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帝之亲政
北京协商以来，各国皆援条约，遣公使于北京，欲依公式谒见清帝。清廷不悦，常设法故延其谒见之期，以故各公使国书，迄未捧呈。当时清政府之理由，谓“咸丰帝新即世，今上尚在冲龄，俟帝亲政，然后谒见”云云。至一八七二年，帝年十八岁，举大婚之礼，乃由恭亲王通牒各国公使，谓皇上将于翌年亲政（一八七三年二月二十三日），自是而各公使之要求遂再起。
同治帝朝服像
列国公使之要求
列国公使得恭亲王通牒，乃乘机要求，易前此之单独交涉而用公使团名义，其言曰：“俄罗斯、德意志、美利坚、英吉利、法兰西各公使等，奉恭亲王之通牒，敬悉皇上于二月二十三日以后亲政，公使等谨祝大清帝国之光荣，并请亲行表敬意、上祝辞于皇上，于以致其忠诚。”总理衙门答言，大臣文祥抱病在假，请俟其假满协议。文祥之病，不过延期之计耳。是年冬，法国公使文烈修请假回国，假满，再来北京，以十二月四日，访恭亲王于总理衙门，一时未及注意，以国书之正本交付恭亲王。王固机敏，得国书，当以皇帝即有谢简通告于文烈修公使。其后清廷遂欲以文公使之例对付各国，各国不之受，问题遂益纠纷。未几，文烈修以病归欧洲，经年不返，谒见问题遂中止。至同治十三年，日本全权大使副岛种臣聘于北京，此问题始有解决。
清日之交涉
日本欲开国，不能不先有事于清国，盖以西有朝鲜，南有台湾。朝鲜乃宗主权之问题，台湾乃因生番掠杀日本难民，欲使中国负责任之问题；然在清廷视之，二者皆不足措意。日清修好条约，已成于同治十年，乃李鸿章所斡旋者，非清廷意。故当日本赴欧大使岩仓具视抵欧之时，即闻清日条约，清廷不允批准交换之事。日本因是咨问李鸿章，李不置答，外务卿副岛种臣乃献言曰：“欲制列国觊觎台湾之野心，欲收生番之地于版图，欲得土地于清廷，欲收中国之民心，此数者非臣莫能任。臣请自赴清国，借交换条约之事，以入北京，游说各国公使，以绝媢嫉之念。然后与清政府议谒清帝之礼，质以韩国以关系，告以征番之理由。”凡此皆副岛与西乡隆盛等筹之已熟者，日皇纳其言，遂决遣副岛于北京，事在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至翌年二月，任副岛为全权大使，聘清，以法人李仙德为顾问，随从之海陆军将多人，以是月乘军舰龙骧号发横滨，军舰筑波号护从之，两舰皆统于海军少将伊东祐磨。副岛过鹿儿湾，上陆，谒西乡隆盛，先航上海，即向天津，与李鸿章晤，五月七日抵北京。
副岛种臣（生卒不详），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汉学家、政治家。曾任日本外相。
西乡隆盛（1828～1877），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政治家、军事家。和木户孝允（桂小五郎）、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著有《西乡隆盛全集》等。
西乡隆盛
副岛力斥跪拜之礼
副岛抵北京时，即遣公使柳原前光及郑永宁于总理衙门，示以日本书副本，并请定谒帝日期。大臣文祥辞以恭亲王有疾，请俟其愈，协议而后定。副岛静待之，约半月，恭亲王率大臣诣日本使馆，出照会相示，略曰：“贵国与中国为同文之邦，是否应行中国礼节，希由贵大臣照覆”云云。副岛当即抗论曰：“本大臣代君主聘问贵国皇帝，未能行中国之礼。”恭王曰：“余非强贵大臣以行跪拜之礼，可否但请答复，俾可据复以议。”副岛即具文答复，略曰：“本大臣系头等钦差，代表吾君，各公使均已明认。夫两国聘问，在五伦属于朋友。本大臣用是不敢跪拜，仅作三揖。”总理衙门仍不承认，再致照会于副岛，略曰：
贵大臣所称三揖之礼，于泰西、中国礼节，均不合，未便据以入奏。现在泰西各国，已经议定，改三鞠躬为五鞠躬。前日之相询，以贵国谊属同文，未便歧视也。现在泰西各国之事，拟将具奏，贵大臣面递国书之事，应从其例。否则将泰西各国之事，先行请旨，贵大臣从缓商办可也。
副岛复总理衙门之书，略曰：
贵王大臣所称三揖与中国、泰西之礼均不合，然则五鞠躬者，果以其合于中国之礼而据以转奏者耶？查中国彼此遣接使臣，延见进退，均三揖而止，著为通例。故本大臣不敢改三为五，昨曾具文忠告于贵王大臣矣。若以两国同文之故，责我以行跪拜之礼，则主者亦将跪接，能耶否耶？贵王大臣前阅我国书副本，既知本大臣代表君主而来，而固执强词，不肯据情入奏，何也？本大臣只知速了使事回国而已，从容商办云云，显系拒绝之辞，本大臣不敢与闻。
论驳亘三次，清政府知不可却，然后允谒见，但欲以各国公使为头班，日本大使为次班，同日谒见，副岛不从。
恭亲王奕
谒见之谢绝
六月十六日，总理衙门遣使者致副岛书，告以谒见次第，大使谓之曰：“俄公使已认我为头等，总署王大臣亦已奏准特班谒见，今何以如是倒置也？”使者曰：“一因中国接待外国使臣，向不设等别；一因各国公使驻京已久，及今始得觐见，未便置后。贵国特修盟好，来聘中邦，而自吾国视之，则固同等之国友也。故以各公使为头班，行总觐；以日本大使为次班，行独觐，所以序先至后至以示特别也。”副岛难之曰：“日本大使及各国公使皆客也，贵国皇帝主也，头等者以头班接待，次等者以次班接待，岂主人之本意耶？抑外人意也？”若妄信外人之言而是非倒置，是贵政府自失主权，甘受他国之干涉也，明日吾将面驳之。十七日，副岛率郑永宁访文祥于总理衙门，驳处置之不当，文祥不之答。副岛知不可以口舌争，翌日，遣柳原公使于总署，断然谢绝谒见之事，尚附言曰：“我大使专为修好及解决朝鲜、台湾两问题而来，今既不容谒见皇帝，惟有将此两问题付之强有力之公论而已。”
副岛拒绝画押
六月二十三日，副岛决意归国，摒挡行李。次日，先遣随员桦山资纪、儿玉利国回国。是夕，大臣文祥遣孙士达，约明日再议谒帝之事，副岛告之曰：“本大臣言出必行，不然，将无以统外务。今既理归装，不能再留。”孙士达曰：“某受李中堂之知遇，行走总理衙门，襄办外国事务。前年八月，陪随伊达大臣，缔结条约，往返于北京者数次；今幸又在北京，与贵大使共商使务——是皆文中堂欲重两国之交谊，故有此重大之委任也。李中堂为贵大使之事，曾三上封奏。今文中堂闻大使束装将归，故托某为之劝解，尚祈循李中堂之请，以全两国之好。”二十四日，文祥率沈桂芬、董恂、孙士达往日本使署曰：“总署已承认日本为大使，先各国公使觐见，待其退出，各公使方同班觐见。明日皇上当接待于殿阁，大使及各公使，须先莅总署与恭亲王演习仪注，兹将仪注稿案奉阅。”副岛曰：“但仪注俟熟察之。”二十五日，副岛乃承诺一切，董、沈二人谓郑永宁曰：“大使无异议，清于此仪注稿案上画押为凭。”二十六日，副岛请孙士达临日本使署，陈述如下：
总理衙门使本大使画押于仪注，岂以本大使对于此种接待为满足耶？贵国不通接使之礼，自坠国权，与各公使争议亘半年，几如条约之捺印，本大使殊不解其何故。而贵国至今尚不悟此义，强欲以自尊自大之礼施诸外国，惟恐外人之不遵。本大使本不能从命，今乃不得已而允为画押也。
中堂，官职。唐、宋置政事堂于中书省内，为宰相处理政务之处。中堂因宰相在中书省内办公而得名，后亦称宰相中堂。明、清时称内阁大学士为中堂。
孙达士送照会及仪注单于副岛，即请照复，副岛从之。
副岛大使及各公使谒见清帝
六月二十九日，副岛大使于上午四时，率郑永宁著大礼服，乘轿，登西官门内之天元阁。七时，有人导于紫光阁之行幄。八时，谒见同治帝，捧呈国书，大要如次：
大日本国大皇帝敬白于大清国大皇帝曰：
曩者两国俱与泰西诸国交通往来，而两国独未尝遣一介之使以修盟好，故去岁特简派大藏卿伊达宗城与贵国议定条约，已蒙批准，宜遣使互换。适闻大皇帝大婚既成，且已亲政，朕深为欣慰，乃特派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于贵国，交换和约，并伸贺忱。朕夙知种臣善于辞令，故使之独当外务，代表朕躬。愿大皇帝笃念邻交，待兹使臣，加以仁厚，两国和好，永久不渝。兹特敬白，并祝大皇帝眉寿多福。
睦仁 大日本国玺 副岛种臣印
紫光阁
紫禁城殿阁之一，位于中海西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清时作为皇帝殿试武进士和检阅侍卫大臣较射之所。乾隆年间重修，曾作为皇帝为外藩和蒙古王公赐宴之处，同、光年间曾一度作为皇帝接见外国使节的场所。
副岛谒见既终，俄、美、英、法、荷诸公使皆同觐，最后法国公使捧呈法新大总统之书于清帝，副岛之《适清概略》中纪其事实曰：
二十九日午前四时，率永宁著大礼服、乘轿，孙士达陪随，总署以两骑前导。六时至天安门内天元阁，暂息。时总署大臣成林，率骑从千余人来接，拥至福华门下轿。入门，余与郑二人入内，文祥、沈桂芬、董恂等出迎。成林导入时应宫休息，案上满陈茶果，约数十品，均极精美。各国公使及译官二人，集于福华门外明代所建之天主堂，由总署大臣从导，陆续齐至。文祥等迎迓毕，进茶果于众使曰：“皇上赐茶果。”众皆正席尝之。七时，宝鋆、毛昶熙导余伺候于紫光阁之行幄中，各公使续至。帝八时出宫，九时御紫光阁。宝、毛二大臣引郑由左阶升，进于门内，郑捧国书从行于余左背后一步，余与郑均进。斜见御座，即除帽，作第一揖；复进于正中央，向御座作第二揖；又进立于御前黄案之下，作第三揖，是为谒见之三揖。郑此时退于余之左肩后一步，毛、宝二大臣立于黄案之两侧。北向距黄案数步之遥，设坛于正面，坛上置高座，帝即高坐其上。恭亲王及皇族之御前大臣均侍立于座之左右，军机大臣、六部尚书及文武显官分立于黄案之两旁。余置国书于黄案之上，一揖，陈述来意，郑翻译之，余又揖，帝答之。恭亲王跪奉国书于帝，即降至黄案前宣旨曰：“贵国大皇帝的国书，朕收到了。”余揖，恭亲王复班。帝又有敕语，恭亲王跪承之，复降至黄案前宣旨曰：“贵国大皇帝安康。两国交际事宜，可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平商议。”余揖，恭亲王复班，余又一揖；从郑退至中央，一揖；仍退至远于御座之处，再一揖，是为退出之三揖。于是戴帽，仍由宝、毛二人导至时应宫休息。头班之独觐终，英、俄、美、法、荷五国公使同觐，均递呈初来京时之国书。各国译官，以清廷不允随从之故，仅德国之译官从。觐毕，四公使去，法公使独留呈递新总统之国书。余俟各国公使归于时应宫，然后与总署大臣辞谢而去，文祥及诸大臣皆送至福华门。余遂归使署，时已十一时矣。
谒见已终，同治帝乃赐大使及各公使宴。各公使皆以暑辞，副岛大使独应之，其《适清概略》中所纪曰：
此日正午，帝宴各使于总署，文祥飨客，致辞曰：“天时炎热，请勿盛服。”余遂率郑以常服赴宴。文祥司座，孙士达陪之，馔六十种，给事均俊秀。酒酣，复以四大盘盛豕、牛、羊、鸡，皆炙熟者。堂上列红案，文祥由座起立向余曰：“皇上飨远使，将遣内厨至。”余起揖受之，举杯致谢，遂归馆舍。各公使以暑辞，均未至，实则恶清廷之不宴于宫内也。
《适清概略》，全名《副岛大使适清概略》，副岛种臣出使清朝时随员美籍外务少丞郑永宁撰。
谒帝于紫光阁之评论
紫光阁之性质，是否合于接见外使，副岛当时曾未虑及，及事后忽酿外人之议论。副岛归国后，曾以其事语人曰：“紫光阁建于乾隆时代，乃专备蒙古、外藩君长入觐及赐宴之地。阁中揭功臣之画像，及列朝之武器甚多，可为贮藏外藩贡品之地。清廷迫于副岛之要求，知不能免于觐见，于紫禁城之正殿行之，又恐违其祖制，故行之于紫光阁，乃清廷权宜之计，非出于尊重条约国之诚意也。哥尔求所集西文京报附录纪其事如下：
同治帝亲政以来，雨旸时若，人心和畅。时各国使节要求觐见，欲行外国之礼，带剑上殿，帝离玉座受国书。总理衙门大臣文祥闻是言，不知所措，几经交涉，至六月六日，始行觐见。其前一夕，集各使于一庭，使演礼，各使皆悻然见于辞色，备极嘲笑。次日晨，英、法、美、俄、荷、普六公使，仍带剑而入，由总署大臣前导，进西安门，各公使每过一门，一门即闭。须臾至帝前，公使等不跪拜，惟倾首而已。至座之阶前，稍侧设黄色一脚之几一，各公使皆赴立于其侧。英公使先诵国书，约二三语，即五体战栗。帝曰：“尔大皇帝健康。”英公使不能答。皇帝又曰：“汝等屡欲谒朕，其意安在？其速直陈。仍不能答。各公使皆次第捧呈国书，有国书失手落地者，有皇帝问而不能答者。遂与恭亲王同被命退出，然恐惧之余，双足不能动。及至休息所，汗流浃背，以致总署赐宴，皆不能赴。”其后恭亲王语各公使曰：“吾曾语尔等谒见皇帝，非可以儿戏视之，尔等不信，今果如何？吾中国人岂如尔外国人之轻若鸡羽者耶！”
谒帝于文华殿
自紫光阁谒见后，各国议论纷然。其后至光绪二十一年，始接见各国使臣于文华殿，距紫光阁谒见后二十一年也。
文华殿
明清两代皇帝举行经筵之地。位于旧紫禁城东华门内，规模比其他宫殿稍小而极精工。始建于明初，明清两代的殿试阅卷在此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