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走上文学翻译道路有自己的生活际遇。此刻，日薄西山，抚今追昔，不胜感慨。
我于1904年7月12日出生在四川威远县连界场。1922年到1929年，我在旧制清华学校念书。刚进清华时，念的英语课本是打仗的故事，即什么阿喀琉斯打赫克托耳；一个月后，我才知道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故事。这本书引起了我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但是，我当时志在数学和自然科学。
1926年到1929年，我改学文学，并开始从英文翻译英国作家哈代和德国作家施托姆的著作。
1929年到1933年，我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攻读英美文学和古希腊文学。1933年，我从希腊原文译出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伊菲格涅亚在陶罗人里》，由赵元任先生介绍给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年到1934年，我在雅典入美国古典学院，读四门功课：雅典城地方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悲剧；大部分时间是到希腊各地去参观古迹。这一学年生活非常丰富，使我沉浸在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中，并熟悉了希腊的风土人情。
我于1934年深秋才回国，开始译古希腊戏剧。1935年初夏，几经辗转，我又回到北平。除了翻译工作外，我还在北京大学兼课。
1937年到1948年，我在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当时暂迁在四川乐山县）、湖南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教英国文学、希腊文学、翻译课等。
这十几年，我断断续续翻译希腊戏剧，在商务印书馆和重庆古今出版社出版了八种。
（二）
1950年以来，我继续翻译希腊戏剧和其他希腊著作，出版了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索福克勒斯悲剧四种（其中两种即将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书）、欧里庇得斯悲剧五种、阿里斯托芬喜剧五种、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伊索寓言》、琉善的讽刺……文章。
我已经编好古希腊小说选，目前正在编古希腊散文选。所谓“古希腊散文”，主要指政治演说和法庭诉讼辞，这样的文学作品是空前绝后的。
古希腊著作是不大好翻译的。据说，学习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梵文。一个正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三百个字形；困难还不限于此，而在于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古希腊语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章法来。其次是抄本古老，而且有许多笔误和篡改，不容易读懂。还有，古希腊文学作品内容深奥，典故繁多。最难懂的希腊悲剧是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这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悲剧，值得下一番苦功夫译出的。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既深奥又晦涩。我先勉强完成了初译稿。后来，我得到G. F.……埃尔斯编注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论证》，读后对这部著作算是有了相当的理解，这才定稿。这个译本学究气太浓，极不易读。《诗学》中有一些字句难以理解，翻译时加了一些注释。
（三）
《伊索寓言》是一部蜚声文坛之作，由我和陈洪文、王焕生、冯文华三同志合译。我们见到的各种英译本，都不大忠实于希腊原文。各种旧的中译本大都是根据英文转译的，所以也不忠实于希腊原文。汤森（G. F. Townsend）的英译本收三百多个寓言，算是比较好的，但也不够忠实。此书已有周启明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1963年版），是根据希腊原文译出的，忠实有余而失之于生硬，不大好读。另有一种法译本，相当忠实，译文很生动、活泼。《伊索寓言》的原文文字是很简单的，可是我们四个人却奈何它不得。我们起了四次稿，还是难以表达原文的简练、生动、朴素、自然。经过长期反复推敲，译文才算定稿。下面拟略举数例，以表明我们在译文定稿过程中遵循的原则。
力求忠实于希腊原文。如《狼和狗》结尾上的寓意句（即编纂者或后人所加的“教训”）。法译本解作：“忧愁烦恼，吃饭不香”，这是意译，很有风趣。但我们还是紧扣原文，译为：“这故事是说：处于忧患，不需要饱餐。”
又如《强盗和桑树》中桑树的对话，原译为：“我出一把力把你处死，一点也不感到苦恼。”原文akhthomai不是指“一般的口头痛苦”，而是指“内疚”。定稿时改为：“一点也不感到不安。”周译为：“我决不厌恶来帮助处你死刑。”这是欧化语。
力求简洁。如《海鸥和鹞子》中的鹞子说过一句话，周译为：“你这真是该当的，生成是一只鸟，却要在海上过你的生活。”这译文紧扣原文，但有些啰唆。我们译为：“你真是活该，生来是鸟类，却要在海上生活。”又如《行人和熊》开头有一句话，周直译为：“两个朋友走着一条路。一只熊在他们面前出现……”我们的初稿受周译的影响，照样直译，定稿时终于改为：“两个朋友一起上路。他们遇见一只熊……”
力求朴素。如《金枪鱼和海豚》中的寓意句，周译为：“有些人看见那是他自己的不幸的原因的人也是不幸，便容易忍受那灾难了。”这句译文，不容易读懂。我们的初稿是：“那些看见罪魁祸首遭殃的人，容易忍受自己的灾祸。”译得也不够明白。定稿时改为：“看见制造灾难的人遭殃，自己受到的灾难也就容易忍受了。”
力求生动、形象化。如《富人和哭丧女》中有这样一句话，初稿是：“而这些毫无关系的人”，定稿时改为：“而这些非亲非故的人。”意思并没有什么变动，文字则比较生动、易懂。又如《开玩笑的牧人》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样，牧人丧失了他的羊群了。”定稿时改为意译：“这样，牧人的羊就被狼吃掉了。”这样译比较形象化。
力求避免欧化语。《驴、狐狸和狮子》中有这样几个字：“ton epertemenon（悬在上面的）kindunon（危险）”。原译为：“面临的危险”。这是欧化语。定稿时改为：“大难临头”。这是我们的现成语。又如《小偷和公鸡》的开头一句，初稿译为“几个小偷钻进一户人家，除了一只公鸡，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是欧化语。定稿时改为：“没找到别的，只找到一只公鸡。”
古希腊语和我们的语言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主词少、代名词少、形容词少、动词少等。但是古希腊人喜欢用连接词kai（和、与、及）。《小猪和狐狸》中第一句话，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某个人用驴驮着山羊和绵羊和小猪运进城。”初稿按照西方语的习惯译为“山羊、绵羊和小猪”。定稿时改为“山羊、绵羊、小猪”。这是我们的口头语。有时，我们把这个希腊字译成“有”。例如，我们把《驴和狗》中的一句话译为：“有干草，有大麦，有麸子。”
以上这些例子，说明了翻译的艰辛。
翻译理论，众说纷纭。有人求“化”；有人求“神似”；有人求“形似”基础上的“神似”；有人求“传神”；有人求“原文的精神实质”；有人求“原作的节奏”；有人求“再创造”；有人求“言外意思的补充”。
我提不出什么翻译理论，只能谈一点肤浅的看法。翻译上的“信、达、雅”，我是兼顾的。我力求忠实于原著，以保留一点“异乡情调”。例如，我把honon phos译为“看见阳光”，而不译为“生存在世”。这就引起了一种说法：李健吾译的《普罗米修斯被绑》一读即懂，罗某译的同一出悲剧，读时要想一想才能懂。如果想一想都不懂，词不达意，问题就大了。有时候无法忠实于原文，我就只好译个大意。至于“雅”，据说严复的意思是指典雅的“古文”而言。但是翻译古希腊悲剧是有一般意义的“雅”的问题，因为这种悲剧很雅致，翻译时应当力求保持原有的风格。我有一位朋友，他从我译的悲剧《阿伽门农》第456—502行中抽出下面这些词句：“杀人如麻”、“多行不义”、“侥幸成功”、“命运逆转”、“受尽折磨”、“湮没无闻”、“无法挽救”、“垂头丧气”、“喜上加喜”，以证明译者采用的是雅语—文学语言。他认为译者有古文根底，注意遣词造句，译文显得典雅、自然而流畅。这是过誉。
至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则是又雅又不雅。诚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的，阿里斯托芬的树上有幻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吵闹。喜剧中不雅的地方，不能加以雅化，但是，完全保留原来的词义也不好，可以冲淡一些或译得含蓄一些。至于米南德的“新喜剧”，则是相当优雅的，剧中没有插科打诨，翻译的时候不能卖弄文笔，逗人发笑。世界上是有这种不引人发笑的喜剧，所以喜剧并不完全等于“笑剧”。
为了追求“雅”，有人把古希腊文学的朴质加以美化，例如，把“城市遭毁灭”美化为“兰亭化烟云”，就和古典风格不相合。英国著名学者G.默里翻译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时，在“夜”字上加一个“黑”字，他的弟子T. S.……艾略特便认为这位老师把欧里庇得斯弄死了。
我有一位写诗的朋友，多年来一直劝我用诗体翻译，徐迟同志也曾鼓励我把荷马史诗翻译成诗。我也想试用诗体，但感到困难甚多。古希腊的诗格律很严格，又不押尾韵；戏剧中的合唱歌又讲究对称，翻译时，不容易保存原来的形式。我用散文翻译悲剧时，偶尔无意间采用“六音步的诗行”。例如《阿伽门农》第503—505行：
啊，我的祖国，阿耳戈斯的土地！
一别十年，今天好容易回到你这里！
多少希望都断了缆，只一个系得稳。
这种形式和抒情调子是和希腊悲剧相适合的。但是照这样译下去，是很困难的。
古希腊文学很注重形式和结构，戏剧的结构尤为谨严。我一直把戏剧中的场次和合唱歌区分开来，使读者能体会到有机整体是如何构成的。
古希腊著作中最难译的，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名词。我有个不良的癖好，专爱抠这种字眼。天神颁发的预言或回答，一般译为“神谕”、“神答”、“神托”，我认为译作“神示”比较好。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上前”，是指人物退场后，歌队“上前”和观众直接谈话的一段戏，其中有许多曲调，我因此译为“插曲”。至于两支合唱歌之间的一段戏，其中只偶尔有曲调，一般译为“插曲”，我却主张译为“场”，即一场戏的“场”。
古希腊文学作品多以神话和历史为题材，内容涉及面甚广，译本必须加注，才能使读者深入理解。现在，有好些译本不加注，往往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我自己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每个典故必注，每个人名、地名必注，以致流于繁琐。我现在接受读者的意见，把注简化了。
回顾过去，辛苦连绵，成就有限。我不过是步先行者的后尘，在十万大山中踏出了一条小径；康庄大道尚有待我们的翻译大师们去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