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的一个灰蒙蒙的冬日，天色渐暗，刚点燃的煤气街灯射出冷冷的光，商店的橱窗却照得暖烘烘的。摆脱了一天事务的莫斯科的夜生活热闹起来，出租雪橇越来越多，跑得越来越欢，挤满人的忽隐忽现的有轨电车发出更加沉重的声响，昏暗中已经可以看见从电线上迸出来的绿色火星咝咝地散落下来，沿着积雪的人行道匆匆来去的幢幢人影也显得更加活跃……每天一到这个时候，我的车夫就赶着一匹快马把我从大红门拉往救主堂，因为她住在救主堂对面。我天天晚上都带她去光顾布拉格饭店，或者埃尔米塔日饭店，或者大都会饭店；吃罢晚饭上剧场，或者音乐厅，然后再到雅尔或者斯特列利纳这样的城外小馆子去吃夜宵……这一切究竟会有什么结果，我不知道，并且尽量不去想，不作全面周密的考虑。跟她谈也没用，她绝口不提我们将来如何。她在我心目中是神秘莫测的，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奇特——还没有达到十分亲密的程度。这使我处在一种悬而未决的紧张状态，一种折磨人的期待中。与此同时，在她身边度过的每一小时都使我觉得说不出的幸福。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她上高等女子讲习班，却又很少去听课，不过也没有完全中断。有一次我问她：“为了什么？”她耸耸肩说：“人世间所做的一切事情又是为了什么呢？难道我们理解我们的所作所为吗？再说，我喜欢历史……”她一个人生活，她那鳏居的父亲是个巨商出身的学识渊博的人，已经退职，住在特维尔，热衷于收藏。这类商人无不如此。她在救主堂对面一幢楼房里租了第五层拐角上的一套居室，为了从这里鸟瞰莫斯科城。虽然只有两间房，但是宽敞，而且布置得很好。第一间房给一张宽大的土耳其沙发占去许多地方，还有一台价值昂贵的竖式钢琴，她总在练习弹《月光奏鸣曲》那梦一般美的慢板起始段，只练习这一段。钢琴上和镜台上的玻璃花瓶里插着漂亮的鲜花——每逢星期六都有专人按我的指示给她送去鲜花。星期六晚上我去看她的时候，她往往躺在沙发上（沙发上端不知为什么挂一幅赤脚的托尔斯泰像），不慌不忙地伸出手给我吻，同时心不在焉地说：“谢谢您送花来……”我给她带去一盒盒巧克力糖，一本本新近出版的书——霍夫曼斯塔尔 [1] 、施尼茨勒 [2] 、泰特马耶尔 [3] 、普日贝谢夫斯基 [4] 等人的著作，也只得到她的一声“谢谢”和一只伸出来的温暖的手，间或命我穿着大衣在沙发旁边坐下。她望着我的海狸皮大衣领沉思地说：“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没有什么比你从外面带进来的冬天的冷空气味儿更好的了……”似乎她并不需要花，不需要书，不需要去饭店吃饭，不需要上剧场，不需要到城外小馆吃夜宵，虽然花有她喜欢的也有她不喜欢的，我给她带去的书她都看了，巧克力糖一天能吃完一盒，在饭店吃饭或者下小馆吃夜宵的时候她也不比我吃得少，喜欢大馅饼就鳕鱼汤、粉红色的松鸡浇煎透了的酸奶油，有时候甚至说：“我不明白，人一辈子天天吃饭吃夜宵怎么也不嫌烦。”可是她继续吃饭，继续吃夜宵，像莫斯科人一样地道。她只明显地爱穿，特别喜欢天鹅绒、丝绸、贵重毛皮……
我们两人都富有，健康，年轻，长得又漂亮，在餐馆和音乐厅都很引人注目。我是奔萨省人，那个时候我的美貌不知为什么是南国式的，火辣辣的，一位著名演员（其胖无比，贪吃而又聪明）有一天说我甚至“美得有伤大雅”。他像没睡醒似的说：“鬼知道您是哪儿的人，活像西西里人。”我的性格也像南方人一样活泼，总爱对人幸福地微笑，善意地打趣。她的美貌呢，却是印度或者波斯式的——黑里透红的脸，看上去有几分险恶的黑而密的秀发，黑貂皮般柔软而有光泽的眉毛，黑天鹅绒般的眼睛，两片像丝绒般柔滑的迷人的红嘴唇周围衬着一圈黑黑的绒毛。她出门的时候常常穿一件石榴红天鹅绒连衣裙，一双带金襻的石榴红皮鞋（去上课的时候则穿普通学生装，在阿尔巴特大街一家素食馆吃三十戈比的中饭）。我爱说爱笑，爱玩爱闹；她却相反，多半沉默不语，似乎总在思索着什么，探究着什么。她躺在沙发上看书的时候，常常把书放下，两眼望着前方，一脸大惑不解的神气。我亲眼看到过这种情形，因为每个月她都有三四天足不出户，在家躺着看书，所以有时候我白天也到她那里去。她叫我在沙发旁边的圈手椅里坐下来看书，不许说话。
“您太爱说，太坐不住了。”她说，“让我把这一章看完吧……”
“如果我不这样爱说，这样坐不住，我大概永远也不会认识您。”我说，使她回想起我们相识的经过。那是十二月里的一天，我到文艺小组去听安德烈·别雷 [5] 演讲，他在台上跑来跑去，又唱又跳，我乐得捧腹大笑。她恰好坐在我旁边，起初看见我那副样子觉得莫名其妙，最后竟也哈哈大笑了，于是我立刻嘻嘻哈哈地跟她聊起来。
“不错，”她说，“不过还是请您把嘴闭上一会儿，看一会儿书，抽支烟……”
“我不能不说话！您想象不出我对您的爱有多强烈！您并不爱我！”
“我想象得出。至于说到我的感情，您很清楚，这世上除了我父亲和您，我没有别的人了。总而言之，您是我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这您还嫌不够吗？好了，别谈这些了。有您在没法看书，我们喝茶吧……”
于是我站起来去烧开水，沙发背后一张小桌子上就有一把电茶壶。我从摆在小桌子那边墙角里的核桃木玻璃柜里取出茶杯和茶碟，嘴里闲扯着：
“您看完《火的天使》 [6] 了吗？”
“总算看到底了。辞藻华丽得叫人耻于细读。”
“昨天在夏利亚平的演唱会上您怎么突然站起来走了？”
“他豪迈有余。再说，黄头发的俄罗斯人我都不喜欢。”
“您什么都不喜欢！”
“对，很多……”
“奇特的爱情！”我心里想，一面站在那里等水开，一面向窗外眺望。屋里花香扑鼻，她和花的香气对于我是融汇在一起的。一扇窗外是冰雪覆盖的青灰色莫斯科河外区的广阔图景，在远方低处展开。从这扇窗户左边的一扇望出去，可以看见克里姆林宫的一部分。正对面，好像离得特别近，是救主堂那崭新的庞大白色建筑，它的金光闪闪的圆顶反映着不停地绕着它飞的寒鸦，形成一块块青斑……“奇特的城市！”我对自己说，心里想着野味市、伊韦尔大街、圣瓦西里教堂，“圣瓦西里教堂，加上松林山上救主堂那一组意大利式的大教堂，加上克里姆林宫墙头上的一个个塔尖所包含的某种吉尔吉斯风……”
黄昏时分我到这里来，有时候发现她穿一件镶黑貂皮的绸短上衣躺在沙发上，她说那是她的阿斯特拉罕外婆的遗物。我在她身边坐下，也不开灯，在幽暗中吻她的双手双脚，以及无比光滑的身体……她并不抗拒，只是沉默不语。我不时地寻觅着她的火热的双唇，她由我去吻，不过呼吸变得急促了，但仍旧沉默不语。当她感觉到我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就把我推开，坐起身来，并不提高嗓门，请我去开灯，然后自己走进卧室去。我开了灯，在能转的琴凳上坐下来，渐渐恢复了常态，热昏的头脑也冷静下来。大约一刻钟以后，她才从卧室里出来，已经穿好衣服准备出门，态度平静而自然，好像刚才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似的问我：
“今天上哪儿？要不去大都会饭店吧？”
于是一晚上我们谈话的内容又都是些不相干的事情。我们相好不久我就提到结婚，可是她对我说：
“不行，我不适合做妻子。不适合，不适合……”
这并没有使我失去希望。我对自己说：“等等看吧！”盼着过些时候她会改变主意，也就不再提结婚的事了。我们这种不完全的亲近，有时候使我无法忍受，然而，除了寄希望于未来，我又能怎么样呢？一天，我挨着她坐在夜的黑暗和寂静中，忽然抱头嚷道：
“不行，我实在受不了啦！为什么非要这样残酷地折磨我和您自己不可啊！”
她没有说话。我说：
“反正这不是爱情，不是爱情……”
她在黑暗中平静地回答说：
“也许吧。不过又有谁知道什么是爱情呢？”
“我，我知道！”我大声说，“我会等您有一天知道什么是爱情，幸福！”
“幸福，幸福……‘朋友，幸福好比网里的水：你拉一拉网—— 鼓鼓囊囊的，可是拖上来一看，啥也没有。’” [7]
“这是什么话？”
“这是普拉东·卡拉塔耶夫对皮埃尔说的话。”
我摆了摆手，心想：
“嘿，东方人的睿智，管它呢！”
于是那一晚上又只谈不相干的事情——艺术剧院新排的戏、安德烈耶夫的新小说等等。我又只能满足于起初紧紧拥着穿一件光滑的皮大衣的她坐在飞驰的雪橇上，后来在歌剧《阿伊达》中的进行曲伴奏下随她走进一家饭店的坐满人的大厅，在她身边吃喝，听她慢吞吞地说话，望着一小时以前我吻过的嘴唇。我对自己说，是的，我刚才吻过，同时怀着欢喜的感恩心情望着她那两片嘴唇和嘴唇上端的黑黑的绒毛，望着她的石榴红天鹅绒连衣裙、两边肩膀的斜线和一对乳房的椭圆曲线，闻着她头发里的一种淡淡的甜香，想着：“莫斯科，阿斯特拉罕，波斯，印度！”在一些城郊的餐馆里，当夜宵结束，热腾腾的烟雾中的喧闹声在我们周围更大起来的时候，也在吸烟并且也有了醉意的她，偶尔会把我带到一个单间里去，叫些茨冈人来。一群茨冈人故意嚷嚷着无拘无束地走进来。歌舞队前面是一个穿后身打褶并且带金银边饰的直领上衣、肩头用蓝带子斜挂着一把吉他的老头儿，他的脸像淹死的人一样发青，光秃的脑袋好比一个铁球。跟在他后面的是女领唱，那低低的额头上披着漆黑的刘海儿……她听茨冈人唱歌的时候，脸上挂着怅惘的，怪诞的微笑……深夜三四点钟，我送她回去，在大门口幸福地闭上眼睛吻她的潮湿的毛皮衣领，然后怀着一种既是兴奋又是绝望的心情奔向大红门。我想，明天、后天还是一样，一样的痛苦，一样的幸福……也罢，毕竟是幸福，极大的幸福！
一月、二月就这样过去了。谢肉节到了，也过去了。在宽恕周日 [8] ，她命我下午四点钟以后去她那里。我到那里的时候，她已经穿戴好了，上身是一件黑卷毛羊羔皮短大衣，头上一顶黑卷毛羊羔皮帽，脚下一双黑色细毛毡靴。
“一身黑！”我进门的时候像平常一样快活地说。
她的目光是温柔而平静的。
“明天就是净身周一 [9] 了。”她说，并且从黑卷毛羊羔皮暖手筒里抽出一只戴黑色软皮手套的手来递给我，“‘上帝是我的主宰……’您愿意去新圣女修道院吗？”
我吃了一惊，但是连忙说：
“愿意！”
“干吗总是酒馆、酒馆。”她说，“昨天上午我到罗戈日公墓去了……”
我更加惊讶地问：
“去公墓？干什么？著名的分裂派 [10] 的公墓？”
“对了，是分裂派的。彼得大帝前的罗斯！那儿葬着他们的大主教。您想象一下吧：一具棺材，是用一根橡木凿成的，古时候都这样做。一块金织锦，像是锻压成的。死者脸上盖一块白色圣餐盖布，上面绣了一个粗大的黑色花押，既美又可怕。这具棺材两边是拿着里皮达 [11] 和三烛台的助祭……”
“您是从哪儿知道这些的？里皮达，三烛台！”
“这您可就不了解我了。”
“不了解您这么信教。”
“不是信教。我不知道是什么……但是在早晨或者晚上，您不拉我上这家那家饭店的时候，我常常到克里姆林宫内那些大教堂去，您一点也没有察觉……那两位助祭都是什么人啊！是佩列斯韦特和奥斯利亚比亚 [12] ！两边唱诗班席上也都是佩列斯韦特式的人，高大强壮，穿黑色长袍，两个合唱队互相应和，此起彼伏，都是齐唱，而且用的是古老的教会乐谱。墓中铺着闪光的云杉树枝，外面是严寒天气，太阳照着，白雪炫目……唉，这个您不懂！我们走吧……”
黄昏是祥和的，晴朗的，树上挂着白霜。寂静中，一群像修女一样的寒鸦栖在修道院的砖红色墙头聒噪着，钟楼上的自鸣钟时不时地发出纤细忧郁的乐音。我们吱吱地踏着积雪进了大门，沿着积雪的小径漫步在公墓园内。太阳刚刚下沉，天色还很明亮，挂霜的树枝像灰色珊瑚一般美妙地印在金珐琅似的落霞的天边，墓前的一盏盏永不熄灭的小灯在我们四周以它们的平静而忧伤的火苗神秘地放射着幽光。我跟在她后面，感动地观察她的小小的足迹，观察她那双新的黑皮靴印在积雪上的小星星。忽然间，她感觉到了，转过身来摇摇头，以平静的困惑语气说：
“的确，您多爱我啊！”
我们曾驻足埃尔杰利 [13] 和契诃夫墓前。她垂着两只放在暖手筒里的手，久久地望着契诃夫的墓碑，随后耸耸肩说：
“虚情假意的俄文文体和艺术剧院的大杂烩，真叫人反感！”
天渐渐黑了，气温下降，我们缓步走出墓园大门，在那附近的一辆马车的驭座上温顺地坐着我的费奥多尔。
“我们再逛一逛，”她说，“然后到叶戈罗夫饭馆去吃最后的薄饼……不过别走快了，费奥多尔，是不是？”
“是，小姐！”
“金帐大街上有一幢楼房是格里鲍耶陀夫住过的。我们去找一找……”
于是我们去了金帐大街，在那边的一些花园连花园的小巷里转了许久，也到了格里鲍耶陀夫巷，可是路上没有一个行人，谁能给我们指出格里鲍耶陀夫在哪一幢楼房里住过，又有谁会需要他呢？天早已黑尽，一扇扇被灯火照亮的窗户在挂着白霜的树木后面呈粉红色……
“这儿还有马大——马利亚修道院呢。”她说。
我笑起来，问她：
“又去修道院吗？”
“不，我只不过这么说说……”
野味市上的叶戈罗夫饭馆楼下挤满了毛发蓬乱、穿着臃肿的出租马车车夫，他们正在吃一摞一摞浇足了奶油的薄饼。屋里热气蒸腾，像澡堂一样。楼上几个房间也很暖和，天花板低矮，有些旧派商人在那里吃烫人的薄饼裹鱼子就冰镇香槟酒。我们走进第二间，里面的一个屋角供着一尊刻在黑木板上的三手圣母像，圣像前面点着一盏长明灯，我们在长餐桌旁的黑皮沙发上坐下来……长在她上嘴唇的绒毛还挂着白霜，琥珀色的双颊微微泛起红晕，黑色的虹膜和眸子完全融为一体，我无法把我的欣喜的目光从她脸上移开。她一面从香喷喷的暖手筒里拿出一方手帕，一面说：
“很好！楼下是粗野的汉子，而这里有薄饼就香槟酒，还有三手圣母。三只手！这可是印度了！您是贵族，您不能像我这样理解莫斯科的种种现象。”
“我能，我能！”我说，“我们来一回壮宴吧！”
“怎么说‘壮’？”
“就是说足吃一顿。您怎么会不知道？‘格奥尔吉说……’”
“好极了！格奥尔吉！”
“不错，就是长臂尤里公。‘格奥尔吉对北方公斯维雅托斯拉夫说：兄弟，到莫斯科我那里来吧！’于是命人设壮宴。”
“多好啊！现在只有北方的一些修道院还有这个罗斯的遗迹。再加上教堂颂歌。不久前我去过圣母受孕修道院，您真想象不出那儿的颂歌唱得有多美！神迹修道院的更好。去年基督受难节周我天天到那儿去。哦，太好啦！到处都是水洼，空气温软，内心总有那么一种柔和、伤悼的感觉，而且无时不感觉到祖国，它的古代……大教堂所有的门都开着，整天都有普通的百姓进进出出，整天都在祈祷……哦，我要进修道院，找一处最偏僻的，伏洛格达或者维雅特卡时代的！”
我想说，那么我也去，或者我把什么人杀了，好把我流放库页岛，可是由于心情激动，我忘乎所以地点燃了一支烟，这时候一个穿白衣白裤、腰里系一根红带子的堂倌走过来恭恭敬敬地提醒我说：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儿不允许吸烟……”
接着他又特别殷勤地急速说：
“要什么就薄饼？家酿草浸酒？鱼子、鲑鱼？吃鱼汤我们有少见的好赫列斯酒，吃宽突鳕鱼……”
“吃宽突鳕鱼也要喝赫列斯酒。”她补充说，这一晚上她不断亲切地说这说那，使我满心欢喜。后来她说些什么，我已经听得恍惚了。她眼睛里含着静静的光辉说：
“我太爱罗斯编年史、罗斯传说了，直到现在，总把那些我特别喜欢的章节拿来左读右读，读得烂熟才罢。‘罗斯境内有一座城，人称穆罗姆，该城主公名为帕维尔。魔鬼遣使飞蛇与其妻交。此蛇化作极美的人身前来……’”
我故意逗她，瞪大眼睛说：
“啊呀，真可怕！”
她并不理会，接着说：
“上帝就这样试探她。‘等到她善终的时刻来临，主公夫妇祈求上帝让他们在同一天辞世。夫妇二人商定同棺而葬，于是命人用一块石料凿出两个寝位，双双同时穿上僧袍……’”
我的不经意又一次变为惊讶，甚至恐慌，心想：她今天怎么啦？
这天晚上，我送她回去的时候才十点多钟，完全不似平日。她在楼门口和我告别，我已经上了雪橇车，她突然拦住我，说：
“等一等。明天晚上十点以前别来找我。明天艺术剧院有白菜会 [14] 。”
“怎么啦？”我问，“您想去参加白菜会？”
“嗯。”
“可是您说过，您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些白菜会更庸俗的东西了！”
“到现在也不知道。不过我还是想去。”
我在心里直摇头——这都是怪癖，莫斯科人的怪癖！不过我还是情绪饱满地用英语回答说：
“好吧！”
第二天晚上十点钟，我乘电梯到她的房门口，用自己的钥匙开了门，却没有立刻从黑暗的外室往里走，因为里面的房间亮得不寻常，所有的大吊灯、镜子两旁的枝形灯、大沙发枕后那罩着轻薄的灯罩的高脚灯都开着，而钢琴正奏着《月光奏鸣曲》的起始段，逐渐高上去，越来越使人黯然，越来越富于吸引力，充满梦游样的感伤。我碰上外室的门，琴声戛然而止，传来衣裙的窸窣声。我走进去，她挺直身躯，有点像表演似的站在钢琴旁，身上的黑天鹅绒衣裙使她显得更加苗条。华丽的衣着，漆黑的头发拢成的充满节日气氛的发式，裸露的暗琥珀色的双臂双肩，两只乳房的娇柔而丰满的上端曲线，略施脂粉的腮边一对闪闪发光的钻石耳坠，黑绒般的眸子，绒绒的红唇，都熠熠生辉。她的两鬓各有一条又黑又亮的小辫子朝着眼睛弯上去，形成半圆，使她看上去像民间版画上的东方美女。她望着我的张皇失措的面孔说：
“如果我是歌唱家，在台上演唱过了，我就会露出亲切的笑容，向左右上下微微鞠躬，答谢听众的热烈的掌声，并且暗自小心地用脚踢开拖地长后襟，免得踩着它……”
她在白菜会上吸了许多烟，不断呷着香槟酒，目不转睛地看演员们以大喊大叫和叠句表演着巴黎的什么东西，而白发黑眉的高大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有一张洗衣槽般的脸、戴一副夹鼻镜的敦实的莫克温，两人都故作严肃认真状，在众人的哄笑声中跳疯狂的康康舞。卡恰洛夫端着一杯酒朝我们走过来，他已经喝得脸发白，挂着一绺淡黄色头发的额上冒出大滴的汗珠。他举起酒杯，摆出一副阴郁的馋相望着她，用他那演员的低音嗓子说：
“女皇，沙马汉的女皇，祝你健康！”
她慢慢露出微笑，并且和他碰了杯。他拉起她的一只手，如醉如痴地俯下身去，几乎跌倒。他恢复常态以后，咬紧牙关看了我一眼，说：
“这是什么美男子？讨厌。”
接着一架手摇风琴嘶哑着，呼啸着，轰鸣着，奏起蹦蹦跳跳的波尔卡舞曲，于是那个总是急急忙忙赶往什么地方的矮小的、满面笑容的苏列尔日茨基，用滑步飞到我们跟前，以鞠躬到地表演了一番客商市场 [15] 的殷勤，然后急忙喃喃地说：
“请允许我邀请您跳波尔卡……”
她微笑着站起来，接着就灵巧而短促地踏着拍子，闪耀着她的耳坠，她的天鹅绒衣裙和裸露的双肩双臂，跟着他从一张张小桌间走过去，众人以赞赏的目光和掌声为他们伴和，他还仰起头，像山羊一样大声喊着：
快走吧，快走吧，
我跟你跳波尔卡！
夜里两点多钟，她微闭双目站起身来。我们穿好外衣以后，她看了看我的海狸皮帽子，又抚了抚我的海狸皮大衣领，向门口走去，同时既不像开玩笑，又不像是一本正经地说：
“当然美。卡恰洛夫说的是实话……‘蛇化作极美的人身……’”
一路上她沉默不语，歪着头避开迎面而来的明月下的搅雪风。那一轮明月渐渐躲进克里姆林宫上空的一团浮云中，这时候她说：“像个发光的颅骨。”救主塔上的钟敲了三下，她又说：
“这声音多么古老，有点像白铁、生铁的声音。十五世纪夜里三点敲出来的也是这种声音。佛罗伦萨的钟声也完全一样，使我想起莫斯科……”
当费奥多尔在她的楼门口勒住马的时候，她有气无力地说：
“您让他走吧……”
她从来不允许我深夜到她楼上去，我震惊了，张皇地说：
“费奥多尔，我自己走回去……”
我们默默地乘电梯上楼，走进公寓那夜间的温暖和寂静中，只有取暖炉里有小锤敲击声。我帮她脱下因沾了一身雪粉而变得滑溜溜的皮大衣，她又从头上取下湿漉漉的大毛围巾扔在我手上，匆匆向卧室走去，弄得绸衬裙窸窣作响。我脱了外衣，走进第一个房间，怀着如临深渊般的心情在土耳其长沙发上坐下来。被灯光照得通明的卧室开着门，从里面传来她的脚步声，听得出她从头上扯下连衣裙的时候衣服给发夹钩住了……我起身走到卧室门口，她只穿着一双天鹅绒便鞋，背对着我站在梳妆台前，正用甲骨梳子梳理垂在腮边的黑丝一般的长发。
“你总说我很少想到。”她把梳子扔在镜台上，又向后甩了甩头发，转过身来对我说，“不对，我想到的……”
黎明时我感觉到她在动。我睁开眼睛，发现她直视着我。我从被褥和她的身体的温热中稍稍抬起身子，她俯向我，低声而又平静地说：
“今天晚上我就去特维尔。是不是很久，只有上帝知道……”
她说完把她的脸颊紧紧地贴在我的脸颊上，我感觉得到她的湿润的睫毛一眨一眨的。
“我一到就写信跟你说清楚。把将来的事说清楚。现在请回吧，我太累了……”
于是她又倒在了枕头上。
我小心地穿好衣服，畏怯地吻了吻她的头发，踮着脚尖走到外面楼梯上来，苍白的曙光已经照亮了楼梯。我踏着新下的一层粘鞋的雪走去，搅雪风已经停了，一切都那么平静，沿着街道向前望去，可以看得很远，空气中既有冰雪的，也有从面包房里飘散出来的气味。我走到伊韦尔教堂，里面燃着一堆堆篝火般的蜡烛，炽热而又明亮。我挤进一群老婆子和乞丐当中，在被众人踩实了的雪地上跪下来，摘去帽子……有个人碰了碰我的肩膀，我一看，是个极可怜的老婆子，她望着我，因眼里涌出同情的泪水而蹙起眉头说：
“唉，别这么伤心，别这么伤心！罪过！罪过！”
两个星期以后我收到的那封信写得很短，她口气温柔，但却坚决地请求我别再等她，也别再想法找她，见她。她说：“我不会回莫斯科了，目前先去做见习修女，以后也许决定落发……愿上帝赐予你力量不给我回信，延长并且增加我们的痛苦是无益的……”
我照她的请求做了。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混迹于一些最肮脏的酒馆，狂饮无度，以各种方式沉沦下去，越陷越深。后来才渐渐恢复常态，变得冷漠，无望……自从那个净身周一以后，又过了差不多两年……
一九一四年，新年前夕，也像那个难忘的黄昏一样宁静，晴朗。我从住处出来，叫了一辆出租马车，向克里姆林宫驶去。到了那里，我走进空空的大天使教堂，伫立良久，没有祈祷，只在昏暗中望着圣像壁和几位莫斯科公的墓碑的陈年黄金的微弱闪光。我站在那里，在使人不敢呼吸的空空的教堂里的特别的寂静中，似乎期待着什么。出来以后，我叫车夫去金帐大街。马不慌不忙地走着，像那个黄昏一样，经过一些花园连花园、一扇扇窗户被灯火照亮的小巷，走过格里鲍耶陀夫巷，我一路哭啊，哭啊……
在金帐大街上，我让马车停在马大——马利亚修道院的大门口，院子里停着一些马车，黑糊糊的，可以看见一座不大的烛火通明的教堂敞着门，从里面传出哀戚的，使人感动的女声合唱。我不知道为什么一定要进去。扫院工在大门口拦住我，口气温和地恳求说：
“不行，先生，不行！”
“怎么不行？进教堂不行吗？”
“当然可以，先生，可以，不过看在上帝分上，请您现在别进去，大公爵夫人伊丽莎白·费奥多罗夫娜和大公爵米特里·帕雷奇在里边……”
我塞给他一卢布，他难过地叹了一口气，放我进去了。我刚走进院子就有一些人捧着圣像，举着神幡，从教堂里走出来，后面跟着身穿白色长袍，头戴额前绣着金十字架的白巾的高个子瘦脸大公爵夫人，她拿着一支大蜡烛，垂着眼帘慢慢地、庄重地向前走，她身后是一长列唱着歌，并且将蜡烛举到脸颊边的白衣修女，我不知道她们的身份为何，又往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十分注意地看着她们。走在那行列中间的一个，忽然抬起蒙着白巾的头，用一只手遮住烛火，一双黑眼睛的视线穿过黑暗，似乎正是向我投过来……在黑暗中她能看见什么？她怎么会感觉到我在那里呢？我转身悄悄走出了大门。
1944
* * *
[1] 霍夫曼斯塔尔（1874—1929），奥地利诗人、剧作家、小品文作家。
[2] 施尼茨勒（1862—1931），奥地利剧作家、小说家。
[3] 泰特马耶尔（1865—1940），波兰诗人、短篇小说家。
[4] 普日贝谢夫斯基（1868—1927），波兰作家。
[5] 安德烈·别雷（1880—1934），俄国象征派主要作家之一。
[6] 《火的天使》，俄国作家瓦·雅·勃留索夫（1873—1924）的长篇历史小说。
[7] 见列夫·托尔斯泰著、草婴译《战争与和平》。
[8] 谢肉节，在二三月间，日期不固定，是可以尽情享乐的一周。这一周的最后一天是星期日，叫宽恕周日，人们要互相宽恕。
[9] 净身周一，谢肉节周后紧接着是四十天大斋，第一天是星期一，人们在这天应该醒酒沐浴。
[10] 分裂派，俄罗斯历史上与官方教会对立的一个教派，受到残酷镇压。
[11] 里皮达，即圆形木刻圣像。
[12] 十四世纪末俄罗斯库利科沃会战的英雄。
[13] 亚·伊·埃尔杰利（1855—1908），俄国作家。
[14] 白菜会，业余喜剧性的娱乐晚会。
[15] 客商市场，最早出现于彼得大帝时代俄国的一些城市，格局有点像我国京津地区的劝业场，供外来客商摆摊做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