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与耶和华竞争的最重要神观，毋宁是来自迦南且深受腓尼基影响的神观。这类神祇属于某种类型，在发展成熟的巴比伦宗教里业已大为变形，那就是巴力 类型（Baal-Typus）。原来的情况，更正确地说，进占迦南之际的情况是：有个特别的神，是主宰自然或社会生活的特定事物或事件的“主人”，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之间都可以找到其原始形式，而且有点像是印度的“祈祷主”或古代中国的土地神。事物或事件分“属于”个别的巴力神，就像一块土地或一头牲畜或一项被独占的“职业”属于某个人一样。以此，形成神祇的两个主要范畴。其一是功能神，“契约神巴力”（baal berith）或许正是其中之一，他是“契约主”，“职司”契约的缔结，并报复契约的毁弃。或者如以革伦的巴力西卜 [1] ，他是散布瘟疫的苍蝇之“主”；或者诸如梦之“主”或怒气之“主”，等等。另外一类是生产作物的土地所属的神祇，就此意义而言，就是“地方神”。以色列的誓约同盟神耶和华是个人类的民族共同体的神，类似亚述好战民族的贝尔神（Bel），性格上比较像个军王。然而，巴勒斯坦某个地方上的巴力神就是那地方和地上一切产物的主人，俨然是个家产制的土地领主，类似巴比伦的贝尔神，肥沃土地之主。我们后面会更加见识到大多数（尽管并非全部）极重要的巴力崇拜的这种土地（地府的）性格在仪式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土地所出的一切产物的初次收成，以及依此土地维生的牲畜与人类的初生头产，全都要归给巴力神——祭司将此转归于耶和华，这对他而言原本是闻所未闻的。我们先前提到的义务，不可将田土收割殆尽（《利未记》19:9、23:22）的宗教动机，正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的动机所明示的，全是来自那样的思考模式。在耶和华神观和巴力神观之间的那种虽非绝对对立但取径却不相同的想法是：前者是人类共同体的神，后者是地方团体的神，一个是天神，一个是地神。在迦南地区，直接从城市定居生活和城市贵族大地主制孕生出来的后面这种观念，的确是非常古老的。任何城市都有自己的这种地方神。在阿马纳时代，城市总督便向国王抱怨说，在其庇荫下法老得以成为城市之主的城市神祇离城而去，所以城市便落入敌人之手。以色列人似乎是将巴力之名冠加在自有名号的许多神祇身上，譬如以牛犊像而被膜拜的哈达德（Hadad），以及在暗利王朝 [2] 被引进的腓尼基的密尔克（Milk）或美尔卡特（Melkart）。总而言之，与耶和华相竞争的最重要神祇，就是因功能之故而被普遍崇奉的地方神巴力，亦即经济与政治意义上的“领土”所有者。不管是以和平方式或武力手段而合并到以色列的诸城市里，这些巴力神自然依旧占有城市及其神坛。在原有的观念里，这对伟大的同盟战神是一点都无伤的。当然，他与这些神祇的地位关系，随着他的威信之高涨，必然要做出某种调整规制。他一则可以如天神般高居于万神殿的顶端，而此种方式似乎也回响在耶洛因的称呼里。不过如此一来，他便陷入某种危险，就像所有这类最高天神终归黯然失色一样，因为失去了任何足以因应日常所需的永续性崇拜处所。反而是巴力仍为活力十足的崇拜的主角。或者，他干脆就被视同为巴力，或在祭拜时不管怎样就和他们连同在一起。直到俘囚期之后的时代，耶和华就这样被犹太人毫不在意地连同完全异质的神祇在同一所神殿里崇拜 [3] 。在与地方神巴力结合的情况下，于和平繁荣的时期，自然是巴力较出风头，而在战争的危急关头，耶和华在这混合神格里（或联合崇拜里）当然胜出 [4] 。这是实际发生的事，而且说明了为何后来激烈反对巴力的清教徒似的耶和华先知正是在和平繁荣的时期里处境最为艰困，反之，每当民族战争或外来侵略和威胁发生之际，耶和华这个发动红海大灾难的古老神祇便占上风。不过，我们很可以假定，两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和平共存的，尽管巴力显得再怎么强势也未被视为耶和华的敌手。甚至北以色列受到崇奉的英雄都还可以发现到取了巴力的名字，其中特别是耶路巴力（Jerubaal），当他作为耶和华的战争英雄时则相当特征性地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基甸）。同样的，优秀的耶和华信仰君王扫罗的儿子们，他们的名字也被后来的传说做了此种特征性的改变。
由于耶和华与地方神巴力或功能神巴力经常被视同为一，所以耶和华崇拜也采纳了巴力崇拜的属性，尤其是崇拜的神像。若就传说和考古发掘的指证看来，原初的以色列誓约同盟的崇拜理应被视为无神像的 ，而且显然是以此种形式被接纳的。这当然不是古老神观的怎样一种思维的“高度”的产物。而是恰好相反，此乃原始的崇拜手段的一个结果，而且由于古老的同盟战争仪式之高度神圣性，所以非常早就被坚定地定型化。之所以一直都维持着无神像，乃是因为在接纳他时就已如此——由于在他被接纳的地区的物质文化水平。基于同样的道理，最古老的法律书规定用土与未凿的石来造简单的祭坛，一如当时当地所通行的。此种不具神像的崇拜即使在艺术制作业已发展的时代仍然维持不坠，绝非耶和华崇拜所单独特有的。这在譬如某些早期的希腊崇拜和古老的克里特崇拜里都历历可证，并且在如同以色列之受到巴比伦影响的伊朗人身上也可看到。最重要的崇拜圣所当中的某几处之所以维持无神像如故，关键点无疑在于：这是那儿由来已久的并且因此种悠久而特别显得神圣的崇拜形式，偶像难以被接受，且唯恐一旦改变即会招来恶魔。以色列的发展唯一的独特之处端在于其反偶像的运作之贯彻始终。至少在这一点上与以色列的发展相接近的，只有受其影响的伊斯兰教的发展，以及部分而言祆教的发展。至于其他地方，偶像的严禁不过局限在某些个礼拜所或针对特定的神祇，除此而外，艺术在宗教领域的内外皆获得自由挥洒的空间。在以色列，耶和华成为唯一的神，而且随着宣称耶和华为拜一神教之真神的推进高拔，无神像的崇拜的代表们不止严禁耶和华神像的制作，而且排斥一切神像模样的祭坛装饰品。此一立场最后终于达到这样一种高度：几乎在原则上敌视一切造像艺术的施为，十诫的第二命令即就此臻至最终的定论。这对后来的犹太教之压抑艺术运用与艺术美感极具重大意义。此种终极激进的神学的彻底癖性，乃是祭司奋力不懈下的产物，他们所追求的是绝对有作用力的仪式命令，亦即（区分以色列人与异邦人的）“识别命令”。这在较古老的史料里根本未曾出现，同样有问题的是，古代的耶和华信仰的清教主义是否只严禁城市文化所产的铸造神像，或者也包括（或针对）雕刻神像甚或一切偶像——三个十诫在这点上是相互矛盾的；若就装饰品工匠的艺术技能还被视为神圣的卡理斯玛而言，此种极端的神学排斥更是古史料里所未见的。这样尖锐的敌视程度是在极为激烈的斗争过程当中产生的，亦即古老的无神像崇拜的代表者对抗迦南文化地盘上形成的耶和华神像及其他祭祀装饰品的一场不得不然的斗争。这些祭坛装饰品的面目经由后来的传承而严重模糊，特别是以弗得的地位也暧昧不明 [5] 。就像家神像（teraphim）一样，以弗得原为何物，无法确定，时而被认为的男根特性是难以证实的 [6] 。某些报告推断说是个画像，其他说是件有口袋装神谕板的肩挂，又有的说是件外袍。很有可能的是，在后来的无神像崇拜观的影响下，意思起了变化。如果说它一开始是个画像式的装饰品，那么它或许是原初的耶和华崇拜所未知的。最强力暗示此种解释的，是北以色列的报告。耶和华的“会幕”是否比后来的神学构想有更多的含义，此处可姑且置之不论。因为，远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可移动式的“耶和华的约柜 ”，显示出无神像的耶和华崇拜之本质的装置。
这个柜子，是否特别如同迈尔所主张的，原先是个偶像柜，也就是源于埃及，或者是否如底比理乌斯较为可能的论断 [7] ，原先是个柜子似的上天的宝座，因此是起源于近东—巴勒斯坦；或者，虽是个柜子，原先却有一颗或许刻上了鲁尼（Runen）文字的圣石在里头；或者，如同史瓦利在与伊斯兰教的战地神龛（Machmal）作比较后所推断的，一开始就是个空柜子，人们可以用法术将神招请到里头来；所有这些看法可能终究皆无法确定。不过，无论如何，底比理乌斯总是从最古老的传述里（《民数记》10:35—36，连同《撒母耳记上》1:9、4:4以及耶利米的素描3:16）作出最为可能的推论：在对抗非利士人的解放战争的时代，约柜应该是个有刻纹装饰的坐席，耶和华隐形地坐在上头，人们在战争紧急时将之置于战车上运往战场。战争开打前，耶和华被有韵律的高声呼喊所召唤，起身迎战敌人，在胜利之后，同样的再度回归原席（《民数记》10:35—36）。在（后来的）撒母耳传奇里，耶和华出现为被局限在其圣所的约柜里头，或者可能是上头。这或许是出自完全定居之时的后来观念的产物——只不过，逻辑上不兼容的观念往往并陈共存。耶和华在战争之际隐身坐镇于约柜的宝座上的信仰，与譬如底波拉之歌里耶和华从西珥的林木山巅宝座挟带暴风雨席卷而来的看法并不相同，不过或许并不是绝对不兼容的。依据希罗多德的说法（7:40） [8] ，波斯人——和以色列人一样是与车战的平地民族比邻而居的山居民族——同样是将他们目不可见的神阿呼拉玛兹达运上战车而出战 [9] 。人们原先或许是想以驾着战车的天上君王来和驾着战车的敌方军王与偶像相对抗。莱歇尔也多方证实了空着的神之宝座也存在于希腊地区。一位神，若其自古传下来的崇拜便是无神像的 ，则他必然是——通常而言——看不见的 ，并且也由于此种不可见性而更增添其独特的尊严与可畏。此处，同盟神纯粹由历史所决定的崇拜形式，促成了这个神的精神化 ，而此种精神化不仅由于上述的那种性质使然，而毋宁是因此种性质而必然。在传说里，约柜是与示罗以及古老的以利族祭司门阀连结在一起的，也就是北以色列的。同样的，约柜也与耶和华作为战神和万军之主的性质紧密结合。只不过，底波拉之歌和非利士时代之前的战争故事对约柜是一无所知，而且当时即使出现也不过如昙花一现，所以它起初是何时、为何又在何种程度上，被承认为耶和华信仰的崇拜装置与战争标志，至今仍然混沌不明。直到申命记的神学才使之成为“约柜”（Bundeslade），亦即装着十诫法版的柜子，而申命记神学再也不倡言连结在约柜上的那种将神局限在其中或其上的神观。总之，空的约柜及其意义，乃是此种拟人化神观的相对精神化现象的一个征候，也可能是个机缘，正如此一现象之直接决定于无神像的崇拜这个事实一样。高居于西珥森林山顶的同盟神的宝座是全无神像与神殿的，真的是一无形迹可寻。
以西结的年代记告诉我们，有支蛇杖，所谓的青铜之“蛇”，属于后来耶路撒冷的崇拜的祭坛装饰品。相对比于所罗门时代的华丽陈设，此一饰物被追溯到摩西身上，并且显然真的是古老的装饰品，因为它已不再为人所理解，并且要以原因说明的故事形式来加以解释。摩西在传说里被当作是神愈奇迹的施为者，特别是个瘟疫危难时的拯救者。这倒与瘟疫乃耶和华对付敌人的特殊手段一事相当吻合贴切。依据原因说明的传说故事，我们很可以如此推断——不过当然无法证明：蛇杖 [10] 乃是昔日的医者但后来消失殆尽的耶和华祭司的佩饰。真正古老的耶和华信仰的祭坛装饰品已尽于此。
随着耶和华与巴力的亲密混融，文化地区的偶像崇拜侵入到北以色列的耶和华崇拜里，耶和华特别是被描绘成了牡牛，因此可能就是农民所崇奉的丰收之神。耶罗波安王，有个耶和华名字，也有耶和华先知在身旁，还有件事功加在他身上 [11] ，那就是：为了从耶路撒冷解放出来的目的，他在北以色列的几处耶和华圣所上建造金牛像，其中一处是在但，这是由一支据称是源自摩西的祭司门阀所掌理的圣所，所以也被视为特别正统的一个圣所。暗利王朝治下的北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与以利沙，尽管义无反顾地对抗着腓尼基影响下壮大发展的巴力崇拜，但是对于公然存在的耶和华偶像的膜拜却一点异议也没有。不过，无论如何，几乎无可怀疑的，在当时针对由外国后妃或因同盟关系而引进的外邦崇拜——全都是偶像崇拜——所发动的斗争里，针对偶像本身的斗争也在耶和华信仰内部揭开了序幕。这场斗争可能是从无神像的耶和华崇拜的圣所所在之处展开的，这些地方和沙漠里古老的非以色列所属的崇拜点一样毫无疑问是非偶像崇拜的。这些圣所的祭司必然很乐于认为此种形式为唯一正统的形式，而且随着外敌压迫之逼近，他们也可以起而动员那种对耶和华崇拜的正统形式——存在于以色列昔日胜利光荣之时的形式——逐渐增强的关怀。在耶和华的约柜成为最为神圣的崇拜对象之处，直到大卫为止是在示罗，从来就只有非偶像崇拜存在。自从约柜移往耶路撒冷后，那儿首先也是全然无偶像的，这点也毫无怀疑的道理。不过，传说让我们明白，神圣的约柜在战争当中被非利士人夺走而示罗也可能被毁之后，并于大卫在耶路撒冷兴建圣所之前，有好长一段时间被半遗忘而搁置在一个私人家里。因此，当大卫借着将约柜——同盟战神无神像崇拜的正字标记——移往耶路撒冷而使得此种无神像崇拜成为王城的崇拜形式之时，或许便意味着有利于无神像耶和华崇拜之权势地位的一个最初的决定性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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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革伦（Ekron），位于现今以色列中部，古代迦南和非利士人城市，为非利士五城邦之一。虽然在被以色列征服后被划归予犹大，但仍为大卫时代的非利士要塞。公元前918年左右被埃及攻占。公元前7世纪臣服于亚述王国。希腊化以后被称为阿卡龙（Akkaron），至中世纪晚期城市不复存在。以革伦的巴力西卜（baal zebul von Ekron）为《圣经》里的故事：“亚哈谢（北以色列国王，前853—前852年在位）在撒玛利亚，一日从楼上的栏干里掉下来，就病了；于是差遣使者说：‘你们去问以革伦的神巴力西卜，我这病能好不能好。’但耶和华的使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革伦神巴力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列王纪下》1:2—4）baal zebul在新约则译为别西卜（《马太福音》12:24），又称为“鬼王别西卜”。——译注
[2] 暗利是北国以色列的一个国王，公元前887—前876年在位。——译注
[3] 根据纸草文书，在Syene的耶和华教团里就是这种情形，而据他们的许多以法莲名字可以推测，此一共同体来自北以色列（Bacher, JQR , XIX, 1907, S. 441）。更详尽的情形，参见Margolis, JQR , New Series, 2, 1911—1912, S. 435。据此，牺牲供品是分别给一个神Jasu和一个女神。
[4] 由于耶和华经由契约而被确定的民族性格，对外国人而言，混合神性里的巴力似乎扮演了主要的角色。如同W. Max Müller所指出的，在埃及发现巴力以一个位居山上的外国军事神而被接受，换言之，其特色当然并非得自自己而是得自耶和华的形象。
[5] 对此的最新研究，参见Sellin在Nölde-Festschrift （1906）中的论著。
[6] Foote,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1, 1902.
[7] M. Dibelius,“Die Lade Jahwes”, Forschungen zur Religion und Literatur des Alt-Testamentlichen Judentums （Göttingen, 1906）. 关于在克里特岛的无神像崇拜，参见Archiv für Religionswissenschaft , VII, S. 117f.。
[8] 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前420），享有“西方历史之父”称号的古希腊史学家，著有《历史》一书。——译注
[9] 巴比伦的最高神祇们显然也不是以偶像形式被置于其宝座上，而是其象征（诸如Anu，Enlil）。
[10] 腓尼基的医术之神Eschmun也有蛇的象征。
[11] 先知亚希雅据称为此大发怒气（《列王纪上》14），实为后来的传说。利未人之反抗的真正理由，明白呈现在《列王纪上》12:31里，换言之，他们所反对的是采用平民为祭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