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厦门——台湾海峡的风暴——狂风把我们吹回深沪湾——深沪湾——中国人是怎么交税的——当地人的性格特点——爬山——深沪湾宝塔——有趣的风景——遭到攻击、抢劫——我仆人对这一事件的评论——安全回到海边——淌过海滩的新方式——泉州湾
在考察了厦门周边的所有地区，完成了我的研究工作后，九月底我又开始了航程。这次航行要穿过台湾海峡，前往舟山、宁波和上海， 这三地是我们英国驻军最北的地方。这时，西南季风已经结束，开始盛行东北季风，我们遭遇了一场大风暴，一路上都是逆风逆水，这对我们的航行来说自然非常不利。最终，迫于天气， 我们只好把船停进泉州港，大风打坏了船首斜桅，也没办法继续前行了。有一阵子，海浪如山，我们的船在浪涛中忽上忽下，整个甲板经常就泡在水里。下面的事实也许有助于了解这场风暴的威力，有一条至少重30磅的大鱼被浪涛甩出，砸在船尾舵楼的天窗上，在把天窗砸破之后， 这条鱼馀势未消，直接摔到了船舱的桌子上。
我们用了一两天的时间，把货物转到了另一条船上，然后登上这条船， 继续我们的航行。这段航程甚至比前一段更危险， 出港几天后，就在快穿过台湾海峡的时候，我们碰到了一场更可怕的狂风， 每一个曾在这片海域航行过的都知道这种狂风的厉害。我们船上新换上的最结实的风帆被狂风撕成了碎片，舷墙板也被海浪冲跑了， 尽管我们有最好的航海技术，也都非常努力，我们的船还是被吹得倒退，退到了南边很远的地方，比一星期前我们出发的泉州港还要更南边的地方。那些可怕的夜晚让我很长时间都难以忘怀。有天晚上，可怜的东印度水手们为了避风，都挤在船底。 高墙一般的浪涛，冲到了甲板上面，从船头到船尾，一路横扫而去，我们似乎是坐在汪洋中一块随风簸荡的细木板上。我已经下到舱底， 船长也来到舱底察看气压计，这时，我们感觉到一股巨浪狠狠地撞击我们的船身，并且听到了爆裂声，似乎船体一侧已被撞裂。同时，天窗玻璃也被撞碎，散落在我们周围，海水就从那儿冲进了船舱。我断定我们乘坐的这艘小船已经解体。可是船长兰德斯已经冲到甲板上，察找船体所受损伤，并试图修复它。天虽然已经很黑了，但他还是很快就发现，我们的露天甲板舷墙已被击穿，原本固定在船身中部的长艇也被冲到船尾， 幸好船尾的舷墙将其牢牢地挡住了，否则它和我们那些船员都将被冲进咆哮的怒涛之中，那样的话，即使老天爷也救不了他们。我有两个装植物的玻璃柜子，里面装的都是从厦门采来的植物，放在甲板上，现在被砸成了碎片，那些植物，自然也都被毁掉了。在从英国来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包括那著名的“风暴角”附近，我都没有经历过中国东海岸这种东北季风初起时的天气。风暴中，为了使我们的船不至倾覆，我们把能降的帆都降了下来，三天之后，风暴终于减弱了一些，这时我们才又升起一些帆，驶向陆地，到达深沪[1]，比一个星期前我们出发时更南边的地方。
深沪湾位于厦门以北大概50英里的地方，这些年，它一直是外国鸦片船的中转站。即使是战争期间，这些中转交易也无视中国官员的禁令而一直在这儿进行。 深沪湾沿岸乡镇里的本地人都是些无法无天的人，一位船长曾给我讲过本地人的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可以对本地人的行事方式有个比较清楚的认识。
几位鸦片贩子登上停在海边的一艘鸦片船， 提出要向船主借些枪，他们愿意用一大笔纹银来做抵押，当然，这些纹银的价值远超所借枪支的价值。他们答应一两天内就把枪支归还。当被问及借枪的目的时，这几位鸦片贩子回答道，政府官员及差役们很快就要向他们征收税款，而他们决定拒缴。 他们说只需要四、五支枪就够了。 船主把枪借给了他们，一两天后，当他们来还枪的时候，问他们事情办得怎么样了，他们说很顺利，他们把那些官员赶到山上去了。有了枪，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并不是太难。
沿岸各个乡镇的村民之间也经常发生械斗， 在这方面， 他们倒与封建时代英国边境上的那些边民类似，那时候，强权即公理。与那一时代类似的还有，这儿的中国人也干一种类似于敲诈勒索的勾当，一方支付一定的保证金给另一方，然后双方达成和平协议。但是，以上这些行径，我敢说，还不是本地人行事中最恶劣的， 他们是当今社会最伟大的小偷与强盗，在这方面，我是有过教训的。
有一天，我派我的中国仆人下船上岸，沿着我给他指定的方向，搜集所有他能找到的植物。第二天早上，他回来了，只带回来几种一点价值也没有的东西， 很明显，这些东西是他上岸后就在附近采集来的。我感到很恼火，对他的这种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可是他为自己辩护说，他之所以没往我指定的方向去，是因为那个方向的泉州人会打他，抢他的东西。我那时候不相信他，认为这是他的懒惰习性在作怪，正如大部分每月支取薪水给人提供服务的中国人那样，而他身上这种习性又特别明显。我于是决定第二天我要亲自前往，并且让仆人也跟着，用这种长途跋涉的方式来惩罚他。第二天早上天气很好，我跳进一只特意为此而租来的中国小船，划到岸边。海岸边高高溅起的浪头 把我全身上下都打湿了，这种浪头下，特别是坐着这种小船，登陆上岸还是相当危险的。 上岸后，我就开始朝着预定的方向前行，这时船老大以及别的一些人都围了过来，试图劝说我不要去，他们说，我肯定会被泉州人骚扰，他们会抢走我的东西甚至把我杀掉。我也看到这些中国人手里拿着的火药枪和长竹竿，仆人告诉我，这些是他们被迫带在身边用以自卫的武器。我这时有些后悔，为了安全，我应该多带一些船员下来，事实上，船长伍德罗在我出发时也曾好心地提出多派几个人跟着我。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决定装着满不在乎的样子继续前进。我的目的是爬到山上去，其中的某个山顶上有一座宝塔，我急切地想爬到宝塔那儿去，希望站到宝塔顶上，好好地看看这一地区的情况。
沿着海岸边，有很多亩平地，都被用来蒸发海水，晒制海盐。 盐是中国的主要商品之一。往内陆再深入一点，有很多适宜耕种的土地，都种上了红薯和花生，这一地区最主要的两种秋粮作物。田间地头经常可以看到本地人的坟墓。有些坟墓为了好看，箍成半圆形，这在华南地区很常见。另外一些坟墓则什么装饰也没有。 这当然是由墓主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这些山与厦门一带的山很相似，都是一些荒凉的石头山，山谷两侧零星散布着一些野生植物，有些植物还是相当漂亮的。前文提到的那座宝塔，就耸立在最高的山峰上，给海边过往的船只提供一个参照坐标。
上山的路上，总是有几百个中国人簇拥在我身旁，他们显然认为我是个什么大怪物。这一地区，虽然荒凉，人口却很密集，随着人越聚越多，我甚至猜想，是不是每一块石头里都能蹦出个中国人来。整个场景非常滑稽，这边厢是我和我的仆人，我们在山谷的一侧，带着标本盒子以及其它工具，采集我们所能发现的植物标本。那边厢则是四五百个中国人，他们站在山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脸上带着惊奇的表情俯视着我们。 那个时候，他们的容貌特点、举止行为以及穿着打扮，对我这个外国人来说，也是如此的奇异。我想，我们彼此之间对对方都是怀有这种吃惊、好奇的心情。总的来说，他们还是较为文明的，但是最后出现了一点麻烦。这些中国人对我脖子上带的一条丝绸围巾很感兴趣，这个地方的中国人戴一种类似头巾的手帕，他们告诉我，如果我的这条围巾戴在他们头上，肯定很好看。他们提出种种可笑的方案来与我交换这条围巾，有人单手捧来一把辣椒，另一只手指着我的围巾，这表明他想用这种方式来完成这项交易；另一人则想用一些花生来交换，还有些人给我拿来一些杂草。但所有这些人，都很谨慎，拿来交换的都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东西。我用自己知道的中国话跟他们说了几句，有两个人听到我说的话后，飞快地跑回村子，同时示意我留在那儿等他们回来。我当然不会把他们的话看得过于认真，但为了取悦他们，我还是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他们很快回来了，带来一瓶白酒，他们以为我是向他们要这个东西，便拿它来换围巾，很显然，他们认为我难以拒绝这样一桩买卖。这时候聚拢起来的人数已经相当多了， 我继续往山上走，开始往山顶爬。我经常采用这样的办法来摆脱中国人，他们一般都懒得跟着我走很远的路，毕竟还是很需要体力的。 我的策略奏效了，很快我身边就没什么人了。当我爬到宝塔所在的最高山顶时，俯视着来时经过的平地，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刚才会有那么多人聚集在我周围，就在山的四周，散布着很多较大的村镇，可是站在平地上，我是看不见它们的。
站在塔前，我惊讶地发现它非常破旧，几乎就残破不堪了， 虽然它的主体部分，因为当初建设得很牢固，现在还算大体完整。 几尊石像或者神像，圆屋顶，夹层墙，中间一部旋转而上的楼梯，通向每一层的外廊，风穿廊而过，发出呜咽的悲鸣。这座塔也就仅此而已。察看了全塔，我又站在塔上向四下眺望，视野非常开阔，可以看到数十里以外。 而极目之处，映入眼帘的还是那些荒凉的石头山。就这样，无人注意到我，更没人前来打扰我。
欣赏了山顶的美景，我要从山上下到平地去。这一次我走的是一条与上山不同的路，但是，我才下到平地，就又被当地人围了起来。这时已经是下午较晚的时候了，我的仆人，正如我早晨出发时所预料的那样，应该是很累了。这时他开始耍些小聪明，能少走一些路就少走一些。为了采集植物，有时候我会绕个大弯，而他则总是抄近道，奔我们最终要去的方向而去。有几个人这时紧紧地跟着我，从他们的举止中，我看出他们用意不良。 他们假装要带我去个地方，那儿我可以看到一些很好的植物、花朵，我于是听任他们跟着我，并且试图取悦他们。我们最后来到一个偏僻的地方，从那儿可以看到一所大房子，正当我毫不犹豫地朝房子走去的时候，那几个中国人开始更贴近我。我感觉到有人在掏我的口袋，于是猛然转身，看到其中一人正拿着一封掏出来的信跑开了。 一看到我发现他的小偷行径，他把信扔在地上，跑走了。我把手伸进口袋摸了摸，发现有几样珍贵的东西已经被盗了。这个意外让我停下脚步，转头搜寻我的仆人在哪儿，我看到他在较远的一个地方，正遭受十来个本地人的侵袭。他们手持匕首，围着他，威胁说如果他敢有一丁点的反抗，就要捅死他。他们动手抢夺他身上的东西，稍微值钱一点的都不放过，我那些辛辛苦苦收集来的植物则被他们扔得到处都是。我察觉到我们的危险处境，马上扔下那些扒手，迅速跑到仆人那儿去救他。那些本地人看到我跑向他们，扔下我的仆人就逃，逃到站在不远处旁观的同伙那儿去了。到了仆人身边，我看到他吓得脸都白了，但又十分兴奋，他没忘记提醒我，他昨天说的那些话都是对的。我必须承认情形确实很危险， 唯一能做的就是尽快离开这儿。于是我直奔我们下船上岸的那个村子跑去，我的仆人则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当我们到达上岸地点时，船老大很高兴地迎了上来，他说他已经等了我们很长时间了，担心那些泉州人还不知道要怎么对付我们呢，是抢是杀？海水已经退潮了，露出大概半英里宽的沙滩，沙滩外就是汹涌翻滚的海浪。 船老大起初说，天亮以前是不可能回到大船上去了，村子里的人也答应给我提供一些煮好的粥[2]（一种食物），以及过夜的地方。我谢过他们的好心帮助，然后告诉他们，如果能回到大船的三桅甲板上去，我会更高兴，因为明天一早我就要坐船赶往舟山去。听了我的话，船老大给附近的船民打了一个手势，马上他们就都行动起来了，他们抬起小船，走过沙滩，把船放进海里，我则跳到一个非常结实的中国人背上，让他背着我像赛马一样迅速跑过湿漉漉的沙滩，然后把我放在小船里。 他们驾着小船，娴熟地穿越翻卷的浪涛，把我们送到了大船上。尽管全身都湿透了，我还是安全无恙地回到了大船，但这一天的冒险经历，使得中国人的形象在我心中又差了很多。
在我的仆人和当地人打斗的过程中，我们收集来的植物几乎都被破坏殆尽。这些植物中，有几株风铃荷花的根苗，这儿的山里面到处野生着这种植物，还有六道木的一个新品种。 这两种植物后来都安全送到了英国，现在就种在皇家园艺协会位于奇西克的花园里。
泉州湾也是外国船只停靠的一个码头，就在深沪湾以北几英里的地方。这儿的中国人自上次战争以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像南澳岛一样，把船停在泉州湾的船长们，早晨和傍晚的时候，现在也有马可骑了。
这时发生了一点小插曲，这个插曲本身就意味深长。因为某个原因，船长们的马厩必须挪挪窝，挪到海岸旁的另外一个地方。为此专门雇来了一些工人，把垒砌马厩的石头从旧址搬到新址那儿去。但工人们的工作被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本地人给拦住了，这些人把石头搬走，并且占为己有。可是，几天以后，当我们的人经过马厩旧址时，吃惊地发现所有搬走的石头又被搬回来了。毫无疑问，这是受到中国更高一级官员干预的结果。 我想，这个插曲表明，政府官员很想维持与英国人之间的和平局面，而不是像有些号称消息灵通的人宣称的那样，说什么中国内地正在准备与英国人再进行一次战争。
这一带，无论在植物还是总体特征方面，都与深沪湾相同。邻近港湾入口的地方，有一块陆地，这块陆地的构造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块陆地一部分是岩石山，另一部分则由大片大片的沙岸构成，这些沙岸就像是被可怕的风暴从海底卷上来的，又像是被大自然的伟力簸荡而成。贝壳、圆卵石、大块岩石，还有沙子堆积成了这块还在不断扩张的陆地，从而与它周围的地形地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和本省沿海各地的人一样，本地人也从事偷窃与海盗的勾当。然而他们也是中国最好、最有敬业精神的水手，无论哪个港口，都有他们的身影。随着英国商船获准进入北方[3]各港口，他们的业务遭受到的损失最大。
在这儿我必须向鸦片码头上各位船长们给予我的热心帮助表示感谢，他们总是乐意向我伸出友谊之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来帮助我不断前进。
* * *
[1] 译者按：原文是“Chimoo”，不知确指何处。仔细比照地图后，疑是今天的福建泉州深沪镇。
[2] 译者按：原文“chow-chow”，作者用括号自注曰“食物”，应是作者根据当地人的语音拼写出来的一个词。估计是“煮粥”一词的语音拼读。
[3] 译者按：本书所谓中国北方，指的都是长江中下游一带，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华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