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患”一词，现在几乎不怎么用了，其实却是个用起来很方便的说法。牙齿痛就说“牙患”，耳朵痛就说“耳患”，长期卧病在床则说“久患”，而心中有事老是放不下，那便是“心患”。
小时候，我是腺病体质，稍不留神就会感冒发烧，卧床养病是常有的事。虽说现在的我看上去远比旁人健康强壮，可其实，至少在小学三四年级以前，我一直长得瘦瘦小小，看起来有气无力。上小学之前，我更是动不动就生病，不是这里不好就是那里不舒服，一大半的时间都是在卧床休息。
每回我生病卧床，本家的外祖母或是小舅舅、小姨妈他们就会来看我。虽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病，犯不着特意来探望，可是却总会有人来看我。其实，是阿叶姥姥把我生病的事闹得本家和左邻右舍都知道了，那边也不好坐视不管吧。
本家的外祖母一来，就会坐到我的枕畔，把手搭在我的额头上，一脸心疼地说：“要是没什么倒也罢了，要是有个什么好歹，可真叫人担心呐。”每回都说些诸如此类的话。
本家的外祖母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就算是旁人遭遇不幸，她也总会归咎于自己。我分辨不出本家外祖母那张忧愁的脸，究竟是真的为我感到担忧，还是仅仅是一种表演。也许，她是真的在为我担忧，但也有可能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担心，只是为阿叶姥姥着想而故意表现出很担心的样子，好让阿叶姥姥心里好受点。与她截然相反，外祖父的态度可就简单粗暴得多了。他总是径直上到土仓的二楼，站在我的床头，抛出一句：“真没出息！怎么又发烧了？”然后再补上一句：“啥也别给他吃，躺上个两三天就好了！”说完，便一转身，若无其事地下楼去了。每每这个时候，阿叶姥姥总是满面愁容跟在他身后，嘴里嘟嘟囔囔地嘀咕着什么，把外祖父送下楼去。直到她再次返回二楼，她嘴里的话还没嘀咕完呢。我想，她一定是在咒骂外祖父吧。另外，附近的农家也会有人拎着鸡蛋来看我。说是鸡蛋，也不过就两三个。说来也是，我动不动就生病，也没道理回回都让人家送那么多吧。
我的床就铺在北面窗户的窗口下。我总是穿着带系绳的蓝底白花的睡衣躺在那儿，漫无边际地胡思乱想。阿叶姥姥也有她的事要忙，不可能整天守在我这个病人的床边。年幼的我对自己生了病这件事也没什么概念，无非是发烧的时候就迷迷糊糊，拉肚子的时候就浑身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来，仅此而已。
现在回想起来，小时候生病时那一段段肆意流逝的时间，是多么无可替代的，宝贵而奢侈的时光。多想再体会一下那种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感觉，虽然明知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奢望。土仓的二楼，空气仿佛是浑浊而凝固的，两扇小窗透进来的光线似有若无。我平躺在被窝里，两眼正对着天花板。天花板上被漏进来的雨水浸泡过的痕迹，忽而看上去像天狗[14]，忽而看上去又像动物，忽而看上去像树枝，忽而看上去又像鸟居[15]。一转头，眼前便是一片榻榻米的海洋。
再一翻身，窗框中镂刻出的那一方四角的风景便会映入眼帘。一层层错落有致的梯田，一道弧形的小山丘，一小片蔚蓝的天空……这一方镶嵌在窗框中的四角的风景画，每当清风拂过，它便会焕发出勃勃生机，每当飘起微微细雨，它又会泛出柔润的光泽。特别是在夏日午后的阳光下，那幅静谧而安详的画面更是美得令人窒息。
时而又转头看向那一片榻榻米的海洋，这一系列动作我总会反反复复地做上很多次，因为除此之外也实在无事可做。就这样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动作，不知不觉间，我的视力仿佛丧失了作用，反而是听力变得异常灵敏。我听见了小河淙淙的流水，水车咕噜噜地转动；也听见了将黑夜与白昼一分为二的报晓的鸡鸣；还听见了屋外阿叶姥姥来回走动的木屐声、小狗的轻吠、麻雀的唧唧喳喳……这一切一切的声响，断断续续地全都往我耳朵里钻。
在昏暗的土仓中，我醒过来又睡过去，睡一会儿又醒过来。醒着时和睡着了也没什么两样，不过是听听水车的转动声，或是看两眼镶嵌在窗框中的田园风景。那恐怕是一种世上绝无仅有的、彻底的休息和放松吧。无所事事、漫无目的的时间在缓缓地流逝着，冥冥中似乎有某种不可知的东西正缠绕着病床上的我，却丝毫不危及我的生命。阿叶姥姥算准了时间，一到点就会从楼下端来吃食，专给我这个病人享用，餐盘上总是盖着一块布。我一生病，阿叶姥姥对我反而照顾得更起劲了。毕竟，我的曾外祖父生前是个医生，作为他曾经的情人，在护理病人方面，阿叶姥姥也多少有些心得吧。
阿叶姥姥总在吃饭的时间给我量体温，一日三次。那几分钟可真是难挨呀。我规规矩矩地坐在床上，一只手的胳肢窝下紧紧地夹着体温计，为了防止体温计从胳肢窝下掉出来，另一只手也得稳稳地扶着这只手的手腕。
——可不许乱动哦！
姥姥不说我也不敢动，可是不知为何，却特别想把脖子转来转去，一会儿转向窗户，一会儿又仰头看天花板，似乎越是叫我别动，我就越是想动。就这样仿佛过了很长时间，终于听见姥姥说：
——好了，可以了！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阿叶姥姥从我的胳肢窝下抽出体温计，总会拿着它走到窗边，仔细辨认上面的刻度。然后再用两个指头拈着体温计的一头，用力地甩几下。
我曾经摔坏过两个体温计。一次是在土仓的二楼，一次是在父亲的任地丰桥。那时，我刚到那儿就生了病，当着母亲的面把体温计给摔坏了。这两次的情景我都记得一清二楚，却忘了是哪次在前，哪次在后了。
在土仓二楼摔坏的那一次，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或许是我学着祖母的样子甩动体温计，结果手一滑，酿成了大错。又或许是我玩着玩着忘了胳肢窝下的体温计，于是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后果。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总之，水银从摔破的体温计里流了出来，大大小小的水银珠滚得满床都是。我想伸手摁住一个，它却总是从我的手中溜走，不一会儿，全都跑得没了踪影。我从没想过世界上还有这么难对付的东西。惨剧，总是在不经意间，因为某个微不足道的原因而引发的。而它所造成的后果，却远远不是一个幼小的我所能掌控的。终于，我放弃了追逐四散而去的水银珠，怔怔地呆坐在被褥上。
后来，我应该下楼去把这事告诉了祖母，却不记得自己曾为此挨过骂，可见外祖母当时并没有责怪我。可是，无论有没有挨骂，这件事都给幼小的我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那是第一次，我明白了，世界上有些错误是永远无法弥补的。也是第一次，我明白了，有的东西坏了还能修，而有的东西坏了，就是彻彻底底地坏了，永远也无法修复如初。
初中一年级的时候，我曾摔破了我的暖水瓶。那一声微小的但却是毁灭性的破碎声，至今仍清晰地回响在我耳畔。
而摔碎体温计的这一次，更是连什么时候摔碎的都不得而知。唯其如此，这件事带给我的打击才更大。
量完体温，外祖母这才揭开餐盘上的那块布。餐盘上放着的食物，总是一成不变：白粥、梅干、炒鸡蛋、鲣鱼末和鸡汤。按照当时的说法，“爽口白粥酸梅干，炒蛋香来鸡汤鲜”，无论是伤风感冒，还是吃坏了肚子，用的都是这道食谱。
我现在的身体还算强健，几乎很少生病卧床。不过，偶
尔生病在床上躺个一两天，我就会要求家里人给我做这几道菜。当然，也会有人提出，拉肚子的时候可不能喝带动物油的汤水，我却不当回事。对我来说，生病的时候该吃什么，是在我五六岁时就已经定好的规矩，哪能说改就改呢？病中的吃食还能照着小时候的来做，卧病的地方却再也不能回到老家那个土仓的二楼了，不得不说有点遗憾。没有了漏雨的天花板，也没有了镶铁条的窗户；没有了昏暗而宁静的光线，也没有了水车转动的声响。如今我躺着的这间书房，周遭的事物几乎可以说与当时的一切正相反。我要是这么说，女儿听了一定会反驳我：“这里可没有阿叶姥姥。”是啊，她说得没错。一个卧床休息的病人所需要的环境，在这个名叫东京的城市，似乎越来越难找到了。就连住进了医院，也仍然能听到汽车的噪音。
吃完饭，阿叶姥姥就会督促我吃药。感冒时吃阿司匹林，肠胃不好时就喝苦味健胃剂[16]。另外还有两三种药，我不记得叫什么了。若是受了伤，就全靠浓碘酊。
最怕嗓子疼，每天都得在雾化器前坐上一两回。整张脸都得用一大块布给包住，只露出眼睛和嘴。脖子以下，为了不弄湿衣服，也要用布给遮起来。
全副武装之后，就要坐到一个不断喷出刺鼻的蒸汽的小小的机器跟前，张大嘴巴。
——嘴不用张得那么大。
——这回又太小了，再稍稍张大一点。
——你傻吗？是要把嘴撑破还是怎么？
外祖母总是在一旁不停地提醒我。可是，要想把嘴张开得刚刚好，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好苦！
——别怕，待会儿给你吃糖。
——这次特别苦！
——那就给你吃特别甜的糖。
我一边跟外祖母讨价还价，一边还是乖乖地张开了嘴。
顿时，嘴里，嘴的四周，整个脸颊，全都被刺鼻的蒸汽所包裹，连眼睛也被熏得直眨巴，一会儿工夫，整张脸都搔痒难忍起来。那种感觉，简直像在经受某种酷刑。
我五六岁的时候常为长虫牙而烦恼。我爱长虫牙这事，本家的人，还有别的亲戚，都说要怪阿叶姥姥。
——大晚上的，快睡觉了还要吃糖球，一大早，刚睡醒又要吃糖球。照这个吃法，能不把牙吃坏吗？吃不坏才怪呢！
只要我一说牙疼，本家的外祖父就会发这么一通牢骚。
他说得没错，我每天早上醒来，枕边总会放着糖果糕点，用薄纸包得好好的。我每天睁开眼的第一件事，就是趴在床头，享用这些用来“醒瞌睡”的美食，吃完才会离开被窝。
这习惯，自然对牙齿不好，也许对肠胃也没好处。在这一点上，阿叶姥姥可不像是个跟医生生活过多年的人。比起村里农家的那些七大姑八大姨，她多少还是有一些医学常识的。
可是，面对年幼的我的无理要求，她却毫无抵抗力。对身体好也罢坏也罢，只要不太过分就行，最要紧是逗我开心。
有一次我牙疼，不知是本家的谁，在我脸颊上贴了一块梅干皮。为了不叫梅干皮掉下来，我一路歪着脖子回了土仓。阿叶姥姥见了，一把把我拽到二楼的窗前，把我脸上的梅干皮给撕下来，又用润湿了的手掌揉搓着我的脸颊，一边让我张开嘴。然后，阿叶姥姥又把脱脂棉搓成小球，用浓碘酊浸泡后，塞进我的虫牙的蛀洞里。这种时候，比起梅干皮，她倒是更相信浓碘酊。可是每回我头疼的时候，她又会在我的太阳穴上贴张梅干皮。这样看来，似乎对于梅干皮的疗效，她也并非全然不相信。只是面对亲戚们针对“醒瞌睡点心”的责难，作为曾外祖父“洁”的曾经的情人，她需要借助浓碘酊来表达她决不让步的反抗态度。
还有一件事，现在想来挺奇怪的。时不时的，我尿尿的地方会莫名其妙地肿起来。不光是我，跟我同龄的孩子，那里都会出现肿胀的情况。这个时候，阿叶姥姥就会带我去田里，用铁锹挖几条蚯蚓，然后往蚯蚓上浇水，一边说：“给蚯蚓洗澡咯！咱的病也全好咯！”
外祖母这么一说，还真的就好了。第二天，虽说肿胀的地方会流出脓水来，但肿却消了，形状也恢复正常了。外祖母不仅这么治好过我，邻居家的孩子，她也是用同样的法子给治好的。这种疗法倒不是给当医生的曾外祖父做情人时学的，而是她自己家乡的老办法。当她跟随自己的情人来到这个天城山脚下的小村庄时，也把这种疗法一同带来了。
冬天一到，便刮起了北风，没几天，脸和手都被吹得皴裂了。脸和手的表皮的脂肪成分大量流失，变得粗糙干裂。
村里孩子们的脸蛋全起了白皮，一道一道跟画了白色的地图似的。于是，孩子们就老爱用舌头舔嘴唇，可是无论怎么舔，转眼嘴唇又干了。
皮肤皴裂的那些日子，外祖母几乎每晚都会给我的脸上、手上抹些橙子汁儿，或是甘油。给我抹完之后，再给自己抹。皮肤要是皴得太厉害，还会裂血口子。不过，在外祖母的细心呵护下，我的皮肤从来没裂过口。
正月刚过，外祖母晚上的事可就多起来了，因为我的手脚生了冻疮。外祖母有本事叫我的手脚不裂血口子，却对冻疮防不胜防。
一到晚上，我就得坐在盛满盐水的铜盆前，把双手浸泡在盆中。
——好了吗？
——再泡会儿。
——好了吗？
——再泡会儿。
这样简短的对话反复多次之后，手部的治疗才终于结束了。外祖母便端着铜盆下楼去，换上来一盆新的热盐水。这一回，我又要坐在小木箱上，把一只脚泡在铜盆的盐水里，泡好一只，再换另一只。不过，泡脚的时候至少双手是自由的，我也不着急了，也不用反反复复地问：“好了吗？”泡脚的当儿，我可以剥橘子吃，还可以吃糖球。
在这样的冬夜里，我和外祖母之间究竟有过怎样的对话呢？也许，我会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而外祖母，也会没完没了地作出回答。现在回想起来，那一个个治疗冻疮的冬夜，是多么美好啊！小小的人质，和他的监护人，两个人相依为命，没有任何人来打搅他们。
阿叶姥姥能够治好我身上的所有疾患，却唯独对虫牙，她似乎毫无办法。我的乳牙全都变成了虫牙，也因为这个原因，新换的恒牙也长得不好。才刚上小学一年级，我的几颗大门牙就全都装上了金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