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前文所说，我的童年是在伊豆的小山村里和阿叶姥姥一同度过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有多少与父母有关的记忆。无论是关于父亲还是关于母亲，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大都发生在小学六年级以后。
阿叶姥姥是在大正九年 （1920 年） 的一月去世的，那时我正在念六年级，而且还有三个月就要从小学毕业了。按计划，学校一毕业我就要搬去父亲当时的任地浜松，到那里去念中学。这个安排我早已知晓，阿叶姥姥也是清楚的。也就是说，就在我和阿叶姥姥在土仓中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接近尾声的时候，就在我俩朝夕相处的日子只剩最后三个月的时候，阿叶姥姥突然患上了白喉，在病床上苦熬了十来天便撒手人寰了。与此同时，我也得了感冒，发着高烧，被送去了本家的二楼上养病。
阿叶姥姥的葬礼那天，我只能在本家二楼的窗前，目送着送葬的队伍渐行渐远。我的高烧还没完全退，一下床便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浑身无力。所以，我既未见过阿叶姥姥病中的模样，也未见过她的遗容。我简直无法相信，送葬队伍最前端那几个人抬着的灵柩里，就躺着阿叶姥姥的遗体。本是一月下旬，正是最冷的时候。那一天却没有一丝风，冬日的阳光静静地洒在每一个人身上。
虽然事先知道我父母的安排，但是真的要我离开土仓，从此和阿叶姥姥分隔两地各过各的，无论是对我还是对她来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也许正是因为不想面对这个难题，阿叶姥姥选择在我俩即将分离之前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远远地朝着阿叶姥姥的灵柩低下了头，虽然没有哭出声，却早已泪流满面。后来离开窗边回到了床上，我也仍然任由泪水流个不停。阿叶姥姥的死，就发生在我俩即将不得不分离的时候，一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悲痛难忍。十三岁的我，已经完全能体会出这意味着什么。就在前一年，年轻的小姨妈阿町刚刚去世。也就是说，我在两年之内接连失去了两位亲人。阿町要么是在她的婆家，要么是在她丈夫的任地去世的。收到讣告时，我始终半信半疑，反而并没有感到特别悲伤。阿叶姥姥下葬的这天，是我第一次为别人的死而流泪。
阿叶姥姥去世后不久，我便转去了浜松的元城小学念书。中学的入学考试近在眼前，我的父母觉得，哪怕只有几天，多少感受一下大城市的小学的氛围也是好的。只可惜，我那一年却没能考上浜松的中学，只得去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再读一年。
我从小就不擅长考试，考高中也考了好几年。中学第四年没能考上山形高中，第五年又没考上静冈高中，又复读了一年这才考上了四高。四高毕业后考大学，又没能如愿考上九州大学的医学部，没办法只好去法学部跟读混了两年，最后才好不容易考入了京都大学的文学部。并且，别人念三年就能毕业，我却花了整整四年。这么算起来，我在考学上足足比别人多费了五年的时间，其中的第一年，就是在小学升初中时浪费掉的。或许是因为和阿叶姥姥在土仓度过的那八年，也就是我从五岁到十三岁的那八年，日子实在是过得太悠闲了吧。不过嘛，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总之后来，我上了师范学校的附属小学的高年级。为了升初中而做了复读生的那一年，我是和家人一起生活的。所以，我关于父母的所有记忆，大致都是从再次备考初中的这一年开始的。
只可惜，第二年我刚考上浜松中学，父亲就随部队开赴西伯利亚去了内陆，一年后才回来。回来没多久，又被调去了台北出任卫戍医院院长。因为这个原因，我又再次与家人分离，被送到离老家更近的沼津去上中学了。父母认为，今后父亲的职务和任地定会经常变动，与其跟着他走南闯北不停转学，还不如直接转去沼津中学稳定下来，也多少离老家近一些。这也正合我的心意。这样一来，我在浜松中学统共只读了两年，这两年是和家人一起生活的。不过，其中一年父亲不在身边，家里只有我和妈妈及弟妹。
此后的中学生活，我就一直与家人聚少离多，大都是自己照顾自己。总的来说，我的整个童年及青少年时期，似乎都与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无缘。而且，青少年时期多少还能搜寻到几段关于父母的记忆，至于幼年时期，这样的记忆就更是微乎其微，而且不知何时早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记得儿时，我曾趴在故乡老屋的古井边上往里瞧。后来回想起当时奇妙而难以言喻的感受，我还曾赋诗一首。记得当我趴在古井边往里看时，在背后扶住我的应该是母亲，不过也不敢肯定。我问了母亲，她当然已经不记得还有这么回事，自然也给不了我答案。说起童年时期关于父母的回忆，大多是这样的情况。
关于父亲，我的记忆中还有这样一个片段：在不停晃动的夜班列车的车厢里，我和父亲相对而坐。这是哪一年的事，那是开往何方的列车，我都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年幼的我曾跟着一身戎装的父亲乘坐过一次夜行的火车。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我曾问过他这件事，父亲却说：——是吗？还有这样的事？真是一点也不记得了。
我也问过母亲，她也没能给我一个确切的答案。然而，我敢肯定的是，记忆中的这个片段绝不是梦境与现实的错乱。在儿时的众多记忆中，这个片段是极具真实感的。
一身戎装的父亲在我对面的椅子上和衣而卧。父亲当时身着军装，我们定然坐的是二等车厢。我也曾怀疑是卧铺车厢，不过那时候是否已经有卧铺还是个问题。
列车不知停在了哪个站，为了给我买盒饭，父亲下车去了站台。我留在车上，透过车窗看到了父亲的身影。深夜的月台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见不着，只有远处有两三个列车员的身影在晃来晃去。我和父亲所在的那节车厢好像停得离站台较远，隔着空荡荡的站台能看到对面有一幢像座仓库似的大房子。
借着月台上几盏裸露的灯泡的微弱光线，父亲沿着月台朝列车的尾部走去。等待父亲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坐立不安。过了一会儿，父亲终于回来了。他递给我一盒饭和一瓶茶水就回到方才的座位上躺下了。父亲还把一块浸湿的手绢搭在额头上，可能有点发烧。
仅有的这一点残存的记忆，令我每每回想起来，只感到一阵难以言状地哀愁，更能体会出一种父与子之间所特有的
无声而深沉的爱。不过，这也许并不仅仅是多年后的我对遥远记忆中的一幅画面所产生的感受，而更像是独自行走在月台上的父亲的身影在当年年幼的我心中所发的触动。在关于那一夜的遥远记忆被唤醒的同时，那颗深受触动的幼小心灵也幡然苏醒了。
父亲从东京军医学校毕业后，第一份工作是去静冈。这次旅行也许就发生在我们正准备从东京搬去静冈的时候。这样的话，那天晚上只有两种可能：恐怕因为什么缘故，要么是父亲带着我先行一步，要么是母亲他们先去了静冈，父亲和我赶着去同他们会合。若真是那时候的事，当时的我也不过四五岁。《海军主计大尉小泉信吉》 这部作品，是小泉信三博士所写，是一个父亲缅怀自己身为海军军人而战死疆场的儿子的文章。其中有一段涤荡人心的优美文字，描写了作者同五六岁的儿子在节日里外出闲游时的情景。
父亲小泉走在前头，当时不过五六岁的儿子趿拉着一双大大的草鞋，“啪嗒啪嗒”地追着父亲一路小跑。好不容易赶上了，两人还没说上两句话，儿子又落在了后面。小泉先生记录下这份多年前某个黄昏的遥远回忆，又在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此时，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确信：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父亲。这份踏实的感觉，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这番话，写尽了为人父者的一颗赤诚之心。父亲，比任何人都更珍惜这种“他是我的孩子，我是他的父亲”的确信。当他拥有了这份确信，他就不再有别的身份，而只是一个父亲。这便是所谓的为父之心最应该有的样子，也是唯一正确的方式。
不过反过来说，为人子者也许也是一样。身为人子，也会时常产生一种“我是这位父亲的孩子，他也只是我的父亲”的确信。确切地说，这份身为人子的确信，也正是孩子对父亲的爱的最佳诠释。
儿时同父亲一起搭乘夜班列车的经历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如今每每想起，总会勾起一丝难以言喻的哀愁。借小泉博士的话来说，这正是因为年幼的我对自己的父亲产生了无法动摇的确信，坚信他就是且只是我的父亲。身为人父的确信，身为人子的确信，都会令人产生一种悲壮的情怀，这种情怀，或许最终只能化为一丝“难以言喻的哀愁”。
在我为数不多的与父亲有关的记忆中，这次搭乘夜班列车的经历是我最为珍视的。那是我第一次如此确切地感受到父亲是我的父亲，想必当时的父亲也确切地感受到了我是他的儿子。那一夜，对我和父亲来说，在彼此的人生中，都是无可替代的珍贵的一夜。
大约四年前，我曾远游俄罗斯，曾在深夜的新西伯利亚车站，等待过一辆西伯利亚铁道局的列车。月台上几乎见不到什么乘客，只有我们一行人站在冷冷清清的月台角落，身后是一座大仓库似的建筑。那个时候，我突然忆起了儿时的那晚所看到的，身着军装走在深夜的月台上的父亲。深夜的新西伯利亚火车站也是那么的清冷和落寞，很容易令人联想起日本大正时代的昏暗的站台。
还有另一个与父亲有关的童年的回忆，大约发生在我四岁的时候，具体几岁我已经记不清了。那时候，我还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那是一间六席大的不算宽敞的屋子，屋子中间放了一张桌子。我和父亲，还有一个女人，正围着桌子坐着。父亲正在和那个女人说着话，而我呢，面前放着一碟冰激凌，正用小勺子一口一口地挖着吃。我一边感叹着冰激凌的美味，一边寻思着：这个跟父亲说话的女人到底是谁呀？这两个念头塞满了我的小脑袋。
除了这些，别的我都记不清了。我和父亲以及那个陌生女人所在的屋子，好像是一家西餐厅的二楼，时间倒是能确定是在晚上。我记得父亲穿着和服，想必是晚饭后带我出去散步，为了给我吃冰激凌才走进了那家店。记忆里的画面很容易令人产生这样的联想。
问题出在那个女人身上。她既不像是店里的女招待，也不像是那家店的老板娘。看不出她究竟多大，却也还算年轻。父亲当时不过三十二三岁，那个女人看上去明显比他小。或许是名艺妓，不过穿了寻常的衣服和父亲见个面，一起相约吃个冰激凌什么的。说到底，一个四岁的孩子看一个女人，凭他怎么绞尽脑汁地猜来猜去，也很难猜出个所以然来。
可是，不管怎么说，这样一幅画面至今仍保留在我的记忆中，足见当时在我幼小的心里引起了相当大的好奇，以至于我吃着冰激凌还不忘打量和观察对方。
在父亲永远一身戎装的黑白色的一生中，难得有这样一幅充满色彩的画面。除此之外，我从不记得曾跟父亲去过什么餐厅、饭店。单从这一点来说，这份记忆已经足够特别。
再加上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的神秘女子，怎能不让我充满好奇并且印象深刻呢？
坐夜班列车的记忆、吃冰激凌的记忆，这便是我童年时期仅有的两个关于父亲的记忆。除此之外便全是少年时期之后才发生的事，印象中的父亲不是穿着军装就是骑着马。
坐夜班列车的事我曾向父亲确认过，但吃冰激凌那件事我却从未对他提起过。似乎我还未来得及开口，父亲就走了。现在想来，多少有些惋惜。
——父亲，那个女人究竟是谁啊？
我真该向父亲问个清楚。也许父亲已经忘了，可我却从四岁一直记到现在。
坐夜班列车和吃冰激凌的记忆里，只出现了父亲一人。
此外，还有一份回忆，同时与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有关。当然，具体的时间和地点我同样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仍然是在我四岁前后发生的事。关于这件事，我曾写过一篇名为《记忆》的散文诗。
不知身在何处，仿佛临近车站。耳边不时传来蒸汽机的轰鸣。木栅栏一眼望不到头，电线杆上的灯泡发着惨淡昏暗的光。人迹罕至，也许是因为人们早已忘了世间还有这样一片空地。我蹲在空无一人的路边，睡意不断袭来，却又总在睡着前的一瞬间猛然惊醒。每一次睁开眼，我都能看到高远的夜空中撒满了星斗，闪烁着冰冷而绝美的光。孩子，别睡！背着一个大包袱的母亲不似平日般温柔，不断冷冷地抛出这么几个字。父亲不知何时突然出现。孩子，别睡！母亲拍了拍我的后脑勺再一次说。然后，她好像突然想起来似的一把抱起我来，随即又把我放下。而此时，父亲已走到前面去了。
——后来，我们究竟是回家了，还是去坐火车了？我全都不记得了。唯一记得的是，那一夜，是父母一生中最悲伤的一夜，那一夜，父母的心仿佛跌进了万丈深渊。年复一年，我越来越不可动摇地确定，那一夜，父母所遭遇的不幸，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
写下这篇散文诗时，我还是个学生。它最终得以在诗刊上发表时，已是战后了。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再一次回想儿时的那段经历，心中仍然会涌出相同的情感。
这首诗中所写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我也曾向父亲和母亲求证过，可是他俩都毫无印象。那个父母都早已遗忘的夜晚，独独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同样的，如今被我忽略和淡忘的某些生活的片段，也许也会以不同的形式烙印在我的儿孙的记忆中。父子间以及祖孙间的这种微妙的传承，实在是有意思。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比血脉的传承和延续还要更加纯粹。
在我上了大学之后，父亲当上了弘前师团的军医部部长。这也是他出任的最后一项职务，之后便以将军的军衔从陆军退役了。父亲退役那天，我们全家一起走上了弘前的街头。父亲戴着将军的肩章走在盛开的樱花树下，其他人紧随其后。街上到处是赏花的游人，很是热闹。这一天对父亲来说，既是开心的一天，也是失落的一天。已是大学生的我，自然能体会父亲的心境。就连当时才十来岁的最小的妹妹，似乎也能凭借着小孩子独有的直觉隐约地感觉到，那一天对父亲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儿时记忆中的每一幅画面，母亲似乎都从不曾单独出现。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父亲的形象是清晰而生动的，然而母亲，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即便是进入了青少年时期，关于母亲，也很难搜寻到什么特别印象深刻的记忆。
不过，这种情况恐怕不只发生在我一人身上。父与子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逆反心。然而，当这种逆反心受到某件事的冲击而产生了动摇，孩子对父亲那种身为人子的信念，父亲对孩子那种身为人父的信念，反而会比任何情感都更加强烈、更加坚定。毫无例外，这种悲壮的情怀，会成为父子之情的最坚实的支撑，也使天下为人子者能够更清楚地看清自己对父亲的一片深情。
相反，母亲却永远都是母亲。无论有没有逆反心，孩子都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甚至可以说是母亲的分身，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母子关系与生俱来，无需证明。常言道“母子连心”，这种情感更是自然流露，无需刻意去追求、去求证。母亲永远是母亲。若硬要说出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来证明，那或许就是对母亲的喜悦和悲伤感同身受的时候。又或许是母亲表现得不像母亲的时候，也就是自己作为孩子的地位受到威胁，对母亲的依恋遭到背叛的时候。总而言之，只有当理所当然的事变得不那么理所当然的时候，那种反常和不自然所带来震惊与伤痛才会异常深刻地留在一个人的记忆里。
我的记忆里虽然没有母亲单独出现的画面，但却有不少关于她的零碎的片段，虽然无法构成一幅完整的画。比如，在母亲那里受了委屈之后的伤心，忍不住顶撞了母亲之后的懊恼，等等。不过，这样的事，是任何一对母子之间都会经常发生的小插曲，并不会给人留下多么刻骨铭心的记忆。
母亲今年八十八岁了，住在乡下老家，在妹妹妹夫的照顾下，身体还挺硬朗。母亲不挑食，但从我少年时期开始，她就不怎么吃肉了。我考初中时，为了我能顺利考上，母亲立誓茹素，一两年都没碰过肉。等考试结束，她竟真的变得不爱吃肉了。这事我从未听母亲提起过，旁人也不曾告诉过我，我却记得特别清楚，对事情的缘由也有自己的理解。
准确地说，这是关于母亲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其实，决心茹素的时候，母亲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也就是说，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母亲为我做了这件事，却从此在我身上烙下了终身无法抹去的印记——我永远是母亲的孩子。
啰啰唆唆讲了许多童年的往事，一句话概括，我自幼离开父母，在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祖母的溺爱下长大，多少有些不正常。然而，现在想来，这也不失为一种最佳的成长方式。养育我的虽然是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祖母，但母亲的娘家就在附近，亲生的外祖父母也还健在。父亲的老家虽说离得远一点，却也在同一个村子里。父母虽然不在身边，我也并不是孤儿，父母都活得好好的。而且，也多亏了他们的资助，我的日子过得还挺自在。
我跟阿叶姥姥住在一起时，村里人就总说我是她的俘虏。即便在多年以后，他们还是爱这么说。不过，就算真是俘虏，也是个颇受优待的俘虏吧。若硬要说谁是谁的俘虏，阿叶姥姥倒更像是曾外祖父洁的俘虏。这名俘虏在曾外祖父亡故之后，又俘虏了他的曾孙子，以报当年之仇。
在曾外祖父亡故之后，阿叶姥姥一个外乡人，又入不了井上家的户籍，几乎陷入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境地。我这个小俘虏，既是她唯一的依靠，也是她曾经倾注了全部的爱的曾外祖父的替代品。年轻时，她身为俘虏爱过她的占有者——洁；老了，她自己成了占有者，又将所有的爱给了她的俘虏——我。她在伊豆的小山村走完了自己六十四年的一生，也不知是幸还是不幸。如今，阿叶姥姥作为我家的祖辈，长眠在家族的墓园里。
阿叶姥姥给了儿时的我全部的爱，儿时的我也同样无私地爱着她。我明白她处境艰难，所以总是事事维护她，生怕她受外人一丁点委屈。正月里去大伯家过了极不舒服极不自在的一夜，也是为了让阿叶姥姥在老家好做人。由此看来，我俩在土仓中相依为命的生活，更像是一种紧密的合作。因为从小长在阿叶姥姥身边，我似乎比旁的孩子更能敏锐地察觉到周围人的心思。并且，我虽然任性、淘气，却不像在家人身边长大的孩子那般娇气、矫情。阿叶姥姥对我虽然百般溺爱，却也总是说一不二，不像有血缘关系的家人那样拖泥带水、优柔寡断。我和阿叶姥姥之间，也许并不是纯粹的祖孙关系，似乎还夹杂着类似男女之爱的那种微妙情愫。
直到今天，当我站在阿叶姥姥的墓前，心中也不全然是外孙祭拜外祖母的心情，倒更像是来看望已逝的昔日恋人。
既感念对方的一片痴情，也感叹自己爱得并不轻松。
回忆童年，我感到能在老家伊豆的小山村里长大，真是一件好事。在气候宜人的伊豆，无需与大自然抗争，也无需忍耐严酷的自然环境。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中，在大自然温柔的抚摸下野蛮生长，真是莫大的幸福。
每天，我都能看到北方小小的富士山。我喜欢富士山。
特别是在故乡看到的小小的富士山。现在每次回乡，第一件事就是去自家院子里，看看当天能不能看见富士山。
我也喜欢故乡的云。南面，天空被高高的天城山所遮蔽，北面却天高云阔。傍晚有大片大片的火烧云，天晴时有层层叠叠的小卷云，在北方遥远的富士山的映衬下，格外美丽。南面的天城山山巅也终年云雾缭绕。连绵起伏的山峰上云海翻涌，不断变幻出各种形状，好似突然冒出一幢幢造型各异的建筑。还有夏天的积雨云，秋天如仙女的天衣般的薄云……云卷云舒，静静俯瞰着山谷间的小小村落。
这里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初春和晚秋才是最美的季节。三月的山峦长满杂木林，好似瓷器上的水墨画一般清新淡雅。深秋十月的空气则静谧如夜，紧紧包裹着人的肌肤，仿佛能感到有无数细小的微粒在暗暗涌动。
我在故乡长大，对“故乡”一词也情有独钟。并且觉得，无论是哪个国家的语言，“故乡”一词听起来、看起来都是最美的。比如德语中的“Heimat”一词，就可以说是最能体现德语的美感的词汇。
在日语中，“故乡”一词有“古里”“故里”等多种写法，都极富美感。翻翻汉字辞典，能找到很多与“故乡”含义相近的词汇，比如故园、故丘、故山、乡邑、乡关、乡园、乡井、乡陌、乡闾、乡里等等。它们都是“故乡”的意思，却各有各的意蕴。
“乡关”营造出乌云低垂、万籁俱寂的氛围，“故园”一词则让人联想到微风徐徐、阳光静好的画面。这两种意境的故乡，我都不感到陌生。阿叶姥姥死后不久，当我即将搬去浜松时，故乡是“乡关”。而高中时代，当我穿着厚厚的朴木鞋底的木屐回乡探亲时，故乡则是“故园”。
不仅在这两个时候，还有很多不同的场合，让我多次体会到什么是“乡关”，什么是“故园”。
学生时代，我曾两次被乡亲们召回老家，又在乡亲们的护送下，匆忙离乡赶回静冈的连队或是名古屋的师团。那个时候，故乡无疑是“乡关”。
为了参加温柔慈爱的本家外祖母的法事而回乡的那次，故乡则成了“故园”。那时，土仓没人住了，早已被封。曾外祖父的老屋住着外乡来的医生一家。而本家呢，却只剩下外祖父一人独自过活。
尾巴上飘着小旗回到故乡
故乡却已在茫茫白色沙尘中昏昏欲睡
多年以后，我将当时的感受写成了一首短诗。那个时候的故乡，无疑是“故园”。
等我大学毕业进了社会，父母就回故乡去了，此后就一直住在老家。从那以后，故乡对我来说，不再是“乡关”，也不再是“故园”，而仅仅只是“故乡”。每次回乡，我总能发现父母比上一次又更老了一些，家里的房子比上一次又更破旧了一些。确切地说，故乡就是“父母所在的地方”，就是“有爸爸妈妈的地方”，这么形容也许最为贴切。
两三天前，我刚回了一趟“有爸爸妈妈的地方”。父亲已故去十三年了，老家只剩下八十八岁的母亲，和妹妹妹夫一家住在曾外祖父的老屋里。时隔多年，故乡当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土仓在父母刚回乡隐居时就被拆了，原址上建了一个花坛。几年前水车磨坊也没了。儿时我每天透过土仓小窗眺望的那片田野，如今成了我家庭院的一部分。那条小河也改了道，正好从我家庭院穿流而过。
一月末的伊豆比东京暖和得多，院里的红梅全开了，白梅也开了十之有三。这些白梅，在我小时候本是纯白色，如今也许是因为树龄太长，已有些微微泛黄。
去年夏天之前，母亲都还算好动。每回我去院里走走，她也一准儿会跟着出来。可现在，她却整日待在房间里不出门了，只剩我一人站在院中远眺富士山。富士山的下半部被云层覆盖，只露出白雪皑皑的山尖，在早春湛蓝的天空下看得格外清晰。也许，从小到大不曾发生过任何改变的，唯有远方这座小巧秀美的富士山了吧。
* * *
[1]道产子：原义特指北海道本地产的马，起源于蒙古马。体力强健，易驯服。为明治以后的北海道开发作了不小的贡献。由于体格较小，适合用来拉车拉货，也用于驾乘。后来也用这一词汇来特指北海道出生的人。
[2]屯田兵村：明治前期政府配备在北海道兼营农业的士兵，称为屯田兵，多为贫穷士族。一户人家一幢小屋，多由木板搭建。多户屯田兵家庭便形成屯田兵村。后来，以平民、农民为中心的屯田兵村也逐渐增多。北海道屯田兵村的设立，对北海道的开发起了促进作用。
[3]五月晴、五月阴、五月山、五月雨：日语中关于“五月”的词汇，原文分别是“五月的晴天”“五月的阴天”“五月的山”“五月的雨”等意思，特指五月独特的自然现象和景观。
[4]字：日本的市、町或村内部进一步划分出的较小的行政单位，有“大字”和“小字”之分。最初，同一时期开发的田地及农户统称为一个字。江户时代趋于固定化，登录在“检地账”上。明治初年经地租改革再次得到整理和统计，详细记录于现在的“土地台账记载”中。
[5]兰畴松本顺：（1832—1907），日本幕府、明治时期医学家。1857 年在长崎学习西医，后回江户进入医学所。后任明治新政府第一任陆军军医总监。对军医制度的创设贡献较大。
[6]席：日本计算房屋面积的单位。“席”原为日式房屋中用于铺设地板的厚草席，日语称“tatami”，一张tatami大约为1.62平方米。
[7]二百一十日、二百二十日：“二百一十日”指的是立春之后的第210天，通常是日本台风季的开始。在日本的传统立法中，立春是春季的开始，一般是在2月4日，所以“二百一十日”大约就在9月1日，也是秋收即将开始的时候。农家认为，大雨和强风在秋收之前到来的话，可能使一年的收成毁于一旦。所以这一天前后，农家都非常紧张，许多地方都设立了节日，希望“二百一十日”强暴风不要毁掉庄稼。“二百一十日”于1686年被天文学家涩川春海（1639—1715）正式加在日本的历法上。同理，“二百二十日”也是同样重要的日子。
[8]千人针：日本文化中的一种护身符，长约一米，上面由一千个女人每人缝制一针。通常是日本女性在家中参军的男性临行时献上的礼品，用来保佑士兵战无不胜，在战场上能够得到命运之神的垂青。这种习俗在二战期间的日本国内达到顶峰。
[9]宫内省：日本曾经设置的政府部门，主要掌管天皇、皇室及皇宫事务，存在于律令制时代、大日本帝国时期。1947年改制为宫内府，1949年再度改制为今天的宫内厅。
[10]岸田柳生：（1891—1929），日本西洋画画家。曾于白马会研究所学习西洋画，画风近似后期印象派和野兽派。后来受到丢勒和凡·艾克等北欧古典绘画大师的影响，追求写实。1915 年参与创立草土社，成为其中心人物。晚年对早期浮世绘和宋元绘画发生兴趣，致力于西洋画日本化。
[11]《初期肉笔浮世绘》：岸田柳生所著的研究浮世绘的著作。“肉笔浮世绘”是江户时代形成的浮世绘的一种类型。与常见的被称为“锦绘”的浮世绘版画不同，由浮世绘画师用笔直接描绘在绢或纸上，故称“肉笔”。元和、宽永年间的风俗画，与之后的浮世绘在形式和内容上都关系紧密，故也称“初期肉笔浮世绘”。
[12]庆长的女：“汤女”是日本澡堂雇佣的一种娼妇性质的服务女性。兴起于室町时代，江户时代前期在江户、京都、大阪等地的温泉浴室风靡一时。“庆长”即后阳成天皇、后水尾天皇时期的年号，1596—1615 年，这一时期各地的澡堂也生意兴隆，汤女这一职业也甚是兴盛。
[13]黑牙：日本自古有将牙齿染黑的习俗，中世时一度在男性中也很盛行，不过通常在女性中更常见。女子到了十六七岁，就要请自己的“铁浆亲”（为孩子完成染齿仪式的礼节上的义母，多由孩子的伯母婶娘等年长的女性来担当）把自己的牙齿染黑，这被视为是一种成年的标志。染齿之后，女子便可以与男子交往，亦可以成婚了。在日本，古时候多用在灼烧后的陈年铁屑中加入浓茶、酒或糖稀，配制成染齿的染料。
[14]天狗：日本传统的妖怪形象之一，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狗形象相距甚远。天狗脸是大红色，有着高高的鼻子，有点像长臂猿，身材十分高大。穿着修行僧服、高齿木屐，手持团扇和宝槌。他们住在深山中，具有神力和超能力，具有让人类感到恐惧的力量。
[15]鸟居：类似牌坊的日本神社附属建筑，代表神域的入口，用以区分神栖息的神域和人类居住的世俗界。鸟居的存在提醒来访者，踏入鸟居即意味着进入神域，之后所有的行为举止都应特别注意。
[16]苦味健胃剂：用橙皮、泥蛉、花椒的渗出液制成的健胃药剂。
[17]沼津藩：江户时代骏河国（今静冈县）沼津地方所统领的藩。
[18]家老：大名家臣中统管藩政的人。江户时代，各藩均有数名家老管理藩政。
[19]薙刀：刀刃宽，刀柄长的一种武器。平安时代主要为步兵或僧兵使用，南北朝时代以后上级武士也开始使用，到了枪支发达的战国时代就不再是作战的主要武器了，在江户时代女性也可以用。
[20]大川端：东京隅田川的下游，特指吾妻桥到新大桥附近的右岸一带。
[21]门松：在日本，为了迎接新年而立在家门口的装饰用的松树，有的是一对，也有的是一株。中世以后，也开始使用竹子。象征长寿。
[22]金太郎：源赖光的四大天王之一，本名坂田金时，小名金太郎。
[23]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略称。
[24]庇发髻：明治大正时期流行的女士发髻的一种，我国所称“东洋髻”的一种。用塞入假发团等方式使额发和鬓发显得蓬松，往前凸起。自从明治三十年代，女演员川上贞奴梳过这种发髻之后便迅速流行起来，一直到大正初期，是女学生最常见的发型。
[25]裤裙：原本只是传统和服的下装，早从平安时代起的男女服饰中就有。到了明治时代，特指女学生穿着的女式裤裙，宽大而长及脚踝，相当于西服中的裤子或半裙。原本由于拘泥于和服所包含的贞淑、顺从的女德的内涵，明治之后女生制服的洋化远远落后于男生。直至1872年文部省设立的第一所女子学校开始采用男式裤裙做制服，虽一度曾被禁止，但女式裤裙还是开始在女校和师范类学校中逐渐普及开来。
[26]弘法大师：空海（774—835）的谥号。日本著名的高僧、书法家、文学家。真言宗的创始人。
[27]弊束：通常为神前供奉之物。用白纸扎成，装饰以金银箔。
[28]诹访：日本古典落语的著名曲目之一。讲述的是一对原本恩爱的夫妻，在妻子病死后不久，丈夫就取了名叫“诹访”的后妻，却夜夜听到“啪嗒啪嗒”的声响和呼唤“诹访”的声音，吓得后妻患病在床，最后才发现是隔壁荞麦店在叫卖的滑稽故事。
[29]河童：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种两栖动物，俗称水鬼，面似虎，身上有鳞，形如四五岁的儿童，传说居住在日本各地的河川和池子里。河童的传说起源于中国民间，现在在日本各地流传甚广。
[30]柳田国男：日本民俗学创立者。早年曾投身于文学事业。30 岁时离开文坛，开始研究民俗学。创立了民间传说会、民俗学研究所。著有《后狩词记》《远野物语》《海南小记》《蜗牛考》《桃太郎的诞生》等许多民俗学著作。
[31]中国山脉：此处指日本中国（即中之国）地区的山脉，位于关西和九州之间，四国的北面。
[32]半钟：小型吊钟。原本是寺庙或军营用来传递信息的。到了江户时代，用作火灾、洪水、发生盗窃案件时的警报。
[33]神乐：民间、各地神社的宗教曲艺。请神、祭神仪式时所表演的歌舞。
[34]旧式小旅馆：日汉字写作“旅笼”。日本近世以后发展起来的旅宿设施。起源于室町时代。门前多悬挂装有草料的笼子，表示既可以供人投宿，亦可以替客人喂马。到了江户时代，随着各藩国间物资交流、因公因私的往来日趋频繁，这种旅馆逐渐兴盛起来。包食宿且可沐浴的现代旅馆的经营模式也是起源于此。在《东海道中膝栗毛》等作品中多有描写。
[35]美浓柿：柿子的一种。原产于日本岐阜县美浓加茂市蜂屋町。
[36]长子多败儿：原文作“総領の甚六”，日本谚语。“总领”指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多指长子。“甚六”是傻小子、笨蛋的意思。多指一家的长子、长女由于父母过分溺爱而不如弟妹聪明懂事。
[37]安倍川饼：静冈县名小吃。软糯的糯米饼蘸上黄豆面、白糖食用。
[38]土间：日式房屋中不铺木地板和榻榻米，保留泥土地板的屋子。多用作灶房、仓库或劳作间。
[39]尺八：日本传统乐器，竖笛的一种。因通常长一尺八寸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