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经过四十年的奋斗每个成年人才获得各种社会权利。人们曾经写过小册子，办过报纸，扔过石头，聚餐和讲演；人们集会和请愿，坐火车周游各地，握手联欢，组织志愿军，人们吵吵闹闹，搞得不亦乐乎。激情高涨，合情合理。歌剧院底层酒馆里的古老桦木桌子变成了政治讲坛，改革彭士酒的泡沫养育了很多政治家，随后他们到各处大喊大叫，改革雪茄的烟味唤醒了很多人追求荣誉的美梦，然后把梦变成现实；人们用改革的肥皂洗掉身上古老的尘埃，他们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经过多年的奔走呼号以后，开始躺倒睡大觉，等待光辉的成果自己送上门来。人们一睡就是几年，但是当他们醒来面对现实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错了。各种不满之声不绝于耳。过去被他们捧上天的国务活动家现在要重新审查；甚至有一部分青年大学生，他们认为整个改革方案都是从与方案的制定者有密切联系的那个国家抄袭来的，这些玩艺儿在极普通的手册里都可以找到出处。大体情况是：这个时期有某种失望，并很快形成了广大公众的不满，或者称之为——反对派。但这是一种新的反对派，因为它不是像通常那样把矛头指向政府，而是指向国会。这是一种保守主义的反对派，所以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青年和老年人，都加入到里边，结果成了国家一大灾难。
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在自由主义高潮中诞生和成长的《灰衣报》报业有限股份公司已经没有生机，但它必须维护自己的观点（也可以说是一种公司观点），而这种观点已不受欢迎。董事会这时候向股东大会提出一项建议，意在改变某些对企业的存在不能带来订户的观点。股东大会接受这项建议，《灰衣报》如今加入到保守主义的阵营。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公司；为了不至于给人留下自嘲的印象，必须换主编；那无形的编辑部仍然不动，大家都同意。主编是个君子，自动辞职。长期遭受“赤色”责难的编辑部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由此他们白白获得了“好公民”的头衔。剩下的烦恼就是要找一位新主编。按照公司的新计划，他要具备下列品德：他必须要有被人公认的好公民的声誉，属于官僚阶层，要有一个头衔，不管是骗来的还是买来的，以备必要时再提拔；此外他必须仪表堂堂，能出席各种宴会和应酬；他不能太固执，要有一点儿傻，因为公司很清楚，傻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都带有保守主义的倾向，但同时还要有一定程度随机应变，能对上司察言观色，永远不会忘记，公众利益就是个人利益，如果理解正确的话，他必须是中年，中年人好指挥，必须是已婚，公司是由商人组成的，他们看到，结了婚的长工其表现要比没结婚的好得多。
人找到了，他能充分满足上述各种条件。他是一位漂亮、举止文雅的男人，留着拳曲的胡须，从而掩盖了他脸上所有的弱点，否则他的灵魂就会暴露无遗。他虚伪的大眼睛可以抓住所有的观众，并获得他们的信任，然后他以不体面的方式滥用这种信任，他稍加掩饰的声音只讲博爱、自由、权利，特别大讲特讲爱国主义的词句，因此他成功地把很多不明真相的听众吸引到彭士酒桌的周围，此君就是用宣扬权利和热爱祖国度过自己的夜晚。听一听这位体面人物对周围素质不高的听众产生了怎么样的影响是很开心的，要看，不可能做到，但是可以听。整个这个阶层，多年来一直大肆攻击一切旧事物和尊贵，大骂政府和官员，甚至攻击宗教，如今异常平静和充满爱心，仅仅攻击昔日的老朋友；他们体面、尊严和正义，只是不真心。他们完全执行新主编上任时为应付政府而制定的新纲领，其核心是——简单地说——压制一切新的好的东西，鼓励一切旧的坏的东西，屈服权贵，抬高成功者，压倒上进者，崇拜成功，贬低失败，然而在他们的纲领里却把这些翻译成了：“只承认和赞成经过检验和被公认的好事物，严格抵制所有假新闻，但是公正地批评任何个人想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取通过正常劳动所获得的成功。”最后一点的秘密存在于编辑部人的心里，不用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找出理由。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样或者那样的失意，然而大部分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主要是因为懒散和酗酒；有几位是所谓学校精英，他们都有过歌手、演说家、诗人或者才子的大名，后来理所当然地被人遗忘，因此被他们称之为不公正。在随后的几年里，他们被迫促进和赞扬新人的事业，歌颂一切新东西，而如今他们抓住有利时机在冠冕堂皇的借口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一切新生事物，也就不奇怪了。主编有一个特别聪明的脑袋，一下子就能看出谁是坏蛋和不公正。如果有一位国会议员起来反对一项损公肥私的议案，他马上就被主编称之为居心叵测的坏蛋，觊觎国务大臣的燕尾服，他不说国务大臣那把交椅，因为他更注重衣服！但政治不是他的强项，坦白地说是他的弱项，所以他选择了文学。他曾经在北欧联欢节上创作过一首歌颂妇女的献词，从而认为对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做了重要贡献，很多地方报纸转载过，作家自己认为是不朽之作。随后他作为诗人，在获得文凭之后买了二等火车票南下斯德哥尔摩，开始新的生活，接受作为诗人应该享有的荣誉。不幸的是，首都的居民不看省报。没有人知道这位年轻人，也不知道他的天赋。不过他是一个聪明的人，他小小的理智没有受到过天真幻想的伤害，他把这件事作为秘密藏在心底。由于他看到自认为是杰作的作品遭到冷落，因而产生了一种刻薄的心理，这使他很适合作文学审查员，但是他自己没有写评论，因为他的地位不准许他直接从事这项工作，因此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一位职业评论员，此人在公正和严厉方面超过所有其他人。评论员自己写过十六年诗歌，但他的诗没有人读，他曾经用过一个笔名，但没人关心作者的真名实姓。然而每年过圣诞节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尘封的诗歌翻出来，自然是由一位公正的人物在《灰衣报》上自己炒作一番，文章的下面总是有作者签名，这样公众就不会相信是诗人自己在自吹自擂，因为他总是希望公众能了解他。到了第十七个年头，诗人认为在一本新书（一本旧书的新版）上印上自己的真名实姓是最明智之举。但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一向由青年人撰稿的《红帽报》从来不知道老笔名背后的真人是谁，把诗人当作一位新手，对于初露文坛就用真名且作品枯燥、古板表示惊讶。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老的笔名火冒三丈，但很快消下去了，随后在《灰衣报》上发表一篇大作，连一口气也不喘地贬低公众，并称公众孤陋寡闻，不能正确评价一部诚实、体面且富有高尚情操的作品，即使把他的作品放到孩子手里也不会有什么害处。对于最后面一点儿，一家幽默报又开了他一个玩笑，弄得笔名很窘迫，随后他发誓，要把此后出现的国内所有文学作品都打入地狱，然而不是所有，一位目光敏锐的观察家发现，一些非常糟糕的文学作品在《灰衣报》上经常被大加赞扬，尽管态度温和、暧昧，同一位观察家也注意到，这些糟糕的文学作品是由某些出版商的出版社出版的，但不能因此就认为，笔名会让外部五香碎肉和发酵青鱼这些鸡毛蒜皮小事所左右，因为他，像所有编辑部里的人一样，是公正的，绝对不敢对谁妄加评论，如果他们自己不洁白无瑕的话。
现在轮到戏剧评论家。他受过教育，在某小城市的厕所前厅里获得了戏剧方面的知识，在此期间他碰巧爱上了一位大明星，其实她除了在那个小城市上过舞台以外，从来不是什么大明星。他因为没有见过世面，分不清个人的判断与公众的看法的区别，竟在《灰衣报》上放了一炮，全面诋毁全国首席女演员，说她塑造的形象是抄袭某位女明星。发生这种奇怪的事大概不需要多说，因为当时《灰衣报》还没改变方向。这件事使他出了名，不过是一个遭人憎恨和鄙视的名，但毕竟出了名，他引起的公愤对他有益无害，后来人们在评价这位戏剧评论家品德时，把他是个聋子也归结为他杰出的一面。有一天晚上歌剧院的灯灭了，由于他的评论在前厅里发生两个男人厮打，他的聋可能跟这次事件有某种关系，过了好几年人们才发现此事。如今他把矛头专指年轻人，了解情况的人一看他的评论就准确地知道，他艳遇不佳，因为这个富于幻想的小城市里来的人曾经在某个很坏的地方读到，斯德哥尔摩像巴黎，女人很容易上手，他就信以为真了。
美术评论家则属于另一类人，他是一个从来不动画笔的老秀才，是大名鼎鼎的米纳娃艺术家协会成员，从而使他有机会在作品问世以前就向公众介绍，免得公众自己还要劳神费力地做出判断。他一向很和善——对自己的好友，当他评论每次举办的展览时，他不会忘掉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位，他有多年只写他们作品优点的习惯，他在半栏里曾经提到过二十位画家，不这样做有什么办法呢，因此他的评论使人想起那个著名的游戏“找对子” [35] 。相反，他对年轻人从来不闻不问，因此公众十几年来除了那些老面孔不知道其他人，因此有人开始担心艺术的前途。但是他有一次破例，刚发生不久，很遗憾，时机不好，那天早晨此事在《灰衣报》内搞得沸沸扬扬。
事情的经过是：
塞伦，如果我们还记得前面一个不显眼的地方提到过的那个微不足道的名字，在最后一刻把自己的画送去展览。作品被摆放在最糟糕的位置，因为作者既没有得过皇家奖章，也不是美院的成员，正好“卡尔九世教授”到了。他所以有这个名字，是因为他除了卡尔九世的历史场面以外，其他一概不画。事情是这么来的：有一次他到拍卖行买了一个酒杯，一块桌布，一把椅子和卡尔九世时代的一个羊皮文稿，他把这些东西画了二十年，有时候把卡尔九世画上，有时候不画。如今他已经是教授和骑士，这有什么办法呢。他的社交圈子里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时候他偶然把目光对准了这位默默无闻的反对派人士和他的画。
“好啊，先生又到这儿来啦？”他拿起夹鼻眼镜，“好啊，那一定是新风格！呃！喂，先生！你听我这个老人的劝告，拿掉那张画吧！快拿掉它！不然我真要替你害羞死了！先生如果自己拿掉，那真是一大功德！兄弟对这个东西有何看法？”
被称为兄弟的评论家认为，这很不光彩，那还用得着说，他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建议先生去当油匠。
塞伦表示反对，他说得柔中带刺，他说已经有很多杰出的人挤在那条路上，所以他才选择艺术之路，此外也比较容易出道，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这种针锋相对的回答把教授气疯了，他带有威胁性地转过身去，而美术评论家则在文章中强调，教授会说到做到。
随后精明的采购委员会坐下来——关门开会。当门重新打开的时候，六幅画已经用公众捐款买下，公众捐款的目的是鼓励本国画家。这次会议的纪要已见报端，内容是：艺术联盟昨天购得下列作品，一号：《水边公牛》，风景画，作者：批发商K某。二号：《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在马格德堡废墟前》，历史画，作者：内衣商L某。三号：《擤鼻涕的孩子》，风情画，作者：中尉M某。四号：《码头上的蒸汽船波列号》，海景画，作者：货运代理商N某。五号：《树下的女人》，风景画，作者：皇家行政秘书O某。六号：《小鸡与蘑菇》，静物画，作者：演员P某。
这些作品平均售价一千国币，后来曾在《灰衣报》上以二又四分之三栏（每栏15国币）的版面进行炒作，这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但是评论家，一方面为了凑栏目数赚钱，另一方面为了抑制日益增长的邪恶，还大肆攻击开始滋长的一种恶习，即一群年轻的无名之辈，不在美院好好学习，却跑出来沽名钓誉。塞伦首当其冲，他被揪耳朵，拧肉皮，连他的敌人都认为太不公正了，人们由此可见一斑！人们不仅否认他有任何天才，称他为混蛋，还攻击他个人的经济状况，说他到最低级的地方吃饭，穿最破烂的衣服，道德低下，游手好闲，最后以宗教和道德的名义预言，如果他不及时回头是岸，一意孤行，必然会遭劳教。
这是因为轻浮和自私造成的一种粗暴的伤害，《灰衣报》出来的那天晚上没有一个人内心感到内疚，真是个奇迹。
一天以后，《廉洁报》出来了。它对一个小团体管理公众捐款的问题做了仔细的报道，指出最近一次买的画没有一张是画家画的，全是出自官员和商人之手，他们不知羞耻地在艺术家惟一生存的市场上进行竞争，这些掠持者破坏了公众的艺术情趣，降低了艺术家的人格，迫使他们像卖画者一样去画那些低俗的东西，如果他们不想饿死的话，随后他们举出塞伦为例。他的这幅作品是十年来的第一件，意境出自灵魂深处；十年来国内的美术作品只是纸和笔的产品，而塞伦的画则是激情和灵感的杰作，充满本源色彩，只有面对面地看到大自然灵魂的人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评论家提醒这位年轻人，不要跟着老画家亦步亦趋，因为他已经超过了他们，并鼓励他坚定和充满信心，因为他已经有了灵魂的召唤等等。
《灰衣报》这下子可炸了窝。
“你们看，这小子成功了！”主编大声疾呼，“他妈的，我们那么狠地打压他，还是不行！如果他真的成功了，怎么办！那我们可就丢人啦！”不过老秀才发誓说，他永远不会得逞，他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到家里，查找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想继续证明，塞伦是一个坏蛋，《廉洁报》不廉洁。
《灰衣报》喘了口气，但紧接着又遭受新的打击。
第二天的晨报披露，国王陛下已经买下“几天来把大批观众吸引到美展上来的杰出风景画”。
现在《灰衣报》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像挂在围栏杆子上的一块破布飘来飘去。是改变态度，还是蛮干下去，它关系到报纸的生存和评论家的尊严。这时候主编决定（在执行主编的命令下）牺牲评论家，保住报纸。但是怎么做呢？人们想起了斯特鲁维，他非常了解整个出版界的旁门左道，他被召来。他马上明白了报纸的处境，他保证，不出几天就可以使报纸转危为安。为了搞清楚斯特鲁维的灵丹妙药，我们必须知道此人的几条重要履历。他生下来就注定是永远得不到大学文凭的人，因为各方面都比较差，最后投身新闻。他最早在具有社会民主党观点的《国民旗帜报》当编辑，后来又转到具有保守主义观点的《农民之敌》，但是这家报纸连同设备、印刷厂和编辑人员一齐搬到另一个城市并改名为《农民之友》，观点也随之变了。随后斯特鲁维被卖给《红帽报》，正是因为他了解保守主义的各种特征而被重用，就像他现在在《灰衣报》一样，把了解该报的死敌《红帽报》的各种秘密作为自己的强项，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利用。
斯特鲁维给《国民旗帜报》写了一篇通讯作为收拾残局工作的开始，然后抽出几行登在《灰衣报》上，大意是讲大批的人群去看美展。随后他为《灰衣报》写了一封“读者来信”，攻击那位秀才评论家，后边有一段语气平和的编者按，内容是：“尽管我们从来没有同意我们尊贵的评论家关于塞伦先生的值得高度称赞的风景画的观点，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赞成这位尊敬的读者的意见，但是作为我们一贯的基本原则，我们仍然让不同的观点出现在我们的报纸上，因此我们毫不迟疑地发表了上述文章。”
现在坚冰已经被打破。斯特鲁维按着自己的想法写了一切——除库法古币 [36] 以外——他拼凑了一篇关于塞伦这幅画的充满溢美之词的文章，并且使用了一个极富有个性的笔名“迪克西 ” [37] 。《灰衣报》得救了，而塞伦也一举成名，但是后者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