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戏剧学院曾上演古希腊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轰动一时，这样的演出被认为是一种艺术享受。对于这出悲剧的评论文章成百上千，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亚理斯多德的论点。
亚理斯多德（公元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作哲学家、科学家、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艺理论著作传世的有《诗学》和《修辞学》。《诗学》是欧洲美学史上第一篇重要文献。
亚理斯多德认为悲剧的情节以复杂的为佳。他说：“所谓‘复杂的行动’，指通过‘发现’或‘突转’，或通过此二者而能引起转变的行动。‘发现’与‘突转’必须由情节的结构中产生出来，成为前事的必然的或或然的结果。”（第十章）153
“所谓‘发现’，指从不知到知的转变，并使那些处于顺境或逆境的人物发现他们和对方有亲属关系或仇敌关系。”（第十一章）例如俄狄浦斯发现他杀父娶母。亚理斯多德继续说：“一切‘发现’中最好的‘发现’，却来自情节本身，通过合乎或然律的事件引起观众的惊奇，例如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中的‘发现’；伊菲革涅亚想送信回家，是一件合乎或然律的事情。惟有这种‘发现’不需要拼凑的标记或项圈。”（第十六章）
“所谓‘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转向相反的方向，这种‘突转’，并且如我们所说，是按照我们方才说的方式，即按照或然律或必然律而发生的，例如在《俄狄浦斯王》剧中，报信人前来道破俄狄浦斯的身世，安慰他，解除他害怕娶母为妻的恐惧心理，不料造成相反的结果。”154（第十一章）
亚理斯多德继续说：“但是与情节也就是行动最密切相关的‘发现’，是前面所说的那一种，因为那种‘发现’与‘突转’同时出现，能引起怜悯或恐惧之情，按照我们的定义，悲剧所摹仿的正是能产生这种效果的行动。”（第十一章）。
关于不近情理的事，亚理斯多德是这样说的：“情节中不应该有不近情理的事，如果有了，也应该把这种事放在剧外，例如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剧中的不近情理的事。”（第十五章）又说：“情节中最好不要有不近情理的事；如果有了不近情理的事，也应该把它摆在布局之外（例如在《俄狄浦斯王》剧中，俄狄浦斯不知道拉伊俄斯是怎样死的），而不应该把它摆在剧内。”（第二十四章）。后人写的《俄狄浦斯》，却有把这个情节摆在剧内的，往往不能自圆其说。国事繁忙，无暇问及一类的话，是没有说服力的。
亚理斯多德十分称赞《俄狄浦斯王》的布局。他强调情节的有机结构：“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单一而且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严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整体就会松动脱节。”（第八章）亚理斯多德写这段话时，他心中想到的是《俄狄浦斯王》这类的剧本。他认为《俄狄浦斯王》的情节尽善尽美。他甚至说：“情节的安排，务求使人只听事件的发展，不必看表演，也能因那些事件的结果而惊心动魄，发生怜悯之情。任何人听见《俄狄浦斯王》的情节，都会这样受感动。”（第十四章）他还说：“悲剧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达到摹仿的目的（比较集中的摹仿比被时间冲淡了的摹仿更能引起我们的快感，我是说，试把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拉到《伊利亚特》那样多诗行，155就明白了）；甚至史诗诗人创作的有整一性的诗，也不及拉长了的《俄狄浦斯王》这样能引起我们的快感。”（第二十六章）
关于人物的性格，亚理斯多德说：“此外还有一种介于这两种人之间的人，这样的人不十分善良，也不十分公正，而他之所以陷于厄运，不是由于他为非作歹，而是由于犯了错误，这种人名声显赫，处境顺利，例如俄狄浦斯……”（第十三章）亚理斯多德把俄狄浦斯作为理想的英雄人物。俄狄浦斯热爱人民，关心城邦的利益。他是个好人，但不是好到极点的人。在亚理斯多德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作为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亚理斯多德曾说：“如果有人指责诗人所描写的事物不符合实际，也许他可以这样解答：‘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应当有的样子描写的，正如索福克勒斯所说，他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欧里庇得斯则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第二十五章）索福克勒斯的意思是说，他描写的是理想的人物，欧里庇得斯描写的则是现实的人物。亚理斯多德是同意这个说法的。
以上是亚理斯多德对《俄狄浦斯王》的评论；这些意见是十分中肯而且具有深刻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