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的眼睛，”他父亲对他说，指着自己的一只眼，那是一只没有睫毛的老眼睛，挤在满是皱纹的眼皮中间，圆得就像鸟眼，“主人的眼睛能养肥马匹。”
“是的。”儿子说，他坐在粗木做的桌子旁边，桌子在高大的无花果树阴影下。
“那么，”父亲说，那根手指仍举在眼睛下，“你去麦地上，他们收麦子时，你待在那里看着。”
儿子的手插在口袋里，一丝风吹动了他穿着短袖衬衫的后背。
“我走了。”他说，但没动。母鸡在啄地上那些被碾扁的无花果残余。
看到儿子像风中的芦竹一样那么自甘堕落地懒散下去，老头儿时不时感到火气倍增。他把袋子从仓库里拖到外面来，搅肥料，把命令和咒骂撒到弯着腰的人们身上，还威胁一条被拴住的狗，那狗在一团苍蝇下吠叫不止。主人的儿子既没动弹，也没把手从口袋里掏出来，就那样待着，眼光缠在地面上，嘴唇做出吹口哨的动作，就好像对耗费体力表示十分不满。
“主人的眼睛。”老头儿说道。
“我走了。”儿子答道，然后就不紧不慢地走了。
儿子在葡萄园的小径上走着，手仍插在口袋里，走路时鞋跟抬得不是很高。他父亲一双握成拳头的大手背在身后，两腿叉得很开，站在无花果树下，看了他一阵；有好些回，父亲都想冲儿子身后喊上几句，但终是没喊出来，又搅起了那一把把肥料。
儿子去的路上，又看见山谷里的颜色，又听见果园里的大胡蜂嗡嗡作响。他在遥远的城市里待上数月后，总会待得衰弱无力，每次回老家时，也总能重新发现自己土地上的空气和那高深的寂静，就好像一种对童年遗忘已久的呼唤，还伴随着懊悔。每次他来到自己土地上的时候，待在那里，就像是在等待什么奇迹——我会回来的，而那时一切都会有一种意义，我这山谷农场里节节递减的绿色，劳作工人们那亘古不变的动作，还有每棵植物、每条枝蔓的生长；这片土地的愤怒也会抓住我，就像抓住我父亲那样，使我再也不能离开此地。
麦地长在一块多石的陡峭坡子上，在那里，在灰色的荒地中间，吃劲地长着一块黄色的长方形，还有两株黑色的柏树，一株在上，一株在下，就好像在守着这块地。麦地上有人，还有挥舞的镰刀；黄色一点点地消失了，就像是被抹掉了一般，下面于是冒出灰色。主人的儿子嘴巴里含着一根草，抄着近路爬上了光秃秃的坡子；麦地里，人们显然早已看到他上来，也早就评论过他的到来了。他知道人们是怎么看他的：老头儿是疯子，而他儿子是傻子。
“好啊。”乌·贝对刚到的他说。
“好啊。”主人的儿子道。
“好啊。”其他人也说。
主人的儿子就答道：“好啊。”
好了，他们互相之间所有该说的都已经说掉了。于是，主人的儿子坐在麦地边缘，手仍插在口袋里。
“好啊”，从上面一块地里又传来一个声音——是正在拾穗的弗朗切斯吉娜。他于是又说了一遍：“好啊。”
人们在寂静中收割着。乌·贝是个老头儿，黄色的皮肤皱兮兮地挂在骨头上；乌·凯正值中年，多毛而敦实；纳宁是个年轻人，红头发，瘦高个，他身上的衬衫汗津津地贴在身上，每抡一下镰刀，他的脊梁就会露出来一小截。吉鲁米娜老太蹲在地上拾落穗，就像一只黝黑而结实的母鸡。弗朗切斯吉娜在最高的那片地上，正唱着收音机里的一支歌。每次她一俯身，腿就露了出来，一直露到膝盖后面。
主人的儿子不好意思在那里看着他们，直挺挺地就像株柏树，无所事事地晃在那群劳动者中间。“现在，”他想，“我叫他们给我镰刀，我也来试试。”但他也没吭声，静望着地里立着的那些又黄又硬、被割下的麦穗梗。反正，他也不会使镰刀，会丢脸的。拾穗嘛，这他倒是做得来，女人干的活儿。他弯下腰，捡了两根麦穗，丢进吉鲁米娜老太的黑围裙里。
“您小心别踩到我还没收过的地方。”吉鲁米娜老太说。
主人的儿子又坐到麦地边上，嚼着一根麦秸。
“今年比去年多吧？”他问。
“比去年少，”乌·凯说，“一年比一年少。”
“是因为，”乌·贝说，“二月的冰冻。您记得二月的那场冰冻吗？”
“记得。”主人的儿子说。但他其实不记得了。
“是因为，”吉鲁米娜老太说，“三月的冰雹。您记得三月的那场冰雹吗？”
“是下过冰雹。”主人的儿子说，还是在说谎。
“要我说，”纳宁说，“是因为四月的旱灾。您记得那场旱灾吗？”
“整个四月都是。”主人的儿子说。他什么都不记得。
人们现在谈起了雨水、冰霜和旱情，主人的儿子全不在这些话题之内，游离于土地轮作事宜之外。主人的眼睛。他仅仅是一只眼睛。但这只眼睛有什么用呢，只是一只眼睛，跟一切都毫无关系？这只眼睛甚至都看不见东西。当然，如果他父亲在那里的话，能用辱骂活埋这些人，会发现活儿哪儿没做好，他们手脚是不是太慢，哪些农作物快要烂掉。他几乎感到，在那些地里，需要他父亲的呵斥，就好比如果看到一个人开枪，就会感到需要鼓膜里的爆裂声。他永远不会对这些人叫嚷，而他们正是因为知道这个，于是继续懒洋洋地干活。但是当然，比起他来，他们更喜欢他父亲，他父亲让他们干活，他父亲让他们在那些山羊才爬得了的陡峭坡子上种麦子和收麦子，但是他父亲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不是，他是个不相干的人，只知道吃他们的劳动成果，他知道他们鄙视他，甚至恨他。
现在人们又聊起一个他到之前就已经开始的话题，是关于山谷里的一个女人的。
“他们是这么说的，”吉鲁米娜老太说，“和教区神甫在一起。”
“对的，对的，”乌·贝说，“教区神甫跟她说：‘如果你来，我就给你两里拉。’”
“两里拉？”纳宁问。
“两里拉。”乌·贝说。
“那时的两里拉。”乌·凯说。
“那时的两里拉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纳宁问。
“不少钱呐。”乌·凯说。
“他妈的。”纳宁说。
所有人都为那女人的故事笑得很开心；主人的儿子也笑了，但不是很明白那些故事有什么意思，也不是很明白那些瘦骨嶙峋、长着胡髭、穿着黑衣的女人们的爱情。
弗朗切斯吉娜也会变成这样的。现在她正唱着收音机里的歌，在最高的麦地上拾落穗，每次她一俯身，衬裙就被提了上去，白花花的皮肤一直露到膝盖后面。
“弗朗切斯吉娜，”纳宁对她喊，“你会为了两里拉跟神父走吗？”
弗朗切斯吉娜直挺挺地站在地里，胸前捧着一捆麦穗。
“两千里拉？”她喊道。
“他妈的，她说两千里拉。”纳宁犹豫地对其他人说。
“我既不跟神父一起，也不跟资产阶级一起。”弗朗切斯吉娜喊道。
“跟军人呢，就行了？”乌·凯喊道。
“也不和军人一起。”她答道，又拾起麦穗。
“弗朗切斯吉娜的腿真好看。”纳宁盯着她的腿说。
其他人也看着她的腿，都表示同意。
“又好看又直。”他们说。主人的儿子也望过去，就好像之前没看过一样，也表示赞同。尽管，他知道她的腿并不算好看，硬硬的全是肌肉，毛还多。
“你什么时候去参军，纳宁？”吉鲁米娜说。
“他妈的，这要看免服兵役的体检他们让不让我过了，”纳宁说，“如果这仗还打不完，他们也会叫我去的，哪怕我胸围不够。”
“美国真的参战了？”乌·凯问主人的儿子。
“美国。”主人的儿子说。也许现在他能说点什么了。“美国和日本。”他说，然后又沉默了。别的他还能说什么？
“谁更厉害：美国还是日本？”
“两个都很厉害。”主人的儿子说。
“英国厉害吗？”
“唔，英国也很厉害。”
“那俄国呢？”
“俄国也很厉害。”
“德国呢？”
“德国也是。”
“我们呢？”
“战争会很长，”主人的儿子说，“一场长久战。”
“上次世界大战时，”乌·贝说，“在森林里有个山洞，洞里躲着十个逃兵。”他指着上面松林的方向。
“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的话，要不了多久，”纳宁说，“我敢说我们也得落到洞里去。”
“谁知道啊，”乌·凯说，“谁知道会怎么样啊？”
“所有的战争，”乌·贝说，“都是这样结束的。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该经历的都经历了。”其他人应道。
主人的儿子咬着麦秸，穿过麦地向上头走去，一直走到弗朗切斯吉娜那里。当她俯身拾麦穗时，他就看着她膝盖后面那白花花的皮肤。也许她没那么难搞，他已经打算追她了。
“你从来没进过城吗，弗朗切斯吉娜？”他问。这种搭讪的方式很蠢。
“有时我星期天下午会去。如果有集市的话，大家都去集市，否则就去电影院。”
她说话时停下了手里的活儿。这不是他想要的：如果他父亲看见可就糟了！自己不仅没看着他们，反倒拉干活儿的女人说话。
“你喜欢进城吗？”
“是啊，我喜欢。可晚上回到山上后，又能怎么样。星期一又要开始了，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呃。”他咬着麦秸说了一声。现在得让她单独待着，否则她再也不会工作了。他转了身，下去了。
下边地里的人们几乎已经干完活了，纳宁把麦穗捆在窗帘布里，扛在肩上，下山了。海面很高，已经过了半山腰，并在日落的地方被染上了一层紫色。主人的儿子看着他的土地，上面全是石头和硬邦邦的庄稼茬，明白了对这片土地来说，不管怎么样自己永远只能是个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