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走上翻译文学道路有自己的生活际遇，曾为谋取生活，也确实在翻译工作上下过一番苦工夫。此刻日薄西山，抚今追昔，我想简单地总结一下经验。
我于1904年7月12日出生在四川威远县连界场。1910到1918年，在家乡读私塾，父亲也曾开馆教过我两三年。我读过《四书》、《古文观止》、《左传》、《史记》、《唐诗三百首》、《诗经》等古书，作过文言文。1918—1922年，我在四川资中县、荣县、成都念了一年高小、三年旧制中学。这个时期我学习了英语，教师有几位是教会学校的美国人。1922年到1929年，我在旧制清华学校念书。刚进清华时念的英语课本是打仗的故事，什么Achilles（阿喀琉斯）打Hector（赫克托耳），念了一个月，我才知道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故事。这本书引起了我对古希腊文学的兴趣，但是当时我志在数学和自然科学。
1926至1929年，家里炼铁生意停业，没有钱供我念书，我只好放弃科学，改学文学，因为我要靠卖文为生，而卖文要靠翻译才行。我的散文习作只能卖一元千字，翻译却能卖三元千字。我一年翻译两三篇英国作家哈代的短篇小说，在天津《国闻周报》上发表，就不至于挨饿。这些小说后来汇集成哈代短篇小说集《儿子的抗议》（与同班人卢木野合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1929年）。这个时期我还自英文译出中世纪拉丁学生歌《醇酒·妇人·诗歌》（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此外，我还与陈麟瑞（林率）合译了德国施笃谟的中篇小说《傀儡师保尔》（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我的德文程度很肤浅，译文不够忠实。这本书有点版税，送给沈从文了。
1929至1933年，我在美国俄亥俄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乃尔大学念英美文学和古希腊文学。我念古希腊文学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上面提及的对荷马史诗的爱好。第二，是我初入清华时读了三遍迪金森（Dickinson）的《希腊人的人生观》一书的英文原本（后来有彭基相的译本），这本书我读不大懂，但觉得古希腊人的人生观和生活很有意义。第三，是我在1928年选读了詹谟森（R. D. Jameson）讲授的欧洲文学史，先生对古希腊文学评价甚高。我当时阅读了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的英译本，我写的读书报告得到先生的奖励。第四，是清华高年级同学朱湘对我启发，他很称赞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二十一岁时用英文写成一首致希腊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的十四行诗，他在美国念过古希腊文。说希腊文很啰唆，但有趣味。第五，是我想学一种冷门功课，免得同别人竞争。我初到美国时，与上海一家出版社订了一个合同，翻译美国当代小说家辛克莱（Sinclaire）的小说《山城》。我才译了两三章，听说上海已有译本出版。后来一打听，才知道那位译者是将日文译本改动一些字，不起稿，不抄录就出书了。我一气之下就放弃了英美文学。1933年我从希腊原文译出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的剧本《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由赵元任先生介绍给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至1934年，我在雅典入美国古典学院，读四门功课：雅典城地方志、古希腊建筑、古希腊雕刻、古希腊悲剧。大部分时间是到希腊各地去参观古迹。这一学年生活非常丰富，使我沉浸在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中，了解到希腊的风土人情。
我于1934年深秋才回国，其时各大学都已开学。我在上海见到李济之先生，他介绍我到北平去找胡适。我于10月间去看胡适，他要我在客厅里等一等。我等了好些时候，他才出来，手里拿着的是我那部古希腊悲剧译稿，问我是哪里的人。我回答，是四川人。他说：“难怪你分不清n和1的读音，译稿中这种误译甚多。”他留我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书，每月支八十元。
我开始译古希腊戏剧。到了年底，觉得这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到陕西去做考古工作。我在西安莲湖公园发掘出一座汉墓，并在宝鸡斗鸡台发掘出古陈仓城的城墙。但北平研究院考古组的田野工作在1935年初夏就结束了，于是我又回到北平。除了翻译工作外，我还在北京大学兼几点钟课。
1937至1943年，我在四川大学、武汉大学（在四川乐山县）、湖南大学、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教英国文学、希腊文学、翻译等课。
这十几年，我断断续续翻译希腊戏剧，在商务印书馆和重庆古今出版社出版了八种，其中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至今没有机会出新的版本。这些译本文字相当旧。但是出乎我的意外，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郑效洵同志曾经告诉我，他宁可读我的旧译本，认为我的新译本可能比较忠实，但意味不浓。
1952年院系调整时，我由清华转入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部分于1964年由文学所分出来，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现在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在这里工作到现在。
自1950年起，我继续翻译希腊戏剧和别的希腊著作，出版了下面这些译本。
①《阿里斯托芬喜剧集》（与杨宪益、周启明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中的《阿卡奈人》和《骑士》，《云》是旧译，已修订。
②《欧里庇得斯悲剧集》第一卷（与周启明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中的《阿尔刻提斯》和《美狄亚》，都是旧译。第二卷（1957年）中的《特洛亚妇女》和《伊菲革涅亚在陶洛人里》，都是旧译。第三卷（1958年）中的《酒神的伴侣》。《美狄亚》和《特洛亚妇女》合并为《欧里庇得斯悲剧二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③《埃斯库罗斯悲剧二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中的《阿伽门农》、《普罗米修斯》（即《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是旧译。
④《索福克勒斯悲剧二种》（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中的《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王》是旧译。
⑤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蛙》的后半部，载文学所的《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
⑥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著作《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⑦《意大利简史》，与朱海观合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
⑧《琉善哲学文选》，与陈洪文、王焕生、冯文华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⑨《伊索寓言》，与陈洪文、王焕生、冯文华合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⑩《阿里斯托芬喜剧二种》：《马蜂》和《地母节妇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
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著作《修辞学》第三卷第七、八两章，载《世界文苑》第一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此书已译出。
《索福克勒斯悲剧两种》：《特剌喀斯少女》、《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此剧曾在1979年第二期《外国戏剧资料》上发表），湖南人民出版社，即出。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修订本，即出。
普鲁塔克的《并列传记》（即《希腊罗马名人传》）中的《狄摩西尼传》和《西塞罗传》，商务印书馆，即出。
此外，我还有一些古希腊戏剧译稿，没有机会出版，原因据说是早年有人批评希腊戏剧出得太多了。
古希腊著作是不大好翻译的。据说学习古希腊语的难度仅次于印度的梵文。单说一个正规希腊动词的变化就将近有三百个字形，困难还不在这里，而在于不规则的词形变化。古希腊语不大讲究语法，几乎任何一个字都可以放在句首，读者要从杂乱的语句中找出一条语法来。其次是抄本古老，而且有许多笔误和篡改，不容易读懂。还有，古希腊文学作品内容深奥，典故繁多。最难懂的希腊悲剧是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在我动笔翻译之前，此剧已有石璞的译本（收入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第二集第576种，1937年）和叶君健的译本（文化生活出版社，1946年）。这两种译本我都读过，其中一些地方我看不大懂，对这剧的希腊原文我也是似懂非懂。看不懂就动笔，是翻译上的大忌。后来，我得到夫楞开尔（Eduard Fraenkel）编注的《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牛津本，1950年），凡三卷，第一卷是原文和英译文；第二、三两卷是注解，是大本子，共882页。整出剧才1673行，平均每行有半页注解。此外，我还参考了三种别的版本和注解，这才勉强下笔翻译。我认为这是古希腊最杰出的悲剧，值得下辛苦的工夫。
古希腊悲剧二十年代有杨晦译的《被幽囚的普罗米修斯》，后来有赵家璧译的《美狄亚》（收入生活书店《世界文库》第一卷，1935年，这个译本曾于抗战初期在四川江安的戏剧学院上演，据导演陈治策说，演出很动人）和李健吾译的《普罗米修斯被绑》（平明出版社，1951年）。此外，还有陈国桦译的《特洛亚妇女》和卢剑波译的索福克勒斯的《特剌喀斯少女》、《菲罗克忒忒斯》、《厄勒克特拉》、《俄狄浦斯在科罗诺斯》，均尚未出版。以上这些译本和译稿各有长处，我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至于朱湘（1904—1933）译的古希腊悲剧数种，早已遗失，我未能见到，甚是可惜。
我翻译的阿里斯托芬喜剧曾受到欧阳予倩先生的奖励。《阿里斯托芬喜剧集》曾于1954年得到苏联学者雅荷（Яρxo）的好评，他认为我在《云》第666行把阴性的鸡译为“鸡婆”，既有地方色彩，又有喜剧意味。使他感到不满足的，是我们没有收入《和平》一剧。我当时认为这剧的斗争性不强，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和平主义思想。
顺便谈谈希腊国家剧院于1979年10月来我国演出的情况。直到那年秋天，我才打听出上演的剧目是埃斯库罗斯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腓尼基少女》，以致许多准备工作已经来不及做。这两出悲剧我们都有译本，希腊友人听了感到惊异。但演出采用的是现代希腊语译本，现代希腊语和古代希腊语差别甚远，所以我们必须从现代希腊语转译出来。为此，王培荣同志昼夜赶译，译文交给我时，限我两三天整理出来，真是辛苦。本来要打字幕，但译文定稿后，已来不及做字幕，临时改用同声传译，效果相当好。二千多年前的情节复杂的古典戏剧，是不可能用字幕说明的，这个教训应当记取。
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既深奥又晦涩。我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得到朱光潜、杨绛、钱锺书、水建馥等同志的帮助，勉强完成初稿，但对书中一些疑难问题还是不甚理解。后来，我得到厄尔斯（G. F. Else）编注的《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论证》（E. G. Brill与衣阿华大学联合出版，1957年），这也是一本大书，非常难读，读后对这部著作算是有了初步的理解，这才定稿。这个译本学究气太浓，不容易阅读。约在1963年，李健吾同志编辑西方戏剧理论史（可惜这部百余万言的书稿已经在动乱年代中遗失了），他曾依照传统的解释对我的《诗学》译文加以修改，并且把文字通俗化，把注解简化。我已经根据这个改本的底稿整理出一个修订本。此外，这部著作早年有傅东华的译本（商务印书馆，1926年），解放后又有天蓝的译本。这两种译本各有所长，而且很好读。
《伊索寓言》想来文字是很简单的，可是我们四个人却奈何它不得。我们起了四次稿，还是难以表达原文的简练、生动、朴素、自然。感谢毕树棠、水建馥、余士雄、刘安义等同志对译稿提出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据水建馥说，没有一本书译得像这本书这样忠实。这个译本被认为比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旧译本好一些，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这本书是我们自1974年起偷偷摸摸地翻译的。后来北京大学王永江同志知道了，他来问我们，伊索寓言是不是奴隶的作品？经过一番考证，我们认为大部分是奴隶的口头创作。王永江根据这个论断写出“伊索寓言的哲学思想”一章，放在他主编的《欧洲哲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的卷首，这是一个创举。他的论点遭到一些人反对，只有少数人赞同。学术问题是可以争鸣的。反对的人认为奴隶没有文化，不可能有哲学思想。古希腊的情况是这样的：今日身为自由人，明日城破便沦为奴隶，因此不少奴隶是有教养、有文化的，这种人必然有自己的哲学思想，尽管不一定能成系统。
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文字上不难，但内容涉及很多历史事实，不容易弄清楚。原来我答应编订此书的一小部分，后来商务印书馆要出全集，两百万言的译文不是我能编订的。好在这项工作已另有人承担，全集分三卷，先出第一卷。这部著作曾有许多人翻译，早年有徐祖正的译稿，我读过其中的一篇。我曾劝这位老人把译稿拿出来，可惜不久他就去世了。我还听说前几年有一家出版社收到此书的全部译文，没有出书。我认为名著翻译应当有个计划，以免造成浪费。我曾于1963年在报上建议成立文学翻译所，没有下文。
我在翻译《意大利简史》的时候，遇到许多困难。当时《希腊简史》已经有人在翻译，上面一定要把这本书分配给我们。文学作品在当时是不许碰的，历史著作则由于在外事和社会上有需要，许可翻译。这本书文字简单，但自罗马时期到现在两千多年的历史背景十分复杂，有许多内容我不熟悉。我得到的教训是，隔了行是不行的。十年动乱中，我只做了这件事情，大好时光我用来参加“运动”，形同虚掷。
除了上述各种翻译外，我还做了一件与翻译有些类似的工作，就是编写古希腊语—汉语字典。这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好在有杨业治同志当顾问，水建馥同志合作，我才接受了这个任务。我们尽最大努力把字义解释清楚，一般的古希腊字典都没有能做到这一点，使阅读者感到茫然。近代的古希腊语字典的第一个编订者是德国学者帕索（Franz Passow），他编订的古希腊语—德语大字典是很有名的，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存有此书。这部字典由克勒内（W. Cronert）自1912年开始修订，三年内连第一个字母a还没有编到一半。这个修订本至今尚未见出书。英国学者利德尔（H. G. Liddell）和斯科特（R. Scott）曾根据帕索本编成希英大字典，这本书已于1925—1940年由琼斯（H. S. Jones）修订，此修订本是比较好的古希腊语字典，我们的各大图书馆都已经有了。至于由旧本希英大字典缩编的小型希英字典，到现在仍然是1878年的版本，从未修订。这本书有不少错误，但由于收有不规则的词形变化，所以有利于初学，值得购买。据说最好的大型字典是《古希腊语—西班牙语字典》，由1980年开始出分册，至今尚未出齐。
翻译上的信、达、雅，我是兼顾的。我力求忠实于原著，以保留一点“异乡情调”，例如我把horon phos译为“看见阳光”，而不译为“生存在世”。这就引起了一种说法：李健吾译的《普罗米修斯被绑》一读即懂，罗某译的同一出悲剧，读时要想一想才能懂。如果想一想都不懂，词不达意，问题就大了。有时候无法忠实于原文，我就译个大意，例如，阿里斯托芬的喜剧《骑士》第26行要引出“逃跑”一词，不能译为“逃—跑—逃跑”，可以借用我们的“反切”，译为“得奥—不奥—逃跑”。至于“雅”，据说严复的意思是指典雅的“古文”而言。但是翻译古希腊悲剧是有一般意义的“雅”的问题，因为这种悲剧很雅致，翻译时应当力求保持原有的风格。我有一位朋友，他从我译的悲剧《阿伽门农》第456—502行中抽出下面这些词句：“杀人如麻”，“多行不义”，“侥幸成功”，“命运逆转”，“受尽折磨”，“湮没无闻”，“无法挽救”，“垂头丧气”，“喜上加喜”，以证明译者采用的是雅语—文学语言。他认为译者有古文根底，注意遣词构句，译文显得典雅、自然而又流畅。这是过誉。
至于阿里斯托芬的喜剧，则是又雅又不雅，诚如德国诗人海涅所说的，阿里斯托芬的树上有思想的奇花开放，有夜莺歌唱，也有猢狲吵闹。对于喜剧中不雅的地方不能加以雅化，但是完全保留原来的词义也不好，可以冲淡一些或译得含蓄一些，例如，采用我国旧小说中的“那话儿”，而不必像《红楼梦》中那样赤裸裸地讲出来。至于米南德的“新喜剧”，则是相当优雅的，剧中没有插科打诨，翻译的时候不能卖弄文笔，逗人发笑。世界上是有这种不引人发笑的喜剧，所以喜剧并不完全等于“笑剧”。
为了追求“雅”，有人把古希腊文学的朴质加以美化，例如，把“城市遭毁灭”美化为“兰亭化烟云”，就和古典风格不相合。英国著名学者墨雷（G. Murray）在翻译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时候，在“夜”字上加一个“黑”字，他的弟子艾略特（T. S. Eliot）便认为这位老师把欧里庇得斯弄死了。
我有一位写诗的朋友，多年来一直劝我用诗体翻译，徐迟同志也曾鼓励我把荷马史诗翻译成诗。我也想试用诗体，但感到困难甚多。古希腊的诗格律很严格，又不押尾韵，戏剧中的合唱歌又讲究对称，因此在翻译的时候，不容易保存原来的形式。我用散文翻译悲剧时，偶尔无意间采用“六音步的诗行”，例如《阿伽门农》第503—505行：
啊，我的祖国，阿耳戈斯的土地！
一别十年，今天好容易回到你这里！
多少希望都断了缆，只一个系得稳。
这种形式和抒情调子是和希腊悲剧相适合的。但是照这样译下去，是很困难的。我想先用诗体试译古希腊的抒情诗。
古希腊文学很注重形式和结构，戏剧的结构尤为谨严。我一直把戏剧中的场次和合唱歌区分开来，使读者能体会到有机整体是如何构成的。这个办法有人不赞成，说我把一个整体支解分离了。把这些组成部分连接起来，是轻而易举的事。
古希腊著作中最难译的，是一些有特殊意义的名词。我有个不良的癖好，专爱抠这种字眼。天神颁发的预言或回答，一般译为“神谕”、“神答”、“神托”，我认为译作“神示”比较好。阿里斯托芬喜剧中的“上前”，是指人物退场后，歌队“上前”和观众直接谈话的一段戏，其中有许多曲调，我因此译为“插曲”。至于两支合唱歌之间的一戏段，其中只偶尔有曲调，一般译为“插曲”，我却主张译为“场”，一场戏的“场”。
哲学上的术语也见于古希腊文学作品中，我曾在《古希腊哲学术语译名管见》一文（载《国内哲学动态》，1981年第10期）中谈及下面这些术语。柏拉图哲学中的ideai ，一般译为“理念”或“理式”，我认为ideai与“理”无关，应当译为“原型”。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形而上学》，应当译为《物理后学》（原文如此），其中主要讨论“形式因”，“形而上学讨论形式”，就成了一个矛盾的语句。……还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所谈论的tekhne， dialektike，是指“问答式论辩的艺术”，应当译为“论辩术”，不应当译为“辩证法”，因为这师徒两人只有“辩证思想”，而没有“辩证法”，我们不能给这后一个术语两种不同的解释，那样办会引起混乱。
古希腊文学作品多以神话和历史为题材，内容牵涉甚广，所以译本必须加注，才能使读者深入理解。现在有好些译本不加注，往往使读者如坠五里雾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我自己却走向另一个极端，每个典故必注，每个人名、地名必注，以致流于烦琐。我现在接受读者的意见，把注简化了。
古希腊经典著作的版本，一般都加上传统的行号、节号或标准页码，便于读者参阅。现在有许多这类名著的译本，并未标出这些号码，以致查起来非常费事，须先查希腊原文的号码，然后对照译文寻找有关的段落。我们将出一本古希腊悲剧资料和一本荷马史诗资料，这两本书中提起成千的行号供读者参考。如果译本不标出号码，我们就难以参阅。
最后，谈谈译音问题。译音不统一，会引起混乱。古希腊著作中的专名，现在越来越乱。荷马史诗中的希腊英雄Akhilleus的译名叫阿喀琉斯，又叫阿基琉斯，又叫阿戏留，又叫阿溪里。希腊神话中的美神Aphrodite的译名叫阿佛洛狄忒，又叫阿芙洛狄谛，又叫阿罗蒂，又叫阿芙罗狄蒂。这样多的指同一个人物的译名会增加阅读的困难。统一译名的办法之一，是共同商定一个译音表，凡无惯译的专名均照表译音。我自1936年起就在希腊戏剧的译本中附上古希腊语译音表，各译本中的表时有改动。我的原则是不同的古希腊字音用不同的汉字译音，所以剧中的译名大都可以按照译音表推测出原文的名字。到了1957年，我制定的“希腊拉丁专名译音表”才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西方语文》杂志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此表有缺点，但对统一译名起了一些作用，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各种希腊文学书籍都采用此表的译音。1978年，我在几位同志（其中一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的帮助下，对这个表加以修订。修订表附在本文后面，下面是这个修订表的注解。
（1）拉丁字母i在元音之前或元音之间成为辅音，读国际音标j，有少数例外。但是在用来拼写古希腊字时，拉丁字母i即使在元音之前或元音之间，仍读国际音标i。（2）拉丁字母y是专门用来拼写希腊字母υ的，这个希腊字母的大楷很像拉丁字母y，因此我们在用拉丁字母来拼写希腊字时，也用y来拼写希腊字母υ，只有碰到双元音时，我们才用u来拼写希腊字母υ。（3）eu快读，近于国际音标ju：。（4）ευ快读，近于国际音标ju：。（5）ηυ快读，近于国际音标ju：。（6）ui快读，近于国际音标wi。（7）am〔am〕=an〔an〕。（8）αμ〔am〕=αν〔an〕。（9）em〔em〕=en〔en〕。（10）εμ〔em〕=εν〔en〕。（11）ημ〔e：m〕=ην〔e：n〕。（12）im〔in〕=in〔in〕。（13）um〔um〕=un〔un〕。（14）ιμ〔im〕=〔in〕。（15）υμ〔ym〕=υν〔yn〕。（16）om〔m, oum〕=on〔n, oun〕。（17）oμ〔m〕=oν〔n〕。（18）ωμ〔oum〕=ων〔oun〕。（19）在字尾作亚。（20）翁不合用时，改用昂。（21）拉丁字母b在s或t之前，读国际音标p。（22）旧表原作朋。（23）原作该。（24）原作顿。（25）拉丁字母z是专门用来拼写希腊字母ζ的。（26）原作匝。（27）原作仄。（28）原作最。（29）原作左。（30）拉丁字母th=t+h，这两个母字是专门用来拼写希腊字母θ的。（31）希腊字母θ=t+h，但是这两个字母后来读成国际音标θ。（32）原作堤。（33）原作屯。（34）拉丁字母c原来代表g，所以人名Caius的第一个字母c仍读国际音标g，（也可以写成Gaius）。（35）拉丁字母k是专门用来拼写希腊字母k的，只用于字首。这种字只有几个。（36）拉丁字母ch=k+h，这两个字母是专门用来拼写希腊字母x的（不读国际音标ts）。（37）希腊字母x=k+h，但是这个字母后来读成国际音标h（等于古希腊语的送气符号），所以现代在西方有人把这个字母读成h。（38）喀是呕吐声，见于《列子·说符》：“两手据地而欧（呕）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喀读国际音ke，不读ka。古希腊语中没有j音，所以一般惯用来译ki的“基”字，不适用于古希腊语。（39）原作罗。（40）原作路。（41）m一般用“姆”字来译音，“姆”字见用于“保姆”一词中，等于“母”，所以“保姆”又作“保母”。“姆”字不合用，例如，把英国散文家Lamb的名字译成“兰姆”，这个男人就变成了女人了。最好是仿照佛经译音的办法，借用一个字的读音而不借用那个字的意义，在左旁加上一个“口”字，如“口母”，读m，见于《新华字典》1971年修订重印本第283页。（42）在阴性字尾作玛。在阴性字的字首及字中也可以作玛。（43）原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