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具支配性的状况清楚地表现在保罗的传道于古代基督教与犹太教里为了解放所挑起的斗争上。新约的叙述，在决定性的重点上，带有完全值得信赖的印记，然而引发冲突与风暴的，并不是 ——有如现今仍广为人所相信的——开始在异教徒 （与未行割礼的改宗者）当中进行传道。严格坚守仪式与神殿礼拜立场的（基督教的）耶路撒冷教团的领导者，在此一方面彻底立足于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对于未行割礼的改宗者信守传统的处理态度。他们对后者课以最低程度的伦理要求，并且派遣两位使者送信去给在安提阿的传道教会 [1] ：要他们避忌偶像崇拜、血、勒杀动物与奸淫，除此不再受其他仪式的拘束。如果他们如此遵行，他们便是有如这书信上所称呼他们的：“外邦的（异教徒出身的）众弟兄。”这也与法利赛派的立场完全不相冲突。然而，消息传回耶路撒冷说，保罗也在完全犹太人里传道，并且误导他们松脱礼仪的维持。根据这封书信，雅各与长老们以耶路撒冷教会之名令保罗说分明 [2] ，并且要求他针对这项疑点而带领四名发了誓愿的忏悔者进入神殿来进行惯常的洁净测试，保罗接受了。然而许多在场的离散外邦的犹太人一看到保罗出现在神殿里，就试图对他动用私刑，因为（1）据说他鼓吹反律法与神殿礼拜，也就是宣扬背叛律法（在犹太人当中！），并且（2）他把一名未受割礼者（特罗非摩）带进神殿里（这是路加所非议的） [3] ；因此而引发的暴动使保罗遭到逮捕。在异教徒和未受割礼的改宗者当中传道并未使他遭受非难，而且毋宁是雅各和各长老们所明白赞赏的 [4] 。几乎毫无例外的，保罗是在犹太会堂里布道，而且清楚明白并经常被强调的是，未受割礼的改宗者大众乃是构成其布道教团的核心部队。犹太教已在这些人当中预备好了基督教传道的温床。对基督教的传道而言，耶路撒冷人的改宗者妥协当然并未尽然解决种种困难，即使纯就外在而言。无论是耶路撒冷的长老还是保罗，双方都是举棋不定且步履蹒跚踟蹰。关于与未受割礼者同桌共食的问题，保罗与彼得在安提阿似乎已达成首肯的定论，然而在雅各的影响下，彼得又反悔了 [5] 。不过，相对于他对提多所抱持的态度 [6] ，保罗本身却为提摩太行割礼 [7] ，为的是使他能够与小亚细亚的犹太人同桌共食。耶路撒冷人是一步一步且仅只部分地踏入保罗的立场，彼得显然是在雅各死后才如此 [8] 。反之，一直忠诚于律法的古老的巴勒斯坦贫者教团则视保罗有如叛教者。迫使耶路撒冷的领导人迎向保罗立场的决定性理由在于，如史料所证示的 [9] ，他们体验到：异教出身的改宗者，也如同犹太人的基督徒那样被灵所降，而且显现出一模一样的现象。依照彼得的观点——这样的事发生在他于该撒利亚布道时——他们也因此得行洗礼且不被否定同等地位。撇开个别细节的历史价值不谈，如此基本事实确实无误，并且强烈映照了伟大的变化：在犹太教里，先知的灵是依律法来评量其宣告的办法而受到检验，并且依此而被拒斥或接受；对古代基督教而言，灵及其征兆与禀赋本身就是犹太教仪式的束缚到底被要求到多大程度的判准。不过，可以说相当清楚的是：这个“灵”（Geist, Pneuma）具有和严正犹太教的ruach-ha-kodesh本质上不同的动力。
犹太教与基督教在改宗传道上的竞争，自神殿的第一次崩毁及哈德良治下的第二次最终崩毁以来，划下了句点，而且尤其是在终战时，许许多多的改宗者背叛了犹太人。在犹太教团内部，原先对于制作改宗者的疑虑就从未止息，如今他们占了上风。
接受改宗者的条件就此受到规制，而且接受与否受制于全由拉比所组成的法庭的同意。改宗者，“对于以色列有如麻风那般讨厌”的此种见解浮现出来。改宗者的数目在反犹太气氛的压力下减少下来。皇帝也加以干涉，因为改宗使人无法担任公职，这是无法忍受的。狄奥·卡西乌斯 [10] 报告说，甚至在图密善 [11] 治下就颁布了严厉的法律。非犹太人的割礼被禁止，并且视同去势。不只完全改宗者，连同而且或许正是半改宗者，快速减少：3世纪时，半改宗者似乎就已少见，后来的看法是，他们的存在不过是在圣经里，既然以色列还是个国家。在基督教徒皇帝治下，理所当然的，犹太教的宣教（398）连同基督教徒奴隶的拥有（将使这些奴隶曝身于改宗者制造的诱惑下），全都被无条件禁止。图密善的禁制令必定对基督教的宣教起了有利的作用，后者四处接收着犹太教的遗产。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极为尖锐的紧张关系，如同福音书各按其时代之差异的不同态度所显现的 [12] ，尤其是后面的文献所呈现的，首先基本上是由犹太教这边所挑起的。犹太人在合法宗教的保障下拥有免除皇帝崇拜义务的特权，但基督教徒却未享有这样的掩护，所以他们就利用基督教徒这种不安稳的状况，通过告发来发动国家权力对付他们。因此，基督教徒认为犹太人是迫害的激活者。双方所筑起的壁垒，如此一来变成无法逾越：从犹太教改宗基督教的人数急遽下降，到了大约4世纪时实际上数目等于零，尤其是在小市民的广大阶层里，其实在中世纪的欧洲诸侯因财政利害关怀，而认为保存犹太人是有价值的事务之前，实情如此。让犹太人改宗的目标是基督教经常一再公告的，不过通常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总之，无论是布道的企图或是强制改宗，不管何时或何处总归是徒劳无功。先知的应许，对于基督教多神信仰的嫌恶与轻蔑，尤其是通过一种在仪式完全确固、井然有序的生活样式里教导青年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密集教育所创造出来的极为牢固的传统，以及强固有组织的社会共同体、家庭与教团的力量——叛教者一旦失去它，必定无从指望和基督教教团拥有同等价值且确实的连结——所有这些都在在使得犹太人的共同体坚守在其为贱民民族的自我选择的状态里，只要而且既然犹太教律法的精神，亦即法利赛人与古代末期拉比的精神，牢不可破地维持不坠的话。
* * *
[1] 《使徒行传》15:23ff.。
[2] 《使徒行传》21:21ff.。
[3] 《使徒行传》21:28、29。只是《使徒行传》22:21这一段采取了某种看似有点不同的立场（当中说保罗自称是被派到异教徒那儿的救世主，所以引起群众的愤怒）。不过，显然不管是哪个版本，真实不误的是雅各立场的叙述以及企图动用私刑的动机说明。此外，犹太人当然也不会高兴使他们未受割礼改宗者背离他们的企图。不过，这当中倒未发现攻击律法的事。
[4] 《使徒行传》21:20。
[5] 《加拉太书》2:11ff.。
[6] 《加拉太书》2:3。
[7] 《使徒行传》16:3；当然提摩太有个犹太人母亲，而他的父亲是希腊人（16:1）。
[8] 此处所谓“保罗的立场”，或许可以参考韦伯在《印度的宗教》里的说法：“在《加拉太书》2:12—13里，保罗指责彼得在安提阿起先和未受割礼的外邦人一同吃饭，但随后却在耶路撒冷人的影响下退出而与外邦人隔开，‘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假装’。这段对于伪装的指责，尤其是针对着这么一个使徒，并未被删除，或许正清楚地显示出事件本身对于当时的基督教徒而言是多么的重要。确实，颠覆同桌共食的仪式障碍，实意味着打破犹太人自发性的聚居（Ghetto）——其作用远远超乎任何强制性的聚居；这不但破除了犹太人在仪式上所被赋予的贱民的地位，对基督教徒而言，这更意味着基督教之终获‘自由’，保罗对此一再额手称庆，毕竟这实现了他所宣扬的普世博爱的教说，换言之，打破了国与国之间、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壁垒。为圣餐共同体而打破血统出身上一切的仪式障碍（正如在安提阿所发生的）——作为宗教上的先决条件，同时也就是西方‘市民’概念诞生的时刻，尽管要等到一千多年后，中古城市的革命性‘誓约共同体’（conjurationes）的出现，才算真正的落实了此一概念。因为，若无同桌共食，或换个基督教的说法，若非共进圣餐，那么，誓约兄弟团体与中古的市民体制将永无可能。”（页58）——译注
[9] 《使徒行传》10:45—47。
[10] 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150—235），古罗马行政官和历史学家。父为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西利西亚总督。父死后，他前往罗马（180）任元老院议员，后历任非洲地方总督和执政官。他用希腊文写的《罗马纪》共80卷，所叙从埃涅阿斯（Aeneas）在意大利登陆起到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统治结束为止，用语十分精确，文字朴实无华。——译注
[11] 图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罗马皇帝，韦斯巴息安的次子。接替其兄长提图斯即帝位，罗马贵族对他的统治极为不满，性情暴戾、好大喜功是他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他的军事和外交政策没有一项是成功的。即使提高军费开支以维持军队的忠心，但在不列颠和日耳曼的战事仍相继失败。89年更是变本加厉，为了排除异己，用所谓“叛逆法”随意惩治元老院议员。图密善在财政方面十分困难。他以搜刮来的金钱来供其挥霍。他可能是被谋杀的，暗杀他的人包括他的妻子，他的继承人内尔瓦可能也是其中一员。——译注
[12] 特别是在《约翰福音》里。在其中，作为耶稣对手的“圣经学者”与“法利赛人”往往一径以“犹太人”代之，而且尤其是他们迫害耶稣的程度，比起其他福音书来，提升到极端高度。在《约翰福音》里，犹太人几乎不时地在追索耶稣的命，情形和在对照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三福音书）里的程度有所不同。在《路加福音》里已有多处，例如8:7、11:5把约翰和耶稣的敌对者“法利赛人”代置为“民众”或“某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