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香港前往厦门——南澳岛的鸦片集散地——南澳岛上自由自在的英国人——岛上的中国人以及他们的谋生手段——新任总兵的新政策——樱桃白兰地酒改变了他的看法——职责所在，送往北京的报告——厦门——厦门的商业——农民簇拥下的乡间旅行——没有发辫——山岭——鼓浪屿——战争的破坏作用——奇怪的岩石——岛上恶劣的卫生条件——植物和鸟类——访问地方长官——地方长官的住宅与庭院。
8月23日， 我离开了令人愉快的香港湾，乘船前往厦门。当船绕出港湾的西口，沿着香港岛的南侧前行的时候，我看到了美丽的赤柱小镇以及建在镇上的军营。这个镇子小小的，更像是一个村子，它坐落在深水海湾的岸边，沐浴在西南季风带来的新鲜空气中，比位于岛屿北侧的维多利亚新城要卫生得多。
我前面提到过，那段时间我们这个新的殖民点正流行一种恶疾，现在厄运降临到我头上来了。我一连在床上躺了好几天，病势凶险， 却得不到任何医疗救助。也许是新鲜的海风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也许是老天爷发慈悲，我活了过来。途中我们遇到了一场强风，这场强风把我们阻在一个深水港湾中，在风浪中颠簸了三天之后，我们终于到达了鸦片码头南澳岛[1]。
南澳岛是个小岛，位于香港与厦门的中间，以鸦片走私的集散地而著名，外国鸦片船与中国走私商人就在这儿进行他们的非法交易。那时候我刚从英国来，脑袋里充满了对中国这个天朝上国的神圣想象。 我原以为，我大概只能远远地看一看这个天朝上国，作为夷人，我们的双脚大概是不能踏上这块神圣的土地。所以当我看到鸦片船的船长们在岛上自由地走来走去，我非常吃惊，也非常高兴。船长们已经在岛上修了很多条路，建了一所类似于吸烟室一样的房子，以便夜晚上岸休息时使用。他们还修了马厩，养了一些中国的小马驹，在岛上到处骑着玩，实际上，他们就像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一点也没引起本地中国人的反感。
岛上也聚集了成千上百的中国人，他们在这儿建起了一些棚屋，一个集市，或者说市场，为鸦片船提供补给。就像在欧洲经常看到的那样，一旦鸦片船移到附近别的什么地方停靠，所有这些本地人，他们的房子、市场以及其他一些东西，都会跟着鸦片船一块搬迁，反正他们搬起来也很容易。有个船长告诉我，暂时搬离原来的锚地，是船长们有意为之的。他还告诉我，如果我正好在搬迁后的一两天来到这里，我会发现所有的人都离开了，这个地方已被彻底抛弃。船长的话里面并没有任何夸张之辞。几个月后，我又回到这儿，岛上刚经过一次搬迁，整个小村子搬得一点痕迹都没留下：男人、女人、孩子们，他们的棚屋、渔船以及他们的一切，都跟着鸦片船一起搬迁，然后在新的停靠点附近的海滩上把家安下。
这些村民的谋生手段各异，种种手段实在令人吃惊， 其中一种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村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小艇，用来给鸦片船运送禽畜如鸭子、鸡以及其它东西等，其中一种小艇，由五六块厚竹板捆扎而成，看起来更像是筏子。可怜的村民们就坐在这种筏子上，划着两片桨，整个筏子以及筏子上运送的东西通常都泡在海水里，村民们供应给鸦片船的那些家禽就处在这样一种极其可怜的状态之下，自然活不长久。
几个月后，香港总督璞鼎查爵士[2]收到一封来自南澳地方政府官员的抗议信， 信中说，英国人在南澳岛上修建房屋，修筑马路，正在把南澳变成另一个香港，但是根据《条约》[3]，英国人无权这样做。前任中国官员对英国人在岛上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离职后，新任官员在对待海盗的问题上，以非凡的能力和勇气而著称，抗议信即出自他手[4]。璞鼎查爵士承认英国人在岛上的行为有违法之处，但他也批评中国政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这些行为的姑息容忍态度，他希望给英国人半年的过渡时间，以便售出或转移他们留在岛上的物品。中国政府答应了这一请求。
我在岛上碰到的那些人那些事足以说明中国人的办事特点。1845年10月，我来到南澳， 就岛上的事情做了一些调查。我发现，只要态度谦恭一些，再带上几瓶樱桃白兰地酒，那位善良的前任官员的态度就会缓和很多。 鸦片船的船长们收到过他的一封信，信中说，遵守有关规定的表面文章还是要做一些的，比如，船长们必须把房子推倒，但马厩与马驹则可以保持原样，考虑到船长们已经养成的习惯，他们在岛上可以像以前一样生活、娱乐，马照跑，烟照吸。信中甚至暗示，船长们要是愿意的话，可以重建一所新房子，没人会来干预。同时，他肯定也会向北京报告，说进犯岛屿的夷人已被赶跑，甚至无中生有，说发生了一场战斗，俘获并摧毁了一些夷人的船只，以此来夸大渲染他的光辉成就。这就是中国人的办事方式。我照方抓药，在岛上进行植物研究的事也就一路顺畅了。岛上的山与前面提到的那些山一样贫瘠， 自然资源，无论是植物还是动物，都与香港类似。
南澳岛大约有十五英里长，时宽时窄，有的地方大概有五英里宽。最主要的镇子位于岛的北侧，面朝一个很美的海湾，海湾里停满了渔船。实际上，这个国家的海岸线上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小小的帆船，帆船的主人，那些渔民，也许是世界上最勤劳最努力的一群人。很多渔民都喜欢光着身子干活，而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这种情况并不太常见。
离开南澳岛，我们沿着海岸继续北上厦门。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吃惊地看到，海岸上都是一些荒凉的石头山，有些地方则是沙山，刮大风的时候，沙粒被风吹起，落在船上的缆绳上，把缆绳都变成了白色。搅起的这些沙粒让身处附近的人很不舒服。山中时不时也能看到一些相当肥沃的平地，种有红薯、水稻以及其它一些中国人的主要农作物。海岸边的高山顶上，远远的内陆里面，都可以看到一些高耸的宝塔，对于沿着海岸线航行的水手们来说，这些宝塔作为地标，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 快到厦门的时候，我们穿过了东碇岛[5]，这个岛的中间，有一条天然隧道， 当船只列队穿行其中的时候，那种新奇的景象让人印象极其深刻。下午，我们的船停靠在厦门岛与鼓浪屿之间的码头。
厦门是个三线城市， 绕着城市走一圈大概有七、八英里，人口30万左右。在我到过的城市中，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其它国家，厦门大概是最脏的，甚至比上海还脏，尽管后者已经够糟的了。秋天的厦门，天气还是很热，街道窄窄的，只有几英尺宽，上面盖着草席，给行人遮挡阳光。 城市的每个角落，都有流动摊贩在制售食物，推销他们的美食，它们散发出一股非常难闻的的气味， 弥漫在城市的每一处，令人窒息。郊区则比城市里干净得多，但由于这些地方的中国人不习惯使用马车，所以道路都很狭窄。
中国最好的最有进取心的水手都来自厦门以及附近的沿海地区。移民到马尼拉、新加坡以及马六甲海峡周边地区的中国人，许多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厦门以及福建沿海的。所以，这一地区也就成为了外国废旧物品交易中心。战争期间[6]，我们的军官注意到，这儿的商人，比起其他地方的商人，更了解英国的风土人情，他们都知道我们在新加坡的殖民地，并且觉得新加坡很好。
自从开口通商以来，厦门已经开设了数家洋行，尽管交易规模比起更北边的上海来说要小一些，但仍然很可观。进口物资主要有印度棉花、纱绽，英国白细布，美国产品以及鸦片等，此外还有一些他们自己用帆船从马六甲海峡附近运来的产品。自从英国领事进驻厦门以后，鸦片船就不允许停在港口里面，它们现在紧贴着港口外停靠，与中国的鸦片贩子们在那儿进行交易，可以不受惩罚。
在厦门进行贸易有个不利情况，我们最想要的出口物资，茶叶与丝绸，这两种东西运到厦门比运到北边的港口上海要费事得多，这当然对厦门很不利。不过厦门在相当一部分贸易业务上也有其便利之处。在厦门，世界上所有的硬币都可以流通：美元、卢比、英国先令以及六便士、荷兰硬币等等，在这儿都可以找到，币值则以重量来计算。碰到大额交易，一般是棉花与鸦片交易时，有时也使用中国的黄金——金条，一般都认为是纯金。
逗留厦门期间，我不断地深入到内陆，有时沿着河流上溯到很远 ，然后上岸，在附近地区进行我的植物学研究。在远游的过程中，我不经意间路过了很多乡镇、村落，通常我都会施施然走进去，没碰到过任何阻拦。实际上，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似乎很高兴看到我。天热的时候，当我坐在大榕树——通常种在屋子旁边——的树荫下乘凉，全村的人，男人、女人、小孩子，都聚拢在我身边，好奇而又不无害怕地看着我，似乎我是从另外一个世界上来的。然后，有人开始摸我的衣服，有人翻看我的口袋，另外几个人则查看我采来的标本。他们得出的大致结论是，我是个行医的人，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身边就围满了各层次、各个年龄段的病人，希望从我这儿得到帮助与建议。在中国农村，病人多到让人吃惊。很多人接近失明。皮肤病患者更多，至少在这个地区是这样，患病情形让人作呕。 病因则可能与他们的饮食习惯以及糟糕的卫生习惯有关。
有一天我在岛上的群山间穿行，我估计从来就没有英国人到过那个地方。那天天气很好，村里所有的劳动力都在地里面干活。我的到来，让他们似乎都很激动。从他们的言语与手势来看，我觉察到一股敌意。不管是山上还是川谷里，每个人都对我喊道：“伙计，回去”；或者：“伙计，回到你的舢舨上去”，意思就是让我回到船上去。但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应付这种场面，最好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走到他们中间去，试着去改变他们的心情。这一次，我又大获成功，几分钟内，我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孩子们四处奔走，为我搜集各种植物标本，老年人则主动递给我烟杆，让我抽他们的烟。然而，当我接近他们的村子时，他们似乎又对我起了疑心。 如果我就此掉头回去或者停在原地不动，他们定然会很高兴。可这不是我的做事方式，尽管他们 努力诱使我回到我的舢舨上去， 但我不为所动。于是他们指着天空，那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下来了，告诉我说暴风雨就要来了，可这对我也不起作用。当发现不可能改变我的计划后，不得已之下，他们只好派一些孩子回去 ，把我要来的消息通知村里人。当我走进村子，发现全村所有能走动的，包括猪啊、狗啊，都出来了，为的是看看我这个“伙计”。 很快，我把他们——狗除外——都逗乐了，至少他们不会急于把我赶走了。一个德高望重，看起来像是村长的人，拿来了一些糕点和茶水，客气地请我享用。我谢过他，就吃了起来。数百个人围着我，他们很开心，“他吃喝的样子和我们一样”，一个人说。“看”，几个在我身后的人说，他们正在认真研究我的后脑勺，“看这儿，这个外国人没留发辫。”于是整个人群都转向我身后，女人们与小孩子也不例外，看这是不是事实，我有没有辫子。人群中有个人，很像个花花公子，留着一根好看的发辫，发梢还系着丝绸，他走到我跟前，解开一块本地人用做头巾的布，于是他的长发便很有风度地披在他的肩头，他骄傲地对我说：“看这。”我称赞他的发辫很美，并表示如果他允许我把他的发辫割下来，我愿意把它戴在自己的脑后。 他似乎被这种提议恶心坏了，而旁边的人们则都哄堂大笑起来。
这一地区的山岭比我此前此后看到的都要贫瘠得多，山上全是裸露的岩石与像石头一样坚硬的沙砾，长着零星一些植物。山的高度则从海拔500英尺到2000英尺不等。离海岸较远的内陆有一些比较平坦的土地，较为肥沃，出产大米、红薯和花生，此外生姜和糖的产量也相当高。
鼓浪屿正对着厦门城，扼守着厦门的交通。战争期间，英军攻占了这个岛，一直到1845年春天，在中国付了一部分赎金后，才把它交还给中国。鼓浪屿是个长度不超过两英里的不规则形状的小岛。 战争以前，居住在岛上的似乎都是本地的一些头面人物。岛上的房子现在大部分都被破坏了，但从其残留部分可以看出以前的样子，显示出前房主的富有。看到这些残垣断壁，曾经美丽的鱼池，如今杂草丛生，遍地垃圾，以及像房屋一样残破不堪的花园，你不禁满心希望，你的安宁、喜乐的家乡，能够远离战争，远离战争带来的灾难，希望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能免受战争之苦。按照我听到的说法， 本地那些贱民对岛上这些房子的破坏比英军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还要恶劣，他们把一切能带走、能卖掉的东西都拆走了。
有些巨大的岩石（花岗岩），靠着自然的伟力，以奇特的姿势矗立山头而不倒，引起游客们的极大兴趣。其中一块岩石，似乎是被某种天生神力抬举到现在的位置，然后留在那儿，只是为了让后世的参观者在惊叹之馀，琢磨它是怎么来到此地，又是如何做到屹立不倒的，尽管一丁点火药就足以将其从山顶轰落到平地。另一块巨石则矗立在海港的入口处，然而，这块巨石似乎快要倒塌了，所以在其一侧现在砌了一段石础来支撑它。有关这块巨石，当地人有个说法，只要巨石不倒，对于外国入侵者来说，厦门就不可攻克。 不幸的是，这一说法在英军面前不灵验了，尽管这块巨石还像以前一样矗立不倒，厦门却如同其它地方一样，被英军攻克了。
厦门岛，特别是其东北面与东面，卫生条件很不好。 西南季风盛行的时候，热病与霍乱在岛上非常流行，十分危险。英军占领厦门期间，因气候而病倒的士兵，比攻打厦门时倒在中国人的枪口下的士兵要多得多。1843年秋天，病倒的军官以及第18爱尔兰步兵团的士兵，其数量之多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为失去同志或朋友，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悲痛。气氛真的非常压抑。 我知道很多这样的例子，头天还好好的一个人，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就变成了一具尸体，抬进最后的安息地。英军的小小墓园都快要爆满了，到处都是翻出褐红色泥土的新坟，死亡名单上几乎每天都要增加两三个人。但令人称奇的是，第41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的一支由何尔上尉率领的小分队，上到军官，下到士兵，却完好无损。他们当时驻扎在岛上的另外一个地方。
我觉得， 我们对中国了解得越多，以前我们对中国卫生状况的美好想象就会消除得更多。这些美好想象都是因为前人给我们的误导而产生的，他们住在澳门或广州的阴凉而又通风良好的房子里，以为全中国便都是如此。漫步在鼓浪屿岛上时 ，我无意中还发现了一些英国人的墓碑，按照碑文记载，这些英国人150年前便埋葬于此，因为中国人对死者坟墓的格外尊重，这么多年过去，这些坟墓一直保存了下来。最近这些坟墓由海岸上我们的一位船长重新修葺，又安上了墓碑。这位船长也因其可敬可赞的 善行而博得“死而不朽”的美名。
在厦门的石头山以及一派荒芜的景致之中，可以想象得到，我的植物学研究找不到什么用武之地。而且，这儿的植物群落与广东的一样，带有很多热带植物的特点。在厦门的园林中，有几种美丽的灌木，其中大部分如茉莉、桂花、月季、菊花等都已经很有名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常见品种。在树篱以及岩石缝里，长着很多鸡矢藤， 一种小小的藤蔓植物， 非常漂亮，但气味很难闻。厦门有 几种特别美丽的玫瑰，开着小小的重瓣花，又简洁又漂亮，可惜没有花香。以上这些植物我都送了一些回国，种在园艺协会设在奇西克[7]的花园里了。
鸟很少，种类更少。实际上这不难想象，鸟儿们在这儿连个栖身之所都找不到。厦门有一种白翼的小鹩哥，一大群一大群的。白颈乌鸦、爪哇雀、印度鸢以及两三种翠鸟也很常见。在我逗留厦门期间，第41皇家爱尔兰步兵团的何尔上尉给我的帮助很大，他很喜欢植物，也熟悉邻近地区各种植物的分布情况。
一天，我和何尔上尉以及艾伯里神父[8]，一位美国的传教士，一同前去拜访一位地方长官[9]， 参观他的住宅与花园。他家位于郊区，在海边的一座石头山旁。 当我们到达他家的外院时，很多下级官吏已经候在那儿迎接我们，并把我们迎进一间看起来像办公室的房间。在客气地请我们坐下后，他们给我们送来了烟杆和鼻烟壶， 一种用玻璃和石头制成的小瓶子，相当精美，里面装着些类似于苏格兰鼻烟的东西。房间里有两张榻，或者说床， 其中一张榻的上面摆放着一盏点着的小灯，灯旁一根鸦片烟管。我想，一定是我们的到来打断了这位鸦片吸食者的享用过程。按照这个国家的风俗，茶也很快给我们端来了，但态度相当冷淡，艾伯里神父告诉我们，如果事先就被介绍给地方长官的话，我们会得到更好的接待。我们尝了尝茶，以免辜负主人的好意。
几分钟后，地方长官走了进来，把我们带进一个更精致的客厅。这个客厅很大，很通透。客厅一头立着雕花的古董架，架子中间摆放着一座时钟，以及一些插满花的精美花瓶。中国人对古旧物品充满了崇敬之心，我这次就有机会见识到了他们的这种心理。架子上的一个瓷瓶，地方长官告诉我们，已经在他家五百年了，而且，这个瓷瓶有个特别的地方，用它来存放鲜花或者水果，可以延迟其腐败时间。他特别自豪于这个瓷瓶的悠久历史，非常爱惜地把玩着它。出于唱戏——或者说演戏——的需要，客厅的另一头稍稍抬高了一些。中国人，上到最高层的官员，下到最底层的老百姓，都非常喜欢看戏。茶很快端上来了，装在茶壶里，这是欧洲的喝茶方式，而不是中国人常见的那种。中国人喝茶，第一步是把茶叶放到杯子里，然后泡水，喝茶的时候茶叶就留在杯底。这种喝茶方式肯定会得到阿伯丁那位挑剔的先生的喜爱。很多年前，当咖啡还不像现在这么普遍的时候，这位阿伯丁人抱怨说：“房东太太送来的咖啡既不浓，也不淡。”中国人喝茶的时候是从来不加糖的。
地方长官问了我们一些问题，我们叫什么名字？做什么工作？离开家多长时间了？更特别的问题是，我们多大了？又仔细查看我们的衣服，很显然，他对我们穿的彩色马夹感到最满意。然后他邀请我们走出客厅，到屋子外面去看看。这间屋子坐落在山脚下，屋子后面带着一个花园。花园确实很美，小径上面覆盖着繁茂的榕树，巨大巉峭的岩石下藏着阴凉的岩洞，一股清泉从山间流下，再从岩底泻出。 主人对这股山泉赞赏备至，为了取悦他，我们于是都满怀热切地喝了一些：说实话，在这样一个地方，这种山泉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主人又给我们拿来望远镜，很显然，他把它看作是一种很稀罕的玩意儿。他把望远镜放在一个大大的石头桌子上，仔细地调好镜头，然后让我们凑上去看。但我们都不习惯这样子使用望远镜，都像平时一样把它拿起来，抓在手里往外看。地方长官似乎很吃惊，我们竟然能这样用望远镜！在把花园中的宝贝都展示一遍之后，主人领着我们又回到客厅， 重新给我们上茶，一块上来的还有六七种点心。这些点心，坦白地说，不管中国人认为多么好吃，我是一点也不喜欢。我后来在舟山、上海吃到过很好的圆面包和起酥蛋糕。又聊了一阵子，我们起身告退，主人邀请我们随时可以来做客。 天已经黑了，火把照着我们往河边走，在我们身后，就像往常一样，跟着成百上千的可敬而又文雅的中国人。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这么一大群保镖护卫着，我们真的为此而觉得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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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者按：今属广东汕头市南澳县。
[2] 译者按，璞鼎查（Henry Pottinger），香港第一任总督。有时也译作砵甸乍。
[3] 译者按：这儿指的是清政府与英国于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
[4] 译者按：文中提到的这位地方官应是南澳镇总兵赖恩爵，他于1841年9月至1843年12月任总兵，以缉捕海盗著名。
[5] 译者按：东碇岛，在福建省漳州龙海市以东的洋面上，英国人把它叫做“CHAPEL ISLAND”。
[6] 译者按：指第一次鸦片战争，下文提到的战争都是指这次战争。
[7] 译者按，奇西克（Chiswick），位于伦敦，英国皇家园艺协会在此设有一个花园。
[8] 译者按，原文为Rev. Mr. Abele, 疑福琼此处记忆有误，Abele当作Abeel, 即美国传教士雅禆理。雅裨理(David Abeel)是新教早期来华的宣教士之一。1829年10月，他和公理会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同船前往中国。1830年，抵达广州。在广州向外国水手宣教一年，同时学习汉语、马来语和暹罗语，同年成为公理会牧师。1842年2月24日，雅裨理抵达厦门鼓浪屿，在岛上今中华路一带建立布道所，成为最早进入厦门的新教宣教士。1844年，雅裨理被任命为福建布政使徐继畲与英国首任驻厦门领事记里布会晤的通译。雅裨理在会晤期间向徐继畲传福音，他送给徐《圣经》及一些地图。徐继畲向他询问了许多有关世界各地的情况。
[9] 译者按，该地方长官疑即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畲。徐氏于1843年起在福建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