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体会 ［1］
中共中央编译局为了纪念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要我撰写一篇有关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回忆。这使我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我有机会写出一些关于学习和翻译经典著作的体会，作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微薄献礼；惭愧的是我学习得不够，翻译得太少，实在微不足道。尤其是令我惭愧的，我对马克思主义觉醒太晚，开始学习和翻译太晚。这一点我应对那些在困难条件下筚路蓝缕开始翻译经典著作的先进前辈深表敬意。
在解放后，由于在党内外同志的帮助下，在学习和翻译经典著作的过程中，我感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渐有进一步理解和认识，并增加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感情。试就自己的一些经历和体会作一简单的回忆和汇报。
1951年，我在图书馆里从德文本的《马恩全集》里看到了马克思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一文，认为对黑格尔哲学批判研究很有指导作用。我根据德文版的《马恩全集》和狄茨出版社1953年版《神圣家族及其它早期著作》将这篇文章译成中文。译出后，我将译稿交给当时《新建设》杂志主编费青同志（费青同志已于1957年去世，他在1955年曾翻译出版了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他和我一起，共同仔细认真、逐字逐句、互相商酌，讨论了两三次，才把大约二万字的文章修改出来。这样，这篇难译的文章终于1954年在《新建设》上发表出来，次年出版了单行本。
正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和哲学的一般批判》这篇文章里，我们碰见了专门名词“异化”（“自我异化”或“自我异己化”）。其后，何思敬同志在他所译的《经济学—哲学手稿》里，又用“疏远化”一词。此外还出现“异化”的反面“同化”（Vereignen）或“自我化”的译名，感到唯物辩证法特别注重范畴，马克思在文内曾明白提出“逻辑学—精神的货币，人和自然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有深刻义蕴的名言。因而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精神的货币”就扬弃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范畴。
很感到遗憾的是，恩格斯早年关于批评谢林的三篇文章，1955年前后人民出版社曾一再向我组稿，我因忙于别的工作未能译出。
1957年2、3月间，我参加了冯定同志为首的访问苏联的哲学代表团。莫斯科哲学研究所在一次小型座谈会上特意挑选了一位水平较高的、新授予学位的副博士在会上报告了他写作副博士论文的经过和内容。恰好我当时刚从德文本读了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一书，而这个副博士的论文正是关于“德谟克利特的哲学”的，这引起了我的特殊兴趣和注意。可是听后，我发现他没有参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当我问他时，他答道：“那究竟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不可以作为依据。”我又对他说：“即使马克思早期的博土论文不够成熟，但参考、介绍一下马克思的材料、观点总是可以的”。
从苏联回来后，我就着手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翻译工作。我是根据德文版的《马恩全集》和1956年莫斯科国家政治文学出版社的俄文本《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译为中文的。于1958年在《哲学译丛》第一期上发表，1961年出版单行本，1972年再版单行本。
马克思的德文原著附有未经翻译的希腊文及拉丁文原始材料很多，我参考一些英文著作，特别根据俄文译本才勉强将本书译出来。又经通晓俄文的同志校阅一遍才发表的。从学习和翻译马克思《博士论文》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青年马克思写论文时谨严、认真的科学态度真是很不寻常。马克思首先深入、广博地研究和掌握大量的原始材料，大量地搜集了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史家和传记家们的材料，用来论证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进一步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唯物论并包含有道德实践和辩证法的新因素。马克思为了驳斥古代和近代许多哲学家所持的谬论，即认为伊壁鸠鲁的哲学只是“抄袭”甚至“剽窃”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马克思的办法是首先把对立面的材料一条一条地摆出来，然后对这些材料根据自己搜集的较深入、较全面的材料和用发展的观点一一加以驳斥。这是一种“入虎穴、得虎子”的方法和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本来这种摆事实，讲道理的革命学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传播已经在我国家喻户晓了，但在“四人帮”的“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优良传统都被他们破坏了。
1957年5月前后，中央编译局师哲同志主持召开了一次座谈会。他在会上说：“这次开会的目的就是对翻译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翻译标准问题进行一次研究。”我被邀在会上作了发言，首先谈到对翻译性质的认识问题，我说：解放前有很多留学生轻视翻译，不顾不懂外文的广大读者需要，只以自己能看外文书、说外国语，甚至用外文讲课为满足。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这项工作，广大读者也迫切需要翻译。我自己素来感到翻译工作的重要。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建设，它是向科学进军的后勤工作。它的特殊意义尤其在于使思想家特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说中国话，使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外国学问成为中国化，在中国生根。这次发言的某些想法在1959年9月22日《文汇报》发表的《十年来西方哲学的翻译工作》一文中也有所反映。我又谈到：为了要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赶上国际水平，作为资料准备的翻译工作也必须赶上国际水平。我们的译文无论就质和量的水平上都必须赶上国际水平。就时间而言，有许多大部头的著作如丛书、文库、全集等，我们的翻译出版也要力争赶在别国之前完成。
此外我着重谈了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问题，说：有了科学研究作基础的翻译，译文自然有较高的质量，也可以做出有研究和批判意义的导言、引言、注释和注解，这样也就可以赶上和超过外国较好的标准译品；同时翻译工作能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则译文的内容自然会更忠实可靠，更能确切地表达原文和原著的意思，保证译文的质量，对这样的译著，读者自然会特别相信，且喜闻乐见。
这种翻译与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也是一种对原著极为有效的学习和理解的过程。因此，与科学研究相结合的翻译必定会使我们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理论的水准进一步提高。
1977年夏，我参加了中央编译局和中央党校举办的关于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某些疑难段落的翻译的商榷讨论。党校的韩树英同志、编译局的顾锦屏同志、哲学所杨一之同志、北大熊伟同志和外语学院的青年同志多人出席。在会上我对恩格斯这一经典著作的书名提出翻译的意见。我以为恩格斯书中似乎没有说费尔巴哈结束或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其中Ausgang一词不是“终结”的意思，而以译为“出发”或“出路”比较合适。因为在此书的序言中恩格斯谈到写本文的目的时说：“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足见这书目的一，是要强调费尔巴哈处于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中间环节”关系的地位。恩格斯又说：“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Ausgang）并且怎样同它脱离，作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笫207—208页）。这里“出发”二字，德文原本同书名一样，也是Ausgang。同一词在密切相关的书名和序言里作截然不同的翻译，似应有所说明或注释才好。序言中所说与“黑格尔哲学脱离”似乎是指扬弃、批判改造，把唯心辩证法颠倒成唯物辩证法而言，也不一定是指“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是强调费尔巴哈在德国古典唯心论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那次讨论时间较短，我自己也没有把意思说清楚。当时发言的人中有个别同志部分同意我的意见，有的同志指出“终结”一词是根据普列汉诺夫俄译本的译法。更多的意见谓“终结”的译名通行已久，一时不易改动，必须经过广泛讨论后，意见比较一致时，才可作出修改。我认为这次初步讨论，是个很好的开端。
最近，朱光潜先生在他的《美学拾穗集》（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第43页）中也不约而同地谈到了这一问题，基本上和我的看法相近。他认为根据最近的英文译本《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注文中把“Ausgang”一词译为“Outcome”，“Outcome”应译为“结果”或“成果”更为妥当，不然“一字之差可能在一般人心中引起误解”。按朱先生这种意见只消改动一个字,那就更简单明了省事多了。
我想借纪念马克思逝世百年这个机会，把这个问题再提出来请求大家指正，以表示“一名之立，岁月踟蹰”对于编译马恩著作的关切和尊重，不知道是否合适?看来有机会通过群众展开讨论，对于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工作是会有所帮助的。
［1］本文原载于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