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中国，第一印象——登陆香港——港湾概况——维多利亚城——中国城，赤柱 与小香港——香港岛概况——暴雨的威力——“欢乐谷”——中国人罢市以示抗议——山顶风光——气候——岛上的植物——少数几种土生动物——定居点的一些不健康因素——中国居民的特点——形形色色的外国人——香港作为贸易口岸的发展前景
1843年七月六日，从英国启程四个月后，中国的海岸第一次进入到我的视线当中。尽管我经常听说，这一地区的山丘都很贫瘠、荒芜，但我还是没想到，这些山丘是如此荒凉。从船上看过去，到处都是一派似乎烧焦后的景象，裸露的地表上，花岗岩石和红土随处可见。树木稀少，勉强成活的一些，也不堪它用，只能用做柴火，倒也正好满足了这一带中国人对木柴的需要。枞树似乎比较适应这片土地，山坡上到处都是。但因为土地贫瘠，再加上中国人对树木的砍伐，这些枞树外形矮小，如同灌木一般。难道这片土地就是我在英国常听说的“花国”[1]？一个遍布茶花、杜鹃花与玫瑰花的国度？
经过几小时的愉快航行，在穿过一些岛屿后，我们最终到达了美丽的港湾——香港，我们的船就停靠在维多利亚新城前面。香港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港湾，港湾呈不规则形状，长大概有八到十英里，最窄处只有两英里宽，其余则有六英里宽，到处都可以停靠船只，是船只避险的理想之地。在港湾南面，是香港山，北面则是中国大陆的山体，港湾就嵌在两者之间，被四周的山体掩蔽着，即使遭遇最猛烈的风暴，船只也完全不用担心安全。
新建的维多利亚城就坐落在香港岛的北部，沿海岸铺开，并随着山势向南陡峭抬升。这时候的维多利亚城还显得有些奇特，从海上看去，也不太规整。但随着各项城市规划的实施，更多漂亮房子建起来，这个小城市将成为一个很美的地方。等到我1845年12月份离开中国的时候，维多利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新房子、新街道，就像变魔术一般竖立起来了。一些大型市政建筑，比如供士兵居住的军营已接近完工。商人们的坚屋华厦也建了不少，还有一些正在建造当中。维多利亚的西侧还建了一个中国城，主要是中国人居住其中。沿着海岸铺了一条路，美丽的皇后大道，长约数英里，路两边新起了很多漂亮的房子，很多很不错的商店，比起广州的商店来，它们可能还有点逊色，但肯定和澳门的已经不相上下了。事实上，很多澳门的商家已经把他们的事业转移到香港来了。自从英国人离开澳门以来，原来做生意的那块地方已经没什么价值了。香港的市场也很兴旺，在这儿，你可以找到从大陆运来的中国各地的产品，比如中国土产的水果、蔬菜等；鸡、鸭、野鸭、鹌鹑、野鸡；各种各样的肉类；事实上，只要你有钱，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买到。 此外，像英国的西红柿、豌豆，以及其他一些外国蔬菜，也是一年四季都有大量供应。
在新城之外，岛上仅有两个值得一提的中国村镇。它们都在岛的南边，以前叫做香港仔和赤柱[2]，后来被总督德庇时爵士[3]改为斯坦利和阿伯丁[4]， 其实就是两个渔村而已，阿伯丁位置更重要一些，所以政府在这儿一直驻扎了一支军队。
香港岛是珠江口最大的岛屿之一。从东到西，全岛大概有八英里长，最宽处也不过六英里，最窄处则只有三英里，形状很不规则，向海中东边突出一块，西边伸出一截，但也因此形成了很多海角与港湾。试想一下，一个狭长的岛屿，多山，从山顶伸向海面的斜坡上，高高低低地均匀分布着一些深沟大壑，这些沟壑，从山顶陡插入海，从上到下越来越宽，也越来越深。在山洪长年的冲刷之下，或者是山体崩塌的结果，这些沟壑中裸露出一些巨大的花岗岩石块。沟壑中溪水充沛，中国人充满诗意把此地称作“香港”，更准确地说，“香江”——馥郁芬芳之江，正是从这些溪水而得名。可是在雨季，倾盆大雨之下，这些小溪暴涨成山洪，以万钧之势从山间冲下，冲垮一切。1845年5月，维多利亚就经历了这么一场暴雨，雨水造成的损失是惊人的，很多房子被毁坏了，不久前花巨资建好的马路被冲垮了，下水管道也冲裂了，很多桥梁以及公共建筑都被彻底毁掉了。《香港人报》报道上面这场水灾说：“水灾给那些新修的马路以及正在修造中的房子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倘若雨水再肆虐一两个小时，很多房子就要被泡塌了。雨水还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不便。五点钟的时候，整个皇后大道，从市场入口一直到市场里面，都被泡在两到四英尺深的洪水中。上山的那些街道，此时都还在不断为皇后大道这个大“湖”输送水源。特别是卑利道[5]，洪水从山上冲下来，把它面前的一切都裹挟而去。水退之后，卑利道就如同一条干涸了的河道，上面布满了石块与建筑残骸。从皇后大道通向海边的各条道路也都泡在了雨水中，通向灰泥商行的那条街道有好几个小时都急湍横流，路两边的房子靠着匆忙垒起来的土墙才勉强逃脱厄运。大概六点的时候，雨势虽然减弱了一些，但这条道路在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仍然难以通行。有位苦力，试图淌过德己立街，却被马路上的急湍冲得无法站稳脚跟，幸亏他及时抓住了一副床架。新近建好的下水道无法将洪水排走，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附近一所新建的房子，进水达三英尺深，好几段墙都被冲垮了。地势较高的街道，其明沟系统也遭到破坏，有不少甚至是被彻底摧毁，只留下一点点痕迹让人还能看得出此地曾经是街道。律政司司长办公楼的外边原本有一条路，远处倾泻而来的水流使得这条路也变成了一条河，水流咆哮着冲破办公楼厢房的屋项，将办公室的大部分东西都席卷而去。大半条皇后大道都被两三尺厚的泥、沙覆盖，几乎所有的排水沟也都被淤塞了。军需部的桥梁被冲跑了，黄泥埇[6]的桥梁也消失得不见踪影了。有几个中国人埋在垮塌的房子下面，失去了生命。 听说薄扶林村[7]也有山洪暴发，冲垮了一处茅棚，里面住着一些修路的中国苦力，除了三位因攀上树木得救，其余的苦力都失踪了，很大可能是被冲到大海中去了。”
岛上可供耕种的平地很少，严格说来，只有维多利亚东边两里外的黄泥埇这一块平地，英国人把它叫做“欢乐谷”，可它也不过二、三十亩而已。此外便是山脚下的小块土地以及山间的一些梯田，加起来也没多少。过去，中国人常常在黄泥埇种些粮食和蔬菜，但这个地方很不卫生，政府担心，种植所需用水遭到污染后可能传播虐疾，于是禁止本地人在黄泥埇种庄稼，并且开始着手把这块土地排干。从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出，岛上的生活完全仰仗中国皇帝治下的大陆来供应，至于供应与否，则全看他的喜怒了。现任总督德庇时爵士就职后不久，就在香港立法院的建议下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岛上现有居民，无论英国人还是中国人，都必须登记在籍，接受大英帝国派出总督的管理。出于其对外国人一贯的猜忌心理，中国人认为这条法律不像字面上那么简单，是为了欺压他们而制定出来的。于是他们行动起来，反抗这条法律，所有的买办和其他头面人物为此召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切断对香港的供应。接下来的几天，一切都停了，苦力们不干活了，装运物资的船也停航了[8]。他们想用这种罢市的方式来逼迫立法会改变法律。最终他们成功了，立法会改变了登记法令，新条令更能照顾中国人的感受。
山顶景色极其壮观，让人印象深刻。高高低低、荒凉、粗糙的群山连绵起伏——海拔最高可达两千英尺左右。极目远眺，海面上散布着很多与香港岛类似的岛屿。山的一侧，美丽的香港湾就躺在我们脚下，港湾中挤满了各式各样的船只。山的另一侧，则是浩瀚的南中国海。
香港的气候很不好，不论对欧洲人还是对中国人来说，这儿的天气都已证明对身心不利。七月、八月是最热的两个月，温度计显示的最高气温可达94华氏度，最低也有80华氏度。日夜温差通常在10度左右。冬天的时候，气温有时可掉到冰点以下，但这很少出现。只要太阳一出来，外出的话就必须带上遮阳伞，如果你硬是不带的话，必将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后悔，因为这儿的空气实在是太干燥了，让人难以呼吸，又找不到什么东西来遮挡直射下来的阳光。但冬天如果寒潮到来，北风吹面如割，屋中又必须生火取暖。实际上，一年四季，这儿的气温都是变化无常的。
岛上的植物还是让人很感兴趣的，特别是若干年以前，当这些本土植物还不太为人所知的时候。迄今为止，平地上我见到最漂亮的是某一紫薇属植物，有两到三种，花色则或红或白或紫。夏天，当此花盛开的时候，它们就相当于我们的山楂花，但又比山楂花开得更绚烂。海岸附近野生着很多这样的花。 更高一些的地方，在岩石缝里，漂亮的龙船花到处盛开，在香港的阳光照耀下，红色的龙船花是如此的鲜艳夺目。山谷之中则生长着各种蕨类与藤蔓灌木，没什么观赏价值。但在流水不断的岩石之间，我们发现了漂亮的唇柱苣苔，开着毛地黄那样的紫色花朵，非常优雅，我很快就把这种植物选送给了皇家园艺协会，如今，在英格兰的很多花园，你都可以找到它的身影。
岛上树不多，东一棵西一棵的。枞树较为常见，中国沿海各处都有分布。杉树香港较少，大陆则很常见。乌桕树也是地产物种，但本地人却不知道利用乌桕果。各种各样的榕树也很常见，有一种叫垂叶榕的，树形很美。有几种竹子长得也很好，配合周围的生长环境来看，很是赏心悦目。
中国人只关心果树的种植，在一些地方，有很好的果园，种有芒果、荔枝、龙眼、王枇、桔子、香橼和柚子等。
尽管香港有不少本土的灌木、树木品种，但整个岛给人的感觉还是很贫瘠很荒凉。要想改变这一面貌，岛上的土质是个很不利的因素。不过，政府的雄心，乃至居民们个人的努力与品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这种先天不足。几年之后，香港，或者说维多利亚新城，将展现出与今天很不相同的面貌。我们只需看看香港已经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可以推知不久的将来了。前些时候颠地先生[9]、大法官凯恩先生[10]、渣甸先生[11]、马齐森先生[12]在自家土地上，以及司徒瓦先生在那条上山的路上，都种了一些树，如今这些树已经长得很漂亮了。
岛上地产的动物种类并不算丰富。我经常看到野山羊在人迹罕至的危岩峭壁上吃草。此外还有野鹿与狐狸，但很少见。鸟类则只有两三种翠鸟，一些小鸣禽，以及少量斑鸠等，树林、灌木给它们提供了藏身之所。大陆上的鸟类更多，当地人捉了很多野鸡、鹧鸪、鹌鹑、鸭子、水鸭、丘鹬、鹬等，拿到香港市场上来卖。香港岛的山中难得见到这些鸟儿的身影，一旦它们现身香港，就说明它们在大陆身陷囹圄了。对于中国的穷人们来说，幸运的是，水里的物产比陆地上的要丰富得多，每天送到市场上出售的的鱼类品种，多得让人难以置信。鱼，与米饭一起，构成了中国人的主食。
沿着海岸线有很多花岗岩采石场，这些采石场给维多利亚新城的建设提供了石料。 岛上很多地方的花岗岩都处在风化过程中，有些聪明人士据此推断说，这也许就是岛上流行 “香港热”的原因，这种恶疾很难治愈，业已夺走了好几百人的生命。
秋天八、九、十这三个月，很容易让人生病。1843年我初到此地，岛上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有个叫“西点”的地方，建有几个军营，看起来好像与别处无异，但对于大多数驻扎在此的士兵们来说，这儿却是一个伤心之地。 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总司令萨尔顿勋爵[13]不得不把那些幸存的士兵们撤出来，把军营推倒。前面提到的黄泥埇，也就是所谓“欢乐谷”，是另一个高发病率的地方。我的一个旅伴，戴尔先生，以及他的合伙人，希望出来在新天地大展一番拳脚，住在欢乐谷，没几天，他们就染上病，再过几天，就去了那个“永远没有回程的未知国度”。岛上的其它地方，当时认为更安全一些，其实发病率也很高。 死去的人员中包括璞鼎查法官以及令人尊敬的马儒翰先生[14]，他当时担任中文翻译一职，父亲就是大名鼎鼎的马礼逊博士。璞鼎查法官才出来不久，受政府委派正打算回英国，却不幸染病身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但用不着再举例了，这些已经足够证明，我们这个新的殖民地，当时的状况有多糟糕，这种热病又是多么凶险，只要染上，就很难治愈。医生们能够开出的唯一处方就是赶快到澳门去，离开香港。
当时，岛的南边据信比北边要更安全一些，维多利亚新城不幸位于岛的北边。人们普遍相信，新城应建在南边，因为西南季风的缘故，南边的空气更新鲜，而北边因山地的阻挡，大部分西南季风都吹不进来。但是，这一说法很快就被证明错了，驻扎在南边香港仔的军队，发病死亡率比那些在维多利亚城的还要高得多。
维多利亚的本地人口主要有小店主、商人、仆人、渔民以及苦力，各色人等混杂在一起。体面一些的中国商人都不愿意把家安在这儿。如果这种局面不改变，我们不幸就只好和这个国家最下贱的人为伍了。城里到处都是小偷与强盗，最近因为建立了强有力的警察队伍，他们才收敛一些。 在没有警察之前，一到晚上，就有盗匪拿着刀枪闯入民宅，将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这些胆大妄为的盗匪甚至连总督也不放过，有天晚上把总督府也抢了，另外一次则偷走了哨兵的枪支。这些武装歹徒，有时人数可达100人之多，他们来去自如，没人知道他们从哪儿来，又落脚在什么地方。幸好这些偷抢事件现在很少发生了。我在岛上以及附近大陆上闲逛的时候，发现本地居民们还是挺友好、文明的。我到过附近的峡谷、山地、村庄、乡镇， 从我与他们的交往中，我倾向于相信他们是这样的人。但个中原因，也许是因为我身上没有他们所想要的，我总是非常小心，身上不带任何值钱的东西，而我的衣服，经过在岩石与树丛中的跋涉之后，即便对这些中国人来说，也是一点吸引力都没有了。
自从香港被割让给英国之后，岛上的外国人口有了很大变化。以前，这儿只有几个商人，互相知根知底，都是些很正直、很高尚的人。现在，来自各个国家的人，从英格兰到悉尼，成群结队来到这个天朝上国，混杂在一起。
作为一个贸易地区，我担心香港不太容易获得成功。华南的大部分进出口业务都必须在广州进行，现在也还是如此，至少现在还看不出来将这些业务转到香港来的可能。但是，对于很多商人来说，香港可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据点，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鸦片生意的商人。香港也可以成为各洋行的总部所在地，因为华南已经与英国、印度开通了汽船班轮，香港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英国、印度市场的最新消息。 而且，香港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好，但如果再发生一场新的战争，香港的重要性也许就将得到确认。英国人不会忘记自己在澳门为了寻求葡萄牙的保护而付出的代价，他们不希望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让自己的生命与财产庇护在饱经枪林弹雨、高高飘扬了几百年的米字旗[15]之下，对英国人来说，并不是一点吸引力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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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原文是“flowery land”。中华之“华”原意指花，福琼应该知道“华”字的本意，所以这儿故意用花国来表示反讽。
[2] 译者按，原文“Chuckchew”，应是“赤柱”的音译。
[3] 译者按，有时也译做戴维斯，著名汉学家。
[4] 译者按，斯坦利，原文作Stanley，即赤柱村所在，从英国首相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Stanley（斯坦利勋爵）得名，斯坦利于1841年担任英国殖民大臣；阿伯丁原文作Aberdeen，其地即香港仔村所在，从曾经两任英国外相的乔治·汉密尔顿-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第四代阿伯丁伯爵）而得名。福琼以Stanley对应香港仔，以Aberdeen对应赤柱，顺序颠倒。
[5] 译者按，原文Peel Street。查香港舆地文献，普遍认为这条道路是从1930-1935年间的香港第18任总督Peel爵士而得名。依福琼此书，则Peel Street之名于1844年便有了。
[6] 译者按，原文WANG-NAI-CHUNG，即黄泥埇，正式的英文名应为Wong Nai Chung。
[7] 译者按，原文POKFOWLUM，现在一般叫做Pok Fu Lam。该村原名又为薄凫林。
[8] 译者按，德庇时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殖民地成立以来，第一次的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外，又不论洋人华人，一律征收人头税，每年洋人5元，华人1元，事件引致大批华人搬离香港岛，而随后各界停工罢市，人头税方才暂缓执行。
[9] 译者按，原文Dents，疑即英国人Lancelot Dent, Dent & Co(颠地洋行，也叫宝顺洋行)的老板。大鸦片商人。
[10] 译者按，即1844年任香港总巡理官的William Caine。
[11] 译者按，原文Jardine，疑即怡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老板William Jardine.
[12] 译者按，原文Matheson，疑即怡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的合伙人Matheson.
[13] 译者按，原文为Lord Saltoun, 即Alexander George Fraser, 17th Lord Saltoun (1785 – 1853)，曾参与英国与拿破仑的滑铁庐战役，后来又参与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率英军攻打镇江，后驻守香港。
[14] 译者按，原文J.R.Morrison，即John Robert Morrison，中文名马儒翰，或称小马礼逊，著名传教士与汉学家马礼逊之子。
[15] 译者按：作者在这儿引用了THOMAS CAMPELL(1774-1844)《英国海军之歌》中的诗句：Whose flag has braved a thousand years, the battle and the breez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