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版序言
弗吉尼亚·吴尔夫
《项狄传》虽是斯特恩的第一部小说，却写于许多人已写了第二十部小说那一时期，即写于他四十五岁的时候。不过，这部小说已处处显得成熟。没有一个年轻作家敢于如此冒失地违犯文法、句法、意义、分寸，以及小说写作法的成规。敢于用反传统的文体冒犯文人雅士，敢于以离经叛道触怒德高望重者，冒这样的风险需要中年人那份很强的信念和对指责满不在乎的态度。但风险冒了，却获得令人惊奇的成功。大师们，吹毛求疵的读者，全都着了迷。斯特恩成了市民的偶像。不过，在欢迎这部小说的咯咯笑声和喝彩声中，还夹杂着一般头脑简单的读者的抗议声：这是一个牧师的丑闻，约克大主教起码应该给予谴责。大主教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不过，斯特恩却把这批评记在心里，虽然几乎不流露于言表。自《项狄传》出版以后，他内心也很痛苦。他的情人伊莱扎·德雷珀，已乘船到孟买，回到她丈夫身边去了。斯特恩决定在他的下一部书中，实现他已经发生的变化，并证明他不但才智卓越，而且感性很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写这本书的意图是，教我们更加爱这个世界和世人”。正是在这样一些动机的激励下，他开始写他称之为《多情客游记》的短暂的旅法之行。
如果说要斯特恩改正他的处世态度是可能的，那么要他改正他的文风却办不到。这跟他的大鼻子和那双明亮的眼睛一样，是他身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一读到开篇第一句话——这种事，我说道，在法国就安排得比较好——我们就迈进了《项狄传》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这支敏捷得令人吃惊的笔在英国散文那密实的篱笆上切开一道口子，我们简直不知道什么样的打趣，嘲弄，诗意不会突然透过这道口子闪现。斯特恩本人要负责任吗？尽管这次他决心以他最端正的态度来写，难道他知道下文要说什么？那跳跃的，不连贯的句子，来得跟口才极好的人口里说出的话一样快，也似乎一样不受节制。即使断句，用的也是说话的，而不是文章上的标点法，因而带上说话人的声腔，关联。那思想的次序，思想的突如其来，不相关联，多忠实于生活，而不是文学。这样的交谈有一种谈私房话的性质，容许随口说的话不受谴责，如果当众说这种话，那趣味就不高了。在这种特殊的文体影响下，这部书变得半透明。使读者和作者隔开一定距离的一般礼节上的成规旧套，消失了。我们跟生活再接近不过。
认为斯特恩仅仅靠了运用极端的手法和巨大的努力才造成这种错觉，那显然是没有查阅他的手稿得到证实。因为，虽然作家们常有这样的信念，相信准能设法把写作上的成规旧套抛开，像说话那样直接跟读者谈话，但任何作过这种试验的人，不是被困难吓呆，就是中途受阻而陷入无法形容的杂乱和冗赘。斯特恩竟做到这一惊人的结合。似乎没有一部作品能那样准确地恰好流进个人的大脑的皱褶，既表达它不断变化的情绪，又回应它最轻微的一时的奇思异想和冲动，竟表达得丝毫不差，又从容不迫。最高的流动性总是跟最高的持久性并存的。这就好像潮水冲过海滩把每个涟漪和漩涡刻在大理石似的沙上一样。
的确，也没有人比斯特恩更需要成为自己的自由。既然有的作家的才能是非人格的，那么就会有个，比方说，托尔斯泰那样的作家，能创作出一个不带一点自己的人格的人物。斯特恩的才能总是含有一大部分自己。如果从《多情客游记》中把我们称之为斯特恩自己的东西抽掉，那么这部书就只剩下一个空架子。他没有珍奇的见闻可谈，也没有言之成理的哲学可讲。他告诉我们，“我冒冒失失离开伦敦，从未想到我们在跟法国打仗”。无论画、教堂或乡村的苦难和幸福，他都无话可说。他的确是在法国旅行，但那道路常常经过他自己的头脑，他主要的历险，不是碰上盗匪，攀登悬崖，而是他内心的感情的历险。
改变观察的角度，这本身就是大胆的革新。迄今，旅行者已注意到比例和透视的某些规律。在任何一本游记中，大教堂总是宏伟的建筑，在它旁边的人，总是渺小得恰如其分的小东西。但斯特恩能完全不提大教堂。一个拿着绿缎子钱包的姑娘可能比巴黎圣母院重要得多。他似乎暗示，这是因为没有普遍的价值标准。一个姑娘也许比一座大教堂更有意思；一匹死驴比一个活的哲学家更有教育意义。这全是个人的看法问题。斯特恩的眼睛作了这样的调整，在他看来，小东西常常显得比大东西还大。他从一个理发师提到他的假发的发鬈那番谈话，而不是从法国政治家的夸夸其谈中，了解了法国人的性格。“我认为，我能在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 上，而不是在重大的国事上，看出民族性的明确而显著的特点；因为各国的大人物谈来谈去都是那一套，千篇一律，我才不愿意花九便士在他们当中挑选呢。” [1] 因此，如果你希望像一个多情游客那样抓住事物的本质，那么，你不应当白天到大街上去，而应当到黑胡同里无人注意的背静处去寻找那本质。你应当练出那种能把几种脸色和举动译成普通话的速记法。这是斯特恩长期练出的本事。“就我来说，由于长期养成的习惯，我总是不自觉地这样做，以至于一到伦敦街上，我就边走边翻译；我不止一次站在人圈后面，还没有听上三个词，我就带着二十句不同的对话走了，我能如实地将这些话记下来，保证无误。” [2] 斯特恩就是这样把我们的兴趣由事物的外部引向内部。查导游手册没有用；必须先问一问我们的头脑，才能说出一座大教堂，一头驴，一个带绿缎子钱包的姑娘比较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就斯特恩宁愿走大脑那弯弯曲曲的小路，而不愿请教导游手册，走它指引的平坦大道而论，唯独他属于我们这一代。就斯特恩关心无声的语言，胜于关心有声的语言而论，他是现代派的先驱。由于这些原因，他跟我们当代人的关系，比他的伟大的同时代人理查逊和菲尔丁跟我们的关系要亲密得多。
然而，有所不同。斯特恩尽管对心理学感兴趣，但他比以后变得灵敏的、多少是干伏案工作的这一学派的大师们，要灵敏得多。无论他用的方式方法多么任性、忽东忽西，他毕竟在讲故事，在旅行。我们尽管走了不少岔路，我们还是在不多几页的篇幅内走完从加来到马丹这段路。他虽然对他观察事物的方式感兴趣，但事物本身也引起他强烈的兴趣。他的选材是任性的、个人的，但没有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对一时的感受能比他处理得更妙。《多情客游记》是一系列画像——修士，夫人，卖点心的骑士，在书店里的姑娘，穿上新紧身裤的拉弗勒——是一系列场景。虽然这飘浮不定的心思飞起来，像蜻蜓一样，忽东忽西，但不能否认，这只蜻蜓有它的飞法，它随意挑选花朵，也总是因为花朵那精美的谐和，或辉煌的不谐和。我们一会笑，一会哭，一会鄙视，一会同情。眨眼间，我们就从一种心情转变为相反的心情。这种不看重现实，这种忽视有条理的叙述，几乎容许斯特恩像诗人那样放纵不羁。斯特恩所用的语言，一般小说家即使能掌握，但在他的书上看起来就显得怪里怪气，难以容忍，斯特恩却能用以表达一般小说家必然会忽视的思想。例如“我穿着灰尘仆仆的黑外衣，严肃地走到窗前，从玻璃窗外望，只见所有的人都穿着黄色、蓝色、绿色的服装，奔去‘抢铁环’。——老头们手持断矛，戴着丢了面罩的头盔——年轻人则穿着金光闪闪的盔甲，个个装饰着东方的花哨的羽毛——所有的人——都挥着枪抢那个环，就像古时候那些入了迷的武士为了名誉和爱情上了比武场一样。——” [3] 在斯特恩的作品中，有不少这种纯粹是诗的片段。你可以把它们从正文中剪下来单独欣赏，然而——因为斯特恩是善于运用对比的大师——它们在书上肩挨肩很和谐地排在一起。他的清新，他的轻松愉快，他那出人意料，使人大吃一惊的无穷的力量，正是这些对比的结果。他把我们领到悬崖绝壁的边缘，我们往那深渊才瞟上一眼，又突然让我们转过身，看另一边绿草如茵的牧场。
如果斯特恩使我们难受，那另有原因。这里，至少有一部分责任在读者——受到震惊的读者，那些在《项狄传》出版之后，大叫作者玩世不恭，应该扒下他的牧师袍的读者。很遗憾，斯特恩认为有必要回答。“因为我写了《项狄传》，”他向谢尔本爵士说道，“大家就认为本人比项狄更项狄……如果有人认为这（《多情客游记》）是不洁的书，可怜那些读过它的人，因为他们一定有活跃的想象力，没错！”因此，我们决不容许忽略《多情客游记》中这一点，斯特恩首先是敏感、同情、仁慈；首先是他高度评价举止得体，人心的纯朴。不过，一个作家直接去证实自己有这样那样的品质，就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因为，对他希望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这种品质，强调得过分了一点，反而使其粗俗，油彩过重，这样，我们得到的不是幽默，而是滑稽，不是感情，而是感伤情调。这里，我们不是相信斯特恩的心有多么温柔——这在《项狄传》中是不容怀疑的——而是开始对此怀疑。因为我们感到斯特恩总在想他自己。一群乞丐围着他，他给那个羞怯 的穷人的钱比他原来打算给的多。他的心思并不是一心一意想着乞丐；也注意我们，一定要我们赏识他的善心。他把这一结论，“我认为，他比他们更感谢我” [4] ，置于这一章的末尾，更强调了这一用意，使我们感到甜得腻人，像杯底剩下的糖脚一样。的确，《多情客游记》的主要缺点，是因为斯特恩关心得到我们对他的心地的好评而造成的。这部书，尽管很出色，总有点单调，好像作者生怕他那天生的多种多样、生动活泼的趣味开罪于人，而克制住似的。把心情压制为一味仁慈、温柔、同情，显得不自然。再也看不到《项狄传》的多彩多姿、活力和脏话了。他关心他的敏感性，反倒挫伤了他天生的锐气，叫我们去看那些一动不动站在那里让人看的谦虚、纯朴和美德，看得太久了一点。
不过，使我们反感的是斯特恩的感伤情调，不是他的不道德，这说明我们的趣味发生了变化。在十九世纪的人看来，斯特恩的一切作品，都带上他作为丈夫和情人的行为的色彩。萨克雷义愤填膺地痛骂他，大叫大嚷：“斯特恩写的东西，每一页都少不了以删去为妥的东西，那是潜伏的堕落——暗示此人品质不好。”我们现在看来，维多利亚时代的巨匠们的狂妄自大，似乎至少也跟这个十八世纪的牧师的不忠实一样该受到谴责。他们为他的虚情假意、轻浮深为惋惜，我们认为正是在这里，更显出那种把人生的艰辛化为哈哈一笑的勇气，那种绝妙的表现手法。
《多情客游记》尽管轻浮、风趣，的确在根本上是以一种哲理为基础的，在维多利亚时代，这的确是一种相当不合时尚的哲学——享乐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好像在小事上如同在大事上一样，必须行为良好，认为享乐，即便是别人享乐，似乎比他们受难更可取。这个无耻之徒竟然有那么大的胆子敢于供认“我这一辈子几乎总在恋爱，不是爱这位女王，就是爱另一位女王”，又补充道：“而且希望能一直爱到死，因为我坚信，要是我竟干出卑鄙的事，那准是在一次热恋和另一次热恋之间的空当”。 [5] 这个坏家伙竟然有那么厚的脸敢于借他的一个人物的口大叫：“快乐万岁……爱情万岁！肉体爱万岁！”尽管他是个牧师，在他看法国农民跳舞时，竟然毫无虔敬之心，敢于转这样的念头，认为他在那时才看出一种昂扬的精神状态，不同于单纯快乐的因或果那种精神状态。——“简言之，我认为我看到宗教 掺和在舞蹈里了。” [6]
对一个牧师来说，看出了宗教和娱乐的关系，是够大胆的。就他的情况而论，奉行享乐的宗教有许多要克服的困难，这也许可以为他辩解。如果你已经不年轻，如果你花多了不该花的钱，如果你的妻子难以相处，而且，你虽然喜欢你的女儿，又不得不跟她分离，如果你一直坐着驿车热热闹闹在法国逛来逛去时，你就要死于肺病， [7] 那么，寻求快乐毕竟不那么容易。但仍然必须寻求。必须像跳芭蕾舞似的在世界上到处转动，到处瞧瞧，这儿调调情，那儿施舍几个铜板，在能找到有阳光的地方，哪怕很小一块，坐一坐。必须开开玩笑，即使那玩笑有伤大雅。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必须记住要叫一声“万福，你这生活上讨人喜欢的小殷勤，因为你为生活铺平了道路！” [8] 必须——说得够多了；这不是斯特恩喜欢用的词。只有在你放下书来想一想，在生活中各个不同的方面，它显得那么匀称、有趣，尽情的欢乐，把这些传达给我们的手法，又是那么潇洒自如，那么美，只有在这时，你才相信这位作者有信念作支持他的脊梁骨。萨克雷不是懦夫吗？——他那么不道德地玩弄那么多女人，在他该睡觉或写布道文的时候，却在金边纸上写情书——他不是有点像他那种方式的斯多葛派吗？但我们不能怀疑他是个很伟大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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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本书第75页。
[2] 见本书第84页。
[3] 见本书第72—73页。
[4] 见本书第55页。
[5] 见本书第49页。
[6] 见本书第174页。
[7] 以上一段，暗指本书作者不幸的遭遇。
[8] 见本书第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