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我小时候是吃什么长大的。家里就我和阿叶姥姥两个人，一日三餐自然是尽量简单。阿叶姥姥装了假牙，所以饭菜都煮得很软，几乎不用怎么嚼就能咽下去。米饭总是煮得像粥一样黏软，下饭菜也都切得碎碎的，一碟一碟摆在四方小餐桌上，都是囫囵一下就能吞进肚里去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是吃着这些适合老人家脾胃的软和的饭菜长大的。
有时去本家，他们偶尔也会留我吃饭，我总觉得饭菜特别硬。本家的外祖父和外祖母有时提起阿叶姥姥一直给我吃软和东西的事，话里话外不无担忧。
——大晚上的，快睡觉了还吃糖球，一大早，刚睡醒又吃糖球。一日三餐顿顿稀粥，哪里用得上牙齿？走着瞧吧，这孩子的牙总有一天全都得掉光！
外祖父总是这么说。承他吉言，我刚上中学没多久几颗大门牙就镶上了金牙套。不过，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的肠胃很少出毛病。本家与我同年的阿正和农家的孩子们，经常会闹胃痉挛什么的。只有我，连胃痛、肚子痛的情况也极少发生。直到现在，我的肠胃也比一般人要好得多。不过我倒觉得，这并非是小时候吃老人餐的功劳，应该是我刚上小学就变成了野孩子，饮食习惯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结果。
上小学之前，我整日跟在阿叶姥姥身边，尽吃些软乎的食物。可是上了小学之后，我成日和村里的农家孩子们混在一起，只要是能吃进嘴里的，甭管好吃不好吃，我都尝了一个遍。一开春，尖头蓼、虎杖、茅花，都是我们爱吃的，也吃胡颓子和通草。野草莓、桑葚自不用说，还有一种又酸又涩的“酸酸草”也是我们钟爱的美味。杜鹃花能吃，长变了形的鼓鼓囊囊的杜鹃叶子也能吃。山桃、野樱桃、小叶栲果，还有长在山药藤上的一种叫做“零余子”的嫩芽，我也都吃过。肉桂树枝剥了皮，里面的嫩芯是可以吃的。蜂蛹，还有一种叫做“目目杂”的刚孵化出来的小鱼苗也是难得的美食。
村里的孩子动不动就闹肚子痛、拉肚子，可是病一好，就又满山遍野地乱跑了。只要看见什么能吃的，照样往嘴里塞。
阿叶姥姥三番五次地警告过我，尖头蓼、虎杖之类的坚决不许吃。可是，我前脚刚一迈出土仓，后脚就把她的话全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倒不是因为真的有多饿，只是那么多隐
秘在山野中的宝藏在召唤着我们，谁又能忍得住呢？
“吸溜吸溜茶泡饭，呼噜呼噜山药糊糊”，这是阿叶姥姥常教我的。虽然听上去不是什么文雅的吃法，但牙不好的外祖母平日里恐怕都是这样把食物送进胃里的。
乡下人过日子，桌上难得有肉吃。只有在冬天谁家打了野猪，或是本家杀了鸡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
——小少爷平时到底都吃些啥呀？
本家人也时常关心我的饮食。我虽年纪小，可但凡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却总感觉自尊心受了伤害似的。
——都是好吃的！还有咖喱饭呢！
我这样回答。只要有人问我吃的什么，我总拿咖喱饭说事。后来本家的外祖母还常拿这事来打趣我。
其实，就算真有咖喱饭吃，也一定做得像山药糊糊似的，呼噜呼噜就能吞进肚里去。不过，村里别家都不会做的饭菜，独独阿叶姥姥一人会做，这一点已经足够令我自豪、令我满足了。当然，事实上我也确实没吃过比咖喱饭更高级的食物了。真的很好吃。阿叶姥姥是在哪里第一次吃到咖喱饭的，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了。这一定是她和曾外祖父洁的那段幸福生活留给她的一点念想吧。
阿叶姥姥通常会做两锅不同的咖喱饭。一份咖喱放得多，是她自己吃的；另一份咖喱放得很少，是给我吃的。
——辣吗？
——不辣。
——那我再给你加点料吧。
于是，两口小锅中的内容就这样不停地换来换去。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只有儿时在土仓中吃过的咖喱饭才是真正的咖喱饭。如今在自家做的也好，在餐厅里吃的也好，色香味都比不上真正的咖喱饭。去年我去印度的新德里，在酒店品尝和比较过好几种咖喱饭。同行的一个人问我：
——怎么样？和你小时候吃的那种味道一样吗？
——完全不同，一点儿也不像。这可不是真正的咖喱饭。
我说。
——你小时候吃的那个，总该有肉吧？
他这么一说我可就无言以对了。因为，我压根不知道姥姥的咖喱饭里究竟有没有放肉。只记得米饭里看得见切得极碎的白萝卜和胡萝卜的细丁，咖喱的黄色里夹杂着胡萝卜的红色。那味道我记得很清楚，却很难描述出来。总之，无论哪里的咖喱饭，都比不上我在土仓吃过的真正的咖喱饭。
早饭通常吃的是像粥一样软乎的白米饭、味噌汤和生鸡蛋。不过，在桌前一坐下，外祖母就会命令我先吃一颗梅干，再喝一碗茶。那些年，我每天的吃的喝的，都是这些老年人的最爱。什么凉拌土当归、葱拌菜泥、凉拌菠菜，还有芹菜、蕨菜、冬花等等，这些当季蔬菜都会准时出现在餐桌上。
在伊豆的农村，过去一日三餐，餐桌上必有一道金山寺味噌汤。虽然各家各户的味道各有千秋，放进汤里的蔬菜品种也各有不同。
听阿叶姥姥说，住在西平字的亲戚家的金山寺味噌汤是最好喝的。小时候的我却吃不出他家的汤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谁承想，西平亲戚家的金山寺味噌汤，如今却成了我的一份依恋，也是我的快乐之源。
西平的亲戚家，如今也是孙子和曾孙一辈的人了。他们中有一个人，每年都会给我送来金山寺味噌汤。我总是如获至宝。在阿叶姥姥的耳濡目染下，我对金山寺味噌汤也有了一份喜爱和依恋。这份喜爱和依恋，直到今天仍留在我心底。
除此之外，阿叶姥姥还有一些习惯也对我影响颇深。伊豆盛产山萮菜，用山萮菜根腌制而成的咸菜更是鲜脆可口，除了在本地哪儿也吃不着。可是，我直到今天也没尝过一口。因为阿叶姥姥一直跟我说，那东西吃了对胃不好。
每年夏天，我总能吃上两三回刨冰。有时候是别人给的，有时候是阿叶姥姥带着我去村里的冰窖里买冰回来自己做的。
说是冰窖，其实不过是用农家的仓房改造而成的。管理冰窖的人家会有人拿着钥匙带我们进去。打开冰窖的大门，一股冷气便扑面而来，里面一片昏暗。带路的人打开地板上的盖子，从地上的大洞中取出一大块冰。然后再用冰锯切下大小合适的一块，又把剩下的部分重新放回地下的冰窖里。
阿叶姥姥拎着装冰块的铁桶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一路上我都在担心，桶里的冰会不会还没到家就化掉了。可是，偏偏阿叶姥姥毫不理会我的担忧。一路上，不是站在路边和人聊聊天，就是停下来分些冰给别人，甚至路过本家时，还会切一块冰给他们。
等我们回到土仓，桶里的冰已经少了一大半。阿叶姥姥用菜刀把冰块剁成两三块，取一块用棉布包起来，再用铁锥凿碎。然后再把这些小冰碴装进大海碗里，撒上白糖，摆到我的面前。接着再给自己也做一份，需要把刚才的步骤从头再来一次。就这样忙活大半天，我俩才能肩并肩地坐在土仓的大门口，一起享用清甜爽口的刨冰。也许是因为刨冰太好吃，也
许是因为去买冰的路上太开心，总之，我和外祖母并肩坐在土仓门前，怀抱着盛满刨冰的大海碗——那一去不复返的遥远夏天的回忆，永远定格在了这幅画面里。画中，夏日的骄阳依旧那么灿烂，夏日的微风依旧那么疏朗，就像儿时一样。
天气转凉，酿酒的亲戚家开始忙起来了。他们从别村请来了好几个男劳力，每天都在酒窖里忙碌。
酿酒的日子里，我时常要强打起精神，天不亮就起床，跟着外祖母，走过长长的田埂，去亲戚家的酒窖里讨些“扭扭年糕”。
天还没亮，四下里一片漆黑，可是酒窖中的男人们却早已忙活开了。我好奇地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们不时将一个长长的棒子伸进蒸米的大锅里看看火候。反复几次之后，就会有一个男人用那根棒子捞起一大坨刚蒸好的米，捧在手里飞快地扭成一团，然后递给我，一边说：“喏！拿好，少爷！”
我接过年糕，便又走过长长的田埂回到土仓，再次钻进温暖的被窝里睡个回笼觉。其实，这扭扭年糕的味道也没什么特别，我只是喜欢早起去酒窖的那种感觉而已。我的这个奇怪的嗜好一定给阿叶姥姥添了不少麻烦，可是她却仍然坚持每个冬天早起两三回，带我去讨年糕。
我们村虽然小，临近下田大道倒有两家点心店。不过是在山里、田里劳作之余，作为副业给孩子们做点零食的小店。店里有黑糖球、水晶糖球、芝麻糖、小糖珠、柿饼、煎饼以及姜糖之类，装在带玻璃盖的木盒子里，整整齐齐地摆在货架上。另外还有两三种糯米做的糕点，却不是孩子们吃得起的。
水果店可没有。果树长在哪儿，孩子们比谁都清楚。比如，海棠树在五金店，金橘树在酒馆，无花果树则在我的本家。哪棵树结了果子，孩子们就只在那棵树所在的那户人家周围玩。不知不觉地，树上的果子都被摘光了。土仓的后院有蜜橘、沙柑，还有柚子。孩子们对蜜橘和沙柑连看也不看，只盯着柚子。柚子多籽，味道又酸，可是那一个个亮澄澄的金黄色果实，对孩子们来说却有着特别的吸引力。柿子树倒是家家都有，不过孩子们并不感兴趣。
小时候，我特别爱喝葛根汤，可是只有生病的时候才喝得着。要是得了感冒，外祖母还会在睡前让我喝下一碗热热的甜酒。脖子上裹着丝绵被，一口一口嘬着甜酒，这才是生病的人该有的样子。
每个月的六号，阿叶姥姥都会给我做小豆汤，因为我的生日也在六号。要是她临时有什么事耽误了，也一定会把这项任务交给本家的外祖母。她总是念叨着“少爷的小豆汤、少爷的小豆汤”，弄得本家的人也不敢马虎了。
另外，阿叶姥姥每个月十一号还会做什锦寿司，因为她的情人曾祖父洁的忌日刚好就是十一号。这一天，她会让我先跪在佛堂前磕个头，然后才能吃上什锦寿司。但她不做硬米饭。就算是本家那边做了硬米饭送过来，她也会重新蒸一蒸，蒸软了再端上桌。
——这饭里有骨头。
这是阿叶姥姥常用的说辞。
这些食物中我最爱吃的，要数面粉。也不用水煮，直接抓一把塞进嘴里，嘴角、脸上立刻糊满了白色的粉末。这个时候，外祖母一般都正好在我旁边。她一见我嘴里鼓鼓囊囊地塞满了面粉，就会立马递过来一个茶杯。要是还不能全咽下去，就再给我喝一杯。我吃得开心，外祖母也玩得高兴。
阿叶姥姥六号做小豆汤，十一号做什锦寿司，到了月中，她还会做萩饼。为什么选在月中做萩饼呢？一定有她自己的原因，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年轻的姨妈
本家的外祖父母生了很多孩子，有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早年夭折，一个女儿刚出生没多久就过继给了西海岸的亲戚家。如果算上这两个，那就有五个儿子四个女儿，一共生了九个孩子。
不过，我和阿叶姥姥在土仓生活的那几年，家里只剩下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其余的都离开家了。最年长的我的母亲自不必说，长子去了美国做贸易，次子是满铁[23]的职员，去了满洲。还有一个女儿是进了沼津的女子学校，只有节假日才回来住几天。
所以，其实本家只有上小学的两个儿子和与我同年的一个女儿，只有这三个孩子还生活在父母亲友的庇护下。他们都还是孩子，可是按辈分来说却是我的舅舅和姨妈。
念沼津女校的姨妈阿町，只在学校放假的时候才回家。
可是，在年幼的我眼里，她却是一个特别的女性。她比我年
长十二岁，我被阿叶姥姥带走的时候，她大概十七八岁，快从女校毕业了。
等我上了小学，阿町也已经从女校毕业了，回了家，成为了家里的一员。可是，在此之前，这位年轻的姨妈究竟算不算是本家的家人，我其实是疑惑的。在我眼里，她跟别人不一样，是一个每到正月或暑假就会突然出现的女人。事实上，无论是长相还是言谈举止，这位年轻的姨妈在本家人之中也显得特别与众不同，仿佛鹤立鸡群一般引人注意。
阿町在家的日子，我几乎每天都会去本家玩，而且总爱缠着她，心里一直担心她没几天又该走了。所以，我几乎天天往本家跑，见了她就问：
——你啥时候走啊？
这几乎成了我跟她之间特有的寒暄。
不记得是哪一年的事了，有一回，阿町要乘马车回沼津了，全家人都去驿站送她，唯独我倔着性子说什么也不肯去。也许，阿町是我的第一个爱慕对象。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虽小，却用情至深呢。
小姨妈从女校毕业没多久就谈了恋爱，有了孩子并结了婚。在大正八年的二月因心脏病离世，时年二十四岁。那一年，我刚上小学五年级。
因为她的英年早逝，小姨妈在我的记忆里更加美丽而充满魅力了。我家的旧影集里至今还保留着一张她的照片。照片上，还是学生模样的她梳着当时流行的“庇发髻[24]”，穿着裤裙[25]，眼角微肿，眼神清澈而伶俐。她坐在椅子上，身体微微侧向一边。特别是她绷紧的嘴角，给人一种沉稳、大气的感觉。在我的印象中，小姨妈为人行事也的确和照片中一样，十分从容淡定。
我不能确定小姨妈是否真的像我期望的那样疼爱我，但她的确让不在妈妈身边的我得到了更多的照顾和呵护。跟她的几次对话，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我成日里“阿叶姥姥、阿叶姥姥”地叫惯了，有一次她却阻止我说：
——不能叫阿叶姥姥，是阿叶。
——明明就是阿叶姥姥嘛。
——不对。要叫阿叶。你只有一个姥姥，就是本家的姥姥。阿叶姥姥不是你的姥姥，她只是阿叶。
大概就是这样一番对话。她的话说得这么难听，我当然不可能听她的。可是我记得这样的话她还说过好几次呢。一定是见我身心都已被阿叶姥姥彻底俘虏，她心里愤愤不平，所以忍不住敲打我几句，想把我打醒。
要是旁人跟我说这些话，我一定会把他视为阿叶姥姥的敌人，为了维护阿叶姥姥跟他拼个你死我活。可奇怪的是，对这位年轻的姨妈我却恨不起来。她当然应该算是阿叶姥姥的敌人，可是不知为何，对这位年轻美丽的姨妈，我却丝毫没有敌意。同样是敌人，这个敌人却和别的敌人不一样。
不过，因为她老这样说，阿叶姥姥自然也对我这位姨妈没有好感。
——真是个招人厌的坏丫头。
——街上碰到了我也懒得理她。
——一个姑娘家，竟然在家里唱歌。
阿叶姥姥老爱抱怨她。我却总是默默地听着。不管阿叶姥姥怎么说她，对小姨妈，我仍是喜欢的。
我从不叫她姨妈，却叫她阿町姐姐。我记得是因为有一次我叫了她姨妈，被她狠狠地训了一顿，并进行了大致如下的对话。
——别叫我姨妈，我可不爱听。就叫姐姐吧。阿町姐姐，就这么叫，记住了吗？
——怎么能叫姐姐？怪怪的。
——哪里怪了？
——明明是姨妈嘛。
——姨妈也可以叫姐姐。
我老爱缠着这位阿町姐姐。有时，我会让她带我去山谷里的公共温泉澡堂。每每和小姨妈并排走在下田大道上，我都莫名地感到自豪。有时，我又会让她在傍晚带我去小学的操场散步。本家离小学其实没几步路，可是光是这么走个来回，我也觉得很开心，总觉得和小姨妈走在一起是一件挺骄傲的事。有时，与我同年的阿正也会跟我们一起，我却总是连推带攘地想把阿正挤到一边去。为此，我总是挨骂。
——你不是爹妈养大的，怪不得有坏心眼。
我总会遭到这样的指责。我常想，如果我也像阿正那样，是她的妹妹该多好啊。
不记得是上小学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了，有一次在屋外玩的时候，她曾紧紧地抱住了我。她把我抱得太紧，勒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拼命地挥动着手脚，想要从她的怀抱中挣脱出来。最终我也成功地挣脱了。可是没过一会儿，我又凑到她跟前，说：
——再来一次！
——不了，不来了。
——就像刚才那样，再来一次嘛！
可是，她却再也没有那样抱过我。
在公共澡堂洗澡的时候，总是小姨妈给我身上抹肥皂。
因为我老爱驼着背，背上总会时不时地挨几下打。这份记忆，和与母亲相关的回忆重叠在了一起。有次母亲回乡，也带我去了公共澡堂。在她给我身上抹肥皂时，也是因为我站得不够直，背上也挨了她两下打。也许因为她俩是姐妹，所以有着相似的性格和习惯。可是比起母亲，小姨妈似乎要温柔多了。同样是挨打，小姨妈却打得一点儿也不疼。
我还记得，我曾经当着小姨妈的面，吃过蜂窝上结的白色蜂蛹。那个时候我还没上小学，大概是八月末九月初的事。
孩子们都在本家门前的大路上玩，有小一点的，也有大几岁的。其中有个年纪大点的带来了一个蜂窝，他从里边取出白色的蜂蛹，发给我们每人一个。我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手掌上那个轻轻蠕动的白色小东西，不由得觉得有点恶心。
——吃吃看！
发放者硬要我们把这东西放进嘴里。
——没什么好怕的，就这么吃。
说着，他自己率先行动起来。只见他把一个白色蜂蛹扔进嘴里，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弄虚作假，他还张大嘴巴给我们检查。然后就咕噜一声，像吞口水一样，把那个白色的小生物吞进了肚子里。最后，他再次张大嘴巴，向我们展示他空空如也的口腔。
——瞧，我吃了。你们也吃吧。
可是，谁也不肯把蜂蛹放进嘴里。这时，我的小姨妈从本家的前院走了出来，当她得知我们在干什么之后，自己也拿了一个蜂蛹放在手心，说道：
——什么？太可怕了！活的蜂蛹，你就这么吃了？
突然，只听我大叫了一声：
——我也敢吃！
紧接着，我便把手中的蜂蛹塞进嘴里，一闭眼吞了下去。并且，为了向小姨妈证明蜂蛹已经被我吞进了肚子，我也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给她看。
说时迟那时快，阿町姐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拉到本家的厨房，把手伸进我的喉咙里，让我赶紧把刚才吞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可是，哪有那么容易？
——这下可糟了！过不了多久你的肚子里就会生出蜜蜂来。你傻吗？为什么干蠢事？
我被她的样子吓坏了，耷拉着脑袋大气也不敢出。我相
信了她的话，真的以为自己肚子里会长出蜜蜂来，在里面“嗡嗡嗡”地飞来飞去。用现在的话来说，我是想在自己的小姨妈面前装装酷，谁知却适得其反。
从那以后，小姨妈就常常把耳朵贴在我的肚子上，逗我说：
——让我听听，现在还会嗡嗡叫吗？
每次听到她这么说，我的表情立刻就变得凝重起来。
说到蜜蜂，还有这么一件事。那是在我刚上小学不久，有一次我在学校的后面玩时，不小心被蜜蜂给蜇了，从石墙上跌落下来摔伤了。我撕心裂肺地大声哭喊着，跑回了土仓。被蜜蜂蜇过的地方疼得钻心，摔伤的地方也疼得不行。
其实，我对被蜜蜂蜇伤这件事并没有什么概念。只是额头突然剧痛起来，心里又难受又害怕，本能地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所以赶紧往土仓跑。
阿叶姥姥在我被刺伤的地方敷上氨冰，又在膝头和脸部擦伤的地方抹上浓碘酊，并让我上床躺着休息。
当天晚上，本家的外祖母，还有邻居们都来看我了。阿叶姥姥一惊一乍地闹得全村都知道了，不来看一眼也说不过去。
——小少爷，你受苦了。
本家的外祖母满面愁容地说，看样子一定心疼坏了。
过了几天，我又去本家，正好遇见结束了沼津的学生生活刚回家的小姨妈。
——哎呀呀，你瞧瞧。你不是还吃过蜂蛹的吗？一定是蜂王对你恨之入骨，派小蜜蜂来报仇了。我说的准没错。
她说的话，我半信半疑，又觉得没准儿真是她说的那样。
我把这话告诉了阿叶姥姥，她也并不拆穿阿町姐姐，只是不置可否地说：
——这种事还真不好说啊，不过，蜂蛹啥的，以后最好还是别吃了。
阿叶姥姥很少把我当小孩儿看，只有那次是个例外。可能她觉得要是再不说点啥，往后还不知道我会吃什么呢。
谁知，等我上到小学三年级，外祖母的担心竟成了现实，蜂蛹什么的我已经可以连眼睛也不眨一下地吃下去了。
一入秋，我们就到野地里找蜂窝，找到后就拿火熏，等蜜蜂都被熏跑了，就把蜂窝摘下来，取里边的蜂蛹来吃。其实也并没有多美味，只是吞下去的那一瞬间，觉得特别刺激。其他的孩子应该也跟我一样，因为每次吞下蜂蛹之后，大伙都会不约而同地露出狡黠的微笑。
在我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伊豆一带特别流行一种感冒，得病的人两腮会肿得老高老高。无论大人小孩，得了这种感冒后，会两三天持续高热。等高烧退了，可以下床了，腮帮子就会肿起来。有的是右边腮帮子肿，也有的是左边肿。在我们村，把这种感冒叫做“腮肿病”。有的人病势来得凶猛，有的人却又不觉得怎样。还有些人甚至因为高烧引发了并发症，差点危及性命。村里有种说法，得了这种感冒，只要用枇杷叶煎水喝，就能缓解病情。所以，村里的枇杷树都被摘光了叶子，成了光头和尚。
这个病，我和外祖母都得过。一开始是外祖母染上了，在她卧床养病的日子里我便离开了土仓，被送回了本家。可是回了本家不过两三天，我也发病了。应该是之前就已经被阿叶姥姥传染了。
那时候，这种感冒刚刚开始传播，我和阿叶姥姥的病情都还算轻。即便如此，我还是发了两三天高烧，在本家的二楼昏昏沉沉地躺了两三天。发高烧的那几天，我担心自己的腮帮子肿起来，总是不停地伸手摸摸自己的脸。我曾见过几次腮帮子肿得老高的小孩，很担心自己也变成那个样子。
那几天，我唯一记得清楚的是，每当我醒来，一睁开眼总能看见小姨妈阿町姐姐坐在床头，把手轻轻搁在我的额头上。那或许是我发烧发得最厉害的时候，小姨妈来给我换冰袋，每次换之前，都会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烧退一点没有。
我也记不得那是半夜还是白天，总之一睁开眼就能看见小姨妈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当然，小姨妈不可能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所以，一定是她每次来摸我额头时我也刚好醒来。但是，我更愿意相信小姨妈是一直守在我床边的。只要有她保护着我，我就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那种安全感，我至今仍能体会得到。
虽然跟小姨妈相关的这份记忆有着特别的意义，但是躺在床上被人摸额头，这样的事还不止这一次。我记得还有好几回，阿叶姥姥摸过，本家的外祖母摸过，我的母亲也摸过……她们的手带着各自的爱的温度和重量，轻轻地落在我的额头上。也许，小孩子的额头比身体的其他任何部分，都更能敏锐地捕捉到爱的触感。
小姨妈从沼津的女校毕业后，在沼津做生意的亲戚家里帮了一年工，然后就回了乡下老家。不久，又进了村里的小学，成了一名代课老师。但这其实并不是她的意愿。只是因为村小缺老师，村政府再三恳求，小姨妈这才像学生时代那样换上裤装，每天去离家步行不过五分钟的小学上班。那是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的那个春天。仔细算算，那年我八岁，小姨妈正好二十岁。
就这样，小姨妈在小学工作了一段时间，和一位毕业于东京的大学，同样在那里当代课老师的邻村的医生的儿子恋爱了。随后便从小学辞了工作，生了孩子，结了婚，没过多久便英年早逝了。这件事当时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小姨妈不是结了婚之后才生孩子，而是生了孩子之后才结的婚。
总之，小姨妈阿町姐姐，在她二十四岁的那个春天，人生之旅才刚刚启程的时候，便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二十四岁的年纪，在现在的我看来，是多么年轻，多么遥远。每每看到“红颜薄命”“花落人亡”之类的句子，我总会想起我的小姨妈。我周围英年早逝的人并不止她一个，可是这个还未脱去紫色裤裙的姑娘，却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恋爱、生子、结婚，完成了一个女人一生应该经历的一切，随后便毅然决然地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回想她的一生，我既觉得干脆洒脱，又觉得哀伤惋惜。
说起来，我恐怕是第一个发现小姨妈的恋情的人。更准确地说，是我和与我同年级的两三个孩子，比村里的其他人都更早地察觉出她和学校的男老师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小孩子的直觉还真是很准呐。
——我带你们出去散散步吧。
小姨妈这么一说，孩子们就已经猜到，她的恋人也一准儿会出现，和我们一块儿散步。当然，我们也并没有大惊小怪，而是很自然地接受了这件事。就这样，孩子们成了两人恋情的见证者、支持者和同盟者，虽然我们并未意识到这种理解、肯定和支持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似乎自然而然地，我们就站到了他们一边。
比起和小姨妈两个人散步，我甚至觉得多一个人，那位男老师也加入进来反而更开心。其他孩子应该也和我想的一样。看着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老师凑成一对儿，不知怎的，我们也觉得心里甜丝丝的。忍不住就想唱起歌来，或是围着他俩跑来跑去。
小姨妈老爱去通往长野村的那条大路上散步，那条路上来往的人不多。总是走着走着，那位男老师不知从哪儿就冒了出来，加入了我们的行列。不用说我们也知道，两个大人准是事先就约好了。不过，虽然大伙儿都心知肚明，却谁也不会说破。因为我们懂得，只有不说破，两个大人才能更自然地相处。
然而有时候，男老师却迟迟没有出现。这个时候，要是有谁问了一句：
——老师怎么还不来啊？
立刻就会有人安慰他：
——这就快来了，别着急。
同时，又扭头对小姨妈说：
——对吧？会来的吧？没错！他一准儿会来的。
——你们在说谁呀？
小姨妈哭笑不得地说。
——当然是我们老师啦。
——你们老师为什么会来？
——这个嘛，谁知道呢？
孩子们总会这么回答。我们把小姨妈的恋人当老师，而小姨妈呢，我们只把她当朋友。不仅我把她叫做姐姐，在其他孩子们眼里，她也只是邻居家的一个大姐姐而已。
那位男老师一出现，孩子们便一起大声欢呼起来。现在想来，一对青春正好的有情人，相处时自然会酝酿出一种独特的甜蜜气氛。尽管我们还是孩子，却也深深被那份甜蜜所感染。所以我们才会按捺不住内心的躁动，要么叽叽喳喳地说个没完，要么围着他俩绕圈打转，总觉得莫名地兴奋和欢喜。
村里的小青年们老爱向我们打听：
——你们见过他俩牵手吗？
我们总是噘着嘴矢口否认：
——才没有呢。阿町姐姐怎么会做那样的事？
——傻瓜！下次可给我瞧仔细点。
对说这种话的人，我们总是本能地充满敌意。小小年纪的我们深信，这一对年轻的恋人之间一定有什么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值得我们珍爱和守护，虽然我们也说不清楚那东西究竟是什么。同时，我们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默契——
关于他俩的事，对谁也不会多说半个字。
姨妈和她的恋人从恋爱到结婚，这一路走得并不顺利。
同为小学教员竟然私底下谈起了恋爱，村里人对此自然颇有非议。再加上毕竟是乡下，自由恋爱什么的一旦发生在自家亲戚身上，人们的看法和观念可就没那么明智和开通了。当然，最令乡亲们和家里人无法接受的，还是她未婚先孕、未婚生子这档子事。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总算幸福圆满，可喜可贺。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小姨妈一定不知道受了多少次委屈，伤了多少次心，吃了多少回苦头。
对这样的事，小孩子的直觉尤为灵敏。记得有一回，不知是春天还是秋天，小姨妈坐在本家内院回廊的廊沿上织着什么东西，而我就在她身边玩耍。也许还有别的孩子，可我已经记不清了。总之，我就守在织东西的姨妈身边玩儿。
记忆中，那天的姨妈好像和平时不大一样。所以我是下意识地以她为中心，选在离她不远的地方玩玩泥巴或是别的什么。时而还会停下手里的工夫，朝姨妈的方向张望，总能看见她埋着头专心地织着，毛衣针在她手中灵活地上下翻动。我这才放了心，重新投入到自己的游戏中去。
对姨妈来说，也许那一天真的是特别的一天。正因为是特别的一天，所以我眼中的姨妈才会那样的不同寻常，那样的令人印象深刻。又或许，对她来说那一天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天，她像寻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安静地织着东西，而就是她这副再寻常不过的样子，却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心底——
这样解释似乎也未为不可。现在的我看来，第二种解释反而显得更加自然。那一天，小姨妈专注于编织的模样，让年幼的我不敢离她太近，更不敢跟她说话。她沐浴在秋日或是春日的阳光下，双手灵巧地盘弄着毛衣针，也许一边还在想着什么开心事，当然也有可能是伤心事。
她心里究竟在想什么我当然无从知晓，我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贸然打断她的思绪。当时的我年纪虽小，却早已懂得这是最基本的礼貌。我只想在离小姨妈不远的地方默默地守护她独处时的心境，只是不知她那时的心里装的究竟是满心欢愉，还是满腹愁肠。不过，无论是欢喜还是忧愁，在那时那刻，对小姨妈来说都是无可替代的心境。她深深地沉浸其中，表面上机械地摆弄着毛衣针，心绪却摇曳、起伏不定。
关于姨妈，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一幅画面——姨妈正躺在本家里屋的床上，而我正在屋外的回廊上玩，我俩就这样一里一外、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我就只记得这些。这幅画面中的姨妈，似乎显得有点没规矩。屋外阳光灿烂，却没有照进屋内。在这略显昏暗的房间里，姨妈年轻的身体只裹了一件睡衣，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连被子也没盖。当然，其实我已经记不得她究竟有没有盖被子了，但想来应该是没盖的。或许，她躺在床上高高抬起了双腿；又或许，她侧身躺着弄皱了裙角。不管怎么说，她的睡姿在还是个孩子的我看来，多少有些不敢直视。几分慵懒，几分阴郁，或许还有几分淫荡。
记不清那是在姨妈谈恋爱的时候，还是在她结婚以后。
或许是在她怀孕期间，又或许是在她得了那场夺走她生命的重病之后。甚至也可能跟怀孕、生病都没关系，那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午后，小姨妈像往常一样在睡午觉，我正好从她房外经过，而她也正好在这个时候醒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一天的姨妈，的确和我记忆中那个穿着紫色裤裙、梳着时新发髻的姨妈不太一样。在无数个关于姨妈的回忆的片段中，唯有这个片段里的她，似乎已经拥有了成熟的肉体。
就这样，小姨妈阿町姐姐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了许许多多个不同的侧影，不久后便在婆家，也可能是在丈夫的任地，结束了自己短短二十四年的生命。所以，我既没能见上她最
后一面，也没能参加她的葬礼。在我看来，姨妈仿佛突然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对姨妈的怀念和追慕，或许是在她离世多年以后，在我已经长成一个少年之后，才在我内心深处渐渐苏醒的。
姨妈葬在她的婆家，邻村的墓地里。也因为这样，已故的亲戚中，只有这位姨妈，我从未给她扫过墓。现在，乡亲里认识这位姨妈的人也已经所剩无几了。不过，你无论问他们中的哪一个，那人都会告诉你，她是整个家族中数一数二的大美人。
小姨妈对阿叶姥姥始终带着敌意，而阿叶姥姥对她也一直喜欢不起来，可是儿时的我，似乎对两人的这种关系毫不介意。我和阿叶姥姥相亲相爱，彼此照顾。同样的，我和小姨妈也情同手足，亲密无间。
小姨妈去世后的第二年，仿佛是追随着她的脚步，阿叶姥姥也永远地离开了我。我在十二岁那一年，失去了尚在花样年华的儿时的心上人；又在十三岁那一年，失去了虽已垂垂老矣却无可取代的人生的依靠。在自传体小说 《白婆婆》中，我把这位姨妈的死写在了我九岁的那一年。那年的秋天，姨妈离开本家嫁去了邻村的婆家。时间上的确和事实多少有些出入。我之所以做这样的改动，是因为正是在那一年，我才真正地、强烈地体会到失去小姨妈的悲伤。在她离开本家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两年后得知她的死讯，我却始终半信半疑，似乎并不曾真正接受她的死。我之所以“歪曲事实”，只是为了在作品中更加深刻地表达出小姨妈的死给我带来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