舟山群岛——小船遇到风暴——非常不安——金塘岛，又名银岛——岛上的居民——看到外国人他们很吃惊——扬子江——江中众多的沙洲——我们的三桅船搁浅了——寻求中国人帮助的新方法——吴淞口——鸦片码头——有关鸦片贸易——鸦片对中国人的影响
1844年夏天，我经常到舟山群岛的各个岛屿去进行考察，特别是位于舟山和大陆之间的那部分岛屿。为此就必须租用一些中国小船，尽管这些小船并不是那么安全可靠。从舟山到位于甬江江口的镇海，距离大约为三十英里，这样一段跨海的航程通常来说是轻松愉快的，因为这一部分海面夹在陆地中间，大部分时候就像池塘一样波平浪静。但有时候狂风大作，从群山之间的豁口处扑来，这些中国小船往往来不及将风帆取下，被风吹得几乎都要倾覆。有一次就特别危险，我死里逃生，差点就葬身鱼腹之中。那一次我雇了一条船，从宁波驶往舟山，由于时间紧急，我希望能尽快赶到舟山。 我们沿着甬江顺流而下的时候，风才刚刚开始刮起来，等到达甬江口镇海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了，天空中出现了一些暴风雨的前兆。船夫把这些征兆指给我看，他很担心，希望我们不要在天亮之前出海。但我因为要搭乘一艘现在泊在舟山港内的英国轮船，担心赶不上船，所以就没同意他这种谨慎的安排，而是坚持不再耽搁，马上出发渡海。 经过一番争论，尽管不情不愿的，他们最终还是启锚了，继续我们的航行。在从宁波到甬江口的这一段航行中，河流沿岸的陆地和群山庇护着我们的小船，使得我低估了强风的威力。但一等到小船驶出港口，来到开阔的海面上，我就知道，要求船夫在这样一个夜晚渡海，这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如果这时候谨慎一些，再调头回去，要是还能调头的话，那该让人有多高兴啊。可是太晚了，在迅猛的春潮和海浪的推动下，这时候想要调头回镇海，已经不可能了，我们于是只好继续往舟山驶去。“这么大的风，这么大的浪，你没多带一些风帆在船上？”我对船主，一位久经风雨的福建老渔民问道。“不要怕，不要怕”，他用蹩脚的舟山英语安慰我，“我能对付它。”“但我还是很担心，福建佬，”我回答道，但话刚说出口，一阵强风就朝我们扑来，同时，一股巨浪打在船舷上，几乎就要把小船倾覆在海面上，很快，从船头到船尾，整条船就都泡在海水里。“降下风帆，降下风帆，快，快，”舵手喊道，“要不我们都要沉到海底去了。”几个船夫奔向风帆的位置，幸运的是，风帆很顺利地降了下来，我们的小船又正了过来。但因为船身进了很多水，所以小船的每次摇晃和起伏都显得特别剧烈，小船的每一次颠簸看起来都要把它覆没，把我们抛向怒涛之中。我们又把风帆升起几英尺，注意让它避开风头。 这时天全黑了，天空中一颗星星也看不到，群山也看不真切，在黑暗中若隐若现，只有远处海岸上几星灯火，一闪一闪的看得很清楚。船夫们现在都围在舵手身旁， 请求他试试，看能否返航回镇海。但我也是个经验丰富的水手，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试图转舵，把船身调转过来，十月八九小船将不受控制，被风吹到别的地方去，这样的话，小船就真要沉没了。我立刻走过去，站在舵手身边，让别的船夫不要干扰他。我告诉舵手继续沿着现在的方向前行，同时尽快找到一个小岛，到它的背风处去躲一躲。作为最后一个救命招数， 船上的人现在开始往外扔他们的私人物品，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制力，以至于任何劝告勉励对他们都不起作用了，他们不愿再照看小船，也不愿帮着把海水从船身中舀出去。然而，船主或者说舵手仍然在恪尽职守，我们能够活下来，毫无疑问，多亏了他的坚毅态度和航行经验。幸运的是，风这时候暂时平息了下来，这使得我们能够把风帆扯得更高一些，很快，我们就来到了一座小岛，它和其它众多的小岛一样，散布在这一带的海岸附近，我们于是躲在小岛的背风处。一等到小船抛锚泊定，所有人一齐动手，把海水从船中舀出来。我们的处境很惨，每个人的衣服、床铺等，都完全泡在水中；我带在身边的一些植物标本，当然也都彻底被毁了，好在这些只是一些副本；但我们还是都放松了下来，对活下来感到庆幸不已。 天亮以前，我们的船就恢复正常了，这时候天气也好转了，我们于是继续前往舟山。
金塘岛，英国人把它叫做银岛，是舟山群岛中一个大岛。虽然邻近舟山，却很少有英国人光顾这个岛，但是从植物学的角度来看，岛上的群山、峡谷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因为这个缘故，我经常把我的小船停靠在它众多的海湾中，到岛上进行植物资源方面的考察。岛上居民都很纯朴，很多人活了一辈子，从来就没离开过这个岛。当我出其不意地来到他们的小村子，他们总是感到非常惊奇。读者们如果换位思考一下，就很容易理解这一点了，假如有一个中国人突然闯入到苏格兰高地或威尔士某个偏僻的村子里来，这种从未有过的景象给村民们带来的又会是何等的惊讶与震动呢？我记得有一次，在吃力地爬上金塘岛某座美丽的山头后，我看到山背后几码远的地方有个中国小伙子，他正忙着收割长草和灌木之类的柴火，因为太投入所以就没注意到我。我走近他干活的地方，站在他上面的一块岩石上，故意弄出一些声响以引起他的注意。 他抬起头来，我永远也忘不了霎那间他脸上的表情，即使我来自另一个世界，他脸上吃惊的神情也不会比这强烈多少。实际上，我估计他大概认为我是从云端上降下来，或者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大约有那么一、两秒种，他像施了魔法一样定在那儿，然后扔下手中的柴刀，从岩块和石头间飞快地逃下山去，速度快得让人难以相信，直到他穿过狭窄的山谷，到达山谷那一边的村子之后，他才敢扭头往身后看看。消息很快就在村民中间传开了，他们冲出自己的小屋，大批聚集在房子前。我缓慢而又镇静地向他们走去，很快就消除了他们的恐惧。那位割草的小伙子，起初还有些不好意思，但等到分手的时候我们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上海港坐落在舟山西北大约80到100英里远的地方，舟山位于北纬30度，上海则位于北纬31度20分。离开舟山群岛，向北航行到上海，船左边的海域就是杭州湾， 然后进入著名的长江口。长江，又叫洋子江，顾名思义，即海洋之子也[1]。从中国南边开始一直到这一纬度，都是多山地形，但到了这儿，地势为之一变，变得非常平坦。在很多地方，陆地比河流本身还要低，河流全靠两边又大又坚固的河堤束缚着。山地景象彻底消失了，即使爬到船上最高的桅杆处，远远的地平线上也看不到一座山的影子——放眼望去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平原。这就是所谓的长江三角洲，也是北方南京棉的主产区。这是一片深厚肥沃的土壤，不敢说全世界，在中国，它肯定是最好的土地。
在长江口给船只导航相当困难，特别是在阴天，部分原因是水中有众多的沙洲，潮位高的时候，这些沙洲都没在水面以下， 另一部分原因是很难找到明显的地标 。自从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已经有几艘船陷在这些沙洲中，整艘船都被损毁了。我第一次进入长江的时候，低水位时船只搁浅是个很常见的现象。但因为这些船大部分都是小小的鸦片走私船，船夫们对这一带都很熟悉，所以当潮水上涨的时候，这些船很容易就脱困了。四月的一个晚上，我们乘着微风，溯流而上，借着风势，我们当时的船速大概达到了每小时六、七英里。领航员唱歌般地喊着“水深3寻半”“水深3寻”，船长以为我们正行进在正确的航道内，于是他到舱底去了一两分钟。正当领航员还在唱着“3寻”之歌，这时，我们突然感觉到船底擦到了河床，两秒钟不到，我们的船就牢牢地在淤泥之中搁浅了。这时候潮水正在迅速退去，由于我们的纵桅帆船一侧位于深水区，我们被迫把船上所有的备用船板拿出来支撑船体，防止它倾覆。第二个问题则是，我们怎样才能趁着涨潮脱困？在下午的航行中，我们看到很多货船跟在我们后面，溯流而上，前往上海。现在，有些货船在离我们不到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抛锚，停在那儿等待潮水上涨。经过商议，我们的船长决定登上其中某艘船，请他们挪一挪船的位置，离我们的船更近一些，这样就可以用一根缆绳把两艘船连结起来，等到涨潮，河水把我们的船浮起来的时候，他们的船就可以把我们的船从搁浅的地方拖出来。 因为我会讲一点汉语，于是也被请进小船，这样我可以向对方解释我们的目的，同时还要告诉对方，我们会给他们丰厚的报酬，并不是让他们白干活。小船里面的船员们都佩着短剑，为了慎重其事，船长身上穿着一件旧军装——这件军装过去属于某位海军军官，头上戴着一顶鸡冠型帽子，腰间悬挂着一把长剑，船长就这样全副打扮地坐在小船中。夜很黑了，但天气很好，我们勉强能看到最近的那艘货船的桅杆。几分钟以后，我们来到货船的旁边，被甲板上负责警卫的人盘问着，他很快就发现我们是外国人，于是跑去报警，大喊道：“红毛精来了”。红毛精就是红头发的人。没有过多的与他们交涉，我们都跳进了货船，但是环顾四周，甲板上却空无一人——警戒的和其它人都躲到船舱下面去了。船长指挥我们的人下到船舱口去，让他们把中国人都叫到甲板上来，他命令他们一定要善待中国人。我们的水手就这样充满善意地、 快乐地四处寻找那些中国人，这场景其实一点也不好笑。很快中国人就很不情愿地被水手们从其藏身之所拖出来了，水手们把他们都集中在甲板上。我于是向货船船长解释说我们并没有恶意，只是因为我们的船现在处在很危险的情况中，迫切需要他们赶快启锚前去帮助我们。同时，我也告诉他们，他们将得到二十元钱作为酬谢。他们凑在一起协商了一下，最后过来告诉我们，他们愿意在第二天早晨给我们提供必要的帮助。但这和我们想要的不一样，而且，我们很了解中国人，非常清楚这个“明天”永远也不会到来，只不过是用来摆脱我们，让我们自生自灭的一个借口。我们于是告诉他们，这样的安排对我们来说不合适，并再一次要求他们立刻启锚。他们又开始另一轮协商，对我来说，这很明显是他们的一个缓兵之计，我们整个晚上可能都会被这样拖延下去。我建议我们的船长安排他手下的人去把中国货船的锚绞起来，把帆也升起来。水手们早就很不耐烦了，很乐意听从这样的安排，那些货船上的船员们看到这样的情况，也都帮着一起干，于是几分钟后，货船就开动了。货船开到离纵桅船最近的一个安全地方，抛锚停了下来，一根粗绳把两条船连结在一起，等到潮水涨到我们的船能浮起来的时候，中国货船就可以把它从淤泥中拖出来。这一切在当晚都顺利实现了，我们然后把船安全地泊在三寻深的江水中。天亮以后，我们发现那些中国朋友已经升起了帆，连我们承诺的酬金也没要就走了。
吴淞是个小村镇，上次战争期间这儿曾发生过一场战斗。吴淞位于另外一条河的河岸边，欧洲人通常把这条河叫做“上海河”[2]， 上海河就在这儿流入到长江。吴淞是中国鸦片走私船进行交易的主要据点之一。我估计，近年来，这儿的鸦片交易量可能比其他所有地方的交量量加在一起还要多一些。
已经有很多有关鸦片贸易以及吸食鸦片的言论了，所以我在这儿多说几句有关鸦片的话并不算太离题吧。众所周知，绝大部分运到中国沿海来的鸦片，都是在我们东印度的领地上种植和生产加工的。 那些以鸦片贩卖为主业的英、美商人们，他们用快船把鸦片从印度运到中国，在中国沿海各港湾他们还维持着一支接应的船队，通常，由快船把从印度或香港运来的鸦片倒给前来接应的船只，然后由后者再转手给中国的鸦片走私商们。 中国的这些走私商来自附近各个港湾或村镇，他们坐着小船，带着很多人手，全副武装，以保护这些通常说来非常值钱的东西。海岸边的这种交易场所，它们除了鸦片，其它什么生意都不做，采用以货易货的交易形式，用银锭或墨西哥银元来交换鸦片。在其它一些交易场所，外国商人有时也用鸦片和生丝、茶叶这两种中国主要的出口产品进行以货易货，他们觉得这样做也不错。
在英国，经常会有一些有关鸦片走私和吸食鸦片的言论，这些言论都有些过甚其词。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以为这些走私商们和全副武装的海盗差不多，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在英国舞台上，他们的形象还真就是一副海盗的样子。但恰恰相反，从事鸦片走私交易的都是一些非常体面的人，他们手中拥有大笔资金，作为第一流的商人，他们在文明世界的每个地方都是很受尊敬的知名人物。鸦片贸易，虽然违禁，但它大大不同于通常所说的走私，远方的人们被“走私”一词误导，因而对此产生了错误印象。确实不假，输入和吸食鸦片，是被中国政府明令禁止的，但这种禁止，只是一种空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所有的中国官员，至少是绝大部分官员都吸食鸦片，而且，就连天子陛下他自己，也很有可能是一个鸦片的嗜食者。不管中国政府是怎么说的，事实是，它并不打算真的停止输入鸦片，但它却必须时不时地颁布一些强硬的法令来禁止鸦片，只不过这些禁令都仅限于出现在北京政府的文档中，对于皇帝的忠诚子民们来说，一点限制作用也没起到。现在，所有的聪明的外国人，以及中国人当中的很多开明人士，都认为，在交纳小部分税款的情况下，鸦片的输入应该合法化，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去除走私所带来的很多弊端，而中国国库也可以得到一笔可观的税收收入。
我住在中国的这段时期，中国政府在禁止鸦片贸易方面采取了很多虚张声势的作法。有时候，某位以英勇善战而知名的海军将官，也会受命带着很多战舰，开到鸦片船集中的地方，试图将这些船只驱离中国海岸。然而，士兵们敲着锣，隔着老远就放枪，战舰耀武扬威地来巡视一圈，中国人都很熟悉这一套路，而这看起来就是武力清剿的主要内容。与此同时，那些小鸦片船就静静地停泊在那儿，很明显，它们对这场大张其鼓的示威行动并不怎么关心。于是带队将领马上颁布了一条命令，要求这些鸦片船拔锚离开海岸，不得再返回天朝帝国的水域，否则将被彻底消灭。
以前这样的命令还有一些威慑作用，但现在一点效果也没有了。 传令兵带回来的消息称，“那些外国船只都是全副武装，它们不肯挪地方”。这样的消息足以让带队将领冷静下来，不再逞勇，于是他便陷入一个两难的境地，他既不敢向这些外国蛮夷的船只开火，但又不能任由它们留在当地。如果他不能把它们赶跑，这要是报告到总部去，势必对他的英勇形象造成伤害。带队将领转而换上另一种腔调，他请求鸦片船的船长们帮忙，把船开到外海去呆那么一两天，过后他们就可以把船再停回到原来的地方。鸦片船的船长们同意了这一请求，第二天早晨他们便起身把船开往外海。一旁了望的中国军队，于是又是敲锣，又是放枪，发出震天声响，他们跟在鸦片船后面，直到很远的地方。 带队将领这时向他的政府递送了一份报告，大意是说，经过一场与外国蛮夷的大战，他已经把他们驱离中国海岸，甚至很有可能，他会在报告中说，他把几艘蛮夷的船轰成了碎片，另外一些则被击沉海底。而就在这份报告还在送往北京的半路上，鸦片船就已悄悄地回到其原来的泊锚之地，一切都照旧进行。这就是中国人处理事情的典型方式。
来自孟加拉的鸦片分为两种，即巴特那和贝那勒斯[3]， 这两种鸦片品质好，纯度高。 而来自孟买的马尔瓦鸦片[4]则总是掺杂了很多其它成分，中国的鸦片贩子们一定要在检测了它的质量之后才肯购买。检测方法如下：选定一个或多个有意购买的货柜，打开货柜，取出三四个外形不佳的鸦片膏块，从每块上切下一点，放入一个铜勺，铜勺下烧着炭火，鸦片加热后溶化在水中，将溶化后的鸦片倒在一张草纸上过滤，如果鸦片质量还过得去，就能很容易地渗过草纸，流到草纸下面的盆子中去。 如果它渗不下去，中国人就认为这种鸦片质量不过关，掺杂了太多其它成份在里面，这些成分或者不溶于水，或者渗不下去。这样的鸦片当然只能以压得很低的价格出售了。
溶液从草纸中滤下去以后，要对这张纸进行仔细的检查。如果纸上有任何沉淀物，比如沙粒或者其它碎屑，就说明鸦片是掺了假的，其价值自然也要减少很多。过滤后的溶液倒进一个干净的铜壶，放在炭火上慢慢地煨烤，直到所有的水分都蒸发掉了，这时候留下来的就是纯鸦片。把这些鸦片倒进一个小瓷杯中，慢慢搅拌，仔细观察。这个时候主要看的是鸦片的颜色，鸦片贩子们一边搅拌，一边把它举起来，对着光线查看，如果它像果冻一样黏稠，贩子口里就念“铜古”；如果它带着白色，就念“白色”；如果带红色，就念“红色”；如果鸦片品质一流，或者像东印度公司发过来的货物一样，他就念“棕色白”。
吸食鸦片的过程和我刚才描述的检验过程很像。将准备好的鸦片放在一个专用的小杯子中，吸食者头枕在枕头上，旁边点着一盏灯。吸食者用一种针状物挑起一点鸦片，放到蜡烛上去烧，等到鸦片点燃以后，把鸦片填进烟枪的烟锅之中。 在吸食的过程中，要把烟锅一直对准蜡烛的火苗，燃烧产生的烟就被吸食者吸入肺中，就如同印度人或中国人吸烟时的动作一样。一烟锅的鸦片只能吸一两口，所以，吸食上瘾的人就要不断地把鸦片填到烟锅中去。
任何一个人，如果他见过中国人吸食鸦片的情况，他都无法否认，吸食鸦片，特别是过量吸食，对受害者的身体、精神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但从我观察到的情形来看，我可以断定，过量吸食者的数量被大大夸大了。确实，每年从印度进口来的鸦片数量非常巨大，但请不要忘记中国广大的疆域以及它的三亿人口[5]。乔瑟林爵士[6]，在他的《中国行军记》一文中，对过量吸食鸦片的后果有如下描述，这些描述都是他在新加坡的中国人身上观察到的：“这种可怕的奢侈品，如果吸食过量，几天之后就会让吸食者脸色变得苍白、憔悴，如果持续几个月，甚至只需几星期，足以让一个健康强壮的人变成一具行尸走肉。在吸食成瘾后，如果离开鸦片，吸食者所遭受的痛苦，难以用言辞形容。只有在或多或少地满足了他们的鸦片瘾之后，他们才显得有点精神。在那些害人不浅的鸦片馆里，晚上九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鸦片吸食者：有的是在勉强压制了一天的欲望后，匆匆走进来过瘾的；有的人刚刚吸食了一两口，在鸦片的刺激下大声谈笑；躺椅四周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无力地躺在那儿，脸上挂着傻笑，他们一门心思只想着鸦片，只想着快点进入那极乐世界，完全顾不上其它任何事情。而这出人间悲剧的最后一幕， 通常就发生在这鸦片馆后面的一间房子——停尸房中，那些鸦片吸食者就平躺在里面，进入到他们为之疯狂追求的极乐世界，在一番盲目的求索之后，他们终于可以长眠休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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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译者按：福琼把“扬子江”听成了“洋子江”，所以有如此说法。
[2] 译者按：也就是黄浦江。
[3] 译者按：巴特那（Patna）和贝那勒斯（Benares，现在改名叫Vanarasi）分别是印度东北部恒河左岸的城市，孟加拉的鸦片种植园分布在这一带，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这两个城市分别开设了加工鸦片的工厂，这两种鸦片便是不同工厂的产品。
[4] 译者按：马尔瓦鸦片，产自印度孟买附近的马尔瓦高原地区。与孟加拉鸦片的种植、加工全由东印度公司控制不同，马尔瓦鸦片主要是由印度中、西海岸的印度本土资本力量操控，故其质量参差不齐。
[5] 据估计，中国最新的人口数据为367000000.
[6] 译者按：即Robert Jocelyn，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曾担任Saltoun爵士的军事秘书，著有《中国行军记》（又译作《在华从军六月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