵土谢图汗庭，察珲多尔济父子，防守于特穆尔而仍败。噶尔丹遂越土拉河，进怯绿连河，掠车臣汗牧地，使别军攻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居处相近之额尔德尼昭，己又从怯绿连河旋兵，侵掠土拉河，激战于鄂罗会诺尔，大击破喀尔喀连军。当是时，清廷恰遣索额图阿拉尼等，往色楞格斯克，与俄国为定界之交涉，尚在途也。康熙帝遣侍卫急赴噶尔丹营，诘问交兵理由，噶尔丹礼遇使者，辩明此战由土谢图汗挑衅，请勿因此破坏两国之贸易，且遣使进贡焉。
康熙帝调停未成
喀尔喀四部，既不足防御噶尔丹之劲兵，各弃其庐帐、器物、马驼、牛羊，分路而逾沙漠，至蒙古汛界内，求清廷保护。此汛界者，由今东蒙古之洮儿河源地，与西方划一线，随黄河屈曲，以达于北方者是也。俄而噶尔丹要求清国，勿纳土谢图汗、哲布尊丹巴胡土克图，或捕以交我。康熙帝未即允，先安置彼等于汛界外，发归化城、张家口、独石口各处之储粟，以赈给之，别遣使如噶尔丹，令会盟于达赖使者所。若此者则非土谢图汗所希望之事也，帝因是更遣尚书阿拉尼，又使伊拉古克三胡图克图，移谍于达赖，共慰谕之，使还喀尔喀之侵地。噶尔丹虽不优待阿拉尼，然亦不撤回要求，阿拉尼则请依达赖言，一决于拉萨之使命。然当是时，第五世达赖已物故，而从来所遣之西藏使者，皆出于伪托，噶尔丹又得以为口实矣。于是北京朝廷处此，唯有二法，即从噶尔丹之请与拒绝是也，若拒绝则即为开战之机，然帝不获已，决计拒绝。
哲布尊丹巴，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活佛。
乌兰布通之战
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扬言合俄军，追喀尔喀而东犯，深入汛界，掠乌珠穆秦。帝乃托俄国使者晓谕纳尔境克之将军，使毋听噶尔丹言，以裕亲王福全、皇子允禔从古北口，恭亲王常宁等从喜峰口，各率满军出防，亲巡边外为指道，然并非进攻，不过完守。时阿拉尼于黑龙江上流地方，与噶尔丹相冲突，此亦守边之职责上所不得避之事，当非康熙帝之初意也。然噶尔丹始终顽强如故，事实则持进击之态度，破阿拉尼之蒙古兵后，再入乌珠穆秦，突破恭亲王之兵，遂进攻距北京七百清里多伦泊东北之乌兰布通。裕亲王乃以火器，攻噶尔丹之驼城，大破之。所谓驼城者，乃缚骆驼之足，使卧于地，加箱朵于其背，上被以湿毡，环列如城壁，兵卒伺朵隙以防敌袭者也。清兵初则隔河而施炮火，至日没，骆驼大半毙于炮弹，城遂自断为二。噶尔丹见势不敌，乘夜退营，且反还伊拉古克三胡土克图于裕亲王，并使七十名之西藏喇嘛，谓“追土谢图汗，深入汛界，其部下无知，误掠人畜，谨当谢罪，若以哲布尊丹巴交付于达赖，则亦无索土谢图汗之意”云云。帝得奏不报，命速进兵，勿坠贼计中。于是噶尔丹得间，渡西喇木伦河上流，誓不复犯喀尔喀，所过之地悉行烧毁，以绝追骑，向科布多而去。沿途失负驼，无辎重，狂奔而渡沙漠，饥踣者甚多，及达科布多，只数千人矣。帝亦于博洛城得病，不待事终，即归北京。
乌兰布通之战图
俄国不应噶尔丹
噶尔丹杀兄僧格之子而自立，前已言之。僧格次子策妄阿拉布坦，桀黠不让于噶尔丹，前遁于土鲁番，近窥噶尔丹东征之虚，入伊犁，招集其父之旧部，占领自伊鲁机思河至阿尔泰山地方，由背后攻击噶尔丹。康熙二十八年，噶尔丹击策妄，大败，适阿拉尼奉谕和之命，至噶尔丹营，曾目击其困败状。当是时，噶尔丹窘甚，彼欲与俄结约，以救此困难，则俄方与清廷结《尼布楚条约》，决不肯与噶尔丹同盟以讨清。西纪一六九一年中，托保尔司克将军之使者幼新，自托保尔司克，经伊尔喀克、乌利安，而至噶尔丹之营，其目的在使准部誓约，不侵扰亚米昔夫湖边，不征收自俄喀尔机思而来之毛皮税。然噶尔丹优待俄使，谓俄若有回复阿鲁巴金（即雅克萨）之意，则愿为应援，然俄终未应也。
康熙帝追噶尔丹
噶尔丹既穷蹙，遂以倒行逆施为事。闻北京遣使者于策妄也，遂要击而杀之，且出兵益侵喀尔喀。帝知噶尔丹失其根据，且苦无粮食，遂以待喀尔喀者待之，约与以牧地，劝其来降。彼不从，反欲诱内蒙古约为内应，再冲北京附近。此计划为土谢图汗沙津报知于帝，帝使沙津复书，约其内应，欲招致于近地，一举而剿灭之。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果率三万骑，沿怯绿连河，侵入喀尔喀，进巴颜乌兰而过冬；所以不南下者，或惩于乌兰布通之役欤？三十五年三月，帝决意亲征，计划大进军，兵共十万，行程分东、中、西三路：东路，黑龙江将军萨布素当之，以防噶尔丹之逸出；西路，命大将军费扬古率陕西、甘肃之兵，从宁夏渡沙漠，向土拉河邀击其退路；而帝亲择中路，从独石口过多伦泊西入沙漠，由科布多入汛界。约距独石口八百清里许，帝更前进，至近于怯绿连河右岸之额尔德尼拖罗海山，侦知噶尔丹尚在河上，帝遣使者告噶尔丹以来意。彼初不信，既而望见帝之黄幄龙纛，遂大惊而遁。帝亲率前锋，追击至拖诺山，然无及已。
昭莫多之会战
西路行军，本属迂道，噶尔丹前既尽焚草地，又为雨所阻，行军最为困难，费七十余日，始达土拉河北，肯特山南之昭莫多（Tchao Modo）。昭莫多云者，蒙古语“大树林”之意，今库伦乌鲁额之近地。费扬古于距此最近之地方，发见噶尔丹之军队，其数纵不满一万，要皆百战之将卒也。顾我兵长途困疲，马多僵卧，费扬古谓速战于我不利，遂于距敌三十清里许休息焉。彼在该处，欲利用深林、地形与河川，遂遣前锋兵四百，且战且却，噶尔丹果前进昭莫多。彼率左右翼，先据小山，余沿上拉河之西以为阵，置伏兵于林中。准部之兵善战，噶尔丹先争小山，交战亘八时间不退。将军费扬古先虚与委蛇，至夕刻，遽鸣角齐放伏兵，横冲截之，噶尔丹之兵果溃，乘夜追北至三十余里，天明收军，噶尔丹除率数十骑遁塔米尔外，几尽被捕杀。帝得捷，遂于拖诺山及昭莫多两地，建碑撰铭。归途会西路将土于归化城，大犒赏之。帝于三月出征，六月凯旋，前后费四阅月云。
肯特山，蒙古圣山，黑龙江的发源地，位于蒙古国北部中央省和肯特省。
费公祠
此为费扬古将军祠堂，建于清康熙三十七年。
噶尔丹仰药而死
噶尔丹收败兵于塔米尔，势难回复，帝约与喀尔喀同受抚养，然彼耻之而不果来。康熙三十六年，帝幸宁夏，循贺兰山出边，使马思哈、费扬古从西路进，别使萨布素向怯绿连河，先后望风款附帝又劝彼降，不从，竟仰药而死，策妄得其尸以献。由是喀尔喀诸地，悉入清国之版图矣。帝仍以阿尔泰以西，伊犁之地，给策妄游牧；外蒙古诸部，则尽归牧于故地焉。
康熙帝之对蒙意见
康熙帝之亲渡沙漠讨噶尔丹也，人皆疑其穷兵黩武，帝曰：“予之讨噶尔丹，赞成者唯一费扬古。”可知当时议论，不好亲征矣。帝当三藩之平定也，谓侍臣曰：“一劳永逸之计，不能不出以我之自断。三桂之叛报至时，群臣咸谓宜杀明珠、米思翰谢彼，借弭此乱，朕断斥其谬”云。帝今之对于噶尔丹，盖又对于三桂之故智也。帝之行军计划，甚为雄大，与明永乐帝之讨阿鲁台比之，则永乐帝只一路进兵，不能如帝之扼东西两路，而自往中路亲与噶尔丹交锋也。帝为爱护中国本部，而怀柔外藩蒙古，又为外藩蒙古而讨灭噶尔丹。帝尝嗤汉人之狭窄，评曰：“柔远能迩之道，汉人不明斯义。本朝之不设边防，恃以蒙古之部落为屏藩耳。”又曰：“修筑长城，究属无益。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于朔方，较筑长城为尤坚固也。”从此等言论观之，帝初意即以蒙古为外藩，可了然矣。先是康熙三十年间，帝幸多伦泊，召集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及喀尔喀之三汗，赛因诺颜部长内蒙古四十九旗札萨克等，大行会阅之礼，土谢图、车臣汗、札萨克，仍留汗号，而诸部之济农、诺颜，则改旧号，封以王公、贝勒、台吉之爵，各设札萨克，编佐领，一如内蒙古之制。外蒙古虽奉清廷正朔，然此事实，尚俟喇嘛之利用，此不可不知者。由是言之，外蒙古之并合，实际乃在雍正、乾隆之际，而始得大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