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父亲的一个错误，他常犯错误当中的一个。他让那个从小山村里来的男孩替我们看羊。男孩到的那天，他想请那孩子和我们同桌吃饭。
我们的父亲不明白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不明白一间像我们家这样的饭厅和他们那些烟熏石头房子之间的差别，我们家的饭厅里尽是手工雕出的家具，深色图案的地毯，还有彩绘陶砖，而他们房子的地面只是夯实的土地，烟囱帽上饰着因沾满了苍蝇而发黑的报纸。我们的父亲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很愉快，也不拘礼节，比如不想让别人在上菜时给他换盘子。每当他去打猎时，所有的人都会邀请他，晚上还会找他排解纠纷。我们做儿子的就不一样了。我哥哥因为那副心照不宣的沉默嘴脸，或许还能博得某种鲁莽的信任；而我深知人和人之间的交谈究竟有多困难，每时每刻我都能感到，阶级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会像旋涡一样在我跟前展开。
他进来了，我在读报纸。我父亲拿他大谈特谈，这有什么必要？他只会更蒙。然而不是这样的。我抬起眼睛，他站在饭厅正中央，手很沉，下巴顶着胸膛，但他双眼望着前方，目光很固执。他是个跟我一般年纪的牧羊人，头发浓密而僵硬，脸部轮廓曲成弧形——额头，眼眶，下颌骨。他穿着件大兵风格的深色衬衫，纽扣勉强一直扣到喉结，在那件窝窝囊囊穿在身上的破大衣里，好像随时会伸出一双关节粗大的瘦手，他那双硕大迟缓的鞋子踩在亮堂堂的地板上。
“这是我儿子奎因托，”我父亲说，“在上高中。”我起身，试图做出一个微笑的表情，我伸出的手碰到了他的手，但很快我们就把手收回了，甚至都没有对视。这时我父亲已经开始说我了，一些对谁都无关紧要的小事，还说了我再要多久就能结束学业，说一次我们去那个孩子老家附近打猎时我打死了一只睡鼠；每当我觉得他说得不对时，就耸耸肩，说：“你是说我？才不是呢！”牧羊人一直没说话，也没动，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见。他不时朝一面墙或一张帘子迅速望上一眼，就好像一头在笼子里寻找什么缝隙的野兽。
我父亲已经改变了话题，他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说着小伙子老家那边山谷里种植的某些蔬菜，还问了那小伙子好些问题，而小伙子呢，下巴仍顶在胸前，嘴巴半闭着，一直回答说自己不知道。我躲在报纸后，等着上菜。但我父亲已经让客人坐下了，还从厨房里带来一根黄瓜，并帮他在汤盘里切了起来。黄瓜切得很薄，非让客人吃，父亲说，这是餐前菜。
这时我母亲进来了，她个子很高，穿着黑衣服，衣服上有蕾丝花边，顺滑的白发间有一条不动声色的分缝。“啊，这就是我们的小牧羊人，”她说，“你一路过来还好吧？”小伙子没起身，也没搭话，他抬起双眼，目光落到我母亲身上，那目光中饱含着不信任与不理解。我是全身心地站在他这一边的，我很反感我母亲那种温情而优越的语调，她那种主人式的以“你”相称；她要是像我们父亲那样说方言该多好！但她却用标准的意大利语说话，一种冷冰冰的意大利语，就像一堵大理石的墙，横在可怜的牧羊人面前。
我想把话题从他身上转移开，以此来保护他。于是我读了报上的一则新闻，一则只可能让我父母感兴趣的新闻，是关于在非洲某处刚发现的一片矿层，那里住着我们一些熟人。我故意选了一则不可能与客人有丝毫关联的新闻，里面都是些他不知道的名字；这样做不是为了进一步孤立他，而是为了给他周围挖条沟，让他喘口气，好分散一下我父母对他那折磨人的注意力。也许我的举动也被他理解错了，只得到一种相反的效果。因为我父亲又重新提起他的非洲经历，用某些地域、居民和动物乱七八糟的名称，把那小伙子给弄糊涂了。
正准备上汤时，我外婆坐在轮椅上出现了，她被我可怜的姐姐克里斯蒂娜推着。他们必须对着外婆耳朵里大声嚷嚷，来告诉她发生了什么事。我母亲甚至正式地介绍起来：“这是乔万尼诺[26]，他会给我们看羊。这是我母亲，这是我女儿克里斯蒂娜。”
听到她这么叫他“乔万尼诺”，我都为他羞得脸红；谁知道那名字用山区那种地道、粗俗的方言读起来会是个什么样。那肯定是他第一次听见自己被这么叫唤。
我外婆用那族长式的平静点了点头：“好孩子乔万尼诺，我们希望你别让羊逃走，唔！”我姐姐克里斯蒂娜，半藏在轮椅椅背后，因为在为数不多的访客中，总会看到一些贵客，便胆战心惊地探出脸来，喃喃道了一句“非常高兴认识你”，然后把手伸给年轻人，而他只是重重地擦碰了一下她的手。
牧羊人坐在椅子上边，但肩膀却顶在后面，双手摊在桌布上，看着我外婆，就像着了迷一般。那个僵硬地坐在巨大轮椅中的小老太，用手在空中含糊地示意着什么，从她的半截手套中露出了毫无血色的手指，那雪崩般的皱纹底下是一张极小的脸，脸上架着一副对准了他的眼镜，正尽量从双眼传递出的一堆模糊阴影和色彩中，辨认出一些形状，还有她那种像在读书似的意大利语表达方式。所有的这一切，都一定使他感到很新奇，这和他遇到过的其他暮年者形象大不相同。
我可怜的姐姐克里斯蒂娜，就迷惑的程度来看，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就像每次看到新面孔时，她就会走到饭厅中央，那双永远相扣的手收在披肩下，披肩衬出她畸形的肩膀，她还会抬起那双清浅而惊愕的双眼，望向窗户上的玻璃，几绺灰发把头发划成一道一道的，脸庞被久居在家的怠倦搞得很难看，她说：“海里有艘小船，我看见[27]它了。两个水手划呀，划呀。然后这船经过了一座房子的屋顶后，就再没人看到它了。”
现在我真希望客人能立刻意识到我们姐姐的悲伤境况，这样就可以不用再注意这事，不用耗在那里做各种猜测了。于是我跳起来，带着一种勉强且完全不合时宜的仇恨说道：“但你怎么可能从我们的窗户前看到有人在船上呢？我们离那里那么远。”
我姐姐继续透过玻璃望向远方，不是在看海而是看天：“两个男人在一艘船上，划呀划呀。船上有面旗子，是三色旗[28]。”
那时我才发现，牧羊人在听我姐姐说话时，并没有表现出其他人出现时带给他的那种拘束感。也许他终于找着什么属于他概念中的东西了，一个我们的世界和他的世界可以交会的地方。我想起在山里的农舍间，常常会碰上一些疯子，他们能在门槛上云状的苍蝇堆里坐上好几个小时，说着哀怨的谵语，使乡下的夜晚忧伤起来。也许他能理解我们家的这种不幸，是因为他老家的人对这种不幸相当了解，正是这不幸才使他靠近我们，而不是我父亲古怪的友善，不是女人们那母性的呵护姿态，也不是我那笨手笨脚的回避。
我哥哥照常来晚了，大家都已经拿起勺子了。他进来后，在我父亲给他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介绍他之前，扫一眼就全明白了。“我儿子马可，学的是公证员。”而我哥哥已经坐下吃饭了，眼睛都不眨一下的，谁都不看，冷冷的眼镜黑得好像穿不透一样，那忧郁的胡子光滑而僵硬。他怎么说都该跟大家打一声招呼，并为自己的晚到道歉，也许还应该跟客人微笑一下的，然而他是既没张嘴，也没皱一下无情的额头。现在我知道牧羊人身边有个极强大的同盟，这个同盟会用他石头般的缄默来保护他，会在那种不适的沉闷气氛中给他开辟一条出路，这条路只有他，马可，能创造得出来。
牧羊人吃着，身子一直佝偻到汤盘上，他吃饭时动静很大，稀里哗啦的。在这点上，我们三个男人都站在他那边，把装模作样的礼节留给女人：我们父亲是豪爽喧闹的生性使然，我哥哥是因为蛮横地决意要这么做，我是因为粗鲁无礼。我对这个新联盟，对我们四人跟女人们的这种反抗很是满意，因为这样一来，牧羊人就不再孤单了。这下女人们当然是不赞同的，她们没这么说是为了不羞辱我们双方，既不当着客人的面羞辱家里的男人，也不当着我们的面羞辱客人。但牧羊人意识到这一点了吗？当然没有。
我母亲反攻了，却是极温柔的，她问：“你多大了呀，乔万尼诺？”
男孩子报了个数，听起来像是在大叫。然后他细声慢语地重复了一遍。“什么？”外婆问着，说了个错误的数字。“不，是这个。”每个人都对着她耳朵里大喊着原先那个数。只有我哥哥没说话。“比奎因托大一岁”，我母亲发现了这一点，当然还得再跟外婆解释。我对自己和他之间的这个比较感到痛苦不堪，他得靠看别人的羊来过活，浑身都是绵羊的臭气，劲大得能劈倒栎树，而我成天耗在躺椅上，挨着收音机，读着歌剧台词的小册子，很快就要去念大学了，我不想直接穿法兰绒的衣服，只是因为它会把我的后背弄得很痒。不管是我要成为他还欠缺的那些东西，还是他要成为我还欠缺的那些东西，都让我感到一种不公，使我和他都成了两种不完整的存在，多疑而羞愧地躲在那个汤盆后面。
正是那时，我们的外婆说：“跟我说说，你已经参军了吗？”这是个不合适的话题；他那一年的兵还没有征，刚刚做过第一轮体检。
“教皇的士兵。”我们父亲说了一句不能使别人发笑的俏皮话，他总是这样。
“他们让我再检一次[29]。”牧羊人说。
“哦，”我们的外婆说，“免服兵役？”声音中颇含反对和惋惜。就算真是这样，我想，你又生这么大气干吗？
“不，是再检一次。”“什么是再检一次？”然后又得给她解释。
“教皇的士兵，哈，哈，教皇的士兵。”我们父亲说得很开心。
“啊，希望你可别生什么病啊。”我们的外婆说。
“就在体检那天生病。”牧羊人说，幸好我外婆没听到。
就在那时，我哥哥把脑袋从盘子上抬起来，透过他眼镜上的玻璃，他传达出一种东西，像是直接投向客人的一眼，那是默契的一眼，他的胡子在嘴唇边展开，也许是在微笑，就像是说：“你随他们去吧，我很理解你，对于这种事情，我很了解的。”马可就是靠那些信手拈来的同谋信号来博得好感的，自那以后，每当他要回答什么问题时，牧羊人就总会以那些“不是吗？”来求助于他。但我发现了，在我哥哥马可那谨慎而人性化的亲和力源头，既有对我们父亲那种渴望获得他人赞同的需要，也有对我们母亲那种贵族式优越感的需要。我想就算牧羊人与他结盟，他的孤独感也不会少到哪儿去。
于是，我觉得自己能说一些也许能让他感兴趣的东西，于是就解释，我已经申请了退伍，直到学习结束。可我这么一提，我们两人之间的天壤之别又凸显出来；即使在那些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灾难的事情上，我们也不可能有任何共同之处，比如当兵。
这时我姐姐找到了一条出路：“对不起，您，是要去当骑兵吗？”倘若我外婆没接上这个话题说：“哎呀，今天的骑兵啊……”，我姐姐的问题也许不会引起注意。
牧羊人低声说了一句类似这样的话：“阿尔卑斯山地狙击兵……”我和我哥哥发现，就在那时，我们母亲也加入联盟中来，她肯定觉得那场对话的主题很愚蠢。那么，她为什么不干预一下，来换个话题呢？幸好我父亲不再重复“哈，教皇的士兵……”了，而是问在森林里会不会长蘑菇。
就这样，整个进餐过程中，我们一直都在打这场仗，我们三个小伙子对抗着一个残酷而和气的世界，三人之间却无法认清盟友，也互相充满了怀疑。我哥哥吃过水果后，做了一个很夸张的动作表示吃完了——他掏出一小包烟，递给客人一根。他们把烟点上，没向任何人征求许可，而这，则是整顿饭的过程中最完满的团结时刻。我被排除在外了，因为只要我还在念高中，我父母就不准我吸烟。我哥哥已经心满意足了，他站起来，抽了两口，默不作声地从高处望着我们，就像来的时候一样，然后他转过身去，走了。
我父亲点上烟斗，打开收音机听新闻。牧羊人盯着那个收音机，双手摊在膝盖上，眼睛睁得老大，红通通的全是泪。在那双眼睛里，一定还浮现着田地后高高在上的村庄，大山里的峰回路转，还有栗树林的深处。我父亲不让人听新闻，一直在说国际联盟的坏话，我则趁机从饭厅里出来。
有关牧羊人小伙子的思绪整晚都追随着我们。我们在吊灯微弱的灯光中安静地吃着晚饭，摆脱不掉那个他现在正一个人待在我们地上农舍里的想法。他现在一定已经喝完加热过的汤了，正躺在麦秆上，周围几乎一片漆黑，能听到那下面山羊们在攒动，在冲撞，还有它们牙齿磨草的声音。牧羊人会出去，面对海的方向有点雾气，空气很潮湿。一小股泉水在寂静之中谨慎地打着呼噜。牧羊人沿着爬满野生常春藤的路走过去，饮着水，尽管不渴。萤火虫时隐时现，就像是厚厚实实的一大群。他在空中挥了挥胳膊，并没有碰到它们。