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之对外观念
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成，北京政府始知世界之上，尚有对等国家。然《南京条约》，究非出于诚意，故约成之后，尚与有约国经无益之战争数次也。或谓固陋之思想，仅限于满洲官吏，而一般国民，惩于鸦片战争之失败，已有觉悟，观于同治中兴后种种设施，可以证之。此非至当之论也，以吾人观之，鸦片战争之失败，徒使汉人轻蔑满洲官吏之无能，而欲问鼎之轻重，多数中国人之思想，仍未改也。太平天国之乱，由于鸦片战争之结果，固不俟论，彼等之思想，仍囿于旧观，彼所以奉耶稣教者，不过求幸福而已，且与西洋之耶稣教固殊，而自成一种中国式。洪氏称耶稣为天兄，而自称天弟天王，谓系耶和华之临凡，此种思想，恰与中国自古帝王，以天之宠儿自夸者，同出一源，故其设官分职，曰丞相，曰天官，曰地官，曰司马，盖出自周汉之官制也。彼知西洋之历法而不用，又屏中国之旧历法而另创造之，此可为洪氏不纳西法之证。考太平天国之发生，在与外人交通频繁之地，而智识之固陋，尚且如斯，孰谓中国多数国民之思想有变迁哉？
《设立总理衙门奏折章程十六条》
由北京协商所得之反感
一八六○年，英法联军逼都城，卒为城下之盟，是为北京协商。自是之后，英法将卒，于北京附近大肆夺掠，遂生多数之反感。以吾人观之，叶尔景之焚圆明园，殊为失计，当时外人之见，莫不以锁国主义，出自满洲官吏，故欲恐愒之以收其效，然事实则与此相反也。彼尹里布、耆英、牛等，皆以旗人而订《南京条约》者也，而《北京条约》，亦成于恭亲王、文祥等旗人之手。其后耆英竟以顽固者之排斥，遂赐自尽，尤令吾人感叹不置。盖当时之满人，鉴于内乱，以轻于开衅为不利，多持和平解决主义，而反对此主义者，实在满人以外，及时事迁移，而势益张。所谓满人以外者何？即随汉人勃兴而生之思想是也。述其要于后。
中华本位之思想
中华本位者，即汉人本位之思想也。雍正之中，频兴文字之狱，即欲遏抑此思想者。当时帝曾亲颁一书曰《大义觉迷录》，晓示天下，至乾隆帝复禁止之。盖两帝之操术虽殊，而要以遏抑汉人为计。乾隆帝当时，恐满人同化于汉人，曾欲恢复满洲语及满洲风俗，而卒未奏效。盖满洲人素不抱根本思想，故一入中国，遂不觉数典而亡其祖也。彼等起于东夷，乘明季衰乱，入为皇帝，故文物、制度、语言，莫不取范于汉人，自实际论之，直以客帝寄于中国本部而已。康熙、雍正两帝知之甚稔，故不惜以种种政策，抑制汉人；又恐兵力压迫，非持久之策，故引蒙、回、藏诸异族，加以优礼，以为对汉政策之辅助。康熙一代，多采用西洋之文化，即所以补满洲文化之不足，欲以对抗汉人种之强固思想也。惜乎其势不长，厥后西洋之宣教师，竟遭严酷之拘束，而中华本位之思想，至是乃益发展。
汉人之同化力问题
汉人之同化力，为汉人千余年之特色，根深蒂固，诚无少替。彼等自移住黄河沿岸以来，四围之民族，其文化皆不足与之比数，虽武事非其所长，而以文化发展之故，宗族法遂益整备，外来之势力，皆足以同化之。观于近世纪金人据中国领土之半，不数禩而国俗习惯悉化于中土，降及元朝，莫不皆然。在昔成周时代，汉人呼北人为犬种，呼南人为虫种，自秦及今，相沿不改，故尊内卑外之思想，遂横隘于汉人种之间。世人或咎清朝之同化于汉人，在国语丧失，兵力衰颓，此非至当之论。夫满人兵力之发展，徒助长汉人尊内卑外之思想而已，原无补于满人之同化也。彼以异族入主中国，欲有以服其心，故不能不因汉人之习俗语言，然则满人虽欲保存其语言，亦势有所不能矣，盖自入关以后，而征服者反移居于被征服者之地位矣。
东交民巷旧街
内尊外卑之思想
内尊外卑，可一言以释之曰“汉尊夷卑”而已。处列国对峙之时，此种思想，殊不适宜。汉族安于固陋，仍不肯取他人之长，以图国运之进步，吾人前述起于中国东南之思想，及汉学之向上的发达，即为此种思想所支配者也。且清朝开国之初，以迄康熙，西洋文化，多所输入，至是遂被排斥。试举一例，艾儒略（Julias Areni）所著之《职方外记》，南怀仁（Velviest）所著之《坤舆图说》，皆足以启发当时之中国人，使知世界之大势，然中国人则等闲视之，不为精求也。其后至乾隆朝，修《四库全书提要》，一代硕学之纪晓岚，竟等此书于东方朔之《十洲记》，及郭景纯注之《山海经》，不入于地理，而与古代小说同视，可为卑视西学之证。地圆之说，在十六世纪时，利玛窦（Mathues Rieei）已昌言之，曾有《乾坤体义》之著。继此而起者，则有汤若望（Adsm Sohall），其言天文地理，尤详于利玛窦氏。其后至乾隆朝，有蒋友仁者，著《地球圆说》，其言益畅达，然不为中国人所喜。嘉庆道光之际，阮元为汉学之泰斗，其所著《畴人传》，言天覆地载，动静倒置，可谓荒谬之极者矣。匪独科学之无进步也，康熙、乾隆时代采用之西洋书法，至是亦无用之者。试引胡礼垣之论，以为上述各事之证：
《职方外记》，今通译《职方外纪》，第一部用汉文撰写的世界地理学著作。明末清初意大利籍传教士艾儒略著。
《坤舆图说》，清代地理学著作。明末清初比利时籍传教士南怀仁著。
郭景纯，即郭璞。
《畴人传》，我国第一部天文历算学家的传记。清代学者阮元著。
胡礼垣（1847～1916），近代学者、思想家。字荣懋，号翼南、逍遥游客，广东三水人。曾创办《粤报》，译《英例全书》。著有《新政真诠》等。
郭璞像
纪公曾于内庭管理《四库全书》，阮公曾建设学海堂于广东、江北学士，莫不资法于二公。愧一代之文宗。今者艾儒涉重洋，来诣吾邦。二公不用其学说，其意以为吾卷帙五百，至详且尽，安用略》、《舆地图说》等为；已创历法，垂四千年而不恶足以易之。噫！是所谓如二公者，尚复如斯，则所从矣！盛明之际，已复可知矣。吾国频年以来，辱于外邦，不克自振，大都以此。向使二公能以谦虚之心，行戒慎之事，考地球之状态，知中国虽地广民众，在地球上特不过其几分之一，于以图强，其殆庶几？今外洋人士，驾驶精绝，纵横万里，视大洋若比邻，他日互市海上，将合宇内为一国；而争权争利，又将合数十国以为吾敌。诚能访外洋之风土，审其人情，察其舟车武备，则万国交通，吾国得以乘其利而制其弊，必不至颓败如今日也。顾当时君臣，不知反省，坐失由余入秦之利，从被楚材晋用之讥，祸至无日矣。
起于骄慢心之攘夷热
攘夷热因迫于外势而发者，乃自然之反动，而中国人之攘夷热，实欧美人有以激成之，不能以此为中国人咎也。然中国人攘夷热之动机，殊异于日本。日本首开长崎一港，委通商之事于荷兰人；而中国首开广东一港，欧人皆得染指。日本开港之本意，出于恐怖外势之念，而中国之开广东，则始于官吏之贪婪，欲以肥私囊，故虽有外势之压迫，终无所感觉也。加以当时之外人，欲垄断贸易上之利益，故不惜排挤蜚谤以取媚于中国官吏，而助长其固有之骄慢心。关于此事，薄斯特列福曾有痛切之表面观察论，兹为参考计，特节抄之：
当初欧洲人对于中国，欲用胁迫手段以开贸易，终归失败，遂一变而为哀诉恳请，使中国政府甘受束缚而不觉，以渐达其目的。一五四四年（明嘉靖二十三年）以后，凡来中国通商之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法兰西人、英吉利人等，唯孜孜于利，不顾国家之耻辱，为欲得贸易权，故对于中国，一切唯命是听，甚至有服从中国人之习惯及法律者。直言之：当时之欧人，皆在中国皇帝威权之下而已。一六三七年（明崇祯十年），英吉利贸易远征队长加比丹威里之代理者，当时因与中国结约，对于广东官吏，曾执跪拜之礼。匪独英吉利已也，一六五五年（清顺治十二年），荷兰大使郭义尔及哈色尔觐见清帝时，亦用三跪九叩首之礼；一六六四年（康熙三年）荷兰大使具尔尼，一七二七年（雍正五年）葡萄牙大使亚勒散达米铁鲁，一七五三年（乾隆十八年）葡萄牙公使及荷兰公使，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荷兰大使义萨克、奇都真克等，于觐见时亦然。盖此等使节，既轻弃其国威，而中国人之傲慢心，因之益形增长。且更有可鄙夷者，当时商人中，如丹麦人、葡萄牙人、英吉利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因商业竞争，欲垄断其利，故互相倾陷排诋于中国人之前，甲曰某国人怀诈而来，不可近，乙复报之。以故中国人之视欧洲人，以为皆射利而忘义者。此等商人之过也。（东邦协会报告）
在清政府供职的外国人
前述之论，殊中肯綮。中国人向称外人为夷狄，自是而鄙弃外人之念，更益增长；骄慢自尊之念，既炽于内，而攘夷热，亦由是而生。故中国人之攘夷热，乃发源于前世纪尊内卑外之思想，非偶生者也。兹引胡礼垣当时之议论于左：
盖彼洋人始来通商，皆以洋货输入，易吾茶丝输出，双方共得其利。仅就广东一市论，当时因贸易而起家者，如潘氏、卢氏、叶氏，皆富至巨万，伍氏之富，超四千万。夫民足则国足，国足则可以图强，乃必然之理也。鸦片虽为害，不可不除，而令行在人，犹可以制止之也，戒之以渐，安知其无效？苟急切从事，必至决裂。今卢坤、林则徐已罢，继之者为骄满之叶名琛，边事恶得不败坏？
又曰：
林、卢、叶皆名进士，历官府道，荐至总督，更事既多，因应自可得宜。而此三公者，林则狃于剿回匪之功，克扣军饷；卢则泥于非种必锄之说，深拒固闭；叶则以大人自负，以大国自雄，不问而杀者七万人——要之，皆不能免于骄满之弊云。
创设总理衙门
咸丰十年，叶尔景焚圆明园之次月，清廷以条约之缔结者日繁，商港之开放益多，乃创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命恭亲王及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管理其事，凡条约上一应事宜，悉由该衙门处理。自北京协商以后，英国及欧洲各国，皆派遣公使于北京，然当时关于捧呈国书及接见仪注各节，几经交涉，迄未解决，盖清廷原不欲以对等国使臣之礼待各国公使也。未几，咸丰帝崩，同治帝立，太后垂帘听政，清廷遂以为口实，凡各国公使要求陛见者，悉谢绝之。迨至一八七三年，同治帝大婚，陛见问题乃再发生矣。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1861年11月20日，清政府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正式办理对外事务的行政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